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鹿鼎记》中的南明史
——天地会Vs沐王府
引子
韦小宝有七个老婆，其中之一便是云南沐王府的小郡主沐剑屏。韦小宝能与这位美女邂逅得益于天地会与沐王府这两个反清组织的一次冲突。
何为“沐王府”？明朝开国名将沐英战功赫赫，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在沐英平定云南之后，朱元璋封他为黔宁王，王爵可以世袭，沐家永镇云南，“沐王”是“黔宁王”的简称。沐剑屏就是沐英的后人，《鹿鼎记》中的沐王府是一个反清组织，因为沐家世受大明的皇恩，所以在明朝覆灭之后依然要尽忠职守。
天地会虽然也是反清组织，但是组织隶属关系上与沐王府截然不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是台湾郑家的军师，天地会是隶属于台湾郑家的一个组织。郑家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后人，郑成功收回台湾是以明朝的名义，所以台湾郑家在当时也是一股反清势力。两个组织虽然目标都是反清复明，但是由于隶属关系不同导致打的旗号不同，中国古代又非常讲究出师有名，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两个组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天地会青木堂的骨干分子钱老本为了威胁沐王府而绑架了沐剑屏。他把沐剑屏放到了一头猪的肚子里密送到了皇宫中交给了当时具有青木堂香主和康熙帝宠监双重身份的韦小宝看管。小时候在看陈小春版《鹿鼎记》时只关注了韦小宝和沐剑屏的感情戏，对天地会和沐王府之间的冲突完全忽略了，当时也根本不明白这两个组织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只是稍稍留下了一点疑问：他们都是反清组织怎么还会发生龃龉甚至要绑架对方的成员呢？2011年寒假在家时既不想看专八更不想看司考，在极度烦躁之时读了一遍《鹿鼎记》原著，发现天地会和沐王府的冲突是《鹿鼎记》中非常精彩也是非常的发人深省的一段故事，这样的带有对中国历史和人性问题反思的情节使金庸的作品超越了武侠小说这种通俗作品的思想境界。
天地会和沐王府的冲突表面上是一点小误会，双方都以为彼此的成员伤害了对方。这点误会很快就解除了，但是进而爆发了根本上的冲突，套用政治话语叫作“路线上的冲突”，用书中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话讲叫作“拥唐与拥桂”的问题。当时韦小宝也不明白，还在想：什么叫“拥糖拥桂”？难道是要拥护我小桂子吗？（韦小宝在宫中的身份是“尚膳监的太监小桂子”）
一、明朝的一些制度
何为“拥唐拥桂”？简而言之，就是天地会要拥护唐王朱聿键的后人为皇帝而沐王府要拥护桂王朱由榔的后人做皇帝。要详细说清楚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南明的历史，要讲清楚南明的历史就要先介绍一下明朝建国时朱元璋定下的一些规矩。
1.皇帝的称呼的转变。
中国古代的皇帝除了有自己的名字之外还有谥号、庙号和年号。谥号和庙号是在皇帝死后才根据他的执政功绩和特点起的，一般开国皇帝都叫XX祖，之后的都叫XX宗。年号是在皇帝登基之后起的。在明代之前的皇帝都有多个年号比较混乱难以记忆区分，所以称呼他们多用谥号和庙号，比如唐玄宗李隆基，“玄宗”是他死后才起的庙号（或谥号，谥号和庙号的区别我实在搞不清楚。）据我所知李隆基至少有“开元”和“天宝”两个年号，与之对应的是“开元盛世”和“天宝危机”。因为名以前的皇帝觉得换年号可以转运，所以时不时的就要换一换。
从朱元璋开始，明清两代有28个统治全国的皇帝，他们一般一生只用一个年号，（仅有三个例外，明英宗朱祁镇有正统和天顺两个年号。清穆宗载淳有祺祥和同治两个年号，溥仪有宣统和康德两个年号。这三人属于因政治斗争产生的特例可以忽略。）所以现在大家称呼明清的皇帝都爱用年号，耳熟能详的康熙、乾隆、洪武、永乐、正德之类的都是他们的年号。清代皇帝的庙号一般都不用了大家也不熟悉，但明代皇帝的庙号还是比较有名的。比如称呼朱元璋可以是“明太祖朱元璋”也可以是“洪武大帝朱元璋”，朱棣可以称“明成祖”也可以称“永乐大帝”。当然这都是指后人对它们的称呼，如果一部小说写道有人对朱棣叫“成祖皇帝”那就闹笑话了，“成祖”是庙号，是朱棣死后才起的。介绍称呼问题是为了在以后说到某个人物时能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2.南京的“后备中央”。
朱元璋建国时定都于南京，当时叫应天府。朱元璋死后传位于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建文”就是朱允炆的年号）。后来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发动“靖难”运动，夺了他大侄儿的江山，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为了表示对朱元璋的尊重，朱棣在南京保留一套中央机构，如六部上书之类的官员，名义上叫作“后备中央”。这些人都享受中央领导的待遇，但是没有任何实权，属于摆设、闲职。
