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争 民国中西医之争

傅斯年: 所谓“国医” (1934)

作者:傅斯年 1934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馄饨的状态中,何况较繁复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人们每每重视本地或本国对于一种学问或艺术之贡献,这本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节制的范围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才可以激励出其土、其国更多的贡献来。不过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即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

这些经验良方不是一处来的。这类考据,此地无法谈,我只提醒一句,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风气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础上全无半点分别,这不是论诗宗、评画派一流的事。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生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数月前设置所谓中医研究所之争,真是一件意气与无知之充分表演,不图今日见此11世纪的恶剧。又如近时几个监察委员弹劾中央医院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话,中央医院究竟杀人不杀人,须待有资格的医士检定,岂是几个在事外监察委员所能凭空断定的。以非技术的国家官吏去判断纯粹技术的问题,监察员坐在家中做了监察吏,这要比《洗冤录》所代表的文化还要退下几步。

以政治的立点论,中国此时医学卫生的状态有下列几件事急须要做。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目下的有名医学校,国立的如上海医学院,私立的如北平协和医学校,所造出的医生很能适合近代医学所要求的高标准,但听说他们每每喜欢在大埠作业,到内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内地至今等于没有真的医生,只靠几个教会的医院对付。这是不应该而且不了的事。至于各省设的医学校每每不能甚好,专靠他们也不是办法。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的医学校中设农村服务医生一科,使他们在毕业后到内地,或者简单到内地乡村里办医学校去。听说南京中央医院有此类之计划,我希望它早能实现。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医士之训练不能速成,一时断难普及,不如先尽量讲究公共卫生,收效较快。况且中国是个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国家,各种疾疫并世无双,故死亡率在一切开化与未开化的人类之上。对付此情形之最有效方法,无过于防范于未病之先。以南京论,原来到了夏季、秋季伤寒、霍乱、疟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惊的。几年以来,以卫生署及其附属机关之努力,特别是防疫注射之努力,这些病减少得多了。这样工作,比在南京多设几个医院的效力还重要。在中国的目下经济情形论,若干公共卫生的事业是难做的,然也不是一无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干不费钱只费力的。这里头的缓急与程序,要靠研究公共卫生的人的聪明,绝不是在中国乡村中无可为者。这件事要办好了,中国要少死许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国民经济之虚费。第三,要多多的训练些内地服务之看护。中国人太忽略看护对于疾病之重要了,以为万般的病都只要靠药治,因此死人不少。内地人之无看护知识,因而更需要能服务的看护,本是不待说的。不特有训练的看护应该更多,即一般的看护知识也应该灌输在国民教育之中。……第四,更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如吸水棉、纱带、酒精,果一切仰给于国外,在国民经济上看来大不是了局。医药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货,若因医药事业之进步,这个贸易的漏洞太大了,决不是办法,所以政府及社会应该及早准备。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中国人口问题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产,第二是多死,这中间含有无数的浪费。果以医学卫生事业之进步,死亡率减少了,而生产率不减少,又不得了,所以生产节制大与社会安定有关。不过目下实行生产节制者,多为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此一个比较的能生长并能教育子女的社会阶级偏偏节制生产,而无力多生偏要滥生者不受限制,岂非渐渐的使我们的人种退化?所以政府应该对于一切患有花柳病、遗传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遗传性的犯罪者,及绝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发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近代国家的责任一天比一天大,作这样事若能做得妥当,不算是妄举。第六,政府应大量的奖励在中国的近代医学,此意待下次详说。

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半,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同时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闹的事,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论到“国药”之研究,乃全是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一药之分析,及其病状效能之实验,决不是这些不解化学的“国医”所能知觉的。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馄饨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原载1934年3月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4年8月2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

【附:傅斯年生平】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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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再论所谓“国医”

作者:傅斯年 1934年

8月5日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国医”》,引起了一群“所谓国医”的攻击,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肆力作个人攻击。和国医谈科学,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皆所谓对驴弹琴,白费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报》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犹未尽之意,亦应再补充说几句。

