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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人列传（下）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号紫薇，为南宋初道学家，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绍兴六年（1136）赐进士出身。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元，以忤秦桧罢职，晚年深居讲学。诗属江西诗派，作有《江西诗社宗派图》、《东莱集》、《紫薇诗话》，词集《紫薇词》。【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　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吕本中既是诗人又是词人，在两宋之间却均数不上第一流，他平生对文坛影响最大的事，倒是少年时的一次戏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主，下列陈师道等25人，称之为“江西宗派”，从而给宋代诗坛上最重要的一个诗派确定了名称，在诗史上足以大书特书。因为这“定鼎之功”，吕本中自己身后也被补入了江西诗派之中，成为其重要成员之一。以黄、陈为首的江西诗派，风格瘦硬奇拗，法度森严，吕本中学诗却不是亦步亦趋，他曾引前人论诗的话：“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提出自己的“活法”说，也即是一种自然流畅之美。这种特色，在他的小词中要比诗中体现得更为鲜明，这一首带着民歌风韵的《采桑子》，就完全当得起“流美圆转如弹丸”的赞誉。

钱钟书论诗歌修辞，有“喻之二柄”、“喻之多边”的分类，同样的事物，可以作为褒贬、喜恶之情迥然不同的比喻。周振甫举这首《采桑子》为例，正是比喻既具二柄，又具多边的典型显例：“这首词用‘江楼月’作比，在上片赞美‘江楼月’，‘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人虽到处漂泊，而明月随人，永不分离，是赞词。下片写‘江楼月’，‘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月圆时少，缺时多，难得团圆，是恨词。同样用‘江楼月’作比，一赞一恨，是在一篇中用同一个比喻而具有二柄。还有，上片的‘江楼月’，比‘只有相随无别离。’；下片的‘江楼月’，比‘待得团圆是几时’，所比不同。同用一个比喻，在一首词里，所比不同，构成多边。象这样，同一个比喻，在一首词里，既有二柄，复具多边，这是很难找的。”因此吕本中这首词，不但在词坛上有“浑然天成，不减唐花间之作”（曾季狸《艇斋诗话》）之誉，在修辞学上，也有其特殊的地位。

吕本中虽生当南北宋之交，词风却仍继承晚唐五代以来的风格，以流动明畅、清丽自然见长，其词集《紫微词》一共存词二十七首，只有一首长调，其余都是小令，似乎有点跟不上长调盛行的时代潮流。这与他一生致力于诗、填词不甚用心有关，但到了身后，却似乎词作比他的诗作更为脍炙人口，也许正是因为不甚用心去经营，反而别有风味吧。他是程氏理学的传人，学者称之“东莱先生”，性格坚毅，气节刚直，在南宋居朝时敢于触犯权臣，词中却没有那股严肃的劲儿，后人评他：“直忤权臣，深居讲道，而小词乃工稳清润至此。”评论者常常讶于文品与人格的相异之处，其实这种不同，只是作者无意识流露出的心灵另一侧面。

就象他所宗的道学先师程颐曾经赞赏晏几道“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这样深挚幽微的句子一样，吕本中本人也是小山词的爱好者，他最爱诵读小山词，“以为有思致”。其词作也有近似小晏的一面，总是追忆昔日的一段情事，不胜怅恨惘然，如这首《踏莎行》：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

记得去年，探梅时节，老来旧事无人说。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

在另一首《浪淘沙》词里，他也说：“旧时心绪没人知。记得一年寒食下，独自归时。……将为老来浑忘却，因甚沾衣？”这段情事显然已无可考，他总是以梅花或者牡丹来比喻那个“伊人”，又总是叹息“百年心事老相催”、“平生相与意，老病犹堪记”，少年时的旧欢如梦，已是前尘往事，隔着南北宋的时代划分，隔着江淮天堑阻断，再也追不回来。他自己也明白：“对人不是忆姚黄。实是旧时风味、老难忘。”（《虞美人》）和小山一样，他怀念的不仅仅是那一段旧情，而是包含着昔年所有的温馨幸福，小山是“华屋山邱”，由富贵至落魄，他却是更深切的经历过人间沧桑、天翻地覆之痛。他的词作追思多而写实少，但南渡凄怆之怀，在他词中也有直接的流露，如这首《南歌子》：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旅枕原无梦，寒更每自长。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这是他南下逃难，流落在江南旅途之中所作，和他同时期诗作之中的慷慨悲壮之音不同，这首小词却是凄婉哀伤的，怀念业已失去的安裕的家园，纵使到了“人人尽说江南好”的地方，也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凄凉的旅客。吕本中的祖籍本是寿州（今安徽寿县），原本也算得上是南方人士，但自祖辈起就居住在京城开封，已成为帝辇下的百姓，自然将“中原”当作了自己的故乡。

当金兵南下攻宋围城的时候，四十四岁的吕本中正在汴京城中，和千万京师子民一起亲身遭受了兵火的洗礼，看着这一座繁华名城变成人间地狱。李心传《系年要录》中如此记载当时围城的惨状：京城外坟墓尽被发掘，棺材被取出来当作马槽，尸骨抛弃遍野。城内瘟疫流行，死者近半。物价踊贵，百姓饥饿难耐，已到人吃人的地步，横死道路的尸体都被取作食物，甚至连还没有气绝的人，也已被剜肉剔骨，杂在猪、马肉中出卖给饥民。城中猫狗都被吃光，无业游民冻饿而死十之五六，遗骸枕藉——“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兵乱后自嬉杂诗》，范仔是当时民间起兵抗金的领袖），拿这首诗和《南歌子》词相比，情调是那么不一样，词是心灵创伤的悲吟，诗却是面对劫难的实录，在悲愤之中，发出了报国的誓言。

吕本中的五世伯祖吕蒙正原本出身寒微，后来成为宋太宗朝的宰相，这样发迹变泰的经历很受民间俗文学的青睐，从元杂剧开始，舞台上就一直扮演着“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的故事，是穷书生和富小姐之间爱情婚姻的经典情节。从这位五世伯祖开始，吕家世代显赫，高祖吕夷简仁宗朝为相、曾祖吕公著哲宗朝为相，一个家族先后出了三名宰相，遂成当世名门望族。吕本中有这样的出身，自幼就聪敏颖悟，又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因为吕公著属于旧党，吕本中在北宋的官运却不甚亨通，一度坐党锢废黜，后来又召起用。到了南宋绍兴六年，他才被特赐为同进士出身，做官一直到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却因为立场主战，到底不为所容，被排挤出朝，担任提举宫观的闲职。他晚年以深居讲学为事，也带有隐逸的志向，《紫微词》集中唯一的长调《满江红》，便是描写隐居之乐的：

东里先生，家何在、山阴溪曲。对一川平野，数间茅屋。昨夜冈头新雨过，门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桥、回合柳参天，摇新绿。

疏篱下，丛丛菊。虚檐外，萧萧竹。叹古今得失，是非荣辱。须信人生归去好，世间万事何时足。问此春、春酝酒何如？今朝熟。

词作带着古代仕途失意文人通常的知足求归之感，套话里透露出无奈。吕本中在南宋朝中为官时，屡次向宋高宗进陈恢复大计，分析形势，劝朝廷“求人才，恤民隐，讲明法度，详审刑政，开直言之路”，先稳定江南局势，固本图强，伺机克敌，“若徒有恢复之志，而无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见解极为精到，由此遭到朝中主和派的忌惮。他反对奴颜婢膝的献媚金人以求和，当有司商量怎么丰厚供奉前来“通和”的金使时，他说：“金国的使者前来，我方正应该示以俭约，客馆的供给如果过于丰厚，一心讨好，只是适以让他们更觉得我方可欺，坚定了侵略的意思而已。何况外交的成败大计，并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讨得对方的欢心，重要的是我方的治政得失，兵财强弱。希望下诏命令招待只要不缺了礼数就行！”初建立就患有软骨病的小朝廷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建议，但事实证明，正是南宋一方的百般讨好，使金国来使摸清了南宋的实力，加紧了勒索和侵略。

吕本中与秦桧在北宋时曾为同僚，关系很好，但到了南宋，政见的分歧、他本人的刚正不阿，都使秦桧产生嫌恶不满。秦桧做宰相时，想要引用自己的私人，吕本中直接封还名册不许，哪怕秦桧半强迫半劝诱的要他听命，他也决不肯卖这个面子，使秦桧恨得牙齿痒痒地。主战派的赵鼎与吕本中交好，赵鼎升为仆射之职，吕本中替朝廷起草任命的制令，里面有讽刺和议与权臣的话，秦桧见之大怒，向宋高宗说：“吕本中是受赵鼎指使这样说，他们巴望着和议不成，打下伏笔，将来好借此脱身。”高宗正一意求和，不消说自然触忌，于是在御史的弹劾下，到底把他罢官归里。

吕本中幼年的时候，因曾祖父吕公著去世，宣仁高太后与宋哲宗亲临祭奠，吕家未成年的童稚孙辈都立在庭下，高太后独独召见吕公著生前最宠爱的曾孙本中，抚摩着他的头说道：“孝于亲，忠于君——孩子，将来以此自勉吧！”此后的生涯里，吕本中一直以这六个字来要求自己，立朝忠直清正，尽心竭力，却得不到进用。《宋史》本传中叹息他们这样的一干人等：“其才猷皆可以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论议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南宋小朝廷，从立国之初就奠定了悲剧的基础，“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忠，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

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临江军清江（今江西清江）人，号芗林居士。元符时以恩荫补官。南渡初，统兵勤王。高宗朝，官至徽猷阁待制、户部侍郎。晚知平江府，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致仕闲居十五年。有《酒边词》，以南渡为界，分江南新词和江北旧词。【秦楼月】

芳菲歇，故园目断伤心切。伤心切。无边烟水，无穷山色。可堪更近乾龙节，眼中泪尽空啼血。空啼血。子规声外，晓风残月。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时代的灾难在词坛上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期间的绝大多数词人，分跨两宋的作品都呈现出前后迥异的风貌，反映出这天崩地裂的巨变。在形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当推向子諲。他在北宋时为宰相之后，后族宗亲（真宗朝宰相向敏中玄孙、神宗向后再从侄），出身元老世家，过着优裕闲散的生活，南渡后亲历战火，率众抗金，成为英勇顽强的抗战派。他的人生因国变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这种不一般的经历必然流露在其文词之中，因此象人生一样，他也将词集一分为二，编北宋亡前的作品为《江北旧词》，称南渡后的作品为《江南新词》，并在编定总集的时候，退《旧词》于后而进《新词》于前，其中实大有深意在焉。他的词集总名为《酒边词》，旧词多为花前月下、诗酒流连的消遣之作，新词却有不少感伤亡国、欲以杯酒浇块垒的哀歌。同一“酒边”，却代表着迥然不同的风味。

《秦楼月》词中“乾龙节”，指宋钦宗的生日，作者写这首词时已从漠北传来宋徽宗的死讯，南宋爱国志士心心念念欲待迎还的“二圣”只剩了一个，而朝廷无所作为的态度，显然可以料想这一个可怜的俘虏皇帝也将埋骨穷荒。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为一个亡国被掳的皇帝如此悲切似乎有点无谓，但在那个时代，君即是国，钦宗的不还，相当于半个国家土地与人民的沦丧，“无边烟水，无穷山色”都失陷在敌烽之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翘首故国，一掬伤心之泪，这才是国人最为痛心疾首的。

《江南新词》部分的爱国主题的作品，风格多与此相类，是泣血哀歌而非慷慨壮声，却不要误以为向子諲就是一个忠爱缠绵、只会泪尽继之以血的文士。同时代诗人陈与义有一首著名的七律《伤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最后两句中的“向延阁”说的就是向子諲。其时是建炎三年（1129），向子諲任潭州（在今长沙）知州，值金兵南下，掠武昌，入江西，州县望风归降，抵达长沙境外时，有人建议：“其他州县都已失陷，敌锋正锐不可当，还是弃城避敌吧。” 向子諲说：“怎么能说这种不忠不义的话！若是前面的郡县有一两个能为国家守住，敌情何至于到这种地步？”敌兵传来檄文，要他投降，向子諲严词拒绝，亲自登城参战，激以忠义，将士无不殊死战斗。虽然杀伤相当，但外援始终不至，八日之后到底城破，向子諲还率领士兵在城内进行了两天的巷战，实在无法抵敌，才焚栅夺门而去，驻军在湘西。金兵在潭州抢掠屠城之后离去，向子諲又回军入城安抚劫余的居民，收拾溃兵继续抗金。陈与义称他“疲兵敢犯犬羊锋。”包涵的意思甚深：他既非武将，手下也乏精兵，却以一介文臣的身份率众死守孤城，抵御金兵南下，纵使兵败城破，也要从绝境中振作，收集起有生力量继续反抗。向子諲力守长沙的举动，在如狼似虎的金兵眼里可能只如蝼蚁撼大树，但这一种拼死抵抗、绝不放弃的精神，却是当时的一剂强心针。

长沙失守之后，向子諲上奏章自劾失职，朝中和他不睦的官员乘机进言，竟“以抗贼为罪”，将他罢免落职。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贾收为之不平，上奏称向子諲虽然兵败，却仍然坚持巷战，并在金兵退去后复入城收拾残局，努力恢复，实有功于国家，并非望风逃遁者之可比。宋高宗亦以为然，于是又给向子諲复了官职。当时的议论者中，颇有些人责怪他为什么不“死节”，主战派的著名人士胡铨却激赏向子諲的行为：“方当虏骑大军自江左长驱直下、席卷湖湘之时，向子諲仅以千百乌合之众，抵抗百万气焰炽张之军，守一城以捍卫整个一路的安危，遮蔽长沙以下的湘南之地，沮遏了敌军的去势。荆、广等地得以不失陷，他的功劳为最多！”作为议论者，轮到他们多半会临难苟免，却动辄以一死责人。这让人想起还是在北宋靖康年底的时候，二帝已被掳掠，金兵又提出要求，让宋方送蔡京等奸相和李纲等抗战领袖的眷属为人质，开封的官员们惟命是从，而在京城左近领兵抗战的向子諲却冒着风险，坚持将这些眷属们留下不肯遣送，保护了妇孺弱小，更保住了抗战派的人心。如果让这帮议论家们来批评，没准也会说这样的话：“为几名臣子（其中还有奸臣）的眷属，值得与金人失和，让两位被拘留的皇帝有受连累的危险吗？”呜呼，责人容易做事难，可是做实事的人，往往免不了为这一类口舌所累，也是人间最常见的无可奈何。

向子諲在绍兴初年官任徽猷阁直学士，户部侍郎。这时抗金形势正一片大好，岳飞、韩世忠屡败金兵及伪齐军队，只待挥戈北上，收复中原。可是南宋朝廷考虑的只是自己这个统治集团的小利益，弃民情国土于不顾，一心偏安议和，恢复大计眼看终成泡影。曾经血与火的考验中都没有退缩的向子諲，却不能不为朝廷的消极态度所打击，悲愤无告，叹恨不已。与《秦楼月》词具有同样情怀的词还有一首《阮郎归绍兴乙卯大雪行鄱阳道中》：

江南江北雪漫漫，遥知易水寒。同云深处望三关。断肠山又山。

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频闻遣使问平安。几时鸾辂还。

绍兴乙卯是绍兴五年（1135），当时徽宗的死讯的尚未传到江南，所以向子諲盼望的还是“鸾辂”双还，这首词作于江西鄱阳湖畔，透过漫天的大雪，想到拘禁在北地象征着整个北宋尊严的二帝，想到铁蹄之下的千万遗民，那纵使是天翻地覆、海枯石烂也不能消尽的耻辱遗憾，却被小朝廷置之度外，怎不教人悲愤无地？因为他积极要求抗金的态度，和忠鲠刚直的气节，注定不能为南宋政府所用。绍兴年间，他兼任平江知府时，南宋又主议和，金使将入平江境内，向子諲拒绝向敌人跪拜受诏，上奏章言道：“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于此时，宜却勿受。”由此拂逆了主和派秦桧之意，于绍兴九年（1139）辞官致仕，脱离那污浊的官场，从此沉埋一腔热血，优游为林下之客，不是没有愤懑的。

向子諲早年在北宋，也象寻常的荫官子弟一样，过的是风花雪月的生活，《江北旧词》里，多是刻红剪翠、儿女情长之作，举一首《梅花引》为例：

花如颊。梅如叶。小时笑弄阶前月。最盈盈。最惺惺。闲愁未识、无计定深情。十年空省春风面，花落花开不相见。要相逢。得相逢。须信灵犀，中自有心通。

同杯勺。同斟酌。千愁一醉都推却。花阴边。柳阴边。几回拟待、偷怜不成怜。伤春玉瘦慵梳掠，抛掷琵琶闲处著。莫猜疑。莫嫌迟。鸳鸯翡翠，终是一双飞。

词作颇为柔婉活泼，可见向子諲在国变之前，生活是悠闲的，情怀是浪漫的，他在北宋时一度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地方购置园林，遍植香花，自号“芗林居士”，如果不是“中原俶扰，故庐不得返”的话，他原本可以甘心于众香国中终老。亡国的巨变、浴血奋战的磨练，使他从吟风弄月的贵族青年，蜕变为“眷恋旧君，伤时念乱”的孤臣，而不思振作的政府，又逼使他熄灭了满腔爱国热情，重新去做一个闲居的士大夫，仿佛是命运的一种嘲弄。向子諲致仕还乡时还颇风光，高宗亲赐以舟，名曰：“泛宅”，让他可以翩然泛于烟波之上，这种荣宠虽然只是打发功臣的一种表面文章，毕竟也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他回到避乱时曾卜居过的江西清江，买宅置园，绕屋种了无数岩桂，重新题上“芗林”之匾，过起了十数年前曾经有过的神仙生涯，人生仿佛一个圆，绕一圈后又走回原来的起点，然而绕了这一圈之后，他却已经不再是十三年前的芗林居士了。

他在退隐时为同样致仕归里的一位亲戚写了首《西江月》词：

五柳坊中烟绿，百花洲上云红。　萧萧白发两衰翁，不与时人同梦。

抛掷麟符虎节，徜徉江月林风。　世间万事转头空，个里如如不动。

“抛掷麟符虎节，徜徉江月林风。”是他从芗林这个起点出发，又回到另一个芗林之中隐居的一段过程，似豁达而实无奈，为什么这世间总是奋发进取要受压制，刚正高洁要遭挫折？世事原来是如此不可把握，只有以《金刚经》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来作自我开释，不管外界多么纷杂扰乱，我独自保留我自己的一份孤忠高洁——其实，这也只是愤激无奈之后的遁世语而已。

向子諲晚年就在芗林中终老，虽然他仍眷眷于故国旧君，悲叹“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可是时也命也，终究不能成其英雄之志。他赋芗林中的桂花道：“须知道，天教尤物，相伴老江乡。”已经显得平淡而忍耐，又题瑞香花道：“真香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据说便是他最后的绝笔。相传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在临终前沐浴斋戒七日，死前遍召同僚，举拂示众，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就此合掌长逝。向子諲出于芗林，复归于芗林，一生品格，也同他所最爱的香花一般馥郁馨远，因此后人亦比之米芾，说他也可算是“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只是这一来一去，却不知遗憾几许？

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政和三年（1113），登上舍甲科。绍兴中，历官至参知政事。为江西诗派代表作家之一，有《简斋集》、《无住词》。

【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后人将他归入江西诗派，其实他的成就已不仅仅能为江西派所牢笼，比他稍晚的诗人刘克庄评价他：“造次不忘忧爱，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后村诗话》）在南渡诗人之中，他的词作是最少的，仅存十八首，却是以质量胜，并不以数量次于人后，同时代人推崇为：“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也。”（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他的词作特色就是“吐语天拔”、“首首可传”，似东坡却又非刻意学东坡，自有一种清婉俊丽之美。其中最为脍炙人口、被人认为“逼似大苏”的作品，就是这一阕《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陈与义的词集题为《无住词》，集名从他晚年所寓居的湖州青墩无住庵而得，庵名出自《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陈与义受佛道两教浸淫颇深，一生中遭遇国破家亡、仓皇南奔的流离之苦，在南宋又经历宦海浮沉，心境更易流入空寂之门。他的词大都是晚岁以疾请任临安府洞霄宫提举，居青墩镇僧舍之后所作。“午桥”在洛阳之南，为唐代名相裴度退隐后的别墅绿野堂旧址，裴度当年与刘禹锡、白居易等名诗人觞咏雅集于斯，陈与义年青时期也与朋友饮宴于此，“坐中多是豪英”，虽只淡淡一笔，却可想象当年诗酒欢聚之乐。二十余年之后，已是天翻地覆，故乡洛阳沦陷金人之手，旧游风流云散，宁静恬美的故园之乐，早已不复存在，这恍然一梦，也是包含着多少痛苦流离的噩梦吧？梦后一切化作虚无，只有自己这一身尚自凭吊旧事，“堪惊”者，惊的是今昔对比、世事翻覆，还是劫后余生、心态沧桑？这一切的情绪，又被他以更广阔的境界来开释：“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从古至今，有多少这样的悲欢离合，沧海桑田，也不过落得后人山林闲话。最后一句极沉郁又极开阔，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与人事无常的喟叹，一下子凸显出来，后来《三国演义》卷首词中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即是从这里而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无数次劫难，却从来没有被苦难所压垮所吞噬，除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之外，这种超旷从容的气度，永远向前看、放大看的豁达心态，也是重要的支持力量。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词中静谧优美的境界，也正是陈与义南渡之前的生活写照，他的家族世代书香，交往名流，曾祖陈希亮比苏轼的父亲还要长一辈，却与苏轼关系甚笃，苏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却独独为陈希亮撰写了墓志铭，称他是“古之遗直”。而称亮的幼子陈慥（也就是陈与义的叔祖），字季常，号方山子、龙丘居士，与苏轼更是莫逆之交，苏轼为他赋诗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正是后世“河东狮吼”故事的男主角，小说戏曲以至于当代影视剧中都有改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陈与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走的自然是最寻常的求学入仕之路。他是个早慧的少年，在儿童时就已经能“作文辞，致名誉”，十七岁时入太学，七年后（政和三年 1113）毕业于太学上舍甲科，授开封府教授，正式踏上仕途。这一段时期，正是徽宗任用蔡京、童贯等“六贼”，穷奢极欲，国势日颓的转折期，“人心日益愁怨，国势日益陵替，权门日益强盛，朝廷日益孤弱。”（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十四岁的陈与义甫踏入官场，所遇便是这么一副景象，这使性格内敛的他一开始就产生了消极的看法，所以在诗集中他进入官场后第一首诗，即有了盼望弃官归隐的念头，这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而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抑郁消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在他早年即已奠定。

宣和五年（1123）的时候，在官场中已做了十年小官的陈与义终于有了第一次际遇：他曾经作过五首《墨梅》诗，徽宗读后赞不绝口，立刻召来面试，倾倒于陈与义的诗才，竟有“相见恨晚”的感叹，便即任命他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一直擢升到符宝郎。陈与义从此进入朝堂之上，起缘又为诗才为皇帝赏识，这在文人心目中可谓是最高的荣耀，自此诗名大振。然而世事祸福难分，因为将陈与义的诗作呈上徽宗的是著名的奸相王黼，次年十二月，王黼在权势倾轧中败下阵来，被罢相免职，陈与义也受到了牵连，贬谪到陈留做了酒税官。上任未久，靖康之乱爆发，中原陷入战火纷飞，陈与义虽是卑官散职，却也经历到战乱的冲击，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亡生涯。

陈与义的流亡经历五年，身行万里，途经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诸省，从靖康元年开始，一直到绍兴元年，才抵达会稽行在，也就是投奔到了南宋政权的临时中心。他的避难路线其实与当时千万百姓一样，东奔西走，只为寻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安顿自己的小家，途中多少次遇上兵火交困，仓皇转移，“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这样的时候，想必难民们对这句话都体会良深。这期间陈与义作了大量的诗，可谓是南渡百姓血泪凝成的避难实录，奠定了他身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一祖是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与义、陈师道）的基础。也在这样的磨难下，他才真正领会到了一直所景仰学习的杜诗的精髓，正如钱钟书所说：“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更认识他是一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宋诗选注》）

在避乱期间陈与义偶也作词，他携家南渡后有一段时期流落湖南，在衡山遇上同样南渡避难的朋友席益，次年陈与义与之分别，饯别时写了一首《虞美人》词：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尊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乱后聚首，乱中分别，彼此见面已是不期而遇，一别之后又不知何时何地才能再相见。乱世之中的分离，带有太多的怆然悲怀，与太平时期迥异。陈与义在南渡后的诗作直面人间苦难，抨击朝政，曾经和着时代的强劲脉搏，发出“庙堂无策可平戎”的愤激之音，词作却依旧注目于一己情怀，乱世的苦难淡化为一个背景，这既是他并不以词为专业，“余力作词人”的缘故，也似乎隐含着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绪，还是偏重于文人心性而非政客胸次。

陈与义到达会稽投奔南宋朝廷后，即得起用，成为他一生仕途的第二个高峰。据说这也因为他的诗名而来，宋高宗曾读陈与义诗，极喜其中“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一联（《怀天经智老因访之》），因此对他青目有加，一再擢拔，使他成为南渡诗人中仕途“最为显达”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而在这一段安居为官的时期，陈与义却并不快乐，在流亡途中他的忧时报国之志，在官场中却渐渐消磨。甚至在战和之议上，他的态度也不再鲜明积极，不免令人失望。

绍兴七年正月，陈与义参知政事，这时朝廷中丞相赵鼎是主战派，提出“中原有可图之势”，劝高宗立即进兵，不然贻误时机，日后后悔莫及。高宗一心只图苟存，生怕开战影响自己偏安江南的局面，推托道：“现在徽宗的梓宫（灵柩）与韦太后、钦宗皇帝都未归还，若不与金议和的话，就再也没有要求归还的余地了。”陈与义说：“要是议和能够成功，岂非比用兵更好？万一不成，用兵才是必不可免的。”他这话说得颇为模棱，却显然是将“和”置于“战”之上，附和了高宗的心意。陈与义这样做，后人认为是由于他在徽宗朝亲历过权臣倾轧的牵连，尝过苦处，所以一心想“立朝无所附丽”，就连遇上这种是非问题，也只是“微示端倪，终不正言极议。”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说是全错，却也不能让人赞许。其实，陈与义的个性较为软弱平庸，也较为与世无争，他能学苏轼的超逸，却不能学苏轼的刚正，以至于后人批评他：“文人论事，全无实用，而徒于诗中作慷慨激越之音，终为浮声空响耳。”（张佩纶《涧于日记》）虽然有些过贬，但陈与义的确只是一个寻常的文人，有爱国心报国志，却不能也无法落实。

