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司马迁和他的作品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历史名人司马迁，在我的印象中的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史记》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正是因为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的《史记》，才使我们认识司马迁这位古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对于司马迁我们知道他的非凡作品《史记》，也知道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被判了宫刑，那么我今天主要是想分几个问题来讲一讲司马迁的人生轨迹以及他的著名史书《史记》。在未讲司马迁人生轨迹开始前，我先说说《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一、《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他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在以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后人无法超越也难以企及，这个人就是司马迁，这部史学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它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传统国学精品中，唯有《史记》是无以伦比的“百科全书”。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作者司马迁本是西汉时期的一位普通史官，在我国封建社会为数众多的史官当中并无特别之处，但为什么原因能让司马迁后来能够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历史巨著，是什么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就让我们穿越上千年的历史时光，走进史圣司马迁的内心世界，来阅读一部伟大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巨著，来仔细准确的了解一代史圣司马迁的传奇人生。
《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历史书只有两类，一类是编年体，就是按年代来记述历史的，这其中最有名的比如：《春秋》、《左传》这是编年体的；另一类就是国别史，按时国家来记载历史的，比如说：《国语》、《战国策》，没有纪传体的通史。所谓纪传体就是按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从《史记》以后，中国所有的正史，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十五史》都是纪传体。不过《史记》是纪传体的通史，其他诸史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录的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正史。《史记》和其他的史书相比，是有很大差别的：
第一：《史记》充满了爱憎之情，这一点是任何史书都不具备的。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公正地记述，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记述人物的时候，往往带着作者自己强烈的爱憎之情。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像《项羽本纪》的项羽，《李将军列传》的李广，对这些人物的记述，《史记》可以说写的是悲歌慷慨，荡气回肠，非常令人感动。
第二：就是对人物的记述融入了很多文学的手法。比如说《鸿门宴》，《鸿门宴》一直被选为我们中小学甚至大学的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了，《鸿门宴》这篇文章写的惊险曲折、跌宕不平，简直就像是一部文学小说。
第三：《史记》还起填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人物史的空白，如果没有《史记》的话，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伟人，在我们今天就都不知道了。比如我们说《论语》的主人公孔子，司马迁在《史记》中间写了一个《孔子世家》，这是在正史的记录上，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孔子的一生，这也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的第一部，也是最权威的一部人物传记。
第四：《史记》还融入了司马迁对封建帝王的批判，这一点就更不简单。我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间批判最尖锐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个是司马迁生活的当代皇帝汉武帝。一个史学家敢批判开国皇帝，敢批判自己的顶头上司，没有胆量是不敢写的。司马迁既写了汉武帝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的事迹，但是对汉武帝的揭露也是比比皆是，同时也写了刘邦心胸狭隘、杀戮功臣、语言粗俗，记载了汉刘邦的很多不良的记录。这就是《史记》的实录精神和批判精神，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鸿篇巨著谁敢完成呢？只有太史公司马迁才敢完成。
《史记》其书的记事上起黄帝，经尧、舜、夏、商、周、秦、汉，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也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前101年，《史记》其书记史的时间跨度一共约两千多年，《史记》的构成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本纪”。一般来说“本纪”是以帝王为纲的全国大事纲要，例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都是这种样子。但是夏、商、周时代的史料稀少，没法按帝王分篇，故只能一个朝代为一篇。《项羽本纪》和《吕后本纪》虽名为“本纪”，但实则是个人“传记”。司马迁所以把他们列入“本纪”，是因为他们确曾在一段时间内向全国发号施令，当然这也表现着司马迁的一种特识。
第二：“表”。“表”的用处是把复杂纷纭、千头万绪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表格的形式谱列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同时司马迁还把“本纪”、“世家”、“列传”所不能叙述到的人物与历史事件从中开列出来，以供以后的历史、文学研究者查找。
第三：“书”。“书”是关于国家典章制度与各种事务的专门史，如经济、军事、水利、天文、祭祀等。为了表示尊儒，故而把《礼书》、《乐书》放在最前面，这是因为儒家喜欢鼓吹“礼乐治世”。
第四：“世家”。“世家”是有爵位、俸禄，世代相传的家族历史。这里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他们的爵位封地都是从周天子那里接受来的，这方面的篇章有《齐世家》、《鲁世家》、《楚世家》等；另一类是被刘邦封侯封王的开国元勋与刘姓子弟，这方面的篇章有《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楚元王世家》等。其中《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的列入，当然这也表现了司马迁的特识。
