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军事战略；反介入/区域拒止；空海一体战；战略平衡；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9550(2014)05-0000-17
一、引言
中美关系已成为未来左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而随着中美间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这对关系将趋于均衡,至少在西太平洋地区会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中国将会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的崛起还是会有限地改变中美间的权力结构和关系态势。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地区大致形成了如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 )描述的战略格局:两国各具优势,中国具有强大的陆权优势,而美国具有强大的海权优势,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两极格局或战略平衡。这种状况使中美在各自占主导的领域都有一定的防御优势,从而使双方在互相防范的同时,也留有一定的余地。中美在台海危机、南海“撞机事件”等较量中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平衡,双方都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只是,这种沿中国边境线或领海线附近形成的军事平衡是不太正常的,其前提是中国军队海外投送能力特别是海空实力的过度孱弱。
这种平衡注定也是不稳定的,至少在西太平洋地区,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壮大和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坚定走向海洋,其权力开始向海上辐射,中国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海洋权益的态度也随之更为坚决。力量对比的变化将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台湾问题、钓鱼岛等事务上的所谓“责任”或承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及毗邻中国腹地近海空间中的军事政策。
平衡被修正或重塑的过程将是一个动荡不定、充满危机的时期。对于中国而言,捍卫领土主权、维护海洋权益、反对强敌干涉是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近海空间追求与自身国力相称的权力地位也是海洋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对于美国而言,作为西太平洋的长期主宰者,其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极为敏感焦虑,美国已将中国当成未来最大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对中国的崛起做提前预置,比如频繁指责中国进行海洋“扩张”,开始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改变其“No position”的政策,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贯彻“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等。
中国的反强敌干预战略与美国类似“空海一体战”的进攻性威慑战略正日渐针锋相对。两国的军事战略均尚待完善,内容也待充实,但方向不会发生变化。中国提防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和涉华海洋争端,美国则担心中国越来越自信,进而危及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安全主导地位。这种战略分歧是制约两国战略互信改善的最大原因。随着中美两军各自战略的进一步完善,各类先进武器系统的列装,两国的战略博弈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平衡也将应运而生。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中美两国正积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中美军事战略对抗的风险却在攀升。为了规避这种风险,我们更需要对两国军队做“最坏打算”准备的战略和行为做客观的对比分析和假定推演,以促使两国相关决策者和部门对未来的形势有一个大致的理性预期,从而能更理智、更和平的进行战略博弈。
二、中美间正在改变的战略平衡
基于当前的发展趋势,哪怕是低一些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将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各类国际经济机构和战略预测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1世纪前半期超过美国,最早的时间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测的2018年。2010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20年超过美国。根据2011年渣打银行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24.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当年23.3万亿的水平。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胡鞍钢等人在其《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一书中指出,2030年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强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2.0-2.2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时间还将大幅提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就断言，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
