爱华网2008届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016065 杨强
指导老师：梁工
摘要：“世纪末”文艺思潮是18世纪末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产物。它就曾给世界各国文坛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经常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潮。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著名文人，此时日本文坛上的时代风气正是这种“世纪末”文艺思潮。本文将梳理“世纪末”文艺思潮的流变历程，进而结合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学背景，试图阐释芥川在黑暗的“世纪末”文艺思潮笼罩下的突围与挣扎。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世纪末”文艺思潮、挣扎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近代杰出作家，有“鬼才”之誉，也是日本20世纪初“新思潮”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集现实主义、新理智主义和新技巧主义文学于一身。芥川出生八个月后“丧母”（母亲精神失常，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寄居舅父家，成为舅父芥川道章家的养子。因舅父家地处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墨客萃聚之处，加之舅父喜欢南画和徘句，因此芥川自幼就得以在这样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中成长。芥川自幼聪明、好学善思，但体弱多病、神经敏感，这些都对其以后创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在芥川的小说里，主人公心灵上大都负载着矛盾的行囊，他们在这个凄雨迷离、幻象万千的尘世中突围、挣扎，妄图找到尘世生活的最佳栖息所。除小说《桔子》（1919年5月）外，芥川的小说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世纪末”气息。在其自传性的小说《傻瓜的一生 五0 俘虏》（1927年10月）中，芥川就明确地阐释了他自身的这种精神特质----- “世纪末”气质。“你（作者的一位朋友——笔者注）和我都给恶魔附体——给所谓的世纪末恶魔附体了。”
（一）“世纪末”文艺思潮产生原因及其流变历程
“世纪”或“世纪末”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或概念了。季羡林老先生曾经在《东方文化集成》序言里说：
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就是人为的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变更，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酥，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1〕
这样一人为创造的概念，“世纪末”却深刻地影响着许多人，以至于在文学领域内甚至出现了“世纪末病”这样一种现象。正如王国维先生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话不单适用于中国文学发展，也适应于世界其它各地的文学发展。“世纪末病”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亚健康状态”的综合症状，它带来的不是人外在身体机能的明显衰退，而是人内在精神特质的整体滑坡。在文学领域内，“世纪末病”引发了世界文坛上的一种“世纪末”文艺思潮，而这种文艺思潮又诱发了世界范围内许多文人作家创作心灵上的“世纪末情结”。“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威力是十分强大的，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世界文学研究、文学思潮史研究等领域的许多学者的关注。