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昝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相容,也是件明显的事实。近代科学分门别类,范围极大,但根本上是一件东西,其不相同处只在所治之材料有类别不同,故科学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东西者,因为各种科学都站在一个立场,保持同样的纪律。几件显明的情形说,第一,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界说,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凭心改动,尤不许它代表者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赵寒松君之论五行六气。第二,每立一语,必成一种“命题的含义”,即一种逻辑上可通,实质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试验或统计的语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辨证的。第三,每一理论,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听凭怀疑者用同样的科学训练证明之或反证之,在不能实验的科学,必须聚集逻辑的证据,顾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实。故科学的事实皆为集众工作之结果,诉诸严整的实验之结论,而每一科学事实,又必与其他一切科学事实相因缘,世上无任何一种的独立的科学事实。第四,因为近代科学不能容纳幻论与空语(Verbalism)的,而是遵逻辑的程序,依实质作步程的,故在非纯粹叙述的科学中,能预定(Prediction),能管理(Control),是其明显的本领。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到医本科时,所受训练,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本科完后,继以病床实习,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持国医论者,自觉说否认者为“西医”,殊不知所否认者,并物理、化学、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内。若知近代科学本是一体,其门类之差只是分工,则当知所谓国医实无所容身于科学的天日之下。近代医学的系统是明摆着的,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学。若“国医”则试问它的系统是些什么?它的解剖是什么?犹不知神经系。它的生理是什么?犹不知血液循环。它的病理是什么?犹不知微菌。它的物理是什么?阴阳、五行、六气!如此的一个系统——放宽来说,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子——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因为玄学的系统,也有严整的训练的。只是一束不相干,一束矛盾。若承认如此的一个系统之有存在于科学的世间之价值,无异对物理、化学、动植物等等发生怀疑,而此等科学之立场之不容怀疑,乃是文明人类数千年慢慢进化。三百余年急剧进化之结果,不容今天昏聩自大的中国人抹杀职也。

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学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校中的生物是进化论立点上之动物学、物理学,并不是《本草》。学校中的知识训练,是应依逻辑的要求,在科学的系统中者,不应是些似解非解、支节缺陷的杂乱之实。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化学教得好,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即不会再信凭籍此类玄谈的汉医。果然在学校中把生理卫生的大意彻底了解,自然要觉得中国传统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松懈敷衍不着实际生活之教育,制造出些思想不清澈、不能用所受知识于日常生活上的学生!故今日“国医”犹如许大之势力!“国医”之有势力,实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败之象征也。

《大公报》所载的两篇文字,一篇是8月13日赵寒松君的《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这是一篇主张国医改良论者。又有8月18日陈泽东君代表中医公会之投书,这真是“儒医”的正统了。现在把陈君之文全抄在下边,请读者开开眼界。

【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

中医公会之投书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不可谬指为非是。居不公之理,不可硬迫以强权,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异哉!傅孟真之痛骂国医也。

当傅君投稿《大公报》,于8月5日披露之时,敝会全体激愤,即会拟一稿,亦以痛骂之辞驳字,除在敝会刊行《国医正言医报》第四期登载外,仍投函《大公报》,请予秉公登载。而《大公报》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辞涉激愤,未予登载。而敝会之公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学理辩论,以作缓冲之意,庶可达两全之谊焉。

溯吾国医药之学,创始于神农,大成于岐黄,又有秦张诸圣继起,调摄护卫民生,以至于今,已将及六千年之久。吾国人数蕃庶,甲于环球者,皆吾国医药维护之力也。神农以天地气化所生之药物,以补救人身感受天地气化之偏弊,乃尝药辨性,竟尝至鸩毒而殁,其救世之热诚,亦良苦矣。神农殁,其子孙继位,传八世至榆罔,其臣蚩尤,精魔术,叛榆罔,榆罔不能制,国人大受蚩尤之屠戮。黄帝为西域诸候,起兵救民,灭蚩尤,臣民拥戴为帝,榆罔遂逊位焉。岐伯乃黄帝之师而臣者也,精于燮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著,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发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籍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籍风热暑湿爆寒六气之偶数分配。然有主客之别,主运主气,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运客气,随岁建干支为转移。所以预测气候,与时令疾病者也。

敝会同人,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诀者,所治多死,西医不知,故治瘟疫、伤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儿惊风、大人半身不遂等病,举手便错,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况医家治病以治疗痊愈为真能,乃不知其原理,竟强诬为非是,不得实效之信仰,而运动伟人,反压迫以强权,西医之能力,亦不过如是。气化之秘诀,概不知也,如无气化,则万物皆不生,何况人乎?以上所言五行、六气之说,姑举其大略之纲领而言耳,其详细之法,尚非简文所能罄,至六气之作用,经赵寒松先生,于8月13日登载《大公报》,兹不多赘。至本文所言吾国医药历史之说,皆典籍所较,凿凿有据。较之傅君所云,在唐时受印度中亚(中亚究是何处)的影响,在宋时又受阿拉伯的影响等等神经错乱无据之言,不可同年语矣。且医圣之道,是济世之真法,凡吾国人,无论为医与否,皆当努力保护纸,以期吾族人共享寿康之乐,乃为仁者之行也。彼忍心摧残铲除者,是废毁圣道,与吾族人为敌也。吁!其亦自知也哉。

