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艺·茶道·茶文化 茶文化与茶道艺术ppt

目前，许多有关茶文化的概念存在一些分歧，模糊甚至混乱的现象，如到底什么是茶文化问题，什么是茶道问题，什么是茶艺问题，茶道和茶艺的关系问题，都存在误区，没有统一的认识，需要加以探讨，以求得共识。
　　在讨论茶文化问题之前，必须先弄清什么是文化。
　　按文化学的定义，目前通常使用的文化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说，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即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同时也包括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
　　因此，茶文化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其“精神财富”部分。王玲教授在《中国茶文化》一书中是主张狭义说的，她强调指出：“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茶的生长、培植、制作、化学成份、药学原理、卫生保健作用等自然现象，这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是简单地把茶叶学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茶在被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按照文化学的研究，文化可分为技术和价值两个体系。技术体系是指人类加工自然造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是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这两个体系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统一体，也就是广义的文化。因而，文化的价值体系狭义文化。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
　　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
　　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
　　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
　　那么，茶文化也应该有这样的四个层次。

1.茶文化的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2.茶文化的核心是茶道

　　目前，关于茶文化的许多名词术语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混乱的认识，茶艺界有许多人常常将茶道、茶德、茶艺混为一谈，弄不清茶道和茶艺的区别，如有的叫茶艺馆，有的叫茶道馆。有的称茶艺表演，有的称茶道表演。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加以界定，以求取得统一的认识。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茶艺、茶道和茶德问题。
　　茶艺“茶艺”一词最早出现于七十年代的台湾。当20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出现茶文化复兴浪潮之后，开1978年酝酿成立有关茶文化组织的时候，接受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教授的建议，使用“茶艺”一词，成立了“台北市茶艺协会”、“高雄市茶艺学会”。1982年又成立“中华茶艺协会”。各种茶艺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茶艺一词被广泛接受，而且也传播至港澳和大陆。至于为什么要称茶艺，台湾茶文化专家范增平先生在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宣读的《茶文化的传播对现代台湾社会的影响》论文中指出：当时为了弘扬茶文化、推广品饮茗茶的民俗，有人提出使用“茶道”一词。但是有人认为“茶道”虽然中国自古已有之，却已为日本专美于前，如果现在继续使用“茶道”恐怕引起误会，以为是把日本茶道搬到台湾来。另一个顾虑是怕提出“茶道”过于严肃，中国人对于“道”字特别庄重，比较高高在上的，要民众很快就普遍接受可能不容易，于是提出“茶艺”这个词。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才定案。“茶艺”就这么产生了。
　　然而什么是茶艺？各家的解释还是见仁见智并无统一而明确的定义。如台湾茶艺专家季野先生认为：“茶艺是以茶为主体，将艺术溶于生活以丰富生活的一种人文主张，其目的在于生活而不在于茶。”（季野：《茶艺信箱》98页，台湾茶与艺术杂志社出版）范增平先生认为：“茶艺包括两方面，科学和人文的，也就是，一、技艺，科学地泡好一壶茶的技术。二、艺术，美妙地品享一杯茶的方式。中国茶艺之美是属于心灵美，欣赏茶艺之，是要把自我投入整个过程当中来观察整体。”（范增平：《台湾茶文化论》280页，台湾碧山岩出版公司出版）台湾茶艺专家蔡荣章先生认为：“‘茶艺’是指饮茶的艺术而言。……讲究茶叶的品质、冲泡的技艺、茶具的玩赏、品茗的环境以及人际间的关系，那就广泛地深入到‘茶艺’的境界了。”（蔡荣章：《现代茶艺》202页，台湾中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蔡先生还认为：“茶叶的冲泡过程不只是把茶叶的品质完美发挥的技艺，本身也是一种发展个性的表演艺术。借着泡茶、品茗的过程，因为必须专心一致才能将茶泡好，才可以体会茶的境界，而且要有秩序帮能表现美感与主客良好的关系，结果达到了修身养性与敦睦人伦的社教功能。”（同上，197页）北京的茶文化专家王玲教授认为：“茶艺和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的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王玲：《中国茶文化》87页，中国书店出版）陕西的作家丁文先生认为：“茶艺是指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技术达到炉火纯青便成一门艺术。”“茶艺是茶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丁文：《中国茶道》46页、49页，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浙江湖洲的茶文化专家寇丹先生在综合各家学说之后，认为茶艺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茶艺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叶的原理、原则，以达到物质和精神全面满足的学问。狭义的茶艺是如何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茶艺初论》，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4期）
　　我们赞成按狭义的定义来理解，通俗地说，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而泡茶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丁文先生所说，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便成为一门艺术。因此，我们不但要科学地泡好一壶茶，还要艺术地泡好一壶茶。也就是说，不但要掌握茶叶鉴别、火候、水温、冲泡时间，动作规范等等技术问题，还要注意冲泡者在整个操作过程中的艺术美感问题，“欣赏茶艺的沏泡技艺，应该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包括境美、水美、器美、茶美和艺美。”“茶的沏泡艺术之美表现为仪表的美与心灵的美。仪表的沏泡者的外表，包括容貌、姿态、风度等；心灵是指沏泡者的内心、精神、思想等，通过沏泡者的外表，包括容貌姿态、风度等；心灵是指沏泡者的内心、精神、思想等，通过沏泡者的设计、动作和眼神表达出来。”（童启庆：《习茶》110页，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诚如蔡荣章先生所说，茶叶冲泡过程“本身也是一促发展表演艺术。”如果茶艺馆的从业人员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将自己等同于一般饮食服务员，而是自觉在从事一项普及茶文化知识、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活动，是项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那么，茶艺与茶道有什么区别呢？茶艺与茶道是什么关系呢？
　　茶道王玲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茶文化》第二编“中国茶艺与茶道精神”中指出：“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节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蔡荣章先生也认为：“如要强调有形的动作部分，则使用‘茶艺’，强调茶引发的思想与美感境界，则使用‘茶道’。”“指导‘茶艺’的理念，就是‘茶道’。”（蔡荣章：《现代茶思想集》410、408页，台湾玉川出版社出版）我们认为，王玲教授和蔡荣章先生的这些话已经将茶道、茶艺的区别和关系讲得很清楚。茶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陈香白教授认为：“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陈香白：《中国茶文化》5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不过，以这样的高度来要求茶人毕竟过于严格和空乏，常人不易掌握，一些茶艺大量和专家们便以精练的哲理语言加以概括，提出许多茶道的基本精神，使所有茶人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这些基本精神就是饮茶的道德要求，亦称为茶德。早在唐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就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之人，陆羽已经对饮茶者提出品德要求，喝茶已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需要的解渴了。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更指出：“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可见，早在唐代就已经喝茶有道了。可以将刘贞亮提出的茶德视为对诗人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三饮便得道”和“以孰知茶道全尔真”句中之“道”和“茶道”的诠释和充实。由此可见，茶道应追本溯源至唐代皎然、陆羽时期，当然，它还不如后代如日本这茶道那么明确具体。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但要一直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年）。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介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各宽松、自由的氛围。
　　朝鲜茶礼——清、敬、和、乐朝鲜与中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公元1786-1866年），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效中的生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2期）。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
　　中国茶德——廉、美、和、敬和韩国的茶礼一样，中国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国虽然自古就有道，但宗教色彩不浓，而是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选择和发挥的余地，各层面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艺形式和思想内容，不断加以发挥创造，因而也就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清规戒律。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许多人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茶道精神加以总结，归纳出几条便于茶人们记忆、操作的“茶德”。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具体内容为：
　　廉——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起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1990年6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
　　理——“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两人对饮，以茶引言，促进相互理解；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公平是今日的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
　　清——“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1982年，首都春节团拜会上，每人面前清茶一杯，显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值得发扬。‘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
　　融——“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举行茶话会，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手捧香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朋友，亲人见面，清茶一杯，交流情感，气氛融洽，有水乳交融之感。团体商谈，协商议事，在融洽的气氛中，往往更能促进互谅互让，有益于联合与协作，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由此可见，茶在联谊中的桥梁组带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两位专家还认为：中国的茶，“能用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育德，直到陶冶情操，美化生活。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的、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脘二甲苯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此之前，台湾的范增平先生于1985年提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台湾茶文化论》43页“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台湾碧山出版公司出版。）范先生的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是上述的茶德。虽未加以详细解释，但其含义仍不难理解，与前述几位专家的意见相去不远。
　　更早一点，在1982年，台湾的国学大量林荆南教授将茶道精神概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其具体解释如下：
　　美——“美是茶的事物，律是茶的秩序。事由人为，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心，必敬必诚，才能建茶功立茶德。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气度。所谓物，是茶之所属，诸如品茶的环境，的器具，都必须美观，而且要调和。从洁身、正心，至于环境、器具，务必须知品茗有层次，从层次而见其升华，否则茶功败矣，遑信茶德。”
　　健——“‘健康’一项，是治茶的大本。茶叶必精选，劣茶不宜用，变质不可饮；不洁的水不可用，水温要讲究，冲和注均须把握时间。治茶当事人，本身必健康，轻如风邪感冒，亦不可泡茶待客，权宜之法，只好由第三者代劳。茶为健康饮料，其有益于人身健康是毫无疑问的。推广饮茶，应该从家庭式开始，拜茶之赐，一家大小健康，家家健康，一国健康，见到全体人类健康；茶，就有‘修、齐、治、平’的同等奥义。”
　　性——“‘养性’是茶的妙用，人之性与茶之性相近，却因为人类受生活环境所污染，于是性天积垢与日俱加，而失去其本善；好在茶树生于灵山，得雨露日月光华的灌养，清和之气代代相传，誉为尘外仙芽；所以茶人必须顺茶性，从清趣中培养灵尖，涤除积垢，还其本来性善，发挥茶功，葆命延所，持之有恒，可以参悟禅理，得天地清和之气为已用，释氏所称彼岸，可求于明窗净几之一壶中。”
　　伦——“‘明伦’是儒家至宝，系中国五千年文化于不坠。茶之功用，是敦睦耸关系的津梁：古有贡茶以事君，君有赐茶以敬臣；居家，子媳奉茶汤以事父母；夫唱妇随，时为伉俪饮；兄以茶友弟，弟以茶恭兄；朋友往来，以茶联欢。今举茶为饮，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谊、君敬、臣忠），则茶有全天下义的功用，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蔡荣章《现代茶艺》200页，台湾中视文化公司，1989年7版）
　　此外，台湾的周渝先生近年来也提出“正、静、清、圆”四字作为中国茶道精神的代表。（周渝：《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2期）
　　以上各家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茶德）的归纳，虽然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精神还是接近的，特别是清、静、和、美等是符合中国茶道的精神和茶艺的特点，和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基本精神也是相通的。大家可以细心领会，把握其主要精神，在自己的茶艺表演和茶事活动中贯彻这些精神。
　　据陈香白教授研究，他认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和”的内涵非常丰富，作为中国文化意识集中体现的“和”，主要包括着：和敬、和清、和寂、和廉、和静、和俭、和美、和爱、和气、中和、和谐、宽和、和顺、和勉、和合（和睦同心、调和、顺利）、和光（才华内蕴、不露锋芒），和衷（恭敬、和善）、和平、和易、和乐（和睦安乐、协和乐音）、和缓、和谨、和煦、和霁、和售（公开买卖）、和羹（水火相反而成羹，可否相成而为和）、和戎（古代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结盟友好）、交和（两军相对）、和胜（病愈）、和成（饮食适中）等意义。“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中国茶文化》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的叶惠民先生也同意此说，认为“和睦清心”是茶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茶道的核心（《茶艺报》19页，香港茶艺中心1993年出版）。
　　我们认为，陈香白教授的这番话，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茶道精神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对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理解。
　　总之，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我们应该根据茶道精神来从事茶文化活动。一切有悖于茶道精神的行为，都要加以纠正、克服，使中国茶文化事业永远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发展。

3.茶文化的社会功能

　　当我们文化的各个层次及其核心部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茶文化与一般的饮食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即它除了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茶道精神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体现的，是人们在品茗活动中一种高品位的精神追求。人们走进现代的茶艺馆，并不是为了解渴，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健的需要，更多是的一种文化上满足，是高品位的文化休闲，可以说是一种高档次的文化消费。经营茶艺馆都，当然讲究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非常重视茶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推广，经常举行茶艺表演，开办茶艺知识讲座和培训，积极参与茶文化活动，显示出自觉的文化积极性，这是其他餐饮业所不能比拟的。对在茶艺馆从事茶艺工作的人员，在文化素质上的要求也要比餐厅服务员更高一些，她们除了服务顾客之外，还肩负着普及茶艺知识、推广茶文化的高尚任务，应该具有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
　　那么，茶文化到底具有哪些社会功能呢？前述的众多有关茶道、茶德的论述，已包括这方面内容，也就是说，那些茶德所要求做到的，就是茶文化的社会功能，就是茶文化对社会的贡献。
　　唐代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曾将饮茶的功德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心”、“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范围。因此，除了增进人们健康、促进茶业经济发展、弘扬传统文化之外，还可以将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简化归纳为下列三个方面：
　　1.以茶雅心——陶冶个人情操。茶道中的“清”、“寂”、“廉”、“美”、“静”、“俭”、“洁”、“性”等，侧重个人的修身养性，通过茶艺活动来提高个人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
　　2.以茶敬客——协调人际关系。茶道中的“和”、“敬”、“融”、“理”、“伦”等，侧重于人际关系的调整，要求和诚处世，敬人爱民，化解矛盾，增进团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3.以茶行道——净化社会风气。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商品大潮汹涌，物欲膨胀，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人心浮躁，心理易于失衡，人际关系趋于紧张。而茶文化是各雅静、健康的文化，它能使人们绷紧的心灵之弦得以松弛，倾斜的心理得以平衡。以“和”为核心的茶道精神，提倡和诚处世，以礼待人，对人多奉献一点爱心，一份理解，建立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互相关心的新型人际关系。因此，必然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范增平先生在《茶艺文化再出发》一文中曾将茶文化的社会功能具体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探讨茶艺知识，以善化人心。
　　体验茶艺生活，以净化社会。
　　研究茶艺美学，以美化生活。
　　发扬茶艺精神，以文化世界。（范增平：《台湾茶文化论》51页，台湾碧山岩出版公司出版）
　　范增平先生是以另一视角，从四个层面来论述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他这里所说的“茶艺文化”，实际上就是茶道精神，也就是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我们上面所述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参照，互为补充。我们每一个从事茶文化事业的茶人，都应该自觉地以此作为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和最高追求，为祖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唐宋饮茶法



唐代人们如何饮茶
　　唐代茶的饮法是煮茶即烹茶、煎茶。根据陆羽《茶经》记载，唐代茶叶生产过程是“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千矣。”饮用时，先将饼茶放在火上烤炙，然后用茶碾将茶饼碾碎成粉末，再用筛子筛成细末，放到开水中去煮。煮时，水刚开，水面出现细小的水珠像鱼眼一样，并“微有声”，称为一沸。此时加入一些盐到水中调味。当锅边水泡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这时要用瓢舀出一瓢开水备用，以竹夹在锅中心搅拌，然后将茶末从中心倒进去。稍后锅中的条水“腾波鼓浪”，“势若奔涛溅沫”，称为三沸，此时要将刚才舀出来的那瓢水再倒进锅里，一锅茶汤就算煮好了。如果再继续烹煮，陆羽认为“水老不可食也”。最后，将煮好了的茶汤舀进碗里饮用。前三碗味道较好，后两碗较差。五碗之外，“非渴其莫之饮”。这是当时社会上较盛行的饮茶方法。
　　因茶叶有不同种类，所以还存在另一种方法，将饼茶舂成粉末放在茶瓶中，再用开水冲泡，而不用烹煮，这是末茶的饮用方法。
宋代饮茶法是怎样的
　　到了宋代，盛行的是点茶法。点茶程序为炙茶、碾罗、烘盏、候汤、击拂、烹试，其关键在候汤和击拂。点花法是在唐代阉茶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陆羽《茶经》说：“花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阉茶。”阉茶的特点是投茶入瓶，以汤沃之。而点茶是由阉茶发展而来的。点茶沿阉茶之路向前走了一步，其烹茶步骤是将茶投入盏中，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谓之“调膏”，然后将沸水倒入深腹长嘴瓶内，再倾瓶注水入盏，或以瓶煎水，然后直接向盏中注入沸水，与此同时用茶筅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
　　据宋代蔡襄的《茶录》记载，宋代的点茶主要特点是，先将饼茶烤炙，再敲碎碾成细末，用茶罗将茶末筛细，“罗细则茶浮，罗粗则末浮。”“钞茶一钱匙，先注汤调令极度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神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佳。”即将筛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称为汤花），达到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状态。


　 两宋茶诗与茶事（1）序·“分茶”