第五：“列传”。“列传”是司马迁按照他所确定的标准所谱列的一些有思想、有节操、能把握时机，为国家、为社会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而立功、扬名的卓越人物的传记。在这一部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的尊崇、司马迁的憎恶、司马迁的歌颂和司马迁的鞭挞。他可以为许多不受重视的小人物树碑立传，如：《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滑稽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还有些篇章看标题是写大贵族的，实际上是在表彰小人物，如：《孟尝君列传》是写鸡鸣、狗盗；《平原君列传》是写毛遂、李同；《魏公子列传》是写侯嬴、朱亥。相反，那些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有好多不仅没有被立传，而且在相关人物的传记里也没有提到，只在“表”中点到名姓而已。
关于《史记》其书的性质，我们应注意四点：
第一：《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历史著作之一，它继承了《左传》叙事的优良传统，班固称它“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称《史记》体现了司马迁高度“史学”、“史才”、“史识”的杰出著作；
第二：《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著作之一，是写人文学的开创者，对于后代的散文、小说以及传记等文学的创作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史记》具有古代百科全书的意义，同时也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包罗万象，以至于我们今天不论研究哪门学问的历史，都离不开《史记》这个门径。
第四：《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以历史作为载体，其中蕴含着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其中表现着司马迁的立场、观点，表现着司马迁对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看法，表现了司马迁的个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读《史记》就是读司马迁。
二、司马迁的人生轨迹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司马谈去世之后，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的职务，继续在汉武帝朝担任史官。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阅读了大量的宫廷藏书，这些都为《史记》有写作做了准备。但是，如此家学，如此经历，如此条件的史官在中国封建社会不足为奇。充其量司马迁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而已。
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0年，享年56岁。司马迁比汉武帝小十来岁，大体与汉武帝相终始。汉武帝时代的特征，正当汉代建国以来的60多年，是经过一种休养生息而达到了经济恢复和国力强大的时代。
据《史记·平准书》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正是在这种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汉武帝一方面对国内制度进行了以尊儒为特征的一系列变革，主要有进一步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内统治，进一步强化推行披着儒家外衣的酷吏制度，进一步推行了具有战时经济特征的盐铁铸钱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以及富有儒家色彩的文化教育建设等；另一方面是对周边诸民族和诸小国的大举用兵，先后伐匈奴、伐南越、伐东越、通西南夷、伐朝鲜、伐大宛等。这些战争都取得了胜利，扩大了大汉帝国的版图，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物质文化的交流，从而使大汉帝国的威名远播，使汉武帝时代成为了我国四千多年历史上少有的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与此同时，生活在大汉帝国的黎民百姓也为这些连年的战争、徭役，为支持庞大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付出了极其惨重、极其沉重、极其深重的代价。简括地说来，一面是辉煌，一面是苦难，这些问题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史官家庭，这个家族中曾出过许多为不同时代的国家掌管过天文、历史的人物，出过多位杰出的军事家，出过多位管理经济与管理市场的人才。《史记》中所以能够如此精彩地写到大量的军事知识、经济学问，特别是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而能具有与当时官方有如此不同的经济思想，应该与司马迁这种独特的家庭影响有关。司马迁青少年时代参加过劳动，接触过下层人民，后来他又周游天下，考察当时的社会、地理、文化等，这一方面为他后来写《史记》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司马迁同情劳动人民、重视下层人物的思想，《史记》能把许多劳动人民、下层人物写得如此生动活泼，能对他们的评价如此之高，应该与此有关。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当史官30来年，他已经在着手搜集材料，准备写《史记》，但没能完成。司马谈在临死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要其子完成这项历史重任。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生前官任郎中，也就是为汉武帝充当侍卫、侍从人员时，曾受命到新拓展的西南夷，也就是今天的贵州、云南一带地区进行过考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其父任太史令，并着手写作《史记》。当他写到第六个年头时，因为他的朋友李陵率兵讨伐匈奴失败被俘，司马迁为他的失败责任做过开解，因此触怒汉武帝被判死刑。司马迁因不愿自己的写史重任半途而废，接受了宫刑。受刑后的司马迁已与太监无别，故而忍辱进宫在汉武帝身边当了管理文秘的中书令，同时坚持写他的历史书。又写了八年，基本完成，被称作《太史公书》。直到东汉后期才开始被人们称作《史记》。受宫刑对于司马迁的肉体是一种莫大的摧残，对于司马迁的人格是一种莫大的污辱；但对于司马迁考虑问题的立场角度，对于司马迁观察事物的深刻锐敏，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升华，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提高。《史记》中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民主性与批判性，能有如此强烈的悲剧性与抒情性，都应与此有关。
司马迁的身世其实并没有特别之处，他是一个史官家庭，行过万里路，读过万卷书，拜过当时的一些名师，这都是当时的一些普通的史官所具备的。那么是什么事件让司马迁完成了一个巨变，由一位普通的史官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呢？那就是命运。
三、司马迁的命运改变
