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傅斯年 1934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馄饨的状态中，何况较繁复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人们每每重视本地或本国对于一种学问或艺术之贡献，这本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节制的范围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才可以激励出其土、其国更多的贡献来。不过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即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
这些经验良方不是一处来的。这类考据，此地无法谈，我只提醒一句，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风气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础上全无半点分别，这不是论诗宗、评画派一流的事。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生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数月前设置所谓中医研究所之争，真是一件意气与无知之充分表演，不图今日见此11世纪的恶剧。又如近时几个监察委员弹劾中央医院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话，中央医院究竟杀人不杀人，须待有资格的医士检定，岂是几个在事外监察委员所能凭空断定的。以非技术的国家官吏去判断纯粹技术的问题，监察员坐在家中做了监察吏，这要比《洗冤录》所代表的文化还要退下几步。
以政治的立点论，中国此时医学卫生的状态有下列几件事急须要做。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目下的有名医学校，国立的如上海医学院，私立的如北平协和医学校，所造出的医生很能适合近代医学所要求的高标准，但听说他们每每喜欢在大埠作业，到内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内地至今等于没有真的医生，只靠几个教会的医院对付。这是不应该而且不了的事。至于各省设的医学校每每不能甚好，专靠他们也不是办法。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的医学校中设农村服务医生一科，使他们在毕业后到内地，或者简单到内地乡村里办医学校去。听说南京中央医院有此类之计划，我希望它早能实现。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医士之训练不能速成，一时断难普及，不如先尽量讲究公共卫生，收效较快。况且中国是个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国家，各种疾疫并世无双，故死亡率在一切开化与未开化的人类之上。对付此情形之最有效方法，无过于防范于未病之先。以南京论，原来到了夏季、秋季伤寒、霍乱、疟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惊的。几年以来，以卫生署及其附属机关之努力，特别是防疫注射之努力，这些病减少得多了。这样工作，比在南京多设几个医院的效力还重要。在中国的目下经济情形论，若干公共卫生的事业是难做的，然也不是一无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干不费钱只费力的。这里头的缓急与程序，要靠研究公共卫生的人的聪明，绝不是在中国乡村中无可为者。这件事要办好了，中国要少死许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国民经济之虚费。第三，要多多的训练些内地服务之看护。中国人太忽略看护对于疾病之重要了，以为万般的病都只要靠药治，因此死人不少。内地人之无看护知识，因而更需要能服务的看护，本是不待说的。不特有训练的看护应该更多，即一般的看护知识也应该灌输在国民教育之中。……第四，更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如吸水棉、纱带、酒精，果一切仰给于国外，在国民经济上看来大不是了局。医药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货，若因医药事业之进步，这个贸易的漏洞太大了，决不是办法，所以政府及社会应该及早准备。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中国人口问题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产，第二是多死，这中间含有无数的浪费。果以医学卫生事业之进步，死亡率减少了，而生产率不减少，又不得了，所以生产节制大与社会安定有关。不过目下实行生产节制者，多为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此一个比较的能生长并能教育子女的社会阶级偏偏节制生产，而无力多生偏要滥生者不受限制，岂非渐渐的使我们的人种退化？所以政府应该对于一切患有花柳病、遗传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遗传性的犯罪者，及绝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发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近代国家的责任一天比一天大，作这样事若能做得妥当，不算是妄举。第六，政府应大量的奖励在中国的近代医学，此意待下次详说。
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半，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同时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闹的事，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论到“国药”之研究，乃全是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一药之分析，及其病状效能之实验，决不是这些不解化学的“国医”所能知觉的。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馄饨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原载1934年3月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4年8月2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