有关中国综合国力的预测则相对谨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推测,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军费开支及科技创新四大指标,中国将在2030年拥有与美国类似的世界权力;如果再加上健康、教育和政府治理三大指标,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在2045年左右赶上美国。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其《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预测,2023年世界可能出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两极格局也将随即形成。不过,他也承认届时中美间仍有一些差距,“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文化实力则难以达到美国的水平。中美综合实力差距只能缩小到同一级别,但中国无法全面赶上美国”。就军事能力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尚不能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抗衡,但渐有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分庭抗礼的底气。兰德公司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将略超美国国防开支的一半。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2月5日发布的《2014年全球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国防开支可能会在本世纪30年代赶上美国。笔者依据公开数据进行推算,也得到了大致相近的结论。以2011年美国的基础国防预算5663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提交的数额为5490亿美元)为基准,按照3%的通行年均增长速度,至2021年,美国国防开支预期将累计增长约8300亿美元。而随着《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的启动生效及美国国防预算消减政策的执行,2012至2021财年,美国将累计少增长48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若美国财政危机继续恶化,自动减赤计划还将每年再削减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直至2021年。虽然美国国会2013年采取了行动,暂时缓解了自动减赤危机,但2016财年,该机制重启的风险将再次来临。除非美国财政收支状况改善,否则2012至2021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仍可能累计削减近10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开支的计划削减基本与预期增长相抵消。即使自动减赤计划得以避免,美国国防预算十年间的实际增长也较为有限,约为3430亿美元,平均每年343亿美元。这样,2021年美国的基础国防预算也仅比2011年略有增长,约6,000亿美元左右。而过去近二十年来,中国国防预算几乎不间断的保持1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2012年中国公布的国防预算为6702.74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为1100亿美元),若中国国防开支继续保持1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那么中国的国防开支将会在2025年前后的时间达到约4600亿美元,鉴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可能,中国实际军费开支将与美国接近。即便出现中国经济及国防开支增长速度放缓、美国因财政状况好转并减缓削减国防开支等情况,中美国防开支差距大幅缩小的趋势也是无法改变的。况且,中国的几乎全部国防开支都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无论如何“再平衡”,也只可能将其中一部分开支聚集在该地区。因此,中国将很快在该地区拥有比美国更充裕的财政资源。不过,军费开支只是衡量军事能力强弱的诸多重要指标之一,美军在军事理论、科技发展情况、装备水平、作战效率和海外政治支持等方面仍旧会遥遥领先。需要重点一提的是,与军费、装备等硬实力相比,中国军队在经验或“软实力”方面要赶上美军需要的时间还将更为漫长。
综合考量经济实力、军事科技与装备工业水平、军事战略与理论、军费开支等因素,各类战略报告或分析评估也普遍推断,未来10至20年间,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将发生质的变化。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告指出,未来15到20年间,中美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将会缩小,中国的军事优势在其周边水域对美日同盟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主导地位会受到挤压,从而出现一种“被侵蚀的平衡”。 “美日同盟最可能受到的潜在挑战,并不包括中日之间会爆发全面军事冲突,或中国要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实际上,北京最可能凭借其不断增长的实力,通过和平方式逐步侵蚀日本的安全利益,而非通过军事进攻解决争端。”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评估报告称,到2020年,中美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舰(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等)数量将不相上下,大致都维持在100艘左右,于中美间确实还存在巨大的质量和能力鸿沟,但由于中美作战范围的非对称性,中国海军毫无疑问会在东亚近海获得体量优势,这将一定程度上弥补质的差距。再加上中国庞大的陆基空中力量和导弹部队的加入,力量的天平势必向中国倾斜。美国海军分析家广泛认为,美国的主动和被动防御都可能不足以应对在第一岛链——特别是中国大陆沿海水域内越来越不确定的作战环境。事实上,台海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失衡,中国还将在2020年前后取得东海对日的海空军事优势,那时美国将失去离岸平衡的空间,不得不直面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卡内基的报告还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能够逐步提高既有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优势,将其扩展到东北亚地区,并最终到达东南亚。”兰德公司2011年的报告也认为,未来数十年,美国要在中国周边范围内保护其盟友和朋友的能力将逐渐减弱。鉴于此,美国正试图未雨绸缪,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亚太军事部署、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落实“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以应对未来强大的中国。