讨论宋诗的风格与特色，是一个大题目，前修与时贤都作了不少工作，更有许多出色的成就。近年整理出版的《全宋诗》，则为细致的检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虽有若干疏失（注：如第二十二册，“张茂先”下录散句“熠熠宵行”，引陈骙《文则》“张茂先《励志诗》云云”，此“茂先”，西晋张华也。又重出者亦不止一例。），但它毕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与依据，而这样一个诗的世界，也使人更有条件从广阔的范围，即不仅仅局限于其成就可以称之为“诗人”的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对两宋诗重新审视。
　　以文为诗，为宋诗特点之一。平朴如说话，絮絮缕缕，讲述身边的故事，铺叙处每每意致玲珑。生活之细微以及对生活之细微的悉心体验，无不由诗曲曲传出。此中有着题材的广阔，更有着细节的丰盈（注：宋诗题材的广阔以及它的总体风貌，朱刚《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见《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第84-89页。），或可以说，宋诗特以它的细微而见深广。趋平，求奇，复古，诗歌流派固有不同，但以对生活不同的体验与感受从事创造，则有共通。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两宋仍多在诗歌中完成，诗的世界里，生活中的细节，便总是被满新绿。所谓“作文不欲如组绣，欲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荣”（注：陈傅良《送陈益之架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四十七册，第29230页。本文所引宋诗，均据此本，以下只注明册数、页数。），宋人在诗中早已道得亲切。
　　茶事只是社会生活之一端，但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里检阅其详，却不能不惊讶于它的丰富。茶事中的细微末节（注：两宋茶诗，颇存茶事之细节，后人或讥其琐碎，如《瀛奎律髓》卷十八“茶类”录丁谓诗《煎茶》，纪昀评曰：“细碎敷衍，未见佳处。”丁晋公此作，以诗论，自不属上乘，然“自绕风炉立”、“铛新味更全”，咏煎茶甚切，虽是“敷衍”题目，却也敷衍得好。），在茶诗中原是有情，有境，有性灵；饮茶方式的选择，也每每显示着饮者的气度和风神。而茶事中曾经讨论过的若干问题，在通检两宋诗词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得出一二新解？谨作此尝试。
　　一　分茶
　　对于分茶的解释，有几种不同意见。1958年版，《宋诗选注》释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以为“分”就是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谓“鉴辨”。蒋礼鸿先生则以《“分茶”小记》为题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分茶有二解，其一，为酒菜店或面食店；其一，指用沸水（汤）冲（注）茶，使茶乳幻变成图形或字迹（注：《蒋礼鸿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册，第393-395页。）。许政扬先生在《宋元小说戏曲语释》“分茶”条中也提出详细意见，结论是：“分茶”就是烹茶、煎茶（注：《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33页。）。1982年版《宋诗选注》摒弃旧释，曰：“‘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诗文笔记里常常说起，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载蔡京《延福宫曲宴记》，杨万里《诚斋集》卷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宋徽宗《大观茶论》也有描写，黄遵宪《日本国志·物产志》自注说日本‘点茶’即‘同宋人之法’：‘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筅击拂’云云，可以参观。”此外，今人《剑南诗稿校注》卷十二《疏山东堂昼眠》下释分茶曰：“分茶，宋人泡茶之一种方法，即以开水注入茶碗之技术。杨诚斋《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云云，可想像其情况。”（注：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64页。）又，今人《陈与义集校笺》在《和周绍祖分茶》诗下，引证亦详，末云：“分茶一辞，宋人无释，各种茶谱亦不载”，“据各家所咏或记载，盖以茶匙（茶谱云：茶匙要重，击拂有力）取茶（汤）注盏中，为分茶也。简斋此诗云‘小杓勿辞满’，当即以茶匙击拂之意”（注：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诸家之释，以1982年版《宋诗选注》为近实。不过，若求详实与确切，则仍嫌不足。此为其书体例所限，不烦苛求。
　　分茶之意究意如何，须从唐宋饮茶法以及期间发生的变化说起。
　　唐宋时代的饮茶，乃茶末与茶汤同饮，饮后不留余滓。至于烹茶法，元明以前，可大别为二：其一煎茶，其一点茶。煎茶盛行于唐，陆羽《茶经》载其法最详；两宋盛行点茶，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乃点茶法经典（注：以下引《茶经》、《茶录》，均据百川学海本，个别字句据他本校改；《大观茶论》，据《说郛》宛委山堂本。）。当然点茶盛行的同时，传统的煎茶之习也未少衰，不过依茶品、时地、饮茶之人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式。
　　煎茶所用之器，两宋为风炉和有长柄与短流的茶铫；点茶，则以燎炉和有把手与长流的汤瓶。煎茶与点茶，皆须煎汤亦即煎水。前者煎汤于茶铫，后者煎汤于汤瓶。汤至火候恰好之际，若煎茶，则将细碾且细罗之后的茶末投入滚汤。若点茶，此前便须炙盏，《茶录》所谓“凡欲点茶，先须*[左火右劦]盏令热，冷则茶不浮”。嗣后以小勺舀取茶末，在盏中调作膏状，于时以汤瓶冲点，边冲点边以竹制的茶筅或银制的茶匙在盏中回环搅动，即所谓“击拂”。点茶需要技巧，又以因击拂之法不同盏面泛起之乳花不同而有各种名目，自第一汤至第七汤而各有不同（注：《大观茶论·点》。以“七”为数，应即由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惠新茶》而来。“七碗”在两宋茶诗中也常常用作茶的代称。）。
　　点茶尤重盏面浮起之乳花。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录蔡京《保和殿曲燕》云：“赐花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浮花盈面。”又引其《延福宫曲宴记》云：“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上”，徽宗也，“疏星淡月”云云，即见于他的《大观茶论》（注：《大观茶论·点》云注汤时，“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　），王安中《临江仙·和梁才甫茶词》“延和行对台臣。宫瓯浮雪乳花匀”（注：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二册，第751页。本文所引宋词，均据此本，以下只注明书名和册数、页数。），亦咏其事。只事烹茶重乳花，却不自点茶始，陆羽《茶经》讲述煎茶法时已叙述得详细。《茶经》卷下“五之煮”：
　　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如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荈赋》所谓“焕如积雪，烨若春*[上艹下敷]”有之。（注：《艺文类聚》卷八十二，杜育《荈赋》：“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如春敷。”）
　　又同书“七之事”引《桐君录》云：
　　茗有饽，饮之宜人。
　　不过唐代之煎茶，乃茶在釜中煎好，然后分酌入盏，陆羽虽云“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然而分酌之际，总难免稍坏浮花。两宋之点茶，则无此虞。北宋张扩《均茶》所以云：“密云惊散阿香雷，坐客分尝雪一杯。可是陈平长割肉，全胜管仲自分财。”（注：第二十四册，第16092页。）乳花在两宋且颇多俗名与雅称，曰云，曰云脚（注：向子諲《浣溪沙》“茗碗分云微醉后，纹楸斜倚髻鬟偏”（《全宋词》第二册，第975页）。梅尧臣《宋著作寄凤茶》“云脚俗所珍，鸟觜夸仍众”（第五册，第2788页）；又《谢人惠茶》“以酪为奴名价重，将云比脚味甘回”（第五册，第2980页）；陈东《茶》（一作《索友人春茗》）“偏爱君家碧（一作白）玉盘，建溪云脚未尝干。书生自恨无金换，聊以诗章乞数团”（第二十九册，第18749页）。），曰花，曰乳花、玉花、琼花、雪瓯花，或仍依《茶经》称枣花（注：林逋《尝茶次寄越僧灵皎》“瓶悬金粉师应有，筯点琼花我自珍”（第二册，第1225页）；葛胜仲《谢太守惠茶》“破看鲜馥欺瑶草，煮验漂浮漾枣花”（第二十四册，第15662页）。）。而此际所重，又不仅在于乳花，更在乳花泛盏之久，此即谓之“咬盏”。《大观茶论》：“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梅尧臣《次韵和再拜》句有：“烹新斗硬要咬盏，不同饮酒争画蛇。从揉至碾用尽力，只取胜负相笑呀。”（注：第五册，第3262页。）所谓“次韵”，乃次欧阳修韵，原唱《尝新茶呈圣俞》句有“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注：第六册，第3646页。）。又释德洪《空印以新茶见饷》“要看雪乳急停筅，旋碾玉尘深注汤”（注：第二十三册，第15244页。），《无学点茶乞诗》“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注：第二十三册，第15167页。）；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欲知奇品冠坤珍，须观乳面啮瓯唇。汤深不散方验真，侧瓶习瀑垂岩绅”（注：第二十九册，第18846页。），等等，皆其例。
　　咬盏与否，茶品之优劣是其要（注：苏轼《西江月·茶词》“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全宋词》第一册，第284页），傅干注：“云腴、花乳，茶之佳品如此。”（宋《傅干注坡词》卷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其次则在于击拂，郭祥正“急手轻调北苑茶，未收云雾乳成花”（注：《城东延福禅院避署五首》，第十三册，第8982页。）是也。击拂之器为茶筅或茶匙。毛滂《谢人分寄密云大小团》“旧闻作匙用黄金，击拂要须金有力”（注：第二十一册，第14095页。）；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石瓶煎汤银梗打，粟粒铺面人惊嗟”（注：第五册，第3262页。），银梗，茶匙也，粟粒铺面则是第三汤点茶，盏面所现之象（注：《大观茶论·点》。）。《大观茶论》有专条说茶筅，两宋诗词也有专咏茶筅之作，而以元谢宗可《咏物诗》中的《茶筅》最为传神：“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缕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牙。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应不负玉川家。”（注：顾嗣立《元诗选》戊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01页。）虽咏茶筅，而点茶之要在其中。“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实为击拂要领，所谓纤毫尽力，便是意在使盏面起乳花。《大观茶论》“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二者所言角度不同，其意一也。
点茶如此，分茶如何？其实所谓“分茶”，除蒋礼鸿先生所揭第一义外，两宋通常皆指点茶，或曰分茶即点茶之别称。王安中《进和御制芸馆二诗》“风好知从宫扇动，茶香宜入御瓯分”（注：第二十四册，第15978页。）；虞俦《和孙尉登空翠堂鼓琴酌茗有怀冷令二首》“巧分茗碗消磨睡，静拂琴徽断送愁”（注：第四十六册，第28496页。）；晃补之《和答曾敬之秘书见招能赋堂烹茶二首》“一碗分来百越春”（注：第十九册，第12871页。）；华岳《赠楞伽老瑛上人》“拂床展卷呈诗稿，炙盏分茶当酒杯”（注：第五十五册，第34408页。）；又吴文英《望江南·茶》“玉纤分处露花香”（注：《全宋词》第四册，第2897页。），王千秋《风流子》“卷茵停舞，侧火分茶。笑盈盈，溅汤温翠碗，折印启湘纱。玉笋缓摇，云头初起，竹龙停战，雨脚微斜”（注：《全宋词》第三册，第1466页。），由诗词中的形容，可知其“分”与“分茶”，皆指点茶。不过偶然也有专指，这时所谓“分茶”，便是点茶法中特有的一种技巧，对此，诗也描写分明。仅举诸家称引较多的三例。
　　例一，陈简斋《和周绍祖分茶》：
　　竹影满幽窗，欲出腰髀懒。何以同岁暮，共此晴云枕。摩挲蛰雷腹，自笑计常短。异时分忧虞，小杓勿辞满。
　　晴云，自指点茶时盏面浮起的乳花，简斋别有诗云“收杯未要忙，再试晴天云”（注：《陪诸公登南楼啜新茶家弟出建除体诗诸公既和余因次韵》，第三十一册，第19486页。），亦此。末联之“分”，却是义取双关。如前所述，两宋之分茶，原从点茶而来，与煎茶不同，点茶乃预分茶末、调膏盏中，然后一一冲点，此即所谓“分”意之一。小杓，舀取茶末之器也（注：取水之器，也有小杓之称，苏轼《汲江煎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第十四册，第9567页），赵希逢《和寄范茂卿》“拣芽雀舌乍辞枝，小杓分江欲试时”（第六十二册，第38927页），皆其例；然各从诗题，各有语境，不容混淆也。），诗乃借以拟喻分忧。
　　例二，陆放翁《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诗之“分茶”，点茶也。放翁《疏山东堂昼眠》“吾儿解原梦，为我转云团”，句下自注云：“是日约子分茶。”约，名子约，放翁第五子。“转云团”，点茶之击拂也。而细乳分茶，放翁诗中原不止一见，如“觉来隐几日初午，碾就壑源分细乳”（注：第三十九册，第24520页。），如“墨试小螺看斗砚，茶分细乳玩毫杯”（注：第四十册，第25081页。）。毫杯，兔毫盏也，以其色深而衬得乳花分明，特为宋人所爱。项安世“自瀹霜毫爱乳花”（注：《以琴高鱼茶芽送范蜀州》，第四十四册，第27415页。霜毫，同兔毫。），适可与陆诗对观。可知此诗之“玩”与彼诗之“戏”意同。不过北宋韩驹有诗题作《六月二十一日子文待制见访热甚追忆馆中纳凉故事漫成一首》，诗云：“汉阁西头千步廊，与君长夏对胡床。阴阴桧色连宫草，寂寂棋声度苑墙。细乳分茶纹簟冷，明珠擘芡小荷香。身今老病投炎瘴，最忆冰盘贮蔗浆。”（注：第二十五册，第16630页。）陆诗或即由韩作脱胎。
　　例三，诚斋《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着善幻。纷如劈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当响答。紫薇山人乌角巾，唤我起看清风生。京尘满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汉鼎难调要公理，策勋茗碗非公事。不如回施与寒儒，归续茶经传纳子。（注：第四十二册，第26085页。）
　　杨诗之前，记述如此之艺者，有托名陶谷的《清异录》（注：《清异录》非出陶谷之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国维《庚辛之间读书记》旨论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撮录各家之说，而以王说为是，见卷十九《子部》九。），其《茗荈》之部“生成盏”条：“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成一绝句，泛乎汤表。”又同部“茶百戏”：“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注：《清异录》卷下，惜阴轩丛书本。）杨诗所谓“屋漏法”，亦见于《清异录》，即“漏影春”条所记。此乃点茶法运用至妙之戏。不过戏成而“须臾即就散灭”，陈棣诗所以曰“急景岂容留石火，余香何处认空花”（注：《次韵王有之主簿》，第三十五册，第22032页。）。或曰“茶叶溶质在水中扩散成花草图案，是由于饮茶者在茶溶解过程中以羹匙类食器搅动所致”（注：戴念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不过这里的“饮茶者”当易作“点茶者”，“食器”当易作“茶器”。至于烹茶之际盏面乳花蒙茸，尚与茶的加工过程有关。放翁《入蜀记》记其经镇江，“赴蔡守饭于丹阳楼”，“蔡自点茶颇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宁人，云：‘建茶旧杂以米粉，复更以薯蓣，两年来，又更以楮芽，与茶味颇相入，且多乳，惟过梅则无复气味矣。非精识者，未易察也。’”（注：《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五册，第2412页。）此言之最切。《大观茶论》说点茶，曰“量茶受汤，调如融胶”，茶而能够“调如融胶”，即因经过加工的茶饼，其中掺入米粉、薯蓣、楮芽之类。
　　点茶之别称，尚有泼茶与试茶。孔平仲《会食》“泼茶旋煎汤，就火自烘盏”（注：第十六册，第10845页。），王庭珪《次韵刘英臣早春见过二绝句》“客来清坐不饮酒，旋破龙团泼乳花”（注：第二十五册，第16843页。）；又廖刚《次韵卢骏给事试茶》“蟹眼翻云连色起，兔毫扶雪带香浮”（注：第二十三册，第15409页。），卢襄《玉虹亭试茶》“试遣茶瓯作花乳，从教两腋起清风”（注：第二十四册，第16220页。），陆游《试茶》“苍爪初惊鹰脱*[左韦右冓]，得汤已见玉花浮”（注：第三十九册，第24385页。），皆其例。而所谓“烹茶”，则是总称，煎茶抑或点茶，皆可谓之烹茶。



　 两宋茶诗与茶事（2）“斗茶”


二　斗茶
（注：刘昭瑞《宋代的“斗茶”艺术》（《文史》第三十二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7-323页）对斗茶的方式以及所用之器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不过其中的若干意见似有可商；至于以卢骏元诗“清风两腋为渠生”为“人们操茶筅击拂茶汤时，肘臂张合，似有清风自腋下生”（第320页），则误之甚矣。）
　　两宋茶事，今人通常推斗茶为第一，且以为此是宋代风气。其实不然。
　　若考斗茶之源，可溯至唐代。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注：《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第5027页。）茶山即湖州顾渚山，其地出茶名紫笋，常州义兴所产为阳羡，唐代均列作贡品，而两地邻壤相接，每造茶时，两州刺史亲至其处，因有如此之隆重。“紫笋齐尝各斗新”，便是品第高下的试茶情景，可知斗茶风气正始于贡新，当然它与宋代的斗茶并不相同。
　　两宋斗茶，述之最详且最早者，为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章岷，建州浦城人，《全宋诗》收其作六首，然《斗茶歌》原唱不见（注：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五：“岷，浦城人，举进士，与范仲淹同赋《斗茶歌》，岷诗先就，仲淹览之曰：此诗真可压倒元、白。”），不过宋人的斗茶情景，从和诗中仍能觑得真切：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牙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雷涛起。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蒲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于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歌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注：第三册，第1868页。“露牙错落一番荣”句，“牙”一作“芽”。）
　　诗不惟记斗茶，几采茶、焙茶、制茶，一应之茶故事，亦无不“巧欲形容”（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一批评此诗“排比故实，巧欲形容，宛成有韵之文”。诗以赋笔载录一时之事，形容尽致，实别有令人可喜处。）。“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述斗茶缘起很是明白。与范仲淹大抵同时的蔡襄作《茶录》，所述正与之相合。其《后序》云：“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屡承天问以建安贡茶并所以试茶之状。臣谓论茶虽禁中语，无事于密，造《茶录》二篇上进。”君谟名笔“思咏帖”亦即致冯当世书，也曾议及闽中茶事：“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唐侯即唐询，时为福建路转运使；王、游二氏皆建溪壑源产白叶茶之园户。此亦贡新之前以斗试而品第高下之证。不过建人之斗试，以蔡襄作《茶录》而传入宫廷，至徽宗朝，更于稀和贵中取其精和巧，因成一种精致的宫廷茶戏。
　　斗茶无他法，点茶而已。蔡襄《茶录·点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建人谓之云脚、粥面）。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之，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是有云脚、无水痕，为斗茶之要，林希逸咏庐山新茗“云脚似浮庐瀑雪，水痕堪斗建溪春”（注：《用珍字韵谢吴帅分惠乃弟山泉所寄庐山新茗一首》，第五十九册，第37250页。希逸闽人，故以庐山茶比之建溪茗。），可为“云脚”、“水痕”之释。所谓“粥面”，如前所述，建人制茶饼，每在其中添加富含淀粉之物，点作茶汤，便略如粥之内凝，时人因常常把茶称作“茗粥”。如“橘柚耀金苞，枪旗资茗粥”（注：郏亶《太仓隆福寺创观音院以诗百韵寄妙观大师且呈乡中诸亲旧》，第十五册，第9768页。）；“更恨老年难得睡，因君茗粥恨无涯”（注：晃说之《高二承宣以长句饷新茶辄次韵为谢》，第二十一册，第13815页。）；“不辞浓似粥，少待细于尘”（注：曾几《尝建茗二首》，第二十九册，第18541页。），等等。梅尧臣《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拟》“细泻谷帘珠颗露，打成寒食杏花饧”（注：第四十二册，第26323页。此诗又见陈仲谔名下，题作《送新茶李圣俞郎中》（第三十八册，第24214页）。仲谔，即杨诗题中之陈蹇叔，此诗当属杨。），则更为形象，苏轼诗“闽俗竞传夸，丰腴面如粥”（注：苏试《寄周安孺茶》，第十四册，第9328页。），亦可与之同观。至于“一水、两水”，语出民间，源自建人的制茶工序（注：宋赵汝砺《北苑别录》“研茶”条：“研茶之具，以柯为杵，以瓦为盆。分团酌水，亦皆有数，上而胜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拣芽之水六，小龙凤四，大龙凤二，其余皆以十二焉。自十二水以上，日研一团，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团至七团。”其后“纲次”条详列纲目，且一一标明水次、火次，如“细色第三纲”：“白茶：水芽，十六水，七宿火”，“御苑玉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等等。旧按引《建安志》云：“水取其多，则研夫力胜而色白。”（丛书集成初编本）可知水次乃表明加工的程度，即水次多而工愈细，故特标明，以别品级。），斗试之时，遂借来评定胜负之差。此语很是新奇，宋人咏茶诗词便总喜欢用来作茶故事。如王珪《和公仪饮茶》“云叠乱花争一水，凤团双影贡先春”（注：第九册，第5982页。“云叠乱花争一水”句下自注：“闽中斗茶争一水。”）；曾巩《蹇磻翁寄新茶二首》“贡时天上双龙去，斗处人间一水争”（注：第八册，第5600页。）；李处权《谢养源惠茶兼陪士特清啜》“灵芽动是连城价，妙手才争一水功”（注：第三十二册，第20422页。）；又苏轼《行香子·茶词》“斗赢一水，功敌千钟”（注：《全宋词》第一册，第302页。）。
　　徽宗时宫廷斗茶，实即比试点茶技巧，茶品佳好，水品亦然，自是前提。斗茶所较，仍是盏面乳花，“咬盏”与否，便是斗茶的胜负规则。徽宗《宣和宫词》：“上春精择建溪芽，携向芸窗力斗茶。点处未容分品格，捧瓯相近比琼花。”（注：第二十六册，第17048页。）道士张继先《恒甫以新茶战胜因咏歌之》：“人言青白胜黄白，子有新芽赛旧芽。龙舌急收金鼎火，羽衣争认雪瓯花。逢瀛高驾应须发，分武微芳不足夸。更重主公能事者，蔡君须入陆生家。”（注：第二十册，第13519页。“羽衣”，指道士。）可见斗茶之一般。“捧瓯相近比琼花”，“羽衣争认雪瓯花”，以乳花较胜负也。斗茶且专有其品，北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茶名”条：“一曰白叶茶，民间大重，出于近岁，园焙时有之”，“芽叶如纸，民间以为茶瑞，取其第一者为斗茶，而气味殊薄，非食茶之比”（注：百川学海本。）。又建安黄儒《品茶要录》：“茶之精绝者曰斗，曰亚斗”，“茶芽，斗品虽最上，园户或止一株，盖天材间有特异，非能皆然也”；“其造，一火曰斗，二火曰亚斗，不过十数銙而已”（注：《说郛》宛委山堂本。）。所产既少，品又极珍，自然名重价高。梅尧臣《王仲仪寄斗茶》“白乳叶家春，铢两值钱万”（注：第五册，第2905页。），并非夸饰之辞。叶家，建溪壑源茶户，斗茶出其园中也，曾巩《方推官寄新茶》“壑源诸叶品尤新”（注：第八册，第5599页。），亦此。
　　斗茶既如此名贵，其时便又常以之作为极品茶的别称，斗茶已经衰歇的时候，尤其如此。陆游《晨雨》“青云腴开斗茗，翠罂玉液取寒泉”（注：第三十九册，第24349页。）；范成大《题张氏新亭》“烦将炼火炊香饭，更引长泉煮斗茶”（注：第四十一册，第25777页。又南宋袁说友《斗茶》：“截玉夸私斗，烹泉测嫩汤。稍堪肤寸舌，一洗苋藜肠。千枕消魔障，春芽敌剑铓。年年较新品，身老玉瓯尝。”（第四十八册，第29914页）所咏亦为茶，“私斗”，应指建安外焙所产之斗品。说友，建安人。），是其例。
　　斗茶的风习，始于宋初，徽宗朝为盛，南渡以后，即已衰歇（注：此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也大致相当，见顾文璧《建窑“供御”、“进盏”的年代问题》，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六集（1983年）。），因此它范围其实很小，时间也不很长，且文人无与焉。明人王世贞于此尚见得明白，所谓“斗茶中贵好”（注：《弇州四部稿》卷二十九《再从诸公饮陈常侍别墅》。），是也。斗茶盛日，诗人于此本多有微辞。苏轼《荔枝叹》是其著例（注：第十四册，第9516页。）。又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注：第二十一册，第14295页。）；晃冲之《陆元钧（宰）寄日注茶》“君家季疵真祸首，毁论徒劳世仍重。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注：第二十一册，第13868页。），等等，虽非专为斗茶而发，却亦有激于当时。晃诗拉来陆羽，只是要借《毁茶论》的题目，“风俗移人可深痛”，则痛切之辞也。
　　附带论及今人讲斗茶而征引最多的《斗茶记》。文不很长，不妨照录如下：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盖尝以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贵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贫贱究厄流离迁徙之中或偶然获焉。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良不虚也。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而近世欧阳少师作《龙茶录序》，称嘉祐七年亲享明堂，致斋之夕，始以小团分赐二府，人给一饼，不敢碾试，至今藏之。时熙宁元年也。吾闻茶不问团铤，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宁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阅三朝，而赐茶犹在，此岂复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龙塘无数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为不减清远峡。而海道趋建安不数日可至，故每岁新茶不过三月至矣。罪戾之余，上宽不诛，得与诸公从容谈笑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时之适，虽在田野，孰与烹数千里之泉，浇七年之赐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欤。夫耕凿食息，终日蒙福而不知为之者，直愚民耳，岂吾辈谓耶。是宜有所纪述，以无忘在上者之泽云。
　　此是唐庚贬谪惠州时作，见《眉山文集》卷二。同卷有《寄傲斋记》，云：“吾谪居惠州，扫一室于所居之南，号寄傲斋。”“寄傲”，原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取意。此文却是借茶事以浇胸中块垒。其时斗茶本有专指，品茶，则鲜以“斗茶”为称。《斗茶记》，品茶也，“斗茶”二字却是特地借来，意在非之。因此它并不是斗茶之别派，而是为天下士人饮茶说法，所谓“为世外淡泊之好，以此高韵辅精理者”也（注：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苏试文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五册，第2067页。语本论黄著，但移之以评《斗茶记》，也很恰当。），正如同陆羽《茶经》中的“九之略”。
　　对饮茶清雅之韵的追求，陆羽已开其端，两宋则蔚成茶诗中的胜境。“潏潏药泉来石窦，霏霏茶蔼出松梢”，“阁掩茶烟晚，廊回雪溜清”（注：《湖山小隐二首》，第二册，第1208页；《寄思齐上人》，第二册，第1201页。），林和靖的清辞丽句始终润泽着茶诗中的一脉清气。“置邮纵可走千里，不如一掬清且鲜。人生适意在所便，物各有产尽随天”（注：蒲寿宬《登北山真武观试泉》，第六十八册，第42761页。），《斗茶记》的同调在两宋茶诗中不胜枚举。若谓茶诗与茶事中特有诗人之境，则“淡如秋水净，浓比夏云奇”（注：王谌《题诗僧亚愚眉白集》，第六十二册，第38812页。），适可移来为之品题。此一时代酿就的气韵与风致，绵延至明更成大观，饮茶方式的改变，且使茶之清为愈。而宫廷斗茶虽然有着无所不在的精微妙致，但相去饮茶的秋水夏云之韵，却何止“一水、两水”。衰歇既速，它便只是成为茶故事，而终于与茶无关了。


　 两宋茶诗与茶事（3）

“点茶与点汤”

