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叶永青，画个鸟
作者:朱又可 来源：南方周末2011年03月14日
叶永青画的一只鸟卖出25万，这在他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在网上却引来争议，许多人说，那样的鸟，我也能画，凭什么你就能卖出25万？
2010年底，叶永青创作于1999年的《大鸟》以25万元人民币被拍走，被质疑“是在忽悠人，还是嘲笑大众不懂艺术？”叶永青说这是他“天真一点，稚拙一点”的作品。
叶永青在1980年代中期迷醉于摹写西南风情，创作了一批浪漫、忧郁的绘画作品，《离开和留驻在最后一块草地上的两个人》便是其中之一，当时，他的同学好友已经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而他还寂寂无名。
《伤痕》一类的叶永青作品被许多人质疑，却价值百万，被比尔·盖茨、林志玲等各色藏家收藏。
“我请一个做生意破了产的老兄在这里吃面条，吃了一碗，这老兄不安地问我，我还能再添一碗吗？我说，别说两碗，三碗也没问题！”叶永青以很快的速度吃完了一碗面，又要了第二碗。
小饭馆在四川美院旁边马路边一条算不上小巷的狭窄旮旯里，墙上画了个“拆”字。老板是一个老头，在外面房檐下的锅灶上忙活。饭馆的地方太小，饭馆里放着四张小桌子，地上乱七八糟地扔着一些擦过嘴的餐巾纸团子。“环境不好，面条不错。”叶永青擦擦吃得满头大汗的光头。在四川美院读书和教书的20年，他是这里的老主顾了。
从饭馆出来，拐进街边的一个望江茶馆，这是重庆所留不多的破旧的、四面透风的下里巴人茶馆了。茶馆里还有一处高台，叶永青指着那里说，他常常把这里当课堂，他给学生们“瞎编”了一门“讲评课”，不是他给学生讲，是每个学生领到题目自己找材料，演讲5分钟。“艺术是让我们觉得人生有趣的那一部分，不是把我们训练成某一种人。”
四川美院所在的重庆的这片城乡接合部就是黄桷坪。
2011年1月3日晚上，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举着抖索的纸，站在寒冷的夜幕下，宣布叶永青在黄桷坪20年的回顾展开幕。罗中立比叶永青高一年级，但大10岁，一辈子都在油画《父亲》的巨大成功笼罩下艰苦地寻求突破。
“艺术是种子和植物，一直在成长”
四川美院的官办艺术区，承担这样的非营利性展览颇不容易。《当代艺术家》杂志主编俞可成了这个系列展览的策展人，罗中立、张晓刚、方力钧等艺术家都已经在这里展出了，叶永青的展览持续到2月。接下来是王广义、周春芽等人的展览，看样子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功成名就的那一批拔尖人拉到偏僻的山城挨个“过堂”。
在俞可看来，比起方力钧背后有公司化支撑、一二百个集装箱的阵势，叶永青的文献式展览显得有点“轻”。叶永青个人出资三十多万布置展览和出版画册，还自己掏钱请一帮老朋友来，算是名副其实的“非营利性”。
“我喜欢轻的东西。”叶永青说他就是要“避重就轻”。他要躲避“纪念碑”、“塔”等等成功学的“建筑模式”的展览。“我不是告诉人家一个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和技术这样的东西，而是想看看已经过时的历史还有哪些对今天发生影响，艺术不是建筑，艺术是种子和植物，一直在成长。”
叶永青说他很容易搞到商业赞助，但那样一来，他那些“被收藏、拍卖到海外和民间的什么地方的东西”，要租借和运输回来，“背后的运作是赤裸裸的金钱”。他不满的是，今天的艺术变得和商业一样“唯利是图”，人们不相信艺术，只相信技术、方法和资本。
他相信能有不一样的展览。他和学生一起在黄桷坪尘封的仓库里，忙碌了两个月。这种清理的过程别人帮不上忙，一张破纸在别人眼里真的是破纸，是陈旧发霉的垃圾，但这些东西一激活，就变得“滚烫烫”的了。
三十多年前，选择当代艺术就是选择失败，他们在小小的角落里度过一种卑微的生活，想出趟国都不顺。只有那时的青年教师王林是他们的知音。叶永青和张晓刚住一个宿舍，每天比赛你画一张风景，我画两张风景。1987年有个日本留学生买走了他和张晓刚各自的一幅画的时候，每人得到200元，张晓刚说他就不至于身无分文地结婚了。
那时，他们在学院旁边“老地方”一起吃火锅，在无望中借助艺术的通道和外部世界发生关联，这次展览，当年彼此温暖也互相折磨的人，有一部分回到了黄桷坪，又一次聚会在那家火锅店通宵喝酒。