现实情况是,最近几年来,中国力量的增长已经导致了一定的后果,某种程度上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现状”和力量平衡。中国的海警执法力量开始对中国专属经济区海域实施有效管控,并在钓鱼岛、南沙群岛等争议岛礁的附近海域保持常态化存在;中国海空兵力在近海的警戒巡航密度急剧增大,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即是中国对自己力量日益自信的表现;中国海上力量发展迅速,在强化近海存在的同时正积极走向远洋,中国海军加快了“走出”第一岛链建设远洋海军的步伐,频繁派遣大规模编队赴西北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进行远洋演习训练。
三、中美日益针锋相对的军事战略
中美两军关系长期是两国关系的最大“短板”,两军严重缺乏信任。“彼此之间的‘对手/敌人意向’逐渐强化,双方均越来越将对方视为主要(潜在)对手。在相当一部分中方人士看来,美国是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一系列事态也显示,美国则将中国看作至少是亚太地区的头号军事对手,即使中国并未试图挑战美国亚太军事主导权。”
从现实利益和战略需求来看,中美两军也似乎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中国不仅需要构建可信的武力威慑,以反对“台独”,维护自己在近海的主权及权益,还需要发展远洋海军,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保持一定的远程投送能力,维持一定的有效存在,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海上通道的畅通。而在美国看来,中国不断壮大的近海“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会损害美国尤其是美军在该海域的“航行自由”或“自由进出”,削弱美国对本地区盟友安全承诺的可行度,进而危及美国在亚太的军事主导权；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虽然起点较低,亦将冲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因此,美军必须投资确保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有效行动的能力。“这包括执行新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作战概念,保持持久水下作战能力,研发新型隐形战略轰炸机,改进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强化太空系统安全有效运行等”。
中美双方都致力于发现对方军队的弱点,充分利用导弹、舰船、飞机、航天及信息等方面的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量体裁衣、极尽所能发挥自己所长去瞄准对方的弱点,以求在战略博弈中获得优势,并在可能的局部冲突中取胜。
(一)中国的反强敌干预战略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安德鲁·克雷宾涅维奇(Andrew F.Krepinevich)等人在其撰写的《军事革命》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高性能飞机等远程武器系统,美国遍布世界的前沿基地将遭遇严峻挑战,在冲突或危机时期,它们不仅不能给予盟友信心,反而成为美国的焦虑源头或包袱。2003年在《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挑战》的报告中,克雷宾涅维奇等人正式提出了“反介入/区域拒止”概念。于所谓“反介入”,是指通过反舰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高性能战斗机、先进水雷、静音潜艇、反卫星武器、网络武器等迫使美军不得不在远离中国大陆或这些武器的有效射程之外活动,从而丧失对中国近海危机的介入能力。“区域拒止”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若战时不能阻止美军自由进入,上述力量应立足于迟滞美军进入或通过袭扰降低美军的行动效率。该概念随后在美国观察家的评论、美国军方的各类报告中被频繁使用。虽然早期的著述中并没有确指威胁主体,但实际设定的最大挑战者始终是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官方并没有“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提法,这是美国战略界和军方对中国军事战略与政策的一种解读。显然,中国无意破坏西太平洋的航行自由,更没有将美军逐出西太平洋的计划,中国针对美军的军事战略、武器发展和力量部署的实质是“反干涉、反侵略”,即反强敌干预。自新中国成立始,防止强敌干涉中国主权就成为中国军队的最重要任务,美国始终是重要防备对象,无论是统一台湾,还是保卫在钓鱼岛及南沙群岛的主权,美国的介入都是中国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重要变数。中美建交后,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维持着与台湾当局的军政联系,继续向其兜售武器,并反对中国政府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扬言不惜为此付诸武力,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就曾派遣两艘航母赴台湾附近海域附近耀武扬威,对中国进行武力威慑。美国与日本签署有《日美安保条约》,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升级后,美国多次公开宣称,钓鱼岛在该条约的覆盖范围内,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日本对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行为。美国与菲律宾签署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近年来在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名义下,着力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外交上高调介入南海争端。从军事角度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广泛的防卫承诺使得美军成为中国捍卫主权的最大第三方障碍,中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军事行动,均可能遭到美军的掣肘甚至是干预。因而,防止美军干涉中国在近海的军事行动渐成为中国军队必须予以应对的重要课题。中国军方高度关注美军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高度一体化、信息化、现代化的作战能力,并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升为中国军队的主要使命。