“世纪末”文艺思潮的产生固然与一个时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当社会处在极度萧条、经济下滑或市场极度疲软之时，创作主体会因对现实社会的极度关注而导致其不得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 “世纪末”文艺思潮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上。“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是由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的社会政治状态所决定的。”〔2〕在那个时代里“贫富对立变得更加尖锐、阶级压迫更加残酷、资产阶级的恶德败行以最丑恶的形式表现出来。法国革命后的现实宣告了启蒙主义理想的破灭，在广大社会阶层中引起了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浪漫主义文学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 〔3〕在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推行过程中，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不断地冲突、交锋，才最终导致浪漫主义的文学特质得以凸现。正如梁实秋先生在《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里说：
古典主义者最尊贵人的头，浪漫主义者最尊贵人的心。头是理性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源泉，里面包着热血。古典主义者说：“我思考，所以我是。”浪漫主义者说：“我感觉，所以我是。”古典主义者说：“我凭着最高的理性，可以达到真实境界。”浪漫主义者说：“我有美妙的灵魂，可以超越一切。”按照人的常态，换句话说，按照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理性应该是占最高的位置。但浪漫主义者最反对的就是常态，他们在心血沸腾的时候，如痴如醉，凭借着情感的力量，想象到九霄云外，理性完全失去了驾驭的力量。〔4〕
后来梁先生在《拜伦与浪漫主义》说得更加明显：“大半的浪漫诗人都是多少有一点Nymphilepsy的病态，他们渴求着的理想的美而永无厌足。”〔5〕正是因为浪漫主义者渴求无厌足的美和理想，于是在浪漫主义的信条中就有疯狂、阴郁、病态。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对现实社会的极度不满，才导致一批浪漫主义者揭竿而起，以强大的感性思想（浪漫主义）潜流代替理性思考（古典主义）潜流。这一点，从浪漫主义始祖雨果（Vrigo）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里可以一窥堂奥。《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作家雨果所给予的光辉形象所笼罩，但当他听说到有一个“假冉阿让”即将要被执行死刑审判时，他表现出来的是苦闷、阴郁，并且尝试着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拯救这种黑暗的社会现状，尽管当时的社会局势对于他来说是很不利的。在《巴黎圣母院》中，病态的（长相奇丑，这是雨果对于伽西莫多最为刻意的漫画式夸张）伽西莫多，只知对其所爱慕的艾思米拉达进行忠实的保护而对其他芸芸大众则表现出没有丝毫怜悯心，当其面对举着火把，声势浩大跑来圣母院营救艾思米拉达的普通吉普塞百姓和穷苦大众时，浪漫主义者雨果让其塑造的伽西莫多残忍地把这些民众误杀。这两小说的主人公可以说相当程度上都是感性超越一切的人，因此我们在他们身上都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世纪末”气息，即：感性、苦闷、阴郁、病态。
如果说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者最先开启了西方文学里的“世纪末情结”，那么19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则将这种情结铺扬到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境界。19世纪后期，一些西方资产阶级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而又无力反抗，对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理解和感到恐惧，于是对现实感到幻灭，对前途丧失信心，产生苦闷、彷徨、悲观、颓废的思想情绪，而唯美主义文学流派则典型是这种“世纪末情结”的发扬者。唯美主义文学最大的特征是鼓吹“生活艺术化”，其目的是为了反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庸俗的风尚和功利主义思想。这点我们可以从西方唯美主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里看出来，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变态的色情，并且配以华丽、堕落的场面，让人联想到奢侈、淫乱。稍后诞生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以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为基础，通过描写现实世界中的神秘、荒诞来讽刺社会，间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丑陋行径。从这种历时流变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世纪末”文艺思潮在西方文学史中一直是薪火延存的。
