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及十六国(公元317年－公元420年) 东晋十六国 游戏

发布时间：2024年11月06日 13:32:57分享人:早已動心来源:互联网19
西晋王朝灭亡后，司马王室南迁，退守江东。公元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室，史称东晋。东晋政权维持了长期的偏安统治，到公元420年被刘裕所建立的宋所取代，共享国103年，历4代11帝。

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皇权衰落。司马睿称帝有赖于南方官僚士族的拥戴，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先后平息了王敦和苏峻之乱，统治趋于稳定。门阀大族王、谢、庾、桓先后支配着王朝政局。

南来士族祖逖曾率军北伐，一度收复黄河流域。在此之后，当权的士族多标榜北伐以增加门户威望，其中以桓温的三次北伐最为著名。他曾经收复洛阳，进入关中，进兵河北，但都未能够巩固北伐成果。公元386年，前秦南下，东晋面临空前威胁，在宰相谢安的运筹下，谢石、谢玄率北府兵大败前秦军队，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决定性胜利。此后，南方由于外乱威胁解除而爆发内战，孙恩、卢循起兵。桓玄在内战中获胜，一度篡晋。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镇压了农民军，并通过北伐树立威望，最终取代东晋。

东晋统治者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使中国经济重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东晋版图狭小,基本处于安定状态,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经它和以前的东吴，以后南的宋、齐、梁、陈历朝的经营,江南繁华起来了,故史称六个王朝为“金粉六朝”。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陷入分裂混战，黄河流域成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胡”族军阀争杀的战场，各个“胡”族首领纷纷建立政权，和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史称五胡十六国。从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316年灭掉西晋，到439年鲜卑拓拔部统一北方，这10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连同西南氐族建立的成汉，总称十六国。在十六国时期，除十六国之外，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总计先后建立了21个政权。上述政权中，后赵、前燕、前秦都曾占据过北方的大部分疆域，尤其是前秦曾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不过时间都很短，在百余年时间，北方战乱基本上没有停息。

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繁乱，这里仅述其大势。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这百来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既人们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307-313）之乱后“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淝水一战失败后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又出现一个高潮，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厉害。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乱华”。

五胡十六国的分裂

兄弟阋墙，历史在这里拐弯

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至葱岭，东至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割据政权。即西晋永兴年建立的成（巴氐）、汉（匈奴），西晋亡后建立的前赵（匈奴）、后赵（羯）、前凉（汉）、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北凉（匈奴）、南凉（鲜卑）、南燕（鲜卑）、西凉（汉）、夏（匈奴）、北燕（汉）。此外，还有冉魏（汉）、西燕，但没有包括在内。汉和前赵算一国，史称十六国时期。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匈奴、羯、鲜卑、氐、羌，史称五胡。习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时，秦、雍、并三州膏腴之地已为羌、氐、匈奴所聚居，羌族及杂胡居泾水及渭水下游以北，氐族居渭水中游两岸及下游南岸。匈奴族则居汾水中下游，羯族居蜀漳河上游。西晋政府的民族歧视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他们的反抗。公元294年匈奴郝散反，攻上党，不久被杀，公元296年郝度元联合羌、胡反，杀北地太守，又击败冯翊太守及雍州刺史。秦、雍二州氐、羌皆响应，推氐帅齐万年为帝。大疫、大旱、饥馑，使起义声势日大，历时4年才被镇压下去。汉民大量流亡梁、益、荆、豫等州求食。由于官吏的迫害，益州流民推举巴氐豪酋李特父子为首，先后击败益州刺史赵廞、罗尚。公元304年李雄据成都称王，公元306年称帝，国号大成，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民多富实。公元347年灭于东晋。

西晋门阀士族独占政权，排斥寒门士族和少数民族贵族，引起后者强烈不满，八王之乱，王室兵戈相残，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西晋政府残忍腐朽暴露无遗，统治机构分崩离析，统治力量急剧削弱。这时匈奴诸部贵族密议“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共推刘渊于公元304年举兵反晋，称汉王，建庭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刘渊字元海，幼习儒学，又久居洛阳，接触诸王，宰辅、名士。他声称继承汉祚，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祀之。王弥、石勒等亦领兵附之。公元308年即帝位，徙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两次派兵攻洛阳，皆不克。公元310年刘聪继位。公元311年遣刘曜、王弥、石勒等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又遣刘曜攻陷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俘晋愍帝，灭亡西晋。公元319年刘曜即帝位于长安，改国号为赵，改祭匈奴冒毒单于及刘渊，史称前赵。疆域北至朔州（今甘肃固原县）南至略阳（今甘肃天水市），西至抱罕（今甘肃临夏县东北），东至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与后赵为界。公元329年灭于后赵石勒。

