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伴随着资源和能源的约束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由于社会进步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城市的节能减排工作和推进低碳生活，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居民的重视。
一、城市节能减排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城市存量部分和增量部分之间不一致，无法同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在城市节能减排工作中，首先面临的是城市存量部分（原有的部分）和增量部分（新建部分）之间不一致，无法同步推进的问题。其具体表现：
一是在城区的新建筑物通常都按照节能减排的要求，充分考虑选用节能建筑材料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充分利用太阳能，而旧建筑物在设计和建筑之时，没有按照节能减排要求和标准设计，而要进行改造和重新设计则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进而形成新的浪费。
二是城市新城区通常按照新的建设标准，符合节能减排要求，而旧城区则缺乏这种标准。不仅如此，一些旧城区还有许多有历史价值的遗迹，还需要处理好保护与改造的关系。旧城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老建筑相对应的老年人居多。这就使新城区和旧城区在推进节能减排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曾获得过“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被称为“绿色社区、安全港湾、温馨家园”。作为武汉市最大的普通居民社区（现已入住近10万人），百步亭社区居民向全市家庭发出倡议——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做好“家庭节能六件事”：使用节水型洁具、使用节能型电器、使用无磷洗衣粉、购物重拎布袋子、过度包装要拒绝、注意一水多用，还应积极参与社区垃圾、废弃物的分类和回收。由于社区各个方面都是全新的设施，节能减排工作推进起来比较容易，受到了广大住户的热烈响应。而在杨子社区，由于都是老建筑，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却举步维艰。由于社区内住户多为老年人，他们“搞不清”（不能理解）许多节能措施，影响了节能减排工作的成效。
同时，江岸区是武汉市历史文化积累最为深厚、近代历史建筑和传统住区风貌保存最为完整集中的老城区，这里集英、法、德、美、日等五国“前租界”建筑遗址于一区，拥有丰富的历史住区环境和文化遗产资源。但随着近百年老龄化历程，产生了严重的旧城住区衰退问题：旧住区传统经济和社会基础损耗严重；旧住房大多严重老化且居住环境劣化；历史建筑及传统住区风貌在旧城改造中拆毁或丧失；地价上涨使旧住区更新改造日益困难；旧城居民收入下降并成为产生“弱势群体”的潜在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升旧城居民生活质量，如何在保护有浓厚旧城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环境的同时，对经营性污水、废气和垃圾排放进行环境达标治理，实现节能减排，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同样的例子，在北京笔者曾参与的昌平新城建设规划，从规划设计开始就十分注意节能减排，注重节约土地、节水和节约能源等。新城规划用地面积220平方千米，包括昌平、沙河两个组团。东部新区是昌平组团中的三个片区之一，位于老城区东侧，与老城区一水相隔，规划集中建设用地65平方千米，城镇人口规模控制为60万人。由于东部新区处于规划建设初期，在政府节能减排方针和各项政策的指导下，能够保证自上而下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由于能源科技是昌平区的龙头产业，其发展为实现节能减排提供了先天的技术优势。以昌平区建设能源科技产业基地的构想和实施规划为基础，以东区新城和沙河组团的建设为契机，通过推进产一学一研一用一体化，其目标是使昌平成为：国家能源科技产业发展示范区、辐射全国的能源科技发源地、能源技术交易中心、能源科技产业化基地、能源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国家节能减排的示范区。
相反，在旧城区却无法对这种系统进行彻底改造和按照新理念重朔，使节能减排工作推进迟缓。
第二，政府节能减排的示范工程与国家相关政策不配套、不衔接，使示范工程不能起到示范作用。
为了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验和示范意义的工程，对于人们了解和学习节能减排和低碳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示范项目和工程在推广起来却遇到了许多障碍。
按照相关规定，城市公共建设项目需要城建部门、发展和改革部门、财政部门等审批以后才能建设，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政府采购而选取造价最低的材料。而问题在于，最节能环保的项目可能在经济上并非最节省的（技术上的可行性与经济上的可行性不一致），这就有可能与政府采购的相关原则相违背，使得许多节能环保的好项目不能得到立项，在实践中不能得到推广与应用，也使一些示范工程虽然建起来了，但就只能是停留在“形象工程”的层面上。这里的问题在于城市公共建设项目投资中存在两部分成本，即：
总成本（TC）＝建设成本（FC）＋运行成本（VC）。
对于建设成本而言，它是一次性投入而可以使用许多年的，随着其寿命的延长，分摊到每个年份的平均成本具有递减的倾向，使用年限越长则平均成本越低；对于运行成本来说，则是与时俱增的，就是说，每一个年份都会有成本的发生，而且随着运行年限的增加，改造、修缮等使运行的边际成本具有递增的倾向。为此，问题的性质就在于把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之和（FC＋VC）或总的平均成本（AC）降到最低（如图1所示），而不仅仅是建设成本的最低。
