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的鸟氏来华与喀喇沁王府有关。这件事情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某天，一个身材矮小名曰鸟居龙藏的日本人，应塞北高原蒙古部落兀良哈氏的喀剌沁第十二代亲王贡桑诺尔布的邀请，以教师身份走进了喀喇沁右翼旗的王府。提起这座王府，就是目前我国保存完好的唯一的“清朝蒙古王府博物馆”所在之地，亦既是始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年），选址并建造于今赤峰市南部的喀剌沁旗的所谓的“王爷府”建筑群。而“乌兰哈达”就是蒙古语的红山之意，亦即昭乌达盟北郊的红色山峰。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喀喇沁旗王府的建造在我国历史上非同寻常。之前，满清皇帝不允许蒙古贵族建造固定的房屋或者定居，尽管女真大汗能够入关做了满清皇帝，塞北高原的兀良哈氏蒙古部落，鞍前马后、无役不从。为了满清霸统天下成就帝业，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蒙古贵族也好、草原牧民也罢，都得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必须接受满清皇帝强制“百里封王”的领地划归，而不得与汉族人接触、通婚，或者学习文化等愚民政策，甚至于不许建造房屋定居。就拿整个塞北的喀喇沁部族而言，原本一支血脉的亲叔侄两家就被皇帝分封为喀喇沁左旗和喀喇沁右旗，地域一东一西。东边的是今辽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县；西边的是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如今走进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看到的那幅清代绘画《喀喇沁蒙古旗王府山水庄园图》，就是皇家恩准建造的喀喇沁旗为蒙古王府描绘的图画。
然而，到了康熙年间，塞北的兀良哈氏蒙古贵族，包括喀喇沁左翼旗（红山文化绿松石鸮和双龙首玉璜的出土地）的“大成裕”商号（被御封为清朝政府的官商号，专门为木兰秋狝而生产提供御膳贡品。后来乾隆皇帝亲笔御提大成裕官号金匾），联合翁牛特旗（中国第一条红山文化玉龙的出土地）和喀喇沁右翼旗（今赤峰喀喇沁旗）一起，读懂了康熙的闹心事，拿捏得皇帝恰到好处，于是顺水做了个人情，就把这块原属于额索图盟这三家蒙古王旗所共有的、塞上蒙古高原、塞下原始森林的“坝上”之地作为礼物，以“大成裕”商号给朝廷敬献牧场的名义送给康熙，供清王朝举办每年的“木兰秋狝”。实际上，满清皇帝每年秋天借此以秋狝之名检验他的八旗官兵，即杀鸡给猴子看，暗示给为满清政府把守北大门的蒙古王旗民们的颜色瞧瞧；同时，也在检验蒙古贵族对满清皇帝的衷心程度……。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落实满清政府的“家法”，每年以“木兰秋狝”之名，训练八旗子弟兵，为了保卫和防御需要而保持骁勇善战的战斗力，也为了能和塞北的蒙古贵族紧密联系，设宴筵宴、赏赐僚臣。因为，塞北的蒙古高原，是北部进京的唯一通道。
历史上凡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战争，都是通过这一条战略要道进京的。这就是北京的喜峰口到今河北围场（木兰围场）再到赤峰市的喀喇沁旗的这条著名的不平凡之路。要知道，通过这条路，塞北的蒙古人骑兵进京只需要快马三天，就可以到达紫禁城！所以，满清皇帝为了自己家天下的稳固，为了能够高枕无忧，就必须拉拢塞北的蒙古贵族。好在兀良哈氏蒙古早在元朝时，就是成吉思汗的亲家——黄金家族，世代享受贵族待遇，所以，满清皇帝视乎也给了这一老牌贵族的面子，对兀良哈氏的蒙古贵族，也就是喀喇沁部落（整个喀喇沁部落最多时被清王朝划分为左中右三旗）的蒙古人格外关照。特别是清朝历代皇帝，都曾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塞北兀良哈氏蒙古贵族，这种联姻的目的不言而喻。这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很多公主格格下嫁塞北草原的故事，以至于以此为题材的电视剧也很多。所以，清初喀喇沁的两个王爷府，无论是左旗还是右旗，都与皇帝有亲家关系。而左旗的对外一切事物均由御封的官商号“大成裕”负责。
