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由主义人权观的理论渊源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教育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一贯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特别是他所接受和倡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倡导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定“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共和的国家，都应当使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这是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彻底性的认识。易卜生曾经表示，国家的观念终将消灭，人种观念终将兴起。胡适以此推断易卜生晚年一定进入“世界主义”的境界。这说明易卜生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思想对胡适是有影响的。
国家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胡适宣扬个人主义也是为了铲除国家主义。个人在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后就会产生同国家的恶势力相抗争的勇气。胡适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斯铎曼医生那样，努力铸造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需要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国家主义强制灌输给国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压迫个人自由。如此恶习，一代甚于一代。你要个人的自由，会有人说先要争取国家的自由；你要个人的人权，偏有人讲国家主权比你个人的人权更重要。国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为压迫自由人权的行为辩护。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生物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打着国家的幌子肆意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义者和一切奴役主义者的一贯作法。根据他们的逻辑，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适号召个人要真实的为我，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是从根底上破坏国家主义和其他一切集体主义和奴役主义的理论。人在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后，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自然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国家的腐败情形。胡适希望看到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即敢于同腐败势力抗争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胡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不仅是同国家主义相对立的，而且是与狭义的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他努力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便是对当时民族主义的冲击。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他看来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便是充满自由独立和平等精神的文明，是允许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的文明。国民党在1927年政变以后日益转向一种保守的文化，提倡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对此，胡适指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总会有一点保守性，往往走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国民党提倡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是为了禁锢思想，重新实行思想文化的专制和统一的局面。胡适倡导彻底开放的文化观则是为了解放思想，实现思想的自由和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倡导独立自由人格的个人主义是为造就负责任的个人，个人对人类来说，毕竞是“小我”。这种“小我”最终是会死灭的。而人类则是“大我”，“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适主张的个人主义是“对于大我负责任”的个人主义。个人必须对人类社会负责任。“这种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明确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小我要成为不朽就必须在大我身上留下影响。小我必须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必须具备勇于承担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重任，小我应当通过自己负责的信行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世界的关键在众小我的手中。这种提倡充分发挥小我作用的具有责任精神的个人主义正是胡适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合理的个人主义”。可以说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使胡适终生受益。这种“真正的和纯粹的个人主义”构成胡适自由主义人权观的重要理论渊源。它为胡适研究一切政治和文化问题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胡适一生中影响时人的有光彩的思想言论大多都渊源于个人主义。特别是在《新月》人权运动时期。他对人权与约法问题的阐述，他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论和军训宪三段论的指责和抨击以及他对共产党人阶级专政理论的嘲讽和反对，都表明其主张的背后个人主义在起重要作用。
“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
胡适于1929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人权与约法》一文掀起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关于人权问题的一次最深入、最具理论价值的讨论热潮。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权的概念、性质、范畴以及人权与法治、人权与宪政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场人权讨论虽然起因于对国民党政府反对人权行为的斗争，但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发起人胡适的预料，实际上发展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权启蒙运动。在此以前，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中系统了解人权者甚少，群众普遍缺乏人权知识。通过这场讨论、鬃适、梁实秋、特别是罗隆基，以通俗的解说将人权知识推向社会，对于增强国人的人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的人权意识在中国思想界达到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人权意识日趋淡薄。到“文化大革命”时人权意识已被专政意识压迫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也未恢复原貌。
胡适的人权思想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主张人权；二是提倡法治。正如其《人权与约法》一文标题所表明，以法治保人权可以说是胡适人权思想的全部主张。人权与法治，这是中国在走向近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也可以说它仍将是下个世纪中国社会进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胡适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大题，这是胡适对中国社会问题长期思索寻求出路的结果。早在1918年的《归国杂感》中，胡适就无比失望地怨恨道：在中国，“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全面严重的：人身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等等一切自由和权利都被黑暗的社会所剥夺。更有甚者，侵害权的理由往往是堂而皇之的服从多数的“公论”。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是不错的。于是，多数人便可以随意剥夺要求社会改革的少数人的权利。“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胡适所揭示的这种多数人任意剥夺少数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现象的确是国民意识中的深层次问题。从民国成立以来，以多灵敏人的专政为借口，凡是被认定为专政对象的“反革命分子”、“敌人”、“反动分子”等，其人权公然可以被肆意践踏。不给专政对象以人权。这种残无人道的野蛮意识在中国始终横行无阻。这是中国社会践踏人权的真正深层次问题。在当时的诸多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适看穿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主张同当时国共两党的主张有根本的区别。
从国民党的统治意识方面来看，“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动’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意识，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只要将“反动分子”“反革命”之类的政治帽子扣在谁的头上，谁的人权便随之丧失殆尽。这种肆意剥夺人权的做法虽然引起共产党人和广大社会进步人士的不满，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像胡适这样触及统治意识的深层问题，在反对国民党专政的人们当中，许多人的专政意识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所呼唤的只是将专政换个招牌，以新专政代替旧专政。胡适对这种新的专政意识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1926年他在访问苏联后不久给徐志摩写信说：“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时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按中国。这样的捷径是不可妄想的。”“况且‘狄克推多’制下，只有顺逆，没有是非……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新的专政意识和旧的专政意识的共同之处都是不容人权，不讲法治。统治可以不受法律约束，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是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的统治意识的共同之处。其中根本没有独立思想的存在余地。
胡适不仅对国两党的统治意识和统治主张表示反对，而且对两党的协作所带来的局面表示担忧，国民党从一开始打着孙中山的思想招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它要求人们在思想和政治上都与孙中山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共产党对孙中山也不批评，孙中山崇拜热成为国民党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对此，胡适以充满忧虑的心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礼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现在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心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这种专制主义状况同几十年后共产党统治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是完全一样的。思想言论自由一旦丧失，个人人权乃至民族、国家的前途也都会随之葬送。胡适对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刻认识和先见之明，完全得益于他的自由主义和人权主义的立场。
国民党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同孙中山思想中的独裁主义成分不是毫无关系的。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宪政三段论将立宪和法治一再推迟，将国民素质和提高过程同宪法治的实施过程完全分离开来。这种过程分离论在本质上起到维护一党专政和独裁的作用。对于孙中山学说中的独裁主义成份，胡适最早产生疑问。胡适以勇敢挑战的姿态指出：“我们要问，宪法与训政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胡适批评孙中山晚年“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实际上孙中山晚年不仅怀疑民众的参政能力，而且以民权幌子否定人权，以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从思想深处转向独裁主义。在宪政法治外空谈民权，离个人人权而言记权。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加上国民党政府利用孙中山学说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孙中山不许批评”的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胡适不得不对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提出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