对于第一种投资，建设成本低（FC1），但运行成本高（VC1）；对于第二种投资，建设成本高（FC2），而运行成本低（VC2）。两种投资相比较，总的平均成本AC2＜AC1。显然，第二种建设投资方式更适合于节约的原则，但现行的政策和管理体制却往往鼓励第一种建设投资方式。
与此相关的是所谓“节能不节钱”的问题。许多措施的采用，明显可以节约能源，但是要采取这些措施还需要一些相关配套设施和技术，还需要花一笔钱，一些居民感到“节能”了，但没有“节钱”，整体花费增加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节能”和“节钱”不属于一个主体，两者没有统一起来。“节能”是全社会的节约，“节钱”却只是个人和家庭的节约。前者是对社会的贡献，表明了一种社会义务和责任；后者却是实际支出的增加，这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正因为两者的不统一，基于利益关系，使节能减排工作推进起来存在困难。
第三，在城市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中，还面临着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
在现行的城市管理和运行体制下，当城市政府和社区推进某种节能减排措施时，往往不能绕开驻区的单位和企业。
首先，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使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而这些国有企业都有行政级别，有些企业的行政级别甚至高于地方政府，这种情形在我国俯拾皆是。譬如，天津市大港油田公司的行政级别高于所在区政府的级别、大庆油田公司的级别高于大庆市政府的级别、新疆油田公司的行政级别高于克拉玛依市的行政级别、河北兴隆矿务局行政级别高于所在地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政府的级别等。由于国有企业隶属于“条条”（纵向）管理，而地方政府的管理属于“块块”（横向）管理，这就使政府和社区在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时，必须进行协调，有时协调成本颇高，致使很好的节能减排措施往往因协调不够而搁浅。
其次，驻区单位行政级别高于当地政府。这在北京市最为突出，北京市西城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区”，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办公地都设在西城，国务院许多重要部门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也在西城境域内办公，可以说，西城区政府就是西城境域内行政级别最“低”的政府。西城区秉承“大资源观”，把能够推动西城发展的都作为西城的“资源”，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西城区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在推进区域内社会发展、社区建设、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城市社区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这里，由于中央机关认识到位，对可持续发展有深刻的理解，使节能减排工作事半功倍。假使另一种局面的出现，可以想见就会有很高的协调成本。
管理体制不顺的表现还在于，城市各个管理部门缺乏协调，常常因体制的严重分割造成许多本可以避免的浪费。城市的节能减排工作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节水、节电、节地等与城市节能材料的使用、城市垃圾处理等都密切相关，但在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中，规划、供电、供水、煤气、垃圾回收等处于完全分割的状态，致使为了协调关系就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譬如，电力部门控制着整个城市电力供应，任何的改造和节能措施都必须得到其认可，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要得到其认可，交易成本往往非常之高。再如，许多城市的道路都有铺了挖、挖了铺的经历，这都是由于各个部门缺乏协调的结果，以致于被人们戏称应该在道路上安置“拉锁”。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运行体制和政府运作体制的特殊性，使城市的节能减排工作不能绕开大型国有企业和单位，同时，也由于城市管理体制的分割，制约了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
第四，城市节能减排工作缺乏长期的规划。
在城市发展中，规划依据什么原则非常重要，它决定着城市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我国城市建设通常要遵循所谓“整合原则”（协调城市局部建设和整体发展的关系）、“经济原则”（适用、经济、量力而行）、“安全原则”（防火、防爆、抗震、防洪、防泥石流等，以及治安、交通管理等）、“美学原则”（传统与现代的协调、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协调、建筑格调与环境风貌的协调）和“社会原则”（人与环境的和谐、无障碍设计等）。但是，面对目前的全球气候变化和化石能源的短缺，在城市建设中把强调节能减排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经济原则不再仅仅局限于建设主体自身的预算安排，而成为整个城市发展都必须遵循的原则，而恰恰是在这方面却缺乏长期的规划和安排，致使暴露出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城市的功能分区上，工作地和居住地的严重分离，居住地成为“睡城”，导致通勤成本的增高和上下班交通的拥堵，这在许多城市甚至演化为一种严重的“城市病”。