石勒，上党武乡羯族小帅，因饥寒曾被掠卖为奴，后聚18骑为盗，又召集亡命随汲桑破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后奔附刘渊，屡立战功。公元311年攻灭王衍所率司马越军10余万，又与刘曜、王弥攻陷洛阳。随即火并王弥，南攻江、汉。纳谋士张宾计，以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为据点，取幽冀二州。公元319年称赵王，史称后赵。公元329年灭前赵，迫前凉称藩，统一了北方。疆域东至海，西至抱罕，北至阴山、渔阳（今北京市北），南以襄阳、合肥与东晋为界。

石勒以羯族为国人。立太学，培养羯族士人，提高羯族文化素质。实行九品官人制，招纳人士。“遣使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石虎继位后，徙都邺，公元350年为冉魏所灭。冉闵建立魏国，都邺，史称冉魏。公元352年为前燕所灭。此后，中原为前燕和前秦所统治，凉州则一直为前凉割据。

公元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平定州境，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守境安民。曾多次派军去保卫洛阳、长安。西晋亡后，仍奉西晋正朔，中原士民多避难于此。史称前凉。其孙张骏曾派杨宣领兵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皆降。疆域东至黄河，西至葱岭，北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南至南山（今甘肃祁连山）。公元376年为前秦所灭。

鲜卑慕容部经济文化较落后，原居辽河流域，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影响下，逐渐封建化，先后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蓟（今北京市西南）。公元352年灭冉魏，自称燕皇帝，徙都邺。史称前燕。疆域东至海，西至今山西离石、河南洛阳、南阳与前秦为界，北至今山西代县，南于淮河与东晋为界。东北至今鸭绿江下游以北。公元370年灭于前秦。此后，前秦统一了北方。

氐族豪苻洪原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后赵时，东徙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为流民都督。后赵亡，其子苻建率众西归关中，称王，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公元357年，苻坚即帝位，重用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镇压豪强，发展生产，“田畴修癖，帑藏充实，典章法物靡不悉备。”他先后灭前燕、前凉、代国（鲜卑拓跋部），征服西域，统一了北方。又取东晋梁、益二州。疆域西至葱岭，东至海，西南至今四川攀枝花市，东北至今鸭绿江下游以北，北至阴山，南至淮河与东晋为界。公元383年苻坚大举南伐东晋，败于淝水，于是鲜卑慕容部、羌、杂胡及各地纷纷叛乱、割据。

在西燕的猛烈攻击下，公元385年为后秦所灭。此后，中原为后燕，后秦所割据，凉州则为后凉割据。西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冲建，都阿城（今陕西长安市西北），冲死，慕容永徙都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公元394年为后燕所灭。后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垂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公元397年北魏攻占中山，慕容宝徙都龙城。公元407年慕容熙为冯跋所杀，国亡，冯跋立高云为帝，史称北燕。公元409年冯跋继位，“省徭薄赋。”公元436年为北魏所灭。南燕，公元398年鲜卑慕容德建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为北魏所逼，乃率众东取青州诸郡，都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公元410年灭于东晋。

后秦，公元384年羌酋姚苌叛苻坚建，都长安，公元394年姚兴继位。公元417年为东晋所灭。

夏，公元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公元417年东晋灭后秦。勃勃击败晋兵，取长安。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之后，为吐谷浑所袭，国亡。西秦，公元385年陇西鲜卑乞氏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431年为夏所灭。

后凉，公元386年前秦大将氐人吕光自西域回师据凉州所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市）。疆域东起黄河，西至葱岭，南至祁连山，北至居延泽。公元403年灭于后秦。其西部为西凉，公元400年李嵩建，初都敦煌，后徙都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公元420年灭于北凉；其东部一为南凉，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氏建，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公元414年灭于西秦。另一为北凉，公元397年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都张掖（今甘肃张掖市西北），后徙都姑臧。公元439年灭于北魏。