扬之水

三　点茶与点汤
　　点茶与点汤成为朝廷官场待下之礼，多见于宋人笔记，王国维《茶汤遣客之俗》已有考证，云：“今世官场，客至设茶而不饭，至主人延客茶，则仆从一声呼送客矣，此风自宋已然，但用汤不用茶耳。”（注：《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又薛瑞兆《元杂剧中的“点汤”》，亦论及宋代情景，认为：“设茶点汤的礼节盛行于宋，并流传到北方的辽金，只是次序更改为‘先汤后茶’（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这也许是清代端茶送客的始由。但是，这种礼节在当时就已发展到虚伪不堪的地步。宋袁文《瓮中闲评》卷六：‘古人客来点茶，客罢点汤，此常礼也。近世则不然，客至点茶与汤，客主皆虚盏，已极好笑。’”（注：《文史》第二十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按《瓮中闲评》应为《瓮牖闲评》；“客罢点汤”应为“茶罢点汤”。）
　　客至点茶，送客点汤，两宋固有此礼，即如观堂所论（注：尚有若干宋人记述可为补充，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一：“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然而当日似未成定制。上接下，事毕点茶，时见于诗词。王仲修《宫词》：“迩英新殿在西厢，圣代隆儒过汉唐。讲罢赐茶班退后，槐盘龙影下修廊。”（注：第十五册，第10201页。）赵鼎《好事近·倅车还阙，分得茶词》：“兰烛画堂深，歌吹已终瑶席。碾破密云金缕，送蓬莱归客。看看宣诏未央宫，草诏侍宸极。拜赐一杯甘露，泛天边春色。”（注：《全宋词》第二册，第942页。）此是北宋情景（注：杨万里《诚斋诗话》记蜀人李珪所言东坡佚事云：“东坡谈笑善谑，过润州，太守高会以飨之。饮散，诸妓歌鲁直《茶词》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诸妓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宾客一笑而散。”亦以茶送客之例。）。周必大《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绿槐夹道集昏鸦，敕使催宣坐赐茶。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上紫薇花。”（注：第四十三册，第26726页。）其《淳熙玉堂杂记》卷中，记宣入选德殿草诏日，“宣坐赐茶，饮讫，再拜而退”；卷下也说到，宣召日，“将退，黄门赞云‘宣坐赐茶’”。此是南宋情景。均可为证。
　　宋词所咏，且又有别一番情景。毛滂《西江月·侑茶词》：
　　席上芙蓉待暖，花间騕还嘶。劝君不醉且无归。归去因谁惜醉。汤点瓶心未老，乳堆盏面初肥。留连能得几多时。两腋清风唤起。（注：《全宋词》第二册，第680页。）
　　朱敦儒《好事近》：
　　绿泛一瓯云，留住欲飞胡蝶。相对夜深花下，洗萧萧风月。从容言笑醉还醒，争忍便轻别。只愿主人留客，更重斟金叶。（注：《全宋词》第二册，第854页。）
　　刘过《临江仙·茶词》：
　　红袖扶来聊促膝，龙团共破春温。高标终是绝尘氛。两箱留烛影，一水试云痕。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离情凄咽更休论。银鞍和月载，金碾为谁分。（注：《全宋词》第三册，第2152页。）
　　曹冠《朝中措·汤》：
　　更阑月影转瑶台。歌舞下香阶。洞府归云缥缈，主宾清兴徘徊。汤斟崖蜜，香浮瑞露，风味方回。投辖高情无厌，抱琴明日重来。（注：《全宋词》第三册，第1534页。）
　　吕本中《西江月·熟水词》：
　　酒罢悠扬醉兴，茶烹唤起醒魂。却嫌仙剂点甘辛。冲破龙团气韵。金鼎清泉乍泻，香沉微惜芳薰。玉人歌断恨轻分。欢意厌厌未尽。（注：《全宋词》第二册，第936页。）
　　“绿泛一瓯云”，茶也。熟水，虽细论本与汤有别，（注：《新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汤与熟水的制法乃分立两目，见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朝鲜刻本。），但也不妨以汤为称，钱时《夜索熟水甘甚》，句云“呼童夜半一杯汤”（注：第五十五册，第34321页。），可证。茶与汤，皆为醒酒，点茶与点汤，均是送客之仪，而此中颇寓惜别之意，因有歌者当筵歌唱侑饮之词，以寄别情。词便常常由坐中骚客代作，黄庭坚《定风波》小序云“客有两新鬟善歌者，请作送汤曲”（注：《全宋词》第一册，第403页。又曾季貍《艇斋诗话》：“予家空青喜晏元献词：‘可惜月明风露，长在人归后。’每作郡处燕客，多令歌者以此为汤词，亦取其说得客散后风景佳故也。”），即此。
　　点茶与点汤，又或者意在留客，此际它便成为收拾酒席，再入舞筵的一个过渡。史浩《如梦令》：
　　一笑尊前相语。莫遣良辰虚度。饮兴正浓时，兔碗聊分春露。留住。留住。催办后筵歌舞。（注：《全宋词》第二册，第1284页。）
　　若茶、汤俱备，即点茶之后，继以点汤，则为礼之周者（注：此与官场习俗相同。朱ｙ彧《萍洲可谈》卷一：“宰相礼绝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则坐，选人立白事；见于私第，虽选人亦坐，盖客礼也。唯两制以上点茶汤，入脚床子，寒月有火炉，暑月有扇，谓之‘事事有’，庶官只点茶，谓之‘事事无’。”）。程垓《朝中措·汤词》：
　　龙团分罢觉芳滋。歌彻碧云词。翠袖且留纤玉，沉香载捧冰垍。一声轻唱，半瓯轻啜，愁绪如丝。记取临分余味，图教归后相思。（注：《全宋词》第三册，第1999页。）
　　“龙团”，茶；“分”，点茶也。冰垍，指瓷盏；“沉香”，这里代指汤。周紫芝《摊破浣溪沙·汤词》“凤饼未残云脚乳，水沉催注玉花瓷”（注：《全宋词》第二册，第873页。），与此情景相同。
　　汤之品不一。柏叶，紫苏，白豆蔻，罂粟实，金樱子，诃梨勒，余甘子，或研或捣，或窨或蒸，稍入沉、麝，复调以蜜，便皆可用作点汤（注：如《新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品汤”条所列“温枣汤”方：“大枣（一斤，去核，用水五升熬汁），蜜，生姜汁”，“将三味调停和美，再入银石器内，令稀稠得所，入麝香少许，每盏抄一大匙，沸汤点服。”），诗中词中均曾咏及。吴文英《杏花天·咏汤》：
　　蛮姜豆蔻相思味，算却在、春风舌底。江清爱与消残醉。憔悴文园病起。停嘶骑、歌眉送意。记晓色、东城梦里。紫檀晕浅香波细。肠断垂杨小市。（注：《全宋词》第四册，第2933页。）
　　词从梦窗笔底流出，自多婉约之致，而点汤之意，此词所咏，最为淋漓。
　　总之，由两宋词作所见，客至点茶，送客点汤，其时尚未有成规。送客留别，点茶，点汤，均可。而礼节中原有的情意，也始终未曾失去。至于袁文的《瓮牖闲评》，原书明代已佚，今所见，乃后人辑佚成编。而袁文是北宋末南宋初年间人，所谓“客至点茶与汤，客主皆虚盏”，却非当日一般情景，此则或非其作，亦未可知。



　 茶香四溢满红楼(1)

──《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

胡文彬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的文明古国。
　　据茶史专家们考证，相传远在四千七百多年前的神农氏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现茶的药用价值，即“神农尝百草”之说。后来，茶叶逐渐演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饮料，故有“粗茶淡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醋茶”之俗语。今天，茶已成为“国饮”，可见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也非常密切。
　　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是从品茗饮茶开始的。早在唐宋时代之前，茶已成为文人学者的描写对象，诸如借茶写人事，抒发感慨，坦露人生。因此，今天我们不仅可以读到茶圣陆羽的名著《茶经》[1]而且还可以读到如唐代杜甫，宋代苏东坡，元代耶律楚材，明代徐渭等著名诗词宗师们的咏茶佳什。仔细翻阅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茶还是绘画家、音乐舞蹈家，乃至宗教文化中的永盛不衰的重要题材。小说的兴起，为茶文化的发展，又增添了新的一章。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也是研究和了解中国十八世纪中叶的风俗画卷。因此，今天我们不论从文化学角度，还是从纯文学艺术的角度，抑或从茶文化史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探讨一下《红楼梦》中所反映的茶文化，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一　焙茗：一个与茶史有关的小人物
　　人们常称《红楼梦》为“奇书”、“迷书”、“百科全书”，这均非戏语。就以小说所写的几百个人物的命名来说，就别具一格。今天当我们来探讨《红楼梦》中的茶文化的时候，很自然地首先想到了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贾宝玉身边那个刁钻古怪的小厮──焙茗。
　　“焙茗”，这个名字初见于小说的第9回，本称“茗烟”，直到了第24回方改为“焙茗”。可是，第34回之后，到了第39回时又忽然改为茗烟。这究竟是版本问题呢？还是曹雪芹的疏忽？让红学专家们去考证好了。我这里只想说，将“茗烟”改为“焙茗”是对的。小说第24回写宝玉身边共有五个小厮，一曰焙茗、二曰引泉、三曰扫花、四曰挑云、五曰伴鹤。后来几个小厮的名字不见了，只剩了“焙茗”了。这五个小厮的名字都很雅致，有茗、泉、花、云、鹤，非曹雪芹又有谁能想得如此之妙呢？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五个人名字中──焙、引、扫、挑、伴，都是“动词”。显然这不是随便用的。联想到《红楼梦》中所写的丫鬟以琴棋书画命名，可见写小厮有泉、花、云、鹤，不能缺“茶”──“茗”的。而“焙”字，那是茶道中不能省去的，而把“焙”与“茗”合作一人名，则与前四位小厮的名字就谐合。因为“茗烟”虽是有出典，但是《红楼梦》中根本没有在“烟”字上作什么特殊的描写和渲染。因此，我认为曹雪芹改茗烟为焙茗，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焙茗”这个名字与饮茶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这只要懂得一点茶文化史的知识就清楚了。茶，古书上所载其名很多，诸如荈、蔎、葭萌、荈诧、槚、茶、茗，这可能与地域不同、方言有别有关。唐代始将“荼”字去一笔，定为“茶”字。“茗”字出现比“茶”字晚些，唐宋人说茶树上的叶子“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茶与茗并列流传于后世，至今一些文人雅士仍然称茶为茗，特别是在书画家和诗词中用茗者甚多。
　　茗，南方人对茶的较早称号，吴国人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有云：“蜀作茶，吴人作茗。”茗的别名又作“荈”，东晋左思《娇女》诗：“心为茶荈据，吹嘘对鼎*[左金右历]”，这是“茶茗”连称。后世上层社会里多称饮茶为“品茗”、“茗饮”，可见“茗”即是“茶”。
　　再说“焙”。在制茶工艺中，有采、蒸、捣、拍、焙、穿、封等七道工序。据陆羽《茶经》所记，焙就是烘焙茶饼的意思。通过“焙”把茶叶中的水分去掉，得到干茶。唐代皮日休有《茶焙》[3]诗云：
　　凿彼碧岩下，恰应深二尺。
　　泥易带云根，烧难碍石脉。
　　初能燥金饼，渐见干琼液。
这是描写“焙茶”情景。在《茶舍》[4]诗中，皮日休又写道：
　　湖上汲江泉，焙前蒸紫蕨。
　　乃翁研茗后，中妇拍茶歇。
诗中的“焙”、“蒸”、“研”、“拍”，都是制茶工艺的程序。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读者大略可知“焙”与“茗”之间的关系，就不难明白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改“茗烟”为“焙茗”的原因了。
　　《红楼梦》满纸茶香，甚至无酒有茶，以茶代酒，这除与当时社会风气和家庭生活习惯、个人嗜好等原因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是茶本身所具有特殊功效。最早记载茶的药用价值的典籍是《神农本草》，其中说到茶的功效时云：“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这些记载恐怕都是“饮茶养生”之道的较早的说法。明人顾元庆在《茶谱》中谈的更系统全面，他说：
　　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清人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中亦说到茶的功用：
　　茶，微苦微甘而凉。清心神，睡醒除烦；凉肝胆，涤热消痰；肃肺胃，明目鲜温，不渴者勿饮。这些记载，毫无疑问都是人们在长期饮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们对茶的价值的认识，对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论证。科学家们在有关茶结构的报告中指出，茶叶中存在着种类繁多的化学成分，如有机化学成分中就包括“茶多酚”、“维生素”、“氨基酸”、“色素”及“脂多糖”、“咖啡碱”等化合物。它的无机化学成分，如矿质元素，包括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都是抗衰老与营养价值。这就是茶和饮茶为历代人民所喜爱，为文人学者推崇备致，形成茶文化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而明白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什么对茶的描写有如此浓厚兴趣的“理由”了。
　　茶，中华文明的象征，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注释]
[1]陆羽《茶经》：陆羽（公元733─840年，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称桑苧翁，别号东冈子、竟陵子。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于公元764年写成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初稿，后经补充订正，于公元789年正式出版，流传于世。《茶经》分上、中、下三卷，共十章，约七千余字。上卷四章，“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下卷六章，“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这部茶书总结了唐以前有关茶的丰富经验和茶文化的历史资料，为国内外茶学研究界的经典著作。
　　[2]《红楼梦》人名寓意，首先脂砚斋等人的批语，后索隐派著作多有发明，新红学考证派也多作考证。当代研究者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赵冈教授的《红楼梦人名研究》一文最为全面，其后《红楼梦学刊》等报刊也发表数篇研究文章。
　　[3]皮日休：《茶舍》，载《全唐诗》卷六一一页，中华书局版第7054页。
　　[4]皮日休：《茶舍》，同上。


　 茶香四溢满红楼(2)

──《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

胡文彬

二　贾母：“我不吃六安茶”
　　中国茶的名目繁多，千姿百态，所以民间有“茶叶学到老，茶名记不了”的俗谚。据茶史专家们的分类法，茶叶共分为六大类：即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紧压茶。一般说来，长江以南的人多喜欢饮绿茶，而北方大多数人则喜欢饮红茶和花茶（俗称香片），广东、福建一带喜欢饮乌龙茶，西南一带又喜欢饮普洱茶。这些不同的饮茶习惯，是因为地理环境不同，加之受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古人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表现在饮茶习俗上也不尽相同。
　　《红楼梦》里的贾府是京中望族，“钟鸣鼎食”、“诗礼簪缨”，对饮茶的讲究自然也不同于平民百姓之家。不要说烹茶、饮茶的用具追求奢华，以不失名门望族的身份地位，就是日常用茶的种类上也显示出贵族之家的风范。据统计，《红楼梦》全书中有273处写到的茶名就有好几种，这还不算采自放春山遣香洞的“仙茗”。如贾母不喜吃的“六安茶”、妙玉特备的“老君眉”、暹罗国进贡的“暹罗茶”、怡红院里常备的“普洱茶”（“女儿茶”）、茜雪端上的“枫露茶”、黛玉房中的“龙井茶”。此外还有多次提到的“漱口茶”、“茶泡饭”等含茶字的茶。这些茶，大体上可归于绿茶、花茶、红茶三大类中。
　　“六安茶”，首见于小说第41回“品茶栊翠庵”，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这“六安茶”属于不发酵的绿茶，产于安徽省六安县霍山地区。明人屠隆《考槃余事》中曾列出最为当时人称道的茶有六品，即“虎丘茶”、“天池茶”、“阳羡茶”、“六安茶”、“龙井茶”、“天目茶”。“六安茶”列为六品之一，以茶香醇厚而著称于世。在《红楼梦》诞生时代，“六安茶”与西湖龙井茶同属天下名茶，成为珍贵的贡茶。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朝贡类”载有“六安贡茶”之条目。
　　由此可知，有清一代“六安茶”都是以贡品而受人们重视的。但贾府的老祖宗贾母又为何不喜饮这种名贵的“六安茶”呢？究其原因，恐怕有两点：(1)生活习惯所致，贾府在北方，习惯饮花茶或红茶，而不喜饮南方的绿茶。(2)小说中有所提示，“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这位老祖宗也是饮茶高手，深解茶性，“吃了酒肉”之后油腻太重，倘若饮了绿茶容易停食、闹肚子。所以，精于茶道的妙玉在旁说“知道。这是老君眉。”意思是告诉贾母“这不是绿茶。”
　　“老君眉”，属于发酵的红茶中的一种，其品质特点是汤色深色鲜亮，香馥味浓。这是清代颇为时兴的茶叶，时人又称此茶为“寿眉”。
　　所谓“老君”者即“寿星”也。妙玉为贾母一行人备下的“老君眉”，既有茶理上“吃油腻”不宜饮绿茶的原因，同时也有恭维、讨好“老祖宗”的心理，表现了这位“槛外人”不仅擅于茶道，而且也聪明乖巧，格外招人喜爱。
　　“普洱茶”属于红茶中的一种。小说第63回“寿怡红开夜宴”，有一段写林之孝家的查夜来到怡红院，与宝玉对话中提到了“普洱茶”。据《清稗类钞》“饮食类”中“孙月泉饮普洱茶”条记载说：“醉饱后饮之，能助消化。”宝玉说“今日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玩了一会儿”，又喝“普洱茶”，就是因为它“能助消化”的缘故。这说明宝玉也是一位茶道中人。文中提到“女儿茶”，是指“普洱女儿茶”。《红楼梦》时代，宫廷和官宦大家中也很讲究饮普洱茶。清人吴振　《养生斋丛录》中记载云南端阳朝贡品中就有各种普洱茶名目，说明当时普洱茶是非常名贵的，以贾府的地位、贾宝玉的身份，饮此种茶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龙井茶”，属绿茶的一种，久负盛名。龙井为地名，属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南山地中的一个村庄，有龙井古寺，寺中有井，为龙泉井，水甘冽清凉，故以龙井泉水泡茶上好。江南人喜饮龙井茶，直到近代北方达官显贵亦喜饮龙井茶，但因其珍贵价昂，加之习俗所限，所以虽声名很高，但饮者并不普遍。《清稗类钞》“饮食类”中有“高宗饮龙井新茶”记载，说明乾隆时代，龙井茶亦为珍贵贡品，宫廷上下以饮龙井茶为最高享受。但能真正品味到其妙处者，则寥寥无几。
　　曹雪芹在江南生活过，又生于官宦之家，对龙井茶的珍贵当然知之甚详。《红楼梦》中写的“是国公爷”的后代，所以小说中写到龙井茶是很自然的事。小说第82回写贾宝玉下学回家，到潇湘馆看望林妹妹，黛玉忙吩咐丫鬟紫鹃道：“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宝黛之间的情谊是无须多叙的，宝玉下学就先到潇湘馆看妹妹，可见妹妹在他心目中的重要，自然妹妹也心领其意，用自己的“龙井茶”招待宝哥哥，从中亦可知宝哥哥在林妹妹心中的位置。作者正是在这种“节骨眼”上大作文章，既表现了宝黛之间的友情，又告诉读者这位生于江南苏州的林妹妹的饮茶习惯。
　　“枫露茶”，见于《红楼梦》第8回，贾宝玉在薛姨妈处吃了晚饭后回到自己房中，茜雪端上茶来，宝玉吃了半盏，忽然想起早上的茶来，便问：“早起沏了碗枫露茶，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这会子怎么斟上这个茶来？”从宝玉所说的话看，“枫露茶”恐怕不是绿茶，倘若是绿茶泡了一天，到了晚上才吃岂不乏味了，又怎么能饮呢？所以，这“枫露茶”当属红茶一类，否则也不会说“三四次后才出色”。曹雪芹心细如发，以“枫露”名茶，当是费了一番心思的。(1)枫，秋天霜打叶红，突出这个“枫”字，暗合“红”字，与“怡红公子”颇有关系；(2)“枫露”，自然是枫叶之“露”，而露水也只能秋天才有的，有可能指茶是秋天采集的；(3)露，即甘露，古称“天酒”，晶莹透明，味道甘冽，欲长生不老者或称神仙者渴饮甘露。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就写过：“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命人在未央宫筑高台，以玉盘取云表之露，说明“露”之珍贵无比。小说第5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境，仙姑以“千红一窟”茶款待他，并介绍道：“此茶采自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之，名曰千红一窟”。在神仙世界里，用露水烹茶，为“枫露茶”做了一个很巧妙的注解。
　　怡红公子在贾府的娇贵无须多加介绍，在老祖宗的眼睛里，他被视为“命根子”，所以他饮的茶，喝的酒，都与他人有别，无人可比。曹雪芹如此描写，是否有调侃之意，不敢妄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让贾宝玉喝“枫露茶”，绝非凭空“杜撰”出来的。
三　妙玉：“这是旧年蠲的雨水”
　　茶道讲色、香、味、器、礼，而水则是色、香、味三者的体现者。因此，自品茗饮进入人们的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之后，人们对烹茶所用的水质高低、清浊、甘苦的认识和要求就更前进了一步。唐代以降，随着以“品”为主的饮茶风尚兴起，对品茶三要素的体现者“水”，就有了专门的论述。以我所知，除陆羽的《茶经》中讲到煎茶用水和知识外，与他同时稍晚的张又新收集了不少有关煎茶用水的资料，加上刘伯刍和自己的理解，编成了一部专门讲究用水的专著《煎茶水记》，成为《茶经》的续篇。明人许次纾《茶疏》中曾写道：“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说到茶与水的关系。他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故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饮食类”中有“烹茶须先验水”之说。
　　水有多种，陆羽在《茶经》中把自然界的水分为三个类型：即“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此外还有“雪水”。但一般说来，饮茶用水多以前三种水为常见，雪水则不多见。《煎茶水记》中记载陆羽把三种类型的水又分为二十等。
　　但是刘伯刍认为煎茶水可分七个等级，比陆羽的“二十等”简略了些。不论是二十等，还是七等，都说明在茶道专家看来，煎茶的水质量是不尽相同的，所以煎出的色、香、味迥然不同。究其原因，明代田艺衡在《煮泉小品》中说出一番道理颇令人信服。他说，“鸿渐有云：‘烹茶于所产处无不佳，盖水土之宜也。’此诚妙论。”他进一步分为十部分：“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明代的熊明遇《罗芥茶记》说：“烹茶，水之功居大。”又说，“养水预置石子于瓮，不惟盖水，而白石清泉，会心亦不在远。”这些记载和诗句，都说明古人煎茶用水是十分考究的。
　　曹雪芹时代，煎茶用水也很注意。他的挚友敦敏、敦诚，因出身宗室，对茶酒都有特殊的癖好。敦诚的《四松堂集》中有许多咏茶诗作，如《蒋千之（良骐又号螺峰）编修赠六ｔ峝茶，小诗寄谢，叠前韵》。[5]诗中说到用水事。敦敏的“煎茶”诗题为《茗花》[6]，诗云：
　　骤雨潇潇已沸汤，兰芽别自蔼清芳。
　　地炉纸帐疏烟薄，活火寒泉飞雪香。
　　几片绿云凝露润，一瓯碧玉喷珠光。
　　茶经陆羽真能事，轻细相看人品尝。
　　二敦显然喜欢饮茶，且深得茶理。敦诚还有一首《偶忆西山慧云寺龙泉水，因令小奴驰骑往取一瓶，适友人惠以湖井露芽，松下煎之京复情况自怡》。[7]后来敦诚将这段“西山取水”的事，记入《鹪鹩庵笔麈》[8]，比诗中所云更详细。因此，我相信曹雪芹的茶道知识不仅来自书本、来自家庭，恐怕也有来自朋友之处，只不过他更富于创造，使茶道在他的笔下更加五彩缤纷，更加艺术化、形象化罢了。
　　《红楼梦》中写到煎茶用水的情节，小说有三回书写到过：(1)用“旧年蠲的雨水”；(2)特意收集来的“雪水”。曹雪芹虽没有就用水问题大发议论，但通过妙玉之口说出，颇是强调了水的来源。请看第41回：
　　贾母接了，因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　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
　　用“雨水煎茶”还见于第111回，妙玉到四小姐惜春处，她见惜春可怜而留住，边下棋边饮茶，也是用雨水煎茶。
　　用“雪水”煎茶，《红楼梦》中也写到两处，一是第23回宝玉写了春夏秋冬季即事诗，其中《冬夜即事》诗云“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说明用“新雪”水来烹茶。第二处仍是第41回，是妙玉论茶道最精彩的一段文字：
　　……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蠲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天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
　　至此，读者或许要问：曹雪芹为什么在《红楼梦》里要花费这么多笔墨特写“雨水”和“雪水”呢？其实，这绝不是曹雪芹故弄玄妙，“杜撰”什么新奇故事。古人用“雨水”、“雪水”煎茶，不乏其例。唐人陆龟蒙在《煮茶》诗中就有“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之句。宋朝苏轼在《记梦回文二首并叙》诗前“叙”中也说过：“梦文以雪水煮小团茶”。与曹雪芹差不多同时人，即那位被误称为《红楼梦》续书作者而又屡遭诟骂的高兰墅在《茶》诗中也提到用“雪水”煎茶的事。
　　这些古人以“雪水”煎茶的诗文，反映了自唐宋以来“雪水”煎茶的风俗。人们可能要问，古人用“雨水”、“雪水”煎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仔细考察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古时，工业不发达，天空大气没受到污染，所以雨水、雪水要比今天所见的雨水、雪水洁净得多。因此食用雨水、雪水是常见的现象，故古人称雨水、雪水为“天水”。其实，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到边远地区或用水困难的地方仍然可以见到用大缸积雨水、雪水食用的现象。从科学角度考察，近代科学分析证明，自然界中的水只有雨水、雪水为纯软水，而用软水泡茶其汤色清明，香气高雅，滋味鲜爽，自然可贵。古人用“天泉”煎茶，是与科学分析的结果相符合的。曹雪芹没有在人们已经熟悉的泉水、井水、河水上作文章，正是他的高明处，给人以更多的烹茶用水的知识，同时也表现了他在茶道方面的深厚修养。
[注释]
　　[5]敦诚：《蒋千之（良骐又号螺峰）编修赠六峝茶，小诗寄谢，叠前韵》，载《四松堂集》，卷一，文学古藉刊行社1955年9月版，第59页。
　　[6]敦敏：《茗花》，载《懋斋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20页。
　　[7]敦诚：《偶忆西山慧云寺龙泉水，因令小奴驰骑往取一瓶，适友人惠以湖井露芽，松下煎之亦复情况自怡》，载《四松堂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48年4月版，第173－174页。
　　[8]敦诚：《鹪鹩庵笔麈》，附《四松堂集》后，共八十一则。见《四松堂集》卷五，同上，第417－418页。

