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县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商王帝辛一度将西伯昌(文王)囚于里。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商王，帝辛才放了西伯昌。西伯昌回到国内后，进一步加紧了伐商的准备。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武王）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冲锋兵）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会合。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商纣王发兵17万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无心战斗，前徒倒戈，引导周军攻纣。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
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后，其子继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不久，武庚与管、蔡串通一起，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
武王灭商之后，回到镐京，深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他意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实现，突然病逝。从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之遗志，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宅兹中国」。从这里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可大大缩短距离。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阳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周)与武王所建的镐京(宗周)一起，成为西周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为彻底铲除殷遗民的复国梦想，成王时还将殷顽民迁至成周。
由于周公旦在宗周摄政，鲁侯之爵由他的长子伯禽就封。鲁的地望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已发现鲁城遗址；姜尚所封的齐国，在今山东临淄；召公所封的燕国在今北京房山，也已发现城址和燕侯墓地；武庚叛乱被平息后，该地封给武王之弟康叔，为卫侯，已在河南浚县发现卫国遗址；纣的庶兄微子启未参预武庚叛乱，他作为商族的后裔被封为宋侯，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在卫国的西边，还有个晋国，成王攻灭唐国后，以其地封给他的兄弟唐叔虞，在今山西翼城与曲沃交界处已发现其遗址。这些诸侯国的封地往往形成犄角之势，互有联系、互相制约，因而在早期阶段对政治局面的稳定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献中所说「成康之际，四十年刑错不用」，正说明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周王朝出现了一段安定的局面。
周人在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直抵甘、青。其范围比商朝的地域还大。周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周王封给诸侯土地与臣民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王，有保卫王室的义务。他们还要向周王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大量使用奴隶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兴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万件铜器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这一发现，表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又掌握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到了周厉王时，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厉王横徵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推共伯和行天子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周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但是社会中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
