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太宗中箭问题全调查
渊盖苏文上映以来，好像抛给中国一枚重磅炸弹，该剧引进后网络即炸开了锅。在剧中，唐太宗亲征高丽打下的安市之战被韩剧描述成了被高句丽将领渊盖苏文夜袭唐营，，被射出一只冷箭直插唐太宗李世民眼睛，顿时血流满面。从此左眼被射瞎，成了中国唯一一个独眼皇帝、从此致使中国关注韩国历史意淫的人群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妨来分析一下这种论断在韩国社会的成因以及史书中的记载情况，从而对历史的真相做个判断。究其唐太宗被射成独眼的问题在中国正史和野史中是看不到任何记载的。但是在韩国社会中却诞生出了诸多种族的古人射瞎唐太宗眼睛的传说。总的看来唐太宗眼睛被谁射瞎的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有靺鞨兵说、杨万春说、苏文说、新罗说等、这些古人或人群都被韩人看成是射吓唐太宗眼睛，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混乱逻辑，和口头的不一致性，总之在他们看来，唐太宗的眼睛是瞎了，而且是被韩国人的祖先射瞎的。与高丽人网络对质发现若让他们从其中找些真实的是找不出来的，他们认定的是在高丽族代代相传的传说这一点，史书的证据在他们看来没有民族主观意识可信。这些在理智者的眼中看来不足一驳，可是却有人深信。高句丽名将渊盖苏文夜袭唐军，射出一只冷箭直插唐太宗李世民眼睛，弦响之处李世民哎呀一声捂住了左眼，顿时血流满面。
一 李世民被射问题的来源和历史发展
（一 ）安市城主的名字具体化的时间：
太宗独眼的说法从成因分析最早的论证不是在当时的史料和参考当时史料之后的记录中，而是相当于中国清朝早期到民国，也就是韩国李朝中期到日占时期的时代中诞生的。最早的记录来源于1732年，李朝小说家金昌翕的《三渊集》 ，正所谓一者唱百者和，至此之后朝鲜文学和野史作品关于唐太宗眼睛的问题多被描述和引用、其源头就在一本相当于雍正朝后期的诗文集中，史书中的认可，朝鲜人带带相传的源头也是来源于此。在此之前尹根寿（1537-1616）的月汀漫笔和沈光世的休翁集、等书也有对安市城主杨万春的过于理想化的描写，但此时的资料显示主要是对杨万春功绩的夸大描写并未对唐太宗进行贬低和丑化。
月汀漫笔 尹根寿(1537-1616)
安市城主抗唐太宗精兵。卒全孤城。其功伟矣。姓名不传。我东之书籍鲜少而然耶。抑朱氏时无史而然耶。壬辰乱后天朝将官出来我国者。有吴宗道谓余曰。安市城主姓名梁万春。见太宗东征记云。顷见唐书衍义。则安市城主果是梁万春。而又有他人守将凡二人云。
月汀集 尹根寿 (1647)
中朝小说乃谓梁万春其人、壬辰乱后。天朝将官出来我国者有吴宗道谓余曰。安市城主姓名梁万春。见太宗东征记云。顷见李监司时发言曾见唐书衍义。则安市城主果是梁万春。而又有他人。守安市之将凡二人云——月汀先生别集卷之四
李朝人金时让《涪溪记闻》中记载“安市城主以蕞尔孤城，能抗王师，不特筹略不世。登城拜辞，词气从容，得礼之正，实闻道君子也。惜乎史失其名，至明时《唐书衍义》出，表其名为梁万春，未知得之何书。安市之功辉映简策，苟非名不失传，《通鉴纲目》及《东国史记》不应并遗，岂特数百年，始出于《衍义》乎，殆不可信也。”
从尹根寿到金时让，他们对安市城主之名的来源，记载为壬辰乱后，明时的唐书衍义，并且“未知得之何书”“殆不可信也”安市城主的名字具体化出现在壬辰倭乱之后，唐书演义此书虽佚，但从其书名可知必为小说一类的书籍。此时李朝人由于战后原因的民族自信心降到了低点，是一个需要重建的过程，此时将据太宗于安市城的将领树立并完善具体化有助于民族自信心的重建。
（二）唐太宗成独眼的最初记载与问题的发展：
自三渊集之后此问题才真正集中爆发，也有了唐太宗被描绘为独眼的说法。鉴于李朝文集和史书的粗略记载有以下几种：
《三渊集》 、 金昌翕(1732) 其七 《三渊集》卷之十一、诗、送大有随伯氏赴燕
高丽旧疆踔远矣。
凤城或云是安市。
千秋大胆杨万春。
箭射虬髯落眸子。
若道南汉形胜弱。
文皇何如洪太始。
《三渊集》卷之十九、书、答宋尧佐
梁万春。以愚所闻。则非梁乃杨也。幸更广询而定之。
德懋(1741-1793) /《靑庄馆全书》 靑庄馆全书卷三十二淸脾录一唐太宗眇目
三渊送老稼斋入燕诗曰。千秋大胆杨万春。箭射虬髥落眸子。案安市城主为杨万春。出于唐书演义。好事者为之作姓名。不足取信。详见月汀杂录。
安市城。距栅门十里。城在凤凰山上。山三面周抱。峯皆戌削刺天。超迈欲飞。南一面稍平可门。高句骊方言以凤凰为安市。故名安市城。唐太宗动天下兵。亲征。为城主所射。眇目而还。足为黩武者之炯戒。老稼斋以为此东明所筑。非安市城。安市城独非东明所创乎。案一统志。此眞安市城。故距五里有驻跸山。路旁有徐宗孟墓舍。柳树阴翳。墙垣巩固。安市城主世传姓名杨万春。三渊诗亦用之。然尹月汀谩录。已辨其出于唐书演义。不足取信。
朴趾源 《燕岩集》(1780) -热河日记、渡江录 起辛未、止乙酉。自鸭绿江。至辽阳十五日
今鄙语往往有训凤凰曰安市。称蛇曰白岩。隋唐时就国语。以凤凰城为安市城。以蛇城为白岩城。其说颇似有理。又世传安市城主杨万春。射帝中目。帝耀兵城下。赐绢百匹。以赏其为主坚守。三渊金公昌翕。送其弟老稼斋昌业入燕诗曰。千秋大胆杨万春。箭射虬髯落眸子。牧隐李公穑贞观吟曰。为是囊中一物尔。那知玄花落白羽。玄花言其目。白羽言其箭。二老所咏。当出于吾东流传之旧。唐太宗动天下之兵。不得志于弹丸小城。苍黄旋师。其迹可疑。金富轼只惜其史失姓名。葢富轼为三国史。只就中国史。书抄誊一番。以作事实。至引柳公权小说。以证驻驆之被围。而唐书及司马通鉴。皆不见录。则疑其为中国讳之。然至若本土旧闻。不敢略载一句。传信传疑之间。葢阙如也。