　 茶香四溢满红楼(3)

──《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

胡文彬

四　茶具：“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中国人喜欢吃喝，又懂得如何吃喝，并且从吃喝中得到某种审美情趣。因此，从古至今都有“美食配美器”之说。茶道也是如此，古今茶道讲究色、香、味之外，还对茶具（如盛茶用具、煎水用具、选茶用具等），有不少讲究，成为“茶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历代都有论述。陆羽《茶经》中对饮茶用具有专篇论述，列了24种之多。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就作过转述：陆羽“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储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这24种茶具，即：风炉、ｊǔ＠⑦、炭挝、火ｃè＠⑧、鍑、交床、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鹾簋、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宋以后，饮茶器具更加讲究，不仅在功用、外观、造型上要求严格，而且在质地上也由陶或瓷发展成为玉或金、银器，“士大夫家有之，置几案间，”相沿成风，日趋奢华。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
　　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
　　唐宋时代茶具以黑釉茶盏为时尚，明清则多用白瓷和青花瓷。明代的白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胎白而致密，釉色光润，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明如钟”等优点，明人称之为“填白”，陶瓷史上则称为“甜白”。这种茶盏，造型稳重，比例均匀，当时又叫“坛盏”。又如明代以来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制茶壶、茶盏，最为后世人所钟爱和推崇。清代，对茶具的讲究达到高峰，《清稗类钞》“饮食类”在“孝钦后饮茶”条下记载：
　　宫中茗碗，以黄金为托，白玉为碗。孝钦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清皇宫中是如此，那么在贵族之家又是如何呢？《红楼梦》反映了乾隆朝以前贵族家庭茶具的豪华。
　　《红楼梦》中的贾府人口众多，尊卑长幼有序，所以在饮茶上有严格的区别，这是不用细说的。这里讨论茶具，看看这个贵族之家是如何情形：
　　(1)茶房与煮茶的用具。第54回写贾府有专事供茶的茶房，有如清宫内务府的茶房了。有茶房，就有专供烧茶的茶炉等、送茶的茶壶等。
　　(2)一般茶具。小说中提到的“茶碗”、“盖钟”、“＠⑩”、“筅”；端茶用的“茶盘”、“洋漆茶盘”、“填漆茶盘”；洗涤茶具用的“茶筅”；漱口用的“茶盂”；放置茶具用的“茶格子”。此外还有“茶奁”等。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茶具，说不上奢华高贵，反应不出这个贵族之家的气魄来。
　　(3)“品茶栊翠庵”中的茶具。在《红楼梦》第41回里除了煎茶用水用了一番心思外，那就要算写茶具了。请看：
　　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接下一段文字写得更细致，更有风趣：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斝瓟*[左分右包]”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天下加口下加皿]”。妙玉斟了一*[天下加口下加皿]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们家里未必的找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话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大盒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这一海？”
　　翻遍古今中外的茶具谱中，我们还找不到一件茶具可与妙玉所用的茶具相媲美。贾府是国公爷的后代，宝钗是皇商的后代，见识广博，然而在妙玉面前论起茶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显得知识贫乏的很。有人考证妙玉是一位“金枝玉叶”，因某种原因才落到带发修行的境地。这种“探佚”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本意我不敢遽论，但以这一回中妙玉论茶道，特别是论用水和拿出茶具看，确实出身不凡，绝非一般贵族出身的大家子弟可比，这一段隐秘，恐怕只有作者曹雪芹心里最为清楚了。
五　茶俗：“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
　　我国饮茶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饮茶活动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一。曹雪芹是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者，在《红楼梦》中他也全面展示了这种传统的风习。例如“以茶祭祀”、“以茶待客”、“以茶代酒”、“以茶赠友”、“以茶泡饭”、“以茶论婚”种种，都有所描写，如果有哪位画家有兴趣的话，我想画一幅“十二金钗品茗图”当是不成问题的。为行文方便，下面略作归纳，着重从几个方面看看《红楼梦》中的饮茶风俗。
　　(1)“以茶祭祀”。这风俗古已有之。据考证，至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以茶祭祀”的记载。南齐武帝萧颐，临死前下了一道遗诏，其中说道：“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果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后人相沿此俗。清代亦有此俗，萧奭《永宪录》中就有记载：
　　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蒋廷锡生母曹氏卒，诏予祭卹，追封一品太夫人。上谕大学士张廷玉、散秩大臣都统佛伦等赐祭茶酒，加恩谕祭二次。《红楼梦》中写到“以茶祭奠”多处，第13回秦可卿夭逝，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14回写王熙凤分派宁府男女仆役时说道：
　　这四十个人也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随起举哀，别的事也不与他们相干。
　　第53回，写贾府全家人“祭宗祠”的情节，其中也有“供茶”的情节：“……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第58回写芳官祭尊菂官，宝玉告诉他不要烧纸钱，“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也是把“茶”作为祭品。第73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前序后歌，文中写了备睛雯平日最喜欢的四样东西，在月下芙蓉花前祭睛雯：
　　谨以群芳之蕊、冰鲛之*[左“壶去业加系”右殳]、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四者虽微，聊以达诚申信，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诔毕“酌茗清香，庶几未飨。”又写道：“读毕，遂焚帛奠茗。”从这些记载和小说中的描写看，古代人们是将茶作为一种名贵、纯洁的“祭品”，寄托哀思。
　　(2)“以茶论婚嫁”。这一风俗在唐代最为风行。文成公主入藏以茶陪嫁，为人们称颂。唐代以降，“茶礼”（俗称“下茶”）更加盛行。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中写到“茶礼”处最多。所谓“吃茶”即是受聘的“茶礼”。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中写到淮南人下聘礼，“珍币之下，必衬以茶，更以瓶茶分赠亲友。”清人福格《听雨丛谈》中也说：“今婚礼行聘，以茶叶为币，满汉皆然，且非正室不用。”
　　《红楼梦》中“以茶为媒”、“以茶论婚嫁”有两处。一是第15回写宝玉、秦钟到馒头庵，让智能儿倒茶事，虽是调笑之意，但是以茶论婚的风俗的表现。二是第25回写宝玉被贾环用腊烫了脸，黛玉总不出门，“倒时常在一处说话儿。”一日去了怡红院，正好遇到了凤姐等一干人都在，于是凤姐问起日前赠茶之事，接下写道：
　　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以凤姐在贾府的地位，她竟然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着黛玉的面说出这种话来，显然不是无心的唐突林妹妹。
　　(3)家常饮茶。古代小说中写到家常饮茶的情节不胜枚举。《红楼梦》中的贾府是贵族之家，家常饮茶极普通，有专门的茶房、管茶仆妇，就可见这个大家族每天的饮茶情形了。小说中写宴前吃茶，饭后“漱口茶”，“然后又捧上新茶来，这方是吃的茶。”第51回写贾宝玉睡至半夜口渴了还要丫鬟倒茶来。麝月忙“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给宝玉吃了，自己漱了一漱……”还有，贾府逢年过节搭台唱戏，每当众人看戏时也要送上茶来。这都属于家常饮茶，自是曹雪芹处处都点到，绝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4)客来敬茶。这是中国人待客的传统礼仪。远的有晋代的王濛用“茶汤敬客”、桓温用”茶果宴客”的记载，宋代就有杜来《寒夜》诗写出“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佳句。至于小说中写“客来敬茶”例子就更多了。李绿园《歧路灯》第2回就有客来“献茶毕”的描写。《红楼梦》中写“客来敬茶”从第1回起就有甄士隐命“小童献茶”招待贾雨村；第三回写林黛玉到王夫人房内，“丫鬟忙捧上茶来。”第13回写太监戴权上祭，贾珍“让坐至逗峰轩献茶。”王熙凤分派人役时说：“这二十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里头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他们管。”第18回写元妃省亲大典，“茶已三献，贾妃降座，乐止。”第33回写贾政接待忠顺王府的人，“彼此见了礼，归坐献茶。”这都是“以茶待客”的风俗。
　　(5)饮宴上茶。古人有“茶宴”，《啸亭杂录·续录》记载，“茶宴”条云：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常礼焉。
　　《红楼梦》中有结诗社联句之类活动，茶酒助兴也是有的，但未提及“茶宴”。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是各种宴会是要上茶的。如第3回写贾母到会芳园游玩，“先茶后酒，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
　　(6)以茶馈友。在中国茶文化史上，以茶酒馈亲友，是一个良好的传统。大诗人白居易曾在《萧元外寄蜀新茶》诗中写到：“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诗中也有谢赠茶诗，《谢兖州太守赠茶》有云：“此是蒸丁无上贡，何期分赐野人家。”这都是“以茶馈友”的例证，说明此风此俗古已有之。
　　《红楼梦》写茶不让前贤，就连“以茶馈友”的细节也写到了。第26回写王熙凤去看望宝玉时巧遇众姐妹，林黛玉也在场，于是──
　　凤姐道：“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你往那去了？”林黛玉笑道：“哦，可是倒忘了，多谢多谢.”凤姐又道：“你尝了可还好不好？”没有说完，宝玉便说道：“论理可倒罢了，只是我说不大甚好，也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宝钗道：“味倒轻，只是颜色不大好些。”凤姐道：“那是暹罗进贡来的。……你要爱吃，我那里还有呢。”林黛玉道：“果真的，我就打发丫头取去了。”凤姐道：“不用取去，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我这儿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
　　(7)吃“年茶”。这风俗由来已久，至今人们还常说“吃年茶”。小说第19回写接待元妃省亲大事完毕，“贾府上下安闲。”于是，袭人之母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同回又写道：“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也有往亲友家去吃年茶的。”
　　饮茶风俗很多，成为礼数。除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有“上果茶”、“茶点心”、“茶泡饭”和烹茶加香片等，都属饮茶风俗一类，限于篇幅无法一一细说。通过以上七个较突出的方面，已可见《红楼梦》中的茶文化是多么丰富多采，绚丽多姿了。作为小说，曹雪芹不可能像某些茶史专著那样详加记录。但是曹雪芹做到了“信手拈来无不是”，使读者在阅读小说的同时，能够获得如此生动有趣的茶文化知识，实是古今中外小说中所不多见的，就此一点而论，曹雪芹实不愧为古今罕见的文学巨匠，一代天才作家。



　 茶香四溢满红楼(4)

──《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

胡文彬

六　茶入诗词，《红楼梦》亦如是
　　作为物质文化的茶和精神文化的饮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茶入诗、以茶入词、以茶入歌、以茶编舞、以茶入画、以茶入戏、以茶入小说，几乎遍及一切文学艺术形式。早在晋代就有诗人杜育、文学家左思等人写下了咏茶诗赋多篇。唐代以降，如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等人的咏茶诗更是灿烂辉煌，光照人间。倘若有人编选一部“中国历代咏茶诗词”，恐怕非止百万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生嗜茶成癖，留下了五十余首咏茶诗，如《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9]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10]，别具一格，从一字写到七字，组成了宝塔形的诗。宋代诗词大家苏东坡写过几十首咏茶诗，把“佳茗”比作“佳人”。他的《记梦回文二首并叙》[11]”以回文诗的形式咏茶，可与前面所引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茶》诗相提并论，被古今诗家称为一绝。苏东坡平日喜欢饮茶，做梦中也不忘饮茶，传为千古美谈。
　　古人所写咏茶诗词，固有表达闲情意趣之意，但更多的是以歌颂茶的情性来抒发个人的襟怀，借茶喻己，借茶明志。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12]就是如此。欧阳修在《双井茶》[13]诗中表达了同样的志趣。南宋大诗人辛弃疾关心国家命运，壮怀激烈。他在《临江仙·试茶》[14]中写道：
　　红袖扶来聊促膝，龙团共破春温。高标终是绝尘氛。两厢留烛影，一水试泉痕。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离情凄咽更休论。银鞍和月载，金碾为谁分。后半阙写出自己不能为国效劳的感慨，借茶喻志。
　　我在阅读《红楼梦》时对写到“茶”的诗词略加分类，大体上是这样：
　　(1)回前诗：《红楼梦》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回前诗有一首，其云：

　　一局输赢料不真，香消茶尽尚逡巡。
　　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
　　以茶暗示贵族之家的贾府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茶尽”、“香消”犹同云“运终数尽”。
　　第二首回前诗见于甲戌本第8回，诗云：
　　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⑩贮琼浆。
　　莫言绮*[左“壶去业加系”右殳]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
诗中的“凤髓”即指名贵的茶。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诗中表达了这个贵族家庭的豪富。
　　(2)茶联：古已有之。为人称道者如郑板桥就有“白菜青盐*[左米右见]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和“雷文古泉八九个，日铸新茶三两碗”的对联。从时间上看郑虽然晚于曹雪芹，但说明茶入对联是不成问题的。《红楼梦》第17回写宝玉随游大观园，出沁芳亭到“龙吟细细，凤尾森森”的潇湘馆，他就拟了一幅对联：
　　宝鼎茶闲烟尚绿
　　幽窗棋罢指犹凉
　　(3)“闲情诗”：小说第23回写宝玉在百无聊赖时作了四首“即事诗”，其二《夏夜即事》，诗云：
　　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
　　窗明麝月开宫镜，宝霭檀云品御香。
其三《秋夜即事》末二句：
　　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
其四《冬夜即事》诗云：
　　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雨及时烹。
四首“即事诗”中有三首写到“茶”，可见“茶”在宝玉心目中的地位，也可见“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了。
　　(4)联句中的茶：联句是古诗中的一种常见形式。古人也用联句诗咏茶，最有名的联句诗是唐代颜真卿、陆士修、张荐、李萼、崔万、僧皎然六人所吟《五言月夜啜茶联句》。[15]
　　《红楼梦》十二钗的联句中也提到茶，第50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从王熙凤“一夜北风紧”起句，中有薛宝琴的“烹茶水渐沸”句。又，第76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有《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槛外人妙玉在收结时续了四句：
　　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
　　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
　　曹雪芹诗才横溢，妙笔生花。在《红楼梦》中，他利用韵文的各种形式来写茶、咏茶、从茶联、诗、联句，都写到了。从茶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些咏茶之作，恰恰又反映了清代的饮茶风尚。这就是曹雪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同时也表现了这位伟大作家与众不同的高妙之处。
七　“茶”在《红楼梦》中的审美价值
　　自小说创世以来，以茶入小说不乏其例，它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这虽因为茶作为极有价值的饮料，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茶入小说究竟从何本小说开始，我未加详考，不敢断言。假如稍加追索的话，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已写到“夏侯恺死后饮茶”的故事。《博异志·郑洁》中写其妻死，以茶酒祭奠之事。[16]
　　传为陶潜所著《续搜神记》中有“秦精采茗毛人”的神异故事，陆羽《茶经》加以征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17]唐宋传奇中也写茶，但当时是以诗词为尚，本文中多所引证，不细说了。明清时代小说走向成熟，不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长篇小说，都有许多茶事的描写。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18]诸名著中的“茶事”描写已为许多文章和专著提及，不再详述。其实，如李绿园的《歧路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19]等小说中也大量写到“以茶待客”、“以茶祭祀”、“以茶为聘”、“以茶赠友”等茶风俗、茶文化。例如《儿女英雄传》第15回就有一段文字描写“饮茶”；第三十七回安公子回家后到张老家，也有一段描写饮茶的文字。这两回客来敬茶的描写算是很细腻，也很生活化，颇为生动，但实在不多见。一般说来，《红楼梦》之外的古典小说中写到茶、饮茶，大多是点到为止，显得十分空泛，谈不上是一种高雅的“茶道”，完全不能与《红楼梦》同日而语。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有关茶文化的描写堪称典范。
　　首先，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把饮茶及其习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描写的。他通过写茶的种类、煎茶用水、饮茶用具，以及茶祭祀和吃年茶、茶泡饭、以茶敬客等等，展现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封建贵族之家的风习和茶文化的深远影响。
　　其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考察，《红楼梦》所写茶、饮茶活动，都是为他塑造人物、刻划人物性格、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对人生的认识而服务的。同时通过这些真实的描写，起到烘托故事气氛、丰富小说情节的目的。下面我们分别从几个方面具体看看茶在《红楼梦》中的审美价值。
　　(1)以饮茶表现人物的不同地位和身份。第41回贾母不吃“六安茶”而喝“老君眉”，活现贾府老祖宗的身份，刘姥姥吃了油腻不懂喝茶之道闹肚子，又在接过贾母半盏茶后说：“好是好，就是淡了些，再熬浓些更好”，表明这位老人来自农村，哪里有什么饮茶的知识呢？妙玉的高谈阔论，随手能拿出那么多稀奇古怪、令人咂舌的茶具，连“诗礼簪缨”的荣宁二府都相比逊色，就把这位生来“金玉质”的“槛外人”的身世明白地揭示出来了。王熙凤的娘家是“金陵王家”，爷爷时代就管理各国的来使朝贡，所以她能拿出“进贡”的暹罗茶分赠给姐妹们。这些看起来都是闲闲的一笔，但却在小事、细节上突出了人物的地位和身份。
　　(2)以饮茶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林黛玉初进贾府，小说中写道：“黛玉也照样嗽了口，然后盥手毕。又捧上茶来方是吃的茶。”表面上看似乎是指大家族的饮茶礼节、规矩，其实也表现了黛玉的心思过人。在这段文字之上甲戌本有眉批：“……观此则知黛玉平生心思过人。”第6回写凤姐吃茶时的形容：“凤姐儿不接茶，也不抬头”把凤姐内心所思跃然纸上，脂批道：“神情宛肖。”
　　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处是第41回，妙玉因刘姥姥用了成窑茶杯：“忙命将那成窑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靖藏本眉批写道：“妙玉僻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又在“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塌”下有庚辰本批语道：“茶下‘糟塌’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用。妙玉真清洁高雅，然亦怪谲孤僻甚矣，实有此等人物，但罕耳。”这一回写妙玉的清高怪僻淋漓尽致，突出了这一人物的性格。
　　(3)以茶为媒介表现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王熙凤赠茶各姊妹，这是一种表现。但品茶栊翠庵，妙玉独拉黛玉、宝钗到另屋去喝“梯己茶”，用雪水烹茶，用珍贵的茶具，最能表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来，不然就不必称“梯己茶”了。至于宝玉也能“混迹”其间，那自然在妙玉心目中有不同他人之处。这些微妙的关系，在读者面前很容易被忽略，但在作者写时确实是别有一番心思的。
　　(4)字里行间渗透的强烈的对比。第17回写宝玉到袭人家，给宝玉倒茶，袭人家当然拿不出成窑杯和“老君眉”，所以袭人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杯子和茶叶来招待宝二爷。第77回写宝玉去探晴雯，晴雯口渴要茶喝：
　　宝玉看时，虽有个黑沙吊子，却不像个茶壶。只得桌下去拿了一个碗，也甚大甚粗，不像个茶碗，未到手，先就闻得油膻之气。这是茶具，再看茶：
　　看时，绛红的，也不太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给我喝一口罢！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们的茶！”宝玉听说，先自尝了一尝，并无清香，且无茶味，只一味苦涩，略有茶意而巳。尝毕，方递与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气都灌下去了。
　　读之令人酸鼻！富人、穷人就连使用的茶具，饮的茶都是如此悬殊！就种无声的对比，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不都是对一个制度的控诉吗？
　　(5)从饮茶、喝茶中看人物的知识和修养，古人讲品茗，把饮茶提高到一种典雅清和的意境中，展现出生活的享受、生活的情趣和生活的艺术化。所以历来文人名士把“品”字作为茶道的真功夫，甚至有了“功夫茶”之谓。唐代诗人卢仝有《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常被人们称为“七碗茶歌”。[20]
　　《红楼梦》中的妙玉可以说得卢仝之真传，她在论品茶时的高论为茶史专家们称道广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妙玉笑道：“……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
　　这是妙玉同宝玉斗嘴时说的话，但说明妙玉的知识和修养并不在宝玉、宝钗、黛玉诸人之下。如果我们联系一下妙玉对琴理、棋理等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那就更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不凡来。
　　《红楼梦》所描写的茶文化范围之广，内容之细，作用之大，远不止本文所述。常有人问我：“《红楼梦》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中外学人去研究，而且研究了二百年还没有完，原因究竟在哪里？”这本是一二句话说不完的，但仅就小说中所写到的“茶道”，人们就不难明白她的魅力所在了。今天的作家们写出的小说固然各有其成功之处，但为什么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而不能如《红楼梦》久盛不衰，蔚为显学──红学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红楼梦》中所蕴藏的内容太丰富了，这是古今一切小说所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即今天的小说家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究竟下了多大功夫，又有多少知识于胸间？
　　《红楼梦》不是《茶经》，曹雪芹也不会以陆羽的传人自居，但他用自己所创造的《红楼梦》生动形象地传播了茶文化，而茶文化又丰富了他的小说情节，深化了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强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这是一个令人赞叹不止的事实。
[注释]
　　[9]白居易：《琵琶引》载《全唐诗》卷435，中华书局1960月4月版，第4822页。
　　[10]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同上，卷423第4652页。
　　[11]苏轼：《记梦回文二首并叙》，转引自姚国坤等编著《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84页。
　　[12]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载《全唐诗》卷193，中华书局版第1994页。
　　[13]欧阳修：《双井茶》，转引自《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76页。
　　[14]辛弃疾：《临江仙·试茶》，转引同上。
　　[15]颜真卿等：《五言月夜啜茶联句》，载《全唐诗》卷788，中华书局出版社第8882页。
　　[16]谷神子：《博异志》，唐人传奇集，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40－42页。
　　[17]“秦精采茗”的故事：陶潜《搜神后记》收入，见中华书局1981年1月版第50页。
　　[18]古典小说中写茶、饮茶之例太多，《水浒传》和《金瓶梅》中都写王婆开茶房的情节；《金瓶梅》卷首《四贪词》中有“今后逢宾只待茶”、“渴饮清泉闷煮茶”之诗句：《聊斋志异》写书痴“用茶代酒”；《老残游记》有“申子平桃花山品茶”故事，凡此种种，均非本文所能细述。
　　[19]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写到茶及饮茶的情节也不少，如第2回写计氏请众妇人“到家吃茶”，第3回写以茶酒糕饼送灶事，第93回还写到了“管茶博士”。
　　[20]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载《全唐诗》卷388，中华书局版第4379页。