我想这套中央机构存在的意义也许是为了“挂人”吧，就是有的人年老了或者犯错了不能在实权部门任职了，皇帝又不是永远不用他们或者撤了他们太伤感情，就把他们放到南京中央政府“挂”起来。有的人想升官，但是直接升到实权部门太难运作，就先运作到南京中央把自己“挂”起来，因为没实权大家不太在意所以好运作一点，虽然无权但是有“级别”，以后在慢慢“同级调动”到实权部门，就相对容易运作了。
总之朱棣建立的“后备中央”制度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灭亡之时。为南明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便利条件，当崇祯的死讯传到南京时，南京的“后备中央”官员可乐了，“后备”了两百多年，这时终于派上用场了。
3.“嫡长子继位原则”、“血缘就近原则”和藩王制度。
皇位的有序传承是帝国稳定的关键保障。历史证明，夺位之争严重动摇国本，因为这种斗争无法谈判，无法妥协，必须你死我活。
中国古代皇帝传承主要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但是“兄终弟及”容易导致皇位传承的混乱，哥哥的孩子成年之后总是想夺叔叔（或堂兄弟）的皇位，所以“父死子继”是主流做法。那么选哪位皇子为继承人呢？原则上是皇帝想选谁就选谁，但是皇帝又得顾及大臣们的想法，因为自己死后大臣们不尽心辅佐自己的儿子的话江山是不会稳固的。
中国历史上皇帝立太子有四种做法：“立长”（立年龄最大的皇子）、“立嫡”（立皇后生的皇子）、“立贤”（立最有能力的皇子）和“立爱”（立皇帝自己最宠爱的皇子）。
这里面“立爱”是最不靠谱的，最容易招致大臣的反对，为国家选继承人是公事，要考虑皇子本人的才能和各利益集团的平衡等很多问题，而皇帝个人的喜爱是私情，因私废公肯定是说不过去的。“立贤”是最靠谱的，但是什么是“贤”这点很难判断，你怎么确定A皇子就比B皇子贤呢？当皇帝本身不用干什么事，主要掌握的是驾驭臣民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无法通过考试检测出来的。如果坚持“立贤”很容易导致“立爱”，皇帝坚持说自己宠爱的儿子是“贤”的，大臣们无法反驳。“立贤”和“立爱”的本质缺陷是会造成皇位传承的不稳定，因为没有规律可循，每一位皇子都有希望，所以大家就会争夺，这一点在《雍正王朝》中体现的最明显，当嫡子胤礽被废之后，其他阿哥都有希望了，大家就都不淡定了，如果不是康熙安排得当那么战争必然爆发。
所以“立嫡”和“立长”是主流做法。这两种做法虽然不能保证皇帝是最有才的，但是能保证皇位传承的有序，让大家心里都有预期，使国家稳定。
朱元璋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想让“嫡长子继位”的制度深入人心，让百官和百姓都坚定的认为只有嫡长子才能继位，这样其他皇子想夺位便出师无名，以此来确保大明帝国的稳定传承。所以当长子朱标死去时他立了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而没有改立其他皇子。这样做绝对不是因为他喜爱自己的孙子，要论喜爱我想朱元璋应该更喜爱朱棣。朱元璋就是想将“长子继位”这个原则确立下来，长子死了就由长子的长子继位，如果长子死了改立其他皇子，那么其他皇子就会想方设法的弄死长子，下毒、暗杀或埋个小人扎针之类的，现在老子宁可立孙子也不改立，就是要完全断了其他皇子的念想。如果长子的长子也死了呢？那就由长子的长子的长子继位，没有长子的长子的长子就由长子的次子继位，总之采取“血缘就近原则”。
虽然朱允炆自己没立住，但是长子继位这个原则还是深深印在了明朝人民的心中，朱棣起兵打的也是“清君侧”的旗号，也没敢贸然称帝。朱棣之后明朝也是一直遵循“嫡长子继位原则”和“血缘就近原则”。注意“嫡长子继位”就是先考虑嫡长子，如果皇后没生儿子就得先考虑长子。如果没有嫡子，那么长子的母亲无论是贵妃还是宫女都无所谓。
嫡长子在继位之前是太子，享受与一般皇子不同的待遇，有自己的老师，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可以在京城里住着。其他皇子则不然，不能轻易和大臣接触，否则有谋反之嫌，在成年之后必须离开北京到自己封地去，叫“就藩”，这些皇子到了地方便是藩王，藩王制度的确立是为了进一步确保皇位的稳定传承，因为其他皇子远离北京不容易发动夺位政变。
因为王位是可以世袭的，以前封的王不会消失，又不断会有新的皇子被封王，所以藩王越来越多，当明朝覆灭时，地方还有许多明朝的皇族藩王，唐王和桂王就是其中之二。
4.内阁与司礼监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依然采取传统的宰相加六部的行政体制，可是当时的宰相胡惟庸专权威胁到了朱家的皇权。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的同时废除了宰相制度，改由六部上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来加强皇权，并且颁诏规定大明之后的皇帝都不可以设宰相这个职务。这就好比国务院不设总理，而由各部委的首长直接对最高领袖负责。当年斯大林就没有设总理职务，苏联中央政府采取部长会议制，斯大林自己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封自己为大元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要就最高领袖有旺盛的精力，因为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实在是太多了。
