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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跟辛亥革命的关系——保路运动

来源: 沈滨的日志

 

 

纯粹给大家拓展近代史知识而已。

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

 

清政府卖铁路权解困 "保路运动"成革命的催化剂

来源: 辛亥革命网

事情得从1904年说起。这年1月,成都的天空飘着寒冷的雪花,在岳府街的一座大院里,由四川总督锡良倡议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正式宣布成立。所谓川汉铁路,是指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在此前中国铁路均由外国人把持的情况下,川汉铁路公司明确规定:如非中国人之股,概不承认。这一举动意味着这条计划投资5000万两白银,全长1980公里的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全部都归民间。它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凭借本省财力筹备修建的铁路,也是四川铁路史上第一次采用“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方式筹集资金。

我们今天也许很难理解当时的四川人为何为了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而欣喜若狂,若设身处地想一下,在上个世纪之初那个列强环伺,纷纷染指中国的大环境下,一条如此重要的铁路竟然能够由中国人自已完成,怎能不令四川人欢欣鼓舞呢?

1904年1月的那个值得写入四川历史的日子,满城市民奔走相告。修铁路,买股票成为那一时期人们挂在口头上的时尚用语。铁路资金的募集,采取了抽租入股的方式,即按农田租谷的3%征收股金,这种募集方法,不仅地主、商人和官员购有股票,许多底层民众也是它的股东。用吴玉章的话来说,那就是“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这样的情况下,谁要是做出对这条铁路的任何不利之举,都会招致全四川人的坚决反对。

人们不会想到,7年之后,大清王朝轰然倒塌,而对这一倒塌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竟然就是这条铁路和这家叫川汉铁路的公司,以及成千上万购买了它的股票的股东们。

铁路于1906年开始勘测,由著名的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1909年12月10日,开工典礼在宜昌举行,那天的宜昌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向铁路工地,观看这条由中国人自己投资,自己设计并施工的铁路挖开了第一锹土。

1911年是清政府统治的最后一年,这个统治中国200多年的庞大王朝即将在这一年里土崩瓦解,陪它一同殉葬的,还有中国已经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这一年的清政府早已是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但这条破船的掌舵者不但没有对它采取任何有效果的补救,反而在加速它的下沉。诸多下沉的愚蠢之举中,把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是愚不可及的一桩。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管包括四川在内的四个省的铁路公司。清政府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么干,目的是想以出卖铁路权为担保,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以解决财政的极度困难。而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注定只能加速清政府的灭亡。

清政府的决定传到成都,全川哗然,上至地方官员,下到平头百姓,几乎所有人都对清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心,因为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比流氓更不讲理的政府。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有关团体开会,会场上一片哭声,那哭声既是对清政府的不满,也是对清政府的绝望。这次大会,与会者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选蒲殿俊和罗纶为正副会长。会上,宣读了一份致全川人民的宣言书,并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随着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各州县保路同志会也纷纷成立,与7年前的流行语修铁路和买股票不同,这一年的流行语是保路。

在“保路运动”中,出现了立宪派和同盟会两种不同的主张。

蒲殿俊和罗纶都是温和的立宪派,他们提出了文明保路的口号,要求人民只求争取路权,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能聚众暴动。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犯上作乱的暴民,他们要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在闹市区搭建皇位台,上面供奉着已故的光绪皇帝的牌位,两旁则是一副对联,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下来的: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立宪派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苦心,那就是希望在非暴力的手段下,维护全川人民的利益,迫使清政府作出退步。

立宪派们很快就发现,清政府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能听得进话的政府,而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强盗。当时,四川总督王人文深明局势,认识到如果朝廷不采取怀柔政策,很可能激发民变,就向清政府提出了暂缓把铁路收归国有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不仅没被清政府采纳,王本人也被革职查办,另派出一向以血腥和暴力著名的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

与立宪派的主张完全不同的是同盟会会员们。同盟会是由孙中山1905年8月联合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它的主张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川的同盟会员们决定“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一方面,他们参与立宪派主持的合法斗争,另一方面,积极地于暗中联络会党,寻找时机准备武装起义。

1911年8月4日,酷暑难耐,一群神秘的“盐商”行色匆匆地赶到井灶林立的千年古镇罗泉。当天深夜,镇上的福音堂内灯火齐明,教堂上安放着一块关公牌位,堂下一字排列站着20多名壮汉,壮汉们每人手中捧着一束香,他们在著名的袍哥首领秦载庚的带领下低声宣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罗泉会议。

罗泉会议的实际策划者就是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和王天杰。他们根据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联络了四川的20多位有势力的袍哥,会议通过了 5项决议:第一,保路同志会一律更名为保路同志军,将“文明争路”转为武装斗争,由秦载庚、侯宝斋主持川东南的起义;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的起义。第二,向各地团练局和富绅借用枪支以解决枪弹来源。第三,向各县借用积谷、社谷及其它公共财物以解决粮饷。第四,探查敌情,掌握清军和警察的数量、配备、分布。第五,总部设在华阳和新津,要随时互通信息,交换情报,听从指挥。

罗泉会议的举行,标志着在川的同盟会员正式决定利用保路运动,寻找机会进行武装起义。9月5日,同盟会员朱国琛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以商榷自保为名,公开提出四川独立。至此,由保路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革已经山雨欲来,即便最不谙世事的人也已不安地预感到,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即将来临,至于这场革命到底有多么的波澜壮阔,还没有人敢下一个断言。