朴趾源 热河日记 渡江录
方新筑凤凰城。或曰此则安市城也。高勾丽方言。称大鸟曰安市。今鄙语往往有训凤凰曰安市。称蛇曰白岩。隋唐时就国语。以凤凰城为安市城。以蛇城为白岩城。其说颇似有理。又世传安市城主杨万春。射帝中目。帝耀兵城下。赐绢百匹。以赏其为主坚守。三渊金公昌翕。送其弟老稼斋昌业入燕诗曰。千秋大胆杨万春。箭射虬髯落眸子。牧隐李公穑贞观吟曰。为是囊中一物尔。那知玄花落白羽。玄花言其目。白羽言其箭。二老所咏。当出於吾东流传之旧。唐太宗动天下之兵。不得志於弹丸小城。苍黄旋师。其迹可疑。
李德懋 1741-1793清脾录 唐太宗眇目
三渊送老稼斋入燕诗曰。千秋大胆杨万春。箭射虬髥落眸子。案安市城主为杨万春。出於唐书演义。好事者为之作姓名。不足取信。详见月汀杂录。徐四佳云。牧隐贞观吟曰。谓是囊中一物耳。那知玄花落白羽。玄花言其目。白羽言其箭。世传唐太宗伐高丽。至安市城。箭中其目而还。考唐书通鉴。皆不载。当时史官。必为中国讳。无恠其不书也。但金富轼三国史。亦不载。未知牧老何从得此。
李德懋 靑庄馆全书卷之六十六入燕记靑庄馆全书卷之六十六
安市城主世传姓名杨万春。三渊诗亦用之。然尹月汀谩录。已辨其出於唐书演义。不足取信。
兪汉隽(1732-1811)/自著(著庵集)
喟隋唐之黩武。殚宇内之兵粟。壮乙支之用兵。嘉杨君之守墨。屹萨水之髅。环市郛以彳亍。咸犇走而死咋。师不得以东牧。
杨君。安市城主杨万春也。万春之名。东史不传。尹斗寿奉使中国。中国人有记者。遂录归以传。守墨。墨翟之守也。萨水。今淸川江。[自着卷之一/赋/广韩赋 幷序/乙未 ]
徐庆淳(1804-?) /《梦经堂日史》(1855)
为见凤凰城。迂回十里。历安市城。城在凤凰山中。唐太宗亲征高丽时。此城屡月不下。为守将杨万春射中左目。及其回军。万春登城拜谢。太宗赐绢百匹。此载金富轼三国史。而通鉴及唐史所不记也。（梦经堂日史编[一]/十一月/初一日 庚申）
直庵集/申暻(1811)
至于杨万春以安市一片孤城。拒天下百万大众。其武勇不下于白起，韩信。而其名亦不着于东史。晩因中国小说所记。而始知其为杨万春。岂不可异哉。[直庵集卷之二十/语录/语录]
景善 《燕辕直指》(1832)
燕记曰。或曰此卽安市城也。高句丽方言。称大鸟曰安市。今方语。或训凤凰曰安市。称蛇曰白岩。隋唐时沿国语。以凤凰城为安市城。以蛇城为白岩城。其说颇似有理。又世传安市城主杨万春。射帝中目。帝耀兵城下。赐绢百匹。以赏其为主坚守。三渊送其弟老稼斋入燕诗曰。千秋大胆杨万春。箭射虬髥落眸子。牧隐贞观吟曰。谓是囊中一物耳。那知玄花落白羽。玄花。目也。白羽。箭也。 二老所咏。当出于吾东流传之旧。然唐太宗动天下之兵。不得志于弹丸小城。苍黄旋师。其迹可疑。金富轼只惜其史失姓名。盖富轼为三国史。只就中国史书。钞誊一部。以作事实。至引柳公权小说。以证驻跸之被围。而唐书及司马通鉴。皆不见录。则疑其为中国讳之。然至于本土闻。不敢略载一句于传信传疑之间。盖阙如也。燕辕直指卷之一/十一月二十四日
《桓檀古纪·太白逸史》
世民 愤不自胜 敢出决战 杨万春 乃呼声张弓 世民出阵 矢浮半空 遂为所中 左目没焉 世民 穷无所措 从间道遁（日据朝鲜·安含老、元董仲、红杏村叟、范樟、李陌，1911年）
1931年，申采浩著 《朝鲜上古史》
（综上所述条目详见《关于安市城主杨万春的朝鲜书面记载》一贴，至于其他参考源地址已失，故不详述）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说明唐太宗被射并不可信：
（一）唐太宗被射瞎眼睛的最初记载没超过18世纪，是诞生在李朝对清朝心存不满的年代，这是李朝诞生的主流思想是鄙华和仇清。清前期在朝鲜半岛的入侵是最主要因素，之后看到的康乾盛世又使朝鲜人认为华民沉溺在外族的幻象之内，其认为中华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在明朝的覆灭以及丁卯胡乱与丙子胡乱之后李氏朝鲜的官民认识到了自身无依靠的绝望，期望自己的自救。所以自己要先看得起自己，别人才能感觉到你，这也是编造此种论调的先决条件 2在金昌翕之前，李朝记载安市城主其名为梁万春。而金昌翕认为“以愚所闻。则非梁乃杨也”杨万春之名才被后世朝鲜所引用。既然朝鲜人自顾认为是吾东流传之旧，但却对其名字却诸多猜测揣摩，这显然是不实的
（二）三渊集中首先写出了太宗被射中眼眸，但却不敢直言太宗名讳，而是用虬髯代替，想当然作者是有所顾忌的。然其后人的指向性却越来越明确，这也是从创造谎言到完善谎言的一个过程。这里对太宗称呼的发展是：“虬髯”（三渊集）—“帝”（燕岩集）—“太宗”或“唐太宗”（燕辕直指等）—“世民”（桓檀古记）这些称呼中也体现了李朝逐渐轻视中华的轨迹。从眼睛唐太宗眼睛被射初次见于朝鲜书籍以来，虽然经过多次质疑，但总体发展是越来越完善。由射眸到后来的射左眼一次比一次具体。这和历史的本真是相反的，史书一般是前者记录，后者引用其记载，但在朝鲜却是完善其记载，这倒是非常像文学的创作。
（三）金富轼《三国史记》参考的是中朝古籍，如当时有“安市城主”的记载，绝不会只字不提的，而是事实情况是三国史记，高丽史等朝鲜正史中均无提起。故“安市城主”名杨万春之说实不足采信，清脾录中也说：但金富轼三国史。亦不载。未知牧老何从得此。
在三国史记中有其安市城主的记载如下：