朱元璋开始时觉得没有宰相制衡自己挺爽的，可是后来就渐渐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便建立了内阁。起初的内阁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处、办公厅、书记处这样的机构，内阁大学士起初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后来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越来越大，变得和宰相没什么区别了。内阁由1-5名大学士组成（人数没有具体规定，一般是3人）以一人为首辅，内阁首辅就相当于明朝的宰相。张居正、严嵩都是内阁首辅。六部百官上的折子要先到内阁，由内阁拟定处理意见，称为“票拟”，折子和票拟一起送给宫中的皇帝，由皇帝或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写下最终处理决定，称为“批红”，最后加盖玉玺颁行天下。名义上皇帝有最终决定权，但是皇帝不可以随便改变内阁的票拟，因为一旦改变就说明内阁错了，内阁成员就得辞职，这样皇帝的舆论压力就很大。掌握了票拟权，使内阁成为了对皇权的一种制衡。到了清朝也有内阁，但是内阁没有票拟权，所以清朝的内阁大学士只是一种荣誉象征。雍正帝时起设立军机处起到实际内阁的作用，所以清代的军机大臣是实际的宰相，当然这是后话与本文无关。
上文中提到了司礼监可以批红。司礼监是皇宫内设立的机构，里面全是太监，他们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每天和皇帝朝夕相处，大臣们想见皇帝很难而他们却很容易。这种“贴身秘书”的能量看过《蜗居》的人应该能明白，就和宋思明的角色差不多。司礼监可能让人感觉比较陌生，但是我想“东厂”的大名是中国人民应该是都了解的，而东厂就是归司礼监管辖的。皇帝经常懒得自己批红，一般都交由司礼监处理了，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太监的权力。明朝设司礼监就是为了让太监集团和文官集团形成一种制衡，便于皇帝控制双方，所以太监便成了明朝政治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监无论正派反派一多半出自明朝。
只有弄清楚了这些制度的内涵和意蕴才能弄明白明朝的政治游戏规则，才能读懂明朝的官员、太监、皇族和皇帝之间的故事。
二、明朝的覆灭
想了解明朝的故事大家可以看《明朝那些事》，但为了说清楚南明的故事我在这里还要简单的说一说明朝覆灭的经过。
1.万历帝与百官的矛盾
我们从明朝倒数第四个皇帝明神宗（庙号）、万历帝（年号）、朱翊钧和百官的矛盾说起。（不算南明，明朝一共16个皇帝。）
有很多文人学者说万历是个昏君，原因就是他在位48年中有三十多年不上朝。起初我也很好奇，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那不天下大乱啦？这个万历也太不负责了，后来渐渐明白了，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朝政。上文我已经介绍，明朝是内阁制，万历不上朝但是还是会和内阁成员见面的，票拟和批红还是一直在进行的，所以万历从未停止过对国家的统治。
这里就要介绍下什么叫“上朝”。朝会是在京有一定品级的官员和皇帝需要一大早起来到皇宫大殿开会，可是开会的人一旦太多就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因为不可能大家都发言，没时间啊。这种朝会主要起到一种仪式上的作用，真正的大政方针还是由皇帝和内阁商定的。百官有事也不会在这种会议上上奏，当着大家的面有很多事不好说，也不好办，他们有事会单独上折子走票拟和批红的路线。这种会议上无非是报报祥瑞，或者报告一些很大很不具体的事情。皇帝上朝只是做一个勤政的姿态，或者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如立太子啦，立皇后啦，发动战争啦之类的事才会开这种会，而且这种会仪式性很强效率也很低，不会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电视剧中那种当朝议事的治国模式只是为了好看而已，皇帝大部分时间是与内阁或司礼监商议，批批奏折什么的。
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国家还是正常运转的，一个有力证明便是当时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野心膨胀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想进而侵略中国，于是万历皇帝发动了“抗日援朝”战争，击溃了丰臣秀吉的侵略，导致丰臣秀吉抑郁而终，从那时起到甲午年日本没敢再做任何挑衅活动。
丰臣秀吉不是一个草包，我认为他是日本古代第一强人。他生于普通农民之家，没有任何贵族身份。在十分讲究家庭出身的日本，（不是贵族的人连姓氏都没有，“丰臣”是后来天皇赐给秀吉的姓氏。）他能统一全国可见是个英明神武之人，但他败给了明军。倒不是说当时万历有多英明而是当时中日两国实力差距太悬殊了，但是能击退日本的侵略至少说明了万历年间国家的运转还是正常的。真如一些人所说万历不理朝政，那么谁来调兵呢？古代没有皇帝命令的话是无人可以调动军队的，否则就是谋反。
