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母親對我們的學業管束非常嚴格，最重要的就是成績單。我的成績呢，從小學起，平常的功課是中等，最好的中上等，劣等、下等沒有（楚怡小學的成績分超、上、中、下、劣五等）。考試成績比平時成績好，總是超等或上等。我的成績單母親一直保存著，教育我外甥時拿出來給他看：看看你舅舅那時成績多好哇，你念書念得不好。
我從小不是個死讀書的人，喜歡看課外書。小學五、六年級時，讀過蔣光赤的《少年漂泊者》和《鴨綠江邊》。進中學讀創造社的書，郭沫若的《女神》、郁達夫的《達夫日記》等都讀過。那時長沙的書店街南陽街有個泰東圖書社，專賣創造社的書，也有魯迅的書。我喜歡讀《吶喊》、《彷徨》等，也愛讀丁玲的小說，還記得《小說月報》上刊登的《田家沖》，對我影響很大。我還買過一本聞一多的《死水》，封面是黃黑色的，書名嵌在一個黑框框中。也讀外國小說，如《少年維特之煩惱》、《茶花女》等。另外還有鄒韜奮的《生活周刊》，政治性不強，但是宣傳愛國主義，使人關心社會生活。還有林語堂的《論語》月刊，林語堂的雜文，也有一點諷刺性。我與好朋友喜歡在一起談論這些課外讀物。有一期《論語》，第二頁是圖片，底子整個背景是黑顏色，一個人躺在那裡抽鴉片，標題是《今日中國之財政》，諷刺得很厲害。我還喜歡看畫報，上海有個左翼畫報叫《大眾》，內容進步。
上高中時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九?一八」事變。當時省教育廳也開過會，讓各校學生到教育廳去參加過活動，那是政府領導的抗議「九?一八」事變。學校裡也開過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學校老師還向我們講解過一本《田中奏摺》小冊子，裡面描述了日本人準備如何吞併中國的計劃，以激發我們對日本人的仇恨。學校還把好的電影片子拿來放。有個片子《人道》，主角金焰，寫一九三一年大水災的情況，引起學生關心國情。那時學生喜歡崇拜明星，對金焰的印象很好，他是國民黨時期的電影皇帝，影后是胡蝶。胡蝶的電影我不愛看。我上高中時，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上海有個聯華電影公司，大概內部有黨的活動，受到黨的直接影響，拍了很多進步電影。王人美主演的描寫漁民生活的《漁光曲》，影響很大。還有《城市之夜》、《都會的早晨》，都是進步電影。我們幾個同學有時候常常曠課，偷偷去看電影。
到高中二年級時，我寫了一篇小說，現在被選到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的《李銳自選詩文集》裡。這篇小說可以說代表了我高中時代的思想狀況。小說篇名《走》。當時我們家住在一條大街上，有一次在門口看到一個小孩，十歲左右，挑了一擔黃泥進城來賣（一擔黃泥才幾個銅板）。他賣掉了黃泥後，坐在大門口哭，我回去將情況告訴母親。母親出來問他哭什麼，他說，賣黃泥的錢丟了，回不去了，回去了要挨打。我母親問他丟了多少錢，然後把錢給了他。這件事我印象很深，就以這件事為題材，編出一個故事：小說中的小孩的父親是個人力車夫。長沙的人力車和北京的不一樣，北京的人力車是跑著走的，而長沙的人力車是木頭輪外面包一層皮，不能跑，而且長沙的街道是麻石街，只能人拉著車慢慢走。小說就是寫人力車夫的生活。大革命時期，人力車夫是長沙城裡最活躍的隊伍，組織過工會，我看見過他們上街遊行的隊伍，印象很深。這個人力車夫生活不下去了，就去投奔了紅軍。那時報紙上對紅軍的宣傳，頭條、二條都是朱毛打敗仗了。後來我關在秦城時，寫過一首詩回憶這件事：
走
箕筐小小賣黃泥，賣泥錢丟不敢歸。