简而言之，到了康熙年间，满清皇帝不得不允许喀喇沁右翼旗在“木兰围场”的北边，“木兰秋狝”的值守之地建造官邸，这就是今天的喀喇沁王府博物馆。而喀喇沁左翼旗的王府则在今朝阳市的喀左县南部。各王府的主人“世袭罔替”，每年春节必须进京与皇帝筵宴。而实际上，尽管满清皇帝把整个喀喇沁部落划分为左中右三旗，但客观上喀喇沁中旗就是存续时间很短、今天红山文化遗址群和女神庙所在地的牛河梁——建平县。不久，喀喇沁中旗就划归到喀喇沁左旗管辖。这样一来，现在的“清朝蒙古王府博物馆”所在地就是清朝的喀喇沁右旗；而喀喇沁中旗（朝阳市牛河梁）和喀喇沁左旗，就分别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的建平县、喀左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整个喀喇沁部族都处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至于喀喇沁王府，历史上共有两家，除了我们说到的位于内蒙赤峰市的喀喇沁右翼王府之外，还有就是位于辽宁朝阳市喀左县的喀喇沁左翼王府。喀左王府的商号“大成裕”负责“木兰秋狝”的贡品提供，所以被皇家御封为御膳官商号。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为了巩固对北疆的统治，曾把女儿贤德固伦公主（和硕格格），下嫁到喀喇沁左翼王府。后来，乾隆皇帝不仅亲自题写“大成裕”金匾，而且还御赐“大成裕”贡坊官号东家掌柜正五品白鹇补服，水晶顶戴单眼花翎，配合黄马褂、腰牌使用，使入贡者方便自由出入“紫禁城”及其宫闱皇亲御膳之地。这些都是因为那条从蒙古高原进京的要道，必须经过的要隘峡口——喀喇沁至“木兰围场”到喜峰口之路。这条道路沿线，由喀喇沁左翼旗千余名骑兵警戒把守，史称“贡道”，亦即喀喇沁诸旗特别是“大成裕”商号给满清皇宫的进贡之路。由此可见，无论是喀喇沁左旗还是右旗，在满清政府那里都享有部分特权。因为，他们与满清皇帝均是政治的婚姻产物、牢不可靠的儿女亲家关系。当然，特供的食品是由御用官商号“大成裕”进贡的。
再说一说喀喇沁右翼王府的两代主人，他们都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第一位，就是把日本人鸟居龙藏招引到中国北方远古文化遗址圈内的人，那位蒙古部落兀良哈氏的喀剌沁第十二代亲王贡桑诺尔布。这位贡桑诺尔布亲王是我国近代史上值得赞扬的教育家，特别是对于塞北地区蒙古族的教育实践，几乎可以说是由贡桑诺尔布亲王开辟了历史先河。贡桑诺尔布亲王接受国外的先进思想，勇于大胆引进并付诸实践，他不仅聘请汉族教师教授汉学，同时也聘请外教授课，包括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这位教育成果卓著的民族教育家的事迹感人，在王府博物馆中有专题展示。也正是他兴办教育才把日本鸟居龙藏引到草原来的。第二位，就是当代第一个认证红山文化碧玉龙的著名考古学家、时任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站长（1987年改为今名赤峰市博物馆）已故的苏赫先生，他也是的喀喇沁王府的兀良哈氏末代“王爷”。苏赫先生出身蒙古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汉满日等语言，懂得契丹、蒙古、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是位早年留洋海外的较为全才的文化学者和考古学家。建国以后，苏赫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当地的政协主席。由于苏赫先生是喀喇沁第十二代亲王、蒙古族教育家贡桑诺尔布嫡侄，故而被好友圈内的朋友戏谑称之为“王爷”。叶伟夫先生初识红山文化碧玉龙就是始于1976年拜访苏赫先生，并开始了接触研究红山文化。