陈与义在高宗朝虽然仕途平稳，却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不但主战主和二派斗争激烈，主战派中也颇有分歧，两个主要的抗金领袖张浚、赵鼎意见不一，陈与义与张浚关系密切，故为赵鼎所不喜，也曾予以排挤。当赵鼎主张用兵时，陈与义执两可之论附和高宗，未必不由此门户之见而起。在之前的绍兴三年，陈与义也曾因同僚吹毛求疵，挑剔他起草的制诰用词不当而惶然待罪，只是由于高宗偏护他才得到开释。陈与义的弟子叶懋字天经，早年与义劝他入仕，叶天经不答，等到陈与义参知政事后，“动见格于执政，气抑抑不得伸”，这才叹息说：“我如今才知道天经的高明啊！”必须谨小慎微的为官环境，使他压抑不畅，在未满五十岁时就一再以病乞归，终于在绍兴八年退归，做了提举闲职，寓居湖州青墩无住庵。《无住词》十八首。多于此时结撰。他较晚的词作是另一首《虞美人》：

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病夫因病得来游，更值满川微雨、洗新秋。

去年长恨拏舟晚，空见残荷满。今年何以报君恩，　一路繁花相送、过青墩。

词前有小序，说他曾在甲寅岁（绍兴四年，1134）出守湖州时路过这里，时已秋深，道中荷花已一朵不存。到次年乙卯重来，是立秋后三日，只见满湖荷花盛开，舟前舟后，有如朝霞相映，一望无垠，遂记之以词。他终于得以脱离官场时的心情如此欢快，即使是“病夫因病得来游”，病也似乎成了一件美好的事。繁花相送他所去的青墩无住庵，是他一心孜孜以求的清净田园，也是他人生的终点所在。大约在其内心深处，他从始至终只是一个渴望太平岁月、安闲生涯的诗人而已。

岳飞（1103-1141），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抗金名将，官至枢密副使，封武昌开郡开国公。以不附和议，为秦桧害死。孝宗时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理宗时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词存3首。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历代名将不乏其人，但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成为神祗一样存在的，古来惟有关羽和岳飞。前者成为“义”的化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三国演义》小说的揄扬，而后者则是先以他一生的壮烈，成为国家民族的一缕忠魂，垂千古不朽之声名，此后才涌现出一批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以口为碑，演说之，歌咏之，颂扬之，而在这些作品里，又无一不寄托着后人对他的无限景仰和同情。《说岳》以后，一系列作品，无不为岳飞安排身后殊荣、阴司复仇，甚至索性有的创作，如清代《倒精忠》一反历史上真实的悲剧结局，写他不但不曾被奸臣昏君迫害而死，反而指挥精兵，直捣黄龙，达成了他生前的志向，虽然是虚幻之言，也代表着普遍人心中的美好愿望。

岳飞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不单单是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引人注目，也不单单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结局使人痛惜震撼，更主要的，是他“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理想，正是当时呻吟于敌酋铁蹄之下半个中国的百姓人心所望。古来多少杀人盈城、流血遍野的将军都已被人淡忘，千秋万载垂名青史，被后人称为名将、当作战神一样崇拜的，往往都是保国安民，以救济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为开疆扩土而杀戮。岳飞“一代靖忠，读其词如见其人”，他的“壮怀激烈”，是为天下人而奋一腔热血，也令读者为之热血激昂，这样的人，这样的词，能令懦夫起志。

岳飞的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是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词。宋词的音乐早已失传，可是但凡在国内读过中小学的孩子，一般最早学会歌唱的宋词却正是这一首，虽然已是后人谱的曲，并非还原古代的音乐，但名作的光芒却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关于这首词，词史上对其作者一直有着争议，认为可能是伪托与坚信是岳飞创作的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各有证据。其实完全不必如此较真，只要能够真实的表达出这一种深沉的为国为民情怀，即使真是后人所托名，也不掩其光彩。历史上不乏出自伪托的名篇，从班婕妤凄凉哀怨的《团扇诗》，到李陵悲愤郁结的《与苏武书》，以及蔡文姬痛苦呐喊的《胡笳十八拍》……伪托而成名作，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它要不啻如从肺腑流出，让所有人都能认可这是该历史人物的真实心声，做到这个程度，也可以说虽伪而存真了。话又说回来，这首《满江红》，确实是岳飞所作的证据已经越来越多，难以抹杀，也许真伪之争，早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岳飞还另有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也是同样慷慨激昂：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这首词今存有岳飞亲笔墨宝，其下有元末收藏者的跋语，说这首词可能是作于绍兴七年（1137），金人将起初在北方所立的傀儡政权伪齐刘豫废黜，岳飞向朝廷请求增兵，伺机恢复中原，建议却未被采纳。在之前他已出兵连捷，克复了襄阳六郡，由此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成为“中兴四大名将”之一。当时才三十二岁的岳飞并未以建功封侯为人生最高追求，而是一心一意想要挥师北上，收复失地，解救呻吟于铁骑之下的中原百姓，“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是自问自答，但这哀鸿遍野的战后惨景却并非想象，而是残酷的真实，他的心里装着的也并非赵宋一家一姓的天下疆域，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这些军民同胞而产生的救护意志——虽然他的爱国思想，也是难以避免的和当时的忠君意识渗透在一起。

世事每与人愿违，岳飞抱着这一腔爱国热忱，所保卫的小朝廷却在享受他们这批“中兴名将”带来的局势稳定的同时，开始了以求和为主、但顾眼下的软骨政策。绍兴八年秦桧出任丞相，代表南宋朝廷与金议和，南宋一方割地称臣、跪受诏书，不但将岳飞等将士好不容易取得的胜利拱手让人，也将整个国家降到了无比屈辱的地位。这使主战派大臣都忧愤难当，却又无可奈何。大约就在此时，岳飞作了一首《小重山》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该词情调低沉，与前面两首气概忠愤激昂的《满江红》似不相类，这正是英雄的苦闷：他们可以视敌人如无物，却无法对付阻碍成事、私心为己的奸险小人，何况奸臣的后面，乃是他们无法触及、连怀疑也不能怀疑的皇帝本人？和议成后，岳飞在淮西宣抚使的任上，按规矩这种国事必须上表文庆贺，他的贺表里却充满了讽刺意味，说：“救暂急而解倒悬，犹之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尖锐的指出南宋朝廷的与金议和并不是什么“解民倒悬”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一己私利置半个中国百姓于不顾的无耻屈辱勾当。这篇表文为世人所传诵，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对自己效忠的当权者却毫不容情的进行批判，了无驯服之意，他必然不能为那个阴暗委琐的小朝廷所容，杀机在这时就已经伏下了。

此后岳飞在“直捣黄龙”的壮志将伸之际却被十二金牌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风波亭上，这一系列的悲剧情节，久已为古今人所共愤，可以无庸叙议。值得玩味的倒是《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的一个细节：起初岳飞入大理狱时，有一个狱卒本来一直服侍他很勤谨恭敬，一日却忽然一反恭谨之态，倚门斜立，流露出鄙夷不屑的样子。岳飞正在诧异，狱卒开口道：“我平生以为岳飞是个忠义之臣，所以那么恭谨的服侍你，如今才知道你不过是个逆臣！”岳飞向他请教缘故，狱卒说出如此一番大道理：“君臣之间，一点容不得怀疑，疑心则会生乱。君若疑臣，臣子当诛；臣若疑君，臣子必反。现在皇上已经怀疑你岳少保了，你若不死的话，出狱之后，则必定反过来对皇上也产生疑惧之心，怎么可能不反？你要谋反简直是确凿的了，所以你便是逆臣！”岳飞震骇无语，仰天长吁，过了一晌索笔画押，终于认下了原本受尽严刑拷打、也始终不肯屈招的强加于身的谋反罪名。狱卒也就服侍他恭谨如初。——这个故事中的狱卒，不知是否秦桧一方安插的说客，抑或只是激于“忠君”之心而发此厥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这番话的确击溃了岳飞的精神堤防，甚至比秦桧无耻的向韩世忠说他的罪名“莫须有（也许有）”还要来得厉害。“君臣不可疑”五个字，实则近乎强盗逻辑，岳飞既然已经被作为“君”的高宗所见疑，除了一死，竟无路可走，而“见疑”云云，何尝不是杀人的借口？最大的原因，只不过岳飞忠于国家的同时，却妨碍到了他这个“君”的私利而已！明代人在岳墓前赋词揭发：“笑区区一桧竟何能？逢其欲。”其实，早在岳飞仰天长吁，索笔画押的时候，他便已心知肚明，真正想要自己性命取悦于金人的，并不是金人派来的奸细宰相秦桧，恰是自己一直发誓效忠的皇帝高宗。许多年前，他曾经带兵路过衢州龙游县北的乌石院，在壁上题云：“绍兴三年假宿幽岩，览山川之胜，志期为国扫平黠虏，恢复舆图，迎二圣沙漠之还，辅圣主无疆之运。”这是他早年的壮志雄图，却不料自己一想辅佐的“圣主”，却是天下最大的卖国贼！当他在诬陷自己的罪状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想必一霎时心灰意冷。不世出的英雄名将，便这样在彻底的绝望和悲愤中，与副手张宪、长子岳云，一同被害死在风波亭上，年仅三十九岁。

宋代志怪小说集《睽车志》中记载一则灵异故事：岳飞死后，临安附近的居民，在一次扶乩（古代一种迷信活动，大约是将一枝笔夹在木板中间，由两人扶住木板，让笔在沙盘中自己写字。）中，竟然请到了岳飞的英灵降临，题了一首绝句：“经略中原十二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谁诉，空有游魂遍九州。”（《西湖游览志》亦载此故事，第二句作：“功名过眼未全酬”。）这首诗中充满冤抑不平之气，鬼神之说自不可信，总是当时人为岳飞感到不平，从而以傅会传说来寄托他们的愤慨。秦桧听说后十分痛恨，逮捕了扶乩的人，判了流放的罪名，有人竟遭到迫害而死。严厉的高压政策，只能传达出高层的惶惶不安，更适见英灵浩气，是千秋万古长存人心之中的。

宋末元初周密所作《志雅堂杂抄》也记录了一首岳飞名下的鬼诗：“百战间关铁马雄，尚余壮气凛秋风。有时醉倚吴山望，肠断中原一梦中。”岳飞身后安眠在西湖之畔，时人假托出这样的诗句，多半也是希望他英灵不泯，还能长驻吴山越水之间，留下凛凛劲节之风供人瞻仰吧！五百多年之后，另一个民族英雄张煌言因抗清失败，被押北上，过杭州时写诗明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渐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诗中颔联“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前一句指明代被冤杀的著名忠臣于谦，后一句便指的是至今端坐于“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之下的岳武穆王。他虽生前冤抑以死，却以至诚至忠、为国为民的血性之气，给后人留下永远的丰碑，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只要再逢上民族危亡的抉择关头，他始终是爱国志士的指路明灯。

张元干（附胡铨）

张元干（1091-约1170），字仲宗，福州人。自号芦川居士、真隐山人，向子諲之甥。靖康元年（1126）曾任李纲行营属官，绍兴元年（1131），因不满奸佞当权，致仕。后因送胡辁词得罪秦桧，被除名。早年词风婉媚，南渡后感怀国事，变为豪放，是辛派词人之先驱。词集有《芦川词》、《芦川归来集》。

【贺新郎】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宋高宗绍兴三年以后，南宋朝廷已在江南立稳了脚跟，并陆续取得对金作战的胜利，收复了一些失地，尤其在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领兵北上，金兵节节败退，眼看收复旧京指日可待，可谓抗金事业的高峰。可是也就是在这一年，南宋与金签订了极其屈辱的“绍兴和议”，给军民高涨的抗金热情彻底泼上了一盆冰水。南宋朝廷割地称臣、丧权辱国的无耻勾当，自然不是此时才干，早在三年前，高宗就授意秦桧主持与金议和，金使来以“诏谕江南”为名来到临安，竟要求高宗亲自到馆驿跪拜受诏，不称宋为国而称“江南”，称金方是来“诏谕”，这分明是将宋当作金的属国，对此南宋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纷纷提出抗议，其中最尖锐最愤怒的声音，来自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辁：

臣等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以求活耶？

胡辁（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绍兴五年（1135），除枢密院编修官。他是著名的忠义之士，建炎三年时就曾组织义军抗击渡江进犯的金兵。这一封措辞激烈的奏疏反响极大，连金国方面都出千金求购抄件，据说金国君臣阅读之后相顾失色，说道：“南朝有人！”可见胡辁所代表的主战派的主张，足以破坏金方通过秦桧控制南宋朝廷的阴谋。胡辁因此受到朝廷的迫害，一贬再贬，到十一年“绍兴和议”签成，投降派的气焰更加嚣张，又重提旧事，将本已贬在福州的胡辁又贬向新州（今广东新兴）。张元干这首《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便是在福州为胡辁送行而作。

张元干为胡辁送行，并不单单只是填词以赠这么简单，在这之前，由于支持胡辁而遭到文字狱牵连的人已经不少，刻印胡辁文字的吴师古、作书启祝贺胡辁贬谪广州的陈刚中、写诗赠胡辁贬新州的王庭圭……一个个被流放被贬死，看到了这么多前车之鉴，张元干却仍然干冒政治风险写下这首被后人誉为“慷慨激烈，发欲上指”的送行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将胡辁的忠肝义胆比之擎天巨柱，抨击时下的政局有如蝇营狗苟，他在词中迸发出火山熔岩般的语言，肆意抒发自己的爱憎之情，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回文字狱并不象之前的几位爱国人士那么直接迅速，直至近十年后，秦桧才看到他这篇词作，但张元干所遭受的迫害一点不因时间延迟而有所减轻，那时他早已因不屑于秦桧之流同朝为官而挂冠归隐，远离仕途，却还是逃脱不了被罗织罪名投入监狱，削除名籍，著作均被查抄销毁。张元干出狱后贫困潦倒以终，却也由此“刚风劲节，人所共仰”。南宋年间的文字狱中，张元干因《贺新郎》词而入狱之案，无疑是最出名也最光彩的一起。

张元干的爱国情操有其家庭渊源与亲身经历的影响，他生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与吕本中、陈与义等人都为唱和旧友，其舅父即是曾在长沙保卫战中血战金兵的向子諲。靖康之变时，这位在北宋已度过近四十年安乐闲适光阴、一直过着“少年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的文人，在遽然的转变中脱去了旧日轻狂风流的习性，义无返顾的投身于汴京保卫战，担任抗金名臣李纲的属官。在围城危急之日，他随李纲登城拒敌，在矢如雨下、箭如猬集之际都坚持指挥战斗，不以生死为念。可是，汴京围解之后，李纲便被主张投降的朝臣排挤出朝，张元干也一同被贬，次年金兵再至，汴京到底陷落敌手，北宋宣告灭亡。亲身经历过战斗，遭受过卖国臣子的排挤，又亲眼看到绥靖投降的下场，因此张元干对胡铨的遭遇，有着同样深刻的切肤之痛，词作里面跳动的是同仇敌忾之心，并不是徒作悲愤之音而已。

张元干另有一首《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与送胡铨的词作一样是他词集《芦川集》中的压卷之作：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伯纪”即张元干的旧上司李纲的字，他们曾经共同抗击金兵，守卫北宋都城，却一再遭到投降派的打击压制。李纲也如胡铨一样，强烈反对和议，绍兴八年胡铨上书抨击朝政的时候，正在洪州（今江西南昌）谪居的李纲亦上疏谏阻，愤然指责和议之不可为，纵使在国势积弱、不能力敌之时出此权宜之计都是下策，何况这时尚有半壁江山，举国上下群情激昂，致力于恢复国土，朝廷却轻易将已收复的土地割弃，屈身自辱，忘仇事敌，“陛下纵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一句比一句更尖锐的责问，直剥得胡铨疏中所谓“小朝廷”那帮没有志气没有血性的委琐君臣体无完肤。李纲自然也由此受到报复，被罢归故乡长乐，这位“明目张胆自任天下之重”、有能力有担当的抗金领袖，南宋的首任宰相，最终的结局竟是贬谪废居，被逼成赋闲的隐士，张元干所寄赠的这首《贺新郎》就写于这种情势下，“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多少酸楚愤激，尽在不言中。李纲罢居两年后就郁郁而终，张元干闻讣，恍若噩梦，以祭文哭悼：“读公遗稿，永无负于国家；视仆孤踪，果何报于知遇？”李纲之于他，是有过知遇之恩的旧上司，也是一同亲临矢石、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但张元干的悲痛，并不仅仅只为此旧日恩谊，更是因为知道斯人一死，南宋抗战派亦领导无人，为国为民为己，都使他禁不住涕泪横流，恸难自已。

张元干死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距离他因文字贾祸被系狱又已过了十年，这时秦桧已死，孝宗继位，主战派的的张浚等人都复原了官职，秦桧在位时无辜被罪者也诏令平反，但这时朝中有名望的抗金领袖已逐渐凋零殆尽，朝廷上仍然看不到什么进取的气象。七十一岁的老词人在朋友家中逝世。他的一生，“生于安乐，长于忧患，殁于贫贱”（黄佩玉《张元干研究》），生前因词集被查抄，大部分抨击时事、主张抗敌的作品都被搜走销毁，后人为他辑录成集，仅得二百余首，但就只这两首置于《芦川集》卷首的[贺新郎]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元干便足以辉映词坛，含笑无愧了。

张元干因送胡铨词得罪，褫官贫困以终，胡铨本人自然更加遭受到秦桧残酷的迫害，可是他意志坚强，宁折不弯，绍兴十八年（1148）被流放到广东新州之后，作了一首《好事近》词：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豺狼当辙”用的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典故：东汉末年，外戚诸梁姻族满朝，大将军梁冀专权。朝廷派遣张纲等八人分道巡按各州郡，纠察收审贪官污吏。张纲衔命出洛阳，却未起程，叹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将车轮埋于都亭，起草弹劾梁冀的奏章。（《后汉书》）胡铨借古喻今，讽刺的正是其时炙手可热的当权宰相秦桧，奉命看管胡铨的新州郡守是投降派的党羽，侦知此词后立即向秦桧通报，说胡铨有“讥讪”之意，秦桧愈加恼怒，又将胡铨从新州再次流放到海南吉阳。新州太守为了讨好秦桧，特地派了一个出名凶狠的手下押送胡铨，对他进行残酷的身体折磨。胡铨一家人冒着瘴疠，在押解道路上艰难行走，路人无不同情怜悯。途经雷州（今广东雷州）时，雷州太守王彦恭虽然没什么学问，却有胆有识，他钦佩胡铨的为人，设法营救，以押解官行囊中携带私茶为名，将之逮捕，另外换了自己的心腹使臣护送胡铨，并且厚赠路费，帮助他们一家平安到达了流放地。胡铨多亏这位好心的太守才死里逃生，王彦恭的义举也由此得到天下人的推重敬仰，权臣尽管一手遮天，世人的心中却自有一杆秤，就象胡铨所坚持的正义一样，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虽然遭到秦桧一伙人无处不在的迫害，胡铨却以一股顽强的毅力，坚持到了秦桧死去，高宗退位，到底还是从海南生还回中原。他的大名已经遍布中外，直到孝宗乾道初年，金国派来的使者，犹向宋方询问；“胡铨还活着么？”可见敌国对他的戒备忌惮之程度，以至于抗金名将张浚都感叹说：“秦太师专权十四年，只成就得一个胡邦衡（胡铨字）！”

胡铨回到中原之后，受到有志于恢复大计的皇帝孝宗隆重接见。有一次孝宗命他起草致金方的书信，于宫中设宴招待，亲自为他斟酒以示敬重，并说：“你流落海岛二十余年，能够不至于象屈原一样葬身鱼腹，得以生还，这是托赖天地祖宗之福，留你辅佐朕啊！”胡铨不禁流涕，孝宗也为之黯然。对饮间命宠妃唱孝宗自己作的词为乐，孝宗也亲自唱了一曲小词劝酒，赞扬胡铨的忠诚，可比之汉代汲黯、唐代的房玄龄、魏征，君臣谈心直到凌晨，方尽兴而散。这段记载出自胡铨自己所作的《玉音问答》，情节当属真实无虚，足以看出胡铨归朝之后受到的重视。孝宗在南宋，也算一个奋发有为的皇帝，早年也力主恢复中原，可惜张浚北伐失利，兵败符离后，朝中主和派重占上风，孝宗又转为倾向和议，立场不够坚定。张浚兵败之后，一时朝廷间人心惶惶，当孝宗问朝臣对和议的态度时，十四名大臣中，惟有胡铨还持反对意见，他的刚正忠直，不屈不挠，竟是老而弥辣的。

胡铨一生为人刚劲凛然，可谓肝胆如铁，很难料想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却亦有着儿女情长的一面。《鹤林玉露》中说他自海外归来后，钟情于侍儿黎清，爱她笑靥可人，戏称之为“梨涡”，并赋词云：“君恩许此归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此后“梨涡”二字，竟成女子面靥的美称词，也可以算是一段佳话。不过他这段佳话给同时代的理学家朱熹看到之后，却大不以然，题诗叹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我们似乎可以看见朱老夫子题诗时的摇头无奈之情：连流放海外艰苦卓绝的处境都坚持了过来，却因一对美丽的“梨涡”而沉迷留恋，竟然产生了终老温柔乡的意思，眼看一个铁铮铮的好汉子便要毁于柔情，情之一物魔力如此之大，宁非险之极矣！但是纵使是有情的胡铨，立朝后也仍旧坚持操守，并没有见他因为儿女情长，放弃了大是大非的原则。在后人眼里看来，这一件轶事，丝毫无损于胡铨的光彩，正因有情有义，才更见出他的血肉丰满，不再只是一个忠臣义士干巴巴的样本，朱老夫子的忧心忡忡，仿佛是太多余了。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第一。孝宗朝，累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领建康留守，因赞助张浚北伐罢职。后知荆南府，乾道五年（1169）因病退居芜湖，卒。善诗文，工词，词风清旷飘逸似东坡，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

【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　　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六州歌头》这个词牌，最早见于北宋初，称为“歌头”，是就音乐方面取义，如同《水调歌头》一样，是摘取一首大曲的开头部分构成。这是一阕极为激昂雄壮的曲调，“声调雄远，哀而不怨，于长短句中殊雅丽。”但如此出色的词牌，在张孝祥之前却少有人作，这是因为国初的一段轶事：宋仁宗时，东京有张、李两名书生擅长作《六州歌头》词，曾经共作四阕咏史吊古之作，在都城传唱一时，其中有一首题为“玉清昭应宫”，是追咏已故皇帝真宗而作，这首词直传入大内，真宗的刘后每次听到，追忆亡故的先帝，都不禁为之悲泣。其时仁宗尚在幼年，见母后伤心，便问左右：“是谁激恼大娘娘？”侍从告知是听了外面传唱的悼念先帝的《六州歌头》词所致，仁宗于是追究作词之人，将张、李二人定了个“讥渎宗庙”的罪名，加以编置处分。两个书生由于作《六州歌头》而落了罪名，有这前车之鉴，此后就少有人还敢用这个词牌填词，直到张孝祥，才继之前贤，变吊古为伤今，在词坛上重新唱出这一曲慷慨之音。

如果拿张孝祥的词作与北宋初年张李二生的《六州歌头》对比着读，可以看出张词其实就是从前人词作中套化而来，尤其是同调咏项羽一首的末句：“遣行人到此，追念益伤情，胜负难凭。”与张词结尾三句一比，几乎可以说张词在句式上就是前词的翻版。但有所蹈袭，却并不能掩没张作的光芒，因为他是利用前人的旧格式，却注入了时代的最强音，“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是国土沦亡的悲愤，也是振聋发聩的呐喊，这一种愤郁气不平鸣，使得有爱国心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张孝祥这首词是绍兴三十二年（1161）初春在建康留守的宴席上一挥而就的，前一年冬天，金主完颜亮带着“立马吴山第一峰”的野心，领兵南下攻宋，一举突破淮河防线，长驱直入，抵达长江北岸，宋方主将刘锜病重，部下溃散，南宋朝廷面临着灭顶之灾，幸得在金兵采石渡江的危急关头，前来劳军的书生虞允文主动担负起千钧重任，指挥水师当头迎击，金兵大溃而走，发生内乱，完颜亮被部下所杀，这场战事才告平息。主战派的张浚由湖南调来建康府任通判兼行宫留守之职，张孝祥也来到前线军中为幕客，这时金兵虽退，战争的阴云尤笼罩在江淮之间，张孝祥这首针对时事而发的慷慨高歌当席赋罢，官封魏国公的张浚感动得连宴席都无心再继续下去，为之罢席而入。足见张孝祥这腔报国热血，是具有何等的感染力了。

有这一首《六州歌头》作为于湖词的压卷之作，张孝祥可当之无愧的称为爱国词人。他的一生仅仅活了三十八岁，但无论在南宋的政坛还是词坛上，都是一颗短促却耀眼的明星。他的父辈皆有忠刚之名，挟清正家声而入政坛，考进士时又得到高宗御笔亲点为状元，“奋起荒寒寂寞之乡，而声名震耀天下者二十余年。”生前就已经被人称为“谪仙”。古代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中状元则是这条道路上最荣耀的顶点，由于状元的数量总是有限，所以在后世人的传说中，总是要给得中状元的幸运儿们加上一道神秘的光环，以表示其命在天，非同凡响。在张孝祥的故乡历阳，就流传着不少关于他中举的吉兆故事，甚至傅会说他幼年时在书斋读书，斋外池塘中蛙声喧闹不绝，张孝祥烦躁之下拿砚台砸过去，满池青蛙竟一下子寂然无声，从此池中再也听不到蛙鸣，这个池塘后来便被称为“禁蛙池”。未来状元的威风，竟能镇住无知生灵，宜乎普通百姓要视状元为“文曲星”下凡了。

但是倘若撇开这些荒诞的传说不理会，张孝祥的中状元经历却也很有传奇色彩，他这个状元乃是从秦桧的孙子秦埙手中抢来的，殿试之后又当面拒绝了宠臣曹泳的许婚，因此得罪权臣，几致不保，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公道。这样的事迹在后世小说戏曲中屡见不鲜，才子佳人的一波三折总要加上拒婚奸臣——得罪被谴——斗争胜利的套路，很难说不是从张孝祥的经历中得到灵感，令人奇怪的是，张孝祥本人却从来没有做过俗文学的男主角，反倒在另一个著名的爱情佳话中充当了穿针引线的人物，这段佳话便是在昆曲舞台上大大有名的《玉簪记》传奇。

