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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类学家纳尔逊·格拉本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
访谈者：格拉本、彭兆荣 翻译：赵红梅校译：彭兆荣
2005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纳尔逊·格拉本教授和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在北京出席“国际旅游研究院双年会”(Biennial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Tourism)后，赴四川、贵州和广西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研。他们除了对四川崇州鸡冠山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项目评估外，还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进行乡村旅游的项目考察，后又参观了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了解当地农业旅游的试点情况。旱在20世纪70年代，格拉本教授就开始研究民族工艺品、博物馆和大众旅游，对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旅游进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多次到中国进行旅游人类学方面的学术和调研活动。他以游客和学者的身份，深入少数民族村寨，探寻大众旅游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对旅游的开发与影响有独到的见解。借此机会，彭兆荣教授对他进行了专访。兹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彭兆荣(以下简称“彭”)：格拉本教授这是第六次来中国，请问您对中国的旅游发展有何总体评价？
格拉本(以下简称“格”)：中国大规模旅游发展的契机已经到来，并处于扩大化阶段。一些众所周知的经典旅游景点，比如长城、故宫等，游客趋之若鹜。但中国还有很多非常独特的景观，多数游客并不知晓，使中国的旅游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地处边缘省份的少数民族，正试图通过旅游来推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总体来看，中国的旅游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长足的进步。现代旅游的多种样态和方式，比如生态旅游、探险旅游、民族风情旅游等也蓬勃兴起。可以说，一个大众旅游的时代已经来临；但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同样令人担忧。
彭：中国政府很重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我的理解，“可持续发展”有多种解释和表现形态。在这方面我们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由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性主导，各级行政部门和旅游机构参与指导和实施，新闻媒体配合宣传等的综合行为，与学者们所指的“可持续发展”并非完全一致。您认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包含什么意义？
格：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包含多种理解。其一，指旅游业持续不断的发展与扩大，但发展总会保持着某一种相对稳定的样态。其二，“可持续发展”还体现为保持游客数量和获取利润两个方面适度关系。最后，“可持续发展”亦可理解为无论旅游如何发展，都要以不改变和不破坏东道主世代所居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模式为前提，要为后代留有发展空间。
彭：在中国，政府官员以及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都在宣传“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许多行政领导并不真正懂得如何通过具体的“可持续发展”措施和行动来达到既定目标，有些行为和举措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换句话说，“说的”与“做的”并不完全一样。
格：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很多西方旅游开发公司都随时可能面对这样尴尬的问题，他们为招徕更多的游客而大肆宣扬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样式。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的一些案例，看看哪些地方真正实现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哪些地方的原生态没有被破坏，哪些地方按照可持续发展模式经历了两代人，甚至是三代——其中一些还是地处城市中心。以英国为例，在首都伦敦以及许多偏远的乡镇，以旅游资源而言，它们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尽管不断有大量游客来来往往，这些城镇的基本形貌仍保存完好：1990年与1890年相比，大体没有什么变化；我相信到本世纪末的2090年，它们看上去仍将依然如故。有些地方在发展中控制得非常严格，一些天然景区保护得很好。再比如我所知道的美国的优胜美地(Yosemite)风景区和黄石公园，它们不仅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国家公园和自然遗产，美国政府也通过有效的保护向欧洲及世界各国展示其发展理念——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不要过度开发，不要过度砍伐森林。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看看那些老照片吧——那些记录优胜美地旅游景区发展经历的照片，其中有一些详细记录了有钱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开着汽车在当地乱跑，他们砍伐树木以建造围栏……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长此以往，对美国的发展无疑是有害的。令人堪忧的是，有些人依靠经营旅游而发财，他们所主宰的旅游业甚至演变成了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逐渐限制了其他旅游模式的开发与发展。如果按照他们的模式继续恣意妄为，人们将不得不质问：多少数量的游客才是维持环境的底限？多少数量的小汽车会过量到最终不得不取消停车点而让巴士取而代之？作为一个公园，优山美地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简言之，“可持续发展”首先意味着坚持保护旅游地的发展战略。但是这些地方今天已变成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目的地，人们清楚看到那儿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景：因为旅游业的过度开发，很多地方被破坏了。巴特勒(RichardButler)曾经绘制了一张旅游生命周期图表，这张图表显示了“探险旅游→参与式旅游→大众旅游→过度开发→崩溃”的周期性过程。所以，当我们正从事旅游开发时，最好要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避免急功近利。我认为巴特勒的研究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它使人们看到所有旅游产品都有生命周期，都有风险，而所有这一切往往是在大规模开发和发展之后才被发现。
