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法学或法解释学经法学者的长期经营，早已成为一门学问，各家学说或理论难免对立，甚至引起争执，理由针锋相对者有之，结论相异者有之，不一而足。惟法学既称为法学，自应举有某种程度之客观性，对人类一般生活之实践，始克有济。如百家争鸣，各有其说，则不成为学问。所谓“为学问而学问”，虽颇具浪漫思想，究已偏离学问之道。
学问非一人独能完成，需赖多数学者长期不断之研究，一再累积，始能期其健全发展或有所成就，设彼此经营统一学问，不能维持某种程度之客观性，即不能发生累积作用，此一门学问之研究必然停滞不前，甚至萎缩。法学亦复如是，法学者一向以追求客观性为首务，并将法律阐释之客观性，悬为研究之基本课题，实此之故。
法律解释之客观性为何，论者不一而说，有先设定一般抽象的原理原则，在不同的法律解释中，符合此项抽象原理原则之解释者，其解释即具有客观性。惟此项抽象的原理原则之设定，涉及哲学上一元论之立场或自然主义的演绎关系，不待言而自明。有持二元论之立场，认为无所谓绝对客观的法律解释，一切法律解释最后的判断，殆皆取决于主观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
无可讳言，法律解释之客观性，与三权分立之思想攸关綦切。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不仅系统治人民的工具，同时亦在约束统治行为，使其不致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解释之客观性，有助于此项法律之安定与公平，法学者对此锲而不舍，实此之故。法律解释之客观性，究应持一元论，抑或二元论，始可获致，虽系一值得深思的问题，惟目前各国法学者对此之探讨，率皆各起炉灶，改从另一角度研究。
同时，自本世纪以降，各种法律的经验科学研究成果，如何被广泛的容纳，使法律解释得能提高其客观性，进而摆脱概念法学的阴影，俾可从社会科学中求得一稳固的基础，亦系当前法学者致力之所在。
如前所述，透过合理的公开的讨论和批判，对理论认识的结果，可获得认识之客观性。法学亦即学问之一种，应亦不能独外，当亦可利用此法加以认识。惟法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其客体无论如何描述，实不具有自然科学之“客观性”，此正为历来法学者胆怯之所在。
实则，社会科学或法学既为科学之一种，自亦具有科学之性格，有其客观性之一面，绝不能摆脱逻辑关系，而成其为科学。虽如所周知，自然科学端在求自然事物之理，自然事物则皆受“因果律”所控制，既不可能有善恶的价值判断，亦无所谓目的观念，在“因果律”的概念之中，亦具事物整齐之一致性，凡百事物，有其因必有其果，同其因必同其果，倘无此一致性，既无因果关系之可言，故“因果律”与“同一律”诚互相通。归纳的基础是“因果律”，演绎的基础是“同一律”，两者皆系逻辑的主要方法，亦即自然科学的方法。因之，自然科学家运用其理性智慧所设定的原则，虽未必皆为自然秩序中存在的真理，但其可以逐渐接近真理，则属不争之论。而法律科学，咋涉及“人”的问题，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其个别性之色彩至为浓厚，社会秩序自亦不若自然秩序之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法学者运用其理性科研成果所设定之原则，自亦难期其能“放诅四海而皆准，行诅万世而不惑”。然无论如何，却不能否定法律科学具有科学之性格。
再者，自然科学研究之对象，为“自然现象”，率可在研究者有计划的控制条件下，加以观察和发现，其结果之客观性自较易达到，而法律科学条件则较差，殊不易在有计划的控制条件下进行观察，事实亦不被容许，因其涉及人之价值判断等诸问题，观察之结果与观察之对象之间，每易发生相互干扰之情形，甚难臻于客观。
尽管如此，法律科学既为学问之一种，断不可放弃客观性之追求，在科学性学说固应如此，在解释性学说亦不能独外。一言以蔽之，追求学问的客观性，必藉由公开讨论及批判，充分发挥“学问公器”的性格，其客观性始易形成。
日本学者加藤新平在其所著《法哲学概论》一书中，称学问此种性格为“间主观性”，概谓主观与主观间，可藉由某一“标准”沟通，期臻一致也。法学者就某一法律问题所持见解，除“主张”而外，应付具“合理的理由”以为说明，俾他人得以理解，进而对其主张之是非对错，以及是否正当？是否具有合理性？
提出公开讨论和批判。而讨论或批判者之主张，自亦应附“合理的理由”，俾他人或原主张者更得对之讨论和批判，学问之此种性格，称为间主观性之“理解可能性”、“讨论可能性”及“批准可能性”。若法律见解之提出，图然空言主张，未具理由；或所附理由不合理（及不依一般公认之标准提出理由），或部委公开，均不得谓为学问。
因之，在讨论或批判的层面，如众说杂陈，所提出之理由又不循一定之“标准”，难免有个人恣意、偏见、利害或爱憎等掺杂其间，弥漫着“恶之主观性”，自亦欠缺间主观之妥当性，于提高法学之客观性，当亦属无补。