公元前99年的汉武帝时期，因为外交上的失败，汉匈关系又紧张起来，汉朝与匈奴的战端重开，汉武帝派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然而就是这次与匈奴开战，引发了后来司马迁命运的转变。这个事件发生在汉武帝的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这一年，汉武帝派了一位将军叫李广利，此人是汉武帝最宠幸的爱妃之一李夫人的长兄，就是他最喜欢的嫔妃李夫人的哥哥，让李广利带领军队去攻打匈奴。当然汉武帝的主观目的是想让李广利借着军功封侯。同时为了保证李广利从军的顺利，汉武帝让当时的一位名将李陵去为李广利搞后勤保障（史书的记载叫“将辎重”）。但是李陵不愿意这样做，李陵公开提出来，他愿意带他的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散匈奴对李广利的军事压力，这件事情让汉武帝心里很不满，汉武帝就觉得李陵太不给面子，所以就告诉李陵，我没有多余的骑兵配给你，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要出征你就带你的五千步兵出征。就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就带着他的五千步兵出征了。
当然李陵出征的开始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而且李陵还马上派人回来，画了地图，回来向汉武帝报告了进军顺利的情况，汉武帝也很高兴。但是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为李陵的五千步兵，遇见了匈奴大单于带领的三万匈奴的主力。李陵确实很能打，李陵的五千步兵把大单于的三万军队杀死了几千人。大单于兵力虽然是六倍于李陵，但是占不到便宜，所以匈奴的单于就觉得李陵这个步兵太不简单，紧急之下，他又把左右贤王调来了八万军队，加上大单于的军队一共是十一万骑兵，对付李陵的五千步兵。李陵在这种情况下是且战且退，而且是越战越勇，最后打到匈奴的大单于都觉得这个仗打不下去。大单于就准备撤兵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就是李陵有一个部下，受了他上级的侮辱，这个人一怒之下就去投靠了匈奴的单于，向匈奴报告了李陵这个军队的两个重要的绝密军情。
一个是李陵没有后援部队，你可以放心地打，他没有后援。另一个是李陵的这个步兵之所以能够打，主要依靠的是他有一种可以连发连射的弓箭叫弩机，它就是一种弓箭的升级的改造版本，这个箭它用机器发射，可以连发连射的，说他弩机的箭快要用完了。这样一说，这个匈奴的单于就觉得有希望了，也不撤兵了，然后集中他的军队对李陵发动总攻。而且李陵的军队当时行进在山谷里，这个单于的军队，匈奴的军队，是在两边的山上，往这个山谷里面扔这个大石块，所以李陵剩下的三千士兵伤亡惨重，这个仗打不下去，而且箭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就觉得打不下去，分散突围吧。突围的时候，最后他的三千士兵中间只有四百个人逃回来了。李陵的副手阵亡了，李陵被俘投降了。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汉武帝的耳中的时候，汉武帝是非常震怒，非常生气，大臣们看到皇帝生气了，舆论是一边倒，大臣们纷纷要求要严惩李陵。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看见了他身边的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朝议的时候他是要参加的，他问司马迁什么看法。司马迁看见汉武帝非常生气，他为了宽一宽汉武帝的心，司马迁就对汉武帝讲了自己的看法。李陵是个国士（国士是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称之为国士），他“有国士之风”，他一心一意想的就是报效国家，李陵以五千步兵和匈奴单于打了十几天仗，且战且退，越战越勇，他杀的敌人远远超过了他五千步兵的人数，他立下的功劳也足以告慰天下。李陵不是真降，是伪降，李陵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的。
应当说李陵的兵败投降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在出征的时候，另外一个老将路傅德，他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好，就给汉武帝上疏要求阻止这场行动，汉武帝没有听，反而逼着李陵出兵。应当说在李陵出兵这个问题上，汉武帝是有责任的，李陵就是再能打，带五千步兵出征，往往是凶多吉少的一件事情，所以汉武帝实际上派李陵出征这件事清上，汉武帝是一个很冒险的一种行为。这个举措的本身汉武帝是有责任的。那么李陵投降匈奴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说，在汉匈作战的这个阶段来说不是件很大事情。
在汉匈战争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将领叫赵破奴。这个人的传记记载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间，记载了这个事情。赵破奴这个人本来是汉军将领，后来投降匈奴，投降匈奴以后又归回来了，又回到汉朝来了，回到汉朝以后汉武帝并没有处罚他，而且让他担任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随从，后来立了功封了侯。酌金事件以后赵破奴又丢了侯，后来赵破奴又立了功，又封了侯。赵破奴是两次封侯，而且赵破奴在第二次封侯以后，带兵出征带了两万军队，遇到匈奴左贤王的八万军队，结果赵破奴又打败了。打败以后赵破奴第二次投降匈奴。在匈奴那边生活了十年，十年以后，赵破奴带着他的儿子又跑回来了，汉朝照样接纳了赵破奴。那就是说在汉匈作战这个时期，就像赵破奴这样投过来再奔回去，像这种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当时这件事清作为皇帝和中央政府并不太计较的事清，但是作为史学家司马迁来说对这件事清他是有看法的。所以李陵兵败投降以后，司马迁开始认为他只是一个暂时的，但是后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间记载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谴责了李陵。认为李陵投降以后，李氏家族整个家族的名声全毁掉了，这就是司马迁遭辱的原因，就是李陵事件。
本来司马迁说这几句话，是想让汉武帝宽宽心，同时也为李陵做的这一点解脱，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个话刚刚落地，汉武帝是龙颜大怒，立即把司马迁下到牢狱之中。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最后司马迁被定位诬陷皇上罪。在古代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名，诬陷皇上罪处理决定就是死刑。司马迁就因为李陵之祸一下子被判了死刑。
按照汉代的规定，判为死刑的人有三种选择：
第一：伏法受诛，就是等着被处决，死刑；
第二：以钱赎命，就是交出来五十万，可以免除一死；
第三：接受宫刑，一般没钱的人受了死刑，但是还想活下去，可以改判宫刑。
司马迁这个时候开始写作《史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这个时候他接受死刑的话，《史记》就写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不可能接受死刑，那么不能接受死刑剩下两条路。第一是拿钱来，第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这个官，虽然是太史令，经常在皇帝身边，但是属于中低收入啊，司马迁家里没有钱，拿不起五十万，只剩一条路，那就是宫刑，所以司马迁最后为了完成《史记》，接受了宫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响司马迁并且改变司马迁一生命运的李陵事件。
四、司马迁的忍辱受刑