彭：中国的旅游发展如此迅速，在发展中是否也存在你所说的危险？
格：危险是时刻存在的。在旅游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旅游目的地，这会吸引大量的游客涌入。我们希望不会出现崩溃的局面，中国在这方面的掌控应该算是成功的。有些地方已经成为吸引游客的标志性景点，比如故宫、长城，值得多次游览。但在旅游发展的同时，难以杜绝一些政府官员和旅游开发商的贪婪现象，他们期望额外的收入，并为之付诸行动。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显示出保护各种事物的能力，但同时也要对其他旅游景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要认识到不顾一切追求超额利润实为可持续发展的大忌。我认为，随着大规模群众旅游的展开，中国有“杀鸡取卵”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并不鲜见。你说得很对，中国旅游业发展如此之快，采取防微杜渐的措施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他们确切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之前。今天听了会上的发言之后(注：2005年7月18日上午，黔西南布依旅游苗族自治州州政府在兴义市召开了由旅游人类学家和旅游规划专家同时出席的乡村旅游开发研讨会——译者)，我认为他们已经很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必须寻求帮助。中国大部分的政府官员是有责任感的，我很高兴在贵阳和这儿(指黔西南——译者)能够结识这些官员。
彭：与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相比，您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旅游发展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格：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化。换言之，主要是中西方文化的区别。虽然有些地方的情况我不是十分了解，但是相关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在西方国家，人们接受旅游，其中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大众旅游，即到一些声名远播的地方聚会，尽情享受。他们相互拍照，互相嬉闹。这是一种消遣，它消磨掉生命中的空闲时光。另外一种旅游带有浪漫性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自私”的旅游。旅游者不想和许多陌生人呆在一起，他们只是想独处，和家人或爱人在一起，享受亲情与爱情。不管怎样，“浪漫”是这部分游客出游的初衷和动力。这是一种很自我而且少有“外人”打扰的旅游。它迎合了欧美大多数富裕中产阶级的情趣。这种旅游大概从19世纪就开始出现并盛行起来。也许过去它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那些王公贵族拥有私人园圃，普通人是享受不到的。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宗教、教育等领域都已大众化了，过去禁止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国家公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作为一种休闲模式，旅游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大约从10年前开始，人们已不十分关注旅游景点有什么，而只是一味从中体味快乐了。但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我们能够看到的几乎都是大众旅游，很少带有浪漫的成分。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是这样，和成群结队的日本人一起出游，当然我也很喜欢这种方式的旅游。这就意味着你喜欢你的出游团队、享受团队间的交流、大家共同分享旅游经历……这些似乎更胜过对风景的欣赏以及与当地人的交流。
在我看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中的韩国人和日本人，也包括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基本属于一种大众旅游。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种共同参与且更有效的旅游；但旅游者与自然(动物、植物、风景等)的关系以及与当地人的关系显然被忽视了。这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另外，中国大众旅游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与管理有关：由于沉迷于大众旅游中的游客不懂得约束自己，必须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在美国，可能大多数旅游也都是大众旅游，但是一般人会全家出动，去野营，去享受美好时光。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通常他们的目的地会是西部、朝圣地或是一些较浪漫的地方。而现在，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也渐渐和西方人有相同的选择了。在香港，旅游研究者曾设计过一个调查项目，目标是考察旅游如何将劳动者日常生活与休闲疏离开来的情况。研究者试图寻找其中社会文化的原因。非常有趣。