历史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商周时期中原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周边的一些地区仍相对落后一些。因此，为财富及利益所驱动，周人与其它国族的战争几乎一直不断。江汉流域是蛮族的根据地。昭王率大军征伐南蛮，遭到蛮族的强烈抵抗，周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昭王也死于汉水之中。这是西周早期周王朝遭到的一次严重失败，从此失去了对南方各国的控制能力。穆王与宣王也曾南征，均未获得重大的战果。东方的夷族也时常侵扰周境，战事不断。噩侯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一直打到成周附近，震惊朝野。周王派西六师、东八师前往作战，仍无力抵御。后靠同姓诸侯的兵力增援，才取得了胜利。西北方的犬戎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外患。穆王时，犬戎的势力逐渐强大，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将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打通了周与西北各国的道路。以后，犬戎仍屡次侵犯周境。宣王之子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做王位继承人。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打周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西周就此灭亡。宜臼靠诸侯的帮助，登上王位，是为平王。他迁居洛邑，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周代疆域
公元前11～前8世纪建立周朝的周人，起源于今陕西武功一带，原为商朝西部的一个方国。后迁居豳（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以后又南踰梁山，至于岐山下的周原。考古证明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县京当乡和扶风县黄堆乡和法门乡之间，是一块地势平衍，水草丰肥的沃土。周人就在此定居下来，定国号为“周”，营筑城郭，修建宫室，以后逐渐强大，奠定了灭商的基础。
从周文王开始沿渭河向东发展，剪除了商朝在关中的势力，迁都于丰（今西安市西南沣河西岸）。武王即位，为经营东方，又将国都东迁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一带）。数年后灭殷，控制了商朝统治区。武王死后，周公东征，相继征服了商朝残余势力和东方诸小国。周朝的疆土大于商朝，为了控制新取得的领土，即推行分封制，即将周朝王畿之外的地区分封给宗室、勋戚功臣、先圣后裔，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室。据记载，周初分封71国，以后仍陆续有所分封，多至数百国。其中主要的有东方的齐、鲁，北方的燕、晋等大国，此外，还有黄河下游的卫、管、陈、曹、蔡，汉江流域的“汉阳诸姬”，长江下游的宜和太湖流域的吴。总之，当时疆土北方封国燕，已到达了今辽宁喀左、朝阳一带，西面至今甘肃渭河上游，西北抵汾河流域霍山一带，东面的封国齐鲁到了山东半岛，南至汉水中游，东南抵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势力所及还可能到达了巴蜀一带。周公在今洛阳附近营建雒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中心。
周王朝控制的领土内，并不是连成一片的，除了荒地外，还杂居许多夷狄和方国。在其周围同时也存在许多部落、部族和方国。如东北的肃慎，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北部的鬼方，西有犬戎、羌方，江汉平原有荆楚，荆楚以西为群蛮，西南有巴、蜀，淮泗之间的淮夷、徐夷等。
西周法律制度
（1）明德慎罚：西周将天与德、德与刑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以德配天”原则指导下的“明德慎罚”、“刑兹无赦”和“刑罚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
（2）吕刑：“吕刑”也称“甫刑”，记载了穆王命周王朝司寇吕侯进行法律改革的大致情况，是西周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
（3）九刑：一是指周朝的刑书，另一种含义是指西周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
（4）礼刑关系：1.礼与刑是西周法律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当时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礼是一种积极的规范，而刑则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二者相辅相成。2.“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一法律原则始于西周。礼不下庶人是指庶人不可能按贵族的的礼仪行事。而“刑不上大夫”则指大夫以上贵族犯罪，可以获得某些宽宥，在适用刑罚时享有某些特权。但并不是说士大夫就可以不受刑罚制裁。
（5）刑事立法：
A.刑罚适用原则：1.老幼减免刑罚原则：三赦——老、幼、蠢。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三宥——过失、不知、遗忘；过失——生；故意——非生；惯犯——惟终；偶犯——非终。3.罪疑从轻、罪疑从重原则。4.宽严适中原则。
B.主要罪名：1.政治性犯罪：违抗王命罪；贼（破坏礼法）；芷（隐匿贼）。2.破坏社会秩序、侵犯人身、财产罪：冠攘奸尻罪（聚众抢劫罪）；盗（窃取财物）；奸（盗用国家宝器）。3.渎职罪：惟官（畏权势）、惟反（徇私枉法）、惟内（为亲属徇私枉法）、惟货（贪赃枉法）、惟来（受人请托枉法——斡旋受贿罪）。
（6）民事立法：
A.契约：西周时有专门的官职管理契约事宜，称“司约”，并设有“质人”作为具体的市场管理人员；质剂，适用于买卖关系的契约形式；傅别，借贷关系的契约形式。
B.婚姻：三大原则——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七出”——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
C.宗法继承：嫡长子继承制。（商朝前期：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商朝后期：嫡长子继承制牢牢确立。）
（7）司法制度：
A.大司寇：西周时期，中央常设最高司法官为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诰四方”，实际负责辅助周王掌管全国司法工作。
B.狱、讼：审理民事案件称为“听讼”，审理刑事案件称为“断狱”。
C.五听：一是“辞听”，二是“色听”，三是“气听”，四是“耳听”，五是“目听”，即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以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方式。