2004年12月,中国发布新版国防白皮书,描述未来需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过去十年来,中国军方一直将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为最重要任务。 2013版的《国防白皮书》继续深化了这个概念,称“坚定不移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统筹推进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兵种力量联合运用,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加强针对性战备演习演练,周密组织边海空防战备巡逻和执勤,妥善应对各种危机和重大突发事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被中国军队视为首要任务,“坚定不移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防备和抵抗侵略,遏制分裂势力,保卫边防、海防、空防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在太空、网络空间的安全利益。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广泛的军事安全承诺,中国要维护主权,就不得不做好应对美国介入的准备。
近二十年来,中国军队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重点打造导弹、静音潜艇、隐形战机等“撒手锏”武器,并利用信息技术发展传感器与指挥网络,优化舰机平台和制导武器,全面提高其导弹、战斗机、水面作战舰艇、潜艇和网络武器的目标定位和打击能力。这其中最为典型抢眼的“撒手锏”武器当属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称,“该导弹是东风-21型中程导弹的改进型,采用二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公路机动发射,射程超过1500千米,主要是用来打击西太平洋上的大型水面舰艇,尤其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由于其再入大气层后可主动寻的,改变或修正轨迹,它比普通弹道导弹更加难以被拦截,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它是一种改变战略博弈形式或平衡的武器。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布该型导弹的具体情况,但它确实存在。2011年,美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访问中国,中国时任总参谋长陈炳德向其透露:“中国确实在发展反舰导弹东风-21D,但目前尚处在研发阶段。
中国之所以采取投射为主(Projectile-Centric Strategy)的力量投送方式,大力发展导弹、无人机等力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在追赶美国及其盟友强大的投送能力方面没有其他的选择,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海上和空中平台的技术差距依然甚大。
(二)美国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
美国当前对华战略构想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中国改变,特别是通过武力改变亚太地区的现状,这包括阻止中国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维护钓鱼岛及南海主权。美国决策者和分析家笃信实力保障和平的原则,认为美国能否向中国展示足够的能力,构建强大的威慑,防止中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解决亚太地区的海洋争端是中美在太平洋和平共处的底线或基础。由于东亚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了维持现状,美国可能发现自己被迫要从防御性威慑转向报复性威慑:前者是基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直接保卫其利益和盟友的能力,而后者是基于在局面升级的威胁下,利用远程武器和更容易生存的平台对中国进行反击的效果。换句话说,就是“备战和升级战争都是为了止战”,过于害怕战争或局势升级反而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并助长中国的“野心”,准备打仗、构建确信无疑的威慑正是“空海一体战”概念出台的原因和努力的方向。
“空海一体战”顾名思义,就是空海协同一体作战,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空海联合作战。只不过美国最近炒作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确有其特殊的背景与内涵。2009年7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指示海军和空军引进新的作战概念“空海一体战”,同年9月,美国空军前参谋长诺顿·施瓦茨(Norton A.Schwartz)上将和海军前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Gary Roughead)上将签署机密备忘录,联合研究“空海一体战”概念。2010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首次提出空军和海军将共同开发“空海一体战”概念,以便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挫败对手。(1)2011年11月,美国国防部正式设立跨军种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来贯彻、验证这一概念,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推出与此紧密相关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th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 Concept)。自此, “空海一体战”开始进入实际论证和实践验证阶段。
“空海一体战”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受到了美国军方高层的热捧,2012年2月,施瓦茨和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Jonathan W. Greenert)联合发表《空海一体战:在不确定的时代促进稳定》一文,提出“空海一体战”的“网络化、一体化及纵深打击”三大核心特征,此后格林纳特又多次发文鼓吹“空海一体战”概念。按其说法,“空海一体战”的作战任务一是“致盲”,指在战时迅速瘫痪敌方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这是现代军事一体化系统中的七个最重要的子系统,即C4ISR系统,二是攻击敌方本土重要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资源,如破坏敌方的机场、导弹发射架等;三是应对敌方已经发起的飞机、导弹和网络等攻击。