天津市东门内中医公会陈泽东稿,8月17日】

读妙文至此,真叹观止矣。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因为赵君作中医、西医之截搭八股,强合不可合者,实不能自完其说。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此我之佩服陈公也。我于此仅有两句话,其一,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其二,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敢敬告之约,中亚者,东亚之西,西亚之东,南亚之北,北亚之南也。若问其地当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西牛贺洲之何地,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赵君的改良派文章分作三段,第三段是对我作个人攻击的,此等语调,值不得讨论。第一点是支持五行、六气论,第二点是说“国医”也有病理学。请先谈第一点,赵君说,“金、木、水、火、土不过是代表心、肝、脾、肾五脏的一种符号而已”。这真是掩耳盗铃之欺人语!试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医书,每谈到五行,还不是在那里高论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虽以五行配五脏,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词来用?至于赵君论六气,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戏,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敢告赵君,近代解剖学是一个系统的学问,近代生理学也是一个系统的学问,其中的单个名词,若赵君所用之“神经”、“汗腺”、“动脉”、“贫血”等,若一旦为国医剽窃,离开他们的科学系统实无何等意义。敢问赵君,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赵君又为六气作一洋八股的解释,杂汇新旧名词。然试以物理学的极浅常识论此6字,则知其并不成六个独立的物理质体,寒暑是温度,湿燥是湿度(Humidity),火在此地只能是比喻,风是因气压差异所生之空气流动。人的身体当然受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然此等及于身体之影响不是可以囫囵吞枣,东拉西扯讲的。中医用此6字,并不是专来考察温度湿度对人身体之变化,而是将此六字偶定位六体,与身体上机关相配,布成《河图》、《洛书》一般的阵势。至于内因的六气,尤为不通生理荒谬绝伦之谈,结果说上些“内因的风,为神经发病的变态”、“寒为贫血的现症”……等等怪话,不知习过生理学的人看过这样的用生理名词,如果发噱。现在把他最短的两段抄在下面:

火为极热,几至于燃烧之谓。例如汤火灼伤(按此是用火的本义)或气候奇热,温度特高,触动人体内部的热,致生燥扰狂越的症候(按此处又用火字作比喻了)。

寒为贫血的现症,以神经沉滞,动脉血行迟缓,全体微血管发生贫血,必至恶寒,全部贫血则通体恶寒,局部贫血则一部恶寒,是为虚寒。

其余内外10段都是同类的话。这样的把比喻与本体合为一谈,而胡乱用近代科学上的名词,恐怕只是脑筋中的一阵大混乱而已。这样的立场,还不如那位中医学会的论文,那些虽是神化,却是一派,这里的赵君是胡扯着说梦话。至于赵君的病理论尤其高妙了!他说:

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中医则除花六、瘟疫、喉痧、白喉、霍乱、痢疾、鼠疫等病确有病菌的存在与传染而外,其余的外感时病与内伤杂病,则认定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其致病的原因。