《玉簪记》的主要情节是写书生潘必正与女道士陈妙常的爱情喜剧，但在故事一开头，却用整整三出，写这位大名鼎鼎的状元才子、建康太守于湖居士张孝祥赴任途中借宿女贞观，倾慕陈妙常的丽色，赋词挑逗，被陈妙常冷若冰霜的拒绝：“清净堂中不卷帘……闲花野草漫连天，莫狂言！”使他无趣而去。后来陈妙常与他的朋友潘必正相恋，闹出风波后却是这位张大人不计前嫌，惩罚了觊觎生事的小人，为这一对冲破道门戒律的恋人主持了婚事。《玉簪记》至今盛行在戏曲舞台之上，观众往往欣赏“琴挑”的两情脉脉，赞叹“秋江哭别”的缠绵宛转，却忽略了在这个故事里，还有这样一个可爱的配角，有几分好色，却又十分知趣，有情有义，豁达开通，看到曾经以严守戒律为名给自己吃闭门羹的陈妙常犯了“私情”罪过，他也只是调侃了一句：“记得‘清净堂中不卷帘’不？”这个故事的早期话本名《张于湖记》，杂剧名《张于湖误宿女贞观》，都是以他为题，主要着眼于他玉成好事的圆融大度，在原型故事里，他才是第一号主人公。

由于这一类的传闻故事，也可能是由于张孝祥为人不拘小节，以至于他“嗜酒好色，不修细行”的名声，连皇帝高宗也有所耳闻，有一次问他道：“有人说你赃滥，是真的吗？”张孝祥回答：“臣不敢欺君，‘滥’诚有之，‘赃’之一字，却不敢奉诏。”可见他虽然疏放，为官却清正廉洁。当时人评价张孝祥：“于湖平生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所谓“大节不逾闲，小节有出入”也。这一个“滥”字，大约在批评他流连诗酒、醉心风月之外，也指他不拘小节，交游广阔。他有一回泛舟过洞庭湖，正值中秋将至，月光照在万顷浩波之上，一片空明澄澈，他逸兴遒飞，命酒高歌，唱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念奴娇》一曲，并呼唤属吏，一一和他们碰杯饮酒，毫无上下之分，说：“大家都是人罢了，有什么高低尊卑！”这种坦率大度，在看不顺眼的人眼里，自然就有“滥交”的嫌疑了，然而张孝祥本人，却是“君子坦荡荡”，并不在乎这些。他泛舟时所唱的《念奴娇》曲，也正是这样光风霁月的一阕浩歌：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　　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

这首词作于孝宗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在广南西路安抚使的职位上遭到谗言而罢官北归，途经湖南洞庭湖所作。在此之前，他凭着这一腔“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清正之气，在官场上已经屡经颠踬。才中举时，他就向朝廷上书为岳飞辩冤，请求恢复岳飞的官爵，抚恤其家，表彰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使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高宗大约对冤杀岳飞一事也有默愧之心，对着这封义正词严指责朝廷的奏章优容不问，秦桧本来就对他夺了状元又不肯接受拉拢的事耿耿在心，这时更加嫉恨，指使手下罗织罪名，逮捕孝祥的父亲张祁入狱，意欲谋害，幸亏不久秦桧便病重而死，这桩冤案才得到平反。秦桧死后张孝祥被擢升为秘书省正字，在朝为官未久，又因为年少气锐，得罪同僚，到底被排挤出朝。连遭排斥，徙调外任，空有恢复之志，却无路请缨，他自己沉痛的说：“奉身无术，与世全疏，冥行于利害之途，窘处于谗毁之薮。”但就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仍然保持着冰雪般高洁的气质，视万物为宾客的胸怀，“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说得出如此豁达的话，胸襟气度必非凡流，就象旁人称赞的：“英迈豪特之气，其复可得邪！”

张孝祥的为人，象一柄出鞘的剑，锐不可当，不会阿附取容，他在官场步步荆棘的遭遇便证实了这一点。然他也并非徒具书生意气的文士，所不擅长的只是政客手腕，却非从政才能，决策处事，颇有刚毅果断的一面。他做抚州知府的时候，有一回地方上的兵卒发生动乱，哄抢兵库，一时乱如鼎沸，阖城文武官员都躲得无影无踪，张孝祥单人独骑赶赴军前，呵斥乱兵道：“你们定要造反，就先杀了我这个太守！”乱兵被他的气势所震慑，群称不敢，都说只是因为供给不敷才发生哄抢。张孝祥当即书写手谕，先以“听命者不死”的赦免方式安抚了乱兵的情绪，随即命人开仓拿出库中金帛按次序发放，稳定人心，在乱兵领取金帛的时候，他从旁观察并摘发出几个为首份子，领取完毕之后，就将这几个人押过一边，叱令处斩，说：“倡乱者，决不宽赦！”这一下恩威并济，吓得乱兵尽皆俯伏于地，不敢仰视，城中就此平定。这次平乱，张孝祥还未满三十岁，就显出了有胆识有谋略的不同凡响的一面，处事手段之老辣，即使是老手也自叹弗如。后来他又在平江担任知府，平江在南宋都城临安旁边，地当要冲，责任非轻，而张孝祥到任之后，“扶植善类，锄抑强暴，判决如流，庭无滞狱。”确实是治理政务的一把好手。他前后治理过六个州郡，处处都有惠民利军的政绩，哪怕是在荆州仅仅任职八个月，也筑了堤防、建成粮仓，确保当地不再遭受水患与能够有效供给军需，同时代的人称赞他是“六郡能声”、“遗爱六州”，并不是寻常的溢美之辞。

由于时势不与，也由于天不假年，张孝祥的政治才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文学方面的成就，却是既全面又杰出的天纵之才。他的书法、诗赋、文章俱佳，而其中最为特出的又是词。据说张孝祥平生最仰慕苏轼的为人，每次写作诗文，都会问门人：“比东坡何如？”门人奉承他超过苏轼，他则有自知之明，说：“我再读十年书，才堪与东坡相比！”但在他的作品中，象“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样的句子，已经是逼似东坡，被人称为：“潇洒出尘之姿，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如果上天多给他二三十年的时光，也许真能在文坛上与东坡一较高下，也未可知。

但张孝祥的词集中，除了《念奴娇过洞庭》这样“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的清逸句子，以及“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东风。”（《浣溪沙》）那样悲凉慷慨之辞外，亦有壮志激昂的英雄豪气，下面这首《水调歌头》就是代表作：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这首词是他听说虞允文击败完颜亮的采石矶大捷消息后作的，他将这场抗金勋业比之历史上的著名战役，钦佩“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周瑜，赞赏曾经喜爱佩带紫香囊、貌似纨绔子弟却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的谢玄，这些都是杰出的年轻将领，而祖逖的“击楫中流”、誓清中原的典故，又常常激励着报国志士的心灵。“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这一年二十八岁的词人正滞留在楚地后方，未能躬逢其盛，同年的诗里他说：“小儒不得参戎事，剩赋新诗续雅歌。” 不免有着既欣喜又羡慕的复杂情绪，一再被排挤压制的豪杰气，勃勃发于词章之中。在另一首《水调歌头》中他写道：“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词中表露出的高昂意志，不愧当时人说他是“天下奇男子。”亦如清代人况周颐所称赞：“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张孝祥在宦场一直郁郁不得志，在三十八的壮年就以“显谟阁直学士”的头衔致仕，回家乡芜湖闲居，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因为送别抗金名臣虞允文，在芜湖舟中饮酒，中暑得病去世。在家乡闲居的时候，他仍然象做地方长官时一样爱抚乡里百姓，曾经有个将领拥兵还镇，军纪不严，所过的市镇无不遭受劫掠，芜湖的百姓听说该军要路过，都惊恐万分，张孝祥挺身而出，以与该将领有世谊为名，致信迎接，自己出资购备了数百斛米，与父亲亲自到江上犒劳军队，以礼束缚，使他们不便滋扰，扬帆而去，保得地方上秋毫无犯。因为这样的恩德，当张孝祥病故之日，芜湖的商贾都为之罢市，两河的百姓都感觉从此失去了倚恃而惶恐悲伤，足见他是何等的深得民心。这一年离任之前，他还在参赞荆州的水利工程以抵御金兵入侵，未尽功而解职逝世，宋孝宗得知死讯之后，不禁失声叹息：“可惜用才不尽！”张孝祥的一生，甫中举即见忌于权臣，受排挤于同僚，宦路升降，屡进屡退，始终得不到一展抱负，最后只能博得一声：“赍志以没，惜哉！”的叹惋。归根结底，生不逢时，仕不逢世，为自古以来才人的寻常悲剧，又何惜哉！

洪皓（附洪迈）

洪皓（1088-1155），字光弼，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金国，不屈，被拘留十五年始放还。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忤秦桧，谪濠州团练副使，寻谪英州、徙袁州。有《鄱阳集》，后人为之辑出词集《鄱阳词》。

【江梅引】

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槊谁！空凭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

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梅花之为物，在中国文化里有许多相关典故，也由此形成多重象征含义，比如南朝刘宋时名士陆凯思念在北方的友人范晔，折下一枝梅花寄给他，并作诗云：“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自此之后，梅花在原本欺霜傲雪、坚贞不屈的风骨之外，又成为春的使者、家的象征。洪皓这首又题为《忆江梅》的词中，盼望“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却又担心遥隔万水千山，纵使真有家乡的春信捎至，也当零落狼藉，正如唐代柳宗元的《早梅》诗所云：“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整首词虽有期冀，调子却是低沉哀伤的，是羁臣的愁歌。

了解作品的意蕴，要从背景说起，洪皓的经历，堪比汉朝留胡十九年不辱汉节的苏武。他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以“通问使”的身份出使金国，当时南宋政权刚刚建立，两国尚处于敌对状态，这一趟出使凶多吉少，在受命前就可以逆料到了。果然他这一去就被扣押，拘留了整整十五年，宋金和议达成，才获得与高宗生母韦太后及徽宗灵柩一起还朝。《江梅引》之词，就作于金与南宋达成和议的那一年，洪皓听说宋方有使者将至，思念家乡，不胜伤怀。就在这一年，从南到北、由宋至金都传唱着一首《江梅引》词，其中有“念此情，家万里”的句子，不知为何人所作。羁留在燕山的洪皓听到这支歌，感触良深，怆然说道：“这首词象是为我而作的啊！”于是用该词的韵，和作了四阕《江城梅花引》，这首“天涯除馆忆江梅”是第一首，每首取首句之末又分别起名，依次为《忆江梅》、《访寒梅》、《怜落梅》、《雪欺梅》。

时人称南北传唱的“念此情，家万里”的词“不知为何人所作”，其实作者是北宋的王观，原词如下：

年年江上见寒梅。暗香来，为谁开？疑是月宫、仙子下瑶台。冷艳一枝春在手，故人远，相思寄与谁？

怨极恨极嗅香蕊。念此情，家万里。暮霞散绮，楚天碧、片片轻飞。为我多情，特地点征衣。花易飘零人易老，正心碎，那堪塞管吹。

王观是北宋前期的人，当时国家一统，纵使远离家乡的词人有羁愁旅恨，却也远不及洪皓这个时代由于南北分隔造成的无数人间悲剧。王观所在的地方“年年江上见寒梅”，写的是实物，而洪皓被拘留的燕京“此方无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写的乃是自己想象的虚景，他在第四首又题为《雪欺梅》的词中写道：“一枝两枝三四蕊。想西湖，今帝里。彩笺烂绮。孤山外、目断云飞。坐久花寒、香露湿人衣。谁作叫云横短玉，三弄彻，对东风，和泪吹。”他辞别帝阙奉使往北的时候，已经明确知道自己多半要一去不返，领命后回家告辞，抱住母亲且拜且泣，恸不自已，家中的儿子最大的才十三岁，年幼者皆在襁褓之中，合家悲哭之声，连门外过路人听见都生出不忍之情。词中说：“对东风，和泪吹。”临风所洒，依旧是十多年前那一掬生离死别的恸泪。他在另一首思乡的《临江仙》词中说：“冷落天涯今一纪，谁怜万里无家。……何时还使节，踏雪看梅花？”梅花在他心中，已经成为家的象征。

然而洪皓并不只会一味悲泣思念，他又是极度坚强、善于自我开解的，这四首《江梅引》里，每一首都是哀愁之音，却又在每一首的词句里，都嵌进了一个“笑”字，如第一首云：“空凭遐想笑摘蕊”，后面几首也依次以“笑”入句，“曾动诗兴笑冷蕊”、“笑坐雕鞍歌古曲”、“人如月，对花笑，还有谁？”所以北方人又称这四首词为“四笑江梅引”。洪皓自称词中：“各有一笑字，聊以自宽。”就象词中绚丽娇艳的寒梅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一样，他这四个“笑”字，也是他心灵上的聊为慰藉。但如果没有慰藉，没有希望，又如何支撑得过这漫长的拘禁生涯？

洪皓被拘十五年能够生还，在当时人眼里看来可以称为奇迹，于是为他傅会上了神秘色彩的传说：《昨非庵日纂》中说洪皓的曾祖长于风水堪舆之学，徙居金山乡时，将一处穴地营建成“风吹罗带”势，画了图形留给后人，并在左上方“巽”位以朱笔点上一条，写道：“他日吾子孙远征不回，当于此掘断，取田水到穴前，则归。”后来洪皓使金不返，家人想起曾祖的说话，依画图中掘沟取水灌入穴地，果然次年洪皓就获准奉还韦太后回朝。风水堪舆之术真能达到如此灵验的地步？其实不足为信。洪皓能够获得返还的真实原因，还是两国之间的政治局势变化所导致。但韦太后得以回朝，南宋一方付出的是屈辱的和议代价：对金称臣，岁贡银帛，放弃已收复的淮水以北地区。洪皓个人遭遇的幸运，却是国家举措的失着，虽然和议本身，与他这个被弃置在金国的拘臣毫无关系，但对于遭扣留十五年始终坚贞不屈，还曾经伺机向宋方递送“复故疆、报世仇”情报的洪皓来说，获得重返故国机会的同时，看见朝廷如此屈膝于敌，心中是否也有一丝苦涩呢？

羁留金国的时候，洪皓无以为生，以教书养活自己，艰苦的环境中没有纸，就用桦树叶抄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授学生，当时人称之为“桦叶四书”。想以“圣贤之学”感化异族的侵略者，也算是煞费苦心。有一回他在冷山（距金国都城二百余里）教导一个上层贵族悟室家的子弟，悟室一直有吞并中原的野心，洪皓在教学之余，和东家谈论战争，陈述古往今来的战事，尤其是北方侵略南朝却遭到败绩的前例，力劝他不要兴兵，悟室开始不以为然，后来终于发怒，说道：“你想作和事佬又嘴硬，当我不能杀你吗？”洪皓凛然不惧，说：“死也是份里该当，我并不是怕死的人，却希望贵国不要因此蒙受杀害使臣的不义之名——在冷山三十里外有个莲花泺，可以让我一个人乘舟赴水而死，对外只说是意外落水身亡，那么东家的名声可以保住，也不会引起两国的纷争了。”据说悟室听了他这一番话，感于他的义气，从此不再逼凌。想用义气、牺牲、天道等阻止有实际利益可争的侵略战争，无疑是近乎迂腐的书生想法，放在两个国家之间是那么微不足道，但就个人来说，无论在哪里，正直忠贞、泯不畏死的高贵品质都值得人敬重，即使是敌人也会肃然起敬。

可是，这一个被皇帝赞为“在远能自立”的忠臣义士，回到故国之后，遭受到的却是比在敌国更无情的对待。一开始，洪皓回朝后还颇为荣耀，因为他在金国时曾经不顾禁令冒险去朝见过韦太后，至南宋后，韦太后召见他，特别命令撤去殿上出于礼制所设的垂帘，说道：“我与尚书本来是故人！”与他面晤相见，表示特殊的优待。高宗也赞扬他：“身陷敌区，乃心王室，忠孝之节，久而不渝，诚可嘉尚。”封他为徽猷阁直学士，官高爵重，以酬答他十五年不屈之节。但洪皓受到的优待并不持久，到绍兴十三年（1143），当他向朝廷进言，批评绥靖政策之后，就受到冷遇，一贬再贬，罪名也都来得希奇古怪，先说他不回家看望母亲是不孝，出知饶州，又罪他“作欺世飞语”，再谪英州，安置到广南地方。在金国十五年都坚守等到回国之日的洪皓，这一次却没有能从本国的贬所逃生出来复还朝廷，竟然死于岭外瘴疠之地。

洪皓在羁留金国的地方作词思乡，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国与亲人团聚，没想到回国之后，一样远离家乡亲眷，被流放到荒凉僻远之所，本以为回国后就能放下的那枝赋愁的词笔，又重新拿了起来，再一次抒发他自己的思乡念亲之情：

臂上萸囊悬已满，杯中菊蕊浮无限。纵使登高宁忍看。昏复旦，心肠似铁还须断。

岁月川流难把玩，平生万事思量遍。但对割愁山似剑。聊自劝，东坡海岛犹三见。

柳宗元被贬到岭南海边，有诗写道：“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洪皓在这首词中说“但对割愁山似剑”，用此典故，正表明与前人的遭遇相同，也流落到岭海之一带。他这首词题作《渔家傲?重九良辰，翻成感怆，因用前韵，少豁旅情》，所说“前韵”，可能指的是词集中现存的另外三首《渔家傲》，都是羁留北方时秋日思归之作：“圃蕙庭桐雕大半。西风不借行人便。……却羡南宾凫与雁。行不乱。哀鸣直到翻江岸。”“欲上望乡台复倦。愁满眼，琵琶莫写昭君怨。……万里庭闱安否断。形魄散，此身何暇穷游观。”想不到始从塞北归，又落岭南行，人生际遇坎坷，莫此为甚，“岁月川流难把玩，平生万事思量遍。”是灰心，是悲凉？但他在这样不公正的境遇里，还是保持着一份开豁的心胸，以“东坡海岛犹三见”的前贤事例来劝勉自己，却不知这已是不可能的希望。

洪皓被贬谪的原因，一般说法是认为他回国后揭穿了秦桧在金国时与敌方勾结的丑恶嘴脸，所以秦桧必欲除之而后快，但究之更深层次，要处置象他这样名望很高的人物，秦桧也未必能一手遮天，背后还是出于高宗母子的首肯。这其中的真实缘故，一方面在于他的立场主战，妨碍了朝廷的“议和”大业；另一方面就是怕他也知道韦太后在金曾经改嫁的丑闻，不想留他在朝堂之上。洪皓有坚贞的气节，有刚强的意志，可以捱过最艰苦的岁月，却不懂得应付比命运更反复难测的人心，比敌国更冷酷无情的政坛。

洪皓生前忠而被谤，远徙贬死，固然是人生的悲剧，但死后他的子孙不能绍先辈之风，以至堕其家声，招人嘲骂，却又似乎是一种反讽。在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都城临安流传一首太学生所作的《南乡子》词：

洪迈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七日忍饥犹不耐，堪羞。苏武争禁十九秋？

厥父既无谋，厥子安能解国忧。万里归来夸舌辨，村牛。好摆头时便摆头！

词中的洪迈（1123-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是洪皓第三个儿子，绍兴十五年（1145），中博学宏词科。绍兴三十二年金主完颜雍即位，宋高宗拟遣使赴金庆贺，洪迈自告奋勇的请使往行。这次宋方想改变自和议以来南宋对金朝的屈辱礼节，所以洪迈在给金主所上的国书中自称“臣”而不称“陪臣”，也就是将南宋与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称“陪臣”则是视金为天子，而南宋被降级到诸侯的地位），但到了金都之后，金方说这份国书“不如式”，让他还是改称“陪臣”，继续维持南宋对金的屈辱之礼。洪迈一开始坚决不肯接受，于是金方封锁了使馆，断绝饮食供给，宋方的使臣从早到晚，连一口水也喝不到，洪迈等人只得屈服，更改了表章进呈。这一次想改变礼制不成，反而加深了南宋受到的屈辱，所以当洪迈一回朝，即被人以“辱命”之罪，弹劾论罢。洪迈平时患有偏头风，头颅常常不自觉的微微摆动，时人由此作诗讽刺他说：“一日之饥耐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与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这首词显然也是从诗中脱化出来，洪迈在应该摇头说“不”的场合，却没有坚持摇头说“不”的胆气，宜乎被人嘲笑成“村牛”了。

《鹤林玉露》中说洪迈之所以屈服于金人淫威之下，父亲的遭遇带来的影响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金方封锁馆驿断绝供给之后，又派出馆伴使来做心理攻关，称自己曾经跟洪迈父亲洪皓学习四书五经，假装同情的谈论洪皓当年在北方所受的折磨，告诉洪迈：“别再固执了，再这样下去可能就跟令尊的遭遇一样，难道你不想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吗？”洪迈等人听后十分害怕，不想象父亲一样遭到拘留，不得已屈服。洪皓被羁留十五年的经历固然让人思之生惧，没有坚强意志的人很难禁受如此严峻的考验，而他归国后贬谪而死的命运，却更令他的儿子胆寒心冷，失去了坚持立场的勇气，从某方面来说，南宋朝廷辜负洪皓，何尝不是洪迈这一次出使有辱国体的过错根源？但是在太学生的词作里，却连曾经坚贞不屈备尝艰苦的洪皓也一并嘲笑了：“厥父既无谋，厥子安能解国忧？”这样的刻薄，未免太不公道。

其实世上不公道的事处处皆有，洪迈屈膝辱国而获得个人平安归还，日后想起来，不知是否也有羞愧之意？但他的父亲坚贞不屈，付出的是十五年拘禁的代价，回国后又遭冷遇贬谪，他自己虽然因为有辱国体受到弹劾罢官的处分，宦路却比父亲要平稳得多，在孝宗朝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拜翰林学士，进焕章阁学士，做的都是清要之职，最后以端明殿学士致仕，虽然没有十分飞黄腾达，却也并不失意。比较父子俩的遭遇，也许真让人产生疑惑：莫非这世上，只有全为自己打算才是走得通的？

不过人生总是有得必有失，洪迈以屈膝的代价获得了人生幸福，时人也因为他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而将他始终钉在嘲弄的话靶上。在宋人笔记小说的故事里，洪迈总是一个喜欢大言不惭最终却总要出丑的可笑角色。他自负博学多识，曾向宋孝宗夸口说自己记得五千首唐诗，孝宗要他搜罗编集，他回去搜集了整整一年，才得到五千首的十分之二、三，没办法只能把稗官小说里的神怪女子之诗也一并搜括充数，勉强进呈，总算孝宗宽容，没有计较他搜来的诗作其实不足数，犯了大言欺君之罪。《齐东野语》则说他有一回在翰林苑处理政务，一口气起草了二十余篇制诰，特别得意，外出散步时遇见一个曾经在北宋翰林苑服侍过元祐年间苏轼、黄庭坚、秦观等著名学士的老人，向他夸耀自己才思敏捷，说：“苏学士想必也不过如是吧？”老人点头说：“是啊，苏学士的敏才也不能超过这个速度——不过，苏学士却从来用不着检阅书册的！”洪迈顿时面红耳赤，自恨失言。

洪迈的诗词才华不及乃父，尤其是现存的几首词中，除纤巧外再无长处。但他在文学上的整体成就却不凡，《容斋随笔》、《夷坚志》，都是宋人笔记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品，他被称为“博治通儒”，并非浪得虚名。除了意志不坚而导致使金辱国的人生污点之外，人品也并没有更大的缺陷，所以时人的口碑，也就停留在揶揄挖苦之上，不再更进一层。是是非非，没有完全的公道，却也不至于大节颠倒，也许，这就是天道人事的一种相对平衡。

朱淑真（生卒年不详），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嫁非偶，抑郁而终。工诗词，词风凄凉悲哀，有词集《断肠词》。

【减字木兰花】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两宋最出名且有词集传世的女词人，北宋有李清照，南宋无疑可以算上朱淑真，虽然无论在词作的数量和质量上，朱淑真都不及李清照远矣，但她的小词清新婉丽，忧愁悲咽，也别具一种风格。李清照“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是古代妇女中的异数，而朱淑真一生困于闺阁，所嫁非偶，抑郁而终，却代表着旧时代不幸女子的普遍人生。

清代文人李渔，在自己的小说集《无声戏》里讲述了一个美女配丑男的故事，小说的开头，他即开宗明义的说：“单说世上姻缘一事，错配者多，使人不能无恨。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医得好，推有这桩心事，叫做哑子愁、终身病，是说不出、医不好的。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姊妹人家去遣遣兴，纵然改正不得，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只有美妻嫁了丑夫，才女配了俗子，止有两扇死门，并无半条生路，这才叫做真苦。”朱淑真正是这样红颜薄命的一个女子，她“早岁不幸，父母不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其实何止是诗，她词中的悲怨之语更是触目皆是，象这首一开头即连用五个“独”字的《减字木兰花》，抒发的正是她极度苦闷郁结的心情。

后人给朱淑真的诗集作序，说她“嫁为市井民妻”，但根据考证，她的丈夫应该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一个小官吏，朱淑真所不满于他的，并不是乏财无势，而是才学不能相称，心灵无法沟通。其实如果以现代的语言来评论，朱淑真显然是一个“罗曼蒂克”型的人物，在少女时代，即幻想将来要嫁一个可意的良人：“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阿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吩咐萧郎万首诗。”在她的理想中，丈夫应该同自己志趣相投，吟诗作赋，过着有情调的恩爱夫妻生活，这样的憧憬，说她是追求格调也好，耽于浪漫也好，毕竟只是一个少女美好的梦想，而即使在古代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主的情况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但不幸的是，朱淑真没有碰上李清照的好运气，进入婚姻后不久，她便因失望而发出了这样的抱怨：“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她的“不相宜”，并非遇人不淑，而是没有共同语言，缺乏互相理解的基础，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沟通，这个原本耽于浪漫理想的才女为此陷入精神上的苦闷，可是从反面来看，她那个志趣不投、不解风情的丈夫何尝不具有另一种烦恼？其实婚姻的不幸，都是双向的，朱淑真为丈夫满身俗骨、不是心目中的“萧郎”而郁郁不乐，她的丈夫多半也厌烦她整日耽于文词，不够格做一个标准的贤妻。这样相看两相厌的婚姻，于双方来说岂非都是一种折磨？

