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流传甚广的《道德经》及注释本的众家之中，汉代河上公注和魏晋王弼注两书，分别因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而颇具代表地流传至今，并在注释内容和风格上形成各自特色。笔者现受当代道教巨擘任法融道长指导学习，对二家注释之区别，仅以《道德经》有关章节（第50章、第54章、第55章）为例，略谈学习体会。
一、略说优势
质朴久远的古老性。河上、王二本《道德经》注本是在春秋战国后，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之后，保存下来的时间上较早、内容完整、较系统分析的权威版本。
河上公传说是汉代仙人，无真实姓名，居河滨而自号，好黄老之道，精老庄之学，炼养修仙，注释《道德经》而留名。王弼三国魏时人，博学而尤好儒道，注《道德经》阐发自己理解老子的思想。因他们离《道德经》成书时间较近，而且处于流传盛行时期，各自专精而作注，为当时和后世留下时人理解老子的一个缩影。
理解阐发的独创性。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给老子思想、道德学说提供了很多阐扬的机会，老子历经当时社会动荡和各种文化思潮，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及修炼感悟，写出了这五千真言，而后世学者、门人对他的理解，既有发挥，也有真解，也有偏颇，而河上公、王弼二人在全面理解老子核心思想的同时，把握老子主要思想，并结合各自的观点和某一专业的角度来注释《道德经》，尽管受其时代环境、传播途径和阐扬条件的影响，但他们都因其独特性而保留下来，成为《道德经》注释上某方面的第一。河上公开创养生神仙思想的先河，王弼则突破儒事而阐道，奠玄学之基石。
剖析内涵的合理性。老子《道德经》中丰富的内涵，使历来诸子百家都各取所需，进行借用、注解和发挥。而最早版本的河上公注释则是最合理体现老子思想的著作，他主要从“清静无为”和“治身言性”的道德修养上理解和注释《道德经》，既有普遍意义，更具合理性。又从“清心寡欲”“近本归元”的修炼道路为道教开辟了神学的驰骋想象天空。而王弼，则是结合老子道德思想学说，运用自己对人间世事的认识理解，以及形而上的哲理至玄学来注释《道德经》，为后人分别从政治、宗教、哲学、社会等不同方面注释老子奠定了基础。
抓住本质的侧重性。应该说，两古本能富有代表性地留传到现在，的确有他独特的价值，尤其在他们所传注的领域，更是反映本质特征，既围绕中心，又突出重点。象河上公以侧重养生，抓住人体生理的本质特征，分析修炼成仙的原理，形象反映道德和天道的诸多内在联系。王弼则侧重人世事理突出贵德行德而体道之思想，把“道德”主题人理事物化，而又不失道的宇宙天道的本质规律。揭示“无中生有”的“贵无”逻辑体系。
二、浅谈区别
结构风格呈异彩。河上公注释《道德经》，首先给八十一章每一章起一个突出该章主题思想的标题。例如：“贵生第五十”，“养德第五十一”，“玄府第五十五”等等，中心醒目突出，精练恰当。因之河上公用字较古，简洁明意，符合老子本意。而王弼注本则无节次章目之分，文笔虽晓畅流利，但多表象意解，而且误落少字，较河上公注本不及其阐解老子原意。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道德经，玄符第五十五）
河上公注：谓含怀进德之厚者，神明保佑含德之人，若父母之于赤子也。毒虫蜂蛇蚊不螫，赤子不害于物，物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无贵贱，皆有仁心，有利之物，还及其本，有毒之虫不伤于人。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坚固，以其意专而心不移也。赤子未知男女之合会而阴作怒者，由精气多之所致。赤子从朝到暮啼号声不变易者，和气多所致也。人能知和气之柔弱有益于人者，则为知道之常也。人能知道之常也，则日以明达于玄妙。祥道也，言益生欲自生，日次长大也。心当专一和柔而神气实用，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为，则和气去于中，形体日以刚强。万物壮极，则枯老也，老则不得道也，不得道者早已死亡。