创作主体的个人性格、成长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创作风格或文本风格。创作主体方面，最早明确地提出过自己患了“世纪末的忧郁”，是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感伤主义者斯泰恩。在《感伤的旅行》的序言里他就说自己已沾染上了“世纪末的病魔”。后来这个可怕的病魔，从感伤主义这里生根发芽，使得感伤主义作家纷纷把现实矛盾看成是理性社会的罪恶，因而对理性采取否定态度。他们在作品中批评贵族与大资产阶级的罪恶，同情下层人民的处境。
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方面，最早表现出患了“世纪末病”的是19世纪初期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1802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勒内》里的主人公勒内。
主人公法国贵族勒内在忧郁孤独中长大，成人后到处漫游，对一切都投以没落的慨叹，感到人生无常。他患了“世纪末病”，曾想自杀……主人公勒内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表现出“世纪末病”特征的浪漫主义“英雄”形象。〔6〕
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殖民扩张，欧洲文学也被移植、嫁接到世界其它各地。中国文学史上也像中国政治、经济史上一样，都有过一阵很浓烈的“欧风美雨”。当西方文明势如潮水般涌来之际，一些自强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希望能在西方文明里索取新的能源来强大民族的力量。而这种“世纪末”文艺思潮或“世纪末病”也使得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难以抵挡，沦为其俘虏。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亦遭受过 “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近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就在这种思潮的控制下产生了文艺创作上的“世纪末情结”。
郁达夫的文学气质比较复杂，但主要是受近代欧洲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也接受世纪末文艺思潮的果实，同时具有放浪形骸的中国名士气度和现代的自由民主精神。〔7〕
要求个性解放而又遭到社会压抑的年轻一代，在本国文学承传和外国抒情文学的双重影响下，不能自禁地要通过写作来表达内心的激情。〔8〕
正如钱理群等教授的分析，“《沉沦》通过人物的日记披露自己内心的苦痛与企求，《茑萝行》、《杨梅烧酒》里的人物，原来也想为祖国为社会做一番事业，可社会给予他们的则是经济困窘与政治的压迫，最终使其有的失望出国，有的颓唐堕落”〔9〕……郁达夫喜欢在自己小说中掺入个人身影和个人主观感受，在日本留学痛苦压抑的经历以及郁达夫多愁善感的心理特征自然而然地就导致他小说形成一股浓烈的压抑、苦闷、病态的“世纪末”气息。
被郁达夫称为自己创作风格的“直系的传代者”文学研究会作家王以仁，1926年自杀失踪，留下一部8万字的《孤雁》。“全书展示一个时代青年落魄、流浪、还乡、沉沦，终于死去的生活历程，其中坦率的自我暴露和大段独白，病态的心理描写和伤感的格调，情绪极为凄清、低沉。”〔10〕五四后近代中国文坛，从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到人生派的写实小说，再到“自叙传”抒情小说及主观型叙述小说，都受到了“世纪末”文艺思潮影响，只是或彰或隐、或多或少的问题。也即是说“世纪末”文艺思潮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期（1919-1929）内牢牢盘踞过。