十六国时期虽处于分裂时期，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开创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由雇农陈胜、亭长刘邦实现了，这时亦为刘渊、刘聪、石勒、苻坚等实现了，汉族门阀士族统治的独占被突破了。而代之以少数族与汉族寒门士族的联合统治，他们中多数受过儒学薰陶，重用寒门士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得到喘息之机，北方获得短时的安定。和同时的东晋比较，并不逊色。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次少数民族由被统治民族变为统治民族，其统治者（以及汉族谋士）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是历史提出的新课题。有的一开始就解决得不好，有的开始还解决得好，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后来就不行了，其统治很快就崩溃，北方又陷入分裂状态。但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历史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到北魏出现了孝文帝的改革。

十六国时期的宫廷政变

1、 318年七月，汉主刘聪死，子刘粲即位。八月，汉权臣靳准杀刘粲，自号大将军、汉天王。十月，刘耀即皇帝位，与石勒共讨靳准。十二月，靳准为部下所杀。

2、334年，后赵石虎废杀后赵主石弘，自称居摄赵天王。337年，称大赵天王。

3、348年，后赵太子石宣恐石虎废己立石韬，杀之。石虎杀石宣及其妻子。立石世为太子。349年，石虎死，太子石世即位，世兄石遵率兵入邺，杀世自立。石闵杀石遵，立义阳王石鉴。

4、350年，石闵改姓李，改国号为魏。不久，杀石鉴，并杀石虎诸孙，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既又恢复本姓冉氏。

5、355年前凉内乱，张瓘、宋混等讨张祚，杀之，立张玄靓为凉王。361年，张邕专权，张玄靓叔张天锡杀张邕，辅政。363年，张天锡杀张玄靓自立，称西平公。

6、357年，前秦东海王苻坚起兵杀前秦主苻生。苻坚即位，称大秦天王。7、386年，西燕内乱，西燕主慕容冲被杀。后又四次易主，终以慕容永为主，称河东王，东迁至闻喜。

7、398年，后燕顿丘王慕容兰汗杀燕主慕容宝，慕容宝子长乐王 慕容盛杀兰汗称帝。

8、399年，后凉吕光称太上皇帝，以子吕绍为天王。吕光死，其子吕纂自立，吕绍自杀。

9、401年，后燕主慕容盛被部下所杀。慕容熙即天王位，杀叛将。

10、后凉吕光侄吕超杀吕纂，立其兄吕隆为天王。

10、407年，慕容熙为苻后筑殿，土与谷同价。苻后死，群臣哭而无泪者均得罪。将军冯跋等拥慕容云为主，杀慕容熙。后燕亡。慕容云即天王位，恢复本姓高。北燕始此。

11、409年，北魏道武帝残忍好杀，左右人人自危。十月，被其子拓跋绍所杀。绍兄嗣杀绍，即位，改元，是为明元帝。

12、412年，西秦乞伏乾归被侄公府所杀，子炽盘嗣位平乱，称河南王。

史料：《晋书》、《十六国春秋》

东晋十六国疆域形势



自西晋末到刘宋初，各族在中原和巴蜀先后建立了多达16个割据政权。公元317年司马睿即晋王位于建康，以建康在洛阳之东，史称东晋。东晋的版图只限于淮水以南、汉水的下游、巴蜀盆地的长江以南。前秦的东北是高句丽、挹娄等国，境外为高车、匈奴等族。西域校尉属国的西北是乌孙国。青藏高原有吐谷浑及宝髻、孙波、女国等羌族聚居。

东晋时代独特的政治制度

从司马睿开始的东晋每一个皇帝都没有真正地掌握过政权，而由一两个权臣代理。而且权臣的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受到来自朝廷其他官员的制约，即使是这种君主无权，重臣掌权且受到朝廷制约的政权模式，其实可以看作中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对应英国或日本的君主立宪政权来看，皇帝就是女王或天皇，权臣是首相，朝廷自然就是议会。

在这种制度下，大臣要想保住权力，就不得不对朝廷做出种种妥协或讨价还价，即使是强大如桓温，睿智如谢安等也经常和朝廷扯皮搞斗争。在这种斗争下，也使得能当上大权臣的大臣都不太笨。回顾东晋一百年的历史，成为权臣的人无论是王敦、祖约、桓温、桓玄、刘裕等武人出身的，或王导、庾翼、谢安等文人出身的，或庾亮、褚裒、司马道子等面人出身的，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善于搞内斗。不会内斗的祖逖就被剔出权力圈。