　 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

刘学忠

　　清，是茶的精神与本质，饮茶是近世文人表现清的一种生活表象。唐宋文人在咏茶时，都重视其“清”的特点，抄录数条于下：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颜真卿等《五言月下啜茶联句》）
　　“此物清高世莫知”（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数朝诗思清”（李德裕《故人寄茶》）
　　“五碗肌骨清”（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羡君潇洒有余清”（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
　　“愿携茶具作清欢”（梅尧臣《依韵和吴正仲闻重梅已开见招》）
　　“更作茶瓯清绝梦”（陆游《夜饮即事》）
　　“故人气味茶样清”（杨万里《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
　　清，是中国古代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清的意蕴十分广泛，清之美，在古代有一个演变过程。其基本意义是“澂水之貌”（《说文解字》），后由水而延伸及一般之物，再由物延伸到人。由人之形清，演变为人的道德品质的清白，进而演变为魏晋时高风绝尘、神逸气朗的人物美——精神气质美，由魏晋人物美再演变到中唐两宋，清美便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古代有过两次清美崇尚浪潮，一次在魏晋，一次在中唐两宋。前一次重在人物美，后一次重在文学艺术美。两次清美的特质是有差异的，若就饮料所体现而言，前一次清寄于酒，后一次清寓于茶。两次清美特质的差异，可从酒茶之清的质性区别中窥其一斑。就质性而言，酒之清在于厚。酒是由谷物发酵酿制而成的，酒液的构成成分中五谷汁液多而水分少。对于酒来说，水分愈少，则质地愈醇正、愈清纯。薄酒则质浊。而茶之清在淡。茶是由水烹瀹茶末或茶叶而成，茶液的主要成分是水，茶汁是轻而淡的。对于茶来说，茶多汁重则质浑味苦，茶汁淡则质清味甘。故而酒、茶之清在质性上恰恰相反，酒之清体现于醇厚，而茶之清体现于轻淡。酒茶之清，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美学精神，概而言之，酒之清表现了古典美，而茶之清则代表了近世美。
　　茶之清，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细论之。
　　首先表现在清思。饮茶能“荡昏寐”（《茶经》）而使诗思清晰的功能，诗人们早就发现了，唐人李德裕（一作曹邺）诗曰：“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故人寄茶》）秦韬玉诗曰：“洗我睡中幽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采茶歌》）宋之梅尧臣、晁补之、陆游，也都指出茶在创作中有“毫盏雪涛驱滞思”（梅诗）、“排遣滞思无立锥”（晁诗）、“灵味一啜驱昏邪”（陆诗）的作用。多饮茶，“令人不寐”（《茶经》），能使诗人大脑处于长久持续的清醒状态：“啜多思爽都忘寐，吟苦更长了不知。”（宋人赵抃《谢许少卿卧龙山茶》）“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苏轼《赠包安静先生茶二首》其一）苏洵也有“碾尝终夜骨毛清”（《蹇蹯翁寄新茶二首》其二）的体验。饮酒使人肠胃昏浊，亦阻滞诗思的清畅，故诗人好以茶“洗诗肠”：“为烹茗碗洗诗肠”（杨万里《清明果酒饮》其）、“玉瓯冰乳洗诗肠”（张可久：中吕［红绣鞋］“集庆方丈”）酒醉思昏，亦须清之以茶：“茶爽醉魂醒”（陆游《小憩卧龙山亭》）。
　　茶不仅能使大脑清醒，还能使大脑兴奋，这有助于诗思的勇健和灵感的生发，能“资诗笔思无涯”（宋人余靖《和伯恭自造新茶》）能“笔阵陈兵诗思勇”（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七），能使“诗肠濯涤，妙思猛起。”（周履清《茶德颂》）
　　茶由于能使大脑清醒而且兴奋，便有助于创作过程中冥搜潜索，充分调动大脑中各种知识贮藏来为创作服务。卢仝茶诗曰：“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黄庭坚、杨万里、元遗山等亦有“茗搜文字响枯肠”（黄诗）、“为搜孔思搅周情”（杨诗）、“诗肠搜苦怯茶瓯”（元诗）的诗咏。“搜”字，传神地表达了茶后诗思的活跃而锐利，胸中一切诗材无所隐遁遗漏矣。
　　茶之清思，具有冷静的特点。茶的兴奋与酒不一样，酒的兴奋由于血液循环加剧、心搏加快、体温上升所导致，表现为意气情感的摇荡勃发：而茶则主要是大脑的兴奋，大脑愈兴奋，情绪愈平静。酒，是热性的兴奋；茶，是冷性的兴奋。酒后作诗，“百川皆乱流”，诗思如惊风急雨，飘忽无端；而茶后作诗，则能沉思静虑，安排精密。唐人李中的“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宿青溪米处士幽居》），即写饮茶后清神澄思去“搜句”的冷静创作状态。陆游对酒后茶后创作状态的差异也深有体会，其《病酒新愈独卧蘋风阁戏书》诗曰：“自烧沉水瀹紫笋，聊遣森严配坚正。追思昨日乃可笑，倚醉题诗恣豪横。”所谓森严坚正者，乃与豪横相对，言其安排严整。又《大雪歌》曰：“石鼎煎茶且时啜，题诗但觉退笔锋。”所谓退笔锋，即不似酒后所作的锋芒毕露，而是沉敛平静。酒后诗思快而“乱”，茶后思路敏捷而有序。酒发天才之性，茶助人才之思。酒后灵感，不思自来；茶后灵感，思而忽来。
　　由于创作思维的冷静沉潜，故而作诗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虚浮，而是细致入微，将创作注意集中到细微处，对句、对字，悉心“琢”、“炼”：“香浮鼻观煎茶熟，喜动眉间炼句成”（陆游《登北榭》）；“诗琢无玉瑕，文字搜奇怪。”（梅尧臣《答宣城张主簿遗鸦山茶次其韵》）务使诗歌达到“诗成句法规正邪，细窥不容铢两差”（惠洪《和曾逢原试茶连韵》）的工致细密的精美境地。
　　茶之清思的特点，使诗歌创作的理性思维成分增多，而形象思维特点有所减弱。茶之清思，使诗歌更加精致了，但也有伤于意境的浑成。清思，使诗歌创作的书卷气、文雅气加重了，但性情的成分却减少了。
　　其次表现在清形，就体格骨相而言，中唐以后之诗，渐改盛唐的雄壮粗犷，而变得工秀小巧、清寒瘦硬。茶形的特点与之相通。苏轼的“列仙之儒瘠不腴”（《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言其瘦；杨万里的“上山摘芽得苦硬”（《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言其硬；而茶形之小及茶性之寒自不待细说。茶形诸特点，即茶形之清。陈衍评宋诗，谓之“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这不也是在评茶吗？
　　诗形之清，就工秀小巧而言，典型地体现在近体诗上，大历十才子即已肇始其端，施补华《岘傭说诗》中便指出“大历钱刘”之诗形是“清气中时露工秀”。后来元白律诗，承其形制。形之清的瘦相、寒相，苏轼“郊寒岛瘦”可谓一语中的。韩愈、孟郊的“横空盘硬语”，其实是在硬字上下功夫，孟郊之硬，骨格小，而退之硬，骨格大，但都属于瘦硬之美。如果说大历十才子的形清以工秀为特点，中唐元和长庆之际的形清以瘦硬为特点，则降至晚唐便以寒俭为特点了，显出枯涩、寒苦、幽僻、细弱之形态。苏轼《东坡志林》论司空图诗，“恨其寒俭有僧态”，“寒俭”，即僧之清，晚唐诗可谓是茶、僧、诗一味且一形了。元倪瓒的“神清又似孤山鹤，瘦骨伶仃绝爱僧”（《静寄轩诗三首》其三）也是以寒瘦为清。而韩偓等尖新清弱的诗形，更宛然女性线形的词的形制了。
　　宋代，对中晚唐几种清形的继承，各循其性情之所近而趋尚之。江西诗派尚瘦硬，近中唐：四灵“复就清苦之风”（严羽《沧浪诗话》），近晚唐：梅尧臣的“苦硬”及“以琐屑为清新”（纪昀评其《闲居》）的形相，在于中晚唐之间。
　　再次表现为清境。茶之清体现于诗境，主要是清寂，类乎禅境的空寂。得此清的，首先是僧人之诗，《诗筏》曰：“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定，即禅定，定境之清，即清寂、空寂。黄宗羲亦云：“诗为至清之物，僧中之诗，人境俱夺，能得其至清者。”（《平阳铁夫诗题辞》）人境俱夺之清，也即是禅境的空寂。受僧诗清境的影响，士大夫文人所作的具有禅味禅趣的诗，也染上了这种清寂。清寂、空寂之清境，着意排斥鲜活生动的人世生活，而追求那种没有“人间烟火气”的诗境。方回曾说：“晚唐诗料，于琴、棋、僧、鹤、茶、酒、竹、石，无一篇不犯。”（《瀛奎律髓》）而这些物事，在文人眼中都是清物，朱权《茶谱》“茶架”条曰：“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对空寂清美的崇尚，是晚唐文人心胸浅狭，而崇雅尚格的体现。诗境愈空寂，诗格愈高，所谓“诗无僧字格还鄙。”（郑谷《自贻》）
　　空寂的禅定之清，到宋代便失去了魅力，“九僧”便遭到了许洞的嘲弄（见《六一诗话》）。在郁郁乎文哉的时代，诗境之清以另一种新样的面目出现，即以书本为诗。宋诗不以现实生活为源，而以书木为源，非是宋人不知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越来越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与诗的古典形式已不相和谐，以现实生活入诗，往往容易显露出村形俗相，宋初盛行于官僚士大夫之中的“白居易休”，即流为“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式的粗鄙诗风（见《六一诗话》）。那么出路在哪里？只好向古回归，一头扎进书本中去，用“陈言”之“灵丹”，来消除“人间烟火气”，以期达到格高韵远的古雅的清境，所谓“搜肠搅文字，毋乃太清邪”（刘克庄《隔竹敲茶臼》）。这种清空古雅的清美追求，以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为典型代表，苏轼说他初见鲁直诗文时，“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答黄鲁直书》）又在《东坡题跋》中说：“鲁直诗文如蝤蛑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徐积亦称“鲁直诗极奇古。”（《节孝先生语录》）知乎清之境的发展，便能更深一层地了解宋代诗人的处境及其探求诗歌发展路径的努力。
　　再次表现为清味。味清，也是由茶带来的审美趣味的新变化，前文已论说过茶味诗味之厚薄，这里延伸一二。茶味之清，首先表现在淡，淡是文人茶味的根本特点。这种淡，不是寡淡，而是轻淡，其味觉是丰富的，味感是微妙的。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形成的对淡美的崇尚，既与近世文人志气性情渐趋平易浅近有关，也与“身世洒落，神观冲淡”（黄儒《品茶要录》）的气质美风度美相表里。茶味之清，又表现在苦。淡得带苦味儿，是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歌淡美的特质，这是近世文人由神圣坠入平凡以后既苦涩而又新鲜微妙的心理体验：“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齐己《谢*[氵+邕]湖茶》）闻一多先生在论晚唐诗人贾岛时说：“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见《唐诗杂论》）中唐时开始出现苦吟诗人，而苦吟诗人的诗多追求清苦味，所谓“酸吟尚极清。”（贾岛《病蝉》）宋代诗歌淡美风格之代表梅尧臣的诗即是苦淡，欧阳修的“近诗尤苦硬”（见《六一诗话》），道出梅诗——也是整个宋诗平淡之味的特点。宋诗淡得苦，既是文人生活的反映，也是艺术上刻意追求的结果，刘溪须即曾说黄山谷“宁苦勿俗”（《退庵随笔》）。宋代文人，对这种艰难锻炼出来的淡淡苦味儿，是非常醉心的，那是宋人诗味的精髓！方回说近世有以“苦涩以为清”（《桐江集》卷三“跋遂初先生尚书诗”），其实晚唐两宋已开其风气之先矣。
　　茶在新、清之外，还有一个禀赋，是灵。韦应物《喜园中茶生》称“此物信灵味”，《东溪试茶录》亦曰：“庶知茶于草木为灵最矣”。茶之灵与中唐以后诗人所追求的“趣”有着相通之处，茶是“至灵之物”，而趣是性灵的闪光，是“凭灵心妙悟的”（朱光潜《诗论》），诸如理趣、情趣、意趣、物趣、野趣等，都是诗人对审美客体的一种灵性独具的解会与妙悟，从而生发出新鲜而具有启示性的趣味。有了趣，才有诗味。宋代以来标举性灵的诗人、文人，如杨万里、永嘉四灵、公安三袁等，都是酷嗜茶茗的，古代的小品名家差不多都是茶客，甚至到近现代的周作人等，也是嗜茶的，大概是饮茶有助于性灵生发的缘故。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

王笛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chisiki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注：据一些学者分析，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4页；薛绍铭：《川滇黔旅行记》，166页。），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注：仅少城公园便有3座茶馆，见《国民公报》1918年5月8日；周传儒：《四川省》，商务印书馆，1926年，91页。在吴虞193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仆人出西门来到临河一茶铺，该茶铺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吴虞慨叹：“成都闲游茶客之多也”（《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775页）。）。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注：《国民公报》1919年3月5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已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注：陈茂昭：《成都茶馆》。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这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国民公报》1929年8月4日）。）。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收快而且利润不菲（注：有人说茶馆利润在2至3倍之间（陈茂昭：《成都茶馆》），这个估计可能过高。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获得其投资60%至7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当然，当经济萧条之时，茶馆也会受到影响。1931年茶馆行会称在一季之内便有40个茶馆歇业。不过，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减轻茶馆税，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馆面临的困境。见《通俗日报》1911年8月3日；《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注：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销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销工作的师徒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陈茂昭：《成都茶馆》））。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注：据何满子考证，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五条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55-156页）。）。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569页；《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页。）。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Lane,p.15;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1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国民公报》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成都民间文学集成》，1443页。）。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注：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龙门阵》1982年1期；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6期；周止颖：《新成都》，236页；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97页。）。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Geographic Setting of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劼人：《暴风雨前》，1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People of Wheelbarrow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and Mason,Life in West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黄宗智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在知县正式审理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但实际在这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据传教士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钱”。结果，一些人成为“专职”的茶馆调解人；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以其讥讽的语调描述了成都茶馆讲理的情景：“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338页）。沙丁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沙丁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47页）。）。
　　“吃讲茶”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察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注：《国民公报》1914年7月24日、1928年6月10日。李劼人对此也嘲弄道：“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暴风雨前》，338页）。）。晚清成都警察出现以后，茶馆讲理被禁止。按照李劼人的讥评，这恐怕是巡警道周善培最早带给人民的不便，因此他颇遭成都人的愤垠。很难说此论是否中肯，至少从其他一些资料证明茶馆对此颇为担忧，他们曾联名吁请警局分清“吃讲茶”和茶馆闲聊之区别，以免影响生意（注：《暴风雨前》，338-339页；《国民公报》1914年7月8日。）。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Hours for What We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但如果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胡天：《成都导游》，70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04页。）。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注：舒新城对这样一批人更有详细绝妙的描述：即使茶馆中的“体面人”也是分档次的，“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绝既疲之后，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等到一梦醒来，不是月已东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课已毕，乃转回家中，吃过夜饭，再进戏院去上夜课。下焉者受经济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寝处于斯，但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过南京人，不过与上焉者相较，未免小巫见大巫之憾耳”（舒新城：《蜀游心影》，142-143页）。）。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根据统计，1931年成都的茶馆大约有500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惟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64页；郝志诚：《父亲的故事》，《龙门阵》1997年1期。）。
　　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有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进茶馆。即使有严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仍力图进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接下来的是，她们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光顾，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批评（注：《国民公报》1914年3月8日、1917年3月13日；《通俗日报》1909年10月21日；《成都通览》上册，277-279页：李劼人：《大波》，1464页。）。
　　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进入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甚至还加入了“茶馆讲理”的活动（注：《成都竹枝词》，100、196页；《国民公报》1930年7月17日。）。
　　 公开的政治和秘密的政治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躁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茶馆不再是平静闲聊的地方，里面充满着政治气氛，有人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初年，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由于政府经常用在茶馆里收集的所谓“情报”来惩办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家茶馆都有一张“休谈国事”的告白。同时，国民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输入茶馆，要求茶馆悬挂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张贴国民党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这一时期，茶馆的自由闲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扰（注：HanSuyin,The CrippledTree,pp.96,228-229；钟茂煊：《刘师亮外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1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发生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注：《国民公报》1912年4月4日。）。显然，人们是从中国自己的处境来理解这部美国名著的。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译成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各社会团体也以茶馆为开会场所，许多重要决定都在那里产生。保路运动爆发时，川督赵尔丰实行戒严，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馆看戏也被禁止。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此项戒严令并未废除，这直接危及许多人的生计，于是各演出团体在茶馆集会讨论对策。在重开剧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们便到警察局请愿。茶馆也有自己的行会以组织同行和保护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长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许多茶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并以罢市相抗争。1928年，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缉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支持。由于茶馆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以致有人把茶馆形容为一个“战场”（注：晓晗：《成都商业场的兴衰》，《龙门阵》1986年6期；彭其年：《辛亥革命后川剧在成都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8辑（1963年）；钟茂煊：《刘师亮外传》，40-41页；《国民公报》1928年12月11、12日；胡天：《成都导游》，70页。）。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一种“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形成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登峰造极。
　　袍哥的公口大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注：据档案资料，1949年成都有130个袍哥公口，其中注明街道者有119个。这119个中，有36个标明是在“某某茶馆”，其余都称在“某某街”，很可能也是在茶馆里。见《成都袍哥的一个镜头(1949-1950)》，成都市公安局档案馆藏。）。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茶馆的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注：绍云：《成都袍哥史略》，《成都志通讯》1988年1期；陈茂昭：《成都茶馆》；韵陶：《四川哥老会的内容大纲》，《时事周报》1933年15-17期。）。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茶馆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馆里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所要联络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从其举止“茶馆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问，回答必须准确恰当”。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法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一首诗云：“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先饮此茶作商量”。如果来客请求帮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注：Liao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fic AffairsXX(June,1947)；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65-66页。）。
　　 冲突与控制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发生，亦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引发，而且更多地起源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度拥挤而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例如一个顾客离座一会儿，回来时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场争执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做出规定，即便客人已离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应予保留。冲突可因赌博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钩心斗角（注：《国民公报》1916年12月26日；《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这是一桩发生在风云亭茶铺、由下层民间生计问题而引起的争端：“风云亭茶铺主人吴陈氏，前年下东大街润腴茶园主人曾华章，介绍马少清承租该铺水烟袋口岸，营业年余，主客无异。马少清声称，去年冬月，因某某垂涎马之口岸，曾经吴陈氏赎取另租。马以不欠月租，正理相抗，赎取之事遂寝。某某钻干不成，从中播弄，于某夜茶铺吃茶，顾主尚无散完，吴陈氏命徒清茶碗。其时马少清不在，遂在伊藏水烟袋之立柜下格，寻出茶碗一套。当时吴陈氏言，年内失碗百多套，今即拿获赃证，非叫马少清赔不可”。马少清声称这是有意陷害（《国民公报》1928年3月28日）。）。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
　　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档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茶碗丢失之事屡见不鲜。偷者一旦被抓则被严厉惩罚，此类事件给了茶客看热闹的机会（注：当堂倌抓到这样一个小偷，旁观者都叫着：“打死他，不要脸的下三滥”（钟茂煊：《刘师亮外传》，59-62页）。一次羽经茶馆抓到一个偷茶碗的人，并把他绑在柱上，他央告说有一老母要供养，因走投无路才不得已沦为小偷（《国民公报》1930年8月5日）。）。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纠纷在悦来茶馆肆意乱砸，茶馆可以严惩无权势的穷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却无能为力。在民初，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喝茶，但他们平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轻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注：《国民公报》1928年7月17日、1930年9月24日。）。茶馆亦成为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自从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注：Duis,TheSaloon,p.4；《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周止颖：《新成都》，246页。）。
　　在民初，“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注：Wakeman,PolicingShanghai,p.20.），各种限制规则层出不穷，茶馆总是首当其冲。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馆规则。1916年警察制订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荡”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注：《四川通省警察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公报》1916年12月10日。应该指出的是，所谓“淫戏”经常是官方攻击大众文化的一种口实，只要表达情爱或剧情中有男女角拉手、亲吻、拥抱等动作都可被划入此类。）；同时还规定茶馆演戏夏秋两季必须在晚10时以前结束，春冬两季在9时以前停止。1921年当局以相声使用过多“下流”和“肮脏”言辞禁止其在茶馆演出。1926年和1932年又两次公布卫生规章，不许任何肺痨、性病以及其他传染病患者在茶馆打工；要求茶馆桌椅、茶具保持清洁；茶馆必须配备痰盂，人们不得随地吐痰，厕所不得有臭气（注：《国民公报》1921年12月10日；《成都市市政年鉴》，510-511页。）。
　　30年代，当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众娱乐日益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认为一些地区茶馆过剩，便制定新规章，只准每个公园保持一个茶馆，勒令关闭一批，并缩短营业时间为每天6个小时。40年代，一个包括茶馆数量、营业时间和顾客容量等更为激进的控制计划被提出。然而，此计划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极大地扰乱了民众传统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晚清各种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热忱支持，那么民国政府这时得到的多是消极反应。茶馆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态度明显地反映了地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扩大（注：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369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虽然政府不断对茶馆施加压力，茶馆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淫荡”的戏剧被禁止，但事实上此类演出从未真正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馆——可园，在民初则被指责为上演“淫戏”。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个茶馆按规定将上演的剧目送政府审查，其他则甘冒惩罚之危险隐而不报。为何这些茶馆要挺而走险？道理很简单，它们是由利益所驱使，因为所谓“淫戏”能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剧目经常是它们生存的法宝（注：《国民公报》1916年3月29日；《成都市市政公报》 17期（1930年）、 43期（1932年）。）。
　　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将它们的范围扩展至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1929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导致少城公园、中城公园以及支矶石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人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赌博开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仍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尽管有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注：《国民公报》1914年10月7日、1929年6月25日、1930年6月4日。）。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当时精英和后世学者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其中，受指责最多的便是致使人们浪费时光。但是，人们忽视了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时间概念变化，但这种时间的新概念也仅限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式精英。大多数一般市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时间观念，怎样利用他们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习惯、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等因素。在茶馆里，一个学者可得到写作的灵感，一个商人可做成一笔生意，一个学生可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一个秘密社会成员可与其同党建立联系，一个苦力可找到雇主，更不用说小贩、艺人、手工匠依靠茶馆来维持生计了。因此，“有闲”和“有忙”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怎样评价和治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从晚清到民国，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政府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所以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李三谋 张卫