有 “世纪末情结”特质的作家大致可以定义为：出生在“世纪末”，而创作成熟在下一个社会萧条、经济下滑的跨世纪作家，他们大都持有纯粹的艺术观，即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终极目标，或多或少曾受到过“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并且这些人几乎可以曼延成一个相互影响的群体或说形成了 “世纪末”文艺思潮的作家星系。如：波德莱尔、兰波、葛西善德、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张爱玲、庐隐、郁达夫、王以仁……通览这些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把“世纪末”文艺思潮的美学特质简单地归纳为：感性、怀疑、苦闷、颓废、病态、绝望。在美学意义上，“世纪末”文艺思潮影响下作品一反“盛世文风”的汪洋恣肆和浮华空灵，其美学特质是在片刻的狂躁和疯狂后又沉溺于极度的苦闷、颓废之中。如果说“盛世文风”是早晨汹涌澎湃的海潮，生机盎然和朝气蓬勃，鼓舞人心甚至催人热血沸腾；那么“世纪末”文风则是黄昏时一池微波轻漾的春水，虽也有波澜意兴、虫鸣蛙吟之时，但终还是要归入平淡的静夜、抑或在更多情况下坠入更为阴郁、深沉、绝望的末世苍凉之中。
与中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有同样文化背景的日本，它在西方文明如洪水猛兽般冲击下也曾面临像中国这样尴尬的局面，所以 “世纪末”文艺思潮也在日本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而且影响日本大正文坛（1912-1927）长达15年之久。
（二）“世纪末” 文艺思潮影响下的大正文坛
“世纪末情结”在西方文学史上由浪漫主义者发端，唯美主义者将其推向极致，这是历时的流传。在共时层面，19、20世纪时“世纪末情结”如一种“传染性的瘟疫”，由欧美文坛而迅速波及中国、日本等文坛。
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5）文坛则典型是处在这种 “世纪末”文艺思潮的笼罩之下。大正时期虽仅15年，但由于进入20世纪以来，日本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直接地影响了大正时期的作家和他们的文学创作。
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夺得了海外殖民地的利益，带动了日本国内产业的迅速繁荣，日本资本主义一跃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另外一方面，工人阶级队伍也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扩大，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劳资纠纷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愈益尖锐，明治维新后发展现代化进程中累积起来的种种矛盾也一下子爆发出来。统治阶级为了稳定局势，便加强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1910-1911年发生了极刑处死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的“大逆事件”，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迫使他们回避对社会的批判……它给近代日本带来了苦恼、悲哀和无常的幻灭感，从而形成了一股世纪末的颓唐思潮。〔11〕
这是叶渭渠先生在其《日本文学思潮史》里给日本大正文坛“世纪末”文艺思潮产生的原因做出的描述。从日本民族的自我传统和大正时期发生的社会变革中，不难看出日本大正时期文学发展面貌。日本进入大正时期后，白桦派文学、唯美主义文学和新思潮文学纷纷登上日本文坛，曾在明治文坛（1868-1912年）辉煌一时的写实主义、复古主义、浪漫主义此时虽已偃旗息鼓，但仍产生着浸染式微的影响。此时日本文坛上的各种流派纷繁，时和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国际地位有很大关系的，此时日本正积极地向西方寻求进步的途径。
写实主义此时已演变为“私小说”，成为日本很有名气的文学样式。“世纪末”文艺思潮在“私小说”里显示出来的是病态、孤独、苦恼、无奈、痛苦、虚无、厌世。中村光夫曾把 “私小说”作家分为调和型私小说作家和幻灭型私小说作家。小说《悲哀的父亲》和《带着孩子》就是幻灭型私小说作家葛西善德（1887-1928）短暂一生窘迫生活的写照，《悲哀的父亲》描写一位孤独的诗人、悲哀的父亲---“他”----因付不起房租而“他”身边仅有的就是一床烂棉被、一张写字用的小茶几和一个破旧的小箱子。“他”为现实的痛苦所折磨，在忧伤和噩梦中无力地挣扎着。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艺术创造之路，并下决心坚定地走下去。葛西善德在这篇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他的内心里也充满了如雾一般冰凉的悲哀。茫茫无尽地执着追求，人世间各种不如意的烦事，无法逃避的宿命阴影，如同大块大块的霉菌一样将会吞噬他的心。”但“他”对艺术依旧抱有一颗执着的心。中村光夫在分析小说《悲哀的父亲》的结尾时说“就这样葛西善德通过白描似的手法和主人公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流露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虽然不满但自己却又无力加以改变,因此永远处于一种无奈的痛苦之中。”