在学问之领域，无所谓绝对之权威存在，无不可讨论或批判者。任何主张，任何见解，无不可秉此“学问上公开”之性格；容许各方讨论或批判，反复辗转为之，始可逐渐提高学问上之认识，以提高其客观性。学问之与“教条”不同，其理由即在于此。唯宜注意者，参加讨论或批判者若不依循“一定之标准”提出讨论批判，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无异在不同的层面上各说各话，其结果，客观性之目标乃无由到达。此标准之性质为何？一言以蔽之，即应具“科学性”。
“科学”二词，若就广义而言，包括形式科学以及经验科学二者而言，形式科学，主要是依据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演绎，而经验科学则端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而获致。凭此二者，科学乃具有客观性。一般事物之认识，依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为之，可获致客观性。法学或法解释学，如上所述，亦复相同，苟依此两方法或标准提出“主张”，并附具合理的理由予以公开，必因其具“批判可能性”及“讨论可能性”而更能使其具客观性也。
法律之解释，以及裁判，应亦不能独外，再不违反“出版法”第33条规定：“出版品对于尚在侦查或审判中之诉讼案件，或承办该案件有关之诉讼关系人，不得评论，并不得登载禁止公开诉讼事件之辩论”之范围内，应尽量公开之，欢迎讨论及批判，与解释及裁判品质的提高，必大有助益。设自命权威，或斥讨论或批判者为异端，将严重阻碍法学或司法的进步。不言可喻。
惟为避免公开讨论或批判陷入无益的论争，无论是阐释者，或提出讨论或批判者，均应严守“间客观性”之原则，分别视其学说究为科学性或解释性，依凭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等，提出“合理的理由”始为合格。自不待言。
然则，为求获取法学认识之客观性，所依凭之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是否与认识事物之客观性之方法，同其意义，尤其在法律之阐释方面，恒须为“目的考量”或“利益衡量”，此为“事物”之认识所无者，又将如之何？实在令人玩味。
第四章从逻辑分析方面认识法学方法论
传统法学者对于法学之研究，相重于“理论认识方面”，并藉“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以提高其客观性。就逻辑的分析言，法学实具“教义学”之性格；就经验事实的验证而言，法学则具“经验科学”之性格，此与法官须就法学上的认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上者，尚有不同。换言之，法官系以法学之理论认识为“基础”，应用于“实际问题上，兼有“实践”之性格。亦因为如此，法官之判决，不能不涵蕴“目的考量”、“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之色彩。
故本书于此，先言逻辑分析的方法，次言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而后再述法学之实践性格，循序描绘，俾读者得获窥法学方法上“认识论”之全貌。
法学在理论认识上，如前所述，可藉由逻辑分析的方法，以获知其“恰如其实”之内涵，就此而言，法学也者，不啻一“形式科学”，日本学者碧海纯一称法学此项性格，为教义学性，盖法学者以外在权威所给予之命题，诸如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条文或法院所著判例等，为机械的演绎操作，恰似教徒以圣经为依据，对人“说教”也。君不见教徒之说教，就社会所发生任何具体社会问题，扉不以圣经为出发点，说之、解决之、指引之耶，此既为教义学也。如完全循此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学，到末了，将发展为“概念法学”，即令运用之结果，为命题所无，或与命题发生冲突，亦必牵强附会，曰法律固系如此也。其之不当，不待言而自明。因之如何善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拿捏得宜，允属一项艺术。
然则，法学者为法学上之认识，不再批评法律或其他实证法之是非对错，而系将法律当成一个权威的命题，资为解决实际问题之基础。此与其他经验科学不同，盖其他经验科学如自然科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等，仅将观察所得之法则命题，当作假设，未尝奉为金科玉律。设嗣发现新法则命题，乃可将旧有法则命题修正，甚或扬弃，有其充分的自主性。因之，自然科学家观察自然现象发现之自然法则，社会学家观察社会现象发现之社会法则，或经济学家观察经济现象发现之经济法则等等，研究者今日可视若至宝，明日亦可弃若敝屣，随时可本于其确信而为更改，有其选择之自由。
而法学者对于法律或其他实证法则不能持如是态度，应认法律具有权威性，有拘束性，不得任意加以更改。换言之，法学者应以法律规定为前提，并就此导引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法律见解，俾法律知识或法律见解得以体系化，成为一有体系的学科或知识。