但一切都变了。疯狂的涂鸦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涂满黄桷坪的每个临街楼面，四川美院周围的楼房都出租给希望通过艺术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校园的各个角落拥挤着学生们的雕塑或绘画习作。在80后90后的人眼里，艺术是能挣钱的东西。他们学会跟经纪人打交道，每个人心里装着个小账本，计算着发财的时间表。政府也把艺术按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模式计算入地方发展的规划中。
当年青涩的叶永青和张晓刚，每天经指导员老师的批准，洗了手，到图书馆去看惟一的世界美术图集，每次临摹一张高更或莫奈。有一次，一位油画教授看到叶永青在临摹高更，严肃地问道：“为什么偏偏看高更？”他说他喜欢。教授说，“我看你思想有问题。”后来图书馆管理员把那个柜子加了锁，每天翻开一页，学生只能隔着玻璃看，哪些让看哪些不让看也有限制。
巧合的是，这次叶永青的展览中，摆了三个当年摆放世界美术图集的柜子，遗憾的是，那些木柜子被油漆成了白色。柜子里放了叶永青当年的艺术通信，“给远方的画友写信，其实是写给自己的，因为太孤独了，这些通信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自言自语。”还有他写给妻子甫立亚的两地情书，也收集进来了，“跟别人追索通信太难，也不一定保存了，太费劲的事我就不干了。”还有他第一次出国的政审材料，栗宪庭写给他的约稿信。
展览全部都是他留在黄桷坪画室里的东西，它们原封不动地待在那里。有原作，有草稿，也有其他时期的复制品、图像和纪录短片。也有他1991年一个装置艺术的重现《寂寞的风》：一台放倒在一个枕头上的电风扇，不断地摇头吹拂上面绷住四角的一张蓝色纱布，灯光打在背景幕布上，像是蓝色海洋上寂寞起落的波浪。“在没有资本和市场的时候，产生了最优秀的当代艺术，今天有了吓人的市场价格，中国当代艺术站起来的同时，却像个单腿跳跃的巨人一样，眼界越来越狭窄，只能原地踏步。”叶永青说，“我觉得艺术家是今天惟一可以逞匹夫之勇的角色了。”
“1980年代的艺术以一场交易结束”
“艺术家其实是生活在时间之中。”叶永青借重返黄桷坪的这个机会，回望自己三十多年来的艺术之路，他自称“时间的穿行者”。
叶永青说他的第一阶段是“生活在远方”。
1978年，叶永青背着铺盖卷从云南来到黄桷坪，从不同地方来到这里的还有张晓刚、周春芽等他的同学。1980年，叶永青、张晓刚和毛旭辉三人结伴走出山城，一路东行“朝圣”，漫游了武汉、上海、北京等地，拜访了袁运生、陈逸飞和开始往西藏跑的陈丹青。
他那时遵循“体验生活”的常法，用西双版纳少数民族题材来反叛当时主流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和政治话语，1970年代末，云南成了集结着袁运生等形式主义艺术家的大本营。
1985年，结了婚的叶永青一个人跑到北京住了一年，那一年，正是“八五新潮”发生的年份，他应接不暇地跑美术馆，看画展。叶永青住在栗宪庭家里，每天喝酒，讨论不休。1986年，作为对“八五新潮”的回应，他和一帮朋友结成“西南艺术家群体”，开始了“新具象”的实验。受西方艺术家关注现实的启发和借助西方艺术家给出的思考框架、方法，叶永青他们的眼光回到了周边的“现实”。
他把这段时期叫做“生活在周围”，他发现生活其实在黄桷坪，他的画中出现了周边化工厂的大烟囱，日夜飘散着灰尘，校园外的泥泞的马路，周边的茶馆里，挤满国有工矿企业下岗工人，嘉陵江码头和火车站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1989年2月5日，叶永青、张晓刚、毛旭辉等西南艺术家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栗宪庭、高名潞给他们每人一个单元，他们和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刘小东等人的作品都摆在中国美术馆的二楼展厅。那次大展以晓鲁的开枪告终，叶永青他们的展品被人以低价收购，二十多年后，这些作品在宝丽拍卖行以天价拍出。“1980年代的艺术以一场交易结束。”叶永青感慨地说。
他把这之后的一段历程叫“生活在历史”，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他回到历史，他发现历史是不重复的。他在一个春节，一个人关在宿舍里，疯狂地画“大招贴画”。有个老师请他吃饺子，在宿舍区挨个敲门，不知道他在哪里躲起来画画。他的招贴越画越大，最后达到20米长。招贴画上把宣传栏和广告栏合二为一，有领袖像，也有标语、广告。他真的把艺术当长矛一样向现实刺去。随后的日子里，他把大招贴做成丝绸，可以放在提包里，“像跑江湖一样，在国际展览上到处展示”，受到热情欢迎。他对此开始警惕。他发现，如果去掉边框，招贴画和现实竟是完全协调的，是生活的一张拷贝。“我逃跑了，不是我高明，是我会逃跑。”