9月7日,此前已接到清政府密令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派人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保路同志会首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和彭兰村等人骗到总督府逮捕,同时下令搜查川汉铁路公司。

这一消息引起了全成都的震动,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手里捧着光绪的牌位,赶到总督府门前请愿。但是,回答哭泣的人群的,不是赵尔丰的接见,而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20多个请愿者倒在了总督府门前的大街上,苍白的太阳见证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但暴行才刚刚开始。紧接着,赵尔丰又派人分巡成都街道,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清兵便纵马践踏或是开枪射击,整个成都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这就是有名的成都血案。

两年后,一座纪念这次血案中不幸死难者的纪念碑在成都竣工,它就是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90年后的今天,这座纪念碑仍然矗立在成都人民公园内,它见证了当年发生在这座城市里沧海桑田般的巨变。

成都血案当天,赵尔丰下令紧闭成都城门。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带着几个人悄悄趁着夜色摸上了城头,从城头缒城而下。在成都南郊的农事试验场,他和朱国琛等人制作了上百片木板,木板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军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把这些木片悉数放入府南河。木片在河里打了几个圈,便顺着暴涨的秋水顺流而下。很短的时间里,沿河拾到了木片的人奔走相告,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遍了四川。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水电报。在那个没有现代化通讯的时代,它的确不失为一个有效且具有操作性的办法。

最先拾得水电报的是成都周边地区,最先起义响应的也是他们。9月8日,身兼同盟会员和袍哥大爷双重身份的秦载庚在华阳中兴场起义。几天之内,双流、新津、温江、郫县、蒲江、灌县等地都打出了起义的大旗,几支队伍在新津县城击败清军,随后又转战到雅州,于大相岭再次击败清军。

龙鸣剑在发出了类似于战鼓的水电报之后,星夜赶回老家荣县。这时,他的好友,同为同盟会员的王天杰已经在荣县发动起义了。龙鸣剑和王天杰率5千同志军北上成都,走出荣县县城大门时,龙鸣剑拔剑发誓,声称如果不能杀了赵尔丰,就绝不再入此城门。

几支同志军合围成都时,人数已达20万之众,但成都却久攻不下,其中既有装备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在于同志军大多是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老百姓。在撤去对成都的包围后,同志军连连失利,龙鸣剑于转战途中含恨病逝,秦载庚则在井研被杀。

王天杰率领余部回到荣县县城,他与留守县城的吴玉章在彻夜不眠的商量后,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举动:1911年9月25日,王天杰宣布不再承认清政府的合法地位,荣县自即日起独立。这时距武昌起义还有半个月之遥,荣县起义被称为是“首义实天下先”。

荣县的独立及四川同志军的纷纷起义,清政府终于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接到赵尔丰的多次告急后,清政府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原本驻扎于武昌的大批新军入川,以图镇压。但是,端方和新军的入川,却顾此失彼地造成了武昌的空虚,以至于在武昌的同盟会员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的成功,则引起了全国各地雪崩般的连锁反应。清政府终于没能捱过1911年,它倒在了它所制造的黑暗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四川同志军的起义,而四川同志军的起义则加速了武昌起义。进一步讲,保路运动可谓辛亥革命的催化剂。正如孙中山后来指出的那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端方率领的入川新军并没能浇灭如火如荼的起义烽火。相反,这支队伍在到达资州(今资阳)时,也顺应时势宣布起义。至于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端方,则十分不体面地被他的部下们送上了断头台。

1911年12月10日,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尹昌衡任都督,罗纶为副。12日,已经交出政权,但仍在暗地里企图策划兵变的前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军政府下令斩首。在一张当时留下来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尔丰的头被军政府行刑队砍了下来,他的身子看上去显得格外短小和滑稽。从那张失去了生气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出这是一位曾经坚信武力能够摆平一切的铁腕人物,他的死仿佛大清王朝在四川的最后挽歌。

 

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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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为中国清朝末期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反对清朝政府将地方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进行铁路国有化发生的运动。其中四川省的运动最为激烈。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导火线

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外国资本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总公司”。而粤汉铁路也因循此模式进行。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但是筹款不足,进展缓慢。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美国获知后表示反对,要求加入。此时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朝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

四川反对尤为激烈。原来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宜万铁路的建设,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该公司一位名叫施典章的经理,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亏空300万两的损失[1]。

过程

四川保路同志会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同情,并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保路运动热潮。

罢市罢课

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开导民众,代奏贬黜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抗捐抗税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

成都血案

9月4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9月7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同志军起义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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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入川

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

荣县独立

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独立

武昌起义进一步推动四川的独立革命。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被推举首任都督。同一天,入川湖北新军在靠近成都的资中县反正,杀死端方。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事件影响

“保路运动”发生以后,所造成的影响有三:一、清朝在四川、陕西、湖南南部的影响衰落。二、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陕西等地的革命军在四川几乎是“兵不血刃,城门自开”,迫使驻守在当地的清朝官吏不是被俘,就是化装连夜潜逃。三、民国以后的“国有铁路计划”顺利在川、陕、湘推动,成为第一个纳入国家建设的地区,后来在八年抗战的中后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中又以第二项影响最显著,第三项的影响对未来发生的战争意义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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