阿母見憐錢施與，念此苦兒以教兒。
兒時回憶生遐想，正當左翼小說迷。
人力車夫尋常見，當年北伐打紅旗。
跟賣泥孩配父子，虛構成篇托夢思。
生平惟一小創作，二八少年浪漫時。
珞珈文藝曾壓卷，何期自況走為題。
因文會友謝耀文，推心相恨定交遲。
一九三○年，紅軍第二次打長沙，那時謠傳紅軍見了平江人不客氣，我們家也躲到嶽麓山去了。當時紅軍沒打下來。一九三一年，彭德懷打進平江，我老家長壽街鎮裡的男人都跑掉了，只剩下我的兩個祖母、一個嫂嫂，還有一個嬸母和一個堂姐。那時紅軍實行「消滅」地主的政策，老家中的這些老太婆、小孩、婦女一起從長壽街無目的地往江西遷移。在山區的路上，我的兩個祖母走不動，被推到山崖下摔死了。其他人一路要飯，輾轉經過九江，流亡到武漢，最後來到長沙我家。我們一直住在長沙，同老家的這些人沒有來往，沒有感情上的聯繫，但是總歸還是至親家族，母親將他們收留在自己家中。因為那些親戚有傳染病，母親把我放到鄰居父親的朋友家暫時居住。後來一個嬸母、一個嫂嫂、還有五六個小孩都先後死了。剩下個小孩兒，我堂兄後來帶回去了。經過這樣嚴重的事，母親從來沒有同我們議論過共產黨不好。我母親在這些問題上非常明智，對共產黨一直有她自己的看法，並沒有因為這麼多家人死去，且在經濟上帶來極大困難，而對共產黨有過半句責言。「九?一八」事件，國民黨的腐敗，那時候長沙有民辦晚報，把國民黨的烏七八糟的事暴露不少，這些是影響我的思想狀況最主要的方面；加上左翼的書刊，魯迅的書，還有聯華的電影等等，導致我寫了那麼一篇小說。
武漢大學有個《珞珈月刊》，是學生和教授共同辦的。我在武大上一年級的時候，《珞珈月刊》出文藝專號，我就把這篇小說寄去了，沒有什麼改動文字，用的是筆名。結果文章被登在那期專號的第一篇。謝文耀等進步同學認識我，就是從這篇小說開始的，這是後話了。這是我這一輩子寫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小說。這篇小說代表了我在高中時期的思想，對國民黨是徹底失望的。
辦牆報
當年嶽雲中學校風是很好的，教員教書，學生讀書都非常認真。而且學校是關心國事的，每年的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這兩天國恥日放假，學校有時候還開紀念會，對於國恥，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要亡我中華，是銘刻於心的。
學校提倡學生搞課外活動，我們班上有許多同學熱衷於寫文章，於是大家醞釀辦牆報，這是高中二年級時的事，牆報貼在學校公共場所的牆上，大家都積極為牆報寫文章，有一位姓羅的同學病故，還為他出一個專輯。我在初中是二十一、二班（兩班合併了），高中是十一班，我們牆報的名字是《斯一》，取「十一」的諧音，英文是Keep Together。辦牆報我是積極分子，是編委，報頭是我設計的，大概是兩周一期，辦了半年。我自己主持辦過這麼一期，我畫了很多世界和中國名人的頭像，用毛筆，把校長的頭像也畫在了上面，大約三十個人左右，然後讓大家猜，猜中了的獎勵一年的商務印書館的英文周刊。現在看來，這也是一個創舉。那些人物當然有魯迅，好像連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有，是不是有斯大林？可能也有，記不大清楚了。我的個性好動，從寫文章到畫畫，講得難聽點，就是喜歡出一點風頭吧。這畫畫恐怕有一點政治性在裡面，關心時事。這次人物特輯，被一個同學猜中了。
類似辦牆報的事，還有一件可以記述。高中三年級臨畢業之前，由我建議並由我主編了高中十一班畢業同學錄，即紀念冊。班上三十多個人，一人一個頭像，一個小傳，開本不大，每個人出幾塊錢，都去照相館照了相。我的小傳是好朋友秦本立幫我寫的。秦本立和文立徵的小傳都是我寫的。大概幾百字，沒有老師的照片，只有我們同學的照片。這件事情，從編輯到印刷，完全是我經手的。