　　 一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很强的实力雄踞海内。自清代以后，又大规模踏入国际市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经营茶叶成了晋商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其获取商业利润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前中期，产茶较多的是闽、浙、皖、赣等地方，尤其是福建的崇、瓯、建、延、泉各县，茶山众多，茶厂甚广，制茶活动相当普遍。“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注：衷于：《茶市杂咏》，见林复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为了保证有充足而稳定的货源供应，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品味优良，山西商人曾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区或称乌龙茶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近似于包买的形式控制了一些茶厂（作坊），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技术要求进行茶叶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制茶作坊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到道光时期，有一小部分晋商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务，曾踏入湖北东南部的武昌府组织货源，并指派专人监制茶叶（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成了清代最早开发鄂省茶山的出口商。
　　到晚清咸丰年间，晋商逐渐转移了采购茶货的基地，将其收货重心西挪。他们由东南的福建等地纷纷涌来湖北，正式立业，重开局面，再展身手。山西商人经营途径的如此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后湖北茶叶经济的发展，使其一步步地成为我国著名的内销、外贸的商品茶基地。
　　茶业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乃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晋商从清初以来一直是经销福建花茶、粗茶和安徽朱兰茶的，也贩运一些湖南安化黑茶。可是到咸丰三年(1853)以后，旧的贸易格局或市场局面受到了冲击，去往福建等处的商道因太平天国革命之故而受阻，货源中断，晋商被困，福建茶农茶厂茶行也颇受损失。本来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而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到此时，茶贸形势则更为不利了。史称：“（福建）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注：（清）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咸丰三年，四月纪事。）。正在这政局动荡、商务维艰的时候，山西商人于湖北发现了适宜生产和发展茶叶的大面积土壤，有似狭路逢生，于是便产生了新辟茶源的思想。即他们在运货途中、逐渐感到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地方，雨量充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栽植茶树之佳壤。并且，地理位置好，处于江汉平原之东，交通较为方便。可以在此开辟一个产、运、销一体化的茶叶经济基地。计划一定，便马上去实施。
　　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以多山之故，茶产自属相宜。其起源虽不可考，但据地志所载，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法”（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当地民风纯朴，喜交四方之人。土民与外来晋商联手开办茶山、茶园，共建新的“生业”。勇于奋进的山西商人，曾通过自己长期经营茶叶的机会，较系统地掌握了许多有关茶叶的生产及其加工知识，进而又毫不保留地传授给这里的农民。使得崇阳人和蒲圻羊楼峒人逐渐学会了坑种法、育苗移载法、茶花间作法和压条法等。更学会了炒青、蒸青等加工技术。当时生产的主要是红茶，也有少数绿茶。其新茶种逐渐传播到通山、咸宁等地。有关培育和加工技术也随之在鄂东南地区推广、普及，形成了较大范围的产茶热潮。在晋商的鼓动和茶利的诱使下，每到春天茶芽初发，乡间农人竞相力务红茶，摘之、踩之、焙之，忙得不可开交。史料记载，崇阳、咸宁山区百姓，皆以茶为业，“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如雷、汗如雨”（注：同治《崇阳县志》卷3，物产。），人称当地务茶的园户多，而栽禾的田户少，产茶业可谓兴盛。
　　蒲圻、崇阳等各县地方，在咸丰、同治时期，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导，已能够制作上好的青茶。先由妇女儿童在谷雨前摘取嫩芽，而后使其干枯、压卷，继之将茶叶洗净，入锅微熏微炒（稍喷水），出锅后用簸箕盛做一堆，用手使劲揉搓，去其苦水。再炒再揉，然后用柴火或炭火焙干。除了制作青茶之外，这一带制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红茶。红茶的加工技术最早是由广东商人在道光末年从其故乡传入湖南安化的，接着山西商人又将之传播到鄂东南以至鄂北。蒲、崇等县乡之民依其指授而行，他们“做红茶，雨前摘取茶叶，用晒垫铺晒，晒软合成一堆，用脚揉踩，去其苦水，踩而又晒。至于捻不粘，再加布袋盛贮筑紧，需三时之久，待其发烧变色，则谓之上汗，汗后仍晒，以干为度”（注：（清）崔淦等：同治《襄阳县志》卷3。）。所谓雨前是指谷雨之前。三月采者为头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采撷者为二茶，六月初采者为“菏花”，七月份采者为“秋露”，都是可以加工成红茶的。民户制成其成品后，存入竹器，以待客商（晋商）收购，或送往客商处出卖。园户自采（有时也雇临工），自行晒炒，大量焙制茶叶，每年产量可达20-30万担（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烟的种植与分布》，见《古今农业》1993年第3期。），为湖北省的大宗物质财富。咸、同时的茶叶，大都是散茶，晋商收购后，要对之实行较大规模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由于从前茶农交给晋商的散装品，体积大，重量轻，运输不便，且需将茶叶装入竹篓，踩压结实后，再行载运，颇有耗损。为了适应茶商的要求，而出现了砖茶生产。据说，湖北茶叶集散中心“洋楼峒（湘鄂边境）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商人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晋商又与这里的砖茶生产联系起来了，他们再一次充当了制茶新技术的传播者。在湖北的崇、蒲地方，红茶是由商贸的需要而兴起、而发展，又因商贸的需要而相应地转变其加工形式和制作手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商贸因素在茶叶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在羊楼峒以至整个湖北省来说，压制砖茶可算得上是一项新的加工方法，但它并不是近代化的先进技术。因为作为砖茶制作手段中的压力设施乃是一种原始的木制平压机，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过，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其生产规模较小，基本上是一种手工作坊劳动。每架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成60筐茶叶，合90担（注：参见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第18-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起初使用的木质压榨机，操纵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尽管这种压力设备较为落后，可是利用它足以改变崇、蒲各县的茶叶加工形式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说，第一台木压机在该处的启用，就标志着当地新的产品形态的开始，它逐渐将散茶制作过程转变为砖茶制作过程，促使茶叶加工由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不久，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将其工作原理由过去的杠杆作用转变为手摇轮转，既省力又省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并且，增大了压力，使产品光洁整齐，从而节省了原料，改善了产品外观。劳动工具乃为重要的生产力内容，改进工具即为提高生产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质手段。制茶器械的革新，必然会带动茶叶加工的发展。所以，当铁质压茶机在羊楼峒投入使用后，制茶业很快有了起色，局面有了明显改观。不过，这种改进是有限的，属于“渐变”，未出现质的变化。崇、蒲地方或羊楼峒一带的茶叶加工仍然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山西商人或商业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晚清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武昌府所属各县的制茶业，使其茶叶加工活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在制作散茶时期和压制砖茶之初，茶农或园户常常是依据晋商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指标加工茶货的，然后由晋商予以统一收购，有时还由晋商预支一部分钱，助民产茶，而后以产品折还。“大凡驻汉办茶之（晋）商，每年派一总管带同司事入山（羊楼峒一带）造茶，若总管朴诚勤慎，监造精明……自当出色”（注：档案：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芜湖关税务司，《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29-31页。）。在制作砖茶较早的芙蓉山（据说比羊楼峒还早，只是规模不及羊楼峒而已）也有相似的情况，如时人周顺倜在诗中写道：“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西商即指晋商。砖茶虽为茶农产品，但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实际上，茶农是代晋商而生产，也往往预先领一笔钱为其加工茶叶。这是一种包买商性质，具有资本主义萌芽之意义。晋商利用自己与茶农之间的监制和包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芙蓉山、羊楼峒一带的茶叶生产，并支配或控制了茶户的加工活动及再生产过程，以至将蒲、崇等处变为他们的经济基地或私属地盘。如此包买商经济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水平的产物，它是商业资本从流通领域逐渐转向生产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时期，是其胚胎生长的关键阶段，至关重要。
　　到了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叶加工工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制茶作业。筑厂房近20处，总计雇佣工人几千名，受雇者毕为失去田产的当地茶农。文献记载：“当时尚用土法制造，有砖茶厂十余家，统由山西帮经营。”海外资料讲：“山西茶商每年在（羊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原料多为二茶或三茶。茶叶长约一寸，味强。一般称为老茶。”（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这种由天昌永、天德玉等山西商号创办的砖茶工厂，成了后来湖北加工工业的雏形，它是过去包买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资本正式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标志。该处的砖茶加工企业完全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获取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自身成了早期民族资本家。鄂东南羊楼峒一带的砖茶加工工厂，所体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新型产业形态。所不足的是，砖茶厂就其生产力水平而言，仅仅是个高级的手工业作坊，还没有达到机器化的大生产，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由晋商代表的湖北茶业经济领域的民族资本主义先驱。
　　同时，令人瞩目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享用神州茶叶资源的不仅是国人，而且还有洋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侵略者以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护符，逐渐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了茶厂。同治四年(1865)，英国商人也在台湾开办了乌龙茶厂，并于两年后在福建厦门创办工厂，对台湾毛茶进行精加工。他们依仗其殖民主义的威势，蛮横地与国人争资源、争劳力。对晋商产生极大威胁的汉口俄人茶厂，所采用的生产手段比较先进，先是采用蒸气压制砖茶，比晋商茶厂出的产品整齐、结实，损耗也少。但难以保持茶叶原有的香味，为了补救这一缺点，俄商从光绪四年(1878)以后，逐渐使用水力压机加工砖茶。“在汉口及九江一带之俄办砖茶厂，制造砖茶之方法简单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细花纹，放于水压机中，不论红茶或绿茶，经过平常制造过程后，再加蒸热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俟复以模型后，再用水压机重压之。旋去压力，取出模型，即得砖茶。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注：威廉·乌克斯（美）：《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俄商的蒸气机制茶或水压机制茶效率较高，每台机器日产80篓，合1.2万斤，比晋商的手压机日产量多0.3万斤，而且生产的废品少，是晋商茶厂废品的五分之一。他们以如此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制作手段与中国民族资本对垒，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并且来得凶猛，仅仅几年间，“汉口烟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机器制茶之屋也”（注：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见《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茶文化专号”。）。其生产加工的集中程度明显高于晋商开办之厂——经营规模较大，逐渐挤占了民族资本的地盘。
　　洋人来华开办茶厂，虽然带来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及技术，但更多的是给我国造成了灾难。俄人在鄂省建立机器制茶企业，是一种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资本输出之方式，是长期以来商品输出的发展结果，是殖民主义者由初级的经济侵略阶段转向高级阶段的体现。即他们由强行开辟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发展到此时的深入中华内地，直接使用我国土地与资源，役使和剥削我国公民的地步。
　　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湖北的晋商茶厂为了增加自己与洋人的竞争力，不得不以较为先进的设备来改善自己的制茶手段，提高其生产和加工效益之水平。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便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砖茶，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购进英国怡维生公司生产的烘干机，焙制散茶，色味俱佳。（注：《农学报》1897年，卷8，茶事汇谈。）他们在不断改进自己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逐渐地转化为新型的民族产业资本家，同时也使湖北产生了新一代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加工工业。
　　二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茶叶生产是以交换或出售为目的，其自给因素很小。所以马克思将茶叶的生产与加工制作称之为商业性农业。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无疑是为了运销。该省的茶叶特别是红茶，主要运销于国内湘、鄂、豫、晋、冀、粤等地和海外英、美、俄等国。即当地出产的一部分红茶被粤商运销于湖南、广东、香港以至英美，而大部分的产品是被山西商人运销于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内蒙、新疆以至俄国。
　　晋商在中原地方的茶贸活动是附带性的，一般采取顺路洒销的形式，将茶叶卖给小贩，任其出售。晋商运销茶货的重点地区是北部边疆，他们的茶务覆盖面相当大，所经销的主要是湘、鄂红茶。史书记载，道、咸时期，“甘肃茶务是这样的，引地是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销数是每年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来源是湖南安化（也有湖北）的红茶、在西北（也）叫做黑茶，运抵陕西的泾阳，局部的压制成块，每块重五斤，叫做砖茶；四川也有茶运销，不过数量很小。引商分为东西两柜，东柜是陕西和山西商人，西柜是回民”。（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6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至同、光时期，左宗棠在西北整顿茶务，发行茶票，山西商人领票在这里贩运。当时，甘肃官茶运销到新疆，哈密地方的茶货存积不断增多。“同时，晋茶照常涌入。这种晋茶，实际是从湖南（包括湖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今呼和浩特）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细茶；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茶。晋茶就多是粗茶；官茶就多是细茶。这样，一以北路为主要市场，一以南路为主要市场，双方平分秋色。”（注：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在北部边疆，晋商之茶务主要集中在蒙古，远在康熙年间，驻库伦经销茶叶的山西商号就有12家，至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50多家，人数有6000多。清代后期，库伦的旅蒙商号发展至400余家，其中开办茶庄的晋商有100多家，2万多人。他们不仅向高原汉人和游牧民族供应茶叶，而且还大量组织对俄出口茶叶，外贸规模越来越大。库伦买卖城和东营子的人员与货物因之与日俱增。恰克图买卖城，雍正年间初立国际商埠之时，仅有几家商号，至嘉庆初期发展到60余家。（注：清外务部档案，外交类，中俄关系卷。）后来在道光时，此处的茶庄发展到了100家左右（全为晋人经营）。并且，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有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旅蒙晋商商号及俄商之洋行。
　　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中，实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广全喜、公合泉、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晋帮商号。乾隆后期，他们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输入俄国的茶叶不下200万斤。嘉庆五年(1800)，仅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就达2799900俄磅（注：《ChineseRepository》V01。XIV,1845。），有250多万斤。进入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出口数额大增。根据一份海外文献统计，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我国每年通过蒙古输入俄国的茶叶（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平均为8071880俄磅（注：《ChineseRepository》V01。XIV,1845。），合700多万斤，价值800多万卢布。几年后，“1843年，运至恰克图交易的茶叶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价格数年没有变动。此时一方箱家茶为60卢布，一箱二级花茶为120卢布，一长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为80卢布”（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时的茶叶贸易创汇每年可达1240万卢布，折合白银约500-600万两。咸丰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达15万箱，计900多万斤。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就其形成和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双方商务不失为公道之举。并且，华商（晋商）对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年年呈现出超，不少的白银从俄国流入。
　　这种形势未能维持多久便发生了变化。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晋商在对外贸易中难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实力和地位，难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笼罩。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基础上，又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缔结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于东南沿海通商权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权，并攫取了低税率的特权和深入内地采购土货（包括茶叶）及其加工制作权利。更为严重的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允许俄商从中国运货出口，只纳正税，有关票规银、厘金的征收皆予以优免。同治五年(1866)，沙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关的子口税，使俄商运茶成本大为降低。这样就为俄商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开通了道路。结果，山西茶商的利权被夺，生机顿减。从前恰克图国际商城的120家山西商号到同治二年(1863)以后，因受外力的冲击而纷纷倒闭，只留60多家。到同治五年(1866)之后，恰克图“买卖城只剩下了四个老的山西行庄。并且……在这项贸易（茶叶贸易）上，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因为在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注：档案：1868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2-4页。）。尽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晋商的强烈要求下，下令削减了一些厘税和浮收杂税，但很不够，根本没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样的税务优待，估然不能够摆脱出口买卖上的困境，依旧免不了在与俄商的商务较量中遭受失败。对此，时人写道：“自江汉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仍走陆路；赴东口者，于同治十二年禀请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复进口半税，将向由陆路运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汉（汉口）运津，经李鸿章批准照办。惟须仍完内地税厘（厘金），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两税外概不重征，仍难获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汉运津，其余仍为陆路。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深恐日后，俄商运举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注：王先谦：《议复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见《刘坤一遗集》奏疏稿，卷1。）俄商势力就是这样在本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发展的。当时国运衰退、世道险恶，毫无情理可言，外国人运中国货物出口竟能得到税法上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超常的优待，而中国人运中国货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视，遇到清政府重税的抑制，于海上航运的茶货竟要缴纳陆路上的各种厘金（晋商贩茶出口，除交纳正税外，到恰克图，每票复交票规银50两。咸丰十年后，因军饷支绌，规定每商票一张，在察哈尔都统衙门，捐输厘金60两银），实在是咄咄怪事，欺人太甚。显然，晚清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控制，清政府已经变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换言之，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清廷越来越走向买办化，它的统治职能越来越趋向反动，逐渐俯首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意志。同治末年(1874)，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中，晋商输入俄国的茶叶降到6万担（600万斤），到光绪四年(1878)，晋商由湖北、湖南等处运销于俄国的茶叶又降至5.5万担，其中80%的是红茶和砖茶，而同年俄商直接从中国武汉等处贩去的茶叶则猛增到27.5万担（注：渠绍淼等：《山西外贸志》上册，第84页。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刊印1984年。），是晋商在蒙古组织出口的5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华北遭受大旱灾，牲畜倒毙过多，晋商缺乏运茶工具，但更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即俄商在湖北直接开办茶厂，用蒸气手段压制砖茶，以宗主国国民的身份无理地几乎是无偿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茶叶资源和获取鄂省的廉价劳动力，大量降低成本。并得到中国官方给予运销上的政策优惠，从而更有力地侵夺中国商利之故。
　　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竞争中，曾进行过顽强的努力，并曾取得过较好的效果，但终究因为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晚清政府特殊的政治性质，而不能够持续发展。原来在同治六年(1867)茶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等代表商界提出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国售货的强烈要求。他们通过绥远城将军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朝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当时清政府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和迫于商界的压力，于同治七年(1868)批准了晋省茶商赴俄贸易的请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也与俄政府达成协议，并暂时实行以每票贩1.2万斤茶叶而纳25两银的轻税，“以示体恤”。于是，不少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图，进而通过艰苦的征程，深入俄国地界，另辟市场，谋求商务扩展。史称“恰克图……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注：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见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63卷。）。这些晋商在同治八年(1869)，通过境外分庄向俄国组织出口功夫茶4.8万担，红茶、砖茶和绿茶为6.2万担，与俄商该年贩运茶叶总量相当。同治十年(1871)晋商输俄茶叶多达20万担，超过俄商贩运量（11万担）近一倍。对此文献记载，“还有大量的茶叶，由陆路运往恰克图及蒙古。过去的年代没有统计数据可供查考，但是，据海关税务局麦克佛森先生(Macphenson)说，1871年，由陆路运的茶叶数量共为26957930磅，计砖茶12149584磅，红茶14808346磅。在对俄海上贸易开始以前，这种极为发达、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的茶叶，经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注：档案：1872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第124页。）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清政府腐朽、国家主权丧失，凭晋商的聪明才智和长久的行商实力是不会落后于俄商的。他们虽然受挫，但只要有了相应的机会和条件，就能再现辉煌。只因清政府又搞起了所谓“引俄制日”的政策，进一步放纵俄商的侵略，允许其在我国内地恣意妄为，欺行霸市，抑勒茶叶收购价，大量剥削茶农（注：（清）卞宝：《六制军奏议》卷5，奏体察鄂省加增茶课窒碍难行折。），加大晋商的竞争压力。同时清政府又施行限制民族商业资本发展的办法，只限定恰克图一处对外贸易（关闭蒙古的其他各口），并逐渐加重商税，致使晋商对俄出口茶叶业务又滑坡了。再加上宣统元年(1909)俄国单方面突然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每普特茶叶征税2500-3500文钱），这样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终清，再无发展之机，运销俄国的茶叶又跌到了5万担左右。
　　综合起来看，我国晚清的茶叶经济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民族地位、社会性质、国民权益保障等问题相联系的。它以产、运、销为基本结构，以栽培、采集、加工等生产程序为基础和核心，以市场为经营之导向，并深受政治之影响。
　　尽管晋商茶叶贸易在同、光时期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商、农共同开辟了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在湘、鄂的红、黄壤上，首先制造和发展红茶，创造出了偌大的几块红茶基地，以足量产品供应华北和中原人民饮用，成功地开发地力，为国兴利。他们使红茶享誉欧洲特别是俄国，进而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海外，进一步促进了中俄经济和文化交流。俄人记载，红茶的边贸，使“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注：（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不仅这一地区如此，而且，“所有亚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时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饮用的红茶，并将之积极组织出口外销，在世界饮食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原因探析