【附：傅斯年生平】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再论所谓“国医”
作者：傅斯年 1934年
8月5日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国医”》，引起了一群“所谓国医”的攻击，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肆力作个人攻击。和国医谈科学，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皆所谓对驴弹琴，白费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报》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犹未尽之意，亦应再补充说几句。
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昝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相容，也是件明显的事实。近代科学分门别类，范围极大，但根本上是一件东西，其不相同处只在所治之材料有类别不同，故科学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东西者，因为各种科学都站在一个立场，保持同样的纪律。几件显明的情形说，第一，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界说，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凭心改动，尤不许它代表者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赵寒松君之论五行六气。第二，每立一语，必成一种“命题的含义”，即一种逻辑上可通，实质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试验或统计的语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辨证的。第三，每一理论，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听凭怀疑者用同样的科学训练证明之或反证之，在不能实验的科学，必须聚集逻辑的证据，顾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实。故科学的事实皆为集众工作之结果，诉诸严整的实验之结论，而每一科学事实，又必与其他一切科学事实相因缘，世上无任何一种的独立的科学事实。第四，因为近代科学不能容纳幻论与空语（Verbalism）的，而是遵逻辑的程序，依实质作步程的，故在非纯粹叙述的科学中，能预定（Prediction），能管理（Control），是其明显的本领。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到医本科时，所受训练，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本科完后，继以病床实习，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持国医论者，自觉说否认者为“西医”，殊不知所否认者，并物理、化学、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内。若知近代科学本是一体，其门类之差只是分工，则当知所谓国医实无所容身于科学的天日之下。近代医学的系统是明摆着的，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学。若“国医”则试问它的系统是些什么？它的解剖是什么？犹不知神经系。它的生理是什么？犹不知血液循环。它的病理是什么？犹不知微菌。它的物理是什么？阴阳、五行、六气！如此的一个系统——放宽来说，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子——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因为玄学的系统，也有严整的训练的。只是一束不相干，一束矛盾。若承认如此的一个系统之有存在于科学的世间之价值，无异对物理、化学、动植物等等发生怀疑，而此等科学之立场之不容怀疑，乃是文明人类数千年慢慢进化。三百余年急剧进化之结果，不容今天昏聩自大的中国人抹杀职也。
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学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校中的生物是进化论立点上之动物学、物理学，并不是《本草》。学校中的知识训练，是应依逻辑的要求，在科学的系统中者，不应是些似解非解、支节缺陷的杂乱之实。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化学教得好，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即不会再信凭籍此类玄谈的汉医。果然在学校中把生理卫生的大意彻底了解，自然要觉得中国传统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松懈敷衍不着实际生活之教育，制造出些思想不清澈、不能用所受知识于日常生活上的学生！故今日“国医”犹如许大之势力！“国医”之有势力，实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败之象征也。
《大公报》所载的两篇文字，一篇是8月13日赵寒松君的《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这是一篇主张国医改良论者。又有8月18日陈泽东君代表中医公会之投书，这真是“儒医”的正统了。现在把陈君之文全抄在下边，请读者开开眼界。
【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
中医公会之投书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不可谬指为非是。居不公之理，不可硬迫以强权，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异哉！傅孟真之痛骂国医也。