走到当代艺术这只孔雀背后，看到了它的“屁股”
从1997年开始，叶永青在英国一家基金会的赞助下，每年去伦敦三个月。那是叶永青所说的“生活在别处”。“西方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在1980年代是从文本上学习西方，到了1990年代，西方成了我的环境，那些在国内一度以为的反叛性和前卫性在西方环境中荡然无存，这时候你重新回看传统，中国成了第二个老师，而真正的老师是日常的生活。”叶永青这样阐释他的艺术根脉。
在英国，叶永青和八十多个接受基金会支持的不同国家的“穷人艺术家”住在一条街上，艺术家就是一些领救济金的人，不同的艺术家，却画同样的画，他觉得这是可疑的事，艺术又变成混饭了。他就不断地往回跑。
“我是那条街上卖得最贵的艺术家，但和他们比，我很惭愧。”他在伦敦和女房东住在一起，但两人又没有爱情，很别扭。“两个人撒的尿味道也不一样，文化冲突变得很具体，她又是有洁癖的素食者。”叶永青说。
那些素食者、同性恋者艺术家的挑剔目光表现在洁癖上，艺术眼光也是挑剔的。他们中有好的设计师、室内装修艺术家，有着极少主义风格，“他们有疯狂的想象力，语言准确、精致，有难度”。这吸引了叶永青。他那时像只候鸟，在重庆、昆明、大理、北京、伦敦飞来飞去，在欧洲的城市漫游。
他又重新开始涂鸦，用涂鸦来记日记，记他碎片式的生活，“就像今天的博客”。经常一秒钟可以涂完，像儿童乱涂一样简单，但他用长时间把它描画到画布上。用的材料都是“业余”的，不事铺张，一个女人描眉的眉笔，一个墨水瓶，用水和丙烯填充。用最靠谱的技术复制最不靠谱的图形、线条。“不用动脑子，像念经一样，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修行。”叶永青说。
1997年，一场普通的阑尾炎手术感染创口不愈，叶永青离开了黄桷坪，辞去四川美院的教职，回到故乡云南，“云南是失败者的天堂”，他把这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阶段叫“生活在现在”。
1999年，他开始在昆明搞中国艺术家第一个自营空间“上河会馆”，2000年，受英国三角工作室支持，他在昆明搞了中国最早的艺术社区“创库”，比798早一年。
在昆明8年，他给朋友们办了很多事，举办展览，分文不收地帮艺术家卖画。最初，可怜的艺术家连个展示作品的地方都没有，最宽敞的地方是“床”。最早买走中国艺术品的都是纽约、伦敦、香港的游客，没有一个本地人。叶永青开始请昆明当地人吃饭，结交了各个阶层的人，政府官员，银行家，地产老板，广告商，他劝他们买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等人的作品，以证明“我做的事不是疯子做的”。他说他在西方那么多年，转到当代艺术这只孔雀的后面看了它的“屁股”，弄清了策展人、市场、基金会、艺术空间、美术馆、画廊、拍卖行的各个环节，他为此还写了本当代艺术的口袋书，但让台湾一个出版人给弄丢了。
这些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起来了，价格涨得吓人，“当年在我的苦劝下买了他们画的老板，今天见了我磕头都不亏的”，“谁又能料到未来呢？”如果弄来弄去变成一个画商，这不是他要干的事。
“生活在现在”并不容易。“有时受到过去的折磨，有时活在对明天的恐惧中，惟独生活在今天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2005年，叶永青搬到北京去住。很多当年天南地北的画友，今天都从不同的地方集结到北京。
“在北京用不着我来输出了，我又变成一个吸收的人，我躲起来画自己想画的画。”
因为钱，几千万人关注一只“鸟”
办完开幕式已经是夜半，叶永青请各地来的艺术家们去吃火锅。
席间有人说起网络上炒得火热的他的“鸟”画。
这个一度如鸟飞行的人，从云南开始，真的画起“鸟”来。他钟情于宋代诗书画一体的艺术，但那不是这个时代的趣味雅俗共赏、夸张、华丽、华贵、艳俗、“钱”和炫的东西。“我喜欢没落、过时的东西，我可以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叶永青说。
在古代文人那里，鸟是优雅富贵的象征。但在叶永青笔下，都是些“丑鸟”。那些鸟，又笨又丑，有时是鸟的头，有时只有屁股，“调侃和颠覆了那个传统的东西”。
“鸟不是鸟”，叶永青说这也符合中国传统，古代画讲究画山不是山，画水不是水，梅兰竹菊也都是一个人的品格和境界的写照。
他有个展览，名字叫“画个鸟”。这个意思一方面说“画”的是“鸟”，不是画鸟。一方面在黑色幽默层面，“鸟”不是个“东西”。