论曰：唐太宗，圣明不世出之君。除乱比于汤武，致理几于成康。至于用兵之际，出奇无穷，所向无敌。而东征之功，败于安市，则其城主，可谓豪杰非常者矣。而史失其姓名，与杨子所云："齐鲁大臣，史失其名。"无异。甚可惜也。（三国史记 第二十一卷 高句丽本纪第九卷）。其中说明了史失其姓名，与杨子所云："齐鲁大臣，史失其名。"无异。甚可惜也，可见这是史失其传的，至于传至李朝还要说是在中国小说和口头流传下找到的。可见朝鲜自古流传杨万春不可信。
（四）德懋已辨出：梁万春（杨）其出于唐书演义。不足取信。
（五）景善的说法是“然至于本土闻。不敢略载一句于传信传疑之间，”这和当今朝韩人的说法及其的类似，他们自古以来信的是本土闻，而这本土闻诞生于何时何地，他们却不愿深究。
（六）自金昌翕之后最早的应和者是北学派的朴趾源，他虽然来华，和遭到李朝理学思想的反对，但其本意是期望朝鲜的自救，也就是吸收清王朝的先进技术充实自己，本质是和中国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相类，不能说他学习满清就是仰慕满清，而是为了自己的发展期待自强的表现。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自然会创造出一个朝鲜人曾经伟大过的思想境界，。在他看来：唐太宗动天下之兵。不得志於弹丸小城。更何况清朝政府,这也等于给了李朝一个自强的底气。
（七）至于近现代的桓檀古记和朝鲜上古史的引用更能说明问题，如果说前面的引用是诗文集，那此时就正式成了野史和民族史中的记载了。放下这两本伪书的真实性不谈，这些书的成因就是这是对自己民族遭受外族侵略下产生的，其主观情绪可想而知，自己塑造出一个曾经为大的民族，目的还是为了自救，从有史以来的三国遗事到近现代的上古史。亦或是现代面对他人做强自己心中忐忑时，每当朝鲜民族对外族侵略束手无策或邻国强盛，总有民族史学者陷入回忆之中，而自己的回忆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和振奋民心的元素，那就会去选择创造和丰富自己的回忆。
（八）按朝鲜现代的收录，有明人何孟春(明. 1474-1536) 在其著作余冬序录有其“梁万春”的记载但翻阅后不查。
（九）兪汉隽在著庵集中说：
“万春之名。东史不传。尹斗寿奉使中国。中国人有记者。遂录归以传。”按这说法。朝鲜人借助来中国的经历，完善了安市城主的名字。但清人所著《天咫偶闻》卷二中说“又闻朝鲜人云：当日守城之将名杨万春，可补史缺。”可见这种论调当时在中国是没有的，清人是听朝鲜人才知道的万春之名。也就是说中国文字中根本无此记载，尹斗寿来中国见有记者也无从谈起，因为中国现在也没保存有这些文字记载，只不过是当时的朝鲜文人为了找一个权威可信的条件罢了。
二 安市城今何在
（一）朝韩方认为安市城的位置
安市城在何地?过去曾有过异议，但经过有关学者诸多考察与论证，认定今海城市英城子村古城，即唐与高句丽安市城大战的主战场所在地，已得到共识。朝鲜半岛人认定他在朝鲜境内或者边境地带，主要有以下几个说法：
1：长白山凤凰城说。朝鲜丁镛：#说云，古之方言谓凤为阿市，安市者今凤凰城也《大韩疆域考》
2：朝鲜清川江左岸说。清魏源：是月，度清川江过安州，唐太宗所功安市城也。《圣武记》
3：朝鲜平壤市南龙岗北乌石山说。安市城在乌石山，距县治五里，坚固无比，石筑……世以此城为唐太宗所亲征不下者。
其中凤凰城在朝鲜最有信众，大概有和今日之朝鲜国境所联系的原因，认为其是安市城人民捍卫的是朝鲜半岛人的主权。也说明了辽东为朝鲜人居住地的原因。但问题看得是当时的局势和结果，高句丽之前朝鲜半岛北部并未由半岛人建立政权。高句丽灭亡后才逐渐将高句丽旧地纳入疆域之中，但也并未出大同江以南地区。作为长白山地区的凤凰城（今凤城）从古至今也为纳入半岛政权一时一刻。又怎么会是保卫朝鲜人民呢？高句丽在凤城建立的是乌城（又作居城）州，和安市不搭界。贞观征高丽，路线是先固辽东，下安市会师，度鸭绿江直取平壤。是自北而南打，水路则最北打到了建安，今天的辽宁抚顺 辽阳 海城 大石桥盖州 大连为其战境，并未达到辽东半岛最东部的凤凰城，更不可能跨鸭绿江去到朝鲜境内了，所以以上三点说法会不攻自破、
（二）通过考古的论证：
辽宁海城市英城子村古城，本名营城子村，就是驻兵屯营之意，而后进几十年易名英城子村。除了出土丰富的遗物之外最明确的证据就是东南处有土筑高台遗迹，现今已被修成梯田，可与史料中的太宗与安市东南筑造土山作互相印证。
东南高台：在东门南测距城墙约30米处。台西墙与城墙相连在一起，它高于东部城墙2.65米。墙体为人工修筑，内侧可见高度17米。高台顶部为一平面，呈梯形，外壁窄，长26米，内壁宽，长42米，两腰各长30米，土质为云母岩风化土，夯土密度较小。当地村民称之为点将台，高台外侧基地长约40米，现高台顶部已被人工修成南北向七层梯田。
而且根据考古山体正中为东城城墙的墙基，正可与史料中的“山颓，压城，城崩（土山坍塌压向城墙城墙崩塌）”互相印证一二。
（另有海城市海龙川山城说，其没有认为的英城子更为普遍，不管怎么样应该存在于在海城市范围内）
三 唐太宗被射元凶诸说：
（一）泉盖苏文说：
在渊盖苏文这部韩剧中高句丽名将渊盖苏文夜袭唐军，射出一只冷箭直插唐太宗李世民眼睛，弦响之处李世民哎呀一声捂住了左眼，顿时血流满面。也是这剧的播出使中国网民第一次了解到韩人认为唐太宗是独眼龙的荒唐说法。从此中国网络就像炸开了锅，一时间鄙视者成潮水般不断增加。
（1）泉盖苏文不在安市