当傅君投稿《大公报》，于8月5日披露之时，敝会全体激愤，即会拟一稿，亦以痛骂之辞驳字，除在敝会刊行《国医正言医报》第四期登载外，仍投函《大公报》，请予秉公登载。而《大公报》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辞涉激愤，未予登载。而敝会之公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学理辩论，以作缓冲之意，庶可达两全之谊焉。
溯吾国医药之学，创始于神农，大成于岐黄，又有秦张诸圣继起，调摄护卫民生，以至于今，已将及六千年之久。吾国人数蕃庶，甲于环球者，皆吾国医药维护之力也。神农以天地气化所生之药物，以补救人身感受天地气化之偏弊，乃尝药辨性，竟尝至鸩毒而殁，其救世之热诚，亦良苦矣。神农殁，其子孙继位，传八世至榆罔，其臣蚩尤，精魔术，叛榆罔，榆罔不能制，国人大受蚩尤之屠戮。黄帝为西域诸候，起兵救民，灭蚩尤，臣民拥戴为帝，榆罔遂逊位焉。岐伯乃黄帝之师而臣者也，精于燮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著，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发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籍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籍风热暑湿爆寒六气之偶数分配。然有主客之别，主运主气，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运客气，随岁建干支为转移。所以预测气候，与时令疾病者也。
敝会同人，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诀者，所治多死，西医不知，故治瘟疫、伤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儿惊风、大人半身不遂等病，举手便错，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况医家治病以治疗痊愈为真能，乃不知其原理，竟强诬为非是，不得实效之信仰，而运动伟人，反压迫以强权，西医之能力，亦不过如是。气化之秘诀，概不知也，如无气化，则万物皆不生，何况人乎？以上所言五行、六气之说，姑举其大略之纲领而言耳，其详细之法，尚非简文所能罄，至六气之作用，经赵寒松先生，于8月13日登载《大公报》，兹不多赘。至本文所言吾国医药历史之说，皆典籍所较，凿凿有据。较之傅君所云，在唐时受印度中亚（中亚究是何处）的影响，在宋时又受阿拉伯的影响等等神经错乱无据之言，不可同年语矣。且医圣之道，是济世之真法，凡吾国人，无论为医与否，皆当努力保护纸，以期吾族人共享寿康之乐，乃为仁者之行也。彼忍心摧残铲除者，是废毁圣道，与吾族人为敌也。吁！其亦自知也哉。
天津市东门内中医公会陈泽东稿，8月17日】
读妙文至此，真叹观止矣。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因为赵君作中医、西医之截搭八股，强合不可合者，实不能自完其说。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此我之佩服陈公也。我于此仅有两句话，其一，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其二，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敢敬告之约，中亚者，东亚之西，西亚之东，南亚之北，北亚之南也。若问其地当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西牛贺洲之何地，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赵君的改良派文章分作三段，第三段是对我作个人攻击的，此等语调，值不得讨论。第一点是支持五行、六气论，第二点是说“国医”也有病理学。请先谈第一点，赵君说，“金、木、水、火、土不过是代表心、肝、脾、肾五脏的一种符号而已”。这真是掩耳盗铃之欺人语！试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医书，每谈到五行，还不是在那里高论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虽以五行配五脏，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词来用？至于赵君论六气，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戏，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敢告赵君，近代解剖学是一个系统的学问，近代生理学也是一个系统的学问，其中的单个名词，若赵君所用之“神经”、“汗腺”、“动脉”、“贫血”等，若一旦为国医剽窃，离开他们的科学系统实无何等意义。敢问赵君，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赵君又为六气作一洋八股的解释，杂汇新旧名词。然试以物理学的极浅常识论此6字，则知其并不成六个独立的物理质体，寒暑是温度，湿燥是湿度（Humidity），火在此地只能是比喻，风是因气压差异所生之空气流动。人的身体当然受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然此等及于身体之影响不是可以囫囵吞枣，东拉西扯讲的。中医用此6字，并不是专来考察温度湿度对人身体之变化，而是将此六字偶定位六体，与身体上机关相配，布成《河图》、《洛书》一般的阵势。至于内因的六气，尤为不通生理荒谬绝伦之谈，结果说上些“内因的风，为神经发病的变态”、“寒为贫血的现症”……等等怪话，不知习过生理学的人看过这样的用生理名词，如果发噱。现在把他最短的两段抄在下面：
火为极热，几至于燃烧之谓。例如汤火灼伤（按此是用火的本义）或气候奇热，温度特高，触动人体内部的热，致生燥扰狂越的症候（按此处又用火字作比喻了）。
寒为贫血的现症，以神经沉滞，动脉血行迟缓，全体微血管发生贫血，必至恶寒，全部贫血则通体恶寒，局部贫血则一部恶寒，是为虚寒。
其余内外10段都是同类的话。这样的把比喻与本体合为一谈，而胡乱用近代科学上的名词，恐怕只是脑筋中的一阵大混乱而已。这样的立场，还不如那位中医学会的论文，那些虽是神化，却是一派，这里的赵君是胡扯着说梦话。至于赵君的病理论尤其高妙了！他说：
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中医则除花六、瘟疫、喉痧、白喉、霍乱、痢疾、鼠疫等病确有病菌的存在与传染而外，其余的外感时病与内伤杂病，则认定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其致病的原因。