朝会虽然不重要，但是不上朝肯定会被骂为昏君，舆论压力很大。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呢？因为他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和百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是所谓的“国本之争”。相比与清朝，明朝的文官集团还是很有气节的，在原则问题也就是礼法问题上他们敢于和皇帝正面冲突。有时候明朝的皇帝显得很窝囊，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继承人，因为太祖已经立下了嫡长子继位的原则。万历皇帝的皇后没有生子，也是说他没有嫡子。没有嫡子就得由长子继位，万历皇帝的长子叫朱常洛，不过朱常洛是万历皇帝强奸了一位宫女生下的，他的存在说明了万历的一段不检点的历史，所以万历帝不喜欢他。万历皇帝想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百官当然不能同意，于是万历就不上朝来表示抗议。“争国本”持续了三十多年，期间数次交锋最终以万历皇帝失败告终，说明了明朝的礼法和舆论的力量，皇帝不是为所欲为的。
讲这个事情主要是为了引出朱常洵这个人，朱常洵深受万历宠爱，虽没当上太子，但是被封为福王，就藩之时得到了很大的封地和很多财富（但后来这些都是李自成的了），他的儿子朱由崧便是南明的弘光皇帝，这个我们过一会儿再说。
2.阉党与东林党的矛盾
在惴惴不安中苦熬了三十九年的皇长子朱常洛终于即位了，年号泰昌（死后庙号为明光宗）。泰昌帝深感皇位来之不易，这三十九年中可谓如履薄冰，因为自己犯了任何错误都会给万历帝处置自己的机会, 所以一上任就想好好过过皇帝瘾，好好发泄一下这三十多年的郁闷。过皇帝瘾有两种方式，一是指点江山，二是创造人类。指点江山需要有雄才大略，还要说服百官按自己的方针政策施政，甚是麻烦，也很累心。创造人类就方便多了，百官再坚持原则也无法干预皇帝创造人类的活动，于是朱常洛一即位便开始夜以继日的疯狂创造人类。但是此时朱常洛已经39岁了，从小娇生惯养缺乏锻炼体质也不太好，仅仅过了20几天的皇帝瘾就倒在了创造人类的岗位上。
一开始朱常洛并无大碍，好好休息调养便可痊愈，但是掌管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向皇帝进了一济泻药，泰昌帝当天晚上腹泻三四十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趋恶化。此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两粒红丸，一大一小。朱常洛在吃了小红丸之后顿时就硬了，觉得浑身有劲，当夜又疯狂的创造了一宿人类。第二天清晨，也就是他即位第三十天的清晨，朱常洛迫不及待的服下了那颗大红丸，心想：“小的我吃下去后就这么威猛，那么大的吃下去后我不成仙啦？”结果服下那颗大红丸之后他立刻就驾崩了，真的“羽化登仙”了。崔文升和李可灼到底为什么进贡伪劣药品一直是个谜，这便是明末皇宫三大疑案之中的“红丸案”。（另两个是梃击案和移宫案，有兴趣可以百度。）
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苦熬了三十九年却仅仅在位了三十天，这三十天他除了创造人类基本没干什么事。
公元1620年对大明来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竟有三个年号：万历、泰昌和天启。朱常洛有两个儿子：长子朱由校和次子朱由检，此二人是大明最后两位统治全国的皇帝。朱常洛死后按照嫡长子继位的原则由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死后庙号为明熹宗）
天启在位时十分宠信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便掌握了司礼监和东厂。与魏忠贤勾结的一伙人被称为“阉党”。阉党不只是东厂和司礼监的太监，还包括依附与他们的文官。阉党贪污腐败、卖官鬻爵、残害忠良、无恶不作，扮演了明末大反派的角色，与之斗争的正派人士便是“东林党”。
“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此段转自百度百科）
东林书院门口的对联很有名有必要提一下。那便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其实东林党里也不全都是正人君子，他们也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行事，东林党里面又按照籍贯分为浙党、秦党等很多派系，互相之间也争斗不休。东林党唯一比阉党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一般都是科举出身，多生于书香门第，所以比阉党更要点脸。他们一般不会明目张胆的贪污受贿（其实他们家里多是大地主），再加上里面确实有几个很优秀的领袖，如张溥《五人墓碑记》里写的那五个人，所以东林党的名声很好。