1976年，在苏赫先生家里谈论他发现并认证三星他拉碧玉龙的故事。按照当时苏赫先生的说法，发现第一条碧玉龙的事情非常平淡而且简单，至少不像后来演绎得那样曲折跌宕富有传奇色彩。苏赫先生对叶伟夫叙述：“1972年春，我带队到翁牛特旗的三星他拉村进行文物普查。那天中午，在生产队张队长家吃饭，瞥见屋外有一个小孩童用绳子拉着一个半圆形的石器玩耍。我觉得东西古怪，可能有来头，就非常惊喜，便从炕上跳下地，直奔那孩童……我用双手捧起这件石器仔细端详，随后脱口而出‘龙’，这是远古的龙！后来把它带回站里专家们也认为是‘玉龙’。”我知道苏赫先生提到的专家，是指辽宁省考古所的郭大顺和孙首道等人。前不久，我就此事核实目前尚且建在的郭大顺先生，他的说法与苏赫说法基本吻合。由于后来接触日久，无话不谈。苏赫先生自从1960年起就组织发掘敖汉旗石羊石虎山等红山文化墓群，从未间断过。与其话题自然很多。近朱者赤，每次会面都久留畅谈且恋恋不舍，苏赫先生也不顾年老体弱时常接叶伟夫先生去老“家”玩（今喀喇沁旗：中国清代蒙古王府博物馆），就连苏赫先生家族收藏的先辈传家宝等也展示出来，包括他的姑姑——公主的绣品（蒙古贵族无论是公主还是格格，出阁前都必须刺绣些闺房绣品，其中佛像是必须作品）、刺绣的佛像及其签名绣片等清朝文物，并请叶伟夫先生拍照留档。对于红山文化的缘起苏赫先生也说，那是后来的概念，当初发现大玉龙（统称为碧玉龙之前称呼较乱）的时候只是认为它是远古的文物，而与红山后无关联，也并不能单凭一两件文物而来确定某某“文化”。当此类文物的出土面世接踵而来的时候，人们才开始重视它，研究比对归类。最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考古队、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往前追溯，明确其归类命名确定就是红山文化的文物。
1971年在赤峰市的翁牛特旗发现并认证的我国第一条红山文化碧玉龙的昭乌达盟文管所所长，著名的文化学者、考古学家苏赫先生，因为他是清末贡桑诺尔布亲王的亲侄子。所以，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企图在满蒙贵族中培养一批亡国奴式的接班人，将来配合他们的长期统治，于是，就采取了这样一条策略，曾经把一些贵族子弟强行送到日本接受所谓的高等教育，苏赫先生就是这样留学的。苏赫先生时常对叶伟夫先生回忆说：“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看到《甘珠尔金经》要被毁，就调了一台132汽车，直奔巴林左旗把她藏了起来……。先生轻描淡写地讲述着他抢救如今的镇馆之宝、那批珍贵文物的经历，实际上是在叙述对忘年之交的老朋友的信任和情感。其实，苏赫先生也是文人书法家，理所当然的文物行家，还是人缘又好的大学者，所以，尽管当时还是处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但是，先生所受到的政治冲击与被他保护的文物比较，也就不值得一提了。
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贡桑诺尔布亲王聘请日本人鸟居龙藏来到喀喇沁王府传播文化、教授学生的同时，这位被誉为人类学家、考古学者的鸟氏，在业余之时盗挖了位于赤峰红山后的远古人类遗址。据日本学者回忆说：鸟居龙藏当年是从今巴林左旗的辽代上京城（可以理解为历史上契丹和辽国的国都）遗址等地，南下来到昭乌达盟的红山一带，并有案可稽地记录了鸟氏在赤峰红山后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可能随后，鸟氏即在赤峰的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以及辽西等地从事考古挖掘活动，而这一带恰恰就是后来证明的红山文化的重心区域。鸟居龙藏在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红山后”等地总计发现了6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言称见到了环绕着石头的古墓（积石冢）。其实，鸟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和“金字塔”式的祭坛，都是组成红山文化墓葬群的主要建造遗迹。有人曾表示惋惜，认为鸟氏没有进行深入调查，于1908年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剌沁，视乎想象鸟氏假如继续挖掘下去，红山文化可能提前发现。其实，叶伟夫先生的看法与之有悖。