他还有个《象不像》展览，画一只大象，但不像大象，因为他画的大象是被吊起来的。“关于绘画"像不像"的问题，其实是像不像一段心情，一个感觉，像不像高兴或忧伤的情绪，不是像不像你的爷爷奶奶，美院二年级学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艺术家要用一生的时间向小孩子学习，怎么把心打开，把心声唤出来，这才是本质。”叶永青说。
“我用特别认真的方法对待那种本来不值得那么认真对待的对象的时候，就有了荒诞感，”叶永青说。“它帮你度过时间。”
他的那些鸟，让走了三十多年当代艺术长路的叶永青，和网络上的大众文化撞了个满怀。
网友说叶永青画的那些是“小孩子都会的东西”。他先在纸上随便画出图形，然后扫描到电脑里，再打到画布上，坐下来，像老太太绣花一样，一点点填好。“艺术不是为少数人所有，艺术家也不是跟技术训练有关的人群，它没有门槛，人人可参与，小孩画的线条有痛感，是人类最原始的东西，不认字也绘画，它无师自通。”他不满艺术越来越小众的现象，想打破艺术家的“身份”，让艺术和大众发生关系。
“网友关注我的鸟，无非是因为这事和钱有关，钱是春药。”叶永青说，“一幅画25万，在我是太普通的事，没有想到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想不通的是，当代艺术怎么来钱这么容易？这个没有门槛的东西，我也能画。”叶永青觉得几千万人关注一只“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三十多年来，当代艺术还是第一次和大众发生关系，不过不是在美术馆或其他艺术空间，而是在网络和微博上。
关于艺术与市场的关系，他觉得市场是公平的，无非是先后的问题。“我是个上房抽梯的人，你干那没谱的活，你马上要求市场现报是不合理的。”他说很多同行生活在恐惧中，一会儿排行榜上有了，一会儿没有了。他不为此纠结。他安心的是，以最直接的胡润排行榜来说，它是把一个艺术家年度拍卖价格总和起来排名，连续四年来“我都在”，一直“在”的人，也不过十来个。有时排到二十多位，有时三十多四十多位，关键是“在名单里”，“有些人今年十几名，明年不见他了”。
作为这些年网络和社会对“鸟”画的争议的回应，3月5日，台湾形而上画廊为叶永青举办了个展《非关鸟事》，其中有“鸟”，也有他这两年在大理画的那些与“鸟”无关的风景。
中国当代艺术站起来了，但还不会走——专访叶永青
作者：朱又可 来源 ：南方周末2011-06-02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和市场的关系正常吗?
叶永青：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已经系统化和体制化了，里边产生出很多艺术家，建立起一种品牌效应，后面是公司化或系统化的东西。我觉得画画这个职业，是人的爱好，这种爱好一直都是原始的，我可以用一支梭镖或者用一个红缨枪就可以单枪匹马来做，这种本色就是艺术家扮演一个匹夫之勇，他可以不合作。今天这个时代，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周密的统计学的东西，总是在一个公司做事情，首先判断一件事情，第一有没有利，第二有没有害，不要犯错误。但是，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是一个试错过程。
中国当代艺术的鼎盛和繁荣是市场在支撑着，它一直是一个残疾人，长出一条腿来，这条腿很粗壮，以前是在地上爬的，站不起来，这几年是站起来了，但是它只有一条腿，就是市场，另一条腿还没长出来。那些非营利的或者包括政府的那一条腿没有长出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兴奋一直是跳跃式的兴奋，它只能单腿跳跃，不会真正走路、过日子。每一件价格炒到吓人的作品都不在我们手上，我们的过去都不知道被谁收藏了，后面是赤裸裸的金钱。
10年来我去过另一些国度，没有美术馆、基金会，没有画廊、当代艺术系统的国度，比如越南、印度、斯里兰卡、津巴布韦、墨西哥，这并不妨碍他们源源不断、生机勃勃地产生当代艺术的思考和有意思的作品，它一样在运行。没有市场的时候，中国的艺术也存在，但是它没有站起来，没有被人看见，以前叫地下艺术，但仍然很活跃，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优秀的作品实际上是产生在那个年代的。
南方周末：有人说市场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你的价值，也有人说市场屏蔽了你的价值，你觉得市场公平吗?
