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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2012年10月28日 01版）□本报记者张世光
编者按这是一个并不为人熟知的群体，他们照顾着一群特殊的病人——精神病患者，并由此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他们每天都面临着不可预知的突发状况，耳光、殴打、伤害……甚至还有社会上不公正、不理解的目光。本报记者走进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这是一所专门收治精神病患者的医院，通过对那里医护人员的采访，记者感受到了他们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此举标志着我国朝着举全社会之力、依法开展精神卫生工作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对精神病医护人员来说，这或许是前进的最好动力。“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精神病科医护人员的工作”“名次我不要了，让我讲完行吗？”今年8月中旬，在一场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举办的职工演讲比赛中，来自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选手孙婧媛的演讲超过了规定的5分钟，当主持人告诉她再不结束就要被扣掉10分的时候，这个女孩在台上一下子哭了起来。现在再回想当天的比赛，孙婧媛有些不好意思：“我去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拿到什么名次，而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理解精神病科的医护人员。”正是这争取来的时间为她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并帮她在被扣掉10分的情况下获得了比赛的三等奖。“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精神病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面对记者，孙婧媛说。26岁的孙婧媛2007年毕业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毕业后她通过事业单位考试，成了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的一名护士。与其他同学到医院就下病房不同，孙婧媛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接受三个月的业务培训。“我们培训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如何使用约束带。”孙婧媛说，精神病科的病人与普通病人不同，因为疾病的原因，他们中有人会自残或伤害他人。遇到躁动厉害的病人，就必须用约束带把他们固定在病床上。除了学习使用约束带，孙婧媛要学的还有很多。“培训老师告诉我们，交接班的时候，务必要清点剪刀和止血带，少一个都不行。给精神病患者送药，还要坚持做到‘三到’——到床边、到口、到胃。有的患者认为自己没病，给他药他也不好好吃，要么扔掉，要么藏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要哄他、骗他。比如跟他不停地说话，看看药是不是藏在舌头下面了，告诉他多喝水对皮肤好，让他多喝水以保证药能够进入胃中。”孙婧媛说，这些都是她在上学时没有学到的，也是在综合医院工作的护士根本不需要做的。为了达到目的，孙婧媛在工作中哄、骗、劝，无所不用，一天下来不知道要多说多少话，而且，有的病人根本不听或听不懂她的话，说急了，就会被病人打一巴掌、吐口水。有一次，她在给一个狂躁病人绑约束带的时候，手腕处被挣脱的病人咬得鲜血直流。即便如此，她也从来不敢对病人发脾气，只能将怨气存在自己肚子里。“说实话，我也有烦的时候，但当着病人和家属的面，就得笑脸相迎。精神病患者有时候特别敏感，你表情、眼神不对了都容易刺激到他们。”孙婧媛说她回到家后经常一句话都不想说，有时候到婆婆家里吃饭她也不说话。不是跟老人关系不好，而是糟糕的心情让她一说话就想吵架，她怕老人生气。但回到自己家后，她常常会跟老公来一顿高分贝的“无理取闹”。“没办法，我需要宣泄一下。”孙婧媛说。而她丈夫有时开玩笑抱怨说：“我觉得你对待患者比对待我好多了。”剔骨尖刀扎出的伤疤现在，不管夏天的天气有多热，綦若轩在母亲面前都不敢光膀子，总是穿着一件背心。每次要换背心的时候，他都要到母亲看不到的地方去换——在他的左肋处，有一道不想让母亲看到的伤疤，那是被一个病人用剔骨尖刀扎伤的。“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在家里发病了。家属弄不了他，跑到医院跪在地上求院里派人去把他接来。我带着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去接他，上楼时我发现门口堆了一盆羊肉串的铁钎子，那时我就预感不好，跟我去的那个大学生要去拉门，被我拽回来了，但就在这时门开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把剔骨刀就扎进我的左肋了。”