严格意义上讲,“空海一体战”只能算是一种作战理念,美国提出并完善“空海一体战”显然是迫于技术和现实的双重压力,其目的一是为了促使美军联合部队跨越陆、海、空、天、网等作战空间范围进行优势整合,更好地遂行联合作战任务。这一点正如施瓦茨强调的那样,“空海一体战”的真正价值是为各军种提供了统一协调的手段,以应对联合部队作战所面临的挑战。二是为了应对中国等国日益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保证美军自由进入海洋、空中、太空、网络等“国际公域”的权利。美军判断,未来10-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具备阻止美国军事力量进入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内海域的能力和限制其行动自由的“区域拒止”能力,能够打击美军前沿基地和部队,攻击其C4ISR信息系统,破坏其后勤补给节点,迟滞其进入作战区域,最终使得美军丧失战略和作战主动权,从而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妥协。面对中国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军前沿基地以及主要海空作战平台的可靠性将面临严峻挑战,对于习惯在靠近密布基地的战区和不受威胁的航母上发起战争的美国空海军而言,不得不做出调整。毋庸讳言,“空海一体战”设定的最大对手就是中国,《“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AirSea Battle :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开篇宗义阐明其宗旨,美国规划和落实该作战概念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防止中国动摇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并赢得与中国可能冲突的胜利。为此,美军积极推动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调整:在全球其它区域进行收缩,在亚太地区进行加强;在亚太区域内,“固北强南”,继续加快推动美日同盟军事合作,重点加强在东南亚地区及澳大利亚等构筑新的力量存在,并将兵力进行分散后撤,强化关岛等第二岛链基地的战略地位;在装备建设上,将侦察、预警、导弹、通信卫星等空间支援系统作为发展重点,将新一代隐形轰炸机、舰载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新型潜艇等远程、快速、隐形侦察及打击力量作为装备建设重点。
然而,“空海一体战”概念也招致了各种争议,即使是在美军内部,也不乏批评者。一些观察家质疑“空海一体战”的战略属性和作用,认为它无法为美军应对中国军队提供有效路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赛思·克罗普西(Seth Cropsey)评论称,“空海一体战”不具备军事战略的基本要素,它非常模糊,更像一个美军各军兵种间加强合作的计划,而非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它对美国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毫无意义,只会徒增添中国的怀疑、戒心和反制。美国国防大学研究员托马斯·哈梅斯博士(Thomas X. Hammes)称,“空海一体战”的流行,恰恰说明美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战略去支撑其国家战略。另外一种观点批评“空海一体战”计划过于庞大,而美国国防预算又日益吃紧,美国根本没有资源和能力去实施,事实上也没有有关“空海一体战”的详细预算。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及投送小组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兰迪·福布斯(James Randy Forbes)就曾在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的信中表达了这种忧虑。最普遍的质疑来源于对大规模战争的担忧或恐惧,美军部分高层和一些分析家担心执行“空海一体战”会引发刺激中美间的战争甚至是核大战。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阿米泰·埃奇奥尼(Amitai Etzioni)曾对此有一句著名的评论:“‘空海一体战’本质上就是为了升级战争,甚至是为了打核战争而准备的”。为了斩断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的“杀伤链”,如格林纳特所言,最佳的办法就是攻击中国大陆的指挥控制中心、导弹阵地和机场,但这无疑会招致中国的猛烈报复,甚至会刺激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战争将迅速升级,甚至引发核战争,这类结果美国根本无法承受,中国毕竟不是伊拉克、利比亚或伊朗。
除“空海一体战”之外,美国战略家与分析家们还酝酿着其他选择,比如哈梅斯博士提出的离岸控制(off shore Control)战略。该战略认为,“不能攻击中国本土,克制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将降低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和使战争更容易结束”,美国可在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势力范围之外,通过远洋海上封锁,而非直接打击岸上目标的方式逼迫中国妥协。最终“通过一场损耗有限的战争来实现战略相持或停战,并回归现状”。这种战略最大的问题是其可操作性。远洋封锁或经济战不仅本身也存在扩大冲突的风险,而且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世界,执行起来也非常困难,长期来看几乎不可能。即便美国能克服财政困难和经济压力,成功实施远洋封锁,也不可能凭此就能战胜中国。对此,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的批评最具典型,他指出,中美间的对抗是长期而战略性的,双方将会倾注足够的耐心并拥有强大的意志力,一场远距离封锁显然不足以迫使中国屈服并接受美国的条件。“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对抗拿破仑那样,一个缺乏军事胜利计划的远距离封锁是不会有成效的。封锁对胜利很重要,但远不足以成就胜利。远距离封锁或许对美国是有用的,但对美国的盟友们来说,美国的支援也是同等的“远距离”,远水难解近渴,而离开美国的直接援助,美国的盟友们越来越不可能对抗中国。更令美国决策者很难接受的是,这种“鸵鸟”政策意味着美国可能要将目前在中国近海的军事安全优势或权力拱手让给中国,无论其有多大的效用,美国政府也着实难以承受这种行动带来的风险和压力。
还有一种思路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推行拒止威慑(Pursue Deter ence by Denial)。倡导该战略的代表人物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安得烈·埃里克森(Andrew S. Erickson)认为,中国解决海洋争端的终极目标是占领并长期控制相关岛屿,美国不一定非得打败中国,只需要阻止中国达成自己的目标即可。美国需要通过是向中国展示自己强大的破坏能力,阻止中国对相关岛屿的占领或控制。鉴此,美军应该发展自己的反介入或区域拒止力量,重点部署潜艇、反舰巡航导弹和鱼雷等。这是一种相对被动的防御战略,意味着美国要承认中国的部分权利并能顶住其国内和盟友的压力,在美国没接受其霸权在西太平洋终结之前,美军都不太可能采纳这类政策建议。