叶永青：市场无非是跟资本有关系，因为钱，水涨船高，另外一点是判断的问题，这种判断也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平的。艺术品本身是一张画布、一堆材料，成本就是几百块钱。但是你把钱放在上面，是因为你在这个作品里边看到了一些想法，人家是买这个想法的，这个想法你可以500块钱买也不嫌少，拿5000万买也不嫌多。想法是一个无价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而已，这个判断不是一个艺术家能够左右或跟进的，去想这个东西是很折磨人的。在这方面，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以前有点不太懂老子说的那句“为而不有”，但是后来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思想。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要真的觉得自己创造了所谓的财富，这是挺危险的。现在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真的创造了财富，这真是特别虚的，我不太相信这个东西。
南方周末：你觉得怎样才能通过制度保障当代艺术过正常的日子，两条腿从容走路?
叶永青：我有工作室在伦敦，我知道我身边的艺术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西方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有的一生都没有卖出过一幅作品，但不妨碍他一辈子从事艺术。相比之下，我们真是太逊色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文化当成所谓的产业，因为产业是要盈利的，但文化稍微复杂一点，而我们一直在用建筑的模式在想文化的问题，像房地产的圈地一样。艺术跟所谓的产业没有关系，它跟热爱、希望、梦想有关系。人要有梦想，但你要有制度来支持这个梦想，支持看起来有点不靠谱想法的人群，让他们也能够存活，而不要千军万马都走在唯利是图这条路上。
现在的艺术家一开始就变成了跟卖菜的菜农差不多，每个人种两亩自留地，你卖的是白菜，他卖的是番茄，变成了这种打算盘卖东西的人，这样的艺术也不长久，都成了一个套路来简单地生存。但是艺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变成番茄，变成白菜，还会长出一些奇怪的品种，这些是没法卖出的。
南方周末：市场对艺术家的根本改变是什么?艺术家承受的压力是什么?
叶永青：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那样一种进步观里，这种进步观一直在提示，我们的成长一直在那种我做得还不够好的观念压抑下，每做一个，总觉得我做得还不行，到了最近10年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岁数都增加了，每个人到了所谓的成熟阶段，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被认可，在表面上我们这些人好像在社会里变成了一种有用的人群，但压力更加大，每个人都活在对明天的恐惧之中。
印象派大师莫奈活到90岁，才看到他原来开创的东西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毕萨罗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短短的30年之内就已经看到了开创者、参与者、颠覆者和终结者聚集一堂，这真是一个魔法时代。每个人都生活在那种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强的明天美学里。每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在为明天做事情。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在不断地进步，有的时候在不断地退步，回到原来出发的点。我其实可以重新回头来学一学任性，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事。
叶永青：现代艺术的云南总舵主
来源：生活新报 2007年10月20日
叶永青，人称“叶帅”。1958年出生于昆明，1982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任该院教授至今。现定居北京，但常年游走于地球村各部落，数十次在国内各地及欧美各国进行艺术交流、举办艺术展。创建后来在国内及国际上均颇具影响的“民间艺术交流中心”上河会馆、创库，被公认为“现代艺术的云南总舵主”。