另外，中国的问题在于有13亿潜在的大众旅游者，他们逐渐富裕，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出游。他们成长为一个更大的、相对缺乏旅游经验的群体。这对于他们的出国旅游又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人将国内的大众式旅游移植到了国外，于是其他国家的游客会说：“这个地方已不复存在往昔的宁静，因为中国人来了。”过去日本人也是这样的。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大规模地出国旅游，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骄傲与自豪。他们“霸占”了旅馆，吃住奢华；但是他们很安静，一般也不带孩子出游。中国人会带孩子出游，而且大都是娇生惯养、管教不严的独生子女，所以到处都像是大众旅游。这或许就是中国旅游长期存在的误区。事实上旅游模式是多种多样。也有人告诉我一些中国游客在国外很自在的旅游模式，比如在泰国的中国游客和日本游客，他们也同样体验着旅游中的休闲与快乐，但如果比较二者，也会发现他们还是存在文化上的差异。
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博物馆的文章，前面我提到的差异在博物馆里也有类似表现。首先，对于那些追思幽古的人而言，博物馆是最适合的去处。它可供人们在历史中徜徉漫步。它庄严肃穆的景象让人产生一种虔诚的心理。人们走在那充满历史荣耀的地方，一种似神似圣的感觉油然而生。其次，对于大众旅游者而言，很多人去博物馆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想去上课。在博物馆内他们不能到处乱跑，互相呼唤，他们必须安静。博物馆是一个教育人的理想地方。人们能在参观经历中有所收获，从中知道某种事物什么时候消失了，在匆匆一瞥中度过一段快乐时光。参观结束后，人们实际上已有所改变。再次，“博物馆是天然公园”为一个很好的比喻。民族村、民俗村等也是如此。通过游览，游客会真正爱上创造那些文化的人民，尊重他们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东西。但这一切有赖于接触与交流。我在中国所游览的这些村寨中，村民载歌载舞、抽烟杆、织布、互相聊天……一幅浪漫的景象；但我觉得，这些乡村旅游的活动安排得过于刻板和紧张，妨碍了游客与地方民众的接触。只有真正让游客与地方民众接触和交流，才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理解；也才能让地方民众了解可持续发展，知道游客的行为有助于他们的生活。
总之，我认为中国旅游的问题存在于大众旅游中，这个问题也反应在中国的“国际旅游”中，但目前还不太严重，毕竟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并不太多。但是如果未来大量的外国游客涌入，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因为没有人来沟通，尤其是当外国游客去到村落或农村地区时，他们就会陷入困境。当前中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内的大众旅游，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资金及各种准备，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彭：您认为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能否在国际旅游发展模式中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格：农业旅游与农业、自然环境、农业人口(汉族或少数民族)等密不可分；所以，到农村旅游同样涉及到不同的文化(文明)类型，而不仅仅指农业。中国有古老的农业文明，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中国所传承的古老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是一致的。我们这几天访问的有些村寨相当美，我认为这些东西与“风景”形影相随，———这个“风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风景”，而是类似于环境或背景的意思。是农业旅游的主题。就我这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现在还没有关注农业旅游。
1991年，当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就想去看看中国的农村，可中国的朋友们建议我去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我告诉他们说：“我可以在影片中看到所有这些城市的景观，但是我想去领略一下中国的农村，去看看那些农民——劳作中的农民。”于是我就和一个叫杨雨(音译)的女学生带领一群中国人上路了。
我想说的是，农村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但当地农民并不清楚游客的需求。或许某些农民团体、旅游协会等可以组织起来完善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我想看看牛怎样犁田，却被带去看大象表演、看大象托人、拖木头。像这样的表演在农村还有民族村里经常可以看到。对于城市人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在美国，举家到乡村的情况很普遍。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和从事一些象征性的农事活动去体验真正的农村生活，或曾经的农村生活样态，或唤起人们的回忆，他可能会说“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在田地里劳动”之类的话。要配合乡村旅游，家庭旅游也应该普及起来。我相信中国的父母一定很愿意教育他们的孩子了解农村的情况，诸如农作物是怎样生长等一类的事情和知识。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孩子的父母就是农民，他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样的生活；长大后或毕业后进城工作，没有回到农村。通过农业旅游可以使他们经常想起农村生活。他们的乡村旅游就和怀旧有关。总之，将农业旅游和乡村景观以及其他事物相联系(比如漫步、骑马、漂流、观赏花鸟鱼虫、特种旅游等)，将会使农村地区的旅游更加有特色。21世纪的大众旅游不再只是那种一涌而上的“长途跋涉后停留半小时便返回”的模式了，旅游市场也将会越来越细致化、特殊化和小规模化。乡村旅游必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彭：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您当然很关注少数民族的生活。在中国，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政府对民族地区的介入以及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使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弱化现象，这在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少数民族如何保持他们的民族认同感？