天启帝在位仅七年，他驾崩之后因为无子，按“血缘就近原则”由他弟弟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死后庙号为明思宗）崇祯一上任便迅速铲除了魏忠贤等人，但是没有铲除所有阉党，因为究竟谁是阉党是很难划分的。于是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持续到了南明建立之时。我再次强调，这种斗争只是政治斗争，并不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东林党也不是完全正义的。
崇祯帝的故事人们都很了解，此人优点是勤政，缺点是多疑、度量小，他即位时明朝外有满清崛起，内有人民起义，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崇祯苦苦支撑了18年，期间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如冤杀袁崇焕，频繁更换内阁首辅之类的。没办法，他即位时才16岁，还是个孩子，能果断的铲除魏忠贤一党已经难得了，我们16岁时又干过什么呢？而且当时明朝的社会矛盾已经是积重难返，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官员普遍腐败，这些不是紧靠一个皇帝就能改变的，何况这个皇帝的水平只是一般。
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景山上吊自杀了，明朝覆灭，南明的故事终于开始了。
三、短暂而混乱的南明
我对南明的历史也不是很了解，只能简要的谈一谈。我所知内容主要来自于刘斯奋小说《白门柳》和百度百科。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题材很新颖，是这部小说使我知道了还有“南明”这么个东西，之前只知道崇祯、李自成、多尔衮、吴三桂这些发生在北方的事，对于当时中国南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要不是读了《白门柳》我也不会对天地会和沐王府的冲突产生兴趣。
1. 谁当皇帝？
崇祯帝朱由检的死讯传到南京时，南京“后备中央”的官员是又喜又悲，当然主要还是喜，因为权力莫名奇妙的从天而降。北京的陷落了，我们南京的“中央大员”自然是名正言顺的号令全国。
当时明朝还不能算是灭亡。满清当时八旗军只有三十万左右，而且还没进关。李自成虽然有一百多万部队，但多是农民军，而且李自成只占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区。整个江南地区加上四川都还在明朝的控制之下，可以调动的军队也有两百多万，管辖的人口有一亿多，如果能有效的组织起来还是大有作为的。
当务之急就是要立个皇帝。按“嫡长子原则”是不行了，因为崇祯帝的儿子没有一个跑出北京的。按照“血缘就近原则”应该由福王朱由崧继位。这个朱由菘就是上文提到的朱常洵的儿子。在李自成攻陷洛阳时，朱常洵因为太胖没跑出来，但是朱由菘很幸运的跑出来了。此时的朱由菘只是个丧家之犬，跑到南京能活命就不错了，没想到自己还能做皇帝。但是两代福王的名声太差了，可以说是全国文明的骄奢淫逸，因此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表示反对。
此时的南京中央主要由史可法和马士英这两个人主导。史可法是东林党，马士英当年和阉党走的比较近，但是魏忠贤倒台后他幸免于难, 后来在另一位阉党阮大铖的帮助之下又起复了。阮大铖对东林党是恨之入骨，因为东林党一直对他这个阉党穷追猛打，不断上书请求皇帝杀死阮大铖。阮大铖利用自己的人脉坚持了下来，北京陷落时他正好在南京。他和马士英深知，谁能成功拥立皇帝谁就掌握了南京的政权，朱由菘只是个丧家之犬，没有任何资历，而且当年正是由于东林党的强烈反对才导致他爹朱常洵没当上太子，朱由菘和东林党仇恨深重，只要把朱由菘立起来，那么朝廷的事就是他俩说了算了，而如果让东林党拥立了别的藩王，那么以他们阉党的出身必遭东林党打压。
历史是多么有趣啊，大明的文官集团一向以礼义伦常为准则。当年和万历帝激烈对抗了三十多年就是为了坚持“嫡长子原则”和“血缘就近”原则。朱由菘和崇祯帝朱由检的血缘关系最近，东林党现在反对他即位，反而提出要“立贤”这不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吗？你们一直坚持“立嫡长”现在怎么又想“立贤”了呢？在东林党人还在犹豫不定时，马士英和阮大铖果断的拥立朱由菘登基了，此时的东林党人也不好反对了，谁让这是他们一直坚持的理论呢？于是福王朱由菘登基称帝，年号弘光。
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就这样建立了，马士英和史可法为内阁大学士，以马士英为首辅，史可法兼管军事。朱由菘捡了这么大一个馅饼，自然对马士英感恩戴德，南京中央的政权实际控制在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手中。此时这二位想的不是如何收复北方失地，而是如何除掉史可法这个挡在他们专权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而弘光帝呢？自然是抓紧时间吃喝玩乐了。
2.局面失控
弘光政权建立不久，北方传来“喜讯”，李自成被清兵打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不可挽回。南京的中央大员们喜出望外，因为他们怕的是李自成，他们以为满清这些“蛮夷”是不会觊觎中华大地的统治权的。根据以往的经验“蛮夷”们无非是想抢些财物，而且满清八旗军队兵力才三十万左右和南明的实力相差悬殊。