“什么叫艺术？今天我们这样聊天，没准有人也会当作是一种艺术，‘行为艺术’。”对坐而谈，叶永青口若悬河，思维跳跃。朋友和知道他的人都习惯叫他“叶帅”，这个称谓显然更是成就和地位的象征：著名画家、策划人、名牌高校教授，还有“现代艺术的云南总舵主”。如今，虽然已经定居北京，但这位当代艺术大家还是每年好几次打着“飞的”回到故乡昆明：“这里有我许多的朋友，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艺术之根。”
“在那萧瑟的青春岁月中，也有许多让人痴迷陶醉的时光，我不断地作画，那些速写和风景写生以及音乐照亮我的生活。”
――叶永青在一篇追忆青春年华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涂鸦的少年和口拙的老师
“我只是一个‘点火人’，创库的氛围已经有了，已经做起来了。所以我就放放心心地交给了别人。”“叶帅”轻松地对我说。昆明下着雨，他想起了自己的生日：“我是１９５８年４月５号生的，清明呀，清明时节雨纷纷。”
父母是国家机关的干部，叶永青在昆明的童年生活，不善言辞，但很好动，每天最喜欢的“娱乐”，就是用一种黄土块当粉笔，在墙和地上画马和士兵。有人骂他乱涂乱画，他却屡教不改。
叶永青爱画画，但一直没遇到合适的老师，等终于遇到一位时，叶永青已17岁，老师帮他敲起退堂鼓：“这么大了才学画？晚了。”这个打击不小，无奈中，叶永青开始自己搜集各种速写和写生的方法，然后带上颜色、自制的画夹和速写本去户外度过了许多下午和傍晚。
1976年高中毕业，叶永青待业了，两年里，他做过建筑工、饲养员、炊事员、农场看守之类的临时工，还做过代课教师。他依然内向、害羞、口拙，后来，叶永青在初恋女友家读到的那本《世界美术全集》却让他幸福了很久，他第一次知道了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师的名字。
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的叶永青考进了著名的四川美术学院。当时叶永青的同学里面，有许多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画坛上的大腕级人物，比如，今年年初，一幅作品在香港拍出1800多万港币天价的云南画家张晓刚。
“里面有画廊，有酒吧，有可以提供给艺术家驻留的画室。我想把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推荐给公众。”
――时隔9年，叶永青依然清晰记得中国第一家艺术家自营空间“上河会馆”在昆明开业当天的情景。画画的画家和卖画的老板
1982年，叶永青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他已经在国内艺术界崭露头角，画作经常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两年后，叶永青成家。那几年，在同为川美教师的爱人甫立亚支持下，叶永青走四川阿坝、闯云南版纳、登雪域西藏，挥舞激情洋溢的艺术之笔，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画作。1989年，已经多次获奖和参与展览的叶永青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个人艺术展，地点是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由此，叶永青的名字开始渐渐为国际画坛所知。第二年开始，他的个人画展就如期在法国等欧洲国家闪亮登场，并多次受到欧美国家政府邀请，游历、讲学或进行艺术交流。
1998年，《亚洲艺术新闻》将叶永青列为20年来20位最具活力的中国前卫艺术家之一。就是这一年，中国第一家艺术家自营空间“上河会馆”在昆明横空出世。开业当天，他搞了一个《打开四面八方》的展示活动，意寓很明显：在昆明这样一个闭塞的城市里，打开窗口看世界。或慕名，或受邀，全国诸多知名艺术家在这一天空降昆明。很快，“上河会馆”就成为了艺术、时髦和时尚的代名词。
“感觉是每周下午我都得去买凳子，因为总是不够坐。”“上河会馆”人气的火爆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刚刚当上老板的叶永青，还很不习惯自己这个全新的角色。经常有人在大叫“老板老板”，他却站在那里发愣，半天才终于回过神来，明白原来是在叫他呢。他就赶紧小跑过去，人家说：“老板，拿包餐巾纸来。”于是，他就恭恭敬敬把餐巾纸给客人递过去。
上河会馆基本上一个月就要举办一次画展，看的人总是很多，买的人也不少，后来成名的不少云南艺术家的第一幅作品，都是从这里卖出去的。但让叶永青郁闷不已的是：买家竟全是外省和外国的朋友，没有一个是云南本地的。
叶永青不得不学着市侩一点：请本地商人、银行家吃饭，拉关系，搞推销。毕竟是名人效应，果然见效。他说：“现在那些画家的作品谁不升值？有的甚至升了几千倍，那些买画的老板可发了。要说嘛，这些人见了我给我磕个头都不为过。”
“云南是个失败者的天堂，要是累了、受伤了或者遭遇挫折了，都应该回来休憩休憩。”
――叶永青说，自己一看到昆明街头的拆迁场景时，心立即就会绞痛起来，甚至还有种恐惧的感觉，但他还是很愿意回到家乡来。简单的鸟和失败者的天堂