这说法是极其可笑的，了解历史的都知道泉盖苏文没有与唐太宗打过交锋战，也更谈不上射伤其眼睛。泉盖苏文一直在平壤遥控指挥战役，没有一部史书中说他出过国都，泉盖苏文在安市更加不可能。资治通鉴中记载：“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说明安市城主于泉盖苏文是政治上的对手，并与其发生战争，攻不下来才放任安市城由城主掌控。安市城主享有自己的军事自主权，不受泉盖苏文的调遣。驻华山之战泉盖苏文能做的就是在平壤调兵援助安市，而不是入驻安市城、第二个理由是，太宗再打驻华山之战前，高句丽倾全国之力与之抗衡，求的是保住大后方，此时的平壤城兵力极其的空虚。江夏王道宗曾经献策:“高句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经过战事评估精卒五千即可覆其本根。此时的战事使得泉盖苏文只能坐镇平壤国都，而不是连最后的一点兵力也不要了，跨过鸭绿江与太宗打对抗战。当然这说的是驻华山之前，打完驻跸山一战以后, 高句丽举国震骇, 以至于附近“数百里无舍烟。” 唐军之后围攻安市两个月之久, 盖苏未派出一兵一卒救安市，更别说亲身前往了。
（2）夜袭营
夜袭营的说法倒是有史料依据，不过被唐太宗先期察觉到了，并做好了布防，等的是“请君入瓮”
1：新唐书——帝闻城中鸡彘声，曰：“围久，突无黔烟。今鸡彘鸣，必杀以飨士，虏且夜出。”诏严兵。丙夜，虏数百人缒而下，悉禽之。安市城被围困日久，士气粮草都消耗磨损了，无奈对方做了一次赌博似的攻击，说明安市城当时已经出现空虚疲弱。此战斗发生于驻跸山战役后不足两月，安市城中便己经“突无黔烟”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伏击战，而且是近距离伏击战，百人缒而下说的是百人从城楼上顺着绳子趴下来，自然他的装备是刀之类的近距离格斗武器，哪里会带着弓箭之类的远距离武器下城。而且这百人突袭队根本没有机会袭营，下城就被擒了。
2：资治通鉴的记载与其有出入之处：“上闻之，自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退走。”前面与唐书的记载一致，都是说安市城烟火日渐稀少，杀鸡宰猪慰劳军士，让太宗看出破绽，问题是后来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太宗亲自到了城下，参与战斗，这听起来与常理不符。夜袭的目的是杀将帅等高级指挥官，太宗是其核心。本应重点保护，又怎会亲自持兵杀敌,消灭小股作战力量，这有些得不偿失。这样说太宗至城下也就到了安市城的射击范围之内，那极有可能被射中，但且看之后资治通鉴怎么记载太宗的：“士卒分番交战，日六、七合，冲车炮石，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宗伤足，上亲为之针”。夜袭之后，紧接着建筑土山作战，李道宗作战伤了脚，太宗亲自为之针灸，试想若是一个眼部要害中箭正在养伤的人，又何来这种闲情逸致？
（二）杨万春说：
根据的是以上李朝小说、笔记、诗歌的记载，在上段以作反驳，此不复表。杨万春者不存在，本身就是伪证。若是想说的是唐朝没留传下名字的安市城主，则大可不必。安市城主又怎么会和唐太宗有交锋呢？两者皆是指挥方，安市城主是防守，未出城一步，遭遇战的双反临战指挥和安营扎寨都在对方打击范围之外，更何况是攻城战。安市城主唯一的攻击性军事行动就是派百人敢死队夜袭营刺杀，还不幸中了圈套。
（三）靺鞨说：
这种说法与杨万春说来比较更加显得薄弱，这个连小说诗歌的真确记载都没有，凭的是对史书的单方面想象和曲解，持此说的人认为据《资治通鉴》说安市之战时，李道宗命傅伏爱屯兵山顶失职，高丽兵夺据土山。太宗怒斩伏爱以徇，李道宗“徒 跣诣旗下请罪”。太宗说“汝罪当死”，但“特赦汝耳”。据看，太宗中箭， 大约即在此时。而靺鞨兵善射，太宗可能就是中了靺鞨之箭。
这里最大的误差就是时间点，认为太宗中箭是在筑土山攻安市时，并是由靺鞨人杀的，可此时靺鞨兵早在这之前已遭到坑杀，也就是说筑土山安市之战最后的阶段，靺鞨兵是这之前北部萨辱高延寿和南部萨辱高惠真援助安市时带来的，后高延寿和高惠真战败祈降，部下的靺鞨人被唐太宗杀光了。在这之后才是筑土山围安市城，此时与太宗对抗的是坚守在安市城内的高句丽人，持此说的人明显是把靺鞨兵出现的时间和筑土山的时间搞混了。
（1）李道宗跣诣旗下请罪
这种论断的潜台词似乎是说李道宗因为攻城不利外加没保护好太宗皇帝使之眼睛受伤从而引发太宗恼羞成怒说出了“汝罪当死”那不妨分析一下太宗为何说出这一句话，当时双方胶着已经导致安市城内“烟火日微”这种迹象表明城中粮草已近枯竭，而之后据《资治通鉴》载：“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山顶以备敌。山颓，压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唐太宗此时趁着围城两月余，粮草日微（按旧唐书记载六月丙辰，师至安市城……秋七月，李绩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这是明确写明时间线索的史料，可得知从移师安市的班师总共围城三月。筑土山是最后阶段因此得出此时已经围城两月余）再加上驻跸山战捷的士气高涨，发起总攻，筑成土山。