此处赵君所谓“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一语中,致字下,病之上,应加传染性三字,否则根本无此“西医”。赵君所举花柳等病之“确有病菌”,不知中医向谁得此知识?此本小事,可以不论,论其大义。此处所举各种病症之外之病之有无病菌,不是辩论的题目,也不是想像的语言,而是显微镜下,肉眼亲切看见的东西。到了今天,眼见的东西还成辩论,不正合我前一篇文为中华民族羞愧的感慨么?记得巴斯得的一个传记上说,这些科学家在那里论发酵作用,一个说由于甲,一个说由于乙。巴斯得说,都不是,而是由于微菌。大家不以为然。他引这些人到他的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看,辩论就此结束了。不过巴氏持论于微菌学未成立之先,中国人怀疑于微菌学在开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学问之后!此外赵君之说中医病理,只是引些书名,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而曰“考国医历代研究病理诊断药物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实西洋的医书若自埃及、希腊算起,更是汗牛充栋。不过这些都在近代医学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让贤,只保持“历史的兴趣”耳。近代的病理学是以生理学的中央思想为骨干,组合而成的一切系统知识,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一束,赵君既以为中医有病理学,复不能举其要义,只乞灵于书名,则亦不须辩解了。最后赵君出一下策,引了一个日本人汤本求真的两篇叙以自重,而曰“以上两段议论,是出于曾经毕业于西医专门学校,并且曾经供职于医院自设门诊的西医。”须知天下妄人,何国蔑有。若此言出于一个在医学界大有威权的人,犹可重视,今乃出于一个失职的普通医生。其自叙曰“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按,颇有自知之明),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医界铁椎》(按,可见此君之汉医迷仍得之于汉医,非得之于近代医学),始发愤学汉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国医学着乞灵于此,适见其学问上穷途之感耳。譬如那位照空法师,固是说abcd白脸浅发的人,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薙发为秃便说佛教之高妙已盛行于世界?自己说不出道理来,而壮胆乞灵于古书之名,洋人之序。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学之前驱,斥之为“剧场偶像”!

其实与“国医”辩论“国医”,既动了他们的“职业心座”(Professional Complex),又无法折衷于逻辑,诉之于近代科学,本是极无聊的事,我也就此为止,且待申说较重要的几个意思。

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其尤荒谬者,乃谓西医熟手,彼能治愈。问其治愈之法,则旧草帽一百顶也,女人的月经布也,大路上车辙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无奇不有。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作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对症否,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代医学“治愈”一概念是个统计学的名词。所谓治愈者,第一要问受治者在受此药治疗时已入于此病之第几阶段。第二要问自受此药治疗后治疗的过程如何,用药之继续如何增减,效果之表现如何心态。第三要问全愈在何时,愈后是否过些时日又出现。如是治不愈的例子,更要分析此等不愈人之身体情形。至于在易生枝节的大病,应统计的事实更复杂。以上还单就病治疗之本身论,其实一个受治疗人之一般的身体情形,及其家庭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尤与一病之治愈与否有关系。有如此复杂情形,“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而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作报告的。所以现在大规模的医院在组织医学组织,每每有统计专家在内,至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统计,更是一个不待说的事实。“治愈”两个字,在科学的分解之下,说来甚难;在妄人,说来却极容易。

退一步论,纵使所谓国医曾经治愈这病、那病,我们也还要问那些没有治愈的在那里呢?记得阇仿斯的科学原理上引一段笑话,大致如下:一个教士引一个怀疑论者到教堂中看题名录,指着一部的题名录说,“这都是在大海中遇到大风因祈祷而得救的”。怀疑论者反问道,“那些固曾祈祷而不曾得救的又在那里呢?”国医若再自诩他曾治愈这个那个,则当问之曰,不曾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国死亡率之大在一切开化的人类之上,又是谁之责任呢?

更有一种妄人,以为中国人口之号称四万万,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国医”的成绩!这尤其是“目不识丁”的胡说了。人口繁殖律,在现在已经大致清楚,自马尔查斯时已经提明他是以几何级数排进的。假如“国医”能减少中国人的死亡率,在汉朝中国人已经可以繁殖满亚、欧、非洲了。诚然,中国人之不能无限繁衍,更有其他原因,内乱、外患、经济的制限,等等,然而国医何曾减少了中国人的死亡率?试一比较日本人在用汉医时代之死亡率和现在之死亡率,此种消息可自己明现了。

谈到“治愈”问题,又有一个自然事实,易为庸医所窃用——此却不分中医、西医——就是自身治愈之能力。人的身体自己治病的能力是很大的,越年少,这力量越大,所以许多疾病关于自身之机体者一旦有了毛病,每每不是靠手术医药治愈,而是靠营养调护得宜,自己的身体把他治愈。不特机体病每每自愈,即传染病(即有病菌者)也每每靠护持不靠医药。例如肠窒扶斯、肺炎,等等,至今未曾有简单有效的治疗药,得此病者总是靠护持得宜,待其自愈。近代医术之显真本事者,第一是手术,第二是杀菌,第三是对付传染病。一般内科症候之关于机体失常者,现在虽然机体有明了的诊断,却并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疗。近代医学是不欺人的,他不自诩天下的病他都能治。不若《伤寒论证》、《外台秘要》等等诞妄书,说得像是无病无药者然。此虽可适应愚夫、愚妇之心理,却不成其为实在的知识。

以上论中医之所谓把病治好,以下论中医之所谓改良。

凡是改良,必须可将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为在植物种别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们并不能砍一个人头来接在木头的头上啊!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他的病理论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絮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即如赵寒松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气轮,略解物理、化学、生理者,不知笑他要到如何田地。作洋化八股尚可,真正拿来病床饲养,可就万分危险了。

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那里?

