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联东方大学的中国班
转自碧海兰天510913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anguangrong123
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对中国革命的作用（1）
(2010-09-1212:11:37)
感谢网友红旗下的眼睛，提供了爷爷连德生在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的信息。通过网上购到了此书<</FONT>中国留学史萃>。<</FONT>东方大学>全称<</FONT>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创始于1921年10月。学生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苏维埃东方来的，第二部分是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来的。因此，这个大学有两个方针；一个方针是造就能为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需要服务的干部；另一个方针是造就能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劳动群众的革命要求服务的干部。在培养这些国家的干部时，要考虑这些国家的特点。根据这样的工作方针，东方大学的不同班级开设的课程以及教学要求，教学方法都有所区别，但学习的中心内容则都是马列主义理论。东方大学一诞生就设有中国班，它在20年代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2）
1921年春20多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分别装成裁缝、理发匠等手工劳动者，分组从上海出发。其中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吴葆萼一行六人为一组，刘少奇任组长。他们六人带着陈望道、李汉俊和维金斯基写的介绍信和一张作生意的护照，乘船离开上海，开始了赴苏的艰难历程（当时中苏交通尚未打通，去莫斯科要绕道而行）。他们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碾转奔波，约于8月才到达莫斯科。同年10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刘少奇等首批中国学员组成中国班。中国班第一批学员，有记载的人名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吴葆萼、彭述之、卜士奇、吴芳、胡士廉、廖化平、任岳、任作民、谢之锦、华林、韦素圆、梁伯台等。大家选举罗亦农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首先由团转党，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接着组成了中共旅莫支部。当时中国班的团员也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1922年初任弼时、肖劲光等先后由团转党。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由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组成。中共旅莫支部受东方大学总支直接领导。
东方大学中国班（3）(2010-09-1513:23:27)
中国班第一批学员在东方大学学习时，正是苏联经济上严重困难的时期。当时中国等外国学生享受苏联最高物质待遇即红军待遇（那时列宁也只是享受这种待遇）。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块象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学员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在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做工。大家很乐观，学习很努力，渴望在红都能学到更多的马列主义，回国后更好地从事革命斗争。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的课程主要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国际职工运动史、社会学和俄语等。还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基本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中国班的教员大多是苏联人，有几个中国人当翻译，如当时瞿秋白就担任过中国班的翻译兼助教，还主讲过社会学课程。课余时间，大家除了晚上站岗、星期六或星期天义务劳动外，不少学员还进行了翻译马列著作、撰写论文、写诗等活动。把这些成果寄回国内，从而扩大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旅莫支部，还经常组织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当地工厂的工人活动。1922年署假期间，组织一部分学员到乌克兰农村，走访农民家庭，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增添了不少新知识。他们十分关切中国国内的革命斗争，1923年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学员们亲自办墙报、组织专题讨论，还编排了反映罢工斗争的节目，在校内和街头演出。他们还经常为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性会议服务，如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担负大会的翻译和文书工作。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有个别人由于国内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于1922年中途奉调回国，如刘少奇同志于1922年春回国领导工人运动。大部分则x期于1924年毕业回国。还有少数毕业后留东方大学担任一定的工作，如罗亦农同志担任了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的书记，负责一批又一批来俄学习的中国同志的组织工作，兼任翻译和在中国班讲授唯物论，并继续负责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到1925年3月才奉调回国。
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二批学员（4）
(2010-09-1515:20:00)