此处赵君所谓“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一语中，致字下，病之上，应加传染性三字，否则根本无此“西医”。赵君所举花柳等病之“确有病菌”，不知中医向谁得此知识？此本小事，可以不论，论其大义。此处所举各种病症之外之病之有无病菌，不是辩论的题目，也不是想像的语言，而是显微镜下，肉眼亲切看见的东西。到了今天，眼见的东西还成辩论，不正合我前一篇文为中华民族羞愧的感慨么？记得巴斯得的一个传记上说，这些科学家在那里论发酵作用，一个说由于甲，一个说由于乙。巴斯得说，都不是，而是由于微菌。大家不以为然。他引这些人到他的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看，辩论就此结束了。不过巴氏持论于微菌学未成立之先，中国人怀疑于微菌学在开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学问之后！此外赵君之说中医病理，只是引些书名，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而曰“考国医历代研究病理诊断药物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实西洋的医书若自埃及、希腊算起，更是汗牛充栋。不过这些都在近代医学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让贤，只保持“历史的兴趣”耳。近代的病理学是以生理学的中央思想为骨干，组合而成的一切系统知识，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一束，赵君既以为中医有病理学，复不能举其要义，只乞灵于书名，则亦不须辩解了。最后赵君出一下策，引了一个日本人汤本求真的两篇叙以自重，而曰“以上两段议论，是出于曾经毕业于西医专门学校，并且曾经供职于医院自设门诊的西医。”须知天下妄人，何国蔑有。若此言出于一个在医学界大有威权的人，犹可重视，今乃出于一个失职的普通医生。其自叙曰“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按，颇有自知之明），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医界铁椎》（按，可见此君之汉医迷仍得之于汉医，非得之于近代医学），始发愤学汉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国医学着乞灵于此，适见其学问上穷途之感耳。譬如那位照空法师，固是说abcd白脸浅发的人，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薙发为秃便说佛教之高妙已盛行于世界？自己说不出道理来，而壮胆乞灵于古书之名，洋人之序。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学之前驱，斥之为“剧场偶像”！
其实与“国医”辩论“国医”，既动了他们的“职业心座”（Professional Complex），又无法折衷于逻辑，诉之于近代科学，本是极无聊的事，我也就此为止，且待申说较重要的几个意思。
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其尤荒谬者，乃谓西医熟手，彼能治愈。问其治愈之法，则旧草帽一百顶也，女人的月经布也，大路上车辙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无奇不有。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作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对症否，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代医学“治愈”一概念是个统计学的名词。所谓治愈者，第一要问受治者在受此药治疗时已入于此病之第几阶段。第二要问自受此药治疗后治疗的过程如何，用药之继续如何增减，效果之表现如何心态。第三要问全愈在何时，愈后是否过些时日又出现。如是治不愈的例子，更要分析此等不愈人之身体情形。至于在易生枝节的大病，应统计的事实更复杂。以上还单就病治疗之本身论，其实一个受治疗人之一般的身体情形，及其家庭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尤与一病之治愈与否有关系。有如此复杂情形，“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而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作报告的。所以现在大规模的医院在组织医学组织，每每有统计专家在内，至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统计，更是一个不待说的事实。“治愈”两个字，在科学的分解之下，说来甚难；在妄人，说来却极容易。
退一步论，纵使所谓国医曾经治愈这病、那病，我们也还要问那些没有治愈的在那里呢？记得阇仿斯的科学原理上引一段笑话，大致如下：一个教士引一个怀疑论者到教堂中看题名录，指着一部的题名录说，“这都是在大海中遇到大风因祈祷而得救的”。怀疑论者反问道，“那些固曾祈祷而不曾得救的又在那里呢？”国医若再自诩他曾治愈这个那个，则当问之曰，不曾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国死亡率之大在一切开化的人类之上，又是谁之责任呢？
更有一种妄人，以为中国人口之号称四万万，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国医”的成绩！这尤其是“目不识丁”的胡说了。人口繁殖律，在现在已经大致清楚，自马尔查斯时已经提明他是以几何级数排进的。假如“国医”能减少中国人的死亡率，在汉朝中国人已经可以繁殖满亚、欧、非洲了。诚然，中国人之不能无限繁衍，更有其他原因，内乱、外患、经济的制限，等等，然而国医何曾减少了中国人的死亡率？试一比较日本人在用汉医时代之死亡率和现在之死亡率，此种消息可自己明现了。
谈到“治愈”问题，又有一个自然事实，易为庸医所窃用——此却不分中医、西医——就是自身治愈之能力。人的身体自己治病的能力是很大的，越年少，这力量越大，所以许多疾病关于自身之机体者一旦有了毛病，每每不是靠手术医药治愈，而是靠营养调护得宜，自己的身体把他治愈。不特机体病每每自愈，即传染病（即有病菌者）也每每靠护持不靠医药。例如肠窒扶斯、肺炎，等等，至今未曾有简单有效的治疗药，得此病者总是靠护持得宜，待其自愈。近代医术之显真本事者，第一是手术，第二是杀菌，第三是对付传染病。一般内科症候之关于机体失常者，现在虽然机体有明了的诊断，却并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疗。近代医学是不欺人的，他不自诩天下的病他都能治。不若《伤寒论证》、《外台秘要》等等诞妄书，说得像是无病无药者然。此虽可适应愚夫、愚妇之心理，却不成其为实在的知识。