综合来看,“空海一体战”显然更符合美国目前的总体战略,而无论是离岸控制、拒止威慑,甚或是“代理人战争”榆都不太符合美国的战略设想。面对中国的海上崛起和军事现代化,保持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前沿存在依然是美国亚太军事战略的基石。美军当前对华军事战略的两大前提,一是美国预料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正在被打破,再过10年左右,日本等美国的盟友将再也无力“抵抗”中国,美国必须准备“挺身而出”,否则中国就将“得逞”；二是美国不能接受从西太平洋地区撤退,也不想与中国分享海上权力,美军依然要维持在该地区的海上霸权,维持对中国的力量优势。
“空海一体战”战略概念正是基于此进行设计的,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离岸控制及区域拒止等与美国的整体方略不符,将很难成为美国决策者的选择。
总体上,美军应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增长的战略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美国认识到中美在中国近海乃至西太平洋的力量平衡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而受制于地缘障碍、技术限制和预算紧缩,美国暂时找不到很好的反制办法；另一方面,美国尚不愿意放弃其在东亚的权势,正试图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威慑方式对中国进行战略预置。
因此,尽管“空海一体战”概念有诸多缺陷,其本身也尚待完善,但这却是今后美军针对中国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基本思路,除非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愿意改弦更张,与中国分享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权力,否则,美军都将对“空海一体战”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深化与落实。
四、中美谁将胜出？
中美间的较量是两种平台、两种战略间的综合博弈。虽然两国军队的各类军兵种均非常齐全,发展也都较为全面,但比较而言,在西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海域,两国的力量建设和特点各有侧重。中国军队是一支主要依靠大陆的力量,在发展远洋海军的同时,更注重发展反海军技术；而美军则是一支以海上平台为核心的力量,正依托海洋,整合内部及盟友的资源,强化通过海空平台投送力量的能力。
总的来看,中美两军各具优势,也都存在劣势, 双方的军事博弈和较量相当复杂，但通过综合分析技术、地缘和军事体系可靠性三大类因素,我们大致可以判定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哪一方的胜算更大。当然,前提是双方都合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并较正常的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水平。
(一)中国有可能取得第一岛链内及附近海域的战略优势
首先,在第一岛链内及附近海域,技术的进步开始更有利于大陆国家。长期以来,在陆权强国与海权强国的对峙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陆权强国都处于明显劣势。海权强国可充分利用海上力量的机动性,迅速集结兵力,对陆权国家某一点进行致命打击。相反,陆上力量难以快速聚集,即便能形成有力拳头,也将隔海而望洋兴叹,进攻效率因而大打折扣。如在晚清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较量中,英法军队虽然总体人数很少,但利用其海军的超强机动性,在上万千米的海岸线上随处寻找战机,总能在局部对中国军队形成兵力、火力上的优势;而晚清政府空有庞大的军队,却总是无法按时集结,处处被动。这种海权的进攻与防御优势正是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海上强权能分割世界、称霸世界的重要原因,也是马汉“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技术基础。
但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形势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大陆强权拥有了强有力的对海上目标进行定位和进攻的手段。在目标跟踪定位方面,大陆国家可以凭借卫星、预警机、无人机及超视距雷达等侦察工具对海上目标进行定位。侦察卫星能在全球海域范围内获取大型水面舰艇动向性情报;短波测向及超视距雷达能提供离岸较远距离的目标动态信息,虽然无法提供准确目标信息,但能提供起到早期预警的作用;预警机能实时获取离岸数百千米的海上目标,如美国的E-2C预警机能发现360千米以外的舰船,据《汉和防务评论》和《简氏防务周刊》的分析,中国的空警-2000也拥有类似的性能。不过,对于超低空和水面目标,因为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岸基雷达和舰载雷达的探测能力进步缓慢,有效侦测距离长期停留在几十公里至一百公里左右,甚至是目视距离。未来中国可能的远距离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ISR)将主要由天基侦察卫星、无人机以及电子侦察船等平台组成。
在进攻手段方面,大陆技术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可以依托陆基战斗机和导弹力量,对敌上千公里以外的海上力量及陆上纵深进行打击。随着中国军队东风21D导弹,静音潜艇,以及大规模现代化水面舰艇和海上打击飞机的列装,美军在西太平洋将越来越面临着多维度的“最后1000海里”的力量投送障碍。特别是在导弹攻击与导弹防御的平衡方面,技术上先天对攻击方有利。防务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已经部署的拦截装置(主要是陆基爱国者系列及海基标准系列拦截导弹)在应对中国先进导弹系统的攻击方面,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这些装置都非常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这更限制了其发挥盾牌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大型舰艇尤其是水面舰艇编队的动向很容易遭到跟踪定位,在陆基种类繁多的进攻手段威胁之下,海上力量的生存和有效性变得脆弱,特别是在临近大陆的海域。在特定区域内,大陆强权相对于海上强权形成了一定的天然战略优势,一些海权专家将大陆国家的这种海上权力称之为“大陆海权”,这种理论认为陆基战斗机、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等武器能够使沿海国家在不必拥有强大海上舰艇编队的情况下,即可屈人之兵。