从此可得知用五十万人六十天时间在安市城东南筑造的土山，已经筑到了山顶去城数丈，可以俯视城中的高度，（围安市三个月，筑土山花去两个月时间，也表明安市城的易守难攻，和一直构思的借土山入城的战略思维）山体崩塌使安市城墙出现缺口，这时拿下安市唾手可得，这个泉盖苏文尚且打不下的城池，之前攻久不下的城池此时已经打开了一道缺口 。这是绝好的总攻时机 。但李道宗部下傅伏爱却擅离职守、私离所部，才引来高句丽兵仅百人便占据了土山缺口。试想一下本来唾手可得到最终化为泡影这种心理落差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所以才会立斩傅伏爱以示众。军不严 将之过。李道宗当然明白自己管将不严导致的严重后果，之后对太宗主动徒跣诣旗下请罪，这些是在正常不过的表现。至于为何要“徒跣”在这之前就史料中已经写明了“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宗伤足，上亲为之针”李道攻城宗伤了脚，太宗亲自为其针。土山失利后李道宗光脚请罪，意图很明显，太宗为我亲自行针治伤，我记得。潜在用意是也希望太宗能记住自己为唐建立的功勋，从而得到宽恕。然太宗淡然可辨别其中的含义‘所以说：“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见到有些言论是不解李道宗为何光脚请罪，并认为战线失利并未在傅伏爱一人之身。唐军本就是大败之势 究其原因其一因为是土山之战的总负责人， （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二是罪责牵连，如若罪在李道宗执战不利，得到的罪责会和傅伏爱一样。李道宗的罪过在于管将不利导致失去战略先机，从而之后连攻三日不克，只得班师。没能拿下安市李道宗是间接导致的，而不是直接，所以没有收到严惩） 其三是，李道宗光脚祈降并非是自知罪孽深重，而是望太宗念及旧情，这点在上段中已经写明。
(题外话，李道宗估计是砸伤了脚，造成淤血，所以才针。若是外伤。则只需外术治疗，从战役上看冲车炮石坏其楼堞，这是攻坚战 有些人说李道宗受箭伤，不可信）
（2）坑杀靺鞨：
除此之外持此说的人还对驻跸山之战后太宗下令屠杀靺鞨兵产生了怀疑：《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 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同书〈高丽传〉所说的“诛靺 鞨三千余人”，当是同一件事。太宗对高丽军都很宽恕，独对靺鞨人仇恨，必非 无故。九月班师，《通鉴》说是“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 食将尽。”其实都只是借口。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为何坑杀靺鞨兵，在上一段中引用了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就在这前一句话就已经说明了原因，全文如下：
武德五年，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
新唐书里明确写出了：“其北部反，与高丽合”北部靺鞨首先背信与唐朝，与高丽联合，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每战，靺鞨常居前”本是一段完整的话，前面说原因后面说结果，但持此说的人只看到了最后几个字，单独摘下来加以想象、其居心叵测可见一斑。
这里说的北部是指北部靺鞨，他们是由高句丽南部褥萨（褥萨当都督解）高惠真和北部褥萨高延寿带来的高句丽靺鞨联军。北部靺鞨就是指的黑水部 拂涅部等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部落如虞娄 越喜 铁力等部。他们生活在挹娄肃慎的旧地上。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成为黑水靺鞨十六部其中。关于这些部落称臣与唐朝在新唐书北狄传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载：“武德五年，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燕州地区为高句丽灭亡后栗末靺鞨的遣散地，此处为作者把栗末靺鞨误认为黑水靺鞨）可以看出黑水靺鞨在武德五年遣使来唐，贞观二年称臣与唐，到了贞观十四年唐“以其地为黑水州，自后或酋长自来，或遣使朝贡，每岁不绝”—（《唐会要》卷九十六）。此时唐朝在黑水靺鞨所在的北部靺鞨地区设置有效地管理机制。到了贞观十九年发生了北部举反旗，背信与唐。靺鞨人与唐朝打仗每战居于前倒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在高句丽靺鞨联军中数量上不具优势，尤称劲捷 且非高句丽本族人，所以高句丽褥萨使用它们当先期部队。每战与前这些也是唐朝憎恨的，但非主要原因，招致屠杀靺鞨兵的原因主要在于他本是唐朝盟友但却反唐，试想一下征高丽的唐军中就有很大比例的外籍雇佣军，其中靺鞨兵也在内。他们看着北部靺鞨从臣属到趁战乱反击唐朝会如何想。此时屠杀靺鞨兵无非是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显天威，使之不要内乱。
再杀靺鞨兵的人数上，众多史料并无太大出入，皆三千上下，与降唐的总人数上差异巨大不同，在旧唐书中说延寿惠真率十五万六千八百人请降，但到了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或者比较可信，因为旧唐书中说“靺鞨之众十五万来援安市城”最后收兵却比来的人数更多，是不可信的。在杀靺鞨兵的人数上，有如此下史料作对比。
1：旧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东夷“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