大正时期的白桦派文学是以反对自然主义的姿态而出现的，白桦派诞生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以杂志《白桦》的创刊为标志。后来该派的有岛武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岛对资产阶级的前途产生了怀疑。于1922年发表了否定自身阶级、否定自我的《一篇宣言》，并将自己在北海道农场的土地全部出让给佃户，试图让自己从根本上脱离资产阶级的队伍。但后来因为苦于找不到自己最终的信仰，有苦恼转向虚无，于1923年6月9日与所喜爱的女记者波多秋野子一起，在轻井泽的别墅里自杀。
与白桦派文学几乎同时出现在日本大正文坛的还有唯美主义文学，该流派又被叫做耽美主义或者新浪漫主义。后期唯美主义文学主要是以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为代表。永井的作品或以西洋为题材，或陶醉于传统的江户文化中，大赞两者之美，借以表现自己对日本明治维新所提倡的“文明开化”的失望和不满；谷崎以美女、奢侈、变态的生活和繁华的都市为主题，竭力渲染“唯美至上”的享乐观或世纪末的颓废思想。
谷崎润一郎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他24岁时（191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刺青》和《麒麟》标志着他以唯美主义风格登上了日本文坛。谷崎往往着意于颓废、变态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作品的美学风格带有一种病态的“恶魔之美”，在其小说《刺青》里，谷崎认为自己所笃信的唯美至上的思想是能在自己认定的美女身上刺上自己最得意的文身，这既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夙愿，也是作者所认为的“最完美的美”，而这种“美”的实现却是通过施虐（sadism）和被施虐（masochism）。 谷崎的这种“恶魔之美”的文学追求我们可以从他的一次谈论西洋的谈话中看出端倪，在他的西洋谈话时曾说：
我所看到的巴黎全然是人世间难得的淫乐之国，是仅在梦里见到过的地方。不用说，我自己是顾不得身体和灵魂而被彻底地卷入到其旋涡中。……倘若酒之毒、香烟之毒、美食之毒、女人之毒等能麻痹五体置我于死的话，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每当我沉醉与欢乐之中时，我常感到这是否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我就是这样，边想着恐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死去的情况下乐在其中的。可是，这种“死的预感”并没有使我胆怯，反而让我勇敢地进入到了地狱深处。〔12〕
正因为这种欲死于“毒”中的欲望，才诞生了谷崎文学病态的“恶魔之美”。大正时期，另一唯美风格的作家佐藤春夫（1892-1964）的小说也带有厌世、忧郁的风格。在“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日本大正时期许多作家都选择了用怀疑、苦闷、颓废、病态、绝望等“世纪末情结”特质来表达他们的不安和焦躁。
（三）早期芥川，“世纪末情结”初已凸显
活跃在大正文坛的文学多面手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所谓新思潮派便是《新思潮》杂志所有同人的总称。不过在日本文学史上，则专指以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为代表的第三、四代同人。
据说，芥川在上小学四年级时曾作过一联句“但将落叶焚，夜见守护神”，这一句不仅显示出芥川早熟的文学才能，更凸显了芥川忧郁的性格特质。芥川自幼生性异常聪慧敏感、体质纤弱。这对一位男作家来说是上天特别馈赠的财富。这位体质纤弱的男孩涉猎的课外读物亦极其特殊，在芥川幼时到中学读过的一些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浓郁的“世纪末”文风，如：易卜生、法郎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依据文洁若先生的划分，把芥川短暂15年创作生涯划分为早、晚两期。1912年创作散文《大川之水》标志着芥川早期创作生涯的开端，1922年发表《百合》标志着芥川创作开始步入下一阶段。