孙洪升

　　我国号称茶的祖国，世界上茶树的原产地即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汉代，茶已为人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茶业略有发展，江南地区逐渐形成饮茶风习。入唐以后，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茶业成为当时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兴部门，茶叶生产异军突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亦日趋重要。许多学者已就唐代的茶业、茶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原因问题似尚须作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社会生产发展，自然条件适宜
　　茶树从被发现、利用到大规模的栽培种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至迟在西汉时期，我国已有茶叶生产。西汉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之语，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蜀地本来就是我国的产茶地之一，“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地区在西汉时已开始种植茶树，并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茶叶市场。汉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我国的茶叶生产亦随之有了缓慢的发展。唐人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搜集了大量从上古到唐代的茶史资料，其中以两晋南北朝的茶叶历史资料为多，说明南北朝时期的茶叶的影响力已渐扩大，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并把茶叶写进了作品中。但隋唐以前，茶叶的饮用仍局限于南方，北方人民尚不多饮。故北人偶有饮者即被视为怪异。北魏时杨衍之在其《洛阳伽蓝记》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当时北方人对茶知之甚少，因而投降到北方的江南士人饮茶即遭到讥笑，在朝贵宴会上虽已开设茗饮，北方士人却耻不复食。北方人把南方士人的饮茶风习与当时南方的落后、野蛮、未开化联系在一起。［①］甚至到了唐代前期，北方仍然没有形成饮茶习俗，封演即言：“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②］。唐代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完全改观。
　　为什么唐宋以前茶叶生产发展如此缓慢？为什么在唐代茶叶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几个基本的因素制约着我国古代茶叶生产的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茶叶是经济作物，茶叶生产受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茶叶的产地——我国的南方地区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较低，自然经济的色彩浓厚，汉代以前虽有局部开发，多数地区仍十分落后。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广大地区仍然是地旷人稀，经济发展属于开发阶段，即“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③］
　　粮食生产在传统农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社会有稳定的粮食供应，避免饥饿，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目标。“重农抑商”、“驱农归田”都是为了粮食生产。尽管唐宋以前的社会一直推行重农政策，粮食生产水平仍不尽人意，一旦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发生，人们不免到处流亡，“易子而食”的悲剧屡屡重演。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但汉代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却难以与此相称。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480市斤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量二千市斤左右，一家约在四千市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1／3，除去封建国家的租赋，只有很少部分进行再生产。自耕农户能用于再生产的最多不过总产量的8—16.6％，往往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一遇到天灾人祸，农民往往破产流亡。而佃农、依附农的情况则更糟。［④］这虽是汉代总的粮食生产情况，甚至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但考虑到唐宋以前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较之北方农业生产要落后，则汉代南方的粮食生产水平亦可想而知了。汉代以降，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南方农业发展迅速，单位亩产量也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缓慢增长，为茶叶这种经济作物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条件。
　　表面上，粮食、茶叶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是关系密切，如影相随的。业师李埏先生对此颇有灼见：“茶作为一种优良饮料，在唐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知道而且应用了。可是茶业的兴盛却是唐代的事情。……饮茶之风在六朝时确已出现，可是茶的种植不广，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还不足以大量生产这种经济作物。……只有当粮食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从粮食作物的生产中能匀出相当的人手和土地时，茶才能相应地获得发展”［⑤］。直到今天，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里，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食物的生产仍决定着农业部门的发展。［⑥］而经济作物较为集中的地区的农业水平亦较高。唐代亦然。试以江南为例。唐代江南是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那里的生产从质的方面而言，已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在开元、建中之际，稻麦复种制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水稻农业开始由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种稻农户户均产量总量大大超过了六朝。［⑦］唐代南方粮食平均亩产量较之东晋南朝有了进一步提高，南方水田比东晋南朝增产1.2％。［⑧］入唐以后，南方成为重要的粮食输出区，大量粮食漕运到北方，缓解了北方的粮食紧张状况。唐人权德舆、刘晏对此认识颇为深刻。
　　唐代南方粮食产量的增加，农民在满足家庭消费及完纳租税之后，便可把剩余部分投放市场，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太平广记》卷374《胡氏子》、《茅亭客话》卷8《女子画虎》条均记载了农民将剩余小麦投放市场的事例。将稻麦等粮食投放市场是唐代全国皆有的现象，南方更加普遍。大量粮食投放市场可以满足茶农的粮食需求，对发展茶叶生产十分有利。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促进了农村副业的发展。
　　“作物的成功有赖于环境的帮助”［⑨］。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与南方茶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分不开的。茶树具有喜温、喜湿、喜酸、耐荫的生态特征，对环境条件有一定的要求，茶树生长的最适宜温度在20℃—30℃范围之内，当气温下降到－10℃以下时即会受到较严重的冻害。而唐代南方茶区气候温暖湿润，适合茶树生长。此外，唐代南方气温变幅小，雨量充足，保持了相对完整的森林植被，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调节气候、蓄保水分和抗御灾害的作用，给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南方逐步形成了重视培养地力的耕作方式，从而促进了土质的变化［⑩］。这些自然条件适于茶树生长发育，为唐代茶叶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
　　 二、茶叶商品性增强，市场需求旺盛
　　唐代茶叶生产迅速发展，与茶叶的商品性不断增强、茶叶市场不断扩展关系密切。茶叶的商品率提高了，茶叶的市场容量扩大了，茶叶的流通畅通了，则茶叶的生产也会随之提上一个新台阶。下面即详述之。
　　（１）唐代茶叶市场容量的扩大。
　　茶叶市场容量是制约茶叶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把茶叶的消费量视为茶叶的市场容量。马克思指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①①］作为茶叶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唐代茶叶消费量逐渐扩大，刺激了茶叶生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茶叶消费仅限于南方各地，市场狭小，消费量不大，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也不大。
　　入唐以后，饮茶之风风靡大江南北，远播塞外。其实，北方广大地区在唐初时尚无饮茶之习，开元天宝年间才稍稍有茶，至德大历年间茶叶渐多，德宗建中年间之后遂达到了兴盛的局面。［①②］唐代封演也认为南方人喜好饮茶，北方人初不多饮，开元年间因佛寺学禅务，寺僧饮茶，各地竞相仿效，形成了饮茶风俗。［①③］“茶神”陆羽写成我国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对唐人的茶叶消费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史称“［陆］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①④］唐代的茶叶消费达到了一个新水平。饮茶已不再是王公贵族、官僚士人的特权，品茶啜茗之风已渐入寻常百姓家，茶叶开始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闻，嗜好尤切”。［①⑤］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大量消费茶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穷日尽夜，殆成风俗。”［①⑥］“累日不食肉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①⑦］
　　唐人饮茶之风兴盛，间接地反映出茶叶消费量之大及茶叶市场的扩展，推动了茶叶生产向前发展。“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①⑧］茶叶成为受广大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刺激了南方茶农和茶园主植茶制茶的积极性，不断扩大茶叶产量，提高茶叶质量，以适应市场需求，也促进了茶叶栽培技术的提高及品种的增多。“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①⑨］这是茶叶生产不断调整、适应茶叶消费的结果。
　　（２）茶叶贸易繁荣
　　李埏先生指出，茶叶产地在川蜀江淮，而销售却远及北国、吐蕃、塞外，必须有商业的中介，否则便无法流通。并指出唐中叶以降，处于幼年阶段的全国性市场已经形成了。［②⑩］显然，商业和市场是联系茶叶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②①］茶叶这种商品性很强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因产地与销地相距遥远，更离不开交换与流通。唐代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茶叶进入市场销售全国各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唐中叶以后，朝野上下都和市场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商业资本活跃，需要在流通过程中增殖自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活动的最佳途径即长途贩运贸易。［②②］唐代商人资本开始向茶叶贸易倾斜，茶叶开始成为商人长途贩运的大宗商品，因其消费量大、易于销售、易获厚利而受到商人的青睐。唐代茶商长途贩茶的情况较为普遍，茶商人数也不少。在春季采茶季节，富商大贾、小商小贩便云集茶区，收购茶叶。如祁门县产的茶色香俱佳，吸引了四方茶商前来采购。“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②③］其中既有肩挑背负作小本生活的小商贩，也有广市多载、以巨艎运输的资本雄厚的大茶商。其他茶区的贸易亦十分繁荣：“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鏽缯缬金钗，入山交易。”一些劫江贼获异色财物后入茶山博茶，贩运北方。［②④］
　　唐代水陆交通的发达、造船业的进步也为茶叶贸易尤其是长途贩运提供了有利条件。茶商在贸易中使用舟船的很多。舟船的使用，扩大了茶叶的运载量，提高了运输效率，加快了茶叶的流通过程，扩大了茶叶的流通地域。在茶叶的生产、消费过程中，各地茶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销售区域。［②⑤］
　　唐代商人多投资于茶叶贸易，促进了茶叶的营销，有助于茶农的生产。使茶农“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②⑥］，有利于提高茶叶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促进茶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唐政府一度实行税茶、榷茶政策，为茶叶商品的正常流通设置了障碍。但由于私茶贩禁而不绝，仍有大量茶叶通过私茶商之手进入了消费者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榷茶给茶叶流通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市场狭小而且很分散的地区，不可能充分地开发由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而获得的规模经济效益”［②⑦］，唐代茶叶市场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茶叶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作用。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农民家庭或多或少地要与市场发生一定的关系已是不容置疑，而在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繁荣，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密，农民为完成社会再生产、交纳赋役，必须出售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因此，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了农民生产模式的改变。假如南方农户既生产稻米又生产茶叶，他只卖一部分稻米，其余的留作家庭消费。如果稻米价格下降，减少稻米生产，增加茶叶生产有利可图，则农户可能把生产稻米的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如果茶叶价格继续上升，稻米价格不断下滑，在农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农民则把稻米生产的资源进一步转移到茶叶生产上，农户需购买稻米以满足消费。茶树的集中栽植，迫使茶农必须从市场上购买粮食以满足家庭消费。唐代南方出现的茶园户专门以种茶为生，笔者认为与此有关。当然，在唐代社会条件下价值规律、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因此否认其作用也是不可取的。市场、价格对唐代农户的茶叶生产是有作用的。如蜀地生产的蒙顶茶，质精价高，“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倍受消费者欢迎。结果大大刺激了茶农的积极性，“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②⑧］
　　 三、劳动力资源充足，从业者众多
　　茶叶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茶叶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中，制茶、采茶等都要依靠手工劳动，没有机械化的生产。仅茶叶采摘一项即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茶树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因此必须争时间、抢速度，及时加以采摘。据《茶经》记载，春季的二、三、四月是采茶的季节，一般在日出之前即要开始劳作。为了保证鲜叶质量，还要注意选好采摘时间，“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②⑨］因此，当茶园面积较大时，在采摘旺季极易造成劳动力的短缺问题。采摘茶叶的劳动量一般可以占到总劳动量的一半左右。“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③⑩］因为劳动量大，茶农全家都暂时停止其他劳作，参加到采茶中来。茶芽采下后还要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加工制作，“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③①］最后加工成饼茶或团茶，用竹子或纫谷皮串成串。“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③②］儿童也参加了制茶的劳动。
　　唐代社会为茶叶生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教训，政治上比较清明，经济繁荣富庶。在全国安定统一的条件下，均田农民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刺激了人口大量增殖。史称“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６３０）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③③］人口增长的速度是较快的。贞观年间全国户数不满三百万；至武则天神龙元年全国户数便上升到了六百三十五万多户，是贞观年间的二倍多；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全国有九百六十一万多户，较之贞观年间增长了三倍多。［③④］中国人口数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且南方人口急剧增长。安史之乱前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大大增加了南方人口。有学者研究指出，安史之乱以后长江流域成为全国人口重心。［③⑤］
　　南方人口的增加为茶叶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在唐代南方茶区出现了许多农户，他们或兼营茶叶生产，或专门从事茶叶生产，在唐代文献中后者称为“茶园户”或“园户”。
　　唐代南方农户兼营茶叶生产的现象应是较为普遍的。农户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也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茶，以便投放市场，补贴家用，维持家庭的社会再生产。如“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③⑥］即是一例。以茶叶生产作为副业的农户在宜茶生长的南方是很普通的事情。正因如此，在唐代文献中对此的记载反不多见。虽然每户产量不多，但拳石成山，聚积起来数目是很大的。
　　但对唐代茶业经济产生重大作用的是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园户。茶园户的出现，是唐代农业领域中的新鲜现象。唐武宗开成五年十月盐铁司奏文有云：“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③⑦］；又唐人张途说：祁门县一带“业于茶者七八矣。”［③⑧］李商隐说：泸州“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③⑨］上述农户以茶为业，生产茶叶投放市场，其生活、生产资料亦仰于市场，据此，我们称之为茶叶专业户似不过分。茶园户出现显示着唐代农业分工的新格局，对于增加茶叶产量、发展茶业经济、活跃市场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茶园户的经济状况不一，茶园规模大小有别，经营方式也不同。地位相当于自耕农的园户，依靠自身的力量即能完成采茶制茶任务，不需假手别人。倘若茶园面积大，需投入大量劳动力，即需要采取租佃或雇工的经营方式。此类园户经济地位相当于地主，我们姑且称之为茶园主。
　　茶园主的租佃经营茶园。即将茶园出租，收取茶租。如陆龟蒙嗜茶，“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簿为瓯舣之费。”［④⑩］租佃者多为丧失土地的农民，交租之后，即可把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唐宋时期，从事这类茶叶生产的佃农为数不少。唐代大量农民破产沦为佃农，给此类茶园的经营创造了条件。
　　茶园主的雇工经营。茶园主雇募工人来进行茶园管理、采摘加工，付给一定的报酬。《太平广记》记载“九陇人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招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庸功者杂处园中”［④①］张守圭每年雇用的采茶人员达一百多人，其茶园规模必不小。茶园主所需雇工数量是很大的，经营茶园须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作后盾。
　　唐代人口的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各类茶园的经营提供了条件，促进了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
　　 四、茶叶生产技术进步
　　茶叶生产的发展与整个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自秦汉以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便不断探索发展农业的生产技术。入唐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重视地利的农业经营技术，大田粮食作物产量不断提高。这些都为发展茶叶等经济作物奠定了基础。
　　“新作物的出现意味着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和完善。……因为农业，或者说种地，牵涉到千家万户。一项农业革新的成败始终取决于社会的支持、推动和要求”［④②］茶叶虽在唐代以前早已种植，但就其发展而言，视其为“新作物”亦未尝不可。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只有只言片语的零散记载。入唐以后，出现了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人们开始对茶有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但陆羽在《茶经》中对茶树的栽培、加工技术仍论述不详。晚唐时人韩鄂在《四时纂要》中详细谈到了种茶的方法。兹引录于下：
　　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斫，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穄等。
　　收茶子：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之。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④③］
　　不难看出，唐代后期对茶树的栽培管理技术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包括了种茶时间、茶园选择、茶籽催芽、播种方法、施加底肥、中耕除草、施肥灌溉、茶叶采摘等诸多方面。
　　茶叶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唐代茶叶生产发展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农业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为茶叶生产提供了根本的条件，使唐代社会可分出一部分资源、劳力发展茶业；南方自然条件优越，宜于植茶；茶叶商品性增强，市场容量扩大，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生产技术在唐代有了进步，也利于茶叶生产。此外，南方征收赋税时多折钱帛；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推行以钱纳税等，对于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是较为合适的。
　　注释：
　　①参阅《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
　　② ①③ ①⑥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③郑学檬、陈衍德：《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④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载《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⑤ ②⑩ ②②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
　　⑥ ②⑦John W. Mellor:The Economic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⑦参阅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⑧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⑨ ④②［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11月版。
　　⑩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①① ②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
　　①② ①⑦ ②⑤ ②⑧杨华《膳夫经手录》。
　　①④《新唐书》卷196《隐逸》。
　　①⑤《全唐文》卷720《论王播增榷茶疏》。
　　①⑨据李肇记载，当时名茶有二十多种。参阅李肇《国史补》卷下。
　　②③ ②⑥ ③⑧《全唐文》卷772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②④《全唐文》卷751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赋书》。
　　②⑨ ③①陆羽《茶经》。
　　③⑩袁高《茶山诗》，《全唐诗》卷314。
　　③②柳宗元《夏昼偶作》，《全唐诗》卷352。
　　③③《新唐书·食货志》。
　　③④参阅《文献通考》卷十《户口》一。
　　③⑤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③⑥《全唐文》卷795，孙樵《书何易于》。
　　③⑦《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③⑨《全唐文》卷772，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
　　④⑩《全唐文》卷801，陆龟蒙《甫里先生传》。
　　④①《太平广记》卷37。
　　④③韩鄂《四时纂要》春令卷之二。


　 茶 谱

（明）朱权

序
挺然而秀，郁然而茂，森然而列者，北园之茶也。泠然而清、锵然而声，涓然而流者，南涧之水也。块然而立，[日卒]然而温，铿然而鸣者，东山之石也。癯然而酸，兀然而傲，扩然而狂者，渠也。以东山之石，击灼然之火。以南涧之水，烹北园之茶，自非吃茶汉，则当握拳布袖，莫敢伸也!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共语哉?予法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岂惟清哉?涵虚子[月瞿]仙书。
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谈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大矣!其名有五：日茶、日[木贾]、日[艹设]、日茗、日[艹舛]。一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食之能利大肠，去积热，化痰下气，醒睡，解酒，消食，除烦去腻，助兴爽神。得春阳之首，占万木之魁。始于晋，兴于宋。惟陆羽得品茶之妙，著《茶经》三篇。蔡襄著《茶录》二篇。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无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茶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为云海餐霞服日之士，共乐斯事也。虽然会茶而立器具，不过延客款话而已。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工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飘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将如蟹眼，量客众寡，投数纪匕于巨瓯，置之竹架，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故山谷日：“金谷看花莫谩煎”是也。卢[人工]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使二老有知，亦为之大笑。其他闻之，莫不谓之迂阔。
品茶
于谷雨前，采一枪一旗者制之为末，无得膏为饼。杂以诸香，失其自然之性，夺其真味。大抵味清甘而香，久面回味，能爽神者为上。独山东蒙山石藓茶，味入仙品，不入凡卉。虽世固不可无茶，然茶性凉，不疾者不宜多饮。
收茶
茶宜[艹弱]叶而收。喜温燥而忌湿冷。入于焙中。焙用木为之，上隔盛茶，下隔置火，仍用[艹弱]叶盖其上，以收火器。两三日一次，常如人体温温，则御湿润以养茶。若火多则茶焦。不入焙者。宜以[艹弱]笼密封之，盛置高处。或经年香、味皆陈，宜以沸汤渍之，而香味愈佳。凡收天香茶，于桂花盛开时，天色晴明，日午取收，不夺茶味。然收有法，非法则不宜。
点茶
凡欲点茶、先须供烤盏。盏冷则茶沉，茶少则云脚散，汤多则粥面聚。以一匕投盏内，先注汤少许调匀，旋添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七分则止。着盏无水痕为妙。今人以果品为换茶，莫若梅、桂、茉莉三花最佳。可将蓓蕾数枚投于瓯内罨之。少倾，其花自开。瓯未至唇，香气盈鼻矣。 熏香茶法百花有香者皆可。当花盛开时，以纸糊竹笼两隔，上层置茶，下层置花，宜密封固，经宿开换旧花。如此数日，其茶自有香气可爱。有不用花，用龙脑熏者亦可。
茶炉
与练丹神鼎同制。通高七寸，径四寸，脚高三寸，风穴高一寸。上用铁隔。腹深三寸五分，泻铜为之，近世罕得。予以泻银坩锅瓷为之，尤妙。襻高一尺七寸半。把手用藤扎，两傍用钩，挂以茶帚、茶筅、炊筒、水滤于上。
茶灶
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烧成的瓦器如灶样，下层高尺五为灶台，上层高九寸，长尺五，宽一尺，傍刊以诗词咏茶之语。前开二火门，灶面开二穴以置瓶。顽石置前，便炊者之坐。予得一翁，年八十犹童，疾憨奇古，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衣以鹤氅，系以麻绦，履以草履，背驼而颈蜷，有双髻于顶。其形类一“菊”字，遂以菊翁名之。每令炊灶以供茶，其清致倍宜。
茶磨
磨以青礞口为之。取其化谈去故也。其他石则无益于茶。
茶碾
茶碾，古以金、银、铜、铁为之，皆能生[钅生]。今以青礞石最佳。
茶罗
茶罗，径五寸，以纱为之。细则茶浮，粗则水浮。
茶架
茶架，今人多用木，雕镂藻饰，尚于华丽。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
茶匙
茶匙要用击拂有力，古人以黄金为上，今人以银、铜为之。竹者轻，予尝以椰壳为之，最佳。后得一瞽者，无双目，善能以竹为匙，凡数百枚，其大小则一，可以为奇。特取其异于凡匙，虽黄金亦不为贵也。
茶筅
茶筅，截竹为之，广、赣制作最佳。长五寸许，匙茶入瓯，注汤筅之，候浪花浮成云头、雨脚乃止。
茶瓯
茶瓯，古人多用建安所出者，取其松纹兔毫为奇。今淦窑所出者与建盏同，但注茶，色不清亮，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
茶瓶
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汤有准。古人多用铁，谓之罂。罂，宋人恶其生[钅生]，以黄金为上，以银次之。今予以瓷石为之。通高五寸，腹高三寸，项长二寸，嘴长七寸。凡候汤 不可太过，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
煎汤法
用炭之有焰者谓之活火。当使汤无妄沸。初如鱼眼散布，中如泉涌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此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
品水
[月瞿]仙日：青城山老人村杞泉水第一，钟山八功德第二，洪崖丹潭水第三，竹根泉水第四。或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伯刍以扬子江心水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丘石泉第三，丹阳井第四，大明井第五，松江第六，淮江第七。又日：庐山康王洞帘水第一，常州无锡惠山石泉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硖州扇子硖下石窟泄水第四，苏州虎丘山下水第五，庐山石桥潭水第六，扬子江中泠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唐州桐柏山淮水源第九，庐山顶天地之水第十，润州丹阳井第十一，扬州大明井第十二，汉江金州上流中泠水第十三，归州玉虚洞香溪第十四，商州武关西谷水第十五，苏州吴松江第十六，天台西南峰瀑布第十七，郴州圆泉第十作，严州桐庐江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

注：
1、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七子，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宁王。谥献，故称宁献王。曾奉敕辑《通鉴博论》，撰有《家训》、《宁国仪范》、《汉唐秘史》、《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十种著作。
2、此以艺海汇函钞本为底本，参校其他资料，因某些字我们的电脑一时还无法编辑，给您带来阅读之不便，还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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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名茶”鉴别方法
近年来十大名茶也出现了很多假冒产品，以下是这些名茶的主要特征和识假方法。
　　1西湖龙井，产于浙江杭州西湖区，茶叶为扁形，叶细嫩，条形整齐，宽度一致，为绿黄色，手感光滑，一芽一叶或二叶；芽长于叶，一般长3厘米以下，芽叶均匀成朵，不带夹蒂，碎片，小巧玲珑。龙井茶味道清香，假冒龙井茶则多是青草味，夹蒂较多，手感不光滑。
　　2碧螺春，产于江苏吴县太湖的洞庭山碧螺峰。银芽显露，一芽一叶，茶叶总长度为1.5厘米，每500克有5.8万至7万个芽头,芽为白毫卷曲形，叶为卷曲青绿色，叶底幼嫩，均匀明亮。假的为一芽二叶，芽叶长度不齐，呈黄色。
　　3信阳毛尖，产于河南信阳车云山。其外形条索紧细，圆，光，直，银绿隐翠，内质香气新鲜，叶底嫩绿匀整，一般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假的为卷曲形，叶片发黄。
　　4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由未展开的肥嫩芽头制成，芽头肥壮挺直，匀齐，满披茸毛，色泽金黄光亮，香气清鲜，茶色浅黄，味甜爽，冲泡时看起来芽尖冲向水面，悬空竖立，然后徐徐下沉杯底，形如鲜笋出土，又像银刀直立。假银针为青草味，泡后银针不能竖立。
　　5六安瓜片，产于安徽六安和金寨两县的齐云山。其外形平展，每一片不带芽和茎梗，叶呈绿色光润，微向上重叠，形似瓜子，内质香气清高，水色碧绿，滋味回甜，叶底厚实明亮。假的则味道较苦，色比较黄。
　　6黄山毛峰，产于安徽歙县黄山。其外形细嫩稍卷曲，芽肥壮，匀齐，有锋毫，形状有点像雀舌，叶呈金黄色；色泽嫩绿油润，香气清鲜，水色清澈，杏黄，明亮，味醇厚，回甘，叶底芽叶成朵，厚实鲜艳。假茶呈土黄色，味苦，叶底不成朵。
　　7祁门红茶，产于安徽祁门县。茶颜色为棕红色，切成0.6至0.8厘米，味道浓厚，强烈，醇和，鲜爽。假茶一般带有人工色素，味苦涩，淡薄，条叶形状不齐。
　　8都匀毛尖，产于贵州都匀县。茶叶嫩绿匀齐，细小短薄，一芽一叶初展，形似雀舌，长2至2.5厘米，外形条索紧细，卷曲，毫毛显露，色泽绿润，内质香气清嫩，新鲜，回甜，水色清澈，叶底嫩绿匀齐。假茶叶底不匀，味苦。
　　9铁观音，产于福建安溪县。叶体沉重如铁，形美如观音，多呈螺旋形，色泽砂绿，光润，具有天然兰花香，汤色清澈金黄，味醇厚甜美，入口微苦，立即转甜，耐冲泡；叶底开展，青绿红边，肥厚明亮，每颗茶都带茶枝。假茶叶形长而薄，条索较粗，无青翠红边，叶泡三遍后便无香味。
　　10武夷岩茶，产于福建崇安县。外形条索肥壮，紧结，匀整，带扭曲条形，俗称“晴蜒头”，叶背起蛙皮状砂粒，俗称“蛤蟆背”，内质香气馥郁，隽永，滋味醇厚回苦，润滑爽口，汤色橙黄，清澈艳丽；叶底匀亮，边缘朱红或起红点，中央叶肉黄绿色，叶脉浅黄色，耐泡6至8次以上。假茶开始味淡，欠韵味，色泽枯暗。