2：资治通鉴，唐纪十四：“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
3：新唐书、东夷传：“诛靺鞨三千馀人，获马牛十万”
4：新唐书。北狄传：“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
从坑杀的靺鞨兵可以看出靺鞨兵总人数并不多。和归降的高句丽兵比只占去小部分，这些人只是充当先锋部队的，援助安市城的联军中主力尚且当不成，从位置上谈更不可能入驻安市城向太宗射冷箭了。因为援助安市时高延寿和高惠真只是在去城四十里至八里的地方反击唐军，根本就没有进去
1:新唐书 东夷传“延寿不从，引军距安市四十里而屯”
2: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而陈”
此外从四十里到了八里还是太宗怕其徘徊不敢前进而派兵引诱的。（上犹恐其低徊不至，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骑以诱之——资治通鉴、唐纪）从中可以得出结论，靺鞨兵被坑杀是因为射中了唐太宗眼睛这说法无论从时间亦或是空间上根本就不能支持，李道宗畏罪光脚请罪的说法也很可笑。个中缘由只有创出此说的人自己最为清楚。贞观三年编修成书的《隋书》靺鞨传记载“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肃慎氏也，可见北部靺鞨始终是在用肃慎遗留下来的原始石箭镞，唐早期也是如此，未对石器产生排斥。既然是这样又何来靺鞨淬毒呢？石器渗透性大，粘着力低。毒箭怎么也不会选用这种东西作为载体。自身的文明化发展还未得到进步，更不用说向太宗射出的毒箭了。
四、新罗说：
在于他人争辩中得出还有来自新罗人射伤唐太宗的论断，而且说得有名有姓—新罗大将“金庚信”这话不得不让人汗颜，首先新罗是贞观十九年大唐亲征高丽时的援军。又怎么会向自己的盟友射击呢？是新罗请兵与唐才引来的贞观十九年征高丽，当时的局势发展是：贞观十六年新罗遣使上书以百济王“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与高句丽和亲通好，新罗阻断入朝之路为由向唐告状，太宗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新唐书东夷传百济条）这次遣使求救在高丽传里记载了更为详实的细节：新罗遣使上书，请唐出兵说出了“计穷矣，惟陛下哀怜”太宗给新罗国定了三条计策
1我派军队，领契丹靺鞨雇佣兵入辽东境内，可以使你们有一年的安稳日子。
2我赐你绛袍丹帜数千列装你国，高句丽百济见了，以为是唐朝派军到了新罗，必退军。
3百济自持有海路屏障，不休兵戎，我派水军几万过去打；你新罗国为女王执政，所以周边邻国才欺负你，我派宗室去主持新罗国，代日子稳定了再还给你，你说怎么样？新罗使者无语应对（原文见新唐书东夷传高丽条）
之后派玄奖告谕两蕃，太宗还是以为自己师出无名不愿派兵前往，无奈盖苏文在玄奖到达之前就先攻下新罗两个城池，对唐从中调和也是“不从”。太宗担忧“一虑之失而尤之”再加上新唐书中的一句“新罗数请援”才坚定了攻伐高句丽的决心，可见当时新罗已经让高句丽百济打到了绝境上以上三条建议出自唐太宗之口，视为番戏耍之言。试想一下新罗国受到的高句丽压迫和百济的反扩张已经疲于奔命，从百济的角度来讲先是新罗扩张给自己的压力，从此不得不与宿敌高句丽联合。百济武王上位后专事攻打新罗，太宗征高丽之前又发契丹、奚、新罗、百济诸君长兵悉会，不过百济未听调遣却——闻帝新讨高丽，乃间取新罗七城；久之，又夺十馀城，因不朝贡（新唐书东夷传）此时新罗受到高句丽百济的双向挤压，贞观十六年大耶城之战新罗战败又求助高句丽未果，金春秋被扣押。自后几年一直是三国互伐，他能依靠的只有唐朝。
新罗对唐的援助可见：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新唐书东夷传》
善德王十四年（唐贞观十九年）——夏五月, 太宗亲征高句丽, 王发兵三万以助之. 百济乘虚, 袭取国西七城. 冬十一月, 拜伊 <毗昙>为上大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还有就是金庚信本人此时未必在新罗援军之内，领兵的将领是谁虽说史书中未写明，但在本段中说战争过后毗昙却被封为了大上等，此人政治观是亲唐的，不能排除协同作战的因素。对金庚信却之字不提。在贞观十九年从正月到三月金庚信一直在跟百济打，三月之后“又急报百济复来侵，.王以事急, 乃曰: "国之存亡, 系公一身, 庶不惮劳, 往其图之!"三月之后金庚信去和百济军在作战，而且是国之存亡之战。以上三国史记的记载可以跟新唐书东夷传中的记载作对比——“闻帝新讨高丽，乃间取新罗七城；久之，又夺十馀城，”百济趁唐攻高丽的时机攻打新罗。此时的金庚信在跟百济打，根本就就没再援唐军之中。又何来射中太宗的眼睛呢？ 之后三国史记无论是新罗本纪还是金庚信传里都是直接由善德十四年（贞观十九年）直接跳转到十六年（贞观二十一年）可见其新唐书中的“久之，又夺十馀城”在此时间段内。新罗发兵五万才夺取个水口城，那对丢了十几个城池的新罗来说，此战自然是国之存亡的持久战。事实是史料中金庚信在百济占线一拖就是几年不见记载。由此得知这说编造的多么不切实际，一是这些人对新罗和唐朝的关系不了解，再者无金庚信援唐的记录。信口开河指向金庚信，这无非就是为本民族将领增光添彩的行为。笔者在于高丽人争论时初听此说，而惊讶至哭笑不得。
四 刘洎死于泄露国家机密？