李陵事件对司马迁影响非常大，李陵事件对司马迁来说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司马迁在绝望中选择了宫刑。宫刑在古代不仅仅是一种残酷的肉刑，也是对人的精神和尊严的践踏。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意接受宫刑。宫刑又称腐刑或阴刑，在古代施以宫刑的人主要是针对犯强奸罪的人或想进宫做太监的男人，宫刑主要是将男子或女子身上的生殖器全部阉割下去，使人其失去性功能，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肉刑。当然在古代针对犯强奸罪的女子宫刑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西汉时期，宫刑是一种对人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的残酷惩罚，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就连司马迁这样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的这一耻辱的时候，都要发汗沾衣，可见宫刑在古代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刑罚。那么，选择宫刑对于司马迁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的生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第一：他的身份另类。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了以后，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这个对于司马迁来讲打击太大了，因为他的身份变了。现在他成了一个男人、一个士大夫、一个文化人、一个读书人的另类，也就是说司马迁本来是个男人、是个士大夫、是个文化人、是个读书人，但是他被原来所归属的群体给开除了，不承认他是个男人、是个士大夫、是个文化人、是个读书人，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
第二：司马迁是终生羞辱。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痛苦的时候，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所以司马迁后来谈到他接受宫刑以后的那个痛苦，他说是“肠一日而转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湿透了。所以他觉得接受宫刑以后，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是太大了。
第三：他才命相违。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祸的这个命运，让他的才和他自己的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即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就是说我怀着像和氏璧、像随侯珠那样的才能，我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许由、伯夷那么高洁的人士，但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呢？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用一句话概括说“终不可以为荣”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司马迁接受宫刑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所以接受宫刑以后，作为正常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但是在《史记》中间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五、司马迁的观点改变
接受宫刑的司马迁已经47岁了，《史记》的写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那么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接受宫刑以后，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身份去看待人生，看待历史，所以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他接受宫刑之前以及《二十五史》的其他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我们都知道司马迁说过几句非常有名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对生死的看法在李陵之祸的前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比如我们看《史记》，《史记》中间有一篇叫《季布列传》，写项羽手下的一个将军叫季布。这个人在项羽手下是一员猛将，多次打败刘邦，所以刘邦对他很恨。项羽乌江自刎以后，刘邦一直通缉季布，而且下令，谁要窝藏季布要夷谁三族。季布没有办法就先投靠了一个人家，后来由这个人家将他转卖到当时的一个大侠的家里。大侠知道买来的这个奴仆就是季布，然后大侠到京城亲自找到刘邦最信任的太仆夏侯婴，夏侯婴是替刘邦赶车的车夫。然后大侠给夏侯婴讲了一番话，说你刘邦当了国君以后，你能把项羽手下的臣子杀光吗？不可能啊！而且你刚刚做了国君，你就为了报自己的私怨，非要杀季布这个人，如果你真把季布逼急了，他可以向北面逃向匈奴那儿，他可以向南面跑到南越那儿，你不等于拿一个壮士去资助你的敌人吗？夏侯婴很相信大侠的话，他就用这个话去劝刘邦，刘邦后来听了这个劝以后，就赦免了季布。季布在刘邦一朝做了郎中；到了惠帝朝，季布就做了中郞将；到了文帝朝，季布就做了太守；季布后来成为西汉开国的名臣。司马迁在最后谈到季布的时候他就非常有感慨：季布在项羽在世时那么一个将军，他最后能够那么忍辱负重地去做人家的奴隶，他不觉得做奴隶为耻，他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才，这个才不能白白地浪费掉，所以他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我们看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对季布的评价，实际上是他经历了李陵之祸以后，他才认识了季布，他才能够正确地评价了季布。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地读懂《史记》，我们必须要领悟人生，领悟社会，我们对人生、对社会理解得越深刻，就对《史记》领悟得越深刻。
第二：司马迁接受宫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里没钱，司马迁要是有钱何至于受此大辱。所以李陵事件以后，司马迁对钱有了崭新的看法。所以司马迁就觉得，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是没有过错的，只要取之有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间专门写了一篇叫《货殖列传》，在《货殖列传》中间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所以司马迁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最有名的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天下的人熙熙攘攘跑来跑去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一个“利”。他说上至诸侯各王，下至平民百姓，人们都在追求利益，追求利益本身并不是错的，错的只是你追求利益的不正当的手段。而这个观点，也是司马迁从自己的惨痛的教训中间总结出来的。所以司马迁在两千多年之前，就认识到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正当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