但这种内斗并不全是坏事，从小处来说使得东晋权力的接力棒始终处在流动的状态，动就有活力，也会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不称职的官员一接近这个权力圈就被刷出去。这使得汉族大朝代多次出现的宦官政治（对比一下汉、唐、明）在东晋从没出现过（废话，宦官是皇帝用的，皇帝没有权，宦官吃什么去？），也没有出现奸臣政治（对比一下蔡京、贾似道、严嵩、和珅）。从大出说这也让东晋在北方强大的武力压制下始终不倒下，还经常能组织多次有效或无效的反扑。对比后来的南宋时期，毫不怀疑南宋的国力要比东晋强大的多，金和蒙古的实力与南宋的对比也绝没有东晋和前秦的对比悬殊大。但南宋却早早亡国而东晋却始终维持着对北方的攻势，而且是越后期东晋的战斗力就越强大。

继续向下推导：如果刘裕只是维持了这种权臣制度没有推翻东晋的话，东晋是否有收复失地的可能而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大国呢？这不是没有可能。但症结出在哪里？

这还得要回头从玄学和门阀制度上找原因。

东晋为什么会出现君主立宪制的萌芽？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没有走向类似西方的完备的君主立宪制？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东晋拐了个弯，又回到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而且专制程度不断增强到20世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魏晋时期的士族政治，或者叫门阀政治。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和门阀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一齐发生、发展、灭亡。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支门阀贵族是位于山西闻喜县的裴氏家族，是活跃在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政坛上强大势力。出了几百个状元、驸马、将军、宰相等，（抱歉具体数字没查）有道是"天下无二裴"。但目前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门阀政治的痕迹了，而在奉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还可以看到这种世代相传的大家族政治或大家族经济模式。比如英国的爵士家族有很多已延续了近千年，他们仍然保存着自己的古老的族徽和礼节仪式，日本也有许多的政治家族，有的一家六七代都是日本政坛上的活跃人物。而在门阀制度破坏殆尽的中国或俄罗斯等国家，一百年前的政界要人，他们的后裔几乎都成为了普通百姓。

门阀政治在东汉已经有很深的苗头了。东汉末期河北大军阀袁绍的口头禅就是"俺家系出名门，四世三公"，就是说袁家每一代先人中都出过国家的最高级官员。到了三国时期的东吴就是门阀制度的典型国家。东吴的诸文臣武将中，一大多半都是出身江南的名门望族，千万不要信三国演义上说的孙权求才若渴如何寻访大贤等等，其实除了孙坚的老部下和孙策刚出道时的发掘出来的周瑜鲁肃等勉强可以说是小地主以外，到孙权时候进来的新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江南四姓的的顾、陆、朱、张或与他们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裙带关系的亲友团。

造成门阀政治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一种有效的官员选拔录用制度，（比如后来中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是士族出身的官员最大的威胁。唐朝时的朋党之争，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员和门阀制度出身的官员之间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巨大差异）政府选拔官员主要看名气，名声大的人容易当官，甚至名人的门生或门生的门生也比普通人容易当官。所以，如何让自己尽早尽快出名，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最主要任务。出名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金钱、地位和荣誉。东汉的时候就有一位叫许武的人，和他的弟弟都是不学无术狗屁不通的家伙，为了出名，许武的爹死了后商量分家产，把大部分家产都据为己有，只给弟弟一间破房，这样弟弟就以谦让而"举为孝廉"，等弟弟升官了后许武又把大部分家产送给了弟弟，这样哥哥也因为谦让而"同举孝廉"。（初中的课本上有一首东汉时的民谣，对这种体制作了深刻的揭露：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什么孔融让梨陆绩怀橘等少年出名的神童，诸葛亮庞统并称为卧龙凤雏等等，大都有着作秀的成分。