茶叶的选购技巧
　　茶叶的选购不是易事，要想得到好茶叶，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如各类茶叶的等级标准，价格与行情，以及茶叶的审评、检验方法等。茶叶的好坏，主要从色、香、味、形四个方面鉴别，但是对于普通饮茶之人，购买茶叶时，一般只能观看干茶的外形和色泽，闻干香，使得判断茶叶的品质更加不易。这里粗略介绍一下鉴别干茶的方法。干茶的外形，主要从五个方面来看，即嫩度、条索、色泽、整碎和净度。
　　1.嫩度：嫩度是决定品质的基本因素，所谓“干看外形，湿看叶底”，就是指嫩度。一般嫩度好的茶叶，容易符合该茶类的外形要求(如龙井之“光、扁、平、直”)。此外，还可以从茶叶有无锋苗去鉴别。锋苗好，白毫显露，表示嫩度好，做工也好。如果原料嫩度差，做工再好，茶条也无锋苗和白毫。但是不能仅从茸毛多少来判别嫩度，因各种茶的具体要求不一样，如极好的狮峰龙井是体表无茸毛的。再者，茸毛容易假冒，人工做上去的很多。芽叶嫩度以多茸毛做判断依据，只适合于毛峰、毛尖、银针等“茸毛类”茶。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最嫩的鲜叶，也得一芽一叶初展，片面采摘芽心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芽心是生长不完善的部分，内含成份不全面，特别是叶绿素含量很低。所以不应单纯为了追求嫩度而只用芽心制茶。
　　2.条索：条索是各类茶具有的一定外形规格，如炒青条形、珠茶圆形、龙井扁形、红碎茶颗粒形等等。一般长条形茶，看松紧、弯直、壮瘦、圆扁、轻重；圆形茶看颗粒的松紧、匀正、轻重、空实；扁形茶看平整光滑程度和是否符合规格。一般来说，条索紧、身骨重、圆(扁形茶除外)而挺直，说明原料嫩，做工好，品质优；如果外形松、扁(扁形茶除外)、碎，并有烟、焦味，说明原料老，做工差，品质劣。以杭州地区绿茶条索标准为例：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细紧有锋苗紧细尚有锋苗尚紧实尚紧稍松粗松可见，以紧、实、有锋苗为上。
　　3.色泽：茶叶色泽与原料嫩度、加工技术有密切关系。各种茶均有一定的色泽要求，如红茶乌黑油润、绿茶翠绿、乌龙茶青褐色、黑茶黑油色等。但是无论何种茶类，好茶均要求色泽一致，光泽明亮，油润鲜活，如果色泽不一，深浅不同，暗而无光，说明原料老嫩不一，做工差，品质劣。
　　茶叶的色泽还和茶树的产地以及季节有很大关系。如高山绿茶，色泽绿而略带黄，鲜活明亮；低山茶或平地茶色泽深绿有光。制茶过程中，由于技术不当，也往往使色泽劣变。
　　购茶时，应根据具体购买的茶类来判断。比如龙井，最好的狮峰龙井，其明前茶并非翠绿，而是有天然的糙米色，呈嫩黄。这是狮峰龙井的一大特色，在色泽上明显区别于其它龙井。因狮峰龙井卖价奇高，茶农会制造出这种色泽以冒充狮峰龙井。方法是在炒制茶叶过程中稍稍炒过头而使叶色变黄。真假之间的区别是，真狮峰匀称光洁、淡黄嫩绿、茶香中带有清香；假狮峰则角松而空，毛糙，偏黄色，茶香带炒黄豆香。不经多次比较，确实不太容易判断出来。但是一经冲泡，区别就非常明显了。炒制过火的假狮峰，完全没有龙井应有的馥郁鲜嫩的香味。
　　4.整碎：整碎就是茶叶的外形和断碎程度，以匀整为好，断碎为次。
　　比较标准的茶叶审评，是将茶叶放在盘中(一般为木质)，使茶叶在旋转力的作用下，依形状大小、轻重、粗细、整碎形成有次序的分层。其中粗壮的在最上层，紧细重实的集中于中层，断碎细小的沉积在最下层。各茶类，都以中层茶多为好。上层一般是粗老叶子多，滋味较淡，水色较浅；下层碎茶多，冲泡后往往滋味过浓，汤色较深。

三种方法教你鉴别新茶
　　春天已到，新茶即将上市。由于刚上市的新茶价格较高，一些经销商往往会以旧茶冒充新茶，顾客如不注意鉴别，就有可能上当受骗。那么，如何区分新茶与旧茶，笔者特地咨询了茶叶专家。专家介绍了鉴别新茶的三种方法：
　　一是观其色。绿茶色泽青翠碧绿，汤色黄绿明亮；红茶色泽乌润，汤色红橙泛亮，是新茶的标志。茶在贮藏过程中，构成茶叶色泽的一些物质，会在光、气、热的作用下，发生缓慢分解或氧化，如绿茶中的叶绿素分解、氧化，会使绿茶色泽变得枯灰无光，而茶褐素的增加，则会使绿茶汤色变得黄褐不清，失去了原有的新鲜色泽；红茶贮存时间长，茶叶中的茶多酚产生氧化缩合，会使色泽变得灰暗，而茶褐素的增多，也会使汤色变得混浊不清，同样会失去新红茶的鲜活感。
　　二是闻其香。科学分析表明，构成茶叶香气的成分有300多种，主要是醇类、酯类、醛类等特质。它们在茶叶贮藏过程中，既能不断挥发，又会缓慢氧化。因此，随着时间的延长，茶叶的香气就会由浓变淡，香型就会由新茶时的清香馥郁而变得低闷混浊。
　　三是品其味。因为在贮藏过程中，茶中的酚类化合物、氨基酸、维生素等构成滋味的特质，有的分解挥发，有的缩合成不溶于水的物质，从而使可溶于茶汤中的有效滋味物质减少。因此，不管何种茶类，大凡新茶的滋味都醇厚鲜爽，而陈茶却显得淡而不爽。

春茶、夏茶、秋茶的鉴别
　　春茶、夏茶与秋茶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季节变化和茶树新梢生长的间歇而定的。
　　我国绝大部分产茶地区，茶树生长和茶叶采制是有季节性的。通常按采制时间，划分为春、夏、秋三季茶。但划分标准不一致。有的以节气分：清明至小满为春茶，小满至小暑为夏茶。有的以时间分：5月底以前采制的为春茶，6月初至7月上旬采制的为夏茶。7月以后采制的当年茶叶，就算秋茶了。现将春茶、夏茶和秋茶的品质特征分述如下：
　　不同茶季的茶叶，无论是外形和内质都有较大的差异。比如绿茶，春季气温适中，雨量充沛，色泽绿翠，叶质柔软，而且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含量丰富，使得春茶的滋味鲜爽，香气浓馥保健作用明显。而且，春茶一般无病虫危害，无须使用农药，茶叶无污染，因此春茶特别是早期的春茶，往往是一年中品质最佳的。夏茶新梢生长迅速，但很容易老化。茶叶中的氨基酸、维生素的含量明显减少，花青素、咖啡碱、茶多酚含量明显增加，味显苦涩。
　　春茶、夏茶、秋茶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鉴别。
　　1、干看。主要从茶叶的外形、色泽、香气上加以判断。凡红茶、绿茶条索紧结，珠茶颗粒圆紧；红茶色泽乌润、绿茶色泽绿润；茶叶肥壮重实，或有较多毫毛；且又香气馥郁者，乃至春茶的品质特征。凡红茶、绿茶条索松散，珠茶颗粒松泡；红茶色泽红润，绿茶色泽灰暗或乌黑；荷地轻飘宽大，嫩梗瘦长；香气略带粗老者，乃是夏茶的品质特征。凡茶叶大小不一，叶张轻薄瘦小；绿茶色泽黄绿，红茶色泽暗红；且茶叶香气平和者，乃是秋茶的品质特征。另外，还可以结合偶尔夹杂在茶叶中的花、果来判断，如果发现有茶树幼果，估计鲜果大小近似绿豆，那么可以判断为夏茶。到秋茶时，茶树鲜果已差不多有桂圆大小了，一般不易混杂在茶叶中，但7—8月间茶树花蕾已经开始开花，9月开始，已出现开花盛期，因此，凡茶叶中夹杂有花蕾、花朵者，乃秋茶也。但通常在茶叶加工过程中，经过筛分、拣剔，是很少混杂花、果的，因此必须进行综合分析，方可避免片面性。
　　2、湿看。就是进行开汤审评，通过闻香、尝味、看叶底来进一步作出判断。冲泡时茶叶下沉较快，香气浓烈持久，滋味醇厚；绿茶汤色绿中透黄，红茶汤色红艳显金圈；茶底柔软厚实，正常芽叶多；叶张脉络细密，叶缘锯齿不明显为春茶。凡冲泡时茶叶下沉较慢，香气欠高；绿茶滋味苦涩，汤色青绿，叶底中夹有铜绿色芽叶；红茶滋味欠厚带涩，汤色红暗，叶底较红亮；不论红茶还是绿茶，叶底均显得薄而较硬，对夹叶较多，叶脉较粗，叶缘锯齿明显，此为夏茶。凡香气不高，滋味淡薄，叶底夹有铜绿色叶芽，叶张大小不一，对夹叶多，叶缘锯齿明显的，当属秋茶。

紫砂壶鉴赏要素
　　评价一件紫砂壶的内涵，必须具备三个主要因素：美好的结构，精湛的制作技巧和优良的使用功能。所谓形象结构，是指壶的嘴、扳、盖、纽、脚，应与壶身整体比例协调。精湛的技艺，是评审壶艺优劣的准则。优良的实用功能，是指容积和重量的恰当，壶扳的便于执握，壶的周圆和缝，壶嘴的出水流畅。同时要考虑色地和图案的脱俗和谐？
　　如果抽象地讲紫砂壶艺的审美，可以总结为形、神、气、态这四个要素。形，即形式的美，是指作品的外轮廓，也就是具象的面相；神即神韵，一种能令人意会体验出精神美的韵味；气，即气质，壶艺所内涵的本质的美；态，即形态，作品的高、低、肥、瘦、刚、柔、方、圆的各种姿态。从这几个方面贯通一气，才是一件真正的完美的好作品。但这里又要区分理和趣两个方面。若壶艺爱好者偏于理，斤斤计较于壶的容积的宜大宜小，嘴的宜曲宜直，盖的宜昂宜平，身段的或高或矮，侧重于从沏茶名饮的方面为出发点，那就只知理而无趣。一种艺术的欣赏应该在理亦在趣。一件作品不管它是大是小，壶嘴是曲是直，盖子是昂是平，形制是高是矮，都在乎有趣，趣才能产生情感，怡养心灵，百玩不厌。所以观赏一件新的造型，应该在领悟倒美的本质以后才能加以评点。从这样的审美态度做出发点，才能赢得爱好砂艺者的共鸣。当然，作为一件实用工艺美术品，它的适用性也非常重要的，使用上的舒服感可以愉悦身心，引起和谐的兴致。因此，也就是依据饮茶的习惯、风俗，有选择的考虑壶体的容量，壶嘴的出水流畅，壶把的端拿省力舒适等等。这些都是必须做具体范围的内容考虑的？
　　当今，鉴定宜兴紫砂壶优劣的标准归纳起来，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泥、形、工、款、功”。前四个字属艺术标准，后一字为功用标准，分述如下：
　　一是“泥”：紫砂壶得名于世，固然与它的制作分不开，但根本的原因，是其制作原材料紫砂泥的优越。近代许多陶瓷专著分析紫砂原材料时，均说起其为含有氧化铁的成份，其实含有氧化铁的泥，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但别处就产生不了紫砂，只能有紫泥，这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含有氧化铁，而在紫砂的“砂”。根据现代科学的分析，紫砂泥的分子结构确有与其它泥不同的地方，就是同样的紫砂泥，其结构也不尽相同，有着细微的差别。这样，由于原材料不同，带来功能效用及给人的官能感受也就不尽相同。
　　功能效用好的则质优，不然则质差；官能感受好的则质优，反之则质差。所以评价一把紫砂壶的优劣，首先是泥的优劣。泥色的变化，只给人带来视觉观感的不同，与功用、手感无济。而紫砂壶是实用功能很强的艺术品，尤其由于使用的习惯，紫砂壶需要不断摸索，让手感舒服，达到心理愉悦的目的。所以紫砂质表的感觉比泥色更重要。紫砂与其它陶泥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手感不同。一个熟悉紫砂的人，闭着眼睛也能区别紫砂与非紫砂，这就是摸非紫砂的物件，就如膜玻璃质器物--粘手，而摸紫砂物件就如摸豆沙--细而不腻，十分舒服。所以评价一把紫砂壶，壶质表的手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近年来时行的铺砂壶，正是强调这种质表手感的产物。
　　二是“形”：紫砂壶之形，是存世各类器皿中最丰富的了，素有“方非一式，圆不一相”之赞誉。如何评价这些造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艺术的社会功能即是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既然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大度的爱大度，清秀的爱清秀，古拙的爱古拙，喜玩的爱趣味，人各有爱，不能强求。从笔者角度出发，认为古拙为最佳，大度其次之，清秀再次之，趣味又次之。道理何在？因为紫砂壶属整个茶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它追求的意境，应是茶道所追求的意境是：“淡泊和平，超世脱俗”，而古拙正与这种气氛最为融洽，所以古拙为最佳。许多制壶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就去模仿古拙，结果是“东施效颦”，反而把自己的可爱之处丢掉了。要知道，艺术品乃是作者心境之表露，修养之结果，不是其他所能替代得了的。所以，大可不必模仿。
　　历史上遗留下来许多传统造型的紫砂壶，例如石桃、井栏、僧帽、掇球、茄段、孤菱、梅椿、仿古等等，乃是经过年代的冲刷，遗留下的仅存的优秀作品，拿今天的眼光看，仍然在闪烁发光。现在许多艺人在临摹，也是一人一个样，各不相同。譬如石桃壶，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多种，原因就是古今的艺人们，都把自己的审美情趣融进去了他们的作品之中。说起“形”，人们常把它与紫砂壶艺的流派相并提，认为紫砂壶流派分“筋囊”、“花货”、“光货”等，其实，这是极无分析的办法。道理很简单，就如戏剧表演家的流派分类，不能以他演什么戏而定，而应以他在戏剧表演中追求趣味。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生涯中，一旦艺术成熟，必然形成他的个人风格，几个相差无几的个人风格凑在一起，就成了流派。艺术讲究的是感觉。一把紫砂壶造型的优劣，全凭个人的感觉，作壶的讲“等样”、“等势”就是造型学讲的“均衡”。讲许多的高深的理论，很可能越讲越讲不清。不是有句俗语：“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吗？艺术上的感觉，全靠心声的共鸣，心灵的理解，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三是“工”：中国艺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例如京剧的舞蹈动作，与国画的大写意，是属于豪放之列；京剧唱段与国画工笔，则属于严谨之列；而紫砂壶成型技法，乃与京剧唱段、国画工笔技法，有着同工异曲之妙，也是十分严谨的。
　　点、线、面，是构成紫砂壶形体的基本元素，在紫砂壶成型过程中，必须交待的清清楚楚，犹如工笔绘画一样，起笔落笔、转弯曲折、抑扬顿挫，都必须交待清楚。面须光则光，须毛则毛；线，须直则直，须曲则曲；点，须方则方，须圆则圆，都不能有半点含糊。否则，就不能算是一把好壶。按照紫砂壶成型工艺的特殊要求来说，壶嘴与壶把要绝对在一直线上，并且分量要均衡；壶口与壶盖结合要严紧。这也是“工”的要求。
　　四是“款”：款即壶的款识。鉴赏紫砂壶款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意思是鉴别壶的作者是谁，或题诗镌铭的作者是谁。另一层意思是欣赏题词的内容、镌刻的书画、还有印款(金石篆刻)。紫砂壶的装饰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它具有中国传统艺术“诗、书、画、印”四为一体的显著特点。所以，一把紫砂壶可看的地方除泥色、造型、制作工夫以外，还有文学、书法、绘画、金石诸多方面，能给赏壶人带来更多美的享受。
　　历来，紫砂壶是按人定价，名家名壶身价百倍。在商品社会尤其显得突出。这样市场上就容易出现许多模仿名家制作，伪造的赝品屡见不鲜，选购名壶尤其需要小心。
　　五是“功”：所谓"功"是指壶的功能美。近年来，紫砂壶新品层出不穷，如群星璀璨，目不暇接。制壶人讲究造型的形式美，而往往忽视功能美的现象，随处可见。尤其是有些制壶人自己不饮茶，所以对饮茶习惯知之甚少，这也直接影响了紫砂壶功能的发挥，有的壶甚至会出现"中看不中用的情况。
　　其实，紫砂壶与别的艺术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实用性很强的艺术品，它的“艺”全在“用”中“品”，如果失去“用”的意义，“艺”亦不复存在。所以，千万不能忽视壶的功能美。
　　紫砂壶的功能美主要表现在：
　　(一)容量适度；
　　(二)高矮得当；
　　(三)盖严紧；
　　(四)出水流畅。
按目前我国南方人(包括港台)的饮茶习惯一般二至五人会饮，宜采用容量三百五十毫升为最佳。其容量刚好四杯左右，手摸手提，都只需一手之劳，所以称“一手壶”。紫砂壶的高矮各有用处。高壶小，宜泡红茶；矮壶大，宜泡绿茶，但又必须适度，过高则茶失味，过矮则茶易从盖溢出，使风景大刹。刹风景的还有壶嘴出水不畅，几粒很小的珠茶，到得壶中，均变成大叶，易把出堵住，现时作壶已根据饮茶人习惯把壶嘴改称独，使流水明显比以前畅通。要求壶的盖严紧，能使冲壶水落于茶海而不致落入壶内，看来似乎与功能美关系不大实际是为讲究卫生，也不可不提。凡此种种，都属功用标准。

花花草草自己泡
　　去茶馆，怕花冤枉钱；自己泡，没劲———绿茶、红茶、乌龙茶，开水一泡，大功告成。
　　何不DIY一杯好看好喝又健康的花草茶？
　　担心没有原料？放心，去超市。
　　从来没做过？简单，跟着我们如法炮制。
　　马上，你就是个茶道“高手”。
　　紫色迷情花草茶
　　●功效：名为迷情，实际却是提脑醒神的好东西。夏日午后最易昏沉沉，偏偏手头一堆文案要赶，那么就来上一杯。
　　●材料：玫瑰6朵、茉莉花一小匙、紫罗兰1/2小匙、薰衣草1/2小匙、金盏花1小匙、菩提1/2小匙、滚水100毫升、冷开水150毫升、蜂蜜适量、冰块适量。
　　●做法：先将将所有花草材料以滚水浸泡出味，待凉加入冷开水、冰块，并以蜂蜜调味。可以用玻璃壶装盛，一边享用一边让花草舒展花瓣，也可以将茶汁连同花草以制冰盒制成冰块。即使溶化也不会让滋味变淡。
　　粉红女郎玫瑰茶
　　●功效：常泡常喝，喝出粉嫩肌肤，当然就是一个粉红女郎！何况，养颜的同时还舒缓压力，睡前来上一杯，一觉到天明。
　　●材料：玫瑰花6朵、柠檬百里香1枝、混合果粒茶1小匙、滚水两份各50毫升、冷开水两份各50毫升。
　　●做法：将混合果粒茶以滚水浸泡出茶汁，待凉加入冷开水后以制冰盒制成冰块备用。再将玫瑰花、柠檬百里香以滚水泡出浓茶汁，待凉后加入冷开水即可倒入杯中。享用时加入果粒茶冰块，就可得到由浅黄变化成粉红的视觉享受，口味也会从淡雅的玫瑰花香变成微酸的果粒滋味。
　　清透金银花茶
　　●功效：谁说夏天不感冒？偶而给自己泡杯金银花茶，加点蜂蜜和薄荷，不仅防患于未然，口感也不含糊。
　　●材料：香蜂草2枝，柠檬3片，滚水50毫升，冷开水150毫升，蜂蜜适量。
　　●做法：香蜂草以滚水泡出味，待凉加入冷开水、柠檬片，再以蜂蜜调味，倒入杯中，一边饮用一边用汤匙将柠檬挤压出汁，增加风味。
　　绿野仙踪青柠茶
　　●功效：夏季护卫美白的必喝饮品！柠檬富含丰富维生素C，给身体的白皙亮丽再增加一道防护墙。
　　●材料：香蜂草2枝，柠檬3片，滚水50毫升，冷开水150毫升，蜂蜜适量。
　　●做法：香蜂草以滚水泡出味，待凉加入冷开水、柠檬片，再以蜂蜜调味，倒入杯中，一边饮用一边用汤匙将柠檬挤压出汁，增加风味。

中国饮茶方法的四次较大改变
　　我国有数千年的饮茶史，人们的饮茶方法随着制茶技术和饮茶实践的发展进步，有过四次较大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煎饮法
　　当我们的祖先还处在原始部落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常常食不果腹。当他们发现茶树的叶子无毒能食的时候，采食茶叶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去享受茶叶的色、香、味，所以还不能算饮茶。而当人们发现，茶不仅能祛热解渴，而且能兴奋精神、能医治多种疾病时，茶开始从食粮中分离出来。煎茶汁治病，是饮茶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茶是药。当时茶叶产量少，也常作为祭祀用品。
　　第二个阶段：羹饮法
　　从先秦至两汉，茶从药物转变为饮料。当时的饮用方法，正象郭璞在《尔雅》注中所说的那样：茶“可煮作羹饮”；也就是说，煮茶时，还要加粟米及调味的作料，煮做粥状。至唐代，还多用这种饮用方法。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在唐代接受饮茶的习惯，故他们至今仍习惯于在茶汁中加其它食品。
　　第三个阶段：研碎冲饮法
　　此法早在三国时代就已山现了，唐代开始流行，盛于宋。三国时代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迹，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得很明确，当时采下的茶叶，要先制饼，饮时再捣未、冲沸水。这同今天饮砖茶的方法是一样的，应该说是冲饮法的“祖宗”。但这时以汤冲制的茶，仍要加“愈、姜、桔子”之类拌和，可以看出从羹饮法向冲饮法过渡的痕迹。唐代中叶以前，陆羽己明确反对在茶中加其它香调料，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说明当时的饮茶方法也正处在变革之中。纯用茶叶冲泡，被唐人称为“清茗”。饮过清茗，再咀嚼茶叶，细品其味，能获得极大的享受。宋人以饮冲泡(淹茶)的清茗为主，羹饮法除边远地之外，己很少见到。
　　第四个阶段：可叫做全叶冲泡法
此法始于唐代，盛行于明清以来。唐代发明蒸青制茶法，专采春天的嫩芽，经过蒸焙之后，制成散茶，饮用时用全叶冲泡。这是茶在饮用上又一进步。散茶品质极佳，饮之宜人，引起饮者的极大兴趣。为了辨别茶质的优劣，当时已形成了审评茶叶色香味的一整套方法。宋代研碎冲饮法和全叶冲泡法并存。至明代，制茶方法以制散茶为主，饮用方法也基本上以全叶冲泡为主。这同今天大多数人的饮茶方法是一样的。
　　目前开始的速溶茶、茶饮料等饮用方式也许正是新兴茶饮法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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