叶先生认为，我们有理由怀疑，鸟居龙藏1914年发表的《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并不是他在没有深入调研或因为时间仓促难以深入等客观因素而导致所谓的成果简单，并与后来所谓的红山文化这一震惊世界的考古文化探索研究浅尝辄止。而是，鸟氏此次的中国之行，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调查和挖掘有关蒙古利亚人种先祖的遗物，或为日满同祖同宗寻找物据和文物。鸟居龙藏成果总结的情报价值，远远大于科研深入价值；其目的侧重点不同，又何必要为他人嫁衣。试想，鸟氏逗留于该地区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日本人秋山進午认为：鸟居龙藏是在日本明治40年（1903年）来中国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鸟氏逗留此地时间就长达六年之久），而日后的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扑奔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块神奇的土地。为何侵略者的大队人马中都有所谓的考古学家带队？包括所谓的考古专家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为何直奔当时荒无人烟的巴林草原的纵深腹地？又为何目标异常明确地直奔辽上京（这或许可以理解该辽国国都遗址在平原而一目了然）、辽祖陵——耶律阿保机隐藏于深山里的陵墓？甚至于就连巴林右旗北部草原深处高达49米索伯力嘎的辽代白塔也遭受盗掘（日本盗空白塔宝藏之后，感到罪孽深重，于是就在白塔的前面入口处，修建了一幢藏式小塔以示谢罪。这幢藏式小塔的壶门里都可以容纳蹲客休憩）。要知道日本侵略者都是大队武装的长驱直入，目标如此明确而不计劳工费用和给养开销之巨，如果没有事先详细的调查测绘，就不可能实行日后的盗掘辽祖陵、辽祖州、辽上京等大批文化遗址的抢劫盗挖行动！好在老天有眼，侵略者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的入口才使得耶律阿保机以幸免于难，否则，北方两河流域这一带的文化遗址岂能幸存于今日？要知道，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流淌着中国北方的两河——西拉木伦河水系的老哈河等辽河上游流域；以及——大凌河水系等另一支母亲河流。这些河流孕育了中国北方的民族及其文化，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原始文化、东胡文化（东胡人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契丹和辽金文化（辽代国都在巴林左旗），元代及其北元文化（塞北草原的蒙古族文化），满清文化（大清皇帝与塞北兀良哈氏蒙古贵族的文化交融）。直至今日，在赤峰市的旗县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严禁私自动土。假如自家挖个菜窖，完全有可能会遇到古墓文物。即便是刮了大风、下了暴雨，都可能出土文物。因为，这一带文化遗址叠压、交融，从原始社会直至明清历时整个古代文明历程，各阶段的历史文化都有出土的案例和被保护的对象。就是如此，这块神奇的土地才孕育了华夏文明，而任何人都无德觊觎这里历史辉煌的灵光。
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鸟居龙藏对红山文化的贡献在哪呢？如果说，仔细寻找鸟氏对我们红山文化有何贡献的话，那么，就是鸟氏的文章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力，使得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北方这块神奇的土地，客观上对于后来的学者也起到了提示作用。把他们在中国非法盗挖的红山文化及其其他文物在日本大学研究展示，这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又有何益可言？然而，日本军队叮咬辽西和赤峰的真正目的，早在1932年日本内阁制定的所谓《大陆政策》就已经说明：“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因此，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考古研究和挖掘工作，这些都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所属的滥调和制造“满蒙独立论，”而积极寻找所谓的历史和文化依据在忙碌。日本的学者们在华这些看似复杂的伪装表演，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不过是一句话概括：“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