此时南明名义上的军队超过百万，统治的人口一亿多，看起来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是弘光政权却无法调动这些军队。弘光政权在法理上是当时“明朝”唯一的合法政权，但是想号令天下仅仅依靠法理是远远不够的。
我一直很好奇，在没有手机和电报的古代中国，中央政府是如何号令天下的军队的？前线的将领为什么要为朝廷卖命？远在京城的皇帝和高级军事官员的战略部署如何在前线得到贯彻？根据我的研究结果主要是靠“义、威、利”三种手段。
首先是“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从汉武帝开始的统治者们不断“改良”儒家思想，把忠君报国的思想灌输给全国人民。根据“改良”后的儒家思想，一个人，尤其是读书人，最大的人生价值就是为皇帝卖命，这便是所谓的“大义”。
我对儒家思想也只是略知皮毛，但是我觉得孔子和孟子的本意绝对不是强调这种愚忠的，如果皇帝是桀纣那样的昏君，臣子们也要效忠吗？孔子最崇尚周朝的文化，可是周朝的创始者恰恰是商朝的“乱臣贼子”啊。孟子更是很直接的说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名言。是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统治在不断地曲解孔孟的思想，朱元璋就直接删改《孟子》一书。所以五四的时候批儒家思想是冤枉了儒家，应该批判的是经封建统治者们改编过的“伪儒学”，而劝人作君子、讲道德、有仁心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应该不断地发扬光大。没有了儒家思想中国还有文化吗？
在“义”的教育下，古代大臣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文天祥、关羽、苏武这种十足的忠臣。第二种是完全不信“义”这个字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忠于自己，有奶便是娘。第三种是中间派，他们不会谋反但也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根据情势的变化，他们有可能转化为忠臣也有可能转化为利己主义者。绝大多数的大臣都是中间派，这也是人之常情。
明朝末年“义”这一招不好使了。因为像袁崇焕这样的冤案寒了天下人的心。一个冤案杀掉的绝对不只是一个忠臣，而是千千万万的忠臣。因为本来绝大多数人就都是中间派，而现在忠臣却得不到好下场，那么这些中间派就会大量的转为利己主义者。再加上明末多年的党争，派系林立。官职的升降看的不是这个人是否终于皇帝而是看他是不是跟对了人，更使大家对“义”的这一套理论产生了怀疑。
其次是“威”，就是中央政府的威严。如果前线的官员不听中央的命令就会受到惩处，而前线的军官不能保证天下的军官都不听朝廷的命令，所以他们不敢轻易抗命，因为自己仅有一只军队，不可能打败天下所有的军队。
可是这一招在明末也不好使了，因为明末农民起义不断，朝廷要依赖武将，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真正能打仗的将领没有几个，所以朝廷不敢轻易惩处武将，只要武将不公开谋反，偶尔抗命的事也就算了。于是地方武将们开始很默契的分划地盘，大家都不听中央的，在自己的地盘里当老大多惬意啊，谁愿意听别人的？中央政府的威严一点点的消失，到了北京陷落，南京这个“后备中央”更是毫无威严可言了，弘光政权建立时时中国已然是军阀割据的局面了。
最后一招就是“利”了。就是用荣华富贵来收买人，你不是个总兵么？给朝廷卖命就可以升巡抚、升总督、升尚书、升到内阁做阁老、升首辅、升加太傅衔、升加太师衔，最牛逼的可以在死后把牌位放到类似于凌烟阁、忠烈祠、靖国神社之类的屋里。可是“利”这一招谁都可以用，弘光可以用，李自成可以用，满清也可以用，究竟谁能收买他人成功？这就要看跟谁混更有前途了。所以“利”这一招必须建立在“义”和“威”的基础上，失去了“义”和“威”，光靠“利”是不行的。
恢复“义”很难，需要时间的熏陶，恢复“威”相对容易，只要打一场胜仗就可以。如果此时弘光政权能打赢清军一次，那么地方的军阀们就会觉得还是跟大明混更有前途，他们会稍微卖点力气地和清军作战以求荣华富贵。可是一旦弘光政权打了败仗，那么南明政权必然瞬间崩溃瓦解，因为军阀们会想：“弘光政权打败了说明帮清军打明朝比帮明朝打清军容易多了。和清军作战会伤到自己的实力，没有了实力自己便什么都不是，而投降满清的话很容易便得到了荣华富贵。”军阀们纷纷降清，南明自然就土崩瓦解了。而且此时清军是以弱攻强自然会不遗余力地用荣华富贵收买这些军阀来分化瓦解南明。
“义、威、利”皆失，局面基本失控了，弘光政权很难号令全国，很难有效组织全民抗战。好在这个“法理”还有点用，因为军阀们不至于纷纷称帝，表面上看南明还是统一的，这百万大军的声势对满清还是有些震慑作用的，只要打一两次胜仗便还可以争取和谈。再加上当时的汉族人有很强的排外心理，觉得被少数民族统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明朝虽然已经腐朽不堪，但依然是汉族人的唯一合法政权，所以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之效力的。在当时为南明效力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军阀们贪图富贵，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普通百姓还是淳朴的，所以民心尚可用。