其实改良中医的口号还不是那些替中医担忧的人所发?行医的中医在那里改良过?近代医学的训练每每要八九年的功夫(医预科四年,医本科四年,或五年),读上几部《内经》、《本草》陈修图书便开方子的中医,那有闲功夫受近代医学的训练?近代医学并不曾学到一些,他更拿能取以改良中医?“改良中医”四个字简直没有逻辑的意义。

还有待申明的一义。有人常说,汉医的经验方剂中,也许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医学知识者。这是当然,不过这又不是中医所能办。即如提净的蚂蝗,这在“西医”中算是时髦的药了。但麻黄之提净不是中医能办的,是陈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床应用,是各医院试验经验得来的,远不如中国医书上所说之普遍而含糊。又如以海藻治瘰疬,在中国医书上发见甚早,在西洋甚后(汪敬熙先生告我),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纯碘,海藻无须用了。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所能办的。研究中药,第一、要由胡先骕先生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准了某个药草的种类;第二、要由赵石铭先生一流生物化学家分解清楚了某个药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实验药物学家取出一种药草之特有成分——即提净之精——试之于动物,试之于病床。传统中医之经验方剂中,若可增益近代医学知识者,所需手续当时如此的,这是全不与活着赚钱的“国医家”相干的。

以上但说中医消极的无用,还未曾说道他的积极的害事。其实责备中医——或西医——把人治死,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

原载1934年8月26日、9月1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一一八号

我的看法:

中医是国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西医之间绝不是你死我活之争。

西医之长处是显而易见的,是立竿见影的,是可以救急病,治疗显病。

中医之长处是治疗慢性病,重在调理,中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对付亚健康的领域。

西医擅长的是杀死病菌,而中医则擅长扶正祛邪,靠增强自身的抵抗力来抵制疾病,副作用较小。

因此,中西医是可以互补的,西医治疗疾病,中医预防疾病。

西医的长处是可以定性定量的准确治疗,但是同样会有大量的误诊。

中医也会有误诊,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严重后果。

中医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专利保护的手段,都是靠祖传,极大的影响了中医的健康发展。中医忽视病例的积累,不像西医有详细的病案记录和长期的积累,使得中医很难在同行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很难利用大量的案例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

中医的科学性比较模糊,因为中医的理论缺乏有力的实证,西医有解剖学作为科学的手段,而中医至今依然没有一个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非常可惜。

中医的治疗理论比较模糊,给出的药方也缺乏确定性和唯一性,其实这也是中医的特点。

同样的病例,中医没有唯一不变的药方,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加减剂量和品种,中医实际上是最人性化的治疗手段。

惟其如此,中医的研究潜力非常巨大,他是一种可以具有颠覆性发展前景的医学,就是病前医疗的科学,针对亚健康的科学,这个是西医所望尘莫及的,也是人类日益重视健康的必由之路。

中药材的种植和研究有待于规模化,产业化,科学化。应该努力使得中药的品质日益精良,服用方便,剂量准确。

中医诊断的手段有待于现代化、科学化。中医现在已经借助西医的检查手段来进一步确诊,但是中医的望闻问切,非常需要采用针对中医理论的科学仪器设备,减少对于经验的依赖性。例如,把脉为什么不能借助仪器呢,就像量血压使用仪器一样;又例如,舌苔究竟有几种形态,可以像研究指纹一样确立样本,结合仪器探查,使得年轻大夫也可以根据仪器检测结果给出正确的药方,从而使得中医可以结合大量病案病例,进行定性定量的描述和确诊。就是说,必须根据中医理论来开发适合中医特点的仪器设备。这样中医才能更加普及,打破神秘感,更好的发挥自己治疗亚健康的特长。

同时,中医研究需要和一些其他科学学科结合起来,例如生物学、遗传学、生命科学、药理学。这样可以形成一些交叉学科,使得中医学发展成为一门崭新的科学,并且发展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产业。

总之,中医研究需要革命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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