“世纪末”文艺思潮在芥川早期（1912-1922）的小说里，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小说中主人公“矛盾交叠”的心理特性，以及芥川对于“阴郁”的客观环境的渲染。芥川早期小说多以历史小说为主，借古喻今，或取材于日本本土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如《罗门生》、《鼻子》、《地狱变》；或取材于近代传入日本的天主教故事，如《基督教之死》、《诸神的微笑》……芥川的早期小说虽用传统题材处理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与弊端，但仍不失传统儒雅知识分子性情温文尔雅的一面。渲染客观环境上苦心孤诣、描写主要人物矛盾心理入木三分，这是芥川一贯的作风。如家喻户晓的芥川代表作《罗生门》前5段，芥川大段大段地营造一个“阴郁”的氛围为主人公出场作铺垫。如：“朱漆斑驳的硕大圆柱上，唯独落着一只蟋蟀。”“不知打哪又聚来了许多乌鸦”“薄暮是天空逐渐地落下，抬头一看，门楼那斜身出去的雕瓦，正支撑着沉甸甸的乌云。”〔13〕《罗生门》这一短篇中就已显现了芥川早期小说主人公的共同的心理特质：矛盾交叠。在《鼻子》里，芥川更明白地说 “人的心中，总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14〕
小说《罗生门》取材于平安时代末期的话本小说《今昔物语集》第二十九卷第十八话“罗城门楼上遇尸记”。原来的故事很简单，前后只有500多字，讲叙了一个来京城的盗贼见天色尚早，怕别人发现，打算到罗城门楼上躲藏。盗贼到了第二楼的时候，发现一个老妪正在拔死人的头发。开始他以为自己遇见了鬼，惶恐不安。可后来听老妪说拔死人的头发是为了作假发卖钱时，便迅速剥光了老妪和死人身上的衣服，抢了老妪手中的死人头发而逃之夭夭。芥川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作了改写，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利己主义思想的罪恶，而且成功地展现了其内心的矛盾和逐步变化的过程。小说的开头写道：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宽广的门下，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只在朱漆斑驳的大圆柱上，蹲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正当朱雀大路，本该有不少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到这儿来避雨，可是现在却只有他一个。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数年来，接连遭了地震、台风、大火、饥懂等几次灾难，京城已格外荒凉了。照那时留下来的记载，还有把佛像、供具打碎，将带有朱漆和飞金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卖的。京城里的情况如此，像修理罗生门那样的事，当然也无人来管了。在这种荒凉景象中，便有狐狸和强盗来乘机作窝。甚至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把无主的尸体，扔到门里来了。所以一到夕阳西下，气象阴森，谁也不上这里来了。〔15〕
家将此时内心充满了矛盾：或是饿死或是再当强盗，别无他计。犹豫不决之间，他决定先爬上城楼熬过一夜再说。在上楼梯的黑暗中忽然他发现了一束火光，这时候家将发现了尸首堆里蹲着一个人，是穿棕色衣服，又矮又瘦象只猴子似的老婆子，最终当他得知此时站在他眼前的不是魔鬼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弱者，但是却企图从死人身上发财。家将的心理由恐惧过渡到愤怒，最后通过询问方得知原来老妪用此来做假发，卖钱糊口，实在是出于生计。而眼前那些死者，当年活命人人都干过作孽的事情。仆人因此领悟到：要生存便讲不得道德，于是：
他讥笑地说了一声，便下定了决心，立刻跨前一步，右手离开肿疱，抓住老婆子的大襟，狠狠地说：“那末，我剥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嘛。”
家将一下子把老婆子剥光，把缠住他大腿的老婆子一脚踢到尸体上，只跨了五大步便到了楼梯口，腋下夹着剥下的棕色衣服，一溜烟走下楼梯，消失在夜暗中了。〔16〕
如果说《今昔物语集》中的《罗城门》偏重的是讲叙世间奇闻怪事的话，芥川改写的《罗生门》则是着重描述了普通人刹那间堕落为强盗的过程，控诉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逼良为娼的罪恶。“人是自私和矛盾的”这是芥川通过小说《罗生门》想要表达的主题。以《罗生门》为开端，芥川陆续从《今昔物语集》中取材，创作了一大批小说，如《鼻子》、《竹林中》……