以上论中医之所谓把病治好，以下论中医之所谓改良。
凡是改良，必须可将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为在植物种别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们并不能砍一个人头来接在木头的头上啊！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他的病理论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絮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即如赵寒松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气轮，略解物理、化学、生理者，不知笑他要到如何田地。作洋化八股尚可，真正拿来病床饲养，可就万分危险了。
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那里？
其实改良中医的口号还不是那些替中医担忧的人所发？行医的中医在那里改良过？近代医学的训练每每要八九年的功夫（医预科四年，医本科四年，或五年），读上几部《内经》、《本草》陈修图书便开方子的中医，那有闲功夫受近代医学的训练？近代医学并不曾学到一些，他更拿能取以改良中医？“改良中医”四个字简直没有逻辑的意义。
还有待申明的一义。有人常说，汉医的经验方剂中，也许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医学知识者。这是当然，不过这又不是中医所能办。即如提净的蚂蝗，这在“西医”中算是时髦的药了。但麻黄之提净不是中医能办的，是陈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床应用，是各医院试验经验得来的，远不如中国医书上所说之普遍而含糊。又如以海藻治瘰疬，在中国医书上发见甚早，在西洋甚后（汪敬熙先生告我），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纯碘，海藻无须用了。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所能办的。研究中药，第一、要由胡先骕先生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准了某个药草的种类；第二、要由赵石铭先生一流生物化学家分解清楚了某个药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实验药物学家取出一种药草之特有成分——即提净之精——试之于动物，试之于病床。传统中医之经验方剂中，若可增益近代医学知识者，所需手续当时如此的，这是全不与活着赚钱的“国医家”相干的。
以上但说中医消极的无用，还未曾说道他的积极的害事。其实责备中医——或西医——把人治死，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
原载1934年8月26日、9月1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一一八号
我的看法：
中医是国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西医之间绝不是你死我活之争。
西医之长处是显而易见的，是立竿见影的，是可以救急病，治疗显病。
中医之长处是治疗慢性病，重在调理，中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对付亚健康的领域。
西医擅长的是杀死病菌，而中医则擅长扶正祛邪，靠增强自身的抵抗力来抵制疾病，副作用较小。
因此，中西医是可以互补的，西医治疗疾病，中医预防疾病。
西医的长处是可以定性定量的准确治疗，但是同样会有大量的误诊。
中医也会有误诊，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严重后果。
中医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专利保护的手段，都是靠祖传，极大的影响了中医的健康发展。中医忽视病例的积累，不像西医有详细的病案记录和长期的积累，使得中医很难在同行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很难利用大量的案例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
中医的科学性比较模糊，因为中医的理论缺乏有力的实证，西医有解剖学作为科学的手段，而中医至今依然没有一个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非常可惜。
中医的治疗理论比较模糊，给出的药方也缺乏确定性和唯一性，其实这也是中医的特点。
同样的病例，中医没有唯一不变的药方，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加减剂量和品种，中医实际上是最人性化的治疗手段。
惟其如此，中医的研究潜力非常巨大，他是一种可以具有颠覆性发展前景的医学，就是病前医疗的科学，针对亚健康的科学，这个是西医所望尘莫及的，也是人类日益重视健康的必由之路。
中药材的种植和研究有待于规模化，产业化，科学化。应该努力使得中药的品质日益精良，服用方便，剂量准确。
中医诊断的手段有待于现代化、科学化。中医现在已经借助西医的检查手段来进一步确诊，但是中医的望闻问切，非常需要采用针对中医理论的科学仪器设备，减少对于经验的依赖性。例如，把脉为什么不能借助仪器呢，就像量血压使用仪器一样；又例如，舌苔究竟有几种形态，可以像研究指纹一样确立样本，结合仪器探查，使得年轻大夫也可以根据仪器检测结果给出正确的药方，从而使得中医可以结合大量病案病例，进行定性定量的描述和确诊。就是说，必须根据中医理论来开发适合中医特点的仪器设备。这样中医才能更加普及，打破神秘感，更好的发挥自己治疗亚健康的特长。
同时，中医研究需要和一些其他科学学科结合起来，例如生物学、遗传学、生命科学、药理学。这样可以形成一些交叉学科，使得中医学发展成为一门崭新的科学，并且发展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产业。
总之，中医研究需要革命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