朋友們
我在高中時有三個最要好的朋友：文立徵、秦本立和趙煥南。我們四個人的友誼是從高中二年級辦牆報開始的，我們很談得來。
文立徵比我大六歲，與我思想完全一致，我們兩個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多一些，有時候曠課出去看電影，看聯華的進步電影，兩個人互相交流。他後來是我介紹入黨的。抗戰時他是魯南軍區的副政委，兼鐵道游擊隊隊長，故事片《鐵道游擊隊》中的政委李正就是他名字的諧音。一九四五年初，在臨城游擊區活動時，因內奸告密，被敵偽軍殺害了，才三十歲，還沒有結婚。他父親文九德，在大革命時期是黃埔軍校長沙分校的總教官，抗戰初期在廣西部隊中任師長。後來回家務農，推廣先進農業。解放初期土改時被鎮壓了。湖南有名的民主人士程星齡曾經同我談起此事，說他本來應當受保護的。文立徵的親弟弟文立徽，比我們低兩班，抗戰初期考取了國民黨的中央軍校，在滇緬戰場有戰功。打金門的時候，他是澎湖的司令員、中將，後來是蔣介石的侍從武官。共產黨為什麼沒有把金門打下來？他把總結戰爭經驗的一本書寄給了我。宋美齡在美國慶祝百歲壽辰的時候，他們夫婦曾到美國祝壽。後來他寄過一本刊物給我，是宋美齡百歲生日的紀念刊，那裡面有他們的照片。現在兩口子都去世了。
第二個朋友秦本立，後來在北大教育系畢業，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文革」中去世。
第三個朋友趙煥南，我們四個人中他的功課最好，是班裡的第一名。他後來從天津大學畢業，抗戰初期在國民黨空軍中做地勤工作，在一次作業中不幸犧牲了。
國民黨時期有會考，全省的高中畢業考試統一出題，分甲、乙、丙三等，甲等各科平均分得在八十分以上，在報紙上公佈。上面說了，我平常功課不是最好，小學時還算可以，到中學以後，好活動了，成績就不像小學時那麼好了。一到考試就拼命用幾天功，開夜車，所以考試成績還是不錯的，會考時我列在甲等。
高十一班還有三個後來的共產黨員，也是我的好朋友。一個是李震勳，畢業後進了長沙湘雅醫學院，一九三六年暑假，在長沙進行救亡活動時，受過我的影響，一九三七年底去了延安，改名林格，在柳樹店衛生學校教書。解放後曾任大連醫學院院長，「文革」中去世。二是李升震，後來跟我在武漢大學機械系同系，他戰爭年代一直在國民黨統治區做地下工作，抗戰初期在國民黨一個機械師工作，是黨派進去的。解放後曾任福州大學副校長，前幾年去世。三是湯欽訓，一九三四年同我一起考上武漢大學機械系，「一二?九」運動時我們一起活動，同李升震我們三人，都是武大秘密團體青年救國團的成員和領導人。湯是一九三八年初到延安的，在延安一直擔任農機具廠即兵工廠的廠長。解放後當過哈爾濱一二○廠（飛機發動機廠）的廠長。大概六十年代調到北京，曾任航空工業部技術負責人。現在病重住院。
高中三年級時發生了一件事，全班學生同教務主任發生了衝突。教務主任名宋煥達，湘潭人，人比較古板，政治上傾向不好，靠著國民黨。解放後我回湖南一打聽，這個人在日本統治時期表現很不好，參加過偽政權。我們這個班很厲害，全班同學從學校搬出來住到旅館，以示抗議。