在别人看来，綦若轩的腹膜没有被扎穿是不幸中的万幸，捡回了一条命。但在綦若轩看来，最万幸的是他把那个上去拉门的大学生给拽了回来。“要是他上去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还是这个病人，不久后在另一家医院的医生来接他去住院的时候，当场杀死了那名大夫。一直到现在，綦若轩都不敢告诉家里老人自己受伤的事儿。“干这一行，有时连找对象都难。”綦若轩说。在綦若轩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给他介绍过对象。但一听说他是精神病科的医生，有的姑娘就不来跟他见面了。后来，介绍人就说他是专科医院的大夫。“时间长了，人家总要问你是‘哪个专科’的大夫啊，这就瞒不住了。”说了实话之后，綦若轩发现，下次再约会就悄无声息了。“到这些年才稍微好了些，人们听说我是精神病专科的大夫不再躲着了。”綦若轩说，随着国家的重视和人们观念的改变，精神病科的医生护士不再像从前那样受歧视了。“国家会越来越重视精神科工作的”“你姓白，你是精神病院的大夫，我认识你。你人不错，我今天不骂你。”“你认错了，我不姓白。”其实她姓白，她叫白玉霞，2004年就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放射线科退休了。白大夫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和我的同事们比，我的压力是最小的，我在的放射线科简直就是我们医院的‘天堂’。”2003年，就是在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当白大夫给病人摆好姿势，正要回操作室操作时，被病人拿着拍片用的暗盒砸了个正着。“我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后满脸都是血。”白大夫说，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地上一顿大哭——就像30年前一样。1973年春节，刚参加工作一年的白玉霞去收发室取报纸，忽然听到有人喊病人跑了。她回头一看，一个比她高出一头多的女病人迎面跑来。白玉霞连想都没想就冲上去要抱住这个患者，结果迎来的是患者的一记拳头。“当时一下子打在我的胸口上，我有将近一分钟都没上来气。气没上来，我的眼泪先下来了。”白玉霞回忆说，当时她也是坐在地上一顿大哭。哭完后起身发现，屁股底下坐的冰都化了。多年的工作经历让白玉霞有了一个“怪癖”，不能容忍别人在她身后走。“曾经有一次我进病房，一个病人从门框上跳下来把我压趴在地上，骑到我身上敲我的脑袋。所以，我特别害怕别人在我后面。”白玉霞说，后来她就长了个“心眼”，开病房门后先问一声有没有人。但就是这样也有保不准的时候，一次，她刚打开病房门，还没开口问，一个女患者从门后冲出来给了她一个大嘴巴。2004年，因为身体的原因，白玉霞提前从医院退休，本以为从此不必再担惊受怕了，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她新买的房子附近竟然住了两位曾经的患者。有一天，当她抱着小孙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一个病人认出了她并问她是不是姓白，她赶紧否认。还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一个病人一边高喊着“白大夫”一边向她跑过来，吓得她赶紧找个角落躲了起来。退休这些年，白玉霞时常会想起过去上班时的一幕幕：1971年刚毕业时被分配到这所医院，报到那天看着满院子的精神病患者不敢进门，她在大门口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第一次进病房，她吓得心怦怦乱跳；每次交接班时清点人数，紧张得都像打仗一样；值完夜班后的第二天早上交接班后，整个人几乎都要瘫倒在地上……但白玉霞最难忘的还是工作的第一天，医院里插满了红旗，墙上贴着“欢迎1971届毕业生来我院工作”的大标语。当天，院里还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欢迎37名新来的毕业生。“那天，一位老师非常热情地对我们说：‘同学们，请大家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好的，国家会越来越重视我们精神科工作的’。”白玉霞说，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但直到现在，她才感觉30年前的美好希望在一点点实现。就在今年的10月26日，经过27年的酝酿、磨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其中规定，全社会应当尊重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同时，应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因工致伤、致残、死亡的，其工伤待遇以及抚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白玉霞认为，这样的法规出台，是对她几十年辛苦付出的最大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