《地狱变》是根据《宇治拾遗物语》卷三改编的，分二十回连载于1918年5月的《大阪每日新闻》上，画师良秀相貌丑陋但是才华出众。某日，奉殿下之命在屏风上绘制一幅地狱图。因无法描绘人被大火烧死时的痛苦状，良秀因此提出要看牛车上贵妇被狱火烧死的情景。殿下许诺，并将一个“犯了罪的侍女”绑在车上活活烧死。岂料这侍女确是画师的独生女：
火焰逐渐包围了车篷，篷门上紫色的流苏被风火吹起，篷下冒起在黑夜中也显出白色的浓烟。车帘子，靠手，和顶篷上的钢绞链，炸裂开来，火星像雨点似的飞腾……景象十分凄厉。更骇人的，是沿着车子靠手，吐出万道红舌、烈烈升腾的火焰，像落在地上的红太阳，像突然迸爆的天火。刚才差一点叫出声来的我，现在已只能木然地张开大口，注视这恐怖的场面。可是作为父亲的良秀呢……
良秀那时的脸色，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当他茫然向车子奔去，忽然望见火焰升起，马上停下脚来，两臂依然伸向前面，眼睛好像要把当前的景象一下子吞进去似的，紧紧注视着包卷在火烟中的车子，满身映在红红的火光中，连胡子碴也看得很清楚，睁圆的眼，吓歪的嘴，和索索发抖的脸上的肌肉，历历如画地写出了他心头的恐怖、悲哀、惊慌，即使在刑场上要砍头的强盗，即使是拉上阎王殿的十恶不赦的罪魂，也不会有这样吓人的颜色。甚至那个力大无穷的武士，这时候也骇然失色，战战栗栗地望着大公。
可是大公却紧紧咬着嘴唇，不时恶狠狠地笑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个场景。在车子里——啊、啊；这时候我看到车中的闺女的情形，即使到了今天，也实在没有勇气讲下去了。她仰起被浓烟问住的苍白的脸，披着被火焰燃烧的长发，一下子变成了一支火炬，美丽的绣着樱花的宫袍——多惨厉的景象啊！特别是夜风吹散浓烟时，只见在火花缤纷的烈焰中，现出口咬黑发，在铁索中使劲挣扎的身子，活活地画出了地狱的苦难，从我到那位大力武士，都感到全身的毫毛一条条竖立了起来。 〔17〕
目睹惨状，画家先是惊恐、激愤、悲痛，继而陷入愉悦之境，全身心投入艺术的幻境中，交出画稿后，良秀便悬梁自尽了。这样的结局，是否也在预示着芥川的命运悲剧呢？
《蜘蛛之丝》是在印度因明哲学中取材，表达 “善、恶皆由一瞬间而产生”的主题思想，夹杂着主人公健陀矛盾交叠的心理。《地狱变》表达的深层哲理是说在艺术与强权的对立中，艺术家注定要失败的悲剧，小说中良秀将矛盾交叠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芥川在《地狱变》里坦言直陈画师良秀，说他“心中交织着惊惧、悲愤与讶异这种种情感。”
从这些历史小说中能判断出早期的芥川曾受到“世纪末”文艺思潮影响，芥川因此也产生了 “世纪末情结”。“世纪末情结”也同样投射在芥川创作的主人公的心理特质理，在芥川早期小说中，主人公也像芥川一样都是一些内心冲突激烈的矛盾儿，无可避免得沾染上了“世纪末病”。
（四）晚期芥川，挣扎于“世纪末”恶魔的牢笼中
德里达曾在《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说“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18〕
固然文洁若先生对芥川创作的分期有他独特的视角，而在我看来，芥川创作生涯若要截然地一分为二，也不无道理。但仔细研究芥川的小说，会发现实际上芥川的早、晚期创作有一种“渐进式”软着陆过程。在《毛利先生》、《南京的基督》、《杜子春》（1920年7月）、《阿律和孩子们》（1921年1月)、《秋山图》(1921年1月)、《竹林中》（1922年1月）中，我们都能发现芥川此时的小说正处在过渡期的痕迹。芥川风格转变的外部原因，与他的中国之行有一定的关联。在秦刚先生主编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里，年轻力壮的芥川即使是到了当时中国风景最为美好的西湖、姑苏城，笔下所描绘出来的风景也是“阴风苦雨愁煞人”的。
1921年3月底-7月中旬，芥川龙之介访问了中国，回国后除了创作《竹林中》、《六宫公主》等历史题材的小说外，他将写作题材逐步扩展到现实生活领域，并开始尝试一系列私小说风格的作品。1924年以后在健康逐步恶化的情况下，相继有《一块土》、《玄鹤山房》、《河童》、《齿轮》、《某傻子的一生》等作品问世，后期的作品风格呈现出前卫的色彩，体现了他为打破传统小说的式样所做出的非凡努力，以及在对社会现实批判愈加强烈的同时，对于人生的迷惘与绝望逐渐加重。〔19〕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芥川，此时受《大阪每日新闻》重托来中国大陆访问报导，沿途拜会了章太炎、辜鸿铬等中国国学的硕儒鸿彦和李人杰（即中国共产主义早期领导者李汉俊）等现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心仪已久的芥川，在访华期间目睹了一个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满目疮痍的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华古文明的衰败和整个社会的混乱。传统体制在中国已经土崩瓦解，而新兴力量方兴未艾。中国社会正在剧烈的动荡中，艰难地寻求着未来的方向，对乱世中国社会的现状，芥川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不满与失望。如其在谈论长沙时说：