这批学员，一部分是从旅欧支部转来的，从1923年到1924年9月，先后转来三批：一部分是从国内来的。这批学员的学习时间不一，有的三年，有的二年多，最短的只学了半年，大部分于1925年五卅运动后回国，故把他们统归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二批学员。1922年11月到12月，陈独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陈独秀、张太雷等到东方大学看望了中国班的学员。他们对东方大学的教学和中国学员的学习都很满意。同时，陈独秀得悉中共旅欧支部的许多同志的学习和生活遇到了较多困难，于是便决定分批抽调旅x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后，陈独秀便在莫斯科写信给巴黎中共旅欧支部。中国旅欧支部接到陈独秀的指示，随即决定分批派旅欧同志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中共旅欧部派出的第一批赴东方大学的同志于1923年3月18日从巴黎出发，4月上旬到达莫斯科。这一批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王圭、余立亚、袁庆云、王凌汉等十二人。中共旅欧支部派出的第二批同志于1923年11月赴苏，有刘伯坚、李合林等10多个同志。中共旅欧支部派出的第三批同志于1924年9月赴苏，有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林、熊味耕、胡伦、范易、傅烈、穆青、饶竞群、彭树敏、廖仁先、陈家珍等20多人。10月份，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到1924年从国内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有吴丽石、叶挺、张浩、李求实、吴化之、朱克靖、张宝泉、龙大道、颜昌颐、肖明、陈碧兰、秦贻君、武止戈、严信民、关向应、江震寰等百余人（大多于1923年秋、冬到达）。中共旅欧支部的第一批同志到达东方大学后不久，中共旅莫支部的领导成员就进行了补充、调整。决定增补赵世炎、陈延年参加旅莫支部领导工作。旅欧支部的第二批同志到达东方大学后，又增补刘伯坚参加旅莫支部的领导工作。到1923年，中共旅莫支部的领导成员有：罗亦农、刘伯坚、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刘伯坚任支部书记，陈延年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员中除党员外，有团员100多人，李求实是团组织的负责人（团中央驻莫斯科总代表）中共旅莫支部也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把一些优秀的团员陆续转为党员。党团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鼓励大家在苏联努力学好各门功课，提高思想觉悟和革命理论水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和鼓励，以便回国后能工作的更好。中国班的第二批学员学习的课程，同一批学员差不多。王一飞等同志任翻译。李大钊同志1925年夏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曾去东方大学看望中国班的学员，并为学员讲授过几次历史课，讲授了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学员听起来非常亲切。大家对李大钊同志非常敬佩。1925年2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国内斗争的需要，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中，抽调了聂荣臻、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纪德福、钟汝梅、奚左尧等一共二、三十个人，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王一飞同志调去作翻译。这所学校设在莫斯科，很注意保密。学员的野外实习，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进行。学习了将近半年，1925年夏回国。中国班的第二批的其他学员，除少数（赵世炎、陈延年、吴丽石等）由于国内斗争的需要，于1924年夏、秋即奉调回国外，其余大多数同志，于1925年夏（五卅运动后）回国。刘伯坚等个别同志留在莫斯科迎接新生入校。
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三批学员（5）连德生
(2010-09-1515:29:0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革命运动飞速发展，需要大批的革命干部。于是1925年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专门培养中国干部的大学，这所大学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命名为中山大学（全称：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中山大学于1925年11月开学。中山大学既招收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又招收国民党员。第一批学生有300多人。中山大学成立后，东方大学中国班继续招生。1925年秋从我国国内有一批党员到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还有一批于1924年夏从旅欧支部转来（旅欧支部赴东方大学的第四批学员）从国内来的有彭干臣、罗世文、向警予、赵毅敏、施益生、涂作潮、连德生、胡子原、汤正清、左正南、罗寿如、王子祥、荣法庭、张士强、王亚梅、丁昌文、漆景林、朱怀瑞、罗井、李福生等（自涂作潮以下皆为工人）。从旅欧支部转来的有朱德、刘鼎、邢西屏（徐冰）、武兆镐、熊正心、林修杰、乔培成、王士嘉、潘锡先、任竹光、等。他们因不同的文化程度编成了工人班和知识分子班，分班授课，只有几门课是合班上大课，担任翻译的有曾涌泉、王仁达、武止戈、宗孚。工人班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学校从他们的实际出发，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常识、经济地理、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列宁主义定义和俄语。知识分子班，开设的主要课程同前二批基本相同。只有中国革命运动史合班上大课。约于1926年一二月份、共产国际和我党决定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三批学员抽调朱德、彭干臣等一批学员，举办了一个短期军事训练班（秘密的，时间约半年），朱德同志在训练班任队长。训练班结束后，这批同志于1926年夏秘密回国，成为一批军事骨干。中国班第三批的其他学员，大部分于1927年上半年回国。有的则于1928年以后陆续回国（工人班的学员一般都延长了学习时间）。随着1925年秋中山大学的成立，中共旅莫支部就出现了一个分支，即中山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中山大学成立时，任作宣（叶青）从东方大学调往中山大学，担任那儿的党支部书记。中共旅莫支部的负责人是刘伯坚（1926年8月回国）。1926年夏由于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共党员对任作宣等人的家长式领导不满，对任作宣等搞的党的训练工作指导纲要意见很大，中山大学的党支部接连开了四天会，每次会议，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都来参加，最后一次会议他作了长达四小时的讲话，最后宣布解散中共旅莫支部（显然是事先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同意的）。随后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经甄别后被吸收为苏共和苏联共青团的正式或候补成员。解散中共旅莫支部，减弱了对旅莫中国学员的思想工作，引起了思想混乱，加剧了中国学员不团结现象，造成了对立两派的长期分岐和斗争。