欲臻此境界，势须将有权威之“法律命题”定于一尊，尽量使法律见解不与之抵触，并依逻辑分析的方法，提高其体系性。详言之，当某一法律命题可导出数种不同之法律见解时，就应以何者为是，首须视法律见解与法律命题间有无抵触？可否调和？与之圆通而无矛盾者，始为正确的法律见解。
准上以论，法学者一方面须将法律奉为圭臬，成为权威的命题，另一方面又恐其具有浓厚的教义学性，发展成为“概念法学”，不免“”（该字无法打出，上‘叔’下‘心’，意为‘忧思’，发音同‘匿’）然忧焉，处此微妙且错综复杂之境界下，现代法学可谓深具独特性格，亦因如此，时遇无可言宣的杂题，诚非无因。
要之，逻辑分析的方法固可提高法学的客观性，对不同之法律见解，提供分辨优劣的标准，俾加取舍，有其不可代替的一面；惟运用之际，乃应把握分寸，拿捏得当，不能过分强调，否则，法律也者，不过逻辑之代名词耳，整个法律秩序的体系性，势将演成为整个法学唯一追求目标。甚至为维持法律之逻辑一惯性、体系性，就社会实际发生问题的解决，必然悍然不顾社会事实，无视社会或法律目的，而流于所谓概念法学，其岂宜哉。
吾人于此不能不指出，法学之主要任务，厥为透过法律的适用，以实现法律目的或社会统制目的，倘过分强调法律之逻辑一贯性，以追求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无视法律目的或社会统制目的，将此项主要任务置之脑后，必将重蹈19世纪概念法学之覆辙，变成一“机械法学”。
概念法学注重于法律逻辑的一贯性，有助于法律的安定，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劳，固无可争议，惟此亦正其致命伤之所在。盖为维持法律秩序之体系性，而不顾事实，牺牲社会统制目的或法律目的，诚至短视也。夫法律逻辑仅系手段，而非目的，为手段而牺牲目的，或将手段视为目的，均属舍本逐末之举，无怪今之习发者，每一提及概念法学，即有轻蔑之意味也。
19世纪前叶，概念法学在欧陆，尤其德、法等国可谓极一时之盛，其详容后专章讨论。兹姑以德国为例，德国自中世纪末期继受罗马法大全后，即时兴罗马法典学，就罗马法加以注释分析，使之体系化。。至萨维尼时代，萨氏认为所有法律的形成，有若习惯法的形成，先肇始于习惯与通行的信仰，然后又法学淬炼始于成，因而提倡历史法学，强调罗马法的重要性，其本人虽非一概念法学者，唯已有此倾向。至其徒普希达更倡之甚力，普氏试图将罗马法整理成一很有体系而层次分明的规范，将罗马法分为数层次，最上层为法律理念，整个法律秩序均须受此一法律理念所支配，法学者之任务，仅能依循逻辑的演绎方法，分析各层次规范间之关系以及各种法律概念间之关系。法官亦仅能依凭机械的逻辑，运用法律，不能旁求。此种逻辑自足的观念，至温德夏特达到最高峰，其理论体系亦趋于精致。
此种逻辑自足的观念，导致法学者研究法学，非全部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不可，此虽足以提高法学的客观性，但未免忽视了法学的实践性格，实不足取。换言之，此种客观性，为一种“形式性”，非吾人所欲追求的“客观性”，此宜注意者也。吾人今言逻辑分析的方法，不可徒凭纯粹形式的逻辑，为机械的操作，而应注意法学的实践性格。
法学非理论科学，而系应用科学；非徒凭纯粹的理论认识，即足济事，而应统合理论与实践，透过法律的运用，使足满足吾人社会需求，达到社会统制目的。因之，吾人阐释法律，以逻辑分析的方法追求客观性时，断不可再重蹈概念法学的覆辙。若误将逻辑分析的方法当成法学上唯一的认识方法，或将其视为唯一提高法学客观性的方法，均难获窥法学堂奥。
亦绯韩案为例，“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5项规定：“‘刑法’第320条之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已死者之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得为告诉”。直系血亲一词，“民法”第967条第1项仅规定“谓己身所从出，或从己身所出之血亲”，就其年代未设何限制，如纯就形式上的逻辑推论，必然会导出：“只要系直系血亲，其究属几十代，甚或几百代子孙，均所不问，一概有告诉权”之结论。若从“刑法”320条“诽谤死人罪”规定之目的言，则端在“保护死者后人之孝思”，韩愈死后迄今业已逾1156年之久，业已“远也”，其后人对之又有何“孝思忆念”之可言？再如有一人焉，在会客到门口悬一告示曰：“禁止带狗进入”，苟不考虑其规范之目的，遽为反对推论，则熊虎之属，将准带入矣，其岂宜哉。
笔者以为法学之认识，决不能信效几何学、数学等形式科学，以已成立之定理为出发点，依照推论规则，为纯粹形式的逻辑演绎，以求取全盘的客观性，而无视于体系外之社会事实；且事实上以相同的结论，一加一等于二，在绝大多数场合，固为真理，然近来物理界，业已有人怀疑其不真，何况具有实践性格之法学耶。尽管如此，吾人乃不能因噎废食，抹煞逻辑分析的方法在法学认识方面之贡献，尤其在未涉及“目的考量”或“利益冲突”的场合，其功尤不可没。吾人在运用此法阐释法律时，苟能时时谨记目前法学，已由“闭塞的逻辑”发展至“开放的逻辑”，当能摆脱概念法学之阴影，运用如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