譬如，在北京有所谓“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的说法，形容国家机关集中在二里沟、三里河、六铺炕、九号院和中南海5个地方。由于居住地与工作地高度分离，导致人流在上班时，从居住地倾巢出动，流向上班地和工作场所；下班时，又从工作单位流向居住地。导致的结果，一是居住地变成纯粹的“睡城”（如望京小区、天通苑等）；二是交通在固定时段堵塞，尽管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效果却不甚理想，从而首都被渲染为“首堵”。由于交通拥堵，通勤成本畸高，许多人每天上班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占到上班时间的1／3.“工作好辛苦”是北京上班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一旦形成既有的格局，就会固化，出现“锁定效应”，使城市发展陷于“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恶性循环中，形成路径依赖，城市只能沿着高消耗、高污染和浪费的路径不断走下去。就像管仲在其名篇《傅马栈最难》中说的那样：马栅栏如先敷设歪的木条，歪的木条需要歪的木条来配，歪的木条用上了，直的木条无法用上。（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
另外，人们对节能减排的直观理解是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它更多地停留在节约的理念上，倡导人们去厉行节约，而什么情况下才算节约、节约的量是多少、节约的标准是什么、指标控制是多少、不同情况下能源消耗的比较等都没有科学的标准和计量方式。可以说，城市节能减排能源统计和计量等基础性工作非常薄弱，缺乏相关的标准和计量方式。
由于能源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严重滞后，能耗和污染物减排统计制度不完善，有些统计数据准确性、及时性差，科学统一的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尚未建立，对于能源消耗和排放胸中无数，致使许多节能减排措施无法推行，即使某种措施推行以后其效果也不能确知。这样，在实际操作中就会存在诸多歧义，造成混乱。
第五，城市节能减排工作还与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关联。
节能减排工作虽然是一个微观层面上的问题，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它却还受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自2008年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平稳发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初国家从缓解企业困难和增强发展后劲入手，相继制定出台了汽车、钢铁、电子信息、物流、纺织、装备制造、有色金属、轻工、石化、船舶等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分别提出了上百项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对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的政策取向是“近”保经济增长，“远”调产业结构，把危机造成的冲击当成结构调整的机遇期。
譬如，汽车产业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作为需要“振兴”的产业之一，它的发展对于为其提供原料和配件产业的发展（所谓“回顾效应”）、后续产业的发展（所谓“前瞻效应”）以及提高区域的就业水平（所谓“旁侧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助于国家尽快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为了推进汽车产业的发展，必须扩大内需，通过一些政策来促进人们更多地消费这种商品。然而，另一方面，在城市能源使用和排放中，交通中的能源耗费一直居高不下，汽车尾气（NOx）排放成为城市的主要污染物之一。虽然目前各个城市都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积极倡导人们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甚至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还采取了“限号行驶”的办法，但私家汽车却仍然是有增无减，城市交通已经达到饱和的程度。一方面是交通拥堵，另一方面是空车行驶。据有人估算，每天北京汽车空驶所耗费的汽油可以把盛满汽油的油桶一个个排列起来，从三元桥直至首都国际机场。看来，城市交通的节能减排，与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还没有统一起来，致使许多好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多方掣肘。
二、推进城市节能减排工作的几点思考
在城市推行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着一些制度性障碍。这些障碍有许多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消除的，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虽然可以采取的措施很多，但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在城市规划中，要适度反“功能区”的传统。