談到朋友，還想起小時候的一個同學。小學時我喜歡跟人打群架，跳高、跳遠不是有個沙窩窩嗎，我們常在操場的沙窩中打鬧。有個同學畢業時是第六名，叫趙炳烺，他跟我的關係不錯，兩家同在一所房子裡住過。他的父親當時是省政府的通訊社社長。有一次我們打群架，把他的手都打折了。這個人後來進了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那個學校是培養國民黨的各類人才的，抗戰期間從事新聞工作。一九四四年中外記者代表團到延安，當時因搶救運動，我被關在保安處，在報紙上看到了「中外記者代表團來延安」有他的名字，他是以《時事新報》記者的身份來的。於是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周恩來，說：這個人來延安，我和黃乃可以對他做點工作。後來就把我提早放出來了。他來到延安後，我跟黃乃請他吃過一頓飯。一九九三年在美國訪問時，遇見陸鏗閒談起來，才知道趙炳烺後來到了美國，沒有結婚，已經去世了。
考大學
中學畢業會考之後，離考大學還有一段時間，就由我的關係介紹，我們四個好朋友住到了嶽麓山，就是湘江對面湖南大學的學生宿舍。我從初中到高中還有幾個湖南大學的朋友，解放以後同他們還有過來往。我們四個人就住在他們的宿舍，復習功課，準備考大學。
我們嚮往北京的自由生活，想考北京的大學，絕對不能留在湖南，看不起省立的湖南大學，主要目標是清華和北大。我們在湖南大學住了半個月，休息的時候爬爬山。嶽麓山對年輕人尤其學生來說，影響很大，因為上面有黃興和蔡鍔的墓。
後來，我們四個人一同去了北京。那時候高中有軍訓，軍訓時穿的衣服是灰色的，同國民黨軍隊的軍服差不多。秦本立有個親戚，是國民黨軍官，他通過那個人買了四根皮帶，還搞了四個尉官符號，我們四個人化裝成國民黨的軍官，這樣坐火車可以打半票。我們還穿著這套行頭一起照過一張相。就這樣我們一直從長沙乘火車到北京考大學。
到了北京，就沒有住在一起了。我住在父親的一個老朋友葉筱松（名：葉瑞棻，號筱松）家，他跟父親一起在日本留過學，葉家的後代現在同我還有來往。葉也是平江人，家境較富裕，在北京有房子。秦本立有個叔叔在北京，他就住在叔叔家。文立徵和趙煥南住在公寓。四個人中只有秦本立偏於文科，我們三個都考理工科。我那時喜歡文學，也喜歡畫畫，但是覺得學文沒有出息，覺得工科在社會上被重視，但也不是什麼工業救國思想。我的數學比較好，就報名考機械系，趙煥南也考機械，文立徵考理科，只有秦本立一個考文科。我只報考了清華，秦本立只報考了北大，文立徵和趙煥南報了清華，但是還報了北洋（現在的天津大學）。結果一發榜，趙煥南考取清華，也考取北洋，北洋大學和南洋大學（上海交大）在全國是齊名的，特別是工科好，它的機械系比清華機械系的聲望還高，趙就進了北洋。秦本立被北大錄取了。我和文立徵都沒有考上。
這時家裡來了電報，要我馬上考武漢大學，因為武漢大學在北京也招考。我馬上報考武漢大學。家裡後來打電報告訴我被錄取了。那時被大學錄取的都登報，家裡人是從報上看到的。當年考大學尤其是名牌國立大學，很難考上，因為有好幾千人報名，名額不過百十人，幾十人取一個（我在武大時，全校學生只有五百多人）。我大概數學和物理、化學較好，英文不大好，國文還可以。還記得考清華的作文題是「夏日的昆蟲」，武大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試申其說」。後來文立徵考上了輔仁大學化學系，他家經濟條件比較好，輔仁大學是德國人辦的，費用高。
四個人來到北京，他們三個人都留在了北京，只有我南下。我是一心一意想留在北京，不想回南方的。那個時候北京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多麼自由的天地。那時有個傾向，就是要到一個比較自由的天地，在湖南很受約束，湖南的環境不好。湖南省主席何健，是有名的復古派，提倡讀經，他本人是秀才出身。國民黨時期，蔣介石搞什麼新生活運動，就是講點道德，講點生活習慣什麼的，全國號召，實際不起作用。我們都看不起，很厭惡這些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