格：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我认为保持民族认同感这个问题太值得花时间去思索了，但是结果往往不尽人意。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在政策上对少数民族有所倾斜。各少数民族都出现了一些出色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致力于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另一部分同样成为民族的精英。谈到民族认同，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比如张三是农民，李四是有权势的人，而他们原来就是同样的人。这其实就是一种同类差异。我们的观念可能是想让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同类人。也就是说，人们知道身份和生活有时候是两回事。因此，要做的不仅仅是保持民族认同感，更重要的是保持民族对自己身份的骄傲与自豪感。与此同时，还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以使他们生活得更好。虽然某一个民族或族群保持了民族身份，但是身份的实质与内容并非完全相同，必须有发展和变化的空间，必须给后代人留下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所以，不能强迫他们生活在农庄而不发生变化，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成为动物园了。这种“人种动物园”就是把人当作了旅游“景观”：为了挣钱，一些人被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丧失了尊严。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民族旅游而人为制造一个个“动物园”。要允许变化。我想谈一下昨天我们看到的布依族村舍，人们可以因为这种建筑样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骄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住起来很舒服。在房屋里面，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刻意改变以使它看上去像都市的做派。最根本的是，民族自豪感源自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和要件。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使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包括很多少数民族、少数族裔，如印第安人、加拿大人等，都应该意识到他们自己该做些什么。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他们也有受教育等的权利。有的民族这样做了，但有的没有。我不认为对此会有完美的答案。重要的是突出民族自豪感。这是一种最自然的形式，也是最合适的交流方式。要做到平等相待，每个民族都不能以主体民族自居，去轻视其他民族。也不要区分什么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我想为少数民族提供教育机会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就像为汉族提供教育一样。对于那些开发旅游的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为他们提供实务可行的帮助，比如饭店经营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而不能对他们说：“我们经营饭店赚钱，你们只管跳舞。”
我曾经访问过十几个民族地区的村寨，包括贵州、云南、广西和新疆，我对有些民族地区所进行的民族旅游的情况很满意，也对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很有信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看起来能够在经营旅游业方面起到作用，并且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从中获利。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赚来的钱，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钱。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也正是为什么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会关心和忧虑的原因。
彭：目前，一些人类学家很关注“地方感”的问题。就我的理解，“地方感”不仅是对“全球化”的对抗，一些人类学家也认为它有时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悖论关系。您认为大众旅游会伤害这种“地方感”吗？
格：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改变它。地方性论者也可能错误地引导了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自己的地方要比其他地方更优越。在高度文明的国度里，大家知道所有地方都是平等的，就像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一样。某一个所谓的“地方感”可能具有地方特色，却不能因此强调得过头。它可能潜在这样的危险，即某一个地方更优越，而这一地方人群是否更有“优越感”呢？至于提到全球化和大众旅游，人们首先要知道自己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自己与其他民族息息相关。要允许其他民族来到你的地盘与你共同分享。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地方意识”必须改变，却不是完全摒弃。我们所说的“需要改变”，是指为了更好的目标而完善它；也可以因为某一天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世界这个大环境中而做出改变。只有到了那样，才是大家相互理解的时候。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真正为这个地方感到自豪并自觉地保护它、捍卫它。
彭：这几天您参观了几个少数民族村寨，也参加了一些“参与式”的歌舞活动，这涉及到了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您怎样看待“真实性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格：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早期的舞台表演是个典型例子。人们为了生计而表演，其他人前来观看，这当然很有趣，但带有被迫的性质。“表演者”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表演之中。是为真正所指的舞台。现在“舞台表演”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的关系也已经突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意义和限定。在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学者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东道主社会“舞台表演”中的真实性与游客在参与活动中对真实性的体认关系。