其次,从地缘上来看,中国同样在该区域占据着优势。在近海,中国海权受到了陆权的庇护。美国著名海权专家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就曾指出,陆权的强大和地理上的辐射效应,使得中国甚至并不需要能在大洋阵地上应对威胁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充分利用大陆广阔的战略纵深,以逸待劳,等待敌人进入自己武器的射程范围,然后使对手在有利于中国地缘和军事状况的条件下作战。(2)如在台海和东海可能爆发的冲突中,中国利用地缘优势构建的陆上目标跟踪监视系统、世界最大的一体化防空系统和先进的地下坑道体系等将使得导弹、无人机等发射装置能相对安全的对敌进行打击。而在西太平洋,美国可能用于干预亚太事务的军事资产多集中在第一岛链,主要是日本冲绳,大多数基地和辅助设施分布在几个孤立的岛上,战时很容易遭到对手的定点打击或清除。虽然美军近年来进行部署调整,意图将资产分散化、网络化,并向关岛等离大陆较远的地方后置,但这样做是增强了安全,却损失了效率。如果战时美军从关岛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往中国近海投送力量,将更不可能对中国实行饱和攻击。而航母等海上力量慑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将只能在中国导弹半径之外发挥作用。中美双方在第一岛链内还存在投送距离上的极大不对称,美军必须从数千公里之外运输所需物资,以维持作战行动,而中国则是在“前院”作战。美军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基地将不足以保证美海军在东亚近海的战略影响,它必须借助于地区盟友及伙伴的大力支持。考虑到美国盟友对于卷入与中国争端的普遍模糊而犹豫的态度，以及这些国家可能的国内政治障碍等不确定性因素,美军面临的情况将更为复杂。
另外,在该区域发生冲突时,中国的作战体系具有更高的可靠性。现代战争是体系的对抗,作战体系是由诸多指挥、武器、网络等系统构成的。越复杂的东西,漏洞也必然越多,不确定性也将大幅增加,这是反强敌干预和“空海一体战”都会遭遇的挑战和困扰,但在临近大陆近海空间,中国军队的作战系统要比美军简单可靠得多。中国将主要依赖岸基雷达、预警机和侦察卫星等组成的ISR系统对目标进行跟踪与锁定,然后将动态信息提供给指挥系统,并将相关详细参数传递给武器系统,指挥系统将根据需要对ISR系统和武器系统下达各类指令,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数据的传输和交互都是经过陆上可靠的有线网络或系统完成的。而美军不得不大量仰仗天基卫星和海基平台进行侦察预警,并大部分依靠天基通讯卫星进行数据中继。美军在近期的几场局部战争中,100%的导航定位和90%以上的通信都依靠卫星来实现。而天基卫星的带宽资源一般相当有限,战时一旦吃紧,数据量将急剧膨胀,很容易造成通信信道阻塞,C4ISR系统很容易崩溃。为避免这种情况,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期都不得不大量租用国际电信联盟的通信卫星。如果美军在亚太介入与大国的冲突,美军带宽资源紧缺现象必将更为严重,再加上对方进行的一些数据注入或网络干扰,结果将更为糟糕。对方甚至不必使用反卫星武器去攻击美国的通信卫星,就有可能使得美军的C4ISR系统瘫痪。
(二)美军将继续维持在第一岛链以外海域的海洋霸权
出了第一岛链继续深入远洋,情况就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首先,技术越来越对美国有利。在远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有利于海空移动平台;相反,以大陆平台为核心的一次性投送工具的效率大幅降低。离大陆越远,陆基平台的精确定位、跟踪和打击都将变得更加困难。在大洋上,陆基雷达、无人机等跟踪定位方式作用有限,将主要依赖天基的遥感和电子侦察卫星来获取目标信息。现今一流的海军舰艇在大洋上的活动半径很大,轨迹变化莫测,固定轨道的卫星很难对海上移动目标实施连续跟踪,虽然多颗卫星理论上可以大幅缩短跟踪的时间间隔,但成本和效率根本无法接受。即便能实时捕捉到敌方舰机的信号、发现其确切位置,随着投送半径的大幅增大,打击的精确度也会随之递减,与此同时,由于预警时间的延长,敌方海上力量对来袭导弹和飞机拦截的效率将随之提升。若失去了大陆提供的屏障和便利,中国将面临在美军最擅长的领域或技术中行动,将主要依赖于自己并不太成熟的海上力量与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海军进行较量。
美国海军依然是全球最强大、最训练有素、最专业的海上力量。美国的水面战斗编队在同敌方的任何舰机进行正面交火时,仍能获得压倒性优势。美国海军是世界唯一一支已完成信息化革命的、全球布局的力量。在无可匹敌的目标跟踪瞄准系统和作战网络的支持下,美国战舰在打击范围及生存能力方面都远远超越对手,尤其是在远离对手腹地的大洋深处。
中国在海洋地理方面还有着明显的劣势。技术对陆权的放大是有限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面临的不利海洋地缘环境。从对海洋控制的角度而言,中国近海的地理条件对中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弊多利少。中国近海南北长,东西短,且与太平洋及相邻海区之间的联系为岛屿、海峡所割断,呈现半封闭海区的特征,战时易遭敌兵力封堵分割。美、俄、日、东盟等海上战略力量环伺正面海区边沿展开,造成中国海军兵力出入大洋为人所控制;黄海、东海的战略纵深狭小,使中国海军兵力在这一海区活动受限制较大等。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除了台湾东海岸以外,却少有能直通大洋的通道。西太平洋上的“第一、第二岛链”成为中国军事力量从近海出入大洋的障碍,东出太平洋的海上战略通道都为美国和其盟友所控制,战时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以外的生存条件将急剧恶化,基本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与此正好相反,美军将能更容易获得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各基地的作战支援和后勤补给,充分发挥其地缘优势。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盟友网络和海外基地方面相对美国而言处于绝对劣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太可能有效弥补。在缺乏海外基地和盟友军事政治支持的情况下,远离大陆的中国力量将很难有所作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除非能长期与美国、日本这样的海洋强国结盟，不然就很难彻底改变自身海洋地缘上的不利条件,也不太可能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甚至世界海域内获得战略优势。