这段时间，一个名为“画个鸟”的大型画展在北京举行，画家本人却偷偷溜回了昆明。原来，国内最新锐的杂志《新周刊》和昆百大一起搞了个“2007昆明生活家论坛之中国人理想的第二居所”，作为孙冕老朋友的叶永青，当然要专程来捧场。这也让我得以在昆明就采访到了常年在地球上空飞来飞去的这位传奇人物。
“创库和上河会馆都是我的‘作品’。”和我坐在创库略显喧嚣的氛围中，他有意强调“作品”二字。
我们聊起了他在北京的画展。从2000年开始，叶永青开始刻意减少作品中的内容，他抽取了那些涂鸦作品中的局部和个别符号，决定从两个极端入手：杜尚的认定立场和图式的文人化。他将杜尚明确的观念和古人对“多少”或“繁简”的理解合二为一，他甚至从“有”与“无”的古人思想中去理解杜尚的合理性。结果，“鸟”变为“非鸟”。据说，这跟法国现代派艺术大师杜尚的影响大有关系，是一种逻辑上的颠倒。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快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用非常慢的、复杂的方式创作的。
此次画展，就是这些“鸟”的集中展示。画展的名字很奇怪，画法则显得很简单。这不由招致了一些不理解，乃至批评的声音。“鸟，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还有多重含义，可以是否定，可以是骂人，甚至还可能是脏话。实际上，这是对绘画的一种嘲讽，但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都不是。”叶永青解释：这种心态在杜尚身上就能看到，后来，他就觉得艺术这个东西不用再玩了，可以去下棋，去做策划，或干其他任何事情。
前几年，叶永青带着妻子和女儿，把家安到了北京。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每年都要回家乡好几次的频繁程度。
“我的思想是飞跃式的，经常会有一种悬空的感觉，觉得自己无法实现安全着陆。我在国外跑的时候比较多，回来后老是感觉有时空上的错乱，这种错乱并不仅仅只是时空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叶永青说，每当他行走在昆明的街头，看到一些拆迁的场景时，脑子总不由浮现出西方国家那些历经几千年都还保留完好的那些古建筑，心立即就会绞痛起来，甚至还有种恐惧的感觉。
如今，叶永青夫妻俩都在四川美术学院任教，常常往返于重庆、北京两地。他的妻子说，这些年来，叶永青变了很多，从原来的口拙内向、不善言辞，到如今的口若悬河、睿智敏思。
“她说，感觉好像是同时嫁给了两个我。”关于家庭，叶永青聊得不多，但一提及便是幸福满溢的样子，脸上除了可掬的笑容，就是红润的光泽。
叶永青 人生和艺术只是一场游戏
来源：名牌 2010年04月15日
叶永青《画个鸟》画册封面
“一个艺术家要明白宣告的宗旨是使得人们对艺术之于人生和生活的作用感兴趣。而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艺术使人相信，人生是一场很有意义的游戏，人人都能参加，任何的生活方式，高雅或拘谨、平庸，总是会有很多出路和通道。”
叶永青，人称“叶帅”。顾名思义，手下兵将万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是少不得的起码条件。生长于昆明，求学及任教于川美，旅居世界各地后又回归云南，先后创立“上河会馆”和“创库”两间民间艺术交流中心。媒体封他为云南当代艺术“总舵主”、西南方面艺术召集人，这两个称谓与“叶帅”的“帅”字倒是合衬。但见过他的画作，以及他本人，却与这江湖气的草莽印象相去甚远。
一式灰白的衣着，不同于方力钧笔下泼皮式的光头；水墨是疏朗的，就连油彩也只薄薄敷就。早年画圭山的村庄、版纳的树、戏仿自高更《早安，高更先生！》的《树下的男子》，就连城市丛林和工业管道似也带有他那草木蔓生的家乡的泥土味道。鸟是古代文人画中的优雅物象，但“画个鸟”同时又是一句自我调侃的粗话。这种荒唐感对应于这个优雅缺失的时代，也与他的生活暗合：一个亲历和见证了三十多年艺术潮流变迁的长者，却在用小孩的工具“业余”而无目的地作画。只是无论灰绿色的树木人影，还是素淡到仅余线条的鸟，一些气质却是一以贯之的：忧伤、诗性、和煦而抒情，就连破坏和颠覆时也是如此，与画者的举止言谈一致。
“世界如此之大，谁规定我们只能做艺术家？”
1998年回到云南后，他的身份开始转换，从单纯的艺术家，到集策展人、艺评家、艺术社区运营商乃至城市规划参与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
正如栗宪庭不再专事批评转而规划起了艺术园区一样，叶永青也扮演起了“叫卖者”的角色—将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贩卖给公众。今天在北京、在上海、在全国各地的大肆铺陈证明了他的先验性，那附近已成为昆明房租最高的地段之一，亦是西南一个各国艺术家交流的中心。有人笑说他是昆明出了名的“三陪”，因为不是在陪朋友喝酒聊天，就是在陪朋友喝酒聊天的路上；他则自嘲为一个“变节者”：拜时代所赐，老愤青们经历过的冲动、张狂、宣泄甚至当年的语感本身在当下是可以卖的，而且还热卖。