西周末叶的封建制度——国、邑与田
周初的分封制度，基本上是“封人”的授民制度。疆土倒不是原始分封制度下的要件。本章前节引证师酉◆、询◆二铭，列举邑人虎臣及诸种夷属，可知二人继承的祖业，以领属的部族为主要成分。邑人当指周人组成的“周人”。虎臣是虎贲士一类的亲卫，而西门夷之属，正同第五章所提的殷民六族、七族、商奄之民、怀姓九宗之类。是以到了周代末期，“授民”的特点依然存在。
授民的分封诸侯，其“国”中的成分，因时而异。但一个诸侯管领的属民，至少是二分（周人及殷人），甚至是三分（周人、殷人及土著），是即杜正胜所谓“武装殖民”的邦国（杜正胜，1979A：22—31）。“国”即是由城墙围筑的防御基地。国的原意不是疆域，也不是仅指首都。《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郭。……公闻其入郭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焦循据此，以为郭以内方为国。焦氏遂以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国语、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焦循，1888：1/13—14）。这三重意义，大约城邑为国的用法最早，而邦国的用法最晚。三重意义象征了封国成长的过程。第一步是殖民队伍的筑城邑自保；第二阶段扩充管内的领地到近郊；第三步则封国与封国接界了，界内的领土就都认为国中的土域。
国的意义在第一阶段时，国人或邑人也就是原先殖民队伍的成员及其子孙。对于分封的国君，这批人是亲信的自己人；对于当地原来的居民，这批人是统治者。君子野人有别，“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则到孔子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分野仍旧存在。杨宽以此观点，讨论乡遂制度，指出了西周及春秋时代国野两分的现象，邑与野（田）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杨宽，1965：145—165）。杜正胜则用“城邦”一词称周代的封国，国人与邑人并有问政的权力（杜正胜，1979A：29—35）。杨、杜二人都以为都邑以外的田野、聚落是在古代村社，或古代“氏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农庄。这种农村，也叫做邑（杨宽，1965：124—129；杜正胜，1979A：56—64）。
诚然中国古代的城邑，具备了城市国家（城邦）的性质。李宗侗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时，即往往引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为比证（李宗侗，1954）。然而西周邦国城邑，实与希腊罗马的城邦有很大的不同。希腊罗马城邦与两河流域的古代城邦，属于同类，在统一帝国崛起前，个别的城邦都是独立的政治单元，上无统属，下无分支。西周的城邑则不然。由姬姜分封而产生的封国，固是周王朝体系中的一部分。即使原来独立的中原古国，在西周建立之后，也从此纳入王朝的体系。春秋时代，王纲不振，诸侯纷纷竞争，王朝体系已无约束力。但是这些事实上已独立的邦国城邑，均已是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发展的方向更是走向战国的君主制的领土国家，其情形不能与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相提并论。如有可以比较处，大约也只是古代城邑残留下的一些遗存（宫崎市定，1965：155）。
西周的邦国城邑，不仅上有统属，而且还下有分支。《左传》庄公廿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是以都与邑无极大的差别。邑为分封的基本单位，一个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有数十邑及至数百邑，不为罕见。这种邑当只是很小的聚落，可以小至十家之邑，也可以大到百家之邑（杜正胜，1979A：57—59）。春秋之初，都邑之中，有些地位特殊的邑，或因地居冲要，或因次级分封出去的小贵族较善经营，诸侯的封国之内“大都耦国”（《左传》闵公二年）的现象十分常见。《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正是为了郑国国内有了足以与都城颉颃的大邑。《国语》“楚语上”：“国有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徵、衙。”一个诸侯的领地内，已至少有了两层城邑，构成了行政系统的层级。晋献公派遣儿子们分别出镇重邑，“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左传》庄公廿八年）。正是反映晋国城邑的属级化。鄙，又在邑的下一级，则晋国至少有三级城邑了。
春秋时代初期的城邑层级化，在西周末叶已有其萌芽。如在第五章讨论官制时曾提过，王官中已有若干管理地方城邑的官员。“五邑”虽不知确切地望，但有金文中五邑祝、五邑走马，及五邑甸人（白川静，1970B：752，737；1971：899），也有管理“直鄙”的专人（白川静，1978A：252）。
有名的散氏盘铭，记载矢散划界事，双方参加的有司，包括“人有，眉田鲜且、、武父、西宫襄、豆人虞考、录贞、师氏右眚、小门人、原人虞、淮工虎、孝、丰父、人有荊考，凡十又五夫。正眉舍散田，土屰寅、马、人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父、效父、襄之有橐州、焂从，凡散有十夫。”（白川静，1968C：199）廿五人中，大半系地方，如眉、豆、原、淮、襄，这些地名即是矢与散在接界地区的邑。尤可注意者，双方都有眉田。若不是指一方将接收地区的官员与另一方原任官交接，即是边界两方都有地名为眉的田邑。散氏盘铭中还说“眉邢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邢邑封道”（同上：198）。邢邑，当即是大克鼎的“邢家田”（白川静，1969C：505）。是则邢侯旧地，改变隶属很久了：仍以邢邑为号。这个“邑”字不能再以“采邑”为解，只能作为“城邑”的意义了（伊藤道治，1975：185—195）。
伊藤道治又讨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