如果放在现代，男女婚前有相识考察的机会可以避免这样错配，婚后也有分手离异的方式可以结束这段错误，但放在那个时代，男子尚有机会撇脱不中意的姻缘，而被拘于家庭之中除了丈夫就再也见不到异性、只能被休弃却无法主动离弃的妻子，除了为婚姻悲剧耽误终身之外，别无他路可走。所以这样的错姻缘，虽然是双向的不幸，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却更值得同情。

即使是不相宜的婚姻，也无法轻易的摆脱，只能在两相厌憎的情况下过着无意义的生活，消磨自己有限的青春，朱淑真曾填过一首《蝶恋花》词，便是感叹这种孤寂失意、韶光虚度的不幸：

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

绿满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不过，若是朱淑真一辈子只耽溺在惆怅苦闷之中，抒发自己幽微郁结的心情，也许她只能作为历史上无数婚姻不幸的才女之一，留下悲吟，让人记怀，却不会引发更多的争论。那些不幸女子，多是温婉悲哀的认命，用泪水消耗完下半生，而朱淑真在绝望咨嗟中，却发出了决绝的呼声：“宁可抱香枝上死，不随黄叶舞秋风！”她的不幸，不在于任由命运摆布软弱不能决绝，却是在决绝之后，仍旧无路可走。

有这样一首《生查子》词，作者究竟是欧阳修还是朱淑真，一直有所争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词的含义很浅白易懂，写的就是一个少女与情人的约会，作者是谁，却惹来争议：如果是欧阳修，无非在他名下又增添了一首绮词，无关紧要；而若是朱淑真所作，闺阁妇女自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按那时的说法，无疑就是桑间濮上私约淫奔之词，要比李清照被后人指责：“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来得更为严重。所以明代的杨慎在《词品》里一本正经的斥责朱淑真为“不贞”，而现代学者缪钺则认为她这时已经和丈夫决裂，回到娘家，恢复了单身身份自由追求爱情：“在婚姻爱情问题上，（朱淑真）遭遇到残酷的挫折，于是她产生了一种变态的逆反心里，抱着极大的勇气，冲破封建礼教、社会习气的藩篱，要别觅新欢，另寻知己，以求得安慰。”并考证她的情人就是她自己诗中所说的“鳏居憔悴客”，是一个鳏夫的身份。

朱淑真到底是在和丈夫离异后才另觅爱人，还是在无爱的婚姻中出轨，并无明确记载，但根据她死在娘家的情况来看，她最后应该已经跟丈夫分居，纵使没有得到正式的休弃，不算“大归”，也已经是事实离异了。她对这段爱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曾经赋有这样一首《清平乐》词写他们的幽会：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娇痴”一句，写得极为大胆，让后世有道学气的读者大跌眼镜，有的版本索性将下句改成“随群暂遣愁怀”，将这明显逾越封建礼教的热情奔放之举赶紧隐藏起来，岂知女词人本来并无顾忌，又何须强为之讳？朱淑真在这迟来的爱情里，总算尝到了她一直孜孜以求的甜蜜欢欣，却又不是全无疑虑的。她在一首《元夜》诗中这样写道：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哪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这首诗的场景与《生查子》词颇为相似，似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词句也正是朱淑真所写。这场相会应该在填词的前一年，元宵佳节与爱人相会，她于欢欣中却又不无“旧事惊心”的担忧，“但愿”、“暂成”的用词，流露出她内心的不安情绪，“未必明年此会同”，更是清楚的料到，他们只有眼下，没有未来。这可能跟她虽成弃妇，却始终没取得正式离异的自由之身有关，也可能与这个情人的身份地位，不能娶她为妻有关。总之朱淑真的这段恋爱并未持久，似乎只维持了短短一年，这个元夜他们还能“暂成人缱绻”，到了次年的元夜，已经“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了。

朱淑真的一生不幸，要分为两部分来看，前一段是婚姻的错配不合，后一段却是爱情的虚妄幻灭，其实之所以造成后者，未尝不是由于前者导致的身份束缚所致，但前者尚可怨人，后者却只能招致别人的埋怨挖苦，自己亦处于深深怨恨这个“薄幸人”的痛苦抑郁当中，对人生的最后一丝希冀，也从此破灭。朱淑真失恋后“悒悒抱恨而终”，“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有人据此猜测她有可能是投水自尽，死于湖中，尸骨都不得安葬。这个耽溺于梦想不妥协于现实的薄命女子，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使她的人生在凄凉无奈之外，又添了一份刚硬惨烈。

朱淑真活着的时候，身边似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理解她、爱护她、欣赏她的人，名义上的丈夫只是她痛苦的根源，曾经热恋过的情人最终分道扬镳，而至亲如父母，却也不是开明的人，对女儿更谈不上理解支持。朱淑真死后，她的诗词作品竟被父母一把火烧毁，代表着她一生梦想与追求的文字，其中绝大部分就此失传。也许那两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父母，在焚烧这些女儿生前的心血之时，还不住口流泪咒骂：“就是这些劳什子，害得我女儿一生不正经，疯疯癫癫送掉了性命！”她生前就曾经用一连串的“独”字形容自己孤寂无聊的生活：“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到了死后，也惟有漫天的纸灰送走她孑孑无依的孤魂，没有人知道那些灰烬里，藏着一个“不安于室”的女子全部心灵和热情。

虽然这样，朱淑真的诗词却并没有遭到全部湮没的命运，父母烧毁诗稿之后，她所余下的“百不存一”的诗词作品，却还是慢慢传播了开去。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魏仲恭的人，将朱淑真的残存作品辑录出版，并为之作序，记下了流传在人间的这个多情擅才的女子。序文开头说：“比在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武陵是今湖南常德，而朱淑真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浙江杭州，这个生前得不到关怀理解、找不到真心真情的孤寂女子，在死后数十年、相隔千百里，总算得到了一个懂得欣赏她同情她的后辈知音，她一生的伤心话，到他手里结成一本《断肠集》，这人间的因缘际遇，到底是只堪叹惋，还是聊可安慰？

严蕊（附吴淑姬）

严蕊（生卒年不详），字幼芳，天台营妓。与朱熹、唐与正同时，事见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存词三首。

【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宋代的时候，有一类隶属于官方的娼妓，她们虽然同私妓一样也是过着送往迎来的卖笑生涯，举动却更不自由，不但平时要服官家差役，就是想要“从良”嫁人，也不像私妓那样只需要向娼家鸨头交了赎身钱就可以离开火坑，而是必须获得官方的“脱籍”认可，才能像良家妇女一样生活。可以这样说，私妓的身体所有权属于娼家，是娼家通过人身买卖购置的奴婢（多半是通过购买或拐骗贫家子女而来），而官妓却是官方名下的奴隶，一般来源于世代承袭的贱籍、因亲属或本人犯罪而被惩罚发卖的女子。这一类官妓一般采用类军事化的管理，居住在乐营之中，教习歌舞，应酬官差，所以称为“营妓”。她们大多身不由己，受到嫖客和官府的双重欺侮，除了少数人因为容貌技艺等因素被玩弄她们的士大夫追捧、并作为一种“风雅”津津乐道的记载在笔记中之外，绝大多数女子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在风尘之中过完卑微不幸的一生。但偶然也会有一些卓异于同侪的女子，并不只是作为出色的“玩物”，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留名于历史。这其中，南宋孝宗年间营妓严蕊的故事，可谓是脍炙人口：

据《齐东野语》记载，严蕊是台州（今浙江天台）的营妓，“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当时做台州太守的是唐仲友，字与正，他喜爱严蕊的才华，曾有一次招她侑酒时，出“红白桃花”的题目命她作词，严蕊当席赋《如梦令》一首：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武陵”用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武陵渔人发现世外桃源的典故，但在后世这个典故却又常常与刘阮入天台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传说天台山有刘、阮二姓樵夫，入山迷路，看见一条溪水中有桃花落瓣与胡麻饭团，溯溪上行，遇见两个仙女，与他们婚配成家。在山中只住了一年，二人思乡辞归，回到山下，才发现已过了七世。在诗词中常用“桃溪”、“桃源”等词语指代娼妓所居，而“桃花”的意蕴，也容易让人想起“轻薄桃花逐水流”这样的诗句。严蕊在词中其实是暗喻自己的身份，也不过是“神女生涯原是梦”的风尘女子，便与那红白双色的花枝一样，似杏而非热烈如火的杏花，似梨而又非玉洁冰清的梨花，却是“别具东风情味”的武陵仙源之花。整首词不出一个“桃”字，而桃花的形象与身份都已毕现，于自寓中还隐约藏有一丝自矜的意思。这样既敏捷又巧妙的文才，使太守唐仲友赞叹不已，当即给予严蕊重赏。

如今故事只到此结束，那么就是一个寻常的聪慧妓女的故事，本来算不得奇特。但宋代时有这样一条法规：“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这种规定，大约跟地方官不得娶民间女子的规定一样，都是为了约束官员的行为。唐仲友虽赏识严蕊，却也不敢越过这条线。然而因为同僚中有人与唐仲友有过节，向上司告发他“催税紧急、户口流移”等种种不法行为，连与严蕊的交往也被指为违反规定有私情。当时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却正是以道学先生出名的理学家朱熹。据说朱熹本人也与唐仲友有嫌隙，所以立即将这事当作大案来办，唐仲友固然遭到审查，就连严蕊也不幸受到池鱼之殃，被关押到台州监狱里拷打审问。

大概是因为抓不到给唐仲友定罪的实据，严蕊这里成了审问的突破口，被拷打得死去活来，这个柔弱的女子却始终强挺着不肯招供，于是又移到绍兴监狱里继续审问。狱吏对她说：“妇人犯了奸情罪，最多不过杖责，何况你已经挨过了杖刑，就算招认了也断无再加杖的道理，你为什么死活挺着不招供，让自己吃这般皮肉之苦呢？”严蕊回答道：“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私情，料想也不至于死罪。然而是非真伪，岂能妄言以污蔑士大夫？我就算死了，也不能诬陷别人！”她辞意坚决，拒不招供，为此又受到重杖，仍然发还乐籍中拘系。

严蕊被拘禁有两个月之久，一再受罚，被折磨得委顿不堪，几乎死去，但她坚强仗义的名声传了出去，反而声价愈高，受到天下敬重，最后连皇帝孝宗也听说了她的事迹，不久便将朱熹改调他处，换了岳霖任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岳霖字商卿，是岳飞的儿子，他上任后，在一次宴集中见到严蕊，看见她病容憔悴，心生怜悯，命她作词自陈。严蕊当即口占《卜算子》词：“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这是她经历过一番磨难之后，发出的迫切心声，虽然有所祈请，却又说得不亢不卑，在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官员面前，仍旧保持着自尊矜持的风度。岳霖听了这首词后，当即提笔给她脱了营妓的籍，判处从良，让她可以真正过上“山花插满头”的自由生活。据说后来“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

这段故事出自《齐东野语》，后来明代凌濛初将之改编成白话小说，特地为严蕊的结局又增添了几笔：“有一宗室近属子弟，丧了正配，悲哀过切，百事俱废。宾客们恐其伤性，拉他到伎馆散心。说着别处多不肯去，直等说到严蕊家里，才肯同来。严蕊见此人满面戚容，问知为苦丧耦之故，晓得是个有情之人，关在心里。那宗室也慕严蕊大名，饮酒中间，彼此喜乐，因而留住。倾心来往多时，毕竟纳了严蕊为妾。严蕊也一意随他，遂成了终身结果。虽然不到得夫人、县君，却是宗室自取严蕊之后，深为得意，竟不续婚。一根一蒂，立了妇名，享用到底，也是严蕊立心正直之报也。”不但要给她以终身归属，而且是实质上的一夫一妻平等恩爱的生活，可见严蕊在这次冤狱中表现出来的不肯诬陷别人以求脱身的侠义举动，维护是非黑白、绝不信口妄言的正直品格，令人尊重，使人爱戴。所谓“人必自尊然后人尊之”，她用不屈的行为让人看到了：即使不幸沦落为“身为下贱”的风尘女子，也照样有着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容轻亵，不可动摇。

严蕊所作过的词现在一共存有三首，除了上面两首之外，还有一篇咏七夕的《鹊桥仙》：

碧梧初出，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这首词据说还是唐仲友在任时所作，有宾客谢元卿，是一个出名的豪杰之士，久闻严蕊声名，即席出题让她吟咏，并限以自己的姓“谢”为韵。严蕊略不思索，酒未毕巡便口占此词，“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赠之而去。”这是严蕊在遭受冤狱之前的事迹，与那首应唐仲友之命咏红白桃花的词一样，都属于名妓韵事一流。如果分析这前后三首小词，也可以见出严蕊的思想转变轨迹：在入狱之前，她是红极一时的名妓，不无矜持的显露着自己的聪慧，“人在武陵微醉”也好，“空作古今佳话”也好，她有对幸福爱情的憧憬，也有对自由生活的羡慕，却并未产生强烈的需求，直到惨受冤狱牵挂、刑辱折磨，她在顽强维持自尊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缺乏尊严与自由是多么可悲——在桃花词里，她尚在赞赏“别是东风情味”的名种桃花，微有“轻薄”的自怜，却也不无“仙源”的自拟；而到了入狱之后，她的追求，却已变成：“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从仙源名花到山野之花，这是她对处境的反思。

也许从明代作家冯梦龙所作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里的花魁娘子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类似的认识改变过程：花魁娘子莘瑶琴误堕风尘，听了鸨母刘四妈的劝告，决意要“真从良、乐从良、了从良”，在风尘中选择一个可靠的人托付终身，但她的目标，一开始却是有名色的“衣冠子弟”，追求的生活，也不能低于自己在妓院中生活标准，当一开始接触到卖油郎的时候，她嫌弃这个人不是有名的子弟，“接了他，须吃人笑话。”待到领略到秦钟的温柔与深情时，她也只是叹息：“可惜这人不是衣冠子弟，不然，甘愿委身从之！”直到遭受“衣冠子弟”的凌辱，她才一下子感到自己所倚恃、所追求的，原来都是那么不堪一击，到这时，她才发自真心的对秦钟说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胜名也罢，富贵也罢，这一切都没有自由平等来得那么重要。笼中鸟，盆内花，何如野雀山花，不仰给于人，虽贫瘠却得天纵之乐？拿莘瑶琴来比侠妓严蕊，或对严蕊来说有所低抑，但在经受过一番折磨后发出急切的呼声：“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甘愿贫苦也要摆脱命运不能自主的处境，她们的心意，在一刹时却是相似的。也正因为如此，《齐东野语》只是草草说她“为小妇以终身”，而到明代与冯梦龙同时齐名的凌濛初，却要给她的婚姻加上平等的幸福，这是一个真正理解她所欲所求的作者，却可惜他也只是作者，严蕊在终身结局中究竟真的得到平等自由与否，当事人不能自述，我们无从得知，只能怀着美好的祝愿相信凌氏的这一个补笔了。

大约与严蕊差不多同时，淳熙十二年前后，同属浙东的湖州也有一个因词得到释放的女子。这个女子名叫吴淑姬，她本是良家女子，父亲还是一个秀才，但家境十分贫穷。吴淑姬不但美貌，且聪慧善诗词，被一个富家子弟看中并霸占。本来这样的遭遇已经很不幸，却又有人向官府里告发她“奸淫”，霸占民女的富家子弟没有事，无辜受害者吴淑姬却被判处徒刑，关押在狱。当时的郡守是王十朋，就是著名的戏曲《荆钗记》里的男主人公。他手下的幕僚听说这个女犯有才华，于是在观审后置办了酒席，让人将她带来，暂且脱掉枷锁陪酒，并命令她道：“知道你善于作长短句，如今且作一章自咏看看。若做得好，我们当为你向太守宛转说情，给你脱罪。不然的话，你的下场就危险了！”吴淑姬当即请命题，时值冬末雪消，阳春将至，幕僚们道：“就以眼前此景为题吧。”吴淑姬“捉笔立成”，赋词《长相思令》云：

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

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催！

这首词名义上是咏梅，却隐含着自己含冤受屈的不幸处境，正如雪压梅花一样不得自主，盼望着春风解冻不得，却又被吹奏着“梅花落”的塞管加以催迫，柔弱无主的花枝究竟能禁受多少这样的折磨呢？宴席上的幕僚读了词之后，叹赏她的捷才，也同情她的处境，第二天便向太守王十朋说她冤枉，吴淑姬由此得到释放。这个故事似乎要比严蕊的故事压抑得多，霸占民女却不得惩处的富家子弟固然可恶，不问是非就判弱女子有罪的太守也令人生憎，而那帮为吴淑姬解除了困境的幕僚，一开始也只是将她当作玩物一般闲暇取乐而已，吴淑姬“先是被俗人玩弄，然后又被雅人玩弄。”人间何其残酷？《夷坚志》记载她最终的结局，是“为周姓子买以为妾”，说到底，还是脱不了作玩物的命运。

[按，宋代有两个能词的吴淑姬。另一个吴淑姬是士人杨子治之妻，善诗文，工填词，现存词三首，“佳处不减李易安”（《词苑萃编》引黄升语），有人将她与李清照、朱淑真及另一个女词人张玉娘合称为宋代的“四大女词家”。]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夔州通判，乾道八年（1172—）一度入川，投身军旅生活。后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居故乡山阴。诗歌成就最高，为南宋四大诗人之首，共存九千余首，亦工词，“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放翁词》。

【卜算子】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是中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一生共作九千三百余首诗，虽然清乾隆皇帝号称比他作诗更多，但质量显然远远不能与之相比。陆游是“中兴四大诗人”之首，在南宋诗坛上无疑可以稳坐第一把交椅。宋孝宗有一回问人：“当今之世，诗人还有跟唐朝诗仙李白一样的人物吗？”宫中的人举出陆游为例，由此人人都呼陆游为：“小李白。”比起他南宋首席诗人的地位，陆游的词无疑要稍逊风骚，尽管后人也称誉他的词作：“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杨慎《词品》），其实带个人偏好的夸大嫌疑。

传说陆游的母亲梦见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后才生了陆游，秦观字少游，所以陆父给儿子取名游，字务观。这种说法不甚可信，但名与字的相牵，倒无形中令陆游与“词人”又结了一层缘分。他确实也有极其出色的词篇，如上面所举这首《卜算子?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种坚韧的骨格，却是“古之伤心人”的秦观所不能及的。但整体而论，陆游的词不论是数量（他做了九千三百余首诗，词只有一百几十首，诗与词的比例为百分之十点几）、还是质量，在南宋词坛能分得一席之地，却无法夺得桂冠。这其中的原因，当然首先同他视词为小道，不甚用心的思想有关。他晚年为自己的词集作序，还说词是文学体裁愈变迁愈浅薄的结果，“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认为作词是一种“过”，甚至后悔自己曾经俗不可耐的随大流填词，言语中流利出轻蔑和懊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带着这样的成见去作词，当然不可能保持水平的良好发挥了。

说到陆游的词作，一般人很容易就会想到那一阕著名的《钗头凤》故事，据《齐东野语》记载，这首词包含着陆游的婚姻悲剧：陆游娶妻唐琬，是其母的侄女，夫妻相得，陆母却不喜欢这个媳妇。在做婆婆的威压下，又一出《孔雀东南飞》的家庭悲剧上演了。陆游虽然也作过反抗，将唐琬偷藏在外宅，却无法避开严厉母亲的侦察，这对恩爱的夫妻最终还是遭到拆散，劳燕分飞。唐琬改嫁了宗室子弟赵士程，陆游也另娶王氏夫人。事隔多年之后，他们在当地一个名叫沈园的风景名胜处春游时相遇了。唐琬征得后夫赵士程的同意，遣人给陆游送上了酒肴致意。陆游怅然久之，在园中粉壁上题下了一首《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故人重见，人事全非，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已成陌路，纵使尚有脉脉柔情，又奈此绵绵长恨何！悲剧的男主角面对此情此景，出于孝道不敢怨恨专制的母亲，无法抱怨弄人的造化，只能发出无奈凄抑的悲叹。女主角唐琬心中的隐痛，则更是难以言说。相传她见了前夫的题词，自己也和词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　　瞒！瞒！瞒！

陆游在词中长叹：“错！错！错！”“莫！莫！莫！”恨的是自己无力抗拒家长严命而辜负“琴瑟甚和”的爱侣，但这种悔恨尚能说得出口，而唐琬身为女性，在当时女子被休弃已是最大的不幸，何况是已经改嫁别人，在后夫面前如何能公然显示出对前夫的眷恋不舍？她的处境比陆游更加尴尬痛苦，只能眼泪往肚子里咽，所以连呼：“难！难！难！”“瞒！瞒！瞒！”这样压抑的恶性情绪，使她柔弱的生命大大缩短，在这次沈园相会之后不久，她就“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

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流传已久，自清代起就有文人将之谱成戏曲，搬上红氍毹赚人热泪，现代新编的越剧《陆游与唐琬》，经过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改编与扮演，成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凡越剧爱好者无不知晓。然而据现代学者吴熊和考证，却认为《钗头凤》一词并不是陆游为唐琬而作，更可能是陆游在蜀地任职时的冶游词。陆游的词既然不是为了这桩爱情悲剧，那么唐琬的和词就更不可无靠，实则唐琬的词在南宋当时已经只剩下“世情薄，人情恶”两句，“惜不得其全阕”，到明代时才出现全篇，是否为后人补足伪托，也是很难断言的一件事。另外，还有考证认为唐琬的父亲并不是陆游的舅舅，也就是说，唐琬也并不是陆母唐老夫人的内侄女了，相反的倒是她后来改嫁的赵士程，与陆氏有很远的姻亲瓜葛，赵是陆游姨父的表侄，如果要叙起亲戚关系来，陆游和赵士程倒算是表兄弟。

其实，《钗头凤》词是否沈园之遇时陆游为唐琬所作，并不需要如此较真，陆唐夫妻不幸的爱情故事，却是真实的悲剧。沈园相遇时是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5），那时陆游正值而立之年，到光宗绍熙二年（1192），唐琬已死，陆游重游沈园，见到当年的题词犹在，园林却已三易其主，那个魂牵梦萦的身影更是久已湮灭。他怆然感伤，题了一首七律：“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寺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该诗小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说是“四十年前”，其实是举其概数。到宁宗庆元四年（1199），陆游已隐居绍兴的鉴湖之畔，每次入城，还是要到沈园旁的禹迹寺眺望园中风景，不胜情思，又为赋诗二绝：“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一年陆游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自知在人间的寿命已不久长，世间万事本该都已看淡，却始终不能忘怀这件毕生之憾。到八十一岁的时候，离他去世只有四年，可能因为年老题衰，再也无力游览，却在梦中又一次到了沈园，再次赋诗：“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这一场悲剧之中，唐琬付出了她所有的青春、生命和热情，而陆游则报以一生一世的思念。男人与女人的爱情，毕竟不一样，他不能如唐琬一样将爱情视作生命，爱情遭到摧折，生命也失去了意义，他的心中，除了家庭，还有更广阔的空间。这一生一世，也就是在心中给她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特殊区域，不能触及、只能独自静思的内心深处最隐微的情愫而已。

前面说陆游轻视小词，也跟词的出身有关，词体最早起源于“燕乐”之调，为花间尊前的娱乐消遣之作，陆游曾跋《花间集》，不客气的批评词集的作者：“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他是个严肃的爱国诗人，对在五代时兴亡纷沓、百姓流离的当口，士大夫们还醉生梦死的讲究风月情浓的作风，自然十分不满，连带将承载这些风花雪月之作的小词也看得轻了。其实作品的格调内蕴，取决于足者本人的品格高低，怪罪文学体裁本身，却是一种近乎无理的迁怒。就像陆游自己，一方面“汩于世俗”也写过不少随便的作品，但照样也有同他所作的诗一样，抒发自己志向的词作，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候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词题中的“师伯浑”是陆游的一位友人，本来字浑甫，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他：“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试；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浑甫也。俄遂登第。浑甫因以字为名而字伯浑。”因为本名被弟弟攘夺而改字为名，颇有点自我揶揄式的无奈，而陆游的早年经历也有与他同病相怜之处：陆游二十九岁时到临安参加省试，这时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恰值秦桧的孙子秦埙也来应试，靠着祖父的关系，本已内定为第一，但主试官并没有卖秦桧的情面，按才华将陆游取为第一，秦桧得知后大怒，次年在礼部殿试，主试又将陆游取中名列前茅，秦桧于是利用权力将陆游黜落。这一年的进士考试，秦桧虽然清扫了敢同孙儿夺省元的陆游，可是让秦埙中状元的愿望到底还是落了空，殿试的时候，宋高宗亲自拔取著名词人张孝祥为第一，秦埙降至第三。张孝祥由此得罪秦桧，险罹不测。而陆游与拔取陆游为省元的主试官，也差点遭到秦桧迫害，“几蹈危机”。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后，陆游才被推荐“善词章，谙典故”而受到皇帝召见，赐进士出身，离他被秦桧黜落已经整整八年过去了。

虽然经受过压制，初得进士出身的陆游，意气却仍然是乐观昂扬的，他授进士出身后次年被任命为镇江府通任，这时宋、金两国已以淮河为交界，镇江正当长江防线的要冲之地，素有报国之志的陆游，到此不免更激起一片雄心。他到任的这一年秋天，知府方滋邀请同僚登上北固山甘露寺内的名胜多景楼游赏，“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南乡子》），甘露寺因昔年孙刘招亲的故事而享名，此刻又成为江防要隘，登楼纵览淮南江北，令人不禁而起苍茫悲壮之感。

在陆游来到镇江前三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长江南北刚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役，当时的金统治者完颜亮率兵南下，意欲“立马吴山第一峰”，一举吞灭南宋，从淮水到长江，从合肥到扬州，都成了烽火交战之所，情势十分险急。赖有南宋一方的将士积极抵抗，扼守长江一线，女真族内部又产生分裂，最后在金方大军无法得胜的情况下，不堪暴虐的金兵激变，在瓜洲渡将完颜亮杀死，结束了这场侵略战争。陆游当时在临安城内，未曾亲临战事，却因此受到鼓舞，写下多首诗篇记叙这场战役。此刻自己到了这“京口瓜洲一水间”的地方，瓜洲渡的烽烟，刚刚散去不到三年。抚古感今，他赋下了一阕长调《水调歌头登多景楼》：