第三：李陵之祸也彻底地改变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史记》对许多人物的评价表现得特别犀利深刻，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史记》有一篇叫《萧相国世家》，写刘邦手下的一个重臣叫萧何。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大臣，我们知道一个经典的故事叫《萧何月下追韩信》，但是在汉高祖十年陈豨叛乱的时候，吕后说韩信勾结陈豨叛乱，吕后就采用萧何的意见，就把韩信给杀了，平定了叛乱。当刘邦得知是萧何平定的叛乱后，立即加封了萧何，给萧何加封了五千户，而且给萧何派了五百名士兵，萧何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于是就宴请了文武百官。刘邦从前方回到京城以后，吕后向他报告，韩信被我杀了，刘邦的态度司马迁用了这几个字来形容叫“且喜且怜之”，司马迁是非常地伟大，他往往几个字就传神了，“且喜且怜之”就是说刘邦他又高兴，又同情，又叹息，又可惜。这五个字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刘邦的矛盾心理和微妙心理。就在萧何的宴会举行的正高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召平，他去到萧何的宴会上去打他的兴头，为他吊丧，说皇上在外面平叛，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之所以对你加封是因为皇上，因为韩信的事件以后对你不信任了，加封之后一旦皇上回来知道事情的真相，肯定要收拾你。萧何听了以后，酒也不喝了，把到场的所有宾客全部赶走，来寻找办法，可是找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来一个办法。这个人就帮他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要想化解这场危机，那你只有把你家里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萧何没有办法，就忍痛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给刘邦作为军费开支。当萧何把自己全部家财捐出来的这个奏章送到刘邦手里以后，司马迁写了五个字“高帝乃大喜”，意思是说汉高祖刘邦看到萧何的奏章后非常高兴。就是这五个非常深刻地把一个开国皇帝对开国功臣的猜忌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刘邦可以怀疑任何人，但是刘邦不应该怀疑萧何，萧何当年跟刘邦是在一个县，当萧何是一个副县级干部的时候，刘邦还是个泗水亭长，萧何当时就很照顾他。从刘邦起兵以后，萧何就跟着刘邦，而且萧何不是一个人，他是带着全族的人跟着刘邦打天下。所以刘邦打了天下以后要论功行赏，大臣们都主张说曹参功劳第一，应当曹参先封。刘邦说不对，应该先封萧何。刘邦当时还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他说你看见那个打猎的吗？打猎的时候有猎人，还有猎狗，那个猎狗是追捕猎物的。你们所有在外面攻城掠地的大将都是那个猎狗，所以你们叫功狗。而那个萧何他是指使猎狗追逐猎物的猎人，他叫功人。刘邦就提了这么个理论，说萧何是功人，曹参这些人都是功狗，那么狗和人相比谁的功劳大呢？当然人的功劳大。所以刘邦说萧何第一，曹参第二。就是这么一个萧何，刘邦晚年竟然猜忌到他，而司马迁就把这个刘邦对功臣的猜忌给毫无掩盖的揭露出来了。
《二十五史》通读下来，没有一个史学家能够像司马迁这样犀利深刻地把开国皇帝的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如此清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李陵事件以后，司马迁对皇帝的专制、残忍有了新的认识。汉武帝借李陵事件戕害了司马迁，他也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的轨迹，同时汉武帝的作为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和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
六、司马迁与《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回复给好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出自《史记》，其实不是，这篇文章出自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后又被收录在《古文观止》里。
任安，字少卿，他是一个出身很低贱的人，任安的家境很困难。小得时候家境很穷，后来做过亭长，就像刘邦一样做过亭长。接着任安又由亭长做到了乡里的三老。在古代是十亭一乡，一个乡设一个三老，三老是管教化的官。也就是说任安他既做过亭长，也做过乡里头一个文教官员，后来因为出错，任安就丢了官，丢了官以后的任安就到卫青的家里面去了，任安是卫青家的门客，古书叫“舍人”，任安就在卫青家里做了舍人。在卫青家里面，任安由于家里边穷，没有钱去贿赂卫青家的管家，所以卫青家的管家就给任安一个差事，叫他养马，任安就成了牧马人。在这个时候，任安就结识了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就叫田仁。田仁他就是放戾太子出城门的那个人。任安跟田仁两个人相识都在卫青手下做门客。但是卫青并不了解这两个人。
有一次，卫青带着任安、田仁去拜访他的老主人平阳公主。到了平阳公主家以后，就让任安和田仁与平阳公主的骑奴在一块儿吃饭，任安和田仁心理非常不平衡，两个人做了一个惊人之举，就是任安拔出来佩刀，把那个席子划断，这边坐的是任安和田仁，那边坐的是平阳公主的骑奴。用刀子把席割断，表明自己和田仁跟那些骑奴绝不是一类人，这让平阳公主的管家都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来，任安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后来汉武帝派人到卫青家里边去选侍从，就是选郎官。卫青挑了十个人，在他的一百多个门客之间挑了十个人，挑选的这十个人都是家境富有的人。卫青让这些人准备了服装、马匹，准备推荐给汉武帝。这十个人中既没有选田仁，也没有选任安。当卫青把这十个人选选好之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是著名的酷吏叫赵禹，赵禹来到以后就问卫青选得人怎么样？卫青就把选的十个门客跟赵禹说了，赵禹就把十个人召过来问了一遍。问完以后赵禹就对卫青说：“你挑了十个都是家境富有的人，没有一个是有才华的人，你不能把这十个人推荐给皇上，你把你所有的门客召集过来。”然后卫青就把他一百多个门客都召集过来让赵禹来挑。赵禹对这卫青的门客一个个的进行谈话，谈完以后最终选了两个人，一个是任安，一个是田仁。
卫青最后没有办法，就把这两个人推荐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在召见任安和田仁这两个人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推荐，任安就推荐田仁说田仁比自己才能高，田仁就推荐任安说任安比自己才能高，经过一番考察，汉武帝对这两个人非常满意，就任命了这两个人为官，这个时候任命任安的官就是北军监护使者，就是作为管理北军（北军在当时是西汉长安的国防军）的最高官员，也就是说是一个总指挥官，后来任安又做了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刺史。任安在益州刺史的任上知道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出来，汉武帝让他做了中书令，中书令这个官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长，中书令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职务，但是武帝时期的这个重要的职务都是由宦官担任的。司马迁接受宫刑以后，汉武帝给了他中书令这个职务，所以任安就给司马迁写了封信，让司马迁利用自己担任的重要职务的机会，向汉武帝推荐贤才。司马迁接到这个信以后，心情非常复杂，司马迁没有及时的给任安回信。