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四批学员（6）
(2010-09-1811:20:43)
1927年7月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军事干部，以便更好地进行武装革命斗争，于是在全国各地挑选了六七百人（有些是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军事速成班学习。这六七百人先后于同年10月到达莫斯科。预定六个月毕业。并从中选拨出数十人，进东方大学二年制的中国班。东方大学附设的军事速成班的负责人叫马斯洛夫，教员和教官是苏联人，担任翻译的大多是东方大学中国班的毕业生。军事速成班的六七百学员分成几十小班。学习的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战术战策、简易工程兵学等。冬天主要在课堂学理论，春天到夏初进行野营实习。军事班的绝大部分学员，都渴望在短期内能学到较多的理论和军事技能，而校方对课程按排过于简单粗浅。因此学员约于1928年春提出了改良课程的要求。然而、学员们的正当要求却遭到了军事班负责人马斯洛夫和东方大学校长舒米亚茨基的拒绝。于是军事班的中国学员就同东方大学校方发生了较尖锐的矛盾。而这时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部长）和紧跟米夫的王明（中山大学毕业后，任米夫的翻译）等人。就乘机以统一中国同志在苏联的学习为名，提出东方大学的军事速成班结速后，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合并于中山大学。米夫和王明等人的意见被通过。从而使米夫和王明等人包办了对中国革命的训练工作。从1928年夏，东方大学的军事速成班结速后，大部分学员回国，一部分进中山大学和苏联正规军事学校继续学习。东方大学中国班（二年制）的学员，当年秋并入中山大学，合并后，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动大学）。从1927年上半年起在苏联展开了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托派的观点，在中国旅莫学员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7年冬中山大学曾对接受托派观点的学员进行了斗争，打击，将10余人开除党籍，遣送回国。而到了1928年秋在劳动大学则出现了托派的地下组织，有不少人加入和表示同情。1929年底劳动大学掀起了一次新的反托派运动。经分化瓦解一个托派骨干分子交出了劳动大学全部托派成员名单。当晚，苏联警察将200余人逮捕。当时劳动大学共有学生400余人，被逮捕者约占总人数的一半。这使斯大林等大吃一惊，决定劳动大学停办。1930年秋劳动大学停闭。非托派的学员，相继回国，少数学员派往其他学校学习。劳动大学停闭后，中国去苏学习的青年都在国际列宁学校就读。到30年代中期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又得以恢复。1937年，东方大学分成两个独立单位：一个是只收苏联学生的东方大学；一个是只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该所约一半是中国人）。1938年，随着苏联党校系统的大调整，东方大学停办。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停办。
东方大学中国班对中国革命的作用(7)连德生
(2010-09-1913:42:48)
总的说来1921年到1928年秋，特别是1926年夏（旅莫支部解散）之前的东方大学中国班办得是成功的，它对中国革命以重大影响。首先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约千名革命干部，是我们党第一代革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干部是推进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批重要骨干。建国后，还健在的同志，大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对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有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刘伯坚、连德生、向警予、熊熊、叶挺、王若飞、陈乔年、李求实、吴丽石、罗世文、彭干臣等等。大家都很熟悉和敬佩的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同志。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斗争、建国后在各条战线上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肖劲光、刘鼎、王观澜同志，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贡献是同本世纪20年代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习密切相关的。
其次，对于本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的每期学员，他们除了努力学好学校规定的课程外，都作了一些翻译马列原著和马列主义理论书刊的工作，有的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撰写文章宣传马列主义。例如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蒋光慈，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编写了《列宁年谱》，后来陆续刊登在《新青年》上，他还撰写了宣传唯物论、宣传革命文学的论文寄回国内，先后在《新青年》、《向导》上发表。他还写成了旅俄诗集《新梦》。1924年夏，罗亦农等利用在莫斯科郊外度暑假的时间，翻译了《共产国际ABC》和其他理论著作。从东方大学回国的一批批学员，如同红色的种子洒遍全国大地，把马列主义进一步传播到全党全国。
再次，对中国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军事教育乃至整个革命教育事业，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干部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从了解东方大学等等，对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的班的政治干部学校、军事学校等都发生了直接影响，对建国后全国的教育仍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