江左占形胜，最数占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渺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西晋名臣羊枯，字叔子，镇守襄阳十余年，力图东下灭吴、完成统一的版图而未果，他平生喜好山水风景，闲暇时每登临岘山置酒歌咏为乐，曾经叹息着对宾客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来的贤达胜士，登山远望，如我与你们的人多不胜数，都已湮没无闻，使人悲伤！若是人百年之后还有知觉的话，魂魄也犹自会登临此山吧！”他死后襄阳百姓为之立碑于岘山，望见碑的人，思及羊枯生前遗爱，莫不流泪，因此称此碑为“堕泪碑”。陆游词中“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几句，便是用了羊枯的典故。襄阳与镇江，相隔千里，分居长江中游与下游，作者却跨越时空将之联结到一起，既是悲慨，也是以前贤的雄图壮志来劝勉主人方滋，以及所有的在座者。“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他虽是一介书生，却渴望着金戈铁马的生活，正如前面《夜游宫》词中所说：“自许封候在万里。”这种热血精神，不仅是他，也是当时许多文人所共有的豪情，因此这一首慷慨苍凉的《水调歌头》，作成之后，便得到广泛传播与赏识，唱和者众多，张孝祥特地为之写了一篇文章《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同词作一起镌刻在崖石之上，俯视长江，可谓垂千古而不朽了。

陆游在沿江一线做通判官员的时间，只维持了三年，朝廷之上，宋孝宗一开始还有意北伐，但当张浚兵败符离之后，便又动摇倾向于和议。因为主战的观点，陆游也被参劾，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免归乡。他本来是越州人，回去后开始卜居于镜湖的三山，面对青山碧水，心情却始终不能达到悠闲的境界。他在这时期写过一首《鹧鸪天》词以寄寓怀抱：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词中描写的是归隐的生活，却又是那么不肯安然伏帖。“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语气中流露出愤慨不平之气，可见他的归隐决非“丝毫尘事不相关”，一遇机会，那颗以英雄自期的心还是会重新燃热。果然在四年之后，陆游又获起复，通判夔州军州事后来又到南郑前线任职。这一段“悲歌击筑，凭高醉酒，此兴悠哉。”的生活，成为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事，以至后来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剑南诗稿》。他在军旅生活中的情绪是极其乐观昂扬的：“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他心中始终忘不了“封侯万里”的志向，在梦中诗中词中，不时回忆起这一段军幕生活，《夜游宫》词是如此，另一首更出名的《诉衷情》词：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年轻时被誉为“小李白”，在个人志向方面，他也的确与李白有相似之处，都是一心渴望着建功立业，匡扶天下，有着强烈的“封侯”情结。只是李白大半生都在太平盛世，而陆游出生不久就遭遇战乱，国家只剩下半壁江山，因此他的诗中对功名的渴望，便同忧国忧民联系在一起，“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长歌行》）他从来不像李白那样幻想着有一个出尘的世界，而是把眼光始终投注在这个苦难的人间。李白是不沾滞于物的，而陆游是执著于万事万物的，这种九死而不悔、毕生不能忘怀的深厚感情，竟如他始终不能忘怀与前妻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般的诚挚、深沉、缠绵，甚至更有过之——在爱情方面他毕竟选择了屈服，而在爱国方面，他始终不曾抛掷和淡忘。

陆游的一生，“执著”是他最本质的个性，他对每一件事投注热情的时候，都表现得强烈而持久，比如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偶然得到一本陶渊明的诗集，一读之下，欣然会心，到天黑家人呼唤他吃饭，他都充耳不闻。对诗歌的爱好如此，对爱情的怀念如此，对报国志向的坚持也如此。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有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弱点，就是勇于志而艰于行，不是不愿去行，而是无法对抗一切压力、突破所有阻碍。当然，这也是不可抗拒的环境因素，不能对个人于苛责。

在诗歌创作方面，陆游的成就极高，却也不免由于作品过多而泥沙俱下，以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口批他浅俗；婚姻方面，他不能抗拒母亲的严命而生生拆散伉俪，只能以一生的思念缅怀这段爱情；报国方面，虽然近代梁启超赞他：“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但他也仅仅只做得到向往、赞扬“从军乐”|而已，即使在前线军幕中呆过，始终抱着收复中原的志向，他却没有机会、也未必有实力，真正领略战场上生死搏杀、军事上运筹帷幄的实境。他只能在梦中一遍又一遍的幻想战争，渴盼胜利。陆游集中记梦的作品特别多，梦中杀敌报国的情境也特别多，一方面是出于他那颗始终勃勃难消的爱国心，另一方面是否也可视作：他的理想毕竟无法禁得起现实的碰撞，只能在梦中寻找慰藉？

陆游对于军事，不是全无见地，他在川陕宣抚使王炎手下做干办时，曾经预言将领吴璘之子吴挺不可带兵，“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后来此人果然叛乱，印证了陆游的远见卓识。但陆游到晚年的时候，本已退居在家，却又被权臣韩侂胄拉拢出山，为他新筑的园林作记，引起时人讥评。《宋史》本传说陆游：“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 韩侂胄以外戚起家，发动北伐战争本来出于想建立功勋以巩固个人地位的私心，当时有识之士没几个愿意依附于他，杨万里就曾坚拒为他作园记，辛弃疾虽为他所起用，却一直忧心忡忡：“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怕这场建立在私心基础上的草率北伐要重蹈历史覆辙而失败。后来“开禧北伐”惨败、韩侂胄“函首传边”的下场，无一不证明这场北伐实是缺乏战争基础与战略能力。陆游为他出山，虽然是真心当作可以为国出力，却不免有点缺乏眼光，他的爱国心热忱，却也太过单纯。

陆游临终之前，作了一首著名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当时人认为这是他为了表白自己为韩侂胄出山的心迹而作，其实这完全是他真实的心声，毕生的愿望。可惜时局不与，这个遗憾，不但在生前也在身后。到六十多年后南宋灭亡，中国的大版图终于又复一统，却是一统于蒙古铁骑之下。遗民诗人林景熙读到陆游的诗集，凄然感慨，在这首诗后又题了一首绝句：“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历史的悲剧，竟似黑色幽默，让人欲哭无泪。

范成大（附杨万里）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苏州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处州、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权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使金国，坚强不屈，获得敌方尊敬，晚年退居故乡石湖。工诗，尤以田园诗见长，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词风亦清逸淡远，著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等。　　【蝶恋花】

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然远。

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

南宋的“中兴四大诗人”，是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其中除尤袤的诗集已经散佚，无法总评其成就之外，前三人的作品，在诗坛上都享有重名。陆游和杨万里曾被同时的刘克庄推许为宋代的李白与杜甫，而范成大以田园诗蜚声文坛，其中《四时田园杂兴》组诗，清新自然似王维、孟浩然，而沉重现实的地方又像白居易、元稹，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都为人传诵不绝。也许是由于这些小诗太经典了，以至于南宋人就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南宋第二个皇帝孝宗很欣赏范成大的才华，有心任命他为宰相，却又认为他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不知稼穑之艰”，怕无法胜任燮理阴阳的宰相重职而作罢。范成大于是写了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不知民间疾苦的官僚。钱钟书评论说：“假如这个传说靠得住，它只证明了宋孝宗没调查过范成大的诗，或者没把他的诗作准。”因为范成大的诗集中，在《四时田园杂兴》之前，很早就有了描写农村、反映现实的诗作。其实何止是诗，就连他并不经心去做的小词之中，也有像上面这首《蝶恋花》“春涨一篙添水面”这样描绘乡村风光的作品。

《澄怀录》里记录了范成大的一段自述，光景正似为这首小词写照：宋孝宗淳熙十年（1184），范成大已自朝中退隐故乡苏州，重阳节与朋友自阊门泛舟而游，经过横塘，夜间雾气犹未全散，茫茫一白，弥漫水面，犹如云气低垂欲雨。船到彩云桥时，积雾豁然散尽，晴日满空，风景闲雅幽美，无不令人会心惬意。四郊熟稻都已割尽，高高的稻谷堆积放在露天，好似堡垒的剪影。——这番景象与《蝶恋花》词中描写景物虽有季节之异，一是春暮一是秋深，但其中舟行曲折，“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然远”的情景相似，“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与看见“四郊刈熟，露积如缭垣”的丰收喜悦之感也相似。如果没有热爱田园、贴近生活的心情，就算矫揉造作的想表白自己，也是无法写出那么多真切自然的田园诗的。

范成大退居苏州已58岁，其家族世代居住苏州，对这一片水乡风光有特殊的赏爱之情，他的词作中田园词远不及诗作之多，但都写得清新隽美，在两宋词人中为少见。宋孝宗认为他不知稼穑，可能是从第一观感出发，见他外貌带有江南书生特有的文弱秀气，又兼身体多病，气质上似有不足吧，这一点在他的小词中也有体现，如《眼儿媚?萍乡道中乍晴，卧舆中困甚，小憩柳塘》：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试轻裘。困人天气，醉人花底，午梦扶头。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溶溶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

这样的词一派柔婉，读了真能让人懒洋洋的提不起劲来，可是如果把“文弱”作为范成大的性格代表，却十分错误。他早年其实备尝人世艰辛，父母双丧，独自抚养两个妹妹长大成人，一直到她们都出嫁后才重操学业。据说范成大青年时心志淡泊，无意功名，只求将妹妹们嫁个好人家，尽了兄长之责后就可以安度一生，但一位朋友劝他努力上进，求取一官半职以扬名显身、报国济民。这位热心的朋友并亲自督促他读书，终于使他在绍兴二十四年考中进士，这一榜的状元正是张孝祥，同榜的名士还有杨万里，这是范成大踏入仕途的起点。

本意无心于仕途，但一经入仕，范成大的政治才能却充分的体现出来，他“兴水利，恤贫民，除弊政，建良法”，到处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显示出在文弱外表下藏着的精明干练。他平时脾气温和，被同僚戏称为“呆子”（当时人称苏州人为“呆子”）也不放在心上，但面临原则问题，却敢于抗颜力争。宋孝宗想让一个亲信宦官担任枢密院的重职，命范成大草拟制令，他坚决反对，宁可缴还制章、自求引退也不听从皇命，其强硬固执，令孝宗都为之变色。而范成大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笔，就是在出使金国时力争国权的不畏不屈。

南宋在高宗时期与金达成屈辱的绍兴的和议，宋奉金为叔，自认为侄儿，使者使金，都必须行跪拜之礼，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可不谓之奇耻大辱。宋孝宗继位之后，对这种耻辱的仪式耿耿于怀，总想改变它，但南宋一方的国力，又不足以公开决裂，于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南宋朝廷的计划，是正式向金方提出归还河南北宋诸帝的陵寝之地，而改变屈辱的受书仪式这一条，却不作为南宋的官方要求写进书面，而是作为使臣的个人要求向金方提出，如果成功固然更好，如果不成，那么最多是使臣一力承担后果，不至于破坏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个计划令很多大臣心惊胆战，当时的丞相虞允文推荐大臣李焘或范成大出任使者，亦属名流人物的李焘死活不肯，说：“要是现在让我去，那等于是丞相杀我了！”范成大慨然请行。临行前，孝宗亲自召见他，说道：“朕以卿气宇不群，所以亲加选择，听说外间议论纷纷，官员们都十分害怕这次出使，有这回事吗？”范成大回答道：“无故遣使，而且还要私人进奏，对于金国来说，相当于就是挑衅，想必轻则拘留，重则杀戮。不过，臣已经立了后嗣，家事也都已经安置完毕，做好了一去不回的打算，心里安然，并不畏惧。”孝宗为他的坚决而感动，愀然说道：“这次并不是我方要败盟发兵，何至于害了你的性命？会被拘留、像苏武一样啮雪餐毡的苦境却恐怕将来是有的，朕若是不欲明言，那就是辜负你了。”在出行之前，孝宗已经给了他这样的交代，“不败盟发兵”，其实并不是金国不会加害范成大的保证，相反没有国家强大的武力保障，范成大即使被害被拘，南宋也决不会为他出头，孝宗说：“恐负卿耳。”实则这一趟使命，就是要以辜负使臣的个人安危为代表的。这年是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被任命为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资格，奉国书出使金朝。

范成大出使前的回答，表明他已抱有必死之心，北上到达燕山时正值重阳，他写了一篇《水调歌头》词：

万里汉家使，双节照清秋。旧京行遍，中夜呼禹济黄流。寥落桑榆西北，无限太行紫翠，相伴过芦沟。岁晚客多病，风露冷貂裘。

对重九，须烂醉，莫牢愁。黄花为我，一笑不管鬓霜羞。袖里天书咫尺，眼底关河百二，歌罢此生浮。惟有平安信，随雁到南州。

这时他的行程已经快要抵达终点，即将进行一场明知必败的交涉，这一副连国家也不敢公然承当的重担，要以他个人的名义独力承担。在此之前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洪迈也这样做过，结果却是被金方断绝饮食一天之后屈服，虽然换回了性命，却落得朝野责骂耻笑，这一回轮到范成大去做，“袖里天书咫尺，眼底关河百二”，在这即将拿名节性命去孤注一掷的重要关头，使他坚定信念的，除了对国家残破山河、屈辱现状的一股忠勇之气外，也许还有一种悲怆孤愤在支持他吧？他在路过北宋旧京汴梁时看见仍然留在敌国的中原遗老，为他们记述下了悲愤和苦难：“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范成大虽是南宋的正式使节，可是如果这场交涉遇上凶险，下场要比这些被朝廷弃置不顾的百姓更为悲惨，“平安信”云云，只是事前的宽慰而已。但无论怎样，他还是毅然去做了。

范成大在燕山已秘密以自己名义起草了要求更改受书仪式的奏疏，藏在怀中入朝，到达金廷朝见金主世宗完颜雍时，他先出呈南宋请求归还陵寝的国书，慷慨陈词，金方君臣正倾听国事方面的外交辞令，他忽然奏请道：“宋金两国虽然名为叔侄，但受书的礼仪并不合式，臣有疏请上达。”于是举起朝笏呈上奏疏，金世宗大为惊骇，说：“这里岂是你献疏的地方！”掷疏于地，御前的宣徽大使韩钢也呵斥他道：“既是你个人有所祈请，那么就应该告诉接待的馆伴，这里哪是你上奏的地方？从来使臣也没有敢这样做的！”范成大毫不动容，拾起又进，说道：“这封奏疏如果不能送达，那么臣下归朝也是个死，宁可死在这里！”金世宗怒喝：“教他行了拜礼出去！”韩钢以朝笏压住范成大让他拜伏，范成大屹然不动，直挺挺的说道：“此奏得达，臣愿意下殿百拜！”坚持要将这封奏疏呈达金国君主。当时金廷君臣都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不知所措，上下纷然杂乱，金太子完颜允恭当场就要杀掉范成大，被旁人劝解阻止。又有人建议拘留他，范成大凛然不惧，赋诗明志：“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表明自己已经做好一切最坏的打算，哪怕就是像苏武一样流放到北海牧羊，被勒令公羊生了小羊才许放还这样困苦的处境，他也毫不畏惧。最终，因为范成大的顽强坚持，金世宗到底还是接受了这封奏疏，作出回复，没有答应范成大的要求，却也不敢加害他。

范成大这一趟出使，“二事皆无成功”（《宋史纪事本末》），南宋方面提出归还陵寝、更改国礼的要求均遭到了拒绝，但范成大在金廷凛然不屈的胆气，比之上一次畏惧拘留而软弱屈节的洪迈，却使时人钦佩。据说连金国上下对他的勇敢也极为赞赏，一时成为金国上下景仰的明星人物。使命结束送范成大回朝的时候，负责陪送的使者特地请问他：“可以把阁下所戴的巾帻式样给我吗？我想仿效这个样子做一顶！”这并不是仰慕“上国衣冠”，而是崇拜英雄，虽说范成大这趟使命并未获得成功，但敢于在强势的敌国朝廷之上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抗节不屈，坚持立场，这种无畏的气概，便值得敌方肃然起敬了。

对这一段使金的经历，范成大终身记忆深刻，他在燕山使馆中赋《水调歌头》词，开头一句说：“万里汉家使。”后来常常追和前韵填词，在桂林任地方官时，写道：“万里汉都护。”到成都为官时又写：“万里桥边客。”他这一生做过很多地方上的官员，总是东漂西荡，没有安生的时候，写过这几首“万里”之词后，徘徊市间，颇有厌倦远游之意，于是作了一首诗，称：“年来厌把三边酒，此去休哦万里诗。”一直到快六十岁的时候，他才总算能够安然隐退乡间终老，再用《水调歌头》的前韵写道：“万里吴船泊，归访菊篱秋。”他这数首以“万里”开头的词，现在只存第一首，但另有一首《水调歌头》，首句云：“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可见他漂泊辗转之久，思乡怀归之切。范成大的官位最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却始终未得大用，在中央总是遭受谗嫉，只有到地方上治理才能显出政绩，虽然也蒙受皇帝赏识，却难以施展才华，到晚年也惟有对着孝宗亲笔御书的“石湖”一匾，自我放旷，默观民生而已。

由范成大曾作过数首以“万里”开头的词，不禁想到与他齐名的诗人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的一段轶事：某次有官员设宴为杨万里接风洗尘，席上歌妓唱曲侑觞，唱了叶梦得的名作《金缕曲》，其中有一句：“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便在席间接口回答说：“万里昨日到！”没想到这句玩笑答话却将席间的主人吓了一跳，原来古代触犯别人名讳是极不敬重的事，主人自觉失礼，立即命人将歌妓拘禁处分。其实杨万里的本性诙谐，应答如流，应该不是计较这种过失冒犯的人，这一次开玩笑的回答，却碰上了一个太较真的主人，估计杨万里为这个歌妓求了情后，自己将来也会稍微收敛一下爱玩闹的习性吧。

杨万里和范成大是同榜进士，官位却不如范成大显达，但范成大生前很推崇杨万里，死前特地吩咐儿子：“我的文集不能无序篇，如今四海之内，称得上文字之友的，惟有江南杨诚斋与我交好，是我的知己。除了他，也没有能够给我写序的人了。”范子致信杨万里，将父亲临终吩咐告知他并恳请作序，杨万里读后，百感交集，抱着范成大的遗著哭泣，说道：“我与成大是同年进士，他身为朝廷大臣，与天子论道，坐在庙堂之上发政施令，指挥百官；而我只是一个偏僻地方的小官员，怎么敢称为是他的朋友？他不嫌我浅薄鄙陋，折节下交，我不敢拒绝，也不敢把他当作执政大臣来看，现在他临死前切切叮咛之言，我怎么能忍心推辞呢！”可见他们的交谊，是不以穷通论厚薄，不以尊卑分亲疏，饶有古人遗风。

杨万里与范成大同年齐名而官场不顺，与他自己的个性有极大关系。他外表滑稽，内心却极刚正不阿，在朝廷任职时不惜触犯皇帝也要直言极谏，以至孝宗、光宗两个皇帝都不喜欢他。杨万里也是很有点犟脾气的，他曾经为抗金名将张浚争身后待遇而得罪孝宗，孝宗禅位给光宗后，按规定要修成上一代皇帝的《日历》，杨万里是时正担任实录院检讨官，一般这种实录性书籍应该由他作序，当时的宰相因为孝宗厌恶他，于是改让别人写了序文，杨万里知道后，觉得受了侮辱，便以自己“失职”为名，请求辞职，害得皇帝光宗只得出面挽留。孝宗则更是生气，后来有一次见到有杨万里署名的书册，太上皇孝宗便很不痛快的说：“杨万里怎么还在这里！”光宗不明所以，孝宗忿忿的说：“他曾经在策文中将我比作任用奸佞不思进取的晋元帝，这是什么道理！”这一次终于将杨万里贬出朝廷，任江东转运使。他到了任上后又和朝廷对着干，反对政府颁布的扰民政策，不肯奉诏而得罪宰相，被调往江西。这一调动，杨万里就不干了，索性不去赴任，直接请求退休还乡，以后就再也不肯出来做官，朝廷一再征召起用，他都不理不睬。这种顽固倔强的气性，使得孝宗皇帝说他：“杨万里直不中律！”也就是没有规矩，不服使唤。光宗也对他的脾气大摇其头：“杨万里也有性气！”这两句话传到杨万里耳朵里，他便提笔写了一首自赞诗：“禹曰也有性气，舜曰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对于皇帝的“金口玉言”，他也是照样敢揶揄到底，不服输到底的。

杨万里的诗在诗坛上别树一帜，他从小本来是学江西诗派，后来改学王安石，又改学晚唐诗，总是不满意，有一日忽然恍然大悟，烧毁了旧日作品，开始走自己的路子，别创“诚斋体”一格，可见他个性的特立独行，在写诗作文上也决不肯亦步亦趋。与他齐名的陆、范等人，诗才或有过之，却是谁也及不上他的大胆创新。诚斋体诗的绝妙之处，在于活泼、风趣、幽默，“见者无不大笑，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这与他善说笑话的特点也有极大关系。而杨万里的笑话，又常常都是冷笑话，需要仔细想一想才能回味，他个人的反应速度，却是快得惊人。

《鹤林玉露》中说他跟齐名的诗人尤袤为同僚时，两人常常互相嘲戏，有一次尤袤出一个对子为难他，说：“杨氏为我。”这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典故，诸子中有杨子（即杨朱）一家，他的理论中心是为我主义，号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杨氏”又正对应着杨万里的姓氏。杨万里听了这个对联，想也不想，脱口就对出了下句：“尤物移人！”这是用《左传》的成句：“尤物足以移人。”而尤物一词，后世多以指代倾国倾城、红颜祸水的女子，这一下非但关合了尤袤的姓氏，还取笑了他一回。这种敏捷的机锋，拿来作诗填词，则是善于翻空出奇，往往于最后一句忽然跌落，让人有小小惊讶的欢喜，比如他描写爬山：“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别人劝他将白须染黑，他则回答：“借令白再玄，能令年再少？涅髭只诳客，那可诳妻儿？诳得妻儿著，还能诳面皮？”（《自嘲白须》）这样一层又一层的递进转折，词中也有类似的风格，如这首《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花川谷望月作》：

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不是诚斋无月，隔一林修竹。

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

词粗看并不出色，甚至谈不上名句，但一句一个转折，看到下一句就否了上一句，好象是故意的跟读者拗着干，这种调皮的捉弄，正是诚斋体独有的风趣。杨万里这个人，虽然倔强到令皇帝头疼，却也诙谐得令人觉得他可亲可爱，人如其诗，都是极富个性魅力的。

杨万里的存词并不多，几乎称不上是词人，但他的小词却大都写得灵动流畅，善于摹写动态景物，以《昭君怨荷雨》一首为代表：

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急雨打篷声，梦初惊。

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泻清波。

“跳雨”的比喻，已经很奇巧，而“聚作水银窝，泻清波”这一句描写，如果仔细观察过荷叶上水珠滚动倾泻的情形，就会惊讶他写得是如此生动，虽然语不惊人，却贴切如画。钱钟书评价说，别人的诗都是写静物，惟独诚斋擅长写动态：“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未及其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他另有一首小诗咏荷雨，情景也是一样轻巧活泼：“细雨沾荷散玉尘，聚成颗颗小珠新。跳来跳去还收去，只有琼柈弄水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对自然景物拥有一颗儿童般欣赏好奇的心灵，这又是杨万里性格的另外一个侧面。

杨万里号“诚斋”，这个别号来自他早年去谒见抗金名将张浚，张浚勉以“正心诚意”四字，杨万里终身服膺这句教诲，命名自己的书室为“诚斋”，“终身厉清直之操”、“平生志在批鳞请剑”。他在朝鲠直，时人说他：“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为官清廉，在江东任职期满，库中有余钱万缗，他弃而不取，缴入官中，自己回乡过着“清得门如水，贫唯带有金”的生活，老屋仅能遮风蔽雨，他也不以为意。受他言传身教，家中亲属也简朴过人，妻子罗氏生育了四子三女，都坚持自己哺乳，不请乳母代劳，说：“饿着了人家的骨肉，来喂养我的孩子，怎能忍心？”杨万里的“诚斋”之“诚”，不仅仅是对国家忠诚，对信念志诚，他及家人，对身周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抱有极其真诚的爱心。

杨万里一直活到八十岁，晚年愤于韩侂胄弄权，誓不合作，韩侂胄请他为自己新筑的南园写园记，他坚决拒绝，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 韩侂胄只得改请陆游。杨万里虽然退休在家，却仍然忧心国事，听说韩侂胄擅权乱政，郁怒成疾，家人担心他病情加重，一切政坛消息都不敢告知，有一日旁人失口说出韩侂胄将要北伐用兵，杨万里听后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一直主张抗金，但对于韩侂胄这样为了个人政治前途而轻举妄动，拿战争作赌注邀取名利的行为极为不齿，料定其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后患无穷。这一夜他展转不能成眠，次日早晨兀坐书斋中，连声催促取纸，写道：“韩侂胄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这位既倔强又滑稽、亦真诚亦骨鲠的个性诗人，终究不能以他平素的机趣幽默化解这一腔为国为民的忧愤，“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正是同时代所有爱国志士的悲愤心声。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二十一岁时参加抗金义军，任掌书记，不久投归南宋，历任江阴签判、建康通判、江西提点刑狱、湖南湖北转运使、湖南江西安抚使等职，四十二岁遭谗落职，退居江西信州达二十年之久，六十四岁再起为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不久罢归，四年后病逝。一生力主抗金，支持北伐，屡上方略条陈，均未被采纳。其词成就极高，开创一代豪放词风，有词集《稼轩长短句》。　　【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辛弃疾的词风自古佳评极多，著名的如刘克庄所称：“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很准确的说出了辛词中凌厉无前的英雄豪侠之气，然而在众多评说之中，我却更喜欢近代学者夏承焘的八个字评语：“肝肠似火，色笑如花。”这八个字本来是用来专指这一首《摸鱼儿惜春》而言，但若推之论辛词全貌，乃至由词品论及人品，似乎都无不可。有着豪壮雄爽的英雄肝胆，又具情深意密的儿女心肠，浓烈如火，艳丽如花，从中形成一种夺目而又协调的天然之美，若再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俊爽”。

《摸鱼儿》这首词，梁启超评之为：“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表面上看是伤春，其中却寄托着词人一腔郁郁之情。词前小序云：“淳熙已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已亥是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这一年词人四十岁，正从湖北转运使调任到湖南长沙继续担任转运副使（漕司）之职，这是个掌管财赋的官职，湖南比起湖北来，又更属于南宋的后方，若换了别的官员，可能正喜之不尽，但对于一心抗敌、不愿意只作闲职散官以终老的辛弃疾来说，却不能不为之失望，以至于在同官为他饯行的宴会上，写出这样消沉牢骚的句子。据说宋孝宗读到“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一句，为之“颇不悦”，可见君门万里的天子，都读得出这怨苦之辞深处所隐藏的那一颗不甘不忿的心。