功能区划分是城市规划中的核心内容，它把城市划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如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金融区等，功能区是城市功能的载体，是实现城市功能的空间集聚形式，是现代城市运行的方式。每个功能区，都有自己所承担的主要功能，确保自己所占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充分发挥，也使整个城市在多元功能整合的基础上进入更高的运行层次。然而，这种城市划分功能区的传统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笔者曾经考察的位于伦敦附近的伯丁顿（Beddington）社区，它由伦敦最大的商住集团皮保德（Peabody）、环境专家及生态区域发展工作组（Bio-Regional Development Group）联合开发，实现了“零能源发展”（BedZED：Beddington Zero energy development），成为引领英国和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典范，并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该系统的设计把工作区与居住区结合于一体，一反“功能区”传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城市人口的流动。
基于此，ZED设计达到以下目的：减少电力供应负担，从而减少了新建电站的要求；减少水供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水污染；减少生活和工作中交通拥塞；居住地和工作地在一起，可以减少交通污染排放；减少公共交通的负载，减少拥有私家汽车的需求；减少对地方供应链的刺激；减少社会疏远，因为在24小时中，所有的团体都在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国家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减少碳释放量；由于污染减少和环保住宅带来健康问题的减少；减少在城市中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减少农业用地的丧失，而且在保证住宅人口高密度的同时又能提供新房屋中玻璃温室和花园带来的适宜。
建设这样一个实验性建筑群的目的，是为城市住宅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它同时解决环境、社会、经济等不同方面的需求，并运用一些可靠的办法降低能耗、水耗和汽车使用量，最大限度地使用太阳能。其建筑设计综合考虑一系列因素如可再生能源、完美的建筑设计、可持续材料和低环境影响等，是比现代西方建筑和整体设计更为可取的方案，而且开始在世界各地推广，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当然，伯丁顿“零能源发展”社区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始于2000年），而且规模还不大，在发展中还遇到许多问题，但它却为人们展示了通过节能减排设计和反功能区传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
第二，要在观念上创新，摒弃现代经济学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就是扩大消费甚至浪费可以刺激需求，如果你节约100元，就可能使一个人失业一天；反过来，要是你购买商品，就会增加就业，而且通过乘数的作用使就业和收入成倍提高。针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凯恩斯在电台上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号召：爱国的主妇们，明天一早上街到各处广告所展示的精彩的销售场所去吧！……你们会感到额外的快慰，因为你们做了有益的事情，增加了就业，增加了国家的财富。为了克服萧条，经济学甚至提出，“挖一个大坑，然后再埋上”，以借此来扩大就业，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境况下，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各级政府都致力于扩大社会投资，增加消费。为此，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搞“形象工程”的热潮，修大广场、盖办公大楼、铺大草坪美化市容等成为流行的风气。许多政府新领导班子上任以后，在错误的政绩观下，以投入求速度、以消耗求发展，普遍大搞“政绩工程”，特别是热衷于投资建设产值高、税收多的大项目；在消费领域，鼓励消费，全社会形成超前消费、过量消费的奢靡之风。
的确，这些措施拉动了内需，刺激了经济增长。然而，增长并不等于发展。作为发展，不仅包括增长，还包括结构升级和制度演进，甚至还包括思想观念的变化。必须摒弃一种认识：更多的消费甚至浪费，可以刺激生产，通过乘数的作用可以引起生产的更快发展，使更多的人就业，可以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充分就业的目标。实际±，这是一个谬论。因为它只看到即期效果而没有看到它的长期影响；只看到一个硬币的正面，而没有看到它的反面。刺激消费固然可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量，但如果把生产要素转移到节能和减排的设施上，同样可以扩大生产和就业，产业结构轻型化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只不过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所以，在微观层面上，需要在政策上不断创新，使节能减排政策与城市建设相配套，并通过利益的诱导机制，使节能减排成为城市居民自觉的行动；在宏观层面上，节能减排工作必须与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两者相互支持，而不是互相抵牾，在保增长和促进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实现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