公元1645年，也就是明弘光元年，多尔衮的弟弟多铎率军南下，刚刚建立的弘光政权命悬一线。
3. 弘光覆灭
当时长江以北有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镇兵马。可是如前文所述，朝廷无法调动这四个军阀。马士英是首辅不能出战，史可法只能自己到扬州与清兵作战。
在扬州战事吃紧的时候，马士英没有感到情势的危急反而把这当成了消灭史可法的绝佳机会，所以不派援军也不拨粮草，而是忙着打游戏（斗蟋蟀）开party（听戏喝酒）。
《白门柳》中写道当时有人问马士英（或是阮大铖，我记不清了）：“不怕扬州失陷危及南京吗？”马士英答道：“宁亡于满清，不亡于东林！”“宁亡于满清，不亡于东林”多么经典，多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啊。中国人这种窝里斗的优良品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反正是自古有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很快扬州、南京相继失陷，如闹剧般的弘光政权覆灭了。
4. 不同的演员、同样的剧本
南京陷落之后，身在浙江的鲁王朱以海在当地军阀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政权，朱以海当时还比较羞涩，没敢称帝而是以“监国”的名义号令天下，为的就是搁置帝位之争便于团结各地的藩王和军阀。可是没多久，身在福建的唐王朱聿键在当地军阀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他爹的支持下也建立了一个政权，注意这就是后来天地会支持的唐王。朱聿键只是个傀儡，实权在郑家手中，郑芝龙真是感想敢干直接让朱聿键登基称帝，定都福州，年号隆武。这样就南明形成了浙江的“鲁监国”政权和福建的隆武政权并立的局面。这下可把鲁王朱以海气坏了，后悔自己没有率先称帝，现在被动了，自己这个“监国”要不要听福建那个“皇帝”的？心中也暗骂朱聿键不要脸。按照“法理”皇帝要由朱家“由字辈”或“常字辈”的藩王来当，我朱以海尚且没敢称帝，你朱聿键怎么这么大胆？两家自然是谁也不听谁的，反而视对方为仇雠。这样浙江和福建的军队无法统一抗战，反而掀起内斗。
演员换成了鲁王朱以海和隆武帝朱聿键，可剧本还是史可法和马士英的剧本，这种剧本可以叫作“南明模式”。简而言之就是明军窝里斗，被清军各个击破。当清军攻打浙江时，福建的隆武政权看笑话不增援。鲁监国政权不到一年便覆灭了。清军进兵福建，仅以福建一省的兵力自然无法抵挡，隆武政权也很快覆灭了。隆武帝朱聿键以身殉国，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不同意他爹的做法，率军攻下了荷兰人控制的台湾，割据一方。
东南完全陷落之后，“南明模式”这个剧本继续在两广上演，这回演员换成了桂王朱由榔和唐王弟朱聿粤。
这时候体现了当初南京中央的好处了，可惜南明没有利用好那最后一次机会。南明的实力是强大的，可关键在于怎么组织，怎么统一力量。弘光政权覆灭后，再也没有“中央”和“法理”了，于是各地藩王都想称帝，大家为了争帝位而内斗，被清军各个击破。
朱聿键死了，他的弟弟朱聿粤跑到了广州，自认为“兄终弟及”符合法理，于是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而同在广东的桂王朱由榔认为按“血缘就近原则”才符合法理，自己是朱家“由字辈”的人，应该由自己称帝，于是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桂王朱由榔就是《鹿鼎记》中沐王府的人支持的领袖。“永历”政权与“绍武”政权为了争帝位和大动干戈、互相攻伐。这便是“拥唐”与“拥桂”之争的源头。绍武政权仅存了40天就被清军所灭，永历帝朱由榔逃亡广西，处境也十分危险。
现在只剩下永历一个政权了，可是“南明模式”的剧本还在上演，这回演员换成了孙可望和李定国。
李定国就是像史可法那样的人物，是南明最后的忠臣良将，也是南明最后的希望。李定国是农民起义军出身，为了抗清（当时汉族人认为抗清就是爱国）归附了永历政权。李定国打了几场胜仗，情势有些转机，清军一度想放弃西南的土地。可是这引来了永历政权另一员大将孙可望的嫉恨。
孙可望就是如马士英一样的人物，把自己的权力放在第一位，他不能容忍李定国的威望高于自己。他先是对李定国处处掣肘，最后在南明危在旦夕之时（仅剩云南、四川些许领土）竟然率军攻打李定国，但是被击败了。孙可望干脆婊子当到底，直接降清了，永历政权实力大减，永历帝朱由榔逃到了缅甸。吴三桂为了向清朝表忠心，杀到了缅甸干死了永历帝朱由榔。我吴三桂虽然原来是明朝的臣子，但是现在明朝的皇帝被我亲手杀死，明朝的百姓对我恨之入骨，清朝该相信我的忠心了吧？这也是《鹿鼎记》中沐王府的人对吴三桂恨之入骨的原因。
永历帝死后，明朝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覆灭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地下恐怖组织，再加上台湾这个小岛。于是便有了《鹿鼎记》中天地会和沐王府的故事。
四、一点反思