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有两个类似的案例可供参考：当地的巴科斯人为死去的亲友举行隆重的传统葬礼。由于葬礼非常奇特，被印尼政府视为潜在的旅游资源。鉴于当地的民族和族群的复杂关系，政府出面试图说服当地的伊斯兰人，因为他们非常排斥巴科斯文化。政府的说服工作没能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挽救了巴科斯人和他们的丧葬文化。结果是，当地的头人向政府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即举行“假葬礼”。这种“假葬礼”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活动，即使没有人死去，他们也会提前一年筹划葬礼，举行“空棺葬礼”。重要的是，这一活动可以吸引3000多人前来观看，他们还会邀请电视台的人来参加。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大众旅游中类似的民俗表演，与上述例子如出一辙。在进行活动时，当地人通常会向外界宣告：“这儿有人要死了，快点来，带着你们的摄制组来，你们会为我们招徕更多的游客。”这两个例子说明，“真实性”的问题并非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也与当地人将自己的传统有意地篡改或改变成另外一种“真实”有关。
同样的葬礼，巴厘人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作为旅游观光的一种“表演”形式，虽然葬礼活动并非完全如巴厘人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一模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真实”的，但他们并没有根本篡改其内容，仍属一种“真实”的表演。这就是巴厘人呈现给我们的另一番景象。它向世人展示了多彩的文明，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舞蹈等等。这些活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欧洲人发现并为之所吸引。随着旅游发展，当地政府和地方民众也日渐依赖于旅游业，各地都希望通过发展这种无烟经济以谋取利润，并将之称为“目标产业”。换言之，旅游业成为不同文化的中介者，成为跨世纪的产业。旅游可能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已经改变，人们所看到的就是相对真实的“游戏”。然而，即使新的社会语境或商业现象在文化的展示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变化中的“真实性”（这里所说的“真实性”问题，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许多学科学者都十分关注而且意见多有不同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在这次谈话中没有能够完全展开来谈。——采访者注）。
彭：根据传统民族志研究的范式和观念，人类学家在做田野调查时，“田野点”或“单位”是确定的，包括时间、空间、地域、生态以及传统习惯，特别是地方人群都是相对确定和固定的。即使某些因素发生变化，速度和幅度也很小。这给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带来便利。但是，旅游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显然不同，最显著的差异在于：调研的对象和内容所涉及的社会阶层、旅游活动、游客等，时刻处于变动和变化之中。这是否意味着在从事旅游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中，传统的民族志范式将面临挑战？
格：是的。但这不是人类学面临的第一次挑战。任何变化的事物或事件去挑战约定俗成的东西，你可以想象谁更有优势。在19世纪，欧洲的民族志研究者来到美国，返回后他们记录下了旅程中的各种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旅游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首先要求人类学家必须去旅行，必须把自己和工作、生活的环境相隔离，去与另一个族群的生活相融合。当初马凌诺夫斯基到西太平洋时，他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活而与当地人形影相随，甚至与他们谈生意，然后返回。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人类学家的目的就是观察处于动态中的人，包括那些一般人去不了的、受限制的地方，那些神圣的地方。只有在不同的地方有过生活经历和经验并且将其带回到自己家中的人，才有可能解释旅游体验对于旅游者生活的意义。
研究旅游过程中的游客，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很困难的，但千万别轻易做出旅游对游客的生活产生什么样实际影响的判断。比方说，当游客拍照时，人类学家应该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这些照片：他们是分赠给朋友，或是年老后回味美好时光时拿出来看一看，还是选一些给生意伙伴？我们必须了解旅游对于游客在旅游之外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生活部分和意义。现在大多数人类学家将旅游人类学民族志单纯地作为研究东道主社会的民族志，研究游客前往旅游目的地之前、旅游过程中以及离开后对东道主社会的影响和所产生的作用等等，这种研究看起来更接近传统民族志、更禀承古风，因为他们试图全面地审视旅游者和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旅游者准备出游前的状况，旅游结束后又发生了什么，他们说了些什么，收集到什么，花了多少钱等等，同样都是值得重视的。
我认为以游客为对象开展“田野调查”对于传统民族志的挑战，更甚于诸如旅游对东道主社会的影响研究。也许理想的方法是二者兼顾；但那会使民族志研究变得更加复杂。也许这得花上20年的时间才能创立新的“范式”，因为我们研究的不是局部，而是一个体系；必须研究这个体系中的每个局部，方能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全体。
彭：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访谈是不是可以先谈到这里。非常感谢。
格：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
资料来源：桂林金钟山旅游研究院网站：http://www.jmta2010.com/news_info.aspx?id=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