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感谢博友的帮助，我能够读完《邱会作回忆录》全文。
邱会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征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功劳也罢、问题也罢，都已经同党的历史无法分割！
同任何涉及历史的著作一样，此书也是有缺陷的，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很难说是邱会作的本意，有的历史事件尽管再三圆场但还是说不通，人为补雕痕迹非常明显。这很正常，每个人对历史的回忆、看法那都是谁看谁说谁想谁听都能够看出说出想出听出不同的滋味来全凭个人悟性！
对邱会作回忆录的评价已经有若干学者、教授、专家有不少专文各抒起见，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就鄙人这社会中的小人物而言，读书只是求长知识而已，没有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之妄想更无此能力！只是在个人的生涯中养成了无论读了什么书都产生些“专家、教授、学者”般的随想，有的永远放在了脑海里由他去吧，有的则写出来空闲之际看看也是一件趣事。
就邱会作而言，还算是我隔着十几层次的上级首长嘛。当年我结束了插队生活在县城杀猪宰羊屠牛剁鸡几个月后，就到了延安军马场（很快就改称地区级的林场。其实当年在此地设军马场也是幌子！山沟里遍布森林，人走都很困难，塬面上都种植麦子哪还有放马的场地？）。到记得刚去不久一赵姓场首长（团级）给我们开会，一口一个“邱部长怎么怎么重视喔（我）们场”，一口一个“喔（我）们场是抵御苏修入侵的第二道防线非常重要”。“现在喔（我）们的任务就寓兵于林，平时搞好生产，战时就要在这秦直道遗迹上大打一场反击苏修入侵的正义之战！”而且场领导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下反复透露邱部长要来视察的信息，所以“各项工作必须走到前头！”
我们刚去的那年工作中还真是体现了第二道防线的特点。连修鱼鳞坑都要结合战时掩体的标准修建。场里的各类军用设备多如牛毛，那崭新的军服仓库里塞的满当当的。吃的大米白面都是“舶来货”，一水的从外地调入的好米好面。就连那汽车都不一样！当年我们在路边候车，听见前方“轰轰轰”的不是“呜呜呜”的，你就敢断定“啊，查（咱）们的车来咧！”美中不足的只有一样不多，就是虽然称为军马场，可军马绝对的不多。比如我们连队，位于离场部最远的深山老林里，可才有四匹军马。我们这些新去的“革命军人”幻想着骑上骏马飞驰在黄土高塬上但由于人多马极少，但是能骑马外出转一圈如同如今首长坐公车一样，那可是待遇！大概也由于913事件的影响，日理万机的邱部长从来没有莅临我们场，我记得也就是西北军马局庞建业副局长（说起来还是我的乡党呢也是我父亲的老战友）乘坐“212”在众位各级首长的前呼后拥之下来过我们连队视察过一次还出了车祸差点遭遇不测！
我们到场时间不长“913”事件就发生了，赵团级就再不知去向了。紧跟着又传出军马场是总后203办事处的黑据点，很快就被全面整顿交给了地方政府这样一夜之间我们就都由“革命军人”成为光荣的播绿撒青的林业工人，从此再不说什么第二道防线也没有哪位首长再提抵御苏修入侵的大事了。
还是说说自己读了回忆录后的随想吧。
一是通过此书对当年一些迷惑不解的史实有了另一方的解释。比如当年九大代表和九届中委的产生经过。比如对邱会作他们审判的内幕，比如九届二中全会的林彪一方反对文革派的活动，都有了另一方的说法。历史当事人对历史事实有不同说法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只能看见一方的说法，局外人很难作出实际的评判，通过了解双方的说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至于是采信哪种说法那就是局外人的事了。
二是对一些历史事实说的还是不清楚。比如二中全会前在芦山的政治局常委会，邱称五个常委除主席外都赞同设立国家主席。但这是谁说出来还是文字记录已经解密？没有说明白。而且邱自己也说晚上的政治局会议总理传达常委会精神，根本没有说到四个常委赞同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可邱的回忆录说“总理在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传达常委会上，主席和四常委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的态度。但是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而这个“政治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拥护。”既然总理都没有传达，那么邱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四个常委都拥护呢？又如林彪讲话以后，按照现在的有关资料称，主席问总理、康生你们谁先讲，总理见主席有些不高兴，就说太晚了，本子已经发给大家了，就不讲了。康生也说不讲了。主席就宣布散会了。所以邱部长说康生在全会上讲话还提及设国家主席的话，既然康都没有讲话，那怎么还会提及设国家主席的话呢？
三是一些历史事实的来源是否可靠？比如全会开幕式讲话顺序，目前的一种说法是毛主席宣布开会后，接着宣布请总理讲话即讲形势的。而林彪突然提出他要讲几句。于是毛主席才说那你讲吧。而按邱的说法却是毛主席主动宣布要林彪讲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涉及到林彪的讲话是否事先已经征得毛主席的同意还是没有同毛主席商量自己决定讲的？邱称毛主席事先知道林讲话内容的消息是他听叶群说的。如果属实，那邱的说法值得推敲，因为一来叶群说谎成性是否说的是实话值得考究二来叶群已经死了也没有神马意思了。
四是为一些人洗脱了罪名。比如证明冼恒汉是个正派人。庐山会议上冼恒汉在小组会上是没有发言的。自然也谈不上拥护林彪设国家主席。但是913后，冼恒汉非常坦诚地说如果他要是发言，肯定是“如果我发言，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五是对九届二中全会的性质从林彪一方给下了个结论。邱会作说“庐山的战火确实是烧得很旺盛的，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实行了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和我等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极大多数中央委员共同的思想和行动。大多数人对中央文革是痛恨的！今天有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极大多数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太多，他们是众矢之的，真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整个会议已经形成一种势，即反对江青这些人，甚至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势”，情绪相当大，这种“势”触痛了毛主席。虽然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个共识：毛主席搞文革是继续革命，只因为江青一伙的破坏，对老干部无情打击，才使众多老干部遭殃，文革才乱成这个样子。但主席深知，事情搞到江青一伙头上，就会搞到文化革命头上，主席是不会答应的。毛主席支持张春桥，是为了江青吗？这也不全对。其实，毛主席支持张春桥，这是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关系到文化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干部。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又是从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代表人物，这就是说，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一批人的问题。”
“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林总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
六是邱会作也坦率地指出“主席在九届二全会上，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气，表现得淋漓至尽。毛主席已经站在党和国家之上了。这是毛泽东主席晚年所犯错误根本原因之所在。”作为从少年时代就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作者，这不仅是对他的引路人、导师的最佳评价，而且我认为这是客观的！
我体会最深的是，从此书可以看出当年的中央的会议上，成员还是能够表达最佳的看法和观点的，这点尤其是在二中全会上更为突出。会议上大多数与会领导人对文革小组的那些人非常不满，纷纷发言痛责。我认为这本来是件好事。如果党的会议上大家真正能够有争论有批评，证明党内民主是实在的。不像现在都是赞同、同意、一致通过甚至把“谁会为了你得罪某某某”当做为官的第一要务。其结果就是“小股快流环境恶化，买美国债欠下一大哇，贪官腐败一大群，人民群众不满一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