“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被认为是刘洎泄露了天机，说出了唐太宗中箭真相，而引来太宗的仇杀。“此言一出，大祸立至，这位重臣便被李世民下诏，“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按说刘尚书罪不至此，大约实情是他对外人透露过李世民所谓“痈疽”症真相吧”
这又是一次典型的断章取义，资治通鉴原文就在本段中中已经明确的给出了刘洎的死因：初，上留侍中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上将行，谓洎曰：“我今远征，尔辅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上以其言妄发，颇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败，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或谮于上曰：“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上以为然，庚申，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唐太宗在征辽东前让刘洎辅佐太子，谁料刘洎说出了：“原陛下无事，哪个大臣有罪，我刘洎马上宰了他”本来让他辅助太子理政，他以自我为中心。难怪太宗要警告他“你性格不仅粗疏而且还锋芒毕露，早晚得在这上面栽跟头”刘洎行事向来行事直率， 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中说其敢上御座抢太宗飞白。以此可见一斑。
他的死在于有人从中陷害，刘洎从太宗屋中走出与众大臣说“陛下这样的疾病，真令人担忧”本是平常之语，有人却将此句话加以编造说给太宗听“刘洎说朝廷大事不足以忧虑，此时最应该办的就是遵循伊尹霍光的典故，辅佐年幼太子，大臣有不听从的把他杀死就行”司马光在写道此时用了“谮于上”几个字，就是说明有人从中故意挑拨矛盾。新唐书，卷122《刘洎传》以及《旧唐书》卷74《刘洎传》指出此人为褚遂良。而且杀大臣的话也是刘洎之前说过的，只不过这次被人改成了“挟天子”的含义上。褚遂良投合了太宗顾忌心理。所以唐太宗诏书中写的也很明白“刘洎私下与人议论，当我不行时，阴谋执掌朝政，自比伊尹霍光，猜忌同僚，想把他们全杀死，理当赐自尽，赦免妻儿”刘洎一生张扬 爱说直话，却死在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上，这事未免荒诞讽刺。但究其原因刘洎的话经过褚遂良的诬陷之词润色后，显然唐太宗也担心幼主难驾驭桀骜不驯的刘洎,从而落为傀儡，这是唐太宗杀死刘洎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既然他们说刘洎是泄露了天机被赐死，那么太宗的天机何须泄露，太宗征辽东的将士和敌方众兵将不是都能看见吗，坐步辇回来的时候不是天下人都能看见吗（唐时步辇无壁无顶）。防了一个刘洎的口，能防天下众人之口？再说为何要防别人之口，宋太宗中箭，萧挞揽中弩 夏侯惇伤左目史书如实写下。没必要此地无银三百两，捂住自己的左眼，然后御步辇而行，到大街上然后跟人说：我没中箭、我没中箭”
五 痈疽
贞观十九年九月安市不克，班师，到了十二月资治通鉴中说：“十二月，辛丑，上病痈，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这条记载被某些人人认为是太宗箭毒发作的症状，所谓痈疽在古代指的范围很大，以现在来看，笔者收集到了太宗所发痈疽病的解释有：肠痈 肛瘘 痢疾 火疖子 皮肤病各种说法，不管发病与什么部位无一例外证明他他是种热病。《黄帝内经、灵枢》记载：“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在疡医大全痈疽论中说“痈疽皆由膏梁之家，湿热气逆所结，且多犯肥白之人，气居于表，中气必虚者，初起急宜凉血，活血散结解毒，大剂连进，内外夹攻”
首先说出他多发病与膏粱之家，在古代是种富贵病，积热所致。疡医大全又说“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 ”神经情绪的因素也被囊括、太宗征辽东之前所患疾病中气疾最为严重。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于公元628年8月曾云：“朕有气疾，岂宜下湿。”四年之后，又说:“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可从中得知太宗最见不得的就是暑热，暑天病情会加重。所患气疾外还有风疾，同样是个怕热的病“比者风虚颇积,为弊至深……沈疴属此,理所不堪,久欲追凉。”而太宗发病征辽东却又是经历了整个暑期,在辽东“盛暑汗流”的气候使太宗的身体加重了本来的病情，产生出并发症从而生出痈疽、
太宗所患痈疽除去旧有顽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征辽东时的卫生条工作不到位，观十九年九月：