辛弃疾往后六百多年，晚清著名爱国诗人龚自珍，曾有一次在旧纸丛里翻出以纸包裹的一包花瓣，纸包背面小字书写着辛弃疾这一阕“更能消几番风雨”的伤春词，原来是他自己十年前留下的。“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的龚自珍，一时间竟对着这一包旧花瓣泫然泪下，填了一阕《减字木兰花》小词：“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论英雄抱负，龚定庵亦不减于辛稼轩，同样豪情万丈的侠士，却均效多情儿女伤春惜花，作出“清而丽、婉而妩媚”的词句，宜乎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提到唐代宋璟和北宋张咏为例：“昔宋复古、张乖崖方严劲正，而其词乃复有浓纤婉丽之语，岂铁石心肠者皆如是耶？”其实，也许还是小说《儿女英雄传》说的有道理：“有儿女心肠，才做得英雄事业。”没有对人间美好事物的珍惜，又怎么激得起保护守卫的壮志？

龚自珍词中道：“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也许说中了惜春人的共同心结：与其说是惜春，不如说是对自己已逝去青春的无可奈何的哀挽感叹。作这首词时辛弃疾已四十岁，距离他他绍兴三十二年（1162）领兵渡淮水而归宋已整整过去了十七年。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当年他还是二十二岁的青年，已经聚众二千人，与山东义军领袖耿京共图恢复中原之大计。南宋词人中有过军伍经历的并不止辛弃疾一个人，然而遭遇之奇险、事业之宏图如稼轩者，却是绝无仅有。

辛弃疾自先祖起即世居山东济南，中原沦陷于金人之手时，北方有一部分百姓避乱南奔，但也有更多的百姓被迫留居在已沦陷的国土上，成为亡国奴。这批百姓在异族统治下，仍心怀故国，盼望有一日重睹汉家威仪。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决意南下侵宋，迁都至开封，调兵征粮，民间扰攘不安。这给心怀故国的中原遗民一个极好的起兵机会，弱冠年纪的辛弃疾，便聚集了两千人马，在济南附近起义。当时最大的起义兵领袖是耿京，辛弃疾领兵隶属于他旗下，在军中担任掌书记之职，共图恢复。他们一共拥有二十五万兵马，声势浩大。这时完颜亮攻宋，却在采石矶受到宋兵阻击，锐气大挫，后方辽阳留守完颜雍趁机自立为帝，中原地区的起义军也日益壮大。后方的不稳定，完颜亮的暴虐，都使攻宋的金兵内部离心离德，终于激起兵变，完颜亮在瓜洲渡被属下所杀，金兵撤军北归。

宋金战事的消弭，使金方政权得以全力解决中原义军的问题，辛弃疾审时度势，向耿京建议归附南宋朝廷。耿京遂派地位仅次于己的诸军都提领贾瑞为代表，前往南宋接洽。贾瑞文化水平较低，担心若到朝廷，不能合乎礼仪的进行对答，要求加派一个读书人偕行，乃与辛弃疾一同到南宋政府。这时南宋政府的“行在”也就是临时政府设立于建康（今南京），高宗对他们这一干人“即日引见”，授予官职，接洽完成得十分顺利。然而在山东义军内部，却出了意想不到的乱子。

趁完颜亮出师而在后方自立的金世宗完颜雍，吸取完颜亮横征暴敛激起民变的教训，采取了缓和的方针，先大赦天下，称：“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逐步分化铲除义军力量。耿京部下的一支起义军头领张安国，在金人重赏高官的引诱下，竟发生叛变，杀害耿竟，劫持部属投降了金国官府，被任命为济州（今山东钜野）知州。贾瑞辛弃疾等人完成与宋接洽任务，回到海州（今江苏东海）时，面临的便是耿京被杀、义军大部分或溃散或被劫持投降的局面。这时辛弃疾等一行人，无疑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

倘若换了寻常人，在这等情势下也许只能束手无措，退回南宋再图后计，但辛弃疾虽然是文人出身，却极具胆识决断。他曾亲自追击义军中窃印叛逃的僧人义端，及时将他斩首回报，使义军没有遭到更大的损失，连耿京都钦服他的义勇。这时面临耿京的不幸牺牲，他立刻做出了决断，与海州当地军将王世隆等人商议之下，仅领了忠义军人马共五十人，奔赴叛徒张安国所在的济州，径直求见。张安国正与部属酣饮，想不通他们的来意，也恃着自己手领大军，辛弃疾等区区五十人有何威胁？于是出来相见，辛弃疾和王世隆立即动手，当场将他擒拿下来，并动员济州驻军反正，原本属于耿京旧部的上万士兵起而呼应，于是辛弃疾与王世隆把叛将张安国绑缚到马背上，带领万余人马渡河而南，驰往淮泗地区，一路不暇饮食，直驰过淮水，将张安国送往杭州明正典刑，为耿京报了仇。洪迈《稼轩记》如此记载：“齐虏（指张安国）巧负国，（辛）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辛弃疾自己记叙这一段传奇般的经历，则见于他的《鹧鸪天》词里：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这首词的小序为：“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词的上下两阕，呈现出绝大的反差，曾经“心雄万夫”、扬威于万人众中的青年英雄，却不得不在屈抑的处境中终老。“万字平戎策”指的是他南归后一再向朝廷进呈的《美芹十论》、《九议》等抗敌的书策，却均被政府束之高阁。他们这批冒着风险、怀着对故国的热忱来投奔南宋朝廷的义军，却被贬称为为“归正人”，受到歧视与冷落的待遇，被解散后安置在淮南各州县的流民中生活。辛弃疾本人则一直被任命为闲散的地方官职，唯一能够用到他军事才能的，也就是利用他去镇压荆南起事的茶商军。如果论物质方面的待遇，辛弃疾来到南宋后生活之优厚在当时词人中可谓首屈一指，著名的江湖游士刘过、姜夔等都曾受过他丰厚的馈赠。然而辛弃疾的志向，本不是安于富贵的文臣，而是一心渴望着战场杀敌、报效国家的壮士，他的血液中燃烧着不甘沉寂的烈焰，正如《白雨斋词话》所评：“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子仪）、李（光弼），为岳（飞）、韩（世忠），变则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这种压抑不住的英雄豪气，在他归宋早年任建康府判时所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中便已显现：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邓广铭所作《稼轩词编年笺注》认为该词当作于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第二次任建康通判时，“盖当南归之初，自身之前途功业如何，尚难测度；嗣后乃仍复沉滞下僚，满腹经纶，迄无所用，迨重至建康，登高眺远，胸中积郁乃不能不用一吐为快矣。”“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用的是《世说新语》中桓温的典故：桓温北征，经过金城，见自己过去种的柳树已长到十围粗，便感慨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不禁泫然流泪。辛弃疾同桓温一样，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杰人物，何况作此词时，他尚属三十五岁的壮年，正是大有作为之年，在东南辐集之地的建康府担任官职固是美差，奈壮志难伸何！辛弃疾祖先世代为山东济南人，因为心向故国，不惜领兵驰骋，渡河淮长江之水以来奔，然而始终作为“归正人”而被歧视冷落闲置的处境，使他在这故国中却成为身份微妙的游寓旅客，怀归而未能，只能徒然拍遍栏杆，醉看吴钩，排遣这一股郁然难平的英雄之气。辛弃疾并不讳言自己以英雄自居，以功业自许，他词中叙说志向，是“袖里奇珍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就像他在另一首怀念军旅的名作《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中所写：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是他为志同道合的好友陈亮“赋壮词以寄”，虽是驰骋想象，却是他前半生真实的人生经历，与后半生一直不能实现的理想抱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就像他不讳言以英雄自许一样，他也不讳言自己在追逐生前身后的荣名。然而这首豪情盛概的壮词最末，却是一个陡跌千寻的结句：“可怜白发生！”时势对英雄的最无情，莫过于使其无所作为而终老。陆游词道：“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也正可移来作为辛弃疾的写照。

“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这是陈亮对辛弃疾画像的赞语。他是天生的英雄，却不是生就的词客，少年的时候，辛弃疾还在金国统治下的济南书塾中读书，同学里有一位党怀英与他关系很好，两人都文才出众，并称“辛、党”，但这两个才华相若的同门却志向不同。《宋史》本传说辛弃疾曾经和党怀党一起用蓍草占卜以决定将来的去向，党怀英占得《坎》卦，性属水而静止，于是留在金国，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辛弃疾则占得《离》卦，性属火而流动，遂决意南归。《玉堂嘉话》说辛弃疾心怀故国，“誓不为金臣”，有一回与党怀英登上山丘，置酒赏景，辛弃疾举酒对党怀英说道：“朋友你安心留于此地，而我将从此离开了！”他是带着建一番功业的雄心奔驰向自己心目中的故国的，也的确多次证明过自己有建功立业之才。渡江之初，有领五十兵士冲入五万军中生擒叛徒的壮举；镇守湖南潭州（今长沙）的时候，冒着各方面的阻挠，仅以数月功夫就建立了一支精锐的抗金军队“飞虎军”，使“北虏颇知惮畏”。但在更多的时候，他却被朝廷一再闲置，废居在家的岁月竟达二十年之久，这其间的怨愤不平，自然可以想象。

辛弃疾的词“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毛晋《汲古阁本稼轩词跋》）但他也不是绝无婉媚绮丽的作品，如这首《祝英台近晚春》：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

这首词与那篇“肝肠似火，色笑如花”的惜春词《摸鱼儿》主题相似，笔法却显得更是缠绵宛转，执著深情，几句甚至可以说是无理的痴问：“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一片楚楚动人之态，令人魂销心醉。这样的作品大异于辛词往日风格，清代有人评价道：“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昔人论画云：‘能寸人豆马，可作千丈松。’知言哉！”所谓“能寸人豆马，可作千丈松。”指的是要先具有细节刻画的功力，才谈得上气势磅礴的高境界创作。稼轩的这一枝笔，正是能放能收，亦刚亦柔，后人将他归之于“豪放派”，其实只是举其大概而言，如果全面观之，豪放、婉约，各举一隅，又岂足以概括辛词的风骨呢！

宋人张义端《贵耳集》中给这首词傅会了一段本事，说是辛弃疾原有一个出身官宦人家的小妾吕氏，因为犯了一点很小的过错便被逐出家门，辛弃疾为她作了这首《祝英台近》词，“宝钗分，桃叶渡”者，一开始就是说爱人分别的场景（钗有两股，古代爱人分别，常常将一枝钗拆开各执一股；桃叶渡则是王羲之送别爱妾桃叶的地方。）后面的缠绵哀感之情，都是为此女而发。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也只能聊备一说而已。

辛弃疾在那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词最末说道：“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可见英雄失意之际，也不是没有向温柔乡中寻求安慰的想法，所谓：“试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从词集中考索，辛弃疾家中的“红巾翠袖”也的确不少，单有名字记载者，就一共有六人：整整、钱钱、田田、香香、卿卿、飞卿。据说田田、钱钱二人都是以本姓而取叠名，“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飞卿也能替主人作答书，整整擅长吹笛，有这一支才貌双全的女儿队陪侍，想必辛弃疾也能在失志的抑郁中得到一丝慰藉？可是，就像传说中令他恋恋不舍的吕氏到底也与他“宝钗分，柳叶渡”了一样，这些侍儿爱宠，也都似乎在辛家未曾长久。

《稼轩长短句》中有“侍者阿钱将行，赋钱字以送之”的词作，可见“善笔札”，能做辛弃疾女秘书的钱钱最终是离开了辛家；另一首词“题阿卿影像”则说：“有时醉里唤卿卿，却被旁人笑问。”卿卿走了之后，辛弃疾还保留着她的画像，多半心中也眷恋难舍。但究竟是什么缘故使他忍痛遣出这些爱宠呢？词中自然找不出端倪，但同时代人所作《清波别志》，却记载了另一桩遣婢的事，值得玩味：辛弃疾废居在上饶的时候，有一回老妻生病，请医生来看诊，正值擅长吹笛的爱婢整整陪侍在旁，也许是这次妻子的病实在厉害吧，看出医生对整整似乎有喜爱之意的辛弃疾，便指着她许诺道：“若是能够治愈老妻的病，我就将这个婢女赠送给你。”医生自然尽心竭力的治疗，不出数日辛妻的病好了，辛弃疾果然并不食言，践约赠整整给医生，并口占《好事近》词以送之：“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帛？只有一个整整，也合盘盛得。下官歌舞转凄凉，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送别的词写得颇是风趣，似乎是说自己废居在家，经济拮据，只能将整整当作贵重的酬劳赠给医生，哪怕她一去歌舞凄凉，也说不得了！但后面紧跟着又说：“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却于揶揄中流露出仿佛无奈的话音来，说不定老妻之病，正是看不得这些“娇滴滴的小妖精”所致，怕惹起醋坛再度打翻的辛弃疾，也只有当机立断予以解决吧。大约这样也是他权衡过的两全其美的结局：家庭得以和睦，整整等人也可以找到一个更关心爱护她们的人而终身有靠。其实说到底，辛弃疾虽有儿女之情，却不是一个沉湎于儿女情长的人物，在种种选择中间，他始终是理智大过情感的。

能让辛弃疾有所忌惮的“老妻”，其实也可以说是他相濡以沫的糟糠妻。辛弃疾的岳父姓范名邦彦，是山东邢台人，在北宋时曾入过太学，后来随着靖康之变，被陷身于金国统治之下，但他忠于故国。一心想回归宋朝，心想：“只有入仕，才能达成我的志向。”于是应举及第，求得靠近宋金边境的蔡城县令之职，绍兴三十一年的时候，范邦彦趁金国不备，振臂一呼，率领豪杰打开蔡城归降宋方，合家到了南宋。辛弃疾南归之后与范邦彦相识，两人都是山东的英豪人物，又同为南宋的“归正人”，一见如故，范邦彦遂将女儿嫁给了正英雄年少的辛弃疾。虽然不知道辛弃疾与范氏个人的恩爱如何，但翁婿志同道合、相得甚欢的交谊，无疑也给这桩婚姻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出于宋代文人普遍的风流习气，他也留情于“红巾翠袖”，选歌征舞，但对这位他总是亲昵的称为“老妻”的结发妻子，却始终保持着亲切与敬爱。

还在北方起义军中时，辛弃疾追杀窃印叛逃的和尚义端，追获之后，义端哀求说：“我知道你的本相，你是青兕（一种犀牛）投胎，性能杀人，求你千万别杀了我！”辛弃疾毫不理会，仍然将他斩首回报。到南宋之后，在湖南任上被人参劾去官，罪名是：“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虽然前一种传说有装神弄鬼的嫌疑，后一种说法也不无政敌的夸张其词，但其中有一点想必是正确的，就是辛弃疾本人，的确也有着“杀人心斗起英雄胆”的凌厉狠决的一面。但除此之外，他的性格在英雄豪情中，还有平易近人、滑稽可喜的另一面。

他的平易近人，表现在对乡村生活的欣赏与热爱上，象“稻花香里说丰年，惊起蛙声一片。”、“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这些名句，在中小学课本中就已经耳熟能详。辛弃疾号“稼轩”，这个别号来自于他对农业生活的认识：“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所以命名自己的居所为稼穑之稼，由此可见出他讲求踏实，不因自己已经跨入士大夫的阶层，就瞧不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他的滑稽可喜，则表现在不但善写英雄词，也善于写谐谑词，他曾经因儿子要求他置办田产而赋词“骂之”，说：“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拿词骂子，已属奇特，而这两句联语浑然天成，切中要弊，可谓骂也骂得一针见血。另有一首谐谑词，则是他发誓戒酒的奇趣之作《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於知已，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於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后人批评这首词说：“非倚声本色。”如果将抒情看作词体的“本色”的话，这首词的确毫无抒情之体，简直可以说是一出短小精湛的滑稽戏，而词句之中，又连用古典和熔铸成语，比如刘伶的典故出自《晋书》以及《世说新语》：刘伶好酒，出门的时候常常命人拿着锹锸等工具跟随在后，说道：“喝酒醉死，就挖坑埋了我吧！”“真少恩哉”用的是唐代韩愈《毛颖传》的成句：“秦真少恩哉！”这是毛笔感叹“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疎”的话，词人在这里借用成语感叹酒杯所说：“醉后不妨死便埋”的话：“酒杯啊酒杯，你对我这个知己朋友，竟是这么冷酷无情么！”一方面承认酒杯的话有理，另一方面它竟然教主人醉死拉倒，毫无动容，岂非忍心无情！“吾力犹能肆汝杯。”出自《论语?宪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的力量还足够和你拼命玩完！”最后酒杯的回答，是改自《史记?汲黯传》的话：“招之不来，麾之不去。”酒杯反其道而行之，回答主人说：“你要我离开我当然立马就走，等你叫我的时候，我也会很快回来的哦！”明知主人无法弃绝而故意卖乖，显得俏皮而又可爱。这首戒酒词写过不久，辛弃疾果如所料的又破了戒，重新用这个词调和韵脚作一首开戒词，一开头便说：“杯汝知乎？酒泉罢侯，鸱夷乞骸。更高阳入谒，都称齑臼，杜康初筮，正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麹蘖埋。”想喝酒了，于是再度举出前贤饮酒的例子来跟酒杯商量，也是为自己开脱，酒杯则附和回答：“病岂无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沈灾。”相当于说：“是啊，你上回说我害得你生病，其实也不过是杯弓蛇影的乱猜疑罢了！整天喝得醺醺大醉的陶渊明，人家都在酒中找到了至乐的境界；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反倒想不开自沉而死——其实还是喝酒的好嘛！”所以主人就坡下驴，说：“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这一场戒酒叱杯的小喜剧，最终是以酒杯的胜利为终结。虽然一切镜头均由辛弃疾本人自编自演，其中也不无借此发泄的牢骚忿怨，但两首词的整体格调，毕竟是谐谑滑稽的。后来辛派词人刘过仿效这种风格作错乱时空的荒诞剧《沁园春?寄辛承旨》：“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虽然风貌逼似，词中的意蕴，比起稼轩来却是差多了。大约一者刘过没有辛弃疾的大才，二者也学不到他真正的玩世不恭的风骨吧。

南北两宋的词人，堪推为领袖人物者为苏、辛，将两人并举，不仅是因为他们都属于“豪放派”的宗师，也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具有大家的风范。如苏词中有“大江东去”的高调，也有“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的婉转咏物之作；辛弃疾词的代表作大多豪气纵横，不可一世，后人甚至誉为“词中之龙”，但是倘若综观其词全部，又可知不单单只是豪情胜慨而已，一样也有前面列举的这些或婉约或谐谑、情味宛然的作品。

如果以自然界的风光来作比，苏词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如行云流水，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于变幻多端中见潇洒自如；而辛词则似万里丛山，随步换景，有奇特雄壮，也有幽雅俊丽，是一种鬼斧神工的恣肆。读辛弃疾的词，最令人惊讶的就是他能将那么多复杂典故用得挥洒如意，毫不掣肘。例如有一阕《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词，《七颂堂词绎》称之为词中的《恨赋》，小词似辞赋一般罗列大量的典故与意象：“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一气磅礴，盘旋而下，虽然句句都是用典，却自然浑成，让人忘了这是典故，只觉那一股悲郁难平之意塞满胸臆。王国维评说：“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另外有一首当时人即认为“用事多”的名作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被推许为稼轩词中的压卷之作，辛弃疾平生也对此词极为得意，不但多次在宴会时命唱，而且虚心问取宾客改进意见。岳飞的孙子岳珂当时是他的座上宾，提出批评道：“后辈无知，不敢妄评，只觉得此词只有一处缺点：所用典故似乎稍微多了些。”辛弃疾听后大喜，酌酒相敬，对座中诸客说道：“这句话实在是深中我的弊病啊！”于是思考修改，据说“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以他词学宗师的身份，已经发觉了作品的缺陷，却无法进行修改，这一点说明所谓“缺点”，其实并不是修辞的毛病，而是他词中所欲表达的复杂意蕴，是决不能通过更换语言而再度贴切表述出来的。

《永遇乐》词写于辛弃疾的晚年，作品的历史背景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由外戚而入相的韩侂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决意发动北伐，当时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废居已久，也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出镇江防要隘京口（今镇江）。辛弃疾的一生志向就是北上伐金，恢复中原，到垂暮之年终于能看到朝廷有北伐之意，并且打算任用自己，心中原本应该欢喜鼓舞，但他毕竟是经历过厮杀征战的将领，在军事战略上的看法是独立清醒的，透过朝廷政治斗争的形势，看穿北伐目的之不正、战争准备之仓促，难免忧虑万千，不能平静。他不像朋友刘过那般乐观的向战争的发起人颂扬：“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而是带着不安回顾历史上的往事：“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这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事，他曾三次北伐，均告失败，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最后一次，他听说手下将领陈说北伐策略，“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的具体所在考据甚多，有一种说法是在今中蒙边境戈壁阿尔泰山脉地方，汉代时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追击至边境，“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即在山上行封禅祭天仪式，标志己方的胜利，宋文帝“有封狼居胥意”，其实带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必胜欲，这场北伐的结局，是大败后造成北魏拓拔焘趁势大举南侵、南朝一蹶不振，宋文帝“北顾涕交流”，史载他在敌人逼近建康对岸时登上石头城北望，对手下叹息：“檀道济若在，岂能使胡人猖獗到如此地步！”檀道济是南朝名将，却被朝廷忌功杀害，死前愤怒的说道：“你们这是自坏万里长城！”内毁良将，外乏形势，这么草率的发起战争，哪有胜利的道理？辛弃疾明知这时南宋的情况，与近八百年前南朝的轻率北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担心历史的悲剧又会重演——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担心完全是正确的，韩侂胄的开禧北伐，一样以惨败而告终，连这位韩丞相本人，也落了个被南宋朝廷派人暗杀、将人头送给金方求和的下场。而到那时候，辛弃疾已经解职回家，撒手人寰了。

韩侂胄这次起用辛弃疾，并不是真的打算使用他，而是看中他抗战派领袖的身份，借他的名气以邀众誉，获取舆论支持而已，辛弃疾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所以才会在词的最后慨叹：“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是赵国的老将，晚年废居在家，赵王抗秦失利，又想起用他，派使者到他家去看他的饭量如何，也就是想知道他到底还能不能为国出力。廉颇在使者面前表现得很健壮，但使者受了廉颇仇人的贿赂，回去却说廉颇老迈不堪使用。辛弃疾的遭遇，与廉颇有相似之处，其心中愤慨忧虑，则更有过之。

韩侂胄这次利用完了辛弃疾之后，果然便将他重新抛回闲置的处境当中去，所以辛弃疾在解职回家的时候愤然质问道：“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真好龙？”在临终之前，他也慨然叹息说：“韩侂胄岂是能用辛弃疾以立功名者？辛弃疾岂是依附韩侂胄以求富贵者？”他一生的志向，只是为国报仇，北上恢复中原国土，使千千万万像自己一样流落在敌国统治下的同胞们，回到故国怀抱。然而这个理想终究归于幻灭，自二十二岁就举兵起事、渡江来归的辛弃疾，在漫长的岁月里蹉跎了青春、虚掷了热情，由英雄而闲置成词客。到老来受韩侂胄起用参赞北伐，也不过是一场泡影，况且这场起用未给他达成壮志，反而累及身后：辛弃疾去世仅仅一年，由于韩侂胄北伐的失败，南宋朝廷追究责任，遂有人上书参奏已不在人世的辛弃疾：“迎合开边，请追削爵秩，夺从官恤典。”生前遭际，身后待遇，实在堪愤懑、可慨叹！

辛弃疾去世时“家无余财，仅遗诗词、奏议、杂著书集。”安葬在铅山县南十五里的阳原山中（在今铅山县永平镇陈家寨古楼门村彭家湾）。六十八年之后，南宋朝廷已到了日薄西山的末世，度宗咸淳年间，担任史馆校勘之职的谢枋得路过辛弃疾墓，投宿于墓旁祠堂中，到夜间的时候，忽然听见祠堂上传来疾声大呼，声音如同有人愤然而作不平之鸣，呼啸之声从黄昏开始，一直到三更都不绝响，靠近谢枋得寝室的声响，更是愈响愈悲哀，满寺数十人都惊恐不已，以为是神明显灵。谢枋得于是披衣而起，秉烛作文以祭奠这位雄心壮志遭到屈沉的英雄词客：

“……二圣不归，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归王化，大仇不复，大耻不雪，平生志愿百无一酬，公有鬼神，岂能无抑郁哉？六十年来，世无特立异行之士为天下明公论，公之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见君父，当披肝沥胆以雪公之冤！”

祭文读到这里，门外悲鸣大呼之声蓦地平静，于这一片寂然之中，谢枋得却更深的感受到了英灵不泯的悲愤之情。辛弃疾生前有词云：“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的确，对于他这“词中之龙”也堪称为人中之龙的好男儿、真英雄来说，一直压抑着他不得骋其骏足的环境，是那么局限狭窄，却又冲不破、摆不脱，只能以满胸积郁不平之气，发为狂吟大呼，他悲痛着国事，也悲慨着自己，可是，命运如此，即使这一腔悲愤之情不肯没入黄土，在身后犹疾声大作、警醒世人，却又奈此时势何？

谢枋得作过这篇祭文之后，果然恳请于朝廷，于宋恭帝德祐初年（1275）给辛弃疾加赠太师之衔，谥为“忠敏”。然而，这也是南宋临安政府覆灭前的最后一任皇帝，最后一个年头，过此之后，辛弃疾生前耿耿于怀欲恢复的河山、欲保护的国家，都告颠覆，连为他作祭文的谢枋得自己，也成为了旧朝的遗民，死于抗节不屈。南宋百余年的梦华，到此烟消云散，回顾这段历史中曾经曜曜生辉却又终归湮灭的数颗明星，可堪浩叹！这一场亡国，南宋朝廷或是咎由自取，可是曾经为它付出心血、竭尽一生为之努力的英雄，又当如何消此愤懑之气？还是谢枋得在祭文中评价得好：

“使公生于艺祖、太宗时，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公没，西北忠义始绝望，大仇必不复，大耻必不雪，国势远在东晋下，五十年为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义，无责焉耳！”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一生颠踬，曾因反对和议、主张抗金而遭诬入狱，直到绍熙四年（1193）进士，授职未赴任即卒。文章气势极甚，纵横犀利，词多议论，常与辛弃疾唱和，是辛派词人中重要人物。有《龙川词》。　　　【水调歌头】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藳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就词论词，这首题为“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的《水调歌头》在艺术上并不能算是上乘的作品，但词中洋溢的爱国热情与自信精神，却自有一种奇伟之气不可磨灭，“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一气呵成，义正词严，虽然直白无饰，缺乏一唱三叹的蕴藉美，其气势之磅礴，声调之高昂，却有振奋人心的力量。《龙川词》以之压卷，洵不为过，而词作者陈亮其人，也是同样意气昂扬的奇男子。