王弼注曰：赤子无求无欲，不犯众物，故毒虫之物无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于物，故无物以损其全也。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作长也，无物以损其身，故能全长也。言含德之厚者，无物可以损其德俞其真柔弱不争而不摧折，皆若此也。无争欲之心，故终日出声而不嗄也。物以和为常，故知和则得常也。不徼不昧，不温不凉，此常也。无形不可得而见曰明也。生不可益，益之则夭也。心宜无有使气则强。
在原文字上王弼也有所不同：例如河上本“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王本则把“峻”作“全”。河本有“毒虫不螫”，王本作“蜂、虺蛇不螫”。
从以上两家注释可以看出，河上本略胜一筹，通俗易懂，由大众思维之逻辑推理，贴近原文意义。王本相对简劣，过简未详解，解析不够透彻。
在注释意义上也有出入。河上本结构层次清楚，逐一注释，精当，贴近原味，侧重人体生理规律而有助于养炼，文字古朴易懂，并含有“神灵”观念。王本注释相对抽象，说明事理清楚，但有误差和漏注之处。
主题思想呈现异象。我们再以第五十章“贵生”和第五十一章“养德”看他们从各自的主题思想出发而注释老子《道德经》。
在五十章“贵生”之中，河上公和王弼分别从各自的“生身之道”来分析为什么“其死无地”。河上公从人自身的内在因素“情欲”、“魂魄”、“精神”等来说明只有“魂定魄静”，避免“精神劳惑”，才能“无死地”。而他们分析生死类型的“十之有三”，虽没能直接说出三类具体情况，但当今学者们都已指明：任道长在他著的《道德经注释》一书中分析得非常明确透彻，而且重视德之培养，加强德之修持，有“德”有功之后的动态表现的“无死之地”。突出“德”的作用是《道德经》的核心，而王弼则没有从自身重德修养上深入分析，王弼把这类“善摄生者”的生存方式认为是主观和客观作用，“无生之厚，才有生之地，有生之厚，无死之地”，而且重视客观现象：蛇类掘穴囊中，鸟类设巢在上以避其害，鸟在山上树尖的巢本可无死之地，但“以甘饵乃入无生之地”。而河上公则用主观的方式，指出生之方式：“其生也，目不妄视，耳不妄听，鼻不香臭，口不妄言味，平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反是”。这种“内守清静”的作法，与他的“爱气”有意识去以意念控制，调整精气，使体内外之气相交流，使体内之气畅通无阻的思想是相同的。并且与五十五章“玄符”之说是一致的。人是要受了道而生，人生下来就有精气而成，从赤子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赤子未知男女之合，而阴作怒者，由精气多之所致也”。他还论证了身体中藏着精气的处所“万物中皆有之气得以柔和，若胸中有，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道化第四十二章）所以，河上公注释之意与主题一致，多处相通，前后照应。这样无论论述“贵生”还是“养德”，都不在于道的客观性质，而在于人的主观能动，在于如何体验道，持守道，把握道，这种“道”，由“道德畜之”，“一生布气而畜养”，即又有着它的“气化观”宇宙生成论和政治太平论，所以河上公注释《道德经》完全接近老子思想，并提出“神明”概念（五十五章“神明保佑”和五十章“言神明营护之”等）为宗教神学提供更大想象空间和修炼仙学创造一系列方法和依据。
王弼“无以主生者，故无死地也”“不以欲累其身者也”“故物尚不以求离，其本不以欲渝其真”，典型反映他们“贵无”的思想，在这种“以无为本”的逻辑理论原则下，追求政教无为的理想，并推行为一种顺乎自然的人生哲学，提出以“体无”的理想人格超越现实，他在“养德”中“道生万物”，由德蓄而显之而“为而不有”、“有德而不知其主”的新思想，可惜他博学多才，英年早逝，留下遗憾的“贵无”论让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