在戾太子事件（巫蛊之难）发生的时候，任安和田仁都被卷到这个事件去了。田仁这个时候做什么官呢？田仁这个时候做丞相司职，就是丞相手下的一个官，负责把守城门，田仁看见太子带着皇孙跑过来的时候，田仁就把城门打开放太子逃了，结果田仁被杀。任安这个时候是又做了北军的监护使者，任安做北军统帅的时候，戾太子亲自去拜访北军，拿着节令调任安来帮助他，任安接受了太子的节令，但是没有出兵。戾太子这个事件过后，汉武帝认为任安虽然接受了太子的节令，但是没有出兵，应当说没有帮助太子，所以没有处罚任安。但是不久有发生了一件小事，就是任安处罚了他手下的一个小吏，这个小吏受到任安的处罚以后，就给皇上写了一个报告，说任安其实是想帮太子的。这样汉武帝重新调查了这个事件，认为任安是坐山观望，就是看着两边，就是将来太子赢了，他要帮太子。汉武帝就认为他是骑墙，所以就下令把任安抓起来下到狱中，判为死刑，定为死罪。这一年就是巫蛊之难的爆发的那年，也就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难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是得不到赦免的，所以任安是必死无疑。司马迁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觉得任安不久于人世，而任安前几年给自己写得一封信自己一直没有回，想到任安不久于人世了，司马迁就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将近三千字回复给任安，这封回信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
在整个《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就写了一个“辱”字。这一个辱字虽然是贯穿全文，但是作者司马迁在写的时候着重写了三点，实际上就讲他遭辱、受辱、忍辱的整个过程。
第一：是受辱之因，就是为什么受到宫刑。
第二：是遭辱之痛，就是受了这场奇耻大辱之后的内心痛苦。
第三：是忍辱之由，就是为什么受了这么个奇耻大辱，自己能够坚持忍辱的活下来。
先说受辱之因。司马迁受宫刑这件事情和李陵事件有关。李陵事件给司马迁带来的那种内心的痛苦，这一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间写得是非常深刻。司马迁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一连串的举出了很多古代刑罚的等级，这一段话他写了四个不辱，六个受辱。他说一个人的受辱分为十等，十个等级。这段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拙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签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这段话事什么意思呢？
司马迁认为一个人的受辱分为十等。最高一等就是辱先，就是让你的先祖让你的先人受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这叫“太上不辱先”，这是绝对不能够让自己的祖先蒙受耻辱的。第二个不辱就是自身不受辱。第三个不辱就是尊严不能受辱。第四个不辱就是是不能语言上受辱。这是四个不辱。那么六个受辱是什么？第一个是拙体受辱，就是被人家绑起来。再向下，是易服受辱，就是把你平常的衣服脱掉，然后穿上囚徒的衣服，这叫易服受辱。再向下就是关木索、被签楚受辱，就是戴上手铐脚镣，用杖击或鞭笞的刑罚。再向下，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就是把你的头发剃光，然后让你脖子上带一个铁圈。再向下，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就是把你的皮肤打烂了，把你肢体砍断了。最下一等叫什么呢？最下腐刑，极矣。就是十种受辱中最下的一等。在他看来的十等中间，最不能接受的那就是第十等宫刑。
我们仔细地读读司马迁的这一断话就明白了。司马迁把受辱分为十等，那么根据这一判断，司马迁划这个等级来看，宫刑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一种。而他恰恰是受了宫刑。所以我们说这一篇《报任安书》中间写他的受辱之痛，这一段是最典型的话。他把人一生受的耻辱列为十等，而宫刑是最下一等，而且司马迁作为史学家，他对历史非常熟悉，他知道历史上只要是受过宫刑的人，当过太监的人，历来不为人们所齿。
在《报任安书》中他举了一些例子，例如：卫灵公和一个太监坐一辆车，结果孔子看见此景后就离开陈国了，那就是孔子不愿意看到一位国君诸侯国的国君和太监同坐一辆车，这对国君来说是一个耻辱。再比如说商秋，商秋是因为一个太监的引见才见到秦孝公，就因为这秦国的大臣对商秋感到这个人不齿，就是你是通过太监见到国君的，大臣们都感到不齿。还有汉文帝时期，汉文帝有一次和一个宦官赵谈坐一辆车，结果遇到一个大臣叫竟盎，竟盎看到以后就拦着汉文帝的车说陛下是万岁之身，你怎么能够和一个宦官坐同一辆车呢？汉文帝听过以后就笑呵呵地让那个赵谈下车了，这个太监就哭着下车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知道历史上很多太监不为人所齿的事情。所以他举了这么多例子说明自己受过宫刑以后内心的痛苦，是无可言传的。这就是《报任安书》写的第二项内容，就是他的受辱之痛。
司马迁谈到了非常重要的几点，首先司马迁对自己的生死有了自己的看法。司马迁说过几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前面我们也讲过，那就是他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那么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看你是为什么而死的。所以司马迁对生死提出自己一个独到的看法，因为司马迁他接受宫刑活下来，为很多人所不齿，人们都嘲笑讥讽他，但是，司马迁认为这样忍辱负重活下来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一个人能够敢于忍受在众夫所指、众夫所指的眼光中活下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就举了一段古人著书立说的例子，说明自己活下来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不朽巨著。这段话非常有名，他是这样说的：“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就是古代那么多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死了以后名声设有传下来，太多了。“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只有那些非常倜傥之人，就是建立了功业的人得到了后人的称赞。所以叫“唯调倪非常之人称焉。”
接下来司马迁举了一连串例子。“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他讲述了这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段话的意思说什么呢？说当年像西伯就是文王姬昌被幽禁在幽里，尽管他被幽禁起来了，但是他做的《周易》流传了。屈原被放逐了，但是屈原的《离骚》传世了。左丘明虽然失明了，但他的《国语》传下来了。吕不韦最后迁徙到蜀地了，但是《吕氏春秋》传世了。所以他认为古人能够忍受各种耻辱，为的是把自己的著作传下来。所以他最后得了一句结论，所以这些人大多数心里有郁闷，不能够抒发，然后当他们不能建功立业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著作传下来了。所以司马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观点叫“发奋著书”，就是一个人在困境中间要努力，要坚持把自己的著作完成。所以在讲完了这么多古代圣贤在困境中间著书以后，司马迁写他自己。司马迁说就是因为他的著作没有完成，他遇到了李陵之难，所以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下来了。这一大段话实际上是谈了《报任安书》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他忍辱的原因。司马迁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其实是为了写作《史记》。如果司马迁当时为了不落这个骂名，不在人们的白眼之中生活，他一念之差就可能就会选择死了。如果他选择了死，那么《史记》这部重要的史书也就传不下来了，所以司马迁认为自己这样活下来是最有价值的。
七、《报任安书》的重要文献价值
在司马迁所写的《报任安书》一文里面重要价值大致有以下四点：