陈亮在《宋史》中入了“文苑传”，其实以他的抱负和才能，如果得以施展，作一个政治家才更符合他的的本来面目。他生而目光有芒，自幼才气超迈，最喜谈论兵事，议论风生，下笔洋洋洒洒，数千言一挥而就，多是分析时政的议论文。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目总目提要》中间评论陈亮：“才辩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赵括、马稷狂躁偾辕。”认为陈亮的议论，有些近于大言炎炎，未必符合实用，如果正式成为政治家，也许会像赵括、马稷等纸上谈兵的人物遭到惨败的下场；而明代方孝孺的说法却相反：自己最初读陈亮的议论文，见他下笔驰骋，发论皆惊人可喜，以为他只不过是个逞意气的狂生，未必足以实用，后来读到他向宋孝宗的四次上书，不觉慨然而叹，因其洞明有识而感到毛发上竖，森然敬畏。呜呼！陈亮岂是狂生？分明是一个俊杰丈夫啊！方孝孺是以气节见称的忠臣，所以赞赏陈亮在文章中流露出的铮铮骨气，尖锐见识；纪晓岚却是老于官场的侍臣，深知这样一往无前的气概虽然可嘉，在复杂的政坛官场之中却未必吃得开。由于陈亮始终没有得到施展胸中抱负的机会，也无法为自己的能力作证明了。

陈亮曾向孝宗四次上书，每次都震惊朝野，却也由此得罪当路，受到牢狱之灾。他第一次上书的时候，孝宗为之惊异累日，以为是空前绝后之言，召来执政大臣询问：“当从何处下手？”因为陈亮是布衣身份，皇帝想特许入朝，超拔他入朝主事，又欲将这篇文章贴在朝堂之上，以激励群臣。皇帝对陈亮的异常赏识，左右大臣还未知内情时，丞相曾觌已探知了消息，打算先拉拢陈亮为己用，前去拜访，陈亮不屑于见这个有私心的重臣，宁可跳墙逃走也不见面。曾觌认为他不给面子，怀恨在心，别的大臣也恨陈亮直言无讳，群起攻击，阻碍他进入朝廷，不但打消了孝宗原来重用陈亮的想法，而且以“都堂审察”的名义对陈亮进行讯问。陈亮面对朝臣的无礼对待，毫不畏惧，对答如流，“皆落落不少贬”，更进一步得罪群臣，不欢而散。

过了十日之后，陈亮又叩阙连上二书，议论剀切，孝宗打算任命官职，陈亮笑道：“我只想为社稷开创数百年的基业，哪里是用以博取一官半职的呢！”便即渡江归去。他归乡后日日落魄醉酒，与同邑诸生员中的狂士纵饮，醉中戏为大言，有涉及犯上的内容，一个士人和他有仇隙，到刑部去告发了他。刑部侍郎何澹任主试官时曾黜落陈亮，陈亮愤然不平，多次公开说不满的话，何澹知道后衔恨在心，遇到这个机会，立刻将事情作为重大案件上报。陈亮被关入大理寺狱，拷打得体无完肤，以不轨的罪名屈打成招。事情传播开去，孝宗知道是陈亮出了事，派人暗访探知确切消息，后来刑部将给陈亮定罪的文书进呈取旨，孝宗将案卷扔在地上，说道：“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有了皇帝的金口玉言，陈亮才侥幸死里逃生。

经历这连续三次上书，一介布衣的陈亮，既成为名闻天下的人物，也成了朝中大臣的眼中钉。但不论是奇誉还是谤毁，甚至几乎致命的牢狱之灾，都没有影响他的满腔豪气、报国热情。他游览到镇江时登临上著名的多景楼，眺望滚滚一江天堑水，想到南北形势，赋《念奴娇》词：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面对划分南北疆界的鸿沟天堑，他想到的是争雄竞胜，进取恢复，而不是像历史上那些缺乏远见的小朝廷，只会负固偏安，“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其实岂止是六朝人“只成门户私计”，南宋朝堂之上蝇营狗苟，哪一个不是只求目下安逸，忘却长远利益的“门户私计”？从高宗一意求和的时候开始，南宋小朝廷便定下了偏安的基调，中途虽然也有皇帝大臣有过恢复之志，但无不是一遭失利，立刻就又回到议和的老路上来。陈亮作为一个爱国志士，收复北方失地、一统汉家河山的热望始终未曾平息，早在隆兴初年，朝廷与金人和约成功，朝野欣然自得，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休养生息，惟有在野之身的陈亮力持不可，写了《中兴五论》，力主恢复，反对议和，这封万言书进上朝廷后有如泥牛入海，压根儿得不到回音。到孝宗朝他几番上书，皇帝虽有意任用，却又遭到时臣之忌，险些冤死狱中。一再的挫折，一再的失望，但他的志向并未因打击而中辍，当高宗驾崩时，金方来吊唁的使者礼数简慢，轻侮南宋君臣，陈亮有感于孝宗的知遇之恩，特地到金陵视察形势，又上一疏，意欲激起孝宗的恢复之志，可是当时孝宗已打算禅位给养子光宗，这次奏疏又未得到回报，只落得“在廷交怒，以为狂怪”。陈亮又遭了一次报复打击、陷害入狱之后，终于被彻底排挤出政坛中心。

受过几次三番挫折的陈亮，开始将满腔豪侠之气用于“厉志读书”之上，自称：“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这番话并非是空洞大话。同时他也开始江湖漫游，结交豪杰，其中以他与辛弃疾的交往，最为词坛所艳称。

据野史的记载，陈亮与辛弃疾的结交颇具武侠色彩：辛弃疾才自北方投奔南宋朝廷时，寓居江南，陈亮特地前去拜访。辛弃疾家门口前面有桥，陈亮所骑的马惧水不肯过桥，三次驱赶三次退却，陈亮发怒，拔剑斩落马首，徒步而行。辛弃疾当时正在自家楼上，看见来者如此行为，不胜惊异，立即命人去探问这是何等英雄，而适时陈亮已到达门口，两人遂一见而定交，成为好友。

十数年后，辛弃疾已做了方面大员，镇守江淮，陈亮尚自贫穷落魄，于是造访辛弃疾，两人相谈天下大事。辛弃疾喝到酒酣耳热之时，纵论南北军事战略，大发议论：“倘若如此如此，南方可以一统北方；如此如此，北方又可以吞并南方。杭州的地势，做不了帝王之都——要是想攻打的话，只须截断牛头山，天下的援兵就无法到达；西湖一决堤，都城居民都要成为鱼鳖！”饮罢，辛弃疾醉宿陈亮斋中。陈亮夜中思量，心想：“幼安平素沉重寡言，这次因酒失言，显露了胸中异志，等到醒悟，必定要杀我灭口。”于是中夜盗了辛弃疾的骏马逃走。后来陈亮致书辛弃疾，信中将那一夜的失言之事隐约透露，以此要挟，借十万缗钱解困。辛弃疾只得如数与之。并为此作了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的词，便是那首脍炙人口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故事虽然颇为曲折有趣，却只能当传奇看，而不能认为是真事。“决西湖水”云云，在正史上其实是陈亮自己勘察了杭州内外地形，发现都城地势低于西湖水面，发出的喟叹和担忧，并不是辛弃疾酒后失言对南宋朝廷所蓄的异志；而辛弃疾素以豪奢出名，曾经一次就给刘过以一千缗的厚馈，陈亮要向他借贷，也不至于以要挟的手段出之。

辛、陈的相识，大约是孝宗乾道年间陈亮在临安做太学生时开始来往。辛弃疾是不世出的英雄词客，陈亮也是以豪侠闻名天下的人物，两人一见相投，“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堪称志同道合之友。清代刘熙载评价云：“陈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两个都不为当世所容的英雄，在相遇中都有一种终于得到知音的叹赏，这使他们的友谊既深且诚，带有惺惺相惜的印照。

辛、陈二人的交游佳话，当推盛传文坛的“鹅湖之会”，这是在淳熙十五年（1188）的冬天，辛弃疾正废居江西上饶，陈亮自浙江东阳来探访他，并寄信给同为二人好友的朱熹，约在江西铅山的紫溪相会，共谈天下大事。辛、陈二人同游铅山之东鹅湖，到紫溪等待时朱熹却未至，陈亮遂飘然东归。别后辛弃疾恋恋不舍，次日想追回陈亮再挽留他住几日，冒着大雪追到鹭鸶林地方，雪深泥滑，再也无法前行，只得在小村独饮，怅然久之，只恨分别时自己没有挽留成功。这一夜辛弃疾在投宿处转侧不能入睡，听见邻家笛声悲苦，愈增凄凉，于是赋词以抒怀。过了五日，陈亮来信，索取近日的新词拜读，隔着千里之遥，两人却似乎有心灵感应，辛弃疾不觉失笑，于是将那首因思念而作的《贺新郎》词缄封寄去：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陈亮接到这阙词后，感辛弃疾怀念之诚，这一次相会短暂，自己胸中也是一股英雄气勃勃难消，于是即和辛词韵亦作《贺新郎》一首：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

胡妇弄，汉宫瑟。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这首词是“和（辛）见怀韵”，但词中却是尽情抒发自己年已老大、壮志难酬的感慨，这也正是被朝廷弃置不用废居江西的辛弃疾心中所痛。陈亮这一次前往江西拜访辛弃疾与约见朱熹，可知有着商略一番大事的雄心，但朱熹失约未至，使他不禁失望，对着挚友抒发自己急切焦虑的心情：“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中原的老一代遗民日渐凋零，新一代百姓已渐渐习惯了异族的统治，等到连留在沦陷土地上的同胞也淡忘了靖康之耻亡国之恨的时候，我们还谈什么一统河山，报仇雪恨？根据后人的猜测，这次约会朱熹不到，很有可能就是不愿意加入他们所关注的国事战事谈论，因此以失约而作回避，陈亮在失望之外，更深刻的体会到知音之难觅，只有辛弃疾才“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辛弃疾恨挽留之未遂，他又何尝不自悔匆匆离去，失去了与这唯一知己更深入长谈的机会呢！这首和词寄去，辛弃疾读后，又用此韵答了一首：

老大犹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陈亮的和词中自称：“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所谓“妍皮痴骨”，也即是聪明脸孔苯肚肠，这是前秦姚兴轻视南燕慕容超的话，陈亮用以自嘲，辛弃疾因此在词中慰藉他说：“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东晋的祖逖和刘琨中宵闻鸡起舞，为的是北伐收复中原失土，志向正与辛、陈二人相同。辛弃疾虽然也叹恨朝廷不用真才，“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说得沉痛之极，他身为“归正人”，满腔的报国热忱却遭受冷遇，正如千里马被弃置用来服拉盐车的苦役，而那些附庸风雅的上层贵族们，却宁可出重价购买骏马的遗骨供奉，以博取爱才识才的美名，这是何等荒谬的现实！但辛弃疾的心情却不像陈亮一样急噪绝望，“看试手，补天裂。”既是对陈亮说，也是对自己的宽慰，他仍然怀有高迈的志向、不屈不挠的信心。陈亮接到这首答词后，再以前韵和之：

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亏杀我、一星星发。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椿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霸、又成痴绝。天地洪炉谁扇鞲，算於中、安得长坚铁。淝水破，关东裂。

词中开头即追溯了自北宋即开始的屈辱外交政策：“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这句话是指宋仁宗为岁贡银绢的屈辱强加辩护，自称：“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此物非所惜也。”陈亮对此发出讽刺的冷笑，认为这只是宋朝积弱积贫的原因。词中他再次慨叹说：“亏杀我、一星星发！”仍然对光阴流逝老大无成而感到焦躁，想起与辛弃疾相会时两人纵谈天下大势，勾画军事蓝图，辛是带兵之将，陈有战略之才，可是两人拳拳之志，终究“也成痴绝”。天地好比洪炉，人生犹如铁在炉中，岁月的变迁就像风扇猛力扇火，什么坚铁不被消熔呢！他这样急切的渴望建功立业，惧怕年华老去，或许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他的身体已渐渐有所不适，生怕有一天会因为健康问题而导致自己的报国之志成一场空话。鹅湖相会一年之后，陈亮又重新想起这次互相酬答的《贺新郎》词，最后一次和此韵作词：

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陈亮的个性刚烈而狂怪，他曾说自己每次念及国事时，“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掌大笑。”这些如狂如颠的举动，也正是他满胸臆间积郁难舒的表现，他怎么也不能享受安闲岁月，哪怕自嘲的说要卖去宝剑去买犁耕田，做一个不理世事的平民，一转念，却又是：“壮士泪，肺肝裂。”这种火一般的执念驱使他不能停下，不甘停下，时势却又容不得他上前一步。这样的折磨，实则是在慢慢消耗他的生命，他与辛弃疾分别不过一年，已经自称：“新著了、几茎华发。”这些话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或许有所夸张，有所矫情，但联系陈亮的情况，却可知实情要比他自己轻描淡写来得更为严重——写过这首词的五年之后，陈亮便猝然去世，亡年五十二岁。鹅湖之会，竟成了这一对挚友的永诀。这五首互相往还叠唱的《贺新郎》词，也就成为词坛上永久的留念。

从与辛弃疾唱和词来看，陈亮的词比之辛弃疾，要略少一分沉郁顿挫之感。他的性气比较粗豪，也比较外露，常常在词中不加掩饰的直陈志向。据说他每填一首词成，都要自叹：“我平生的经济之怀，大略已陈述其间！”可见他是将小词当作政论来作，不免缺少一种诗歌独有的艺术美。不过，这也只是就弊病言之，不能一概而论，陈亮的词作里，也有做得极其幽雅淡秀、隽永不尽的，如下面这首《水龙吟》词：

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迟日催花，淡云阁雨，轻寒轻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

寂寞凭高念远，向南楼一声归雁。金钗斗草，青丝勒马，风流云散。罗绶分香，翠绡封泪，几多幽怨？正销魂又是，疏烟淡月，子规声断。

这一首词题作“春恨”，笔力颇似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词，辛弃疾的词中有“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句子，孝宗读后不悦；陈亮这首词中“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一句，显然也有影射，《艺概》称：“言近指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宗留守指名将宗泽，其人抗金之志不得伸，临终时长吟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大呼三声：“渡河！”而死，这一股烈烈愤慨之意，令人酸鼻痛心。陈亮在春恨词中藏有如此抑塞不平之气，幸亏没有被人拿去罗织罪状，也是他的好运了。与这首《水龙吟》类似的词还有《虞美人》，末句云：“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后人评为“疏宕”，词风已接近婉媚一派，可见志气天纵，生来以英雄自期、锋芒逼人的陈亮，也不是没有软款幽微的情怀。只是他的这些词虽明媚淡雅，却不妖冶浓艳，一片幽情纯任自然，所以后人评说：“龙川词读至卷终，不作一妖语、媚语，殆所称不受人怜者与？”

陈亮五十二岁时中了进士，其策对试卷由光宗亲自拔取为第一，启封后知道是陈亮，光宗愈加喜悦，说道：“我选中的果然不错！”陈亮在半百之年，似乎终于得到了进用的机会，可是就在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的任命下达时，他却猝然去世。在及第后的谢恩诗中，他还在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可是早已被急切焦虑折磨得满头白发的老书生，到底等不到施展抱负的那一日。陈亮卒后辛弃疾作祭文悼之，称赞他：“智略横生，议论风凛。使之早遇，岂愧桓伊？”然而早年扬名如辛弃疾，岂非也一样颠踬于仕途郁郁不得志？早遇晚达，迟生速死，有异样的时代，便有异样的遭遇，何足论哉！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一说庐陵人。生平以功业自许，然屡试不第，流落江湖间，与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交往。词效稼轩，风格豪放，有《龙洲词》。　　【沁园春】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二公者，皆调头不顾，只管传杯。

白言：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阁开。爱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不若孤山先访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南宋词坛自从出了辛弃疾之后，形成辛派词风，个中佼佼者，有“辛派三刘”之说，即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三人中只有刘过与辛弃疾同时并曾与之交游，与陈亮一起，可以算得上是辛弃疾在词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知己好友。传说中陈亮与辛弃疾的结交颇具豪杰气，而刘过与辛弃疾的相遇，则充满了文人疏狂的传奇色彩。

宋宁宗嘉泰年间，辛弃疾正做浙东安抚使，手下有朱熹、张栻为仓宪使。落魄江湖的刘过想谒见这位词坛泰斗、英雄词客，却不得其门而入，朱熹与张栻为他出谋划策，道：“辛公某日要举行宴会，在后园开筵。你可以直接过来，如果守门人不放，你就大声喧呼，必然得到进来的机会。”刘过依言而行，果然在门外喧哗不止，辛弃疾问：“怎么回事？”侍从告诉他是刘过无礼闯门，辛弃疾十分恼怒，朱、张二人劝解说：“刘改之也是一号豪杰人物，能诗善赋，便试着让他进来看看又何妨？”于是放了刘过入门，来到席前，但长揖为礼。辛弃疾问他：“能做诗么？”刘过道：“能！”其时厨下刚刚进了一道用羊腰子做成的羹，辛弃疾就以此为题，命他赋诗。刘过满不在乎，先提要求道：“天气甚寒，请赐一杯酒。”饮酒既罢，又请辛弃疾限韵——看到这样好整以暇的风度，辛弃疾的怒气早于不知不觉间消失了，也许想到自己也有过这样疏狂意气的时候，难免有惺惺相惜之念吧！他看见刘过饮酒的时候，也不知是因为天气寒冷，还是心里究竟有所不安惶恐，杯中的酒水竟泼洒出来流到衣襟之上，于是限他以“流”字为韵。刘过应声吟道：“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尊俎伴风流。”这首七绝开头用了两个与羊有关的典故，“管城子”是笔，古人常以羊毫制毛笔；“烂首”一句指汉代封爵滥赏，童谣讽刺说：“烂羊头，关内侯。”刘过于不假思索之间就口占诗成，扣合眼前实景，语意双关，既是用典，又带有对世情的嘲讽之意。这样的捷才正投合辛弃疾的脾胃，使他不由得大喜而笑，立刻请刘过上座，便将这道羹分给他共同品尝。席散后又给予丰厚的馈赠，两人就此定交。

这个故事记载在蒋子正的《山房随笔》里，看这段刘过闯席的传奇故事，很容易让人觉得刘过应该是一个初生牛犊、意气狂纵的青年才子，但小说家言毕竟不能完全当真，刘过其实在当时年近半百，已是人生的最后一段历程。岳飞的孙子岳珂是他的好友，其记载倒是更接近事实。岳珂的《桯史》中说刘过与辛弃疾相会，并不是他主动上门扬才露己，一鸣惊人，而是辛弃疾任浙东安抚使时，闻得刘过诗名，派人去请。刘过正逢有事不及行，于是作词逊谢，便是前面所引那首“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的《沁园春》词。这首词以奇异的结构手法，将历史上与西湖有关的名人：已故的白居易、林逋、苏东坡，拉来与生活在现在的辛弃疾和自己同处一词，颇似一出错乱时空的情景喜剧，词笔谐谑而又豪爽，学足了稼轩体，“下笔便逼真”。刘过平生也以此词自负，曾经在于岳珂饮酒时谈起，掀髯长笑，面有得色。岳珂开玩笑说道：“词倒是好词，只可惜没有药，治你这个‘白日见鬼’的病症呵！”满座都为之哄堂大笑。

辛弃疾看到刘过这首逼肖自己风格的词作之后，对他的欣赏更为增加，厚为馈赠，终于邀请到了刘过。刘过在辛弃疾处住了月余，抵掌纵谈，诗词酬唱，无不意气投合。到相别的时候，辛弃疾赠刘过一千缗钱，说道：“拿这个去置办田产吧。”然而刘过生性豪纵，挥金如土，虽然自己生计无着，却仍然常常周济别人，有了钱左手来右手去，“竟荡于酒，不问也。”又有一种传说，刘过在辛弃疾处做客，因为母亲生病请求告归，辛弃疾知道他家中一贫如洗，设法给他筹款。这一天二人微服出游，到了一家青楼，正值辛弃疾辖下的一名都吏在内命乐饮酒，气焰嚣张，没认出辛弃疾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竟命令人将他们赶走。二人大笑而归，当晚辛弃疾便以有机密文书的理由召唤该都吏来处理，果不其然，此人旷班不至。第二天予以处分，辛弃疾要抄没他的家产并判处流刑，左右都来解劝，让此人交纳五千缗罚款为刘过的母亲祝寿。辛弃疾摇头道：“不够。”于是再增加一倍，罚了一万缗钱。辛弃疾为刘过买了回程的船只，将万缗钱放在船舱里，嘱咐说：“你回去之后，别再像往日一样轻用了。”刘过感谢他的心意，作了一首《念奴娇》词：

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大，著身何处。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多景楼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虚名相误，十年枉费辛苦。

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　白璧追欢，黄金买笑，付与君为主。莼鲈江上，浩然明日归去。

和当时很多旅食江湖的文士一样，刘过的诗才，不但是他用之结交名流前辈的资本，也是他借以谋生的技艺。但是，与寻常打抽丰的食客游士不同的是，他并不单单只为糊口谋生而漫游江湖，而是胸怀大志，一生为了抗金事业而东奔西走，希望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出身贫寒，浪迹江湖，潦倒无依，终身是一个布衣百姓的身份，本来不须关心民瘼民生、庙堂大计，当时宋金的关系正处于对峙期，金国朝政日渐隳坏不振，没有力量南下攻宋，南宋也乐得偏安“金粉东南五十州”之间，陶醉于 “承平”、“中兴”之世，全忘了北中国还有沦陷的一半国土，以及与国土一起被抛弃在中原的千万人民。陆游诗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种情形，是怀有爱国热情的志士所共愤。但无论是特赐进士出身的陆游，还是曾镇守江淮的辛弃疾，终究都是郁郁不得志，何况刘过终身未曾致身青云之上，身份低微，无处可达自己的忠爱之念？他一直在努力奔走，甚至为此忽略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可是“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早年他曾一再以在野之身上书朝廷，陈说时事，力赞北伐，却始终是“天未许”，得不到任何回答。志向难伸，功业无成，以至后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纪晓岚认为他逾分多言，本来应该“肉食者谋之”国家大事，他一个草野之人有什么必要发言？无非是“特巧于博名”、“大言以倖功名”！以官场浮沉的老大员、御前文学侍从的眼光，自然没有人不是为“名利”二字，大言炎炎，纵横意气，只是为了跻身官场而作秀。呜呼！被时人誉为“天下奇男子”的刘过，何其不幸？不但沉沦于生前，还要冤抑于身后。

评者说刘过“其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者也。”（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但刘过并不是只学辛词而全无自家面目。辛弃疾“肝肠似火，色笑如花”，于沉郁中有一种醇烈；而刘过“狂逸之中，自饶俊致”，在失意悲怨之余，不免显出感喟万端的绵长思致，如这首《唐多令》：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曾到不？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南楼”即安远楼，在武昌黄鹤山上，建于淳熙十三年（1186）。武汉三镇，是九省要衢，水陆交通咽喉之地，这时已成为宋金对峙的前方，所谓：“武昌系与敌分争之地，重过能无今昔之感？”所以刘过这首词，不仅有身世之慨，也有国事之忧虑在。他说：“旧江山浑是新愁。”一去不返的少年时光，与日益颓败的国家形势，都使人百感丛生，因此明代李攀龙评之：“词意何等凄怆！”“读之使人泪下。”人世沧桑、物是人非之感，原本最易引起共鸣，词虽情调低沉，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首词在当时倍受欢迎，“楚中歌者竞唱之。”影响一直达到南宋灭亡之后，刘辰翁为之追和，周密将这个词牌索性改名为《南楼令》，刘过此作，遂成为这个词调的招牌作品。

写这首词时刘过年已老大，感叹说：“终不似，少年游。”他少年的时候，原本也是一个风流放浪的才子，与他追拟稼轩之笔的豪放词风迥异的。是他词集中还有一些堪称艳词的作品，比如咏美人足、指甲、画眉等等，口气颇近于儇薄，虽是游戏之作，也可以从中见出他的爱情生活，实在颇不严肃。刘过浪游江湖，行踪无定，似乎也曾到处留情，他的情词也有写得极其纤秀可爱的，如《醉太平闺情》：

情高意真，眉长鬓青。小楼明月调筝，写春风数声。

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翠绡香暖银屏，更那堪酒醒！

《夷坚志》中记载了一个颇为荒诞不经的刘过的爱情故事：淳熙年间，刘过赴省试，因眷念新娶的爱妾，在途中赋《水仙子》一词，云：“宿酒醺醺犹自醉，回顾头来三十里。马儿只管去如飞，骑一会，行一会，断送杀人山共水。是则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拼得未。雪迷前路小桥横，住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你。”词句浅白粗鄙，只是聊以写情而已。刘过行途每夜投宿，都要命随行的书童唱这阕小词。到建昌游当地的名胜麻姑山，黄昏时自斟自饮，几遍唱这首词，思念之情不可自已，竟致潸然泪下。这晚到了二更之外，忽然有一个美女来访，手执歌板说道：“我愿意唱一曲为君劝酒。”于是唱道：“别酒未斟心先醉，忽听阳关辞故里。扬鞭勒马到皇都，三题尽，当际会，稳跳龙门三级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审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识爨桐声，君背负，只此是，酒满金杯来劝你。”这是赓和刘过原词之作，刘过听到“稳跳龙门三级水”的句子，以为是应试的吉兆，十分欢喜，便让她再诵读一遍，书写在纸上，与该美女相谈欢甚，却不懂得她曲中“蔡邕博识爨桐声，君背负”云云是什么意思。