《鹿鼎记》中天地会和沐王府的故事自然是虚构的，但是金庸用这个故事反映出了南明那一段历史。
史可法和马士英、鲁监国和隆武帝、永历和绍武、李定国和孙可望。“南明模式”这个剧本被精彩地演了了四次。在《鹿鼎记》中金庸让它依旧精彩地上演了第五次：天地会Vs沐王府。金庸描写的很是精彩，双方争论不休，甚至要大打出手。读到这里我想起了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演的一个小品：赵本山做梦梦到自己中奖中了一百八十万，为了这笔钱怎么花的问题和自己的老婆（高秀敏饰）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讽刺那些痴人说梦的蠢货。你根本就没中奖，争什么呢？多可笑啊？现在已经是清朝的天下了，你们反清复明的成功机率几乎没有，你们不想想怎么团结抗战，居然还在为谁当明朝的皇帝而争，多可笑啊？清军已经南下了，你们马上就要亡国了，可是你们还在窝里斗，多可笑啊？
中国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末端都会上演类似的剧目，究其原因在于封建专制。人类对权力的欲望是无法克服的，而在封建专制的游戏规则下权力的争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是一种不择手段的争斗。
曹植问曹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今天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天下是一家一姓之天下，只有这个“根”上的人才能当皇帝，为了争夺皇位大家只有“同根相煎”了，别的“根”上的人因为抢不了皇位反而可以相处的很好，如李世民可以容忍魏征，因为魏征不会抢他的皇位，可是对于自己的儿子呢？李世民有14个儿子，其中3个被杀，3个自杀，3个早夭。1个被“幽闭”，两个被废为“庶人”这等于被开除出李家户籍，尔后又被流放。
皇子们在争斗谁能讨皇帝的欢心，让皇帝选自己为太子。可是表现的太好了不行，因为表现太好就会威胁到父亲的皇位，父亲怕自己“抢班夺权”急于继位，就会除掉自己。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康熙的太子胤礽都是这个下场。表现的太孬了也不行，父亲会觉得自己没有才能，也不会立自己为太子。
那到底要人家怎样呢？这玩的就是心理战了，各种方法、各种斗争，还得陷害别的皇子，给别的皇子下套，让父亲觉得别的皇子想谋反。
上行下效，大臣们的斗争是争得皇帝和上司的欢心，同样表现的太好了不行，太孬了也不行，玩的也是心理战。心理战是一种“暗战”，玩的是潜规则，因为人的性格不同，“讨欢心”的方法也不同，所以没有明规则只有潜规则。但总体上无非是“中庸藏锋”和“党同伐异”两招，还要不断修炼“厚黑”学，脸皮要厚，心要黑。“心理战”虽然有很多战术，但是“给钱”是绝对好使的一招，为了结党，为了讨好上司必须行贿, 为了行贿就必须受贿，这些钱最终来自与搜刮百姓，封建专制下官吏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南明式的剧本也会不断上演，那么这种可笑的事情如何才能消灭呢？毛主席给出了答案。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此段转自人民网)
为什么要追求民主？因为民主制度使一家一姓之天下变成了天下人之天下，民主制度把人类对权力的欲望和为人民服务结合了起来。你不是想要权力么？只要你把人民服务好了，人民就会投你的票，你就会得到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荣华富贵。官员的斗争也不再是玩“心理战”了，也不用行贿了，因为他们不用再讨上司的欢心了，因为他们能否升迁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是在上司的手里。为了争夺权力也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但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是公开化的、
文明化的、法治化的。大家是在为争夺选票而斗争，拼的是谁以往的政绩好，拼的是谁未来的施政纲领更科学，而不是在拼阴谋诡计。
毛主席在1945年就看出了这一点。“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主席的原话，谁都不可否认。
后记
在等待司考成绩的这段日子里，我的心情无比的烦躁。本来想把韩世元的《合同法总论》看了，可是都一个月了也没看几页，唯一看的这几页也不太懂。哎，真的很恐惧，选择了走法律这条路，不知道能不能走通。这种烦躁的心情就和年初在家时一样，当时把《鹿鼎记》看了，想写篇读后感，一直拖到了今天才写完。竟然写了一万四千字，希望不会让人觉得又臭又长。
历史的魅力在于它会不断重演。史可法困守扬州，张灵甫困守孟良崮，两件事相隔数百年，但事情的本质惊人的相似，我想这两人的心情也是一样的，都在为自己效忠的这个政权的腐烂感到痛心和绝望。所以读史可以明智，可以让人看清楚今天发生的事。
还是老老实实的看《合同法总论》吧，不然一旦司考没过又得开始看司考，又是半年多，这本书可能一辈子我都没机会看了。
2011年11月10日
写于吉林大学南区经信2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