第一：独特的生死观。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生死问题做过深入思考的人。在他之前，很少有人对生死问题做过这么深思熟虑的思索。司马迁对生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慷慨就义有时候是勇敢，有时候为了不受辱而慷慨就义其实是一种儒弱。他认为苟且偷生是软弱，但是有时候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保全自己的生命，那是有他的价值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慷慨就义未必都是真英雄，忍辱负重活下来的未必都是懦夫。司马迁对生死问题他有自己的思索与看法，在这点上，中国的古人对生死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超过司马迁的。正因为司马迁有这么一个独特的生死观，所以他才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巨著《史记》。这是这封书信的第一个文献价值。
第二：《史记》的完成时间。这封书信他的写作年代应当说是在任安被处死之前。任安是征和二年被处死的，因为在这一年的七月发生了巫蛊之难。从这个书信来看，司马迁写这个信的时候己经接近这一年的十二月了，在古代每一年的十二月都是古代帝王处死犯人的季市，因为古人有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到十二月自然界的万木都凋零了，也就是说老天爷告诉天子这个季节就是处决犯人的季节。所以这封信应当是征和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1年，接近十二月的时候写的，也可以说这封信的写作年代可以断定是征和二年冬天写成的。同时我们通过这一年也可以知道，司马迁在这一年大体完成了《史记》，因为在《报任安书》中间己经明确地写到《史记》的130篇，应当说在征和二年，司马迁写《报任安书》的时候，《史记》基本完成了。所以这封书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史记》完成的年代大致上应当是在汉武帝的征和二年，这是这封书信的它第二个文献价值。
第三:这封书信也交待了司马迁的卒年。司马迁的生年现在有两说，但是司马迁死于哪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通过《报任安书》可以知道，这封书信是司马迁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篇文字。所以我们把《报任安书》称之为司马迁的绝笔之作，这封书信完了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就再也不知道了。换句话说，就这封书信完了以后，不久司马迁就去世了。但是这封书信完成以后，司马迁是怎么死的？是病死，还是因为这封书信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被杀，史书上都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大体断定，这封书信写于征和二年，大概也就在这之后不久司马迁就去世了。所以这封书信既交待了《史记》完成的时间，也交待了司马迁的大致卒年。这是这封书信的它的第三个文献价值。
第四：就这封书信还交待了司马迁内心变化的历史，就是他心灵变化的历史。因为司马迁在这封信中间写得很清楚，原来在李陵之祸之前，司马迁是一心一意要迎合皇上，想做一个忠臣的。但是司马迁的悲剧就在于他的本心。他受的教育，他的家教，都使想他想成为一个忠臣，但是历史恰恰让他一个愿意做忠臣的人最后没有做成忠臣，反而被他最忠于的皇帝给戒害了。这样一来，司马迁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转变，所以这篇书信也交待了司马迁从当年皇帝的忠臣孝子转变成太史公的经过。我们通过这个书信可以看出来司马迁灵魂的转变。正是这个转变，过去的司马迁死掉了，新的司马迁诞生了，这才有了司马迁冷眼看世界，然后用他如椽之笔写下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所以这封书信是了解司马迁心灵前后变化的一篇重要文献。这是这封书信的它的第四个文献价值。
这四个方面就是司马迁所写的《报任安书》一文里面重要价值。
八、《史记》的史学性质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的史学性质在今天看来主要有五点：
第一：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的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第二：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公开认为追求财富、追求生活改善是人的本性，任何人都是如此。他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齐国所以能称霸、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的原因，他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重本抑末，他反对汉王朝对私人工商业的摧残、迫害，写出了变化无穷的货币改革，以及算缗告缗的政策使大批工商业者破产的情景，他为杰出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其中杰出的工商业者的描写，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的。
第三：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以及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与精确的，甚至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司马迁不为五斗米折腰，对汉朝帝王没有任何神秘感，特别是对汉高祖、汉武帝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他歌颂了许多具有民主色彩的明君良臣，批判了专制君主的种种暴行，他为大量劳动人民、下层人士唱赞歌，他表彰了游侠、滑稽、医生、门客、鸡鸣、狗盗等，表现了他对下层人物的关注与尊重。
第四：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和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和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当他遭受宫刑而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才顽强地硬挺着活了下来。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第五：《史记》所塑造的许多人物的事迹具有非常丰富的哲理性，有的使人增加聪明、智慧，如韩信的军事、刘邦的用人等；有的行为高尚，能令人见义思齐，如：鲁仲连的正义感、蔺相如与廉颇不计个人恩怨，顾全大局等；有的能教人举一反三地认识人间的恶人，以戒备他们的阴谋伎俩，如：骊姬、赵高、江充等；有的能教人警惕患得患失，且勿放纵个人的私欲膨胀，以免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如：李斯等。《史记》是我们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一部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九、《史记》的文学性质
《史记》既是杰出的历史书，同时又有故事性。如“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的故事，赵高拉李斯上贼船的情节，蒯通劝韩信脱离刘邦自立的辞令以及“鸿门宴”、“垓下突围”的惊险曲折等，这些虽然都是故事，但是基本上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但发展到《史记》记载到这样的曲折动人，肯定是经过了许多人，艺术加工的结果。试想赵高与李斯密谋、蒯通与韩信私语，这些能记录在案和公布于世吗？钱钟书说：“古史记言，大半出于想当然。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即刘知几恐亦不敢遽谓当时有左右史珥笔备录，供马依据。”这是很自然的。