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远程隐形战斗机等的作战半径虽然远超第一岛链,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但其在相对长的跨越岛链飞行过程中将遭遇密集防空反导力量的截击,其作战效能将大幅减弱。具体而言,反舰巡航导弹由于其较低的飞行速度,除了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之外,估计不会对对手军舰有实质性杀伤;远程隐形战斗机和轰炸机不仅面临被拦截的风险,还将在对目标的跟踪定位等方面遭遇严峻挑战;唯一还能对手军舰和前置基地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但由于其造价相对高昂,数目相对少,又处在岸基爱国者、海基标准系列导弹等拦截之下,很难对美国的军事目标形成饱和攻击。更不容忽视的是，ISR系统虽也在快速发展，但其速度远远跟不上打击工具的进步。如上所述，除卫星能提供大范围的不连续目标信息之外，其他ISR系统在大洋上都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岸基系统对大洋目标是力有未逮、鞭长莫及，而空基与海基系统要发挥作用则需要前出大洋，在不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其自身安全都成问题，更不能指望其能有所作为。ISR能力的不足已是中国军队遂行海上军事打击任务的另一大瓶颈。美军在其“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中,仅从东风21-D、轰6、苏30MKK 的理论作战半径等物理概念臆测“中国威胁”,完全无视上述地缘、侦察监视能力的限制,这无疑夸大了中国未来的可能能力。
至于双方远洋作战体系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方面,美国也将全面占优,中国无论是在经验方面还是资源方面,完全无法与美国匹敌。只要中国保持快速崛起的势头,中国早晚会发展并获得远洋行动的必要硬件基础,但是数据、力量的整合与协调、远洋部署及作战经验等软件的发展及完善却要难得多。中国军事行动离中国海岸越远,其安全性和效率就越低。在资源方面,中国缺乏必要的远洋支撑,除了侦察卫星之外,中国的远洋ISR系统缺乏其他侦察手段的印证,很容易遭到美军的干扰和欺骗。伴随中国在远离大陆的区域对海上平台和天基平台依赖的加深,中国的C4ISR系统将变得更为脆弱。相反,美军倚靠遍布世界的前沿基地,以及盟友的陆上或海上侦察、通信等资源,能较好地弥补天基侦察和通信能力的不足,其整个C4ISR系统运转的可靠性相对高出许多。
五、结论
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天然是陆权强国,而美国仍是海上霸主。在地缘条件、军事技术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双方天然存在一条战略平衡线。与此在某些部分相似的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沿长城或400毫米等降水线形成的战略对峙。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政权分别在平衡线的南北维持着各自的战略优势,当然,这种平衡并非人力所不能突破,军事体系效率的差异也会带来重大变化。如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的军队也曾在漠北称王逐北,而蒙古、后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也曾在南方建立过较为长期的统治。然而,在双方都正常发挥自己技术及地缘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平衡就难以被打破。
同理,中国“由陆向海”与美国“由海向陆”投送力量的方式均存在一定的有效半径和优势范围。未来10-20年间,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初步完成,中国将逐步取得在第一岛链以内及附近海域的战略优势。鉴于中国在此拥有的地缘优势、庞大的防空系统以及陆基侦察预警手段,“空海一体战”对中国大陆进行纵深打击的设想将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它只会引发不明智的冲突升级或中国的报复。而且,在东海及南海,中美各自的利益性质有很大差异,中国在此的利益重要性及对这些问题的关切程度,远非美国所能比,美国缺乏在这些区域使用其遭到威胁的手段对中国实施进攻性威慑的可信度。那时,从战略上而言,美国在台湾、钓鱼岛及南海等问题上“后退”(Back Off )将是大势所趋,任何试图逆该趋势而动的行为都是无济于事且相当危险的。
美国虽然无法在毗邻中国的近海区域战胜中国,但却依然可以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广袤海域占据绝对优势,能轻松维持在大部分海域内的拒止能力,正如休斯·怀特(Hugh White)所言,支配中国,美国需要维持海洋控制(sea command);但制衡中国,美国只需要维持海上拒止,而这是肯定可以做到的。中国如果置自身的先天禀赋、能力缺陷和相对弱小的海外政治影响力于不顾,在整个西太海域甚至世界海洋空间追求势力范围和力量优势,无论抱负及投入有多大,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美间的战略平衡。
中美间的战略平衡线大致维持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在军事技术没有发生颠覆性变革的情况下,这条线几乎是大陆技术向海洋延伸的终结和海洋技术向大陆推进的极限。在中美两军充分利用新兴军事技术并发挥各自地缘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在中国近海战胜中国,而中国也不太可能在远洋发生的与美国进行的对抗中获胜。
这条战略平衡线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其范围有一定的伸缩空间。首先,技术的进步可能并不是对称的。陆基侦察、投送和打击技术在发展,海上平台的相应技术也在不断提升,同样的技术对于两者的重要性也往往不尽相同,因而一些技术创新可能会稍微改变一下战略平衡。其次,今天的战争或战略对抗已完全不同于长城内外的步战和骑兵战,是一个集合成百上千系统而成的体系对抗,中美各自的实际作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的一体化整合程度和联合行动效率,这较难精确测量,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海外盟友的支持程度也是需要计算的另一大变量,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及各国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海外驻军的军事行动遭受着愈来愈强的政治舆论限制,这种限制无疑将增加战略平衡的弹性。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条战略优势的分界线与古代“长城线”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它是无形而开放的,而非壁垒分明的,中美双方的军事力量在对方优势空间范围内是有行动自由的,即便是战时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像控制陆地那样去控制哪怕是一小块海域,中美都不可能在各自的优势范围内完全拒止对方。况且,中国获得近海战略优势并不需要将美军逐出东亚甚至西太平洋,而美国维持在世界海域范围内的优势地位也没必要剥夺中国开发利用远洋空间的权利。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14年第5期，若需查看带有注释的完整版本，请参考杂志及期刊网上的PDF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