长沙：这是一个人来人往的路上执行死刑的城市；是伤寒与疟疾横行的城市；是听得到水声的城市；即使是到了夜晚，石板路上还冒着暑气的城市；是连鸡都能威胁我似的齐声呐喊“芥川----”的城市。〔20〕
正是在长沙的独特经历，芥川回国后创作了小说《湖南的扇子》，这也是芥川唯一取材于中国之旅的一篇纪行体小说，在这篇小说里芥川通过对含芳、玉兰等妓女争相吃蘸着土匪黄六一血的饼来揭露近代湖南落后的风俗和下层人们麻木的看客心理。表达了自己对落后中国的痛惜与感慨。
“世纪末”文艺思潮在芥川晚期（1922-1927）的小说里，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小说中主人公“厌世和绝望”的心理特性，以及芥川对于时下社会环境尖锐的批判和控诉。如《竹林中》、《阿律和他的孩子们》、《毛利先生》是传承日本风气和习俗的一批题材，《阿律和他的孩子们》反映在经济萧条期的人情淡漠。在《竹林中》，芥川描写技巧纯熟、手法新颖、寓意深刻，似乎是在向读者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客观事实是难以搞清的，但芥川深层的目的却是要暴露人内心中最丑陋、最自私的一面。
《竹林中》客观反映出世界是复杂的，人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这些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这部思想和风格怪异的小说标志着芥川晚期小说创作的到来，这也是他晚期创作风格成熟的一部标志之作。《竹林中》里有7个讲述者，5个人（樵夫、云游僧、捕快、老妪以及多襄丸）是接受法官审讯的供词，余下分别是女人的忏悔和亡灵借女巫之口的托词。樵夫、云游僧、捕快讲叙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向读者交代了事件的背景。老妪是真砂的母亲，通过她向读者描述了武弘和真砂的年龄、为人和品性等，证明了两人是结发夫妻，并非男娼女盗之徒。多襄丸的供词、真砂的忏悔和武士的托词是最富个性色彩的，实际上却是最不可信任的，但这些恰就是芥川的苦心所在。因此1950年日本导演黑泽明选择这一部小说和芥川早期的《罗生门》共同作为蓝本拍摄成了电影《罗生门》，风靡全球，也基于此电影，使得芥川声名远播、乃至家喻户晓。
芥川晚期的另外一部重要代表作，也谓“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于一体的小说《河童》，是日本近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这是一部寓言体小说，大量地虚构了一位精神病患者口述他在河童园的所见所闻。该作品本身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和“世纪末”气息，通过这一精神病患者的见闻，芥川影射当时日本社会现状。如第八段描述河童园有个奇怪的法律，叫“职工屠宰法”，凡是被解雇的职工统统被杀掉，河童资本家（嘎尔）用嘲讽的口气说：“也就是说，由国家出面来解除饿死和自杀的麻烦。” “在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的闺女不也在当妓女吗？” 〔21〕在这小说中，芥川不仅表示了他对当时社会极大的不满，也在此用不多的笔墨涉及到了自己对 “尼采、斯特林堡、托尔斯泰、国木田独步（日本小说家、诗人）、瓦格纳（德国作曲家、文学家）”这一系列文化前人先辈的评价，可谓是芥川通过此来彻底地审视、检索自己的人生观。
晚期的芥川身体已每况愈下，痔疮、肠炎、失眠症等诸多疾病缠身，肉体上的损耗性疾病折磨加之家庭变故，使芥川受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更遇打头风”的打击。在1927年7月24日拂晓前，芥川在田端自家房屋服药自杀，这种结局也在冥冥中和许多具有“世纪末情结”特质的文人相似。《一个傻瓜的一生》可谓是他的绝笔，该小说无可避免地被阴郁的“世纪末”气息笼罩着，芥川在每一标题下用寥寥数语简单扼要地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历程。而这一年（1927），恰逢日本由大正改元昭和，所以芥川的自杀又被认为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果说《河童》体现了芥川龙之介的颓废、绝望厌世态度，但仍不放弃用笔墨对这一社会进行口诛笔伐，那么《傻瓜的一生》则只能说是一出诗意的淡然落幕。因为到此时，芥川已经无力再挣扎了，正如芥川在其《傻瓜的一生五一 败北》中所述的那样“他只有在黑暗中捱着时光，正好像是将一把崩刃的细剑当拐杖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