《史记》里的有些章节段落，只能作为故事读，不能作为历史看，有些地方可能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有用，有些地方对于研究历史人物不见得有什么用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田蚡倚仗权势杀害了窦婴、灌夫后，自己忽然得了一种病，总是喊叫求饶，家里人找来巫师察看，巫师说在田蚡两边坐着窦婴与灌夫的两个鬼魂，是他们两个总拿棍子打田蚡，就这样田蚡被两个鬼魂折腾死了。这是历史吗？这是司马迁在抒情，在表现他对王太后姐弟二人的憎恶。司马迁在《汲黯郑当时列传》里写罢两个人的事迹后发表议论，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这段话与其说是司马迁为汲黯、郑当时鸣不平，还不如说司马迁在借机为自己的遭遇鸣不平更有说服力。
《史记》是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所谓“英雄气质”，是指他们的思想积极豪迈，勇于建功立业，不屈不挠，无怨无悔。所谓“悲剧色彩”是指《史记》中的这些英雄人物大多数是悲剧结局，即使不以悲剧致死，也往往带有一种悲剧的气氛。《史记》全书共130篇，其中写人物的传记共112篇，在这当中有57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名字为标题的，此外还有近20篇虽然不是用悲剧人物的名字标题，但其中写到了悲剧人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这70多篇中，还有许多篇是几个悲剧人物的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等。还有许多篇是以一个悲剧人物的名字为标题，但实际上篇中还写了一些次要的悲剧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李将军列传》中的李敢、李蔡、李陵等。粗略计算，《史记》中所写悲剧人物大约有120多个。这些人物大致可分成六类。
第一：他们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变革社会而在与敌对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被杀害的，如：商鞅、陈涉、晁错。陈涉是反秦英雄，被秦将打败身死；商鞅、晁错都是为了变革政治，得罪利益的统治者而被害。
第二：他们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英雄豪杰，他们曾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如齐桓公、赵武灵王、项羽。齐桓公与赵武灵王分别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诸侯霸主，功勋卓著，国家富强，只是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处置失误，他们双双被围困饿死；项羽灭秦有大功，成为号令天下的霸王，结果与刘邦的斗争中因缺乏政治谋略而乌江自刎，战败身死。
第三：他们是一些曾为统治阶级建立过丰功伟绩，最后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杀害的文臣武将，如：白起、蒙恬、韩信、彭越等。白起、蒙恬都是秦国的将领，分别协助秦昭王和秦始皇为统一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韩信、彭越都是刘邦的名将，帮着刘邦消灭了项羽，但都因为功劳太大，不被统治者所容，而被强加罪名杀害。
第四：他们是为了某种“道义”或是为了维护某种“原则”而英勇牺牲，如：屈原、侯嬴、王蠋、李同四位人士都是热爱自己的国家，一心想帮着自己的国家打败入侵者，最终在关键时刻为报效国家、为伸张正气、为激发国人的斗志而自觉选择了牺牲，其中屈原的牺牲影响历史、影响后人的力量尤其不可估量。
第五：他们是为推行自己的学说，坚持自己的理想而终生奋斗、终生坎坷的人物，如：孔子、孟子。两位人士都有自己的理论著述，都有自己的高尚人格，他们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奔走呼号，又都因为曲高和寡、无人理解、无人赏识而困顿终生。他们都是“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是司马迁心目中的“撞了南墙也不死心”的悲剧英雄，与后人出于尊儒而对之崇拜的着眼点有所不同。
第六：其本人功成名就，看起来是胜利者，但从其他角度看，也仍是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的人。如：秦始皇由于没有历史经验，不懂得文武并用，故而自己刚死，国家立即陷入崩溃；而刘邦的胜利成功，虽然国祚绵延，但他个人也因为矛盾缠身，而临死四顾茫然，悲凉无限。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在司马迁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涵盖下塑造出来的，所以他们身上无一不闪现着司马迁本人的美学理想。
十、《史记》对我国后代史学与文学发展的影响
第一：《史记》总结发展了先秦史学的旧有成果，另起炉灶，开创了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自从这种纪传体出现，从此以后两千年的历朝正史便都依仿了这种格局。正如清代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第二：《史记》是我国写人文学的开创者，对我国后代小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小说是随着《史记》、《汉书》的带动而蓬勃兴起，这时的小说与历史相互错杂，许多作品的界限难以划分；唐人小说是《史记》文学成就的真正继承者，其篇章结构、其语言韵味、其写人、叙事的过程都与八百年前的《史记》一脉相承，元代以后的短篇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都明显地受着《史记》故事题材、情节结构、人物精神面貌传承的影响，其中我国历史上众多的文学名著对《史记》的模仿与学习都是明显突出的。
第三：《史记》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史记》之后，中国的历朝“正史”中也还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传记文学”成份，例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我国古代文学的领域内，除了大量以“传记”命名的如：《五柳先生传》《方山子传》《李姬传》《马伶传》《大铁椎传》等，还有更加难以统计的，诸如：《马汧督诔》《潮州韩文公庙碑》《柳子厚墓志铭》、《段太尉逸事状》等类名繁多的优秀著作。中国是一个传记文学发展成熟很早的国家，在世界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欧洲人称《希腊罗马英雄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是传记文学之父，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比普鲁塔克要早生192年，《史记》比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早产生近两个世纪。
所以，我们说《史记》像一座巍巍的高山，永远矗立在中华民族和世界的文化之林，也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司马迁和他的作品，感谢各位文友及老师的欣赏，本人根据大量的关于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史记》的相关资料整理润色而成，其目的在于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司马迁这个人及他的作品《史记》。在整理之中，难免有疏忽和漏洞，再此也希望文友们能够对本文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使其更加完美，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