曹操刚起兵时候的许多谋士都是靠互相举荐、互相吹捧而上任，而他本人也是出身于这种臭哄哄的"孝廉"，所以曹魏后来就实行了一种叫做"九品中正制"的制度，由中央派官员到地方去品评人物，把知识分子定为九品，作为录用新官员的依据，以打击地方上的浮夸风。这种方法开始或许有些成绩，但官员同志对地方的具体事务不熟悉，越后期就越容易抓瞎，为了省力气就基本上只注意预选者的身世背景，就造成了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这样门第越高，族人官越大，而族人官越大，他的出身门第就越高，形成了一种新的恶性循环。而且这种恶性循环不因朝代变迁而改变，因为即使老皇帝下台了，新主子只要还实行这种考察官员制，只要我的名门望族不倒台，他就还得从里面选人。所以门阀子弟根本不需要对自己的朝廷尽职尽责，他们只需要对自己的家族尽职尽责就够了，什么政府倒台、国家换代对自己来说比换鞋垫还无足轻重。而且也不能对国家尽职尽责，因为一旦对老的国家尽职尽责了，新主子来的话自己的脑袋掉了是小，家族破败了才是罪不可赦的大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保住了自己的门第和血统，就是保住了自己政治权势、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基础。

既然这帮人不能为国家出力，那么平常没事干的时候只有练嘴皮子来消磨时光，用现代话叫做"聊天"，并将其美其名曰"清谈"。下面是某词典对"清谈"的解释： 清谈 魏晋名士以清谈为主要方式，针对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清谈的进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藉以引起争辩。争辩或为驳难、或为讨论。在通常情况下，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甚至更多。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在清谈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另一方则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着讨论主题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称为「谈助」。到讨论结束时，或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辞，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称为「一番」，以后还可能会有「两番」、「三番」，直至得出结论，取胜一方为胜论，失败的一方为败论。

平心而论这种辩论并不是一件需要全盘否定的活动，但如同八股文一样，本身是一种很有意境的文章格式，一旦成为科举范文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就变成大的吓人的怪物。清谈也是这样，工作之余偶尔为之可以娱乐身心，但一旦全社会全民究其一生都搞这个的话，带来的后果只能以恐怖来形容。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谈资总是有限的，当谈到再无可谈的时候就要变着法来生事了。

事实上这些门阀子弟大都不学无术，不要指望着他们能在哲学理论上有什么建树，对于这帮人来说清谈的内容主要有三种：

一，没事嚼别人的舌根。点评别人如何如何，从对方的外貌身世开始说起，一直到品格、才华，性格等等，并把它美其名曰"品藻人物"。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语言来描述一个人，比如"飘如流云，矫若惊龙"、"岩岩若孤松之立，朗朗如日月入怀"等肉麻当有趣的鬼话。对于这些门阀子弟来说，想办法吸引某个有地位的清谈家对他说出这样的评价，比摇出五百万大奖还要重要。

二、议论时政。因为嘴臭而杀头的门阀子弟也不少，但大家仍然把此当作一种充满危险和刺激的竞技活动，这竟然是余秋雨老爷爷大发感慨魏晋不让知识分子活命的原因。 别看他们绝对不会为国家出一点力，但从一旁发表的对施政方针的高见往往洋洋洒洒不下数万条。本章的主人公桓温就经常受此所累。不过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发明了清官浊官等有趣的分类，就是说，整天闲谈不干事的官员，是高贵的士族门阀代表，因为他们经常搞清谈，所以称为"清官"。清官里面还要分一清、二清、三清等等，谢安就是清官的典型，而对于那些成天忙里忙外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大都是寒门出身，因为他们做的事情都是所谓"尘世间的浊事"，被称为"浊官"，桓温就是东晋第一个大浊官，需要列入《东晋*奸臣传》。

三、制定出门阀士族的游戏规则。给门阀士族划分出什么侨姓、吴姓、郡姓、虏姓、著姓、甲族、冠族、右族、旧族、膏梁、华腴、高门等奇怪的称呼，比如王这个姓很普遍，但东晋大权臣王导出身的这一支则是天下所有王姓里面最高贵的。他们住在建康城里秦淮河畔的乌衣巷，称为"万王之王"。其根据就是东晋那些蠢猪皇帝奉行的血统论，还有一个就是狗屁不通的嫡庶论。一家里面血统最高贵的正妻生的儿子称为"嫡"，第一个儿子称为"长"，那么嫡系长子就是最尊贵的儿子，其他的儿子就是庶出。他们长大后就会碰到许多莫名其妙的霉气。这种风气影响了全中国。比如上章说的慕容皝的哥哥慕容翰，还有后面慕容垂的儿子慕容盛，都是嫡庶论的牺牲品。这样一来，一家兄弟里面为了争执所谓的尊卑关系，就变着法想出各种缺德的点子，给自己的娘和兄弟可以尽情地泼污水、穿小鞋，导致"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时有发生。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没有把君主立宪制实行下去的原因。因为只要后来出了某个新主子推行新方法拆了门阀政治的台，伴随门阀政治而来的那些衍生物必然也跟着扔光光，就象科举制度淘汰了士族制度一样，伴随士族制度而来的那些风俗，比如玄学和魏晋风度都成为了历史。而英国和日本皇室的千年的稳定，也许就是君主立宪制能得以实行下去的原因。