于是以为“叶帅”这个外号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得来的，因为他在川美时期的作品是那样的羞涩内敛。他却说其实还是同学起的，只是他脾气好，逆来顺受，多年来默默承受下了这个霸气又世故的头衔。不过歪打正着的是，后来有位研究周易的朋友告诉他，他的名字里五行木气太多，缺金，世间万物金甚者为针，次为兵器，叶帅这个称谓正好弥补之。至于“总舵主”这样吓人的东西，他就不愿意往身上背了。大概云南人的形象太过懒散，闷罐子、温吞水，缺氧的高原不适合做任何逻辑和理性的思辨，习惯了外面时空快速跳转生活的他怕自己闷死，于是才热衷于张罗和安排，招呼大家吃吃喝喝而且总是买单的那一个，所以才落下这样的“名声”。“我是被这些不爱做事情的云南人训练出来的，是为了自救。”他如是辩解。
那么，从艺术家转行为客座策展人和活动组织者，通常艺文界人士操心起策划和运营，要么有各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不情愿，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至少一开始思维方式调整不过来。叶帅却说，他已不把当个艺术家看做多么了不起的一回事了，但他确实幸运地成为了艺术家：做了自己喜欢的事，还偶尔有人为你鼓掌。他做商人的经验也许是失败的，但对他而言确实有益。经营过的单位关了门；至于益处，商人的本领除了了解不同人的诉求，还有尽量开拓自己的视野和能见度。他以为这类试验田和跨行业的经历，以及不曾间断的旅行，令他放松下来，开始能够更广阔和宽容地看待人的欲望。
“相对更长的历史和更广大的人群，中国当代艺术仍是个陌生的词汇。”
叶永青会不会去下棋，还是个问题。前些年他把家从昆明搬到了北京，为了更加安静的生活和作画。处江湖之远，听来安逸，远离中心的焦虑感却也是真实的。但这个冬天他又回到了昆明，筹备在3月底于北京开幕的云南艺术家群展“出云南记”，并打算完成一次超出艺术圈范畴的“云南汇”。“我早已不用反抗和对抗周遭环境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了。对于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要么远离它，要么改变它或是深入其中。”他说这是他回归的原因。
记者：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可以分享一下最近一个月的行程么？
叶永青：我仍然东游西荡，如果不在北京，便在四处旅行。最近二月我为自己找好了温暖的地方度过：在云南的丽江、大理和昆明，海南的三亚，东南亚的老挝、泰国跑来跑去。与此有关的事情和关键词是：回家、亲人、医院、画室、教学、山水、评奖、会议、项目、调动、艺术新区、展览、出版、写书、出国、湄公河、海岛、城市。今年南方很热，冬天尚未开始，春季已经展开。我的案头又堆满了多种关于未来的计划书，过时的东西已经打折，历史飞快地消失，当下成了落后的代名词。不停地放眼未来，生活的脚步把今天远远的抛在后面。现在被你我所遗忘，我们成了一群活在明天的人。
记者：你现在除了画家，还有哪些身份？目前投掷精力和热情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叶永青：我是个被动的懒人，基本上什么事情逼得急就先做什么，谈不上哪里投入精力最多。我以为的幸福和高贵是能延续无言的、一贯的、无激情的一切热爱，包括绘画本身。
记者：从2006年到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处在一个相对低谷。旁人只知艺术家从没钱，到有些很有钱，却甚少关心他们的创作状态、生活状态、表达空间等其他价值实现。你是当代艺术群体中相对特殊的一例，作品并未因拍出天价成为话题，但艺术生命却是一直延续的。在你看来，目前的环境给予艺术家的机遇和掣肘有哪些？是福是祸，如何处置才能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和精神世界保鲜？
叶永青：相对更长的历史和更广大的人群，中国当代艺术仍是个陌生的词汇。除了市场神话制造的虚热，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乏善可陈。人生和艺术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一个艺术家要明白宣告的宗旨是使得人们对艺术之于人生和生活的作用感兴趣。而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艺术使人相信，人生是一场很有意义的游戏，人人都能参加，任何的生活方式，高雅或拘谨、平庸，总是会有很多出路和通道。况且人生的的乐趣也不归政治家或富翁们所专有，而是公平分享的。只要我们为它留出一点时间、耐心和想象力。
“我是个被动的懒人，基本上什么事情逼得急就先做什么，谈不上哪里投入精力最多。我以为的幸福和高贵是能延续无言的、一贯的、无激情的一切热爱，包括绘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