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资治通鉴》、唐纪十四、太宗自发兵定州时就对李治说：等我再见到你才换下此袍，果真见到李治后才换下旧衣、从发兵定州到在见到李治，经历盛暑流汗 秋天透风 半年时间为更换新衣。如不按中医理论，看看现代的西医解释痈疽是由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成群受细菌感染所致的化脓性炎，这也就明了了所患痈疽的环境卫生因素。从发病时间上看，太宗九月班师，至十二月至定州见李治，才发现自己得了痈疽。按他们的说法是筑土山的时候中箭，就按着这种轨迹，应该是在九月之前不久，九月到十二月过了整整三个多月 试想中了毒箭，怎么会拖延如此之久才发病？再者中箭或中毒箭若是治疗不及时，最为可信的症状就是伤口周边因为细菌感染毒素侵蚀出现溃烂，进入血液者则直通心脉导致死亡，怎么会过了三个月之久身上才长出个芥子？说中箭得痢疾者更加诡异，毒素绕过周身血液循环直通终点到达大肠，其他部位皆无病症，唯生出痢疾，别说是箭了，注射针也无如此奇效。由此得知痢疾/芥子/痈疽≠中箭
至贞观二十三年四月辛酉十八日死时按资治通鉴载，“上苦利增具”“苦利”也似“苦痢”解，死于痢疾也应是太宗其病症之一，但已和中箭无关。
且究其痈疽并非什么大病，最严重的就是发病阶段，唐太宗也不过就是做了几天的轿子，并未描写其病的有多严重，刘洎口中说的“疾势如此，圣躯可忧”说的是让人忧虑、他看到的是初期病症，从之后的发展状况看，贞观二十年正月以六条巡查四方，上亲临绝。二月初二上发并州，这都是好转的迹象。此时距发痈疽都是在两个月之内，之后紧接着记载“上疾未全平，专欲保养”此时已经到了修养的阶段，唐太宗在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做好休整后又准备再次亲征,可见其病无碍。
“上将复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贞观十九年班师回朝的十二月太宗在定州发痈疽病症，因为所患病地点未在辽东，在太宗看来和征东无关，所以也并未引起太多注意，才会准备再征高丽。有人认为痈疽从贞观十九年年底发痈疽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太宗才痊愈，——“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视朝”。其实这又是没看全史料的结果，不能把什么病都归结到痈疽上，在贞观二十一年三月，太宗风疾又有复发，“太宗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四月初九，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这次说的“上疾愈”是风疾，而非痈疽。既然已经痊愈更不可能在这之后找那逻迩娑婆寐为其治疗旧伤，而是此时太宗经过身体反反复复发病，已经对长生方术产生了兴趣，并且深信。他求的是长生之法。
究其太宗所患痈疽，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就是深受风疾之苦，这是先决条件。外因是辽东气候 车马所疲 操心劳力 加上卫生照顾不到所导致的，这是发病的诱因。
六 天竺僧
再说到唐太宗死因的时候这些人还是相信太宗是因为箭伤不治，招来天竺僧为其服丹药而致死 二十二年五月，太子率更长史王玄策击败天竺（印度），得其方士那逻□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太宗令他" 采怪药异石" ，以求" 延年之药".据看，太宗是想要治箭疮。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服丹药崩驾。他死后四天才发丧。还说在这之前太宗是深恶痛绝丹药的，然而却在辽东回来后深信丹药治病，也可得知现有中医之术无法挽救太宗的身体么从而相信超自然力量，这是完全的曲解，唐太宗在贞观前期，对神仙方术确实是对丹药深恶痛绝的，但观点改变在征辽东之前的贞观十七年，太宗又幸名医甄权家，“视其饮食，访以医性”。据说甄权时年103岁，长于养生。太宗从痛觉丹药到深信道家方术的转变时间在征辽东之前。根本就不存在箭伤无药可医只能相信异域丹药的荒唐说法。从以上的记载来看唐太宗经常所患风疾 气疾为此而困扰，征辽东后导致患上痈疽，从而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对方术由痛觉到深信的转变这是原因
《旧唐书·郝处俊传》有记：
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婆娑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太宗在后期是对丹药方术深信不疑的，这些也是导致自己的死因之一。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可见其深为丹药所迷，求的是长生之法，治病并非主要原因，所以长孙无忌才会哭谏将太宗劝回。且在这之前房玄龄也指出“上疾新愈”可见唐太宗晚期从征辽东之前无论是在病中还是病后一直是对丹药深信不疑的。
结语
关于唐太宗死因的问题上，遍及网络都都在说死于中箭，稍微了解历史的即知此时有多荒唐，可近些年大有谣言扩散之势。引用转录者无数。泉盖苏文上映后，中国网民都在把他当成笑谈，但却少见深究者。此时却有人将太宗死因应和成中箭的假象，并引经据典，大有以假当真之象。虽为断章取义，一般不了的人也会信以为真。这也是大肆在网络上转帖的原因。以此为由，笔者写文一篇，水平不高、文笔不妙，但求为此做一番探寻，不到之处敬请见谅，忘能引起注意打击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