正规的科举制度隋朝才得以确立，在此之前的考试制度都只能说是瘸子里面选将军，比如后赵石勒和前赵刘曜对峙时候双方都推行的考试选拔官员制度，来考试的学生也必然是贵族，平民别说考试，连进这种学校的资格也是没有的。

门阀政治在东晋达到辉煌，紧来的刘宋和南齐更是将门阀制度奉行为圭臬，一直到南梁时侯景下达了灭王谢令才出现衰落，而北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把门阀政治制度一点不漏地学了回去，结果后来也出现了不小的门阀势力。

门阀政治给东晋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晋书》从第三十到八十六卷是东晋人物列传，共记载了542人，其中门阀士族159人，他们的子弟门生215人，皇亲国戚105人，少数民族1人（段匹磾） ，其他62人（注意这个其他，并不表示都是出身贫寒，比如陶潜，就是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也几乎当上东晋的大权臣，只因为不是门阀出身，子孙沦落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地步）。这样看来，东晋的一部历史，基本上就是豪门的历史。

这些大门阀靠着门生、同僚、婚姻甚至齐名（比如说北乔峰，南慕容，那么乔峰就算从来没见过慕容复，乍一见面也要客客气气的）等关系勾结在一起，尤其是婚姻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东晋最高贵的王谢两姓除了皇族外是不会轻易下嫁给别人的，而中国又有同姓不婚的规矩，所以只能是姓王男子的找姓谢的女子当老婆，或者是姓谢的男子找姓王的女子当老婆，要么就是进宫和白痴多的出了名的司马一家子联姻，这就是晋书皇后传里什么王皇后、谢皇后多得满街站的原因。结果生下来的子孙更是白痴中的白痴，当然不否认王谢两家的子弟中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王羲之等，但总的来说是白痴居多。（又想起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曹雪芹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那四大家族近亲结婚这么多代，到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一辈应该是满堂白痴才对也？）

门阀贵族成为东晋社会的大肿瘤，除非犯下谋反大罪，否则国家的法律是不能约束他们的，那么遭殃的只有下层官员和老百姓了。而如果有某些稍微清醒的家伙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话，必定遭到整个门阀阶层的群殴。继承大权臣王导位置的是庾亮，庾亮死后他的弟弟庾冰接任大权臣的职务，庾冰的弟弟庾翼则把持东晋最重要的外镇官员荆州刺史一职。庾冰性格谨慎，而庾翼则年轻气盛。当时荆州下属的长沙县长殷羡的贪污之大全国闻名，庾冰害怕弟弟闯祸，事先关照庾翼不多管闲事。而这个殷羡敢于大贪的原因不值一提，就是他儿子殷浩在东晋名气很大。（注意这时的殷浩还是个孩子，十年后走上东晋政坛，而殷家本不算什么高门贵族，不过倚仗儿子年少成名，将来只要不早夭必定一帆风顺罢了）庾翼一听这个原因当即就如同贾雨村看了护官符一样，不敢下手。然后向哥哥大发了一通脾气，讲了一大篇治国的大道理，庾翼摆出来的两个例子也很典型，第一个例子是几年前有几个将军把建康的军粮拉出去卖了一百万斛，（一百万斛的粮食好几万吨那，全城的百姓一块运也运不完）而建康城里的官员根本不敢管，因为将军们都是大门阀出身，后台硬的很，所以采取的方针就是把管库的领导杀掉了。还有一个是同样是大门阀出身的山遐（要说这个山遐可不简单，他爷爷是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也是标准的大门阀）担任余姚太守，刚上任就要烧火，要治一个私藏百姓户籍的当地豪强的罪，于是全体豪强联合起来把山遐赶走了。如今哥哥叫我不去管殷羡的恶行，不是和那些家伙一样了吗？话虽这样说，殷羡却因为贪污有功提升为豫章太守，后来又被调至中央担任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光禄勋。（注意殷羡同志升官不是靠请客送礼的，那些把持中央的门阀们本来就不缺钱，殷羡只要不停地搜刮就行了，因为越搜刮，名气就越大，上级就越不敢管，于是官升的就越快，然后就可以更加变本加厉地搜刮）

因为这个原因，庾翼对殷浩的看法很不好，经常对别人说："（殷浩）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这话传到殷浩父子耳朵里当然听着不是味道，所以殷浩长大后朝廷安排他当庾翼的参谋官，殷浩也不去。这样一来庾殷两家关系自然恶劣。后来庾翼继任大权臣，皇帝招女婿的时候就不推荐殷浩，而是推荐和殷浩从小齐名的桓温。

东晋赋役制度

东晋的赋役，由于北人的南奔，“侨人”的出现，土断的进行，呈现复杂的情况。

《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东晋时的范宁说过：户籍本“无黄、白之别”，原来郡国户口，统统是黄籍。因为“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北方原来的籍贯）”，从而在黄籍之外，产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②由此可知白籍是侨人的户籍或“侨籍”。它是侨人的身分证，凭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

但是，来到南方的北方侨人极多。元帝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是流民第一次大过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①。这是流民第二次大过江。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土断因而在所必行。

《陈书?高祖纪上》所载：“（成帝）咸和中土断”，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关于这次土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这次土断是紧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过江采取的措施。土断的目的是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恢复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以解决赋役问题。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南史?王僧孺传》有这样一段话：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327）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1.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3.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36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1.《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2.《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①，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13）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

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②。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1.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①，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

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②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①。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②。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

十六国赋役制度

十六国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而是有汉人参加的政权；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者，大多数也已汉化；各个政权都具有汉化的色彩，只是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总的趋势是后来出现的政权比先前的政权，汉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浓。因而在税役上，各个政权大都袭用魏晋旧法。

最早建立的成国，在李雄时，制定了赋役制度。“其赋男丁岁输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因而出现了“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的好局面③。对“男丁岁输谷三斛”，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丁税；一种认为“男丁”系指丁男之户而言，岁输谷三斛是户税。按西晋之法，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三斛应是一个平均定额。无论哪种解释，都以为成国赋税，承自西晋，只是量上有所减轻。

成国对役法无明文规定，百姓一个时期可能“事少役稀”，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为徭役所困。李寿时，“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竟至“十室而九”①。

汉国与前赵无赋役之制，后赵石勒在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②。这里明言租二斛是户税。认为西晋祖四斛是户税的，说石勒此制承自西晋，非首创。又按西晋九品相通之例，赀二匹、租二斛应为平均定额。在役法上，后赵有徒民以充戍役之制，被徙以充戍役之民，均在兵籍。《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说到，“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他们有“兵贯”。石虎接受王擢意见，免除了雍秦望族十七姓的兵贯，但“其非此等，不得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石虎还曾下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运送军粮；“青、冀、幽州三五发卒”③。“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这表明后赵到石虎时期，不仅普通百姓要服役，“兼复之家”也要服役，已服兵役的征士，还要出车、牛、米、绢。役调是很重的。但要注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三五发卒之言。孙吴已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之法，但未见三五发卒之制。曹魏是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兵役由士家担任。西晋被课之以田的正次丁均须服役，吏、士则负担戍役与运役。从后赵开始，始见徒民戍役及三五发卒之制。三五发卒对后世役法影响很大。

士族是“兼复之家”，这是西晋之法。

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颁布了赋税制度。慕容皝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这说明当时已有常赋。慕容皝尚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因封裕进言，改变为悉罢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①。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这就在郡县常赋之外，出现了一种类似曹魏屯田剥削方式的赋税制度。

慕容儁迁都于邺，进入中原，未再实行乐取官牛垦官田的魏晋旧法。在税役上，慕容儁曾“宽常赋”②，然而“赋法靡恒”③，征收并无常额。役法也无一定的标准，申绍谓为“役之非道”。郡县守、宰在征税起役之时，又“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以至“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④。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实行“三五占兵”之法⑤。这与石虎所行三五发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谓“军封”。悦绾曾向慕容  
东晋十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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