这夜刘过与这个美女结下了露水姻缘，问她究竟是什么人，女子自称：“我本来是麻姑上仙之妹，因有过错谪居此山，久不得返回玉京仙境。在山中听到你新制的小词文辞雅丽，所以勉强趁韵，自己做媒，从此愿长伴左右。”刘过虽然稍有推辞，但素来也是风流多情的人物，又兼孤身长途，寂寞难忍，竟与这个自称仙子的女子一道上路。女子乘小轿，刘过骑马，两人前后相随，到了都城后租了一处秘密的寓所同居。刘过这一次果然及第，选调金门教授以归。路上遇见一个道士，对刘过道：“想说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我善于符箓之学，疑心你随车的娘子并非人类，不知是什么地方遇上的？”刘过将这个女子的来历具实以告。道士说：“原来如此。今晚你们同床共枕的时候，我在门外作法术，教授听到我的呼叫声，就急速抱紧枕边人，千万不要让她逃窜。”刘过如其所教而行，作法抱住那个女子后，呼唤仆人掌灯进来，看见自己抱着的竟是一具古琴，这时才明白当初相遇时女子的词中说：“蔡邕博识爨桐声，君背负。”的话，原来就是以善于辨音制作著名焦尾琴的蔡邕来影射自己的来历。刘过从此将这具琴紧紧捆缚着放在身旁，行路时也亲自拿着，连睡觉和吃饭时都不舍得放开。待到重新经过他们相遇的麻姑山后，去访问山中的道士，有人说：“以前有一个姓赵的官员携带着古琴经过这里，对那具琴宝爱之极，不小心将琴摔到台阶下的石头上，琴身损坏不可修补，便将琴埋在官厅西边，你遇上的琴妖女子，大约就是它吧！”大家立即去发掘埋琴的处所，果然看见埋葬处的琴匣里面已经空无一物。刘过将琴放入匣中，命道士们焚香诵经为之祷告，哭泣着焚烧了它。

故事的曲折离奇，简直可以当《聊斋》来读，却几乎没有可信度，也只是当时人借刘过的名字傅会出来的奇谈而已。不过，琴妖固然没有，刘过在现实生活中，却的确有过因情海波澜而遇险的事情。周密《浩然斋雅谈》中说他曾浪游到福建富沙，与友人吴仲平一道出入花街柳巷。吴仲平有个相好的妓女盼儿，这日邀请刘过在其家喝酒。盼儿姿容秀雅，楚楚可人，刘过为她赋了一首《长相思》小令：

云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

这首词一般归于五代李煜的名下，描写的是一个淡雅宜人的女子，用笔轻灵而传神，末句又含蓄的写出了相思相忆之情。盼儿本来是吴仲平的所爱，见了这首词后，便即移情别恋，属意刘过。吴仲平醋意大发，愤恨刘过横刀夺爱，朋友间竟致白刃相见，吴“挟刃刺之”，却不慎刺伤了盼儿。这场纠纷闹得大了，两个男人都被关到了监狱里，眼看要吃误伤官司。幸好刘过文笔了得，上书给地方安抚使吴居父，书中有“韩擒虎在门，顾丽华而难恋；陶朱公有意，与西子以偕来。”的句子，对仗工整，叙事婉转，竟由此得到释放。这一篇启事至今在《龙洲集》中还可以读到，只是题作《建康狱中上吴居父》，事情发生的地方是金陵而不是福建富沙，跟他争风吃醋的朋友名字也略有出入。

这篇启事写得骈四俪六，除了用典巧妙以逞才之外，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其中指责朋友：“委巷匪人，穷檐下走，弃母亲而弗待，冒国恤以图欢……积威暴如虎狼，忽交游如虮虱。”又斥其：“但知浮花浪蕊之足欢，誓同穴死；不悟冶叶倡条之微意，久欲钗分。”证明盼儿不中意吴仲平已久，并不是因为刘过插足的原因才导致变心。这场官司虽然借助刘过的生花妙笔得以无罪释放，但朋友间的交情，自必完全断绝，就是盼儿那里，刘过也不便再去，据说他曾赋诗云：“春风重到凭栏处，肠断妆楼不敢登。”便是为此事而发。这一场三角恋爱导致朋友变情敌的喋血闹剧，竟是以一个惨淡却又不无怀念的结局收场。

刘过一生浪迹江湖，落魄不遇，在青楼中的遇合，逢场作戏的成分要远远大过真心实意，但对于与自己遭遇相似飘零无偶的老妓，他也会产生“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的同病相怜之感。他曾于壬子年（1192）赴四明春试落第后写了一首《贺新郎》词给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将两人的失意之悲糅合在一起，凄楚感人，传唱一时，多年之后，犹自“天下与禁中皆歌之”：

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说似而今，怎生消遣？衣袂京尘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料彼此、魂销肠断。一枕新凉眠客舍，听梧桐、疏雨秋声颤。灯晕冷，记初见。

楼低不放珠帘卷。晚妆残、翠钿狼藉，泪痕凝面。人道愁来须殢酒，无奈愁深酒浅。但寄兴、焦琴纨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枫叶俱凄怨。云万叠，寸心远。

写这首词的时候，刘过才三十七岁，却已深有“倦客天涯”之叹，他在词中常常自称“刘郎”，嗟叹少年时光匆匆老去，“乾坤谁望，六百里路中原，肠断剑锋冷。”（《西吴曲》）老大无成，犹自客居人家，漂泊无依，他也终于累了倦了。在接受辛弃疾的厚馈与嘱咐之后，他也有了为自己安一个家的心思。这时他已五十开外，之前可能一直没有正式成家，这年到了昆山，一位在当地做官的朋友挽留了“雅志欲航海”的刘过。当地有大姓家族，爱惜刘过的才华，将女儿嫁给了他。但成家不到一年，刘过便去世了。这个浪迹天涯的刘改之，仿佛是注定的旅人，行走一生，漫游一生，到终于停步安下家的时候，却又到了另一个世界，安逸的生活，于他竟是始终不能持久。

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少随父亲宦游汉阳，父死流寓湘、鄂间，后移居湖州，往来苏、杭一带，结交名流，终身不第，卒于杭州。工诗词，精通音律，词集中多自度曲。著有音乐方面著作《琴瑟考古图》、评论《白石诗说》、词集《白诗道人歌曲》等。【点绛唇】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　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姜夔在南宋词人中间，是一个以清客身份而蹈隐士行径的才学之士，他游食四方的生活方式与刘过相同，气质却迥然有异。刘过有江湖豪客之风，姜夔则带一种飘飘出尘之气。他形貌秀弱而性格颇孤洁，家境贫窘却生活多洒落，时人评他：“白石道人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饮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藏一话腴》）寄人篱下为食客，却有魏晋高蹈之士的潇洒风度，这种特异的气质，要归之于他淡泊的心态。

姜夔被友人杨万里推许为文章似晚唐诗人陆龟蒙（号天随子），他也常以这位隐士前辈自许，曾有这样的诗句：“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三高祠》）“三生定是陆天随，只向吴淞作客归。”（《除夜自石湖归苕溪》）。陆龟蒙是松江人，《唐才子传》记载他高蹈于江湖之间，时常放舟出游，舟中置书籍文具，饮茶钓鱼，悠然自得，这种洒脱无拘的生活，正是姜夔一生所羡慕追求的境界。但能学的只是心境，而不是环境，具体落实到自己作客依人的处境，也只能：“…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景慕中不免带有衰飒之意了。

姜夔一生没有做过官，以布衣终老江湖，在当时却颇负时名。他不仅工于词，诗名也特著，几乎与同时代陆游、杨万里、尤袤等齐名，只是其诗的影响远不如其词，才导致后世不知姜夔诗而仅闻白石词。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极高造诣的音乐家，所填的词有不少是自己谱的曲，其中有十七首自度曲的工尺谱一直流传至今，在词史和音乐史上都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但无论是文名还是音乐才华，都没能帮助他走上仕途。姜夔一辈子好象跟科举无缘，屡考屡落，四十多岁时向朝廷进献《圣宋铙歌鼓吹》，得以“免解”（南宋后期规定，经乡里推荐三次而州考均不入选的士子，可以特准直接赴礼部应试，谓之“免解”。）但这一次破格应试，也未能使他得以录取，到底还是名落孙山。这大约是他最后一次应举，自此之后，他也明白了自己终究不是科举的料子，从此甘心以布衣终老。

其实不入仕途，对姜夔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他有如“野云孤飞”的性情，只应该去做潇洒出尘的“白石道人”，并不适合在官场与人较一日之短长。《砚北杂志》中说他在进献《铙歌鼓吹》的前二年（宁宗庆元三年），就已经向朝廷进献过一次音乐文献著作：《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希望纠正当时“乐典久堕”的失误。朝廷下诏命令主管音乐的太常司与他议事，却被那些官吏嫉妒他的才能，故意吹毛求疵的挑剔说：“你的表章里有‘弹瑟’这个说法，瑟这种乐器，演奏的时候应该说是‘鼓’，而不是‘弹’，请问‘弹瑟’二字，出自何典？”姜夔一时语塞，无以为答，到底被他们排挤出去。后来他遇见陆游，谈及此事，陆游说：“唐人温庭筠的咏瑟诗有云：‘二十五弦弹夜月。’你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姜夔登时惘然若失，懊恼当时没有这样的急智予以反驳。但官僚间的搜寻破绽，原非只会论诗较乐的文人学者之所擅，姜夔一时忽略，在斗口中处于下风，被官场摈于门外，对他个人来说，也未必是坏事。

姜夔的平生遭遇，可以说得上一个“幸而不幸，不幸而幸”，一生并不顺利，却也没有遇上大风大浪；生活总是困窘，却也不至于落到孤寒无依。他身世孤苦，父亲在汉阳做县令时死于任上，他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只有寄居在已出嫁的姐姐家里，飘零流落近二十年，才得到诗人萧德藻的赏识，将侄女嫁给了他。姜夔又依靠这位伯岳父而居约十年，后来萧德藻老病家贫，离开湖州，姜夔则由好友张鉴、张镃资助生活。张鉴死后，姜夔贫无所依，旅食江浙间，直到死于杭州，家贫不能殡葬，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入土为安。他这一生尝尽寄人篱下之苦，聊可安慰的是虽然自立能力不强，却总有朋友赏识帮助；虽然穷到了以诗文换取在富贵人家寄食，但绝大多数朋友都以平等相待，并没有让人尝到太多人间炎凉辛酸。姜夔“气貌若不胜衣”，是个文弱书生，而他为人心性淡泊，既清高又洒脱，观其文字中绝无烟火气，可知其性格也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那一型。这样的人，容易使人起爱护之心，敬重之意，并不以文弱而受忽视，因贫寒而遭轻亵，所以姜夔虽然做了清客，以笔换食，笔下却几乎没有谄媚主人之语，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抒一己之情怀，作艺术之精研，从这一方面来说，他无疑又是幸运的。

堪称姜夔自度曲中的代表作，是两首咏梅的慢词。光宗绍熙二年（1191）冬天，他冒雪去拜访隐居在苏州石湖别墅的著名诗人范成大，因范成大平生最喜爱梅花，曾撰《梅谱》，姜夔应他之请制成两阕新声：　　【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　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疏影】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　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这首阕词后来被誉为咏梅词中的“绝唱”，令范成大“把玩不已”，即命歌妓习唱，音节谐婉，遂以北宋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来命名，为《暗香》、《疏影》。音乐之美在纸上无法鉴赏，但单从文字里，就可以想象其婉转清畅的韵律。姜夔填词，走的不是当时词坛正盛行的豪放派路子，却也不能归之于五代以来花间一派的婉约之作，所以后人推许他在婉约、豪放之外，另开一派，成为一代宗主。至于这一派的风格概括，有人称为“幽峭”，有人称为“清刚”，总之是雅而能逸、清而有骨、幽而能艳的一种风格。姜夔“以江西诗瘦硬之笔救周邦彦一派的软媚，又以晚唐诗的绵邈风神救苏、辛派粗犷的流弊。”（夏承焘《论姜白石的词风》），他其实是“以健笔写柔情”的，所以在缠绵思致之中，别有一种清峭空灵的笔力，使原本容易流入花娇柳媚的慢词，不再一味都是软绵绵的调子，虽婉转，却如清风拂面，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心眼俱清亮；又如冷香袭人，清洌而悠远，沁人心脾却不甜腻。这是白石词独特的魅力，因此他才能与苏、周、辛三人，并称为“宋词四大家”。

姜夔这一次是为范成大而赋梅花词，但他平时就很擅长于写梅咏梅，他关于梅花的名句还有：“九疑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筠枝。”（《重山令赋潭州红梅》）也像《暗香》词中“千树压、西湖寒碧”一样，以浓艳的色彩，却营造出极其幽冷的气氛。“相思血”用的是湘君湘夫人哭丈夫大舜，血泪沾竹而化为斑竹的典故，而《暗香》、《疏影》之中用寿阳公主卧于含章殿下，落梅花瓣飘到额头上成为梅花妆，以及昭君远嫁胡地，“环佩空归月下魂”等等旧典，这使后人为之聚讼纷纭，认为姜夔在词中有所寄托，实际上是在暗指北宋灭亡时被金人掳掠的后宫妃嫔公主，名义上虽是咏物，却抱有拳拳爱国忠君之心，这些说法，未免就流于穿凿附会了。

其实姜夔的个性，远政治而近江湖，对国家大事并不是很关心。虽然生当南宋国土分裂之际，不能避免也会有一些伤怀国难的作品，如他曾经自度的《扬州慢》词：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词前有小序，说这首词作于淳熙三年（1176），其时距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南下侵宋、驻兵江淮已过去了十六年，那一场南侵以完颜亮在瓜州渡被手下刺杀而告终结，但当时“江淮军败，中外震骇”，对于南宋来说，实是千钧一发的生死考验。经过这场浩劫，昔日“春风十里扬州路”的淮左名都，被蹂躏得只剩下一座“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壁萧条，寒水自碧”的空城。这种凄惨的景象使二十二岁的词人喟然不已，然而他的感慨，也仅仅是“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一个繁华名城被摧残后的惨状，并没有激起他“报国欲死”的热血，而只是忧郁的哀吟着“犹厌言兵”，希望再也不要有兵火战乱，人间苦难。他的伯岳父萧德藻后来赞赏这首词“有《黍离》之悲”，《黍离》是诗经中感叹亡国的名篇，是无可奈何的伤悼而不是誓欲起而卫护之的愤慨，正是《扬州慢》词的主基调。这也是姜夔的个性所至，他晚年结识辛弃疾，与辛词章酬唱，也和辛词的韵作过三首词，但就是在和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样豪壮苍凉的句子，他也仅仅是低沉的叹息：“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时、依依种柳，至今在否？”综观姜夔的性格，他只是一个优柔的青年，渴望和平厌弃战争。他对国事的态度是不自禁消极回避的，既不是做行政的料子，也缺乏报国的能力与志气。因此他的词里，是否煞费苦心深怀寄托，为北宋亡国君臣一掬痛泪，为被掳的后宫妃嫔公主报以叹息，实在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现代学者夏承焘考证姜夔词中的咏梅、咏柳等作，的确不是无感而发，但并不像前人说的那样是忧国爱君，而是自感身世，情思郁结，所念念不忘的，乃是他自己青年时期刻骨铭心的恋人（参见《白石怀人词考》），这种说法庶几近之。从他的词中得知，这段情缘大约是姜夔二十到三十之间寓居合肥时的遇合，所以词评者一般就称这个恋人为“合肥女子”。姜夔到三十岁之后才与萧德藻的侄女结婚，合肥女子想必是他的初恋，却因为种种原因，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不知道是身份差异，还是姜夔贫困无依，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姜夔曾写过一首《长亭怨慢》词：

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

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

词序中说：“桓大司马（桓温）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语予深爱之。”仿佛慢词就是为了演绎这段话而作，但如果仔细品味，可知词中其实包含着那段合肥情事。“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也许作者本人就像唐代韦皋一样，一别不返，只留下定情的玉环让女子抱憾终天。韦皋所恋的玉箫到底转世投胎，再结前盟，而姜夔与合肥女子，却显然连再见之约也没有。“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凭千驿意难通。当时何似莫匆匆？”（《浣溪沙》）虽隔山遥水远，他也始终记得这一场无望的情爱，并常常形诸梦寐，写入词中，如下面这首《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近代词评大家王国维最不喜欢白石词，却惟独最爱这一首词的末句：“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词中亦恍惚亦执著，却是缠绵入里，令人不自禁受他这一种刻骨痴情的感染。以姜夔的性格，感情容易内敛而不易外露，却是愈藏愈深，直到晚年，也不能忘怀这段少年情事，垂垂老矣之后，他还因思念合肥女子而写了一组观灯词《鹧鸪天》，其中一首云：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词的小题是“元夕有所梦”，又是梦中那个轻盈的身影，已是华发暗生的老词人，想起这一段错失的情缘，尚自不能自已，在组词的第二首《鹧鸪天?正月十一日观灯》中，他说：“少年情事老来悲。”这时却说：“人间别久不成悲。”表面仿佛淡然，却是彻骨的悲怆，原来分离既久，连撕心裂肺的痛楚也终将淡去，牵肠挂肚的爱恋也终将忘却，那么还能拿什么来记得你呢？他在这元夕前后如此心潮澎湃，也许那一年的元夕之夜就是他最美好也是最后的回忆（据夏承焘考证，他离开合肥为正月二十四日），清静寡欲的白石道人，独对少年的往事如此痴缠执著，终身为之感伤吟咏。那不知名也不知其所终的合肥女子，成为姜夔词中最幽微也最深邃的印记，也使千年之下的读者在感受白石词的艺术境界时，总会依稀窥见那一个妙曼的身影，这段恋爱未曾长久，却化作了另外一种方式永久的存在，谁知是幸还是不幸？

姜夔在合肥的寓居之处多柳（其《淡黄柳》词序云：“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而两人分手时正值梅花时节，所以姜夔常常赋柳咏梅，寓物怀人。他的怀人词一般都不明白道破，反而在小序中乱以他语，所以夏承焘认为他“有不可见谅于人而婉转不能自已之情。”《暗香》、《疏影》二词虽然是为范成大而赋，却亦于不经意中流露出伤情之意，作词的那一年，他才三十七岁，与合肥女子分别的伤痛或许还未淡去，所以这一次宴会，大他三十岁的忘年知交范成大特地将自己家中色艺双绝的婢女小红赠给他，也许就是知道他这段伤情事，希望给予一点安慰吧。姜夔告别范宅后，舟载小红归去，这一夜大雪满天，小船穿行过吴江垂虹桥，姜夔赋诗：“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文人清韵，无逾于此，姜夔善于自度曲，吹箫按节，谱成新词，小红则在旁曼声度曲而歌，音乐间的契合，想必也能聊慰姜夔的失侣之痛了。

姜夔那时候已经在湖州安家，娶的是萧氏，因为这段姻缘是妻子的伯父赏识他的才华而得以缔成，所以他的朋友张镃特地写贺诗打趣说：“庆是冰清逢玉润，只因佳句不因媒。”虽然不知道姜夔与妻子的感情如何，但伯岳父一见到他，就由衷赞叹说：“我作了四十年的诗，如今才得到这样的诗友！”可见他的家庭生活，还是颇为和睦愉快的。只是无论是与妻家的相得，还是与小红的契合，都似乎未能长久。萧德藻家道中落后，姜夔也再次陷入生活无着，五十岁时家里又遭火灾，房舍尽毁，兼之亲友凋零，更加贫困潦倒。姜夔殁于六十七岁，死后其友挽诗云：“所幸小红方嫁了，不然啼损马塍花。”马塍是姜夔的葬所，根据诗句意思，仿佛说小红在他死前便已出嫁，大概就是因为姜夔家境贫寒，无力继续供养多余人口，才不得不遣散爱婢，“除去乐书谁殉葬？一琴一砚一兰亭。”（苏洞《到马塍哭尧章》）词人这一辈子，时时有所慰藉，又终究归于失意，这一切却又仿佛都是那么淡然无痕。他的一生不是轰轰烈烈的正剧，却是悲欣交织、静水流深的生活剧。

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曾为南宋权相韩侂胄亲信堂吏，韩北伐失败被诛后受到牵连，黥刑流放，死于贫困中。其词以咏物工巧著称，有《梅溪词》传世。　【双双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古来文人和文章，都是相辅相成，人以文名，文同样也以人名。所以当作者的人品不甚高明的时候，其作品也往往为后人轻视；相反，如果读者对某人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喜爱，也会由此爱屋及乌，即使作者为人有不端之处，也会千方百计的为其开脱解释。这两种倾向说来都似乎略嫌主观，不是真正公允的立场，但既然文学是“人学”，以人论文，也不能完全算偏颇的了。南宋词坛上史达祖的身后风评，便是上面两种倾向的综合。

其实史达祖在历史上，并未曾做过什么足以或流芳、或遗臭的大事——他生平唯一能被记述的事迹，就是投身于权相韩侂胄之门，成为门下最亲信的属吏，替其起草所有的文件，身份相当于首席机要秘书。后来韩侂胄倒台，他也跟着遭受连坐，黥刑流放江汉之地。这黥刑就是面上刺字，《水浒》中犯法的好汉动辄在颜面上“文两行明晃晃的金印”，也就是这“刺配”的刑罚了。韩侂胄在《宋史》中入了“奸臣传”，陆游替他所建筑的园林写过两篇记，都被认为是平生之玷，何况史达祖是将整个前程都系在了这个奸臣之下？因此由人及词，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极其瞧不起史达祖的词评家们，讥他词中喜用“偷”字，足以见其品质低劣，又说他的词作“意贪”，算不上“君子之词”；而喜欢史词的人，则在推许他可与姜夔、吴文英比肩的同时，也为他在韩侂胄手下任职进行开脱，认为他侍奉韩侂胄只因其有“恢复之志”，所以那些纤佻的词作也无不含有寄托，“非止流连光景，浪作艳歌也。”（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这里首先需要先介绍一下韩侂胄的事迹：韩侂胄（？～1207年），字节夫，宋朝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为北宋名相韩琦五世孙。其母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韩侂胄以恩荫入仕，自己的侄女又嫁给了宋宁宗，所以是地地道道的外戚身份。当初孝宗退位为太上皇，因光宗皇后李氏的挑拨，父子失和，太上皇孝宗死的时候，光宗甚至拒绝执丧，这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大臣赵汝愚决意拥立皇子嘉王，是为宁宗。当时要迫光宗退位、拥立皇子必须取得宫中太皇太后支持并出面，但内外难通，作为吴太皇太后姨甥的韩侂胄担任了联络的任务，事成之后，韩侂胄遂得到亲信任用。后来他排挤走赵汝愚，将他害死在谪所，打压并禁毁程朱理学，大权独揽。因为他原本是以外戚的身份入仕，难以服人，又兼后来侄女韩皇后死了，新立的杨皇后和他有嫌隙，韩侂胄有失宠的危险，急于巩固权位，遂起心发动北伐，为自己建一场功业。这种建立在以图自固基础上的北伐战争，本来就带有投机的性质，何况韩侂胄虽然起用了一批著名的抗金官员如辛弃疾、陆游等，却均不予以实用。真正信用的，反而是缺乏能力只会夸夸其谈的将领。这场北伐的必然失败，自一开始就注定了。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由皇帝昭告全国，宣布金国罪状，下令北伐。宋军四道并进，却相继都告惨败，金兵分九路渡过淮河追击，一连攻陷十余州，再度抵达长江北岸的真州（江苏仪征），扬言造舰渡江，南宋上下震恐。此次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失败之后，韩侂胄想向金求和，对方却回答：“拿韩侂胄的人头来，才许议和。” 韩侂胄无可奈何，意欲孤注一掷，再次发动北伐，却被一向与他有仇的杨皇后勾结礼部侍郎史弥远，将他暗杀。南宋与金终于议和，签定了极其屈辱的《嘉定和议》。

韩侂胄为一己私欲发动战争，且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草率出兵，导致宋军惨败，国家元气大伤，也陷南北两地交战地于生灵涂炭之中，当时人这样参奏他：“三边兵民死于锋镝，困于转输，沦于疫疠，室庐焚荡，田业荒芜，遗骸蔽地，哭声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极？至於强敌频年签军，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类，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战，至驱签军及俘系老弱几数千人，填塞壕堑，以渡军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数十万生灵之命，皆侂胄一人杀之也。”话虽偏激，却不无事实成分。客观的讲，恢复中原一直是南宋爱国人士的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抗金”、“北伐”都是正确的，在不合适的条件下由不适合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本来就是一种错误。

韩侂胄身后遭到清算，连他的首级也按金方要求送往敌国，“函首传边”，这无疑是对南宋上下的又一种侮辱：韩侂胄无论对错与否，都是南宋的堂堂宰相，兵败误国固然当诛，却也不能够应敌国要求而诛杀，让金方侮辱韩侂胄的首级，其实何尝不是南宋自辱？当时即有大臣激烈反对将韩侂胄的首级送给金国，甚至愤怒的说：“韩侂胄的首级固不足惜，可是金人今日要他的首级便给，后日要我等的首级，也可以说给就给了？”时人为此事作诗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将韩侂胄比之被因主张削藩而被汉文帝冤枉诛杀的晁错，和为了荆柯刺秦成功而慨然自杀出借头颅的樊于期，似乎是过誉，但证明在当时的南宋民众之间，对韩侂胄贸然发动北伐固然不满，对使用阴谋诡计暗杀他、又忍辱屈膝向金投降的宋政府却更是愤怒。

历史上对韩侂胄的评价颇为复杂，一般正史都将他定性为“权奸”，他也的确是一个私心自用、将国家大事作为完成自己私欲工具的权臣，但他掌权的时候，一力为岳飞平反，主持削去秦桧的王爵，把谥号“忠献”改为“缪丑”，在议和占主流的宋朝廷中敢于力主北伐，这其间并不见得完全是为了私心而作秀。但是由于他毕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又加之掌权时禁毁理学，得罪许多理学名臣，所以导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生前任用的亲信部属，也随之遭到处分，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后，有人上言乞将韩的三名亲信史达祖、耿柽、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史达祖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贬而死，身败名裂。这使后代喜爱他作品的深为惋惜，所以为他辩护的人，不但要将他担任韩侂胄堂吏的行为解释成因北伐事业而屈身侍奉权臣的高尚举动，还要在他的词作中钩沉索隐出忧国忧民之志来。

以前面所引的史达祖的代表作《双双燕》为例，近代陈匪石《宋词举》中便如此评价：“如以寄托言，则‘红楼归晚’以下六句，讥其不思恢复宴安鸩毒之非，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应自’，曰‘便忘了’，曰‘愁损’，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居然春秋之笔。”但这种所谓的“春秋之笔”，毕竟似乎有点牵强附会，由咏燕子而说到思妇，笔法虽然巧妙，却也只是咏物词常态，便如苏轼咏杨花词中说道：“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也是由花及人一样，虽然扩展了词的内蕴，却并非有更深广更隐晦的影射含义。

史达祖《梅溪词》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就是咏物词，除了这首《双双燕》之外，另一首经典代表作是《绮罗香春雨》：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它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

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

这首词咏春雨，“无一字不与题相依”而始终未明确写出一个“雨”字，但那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迷濛雨景、清润世界，纤毫毕现于纸上，文字又写得工丽自然，虽着意雕绘却看不出斧凿之痕，实不愧同时代也是醇雅词派宗师人物的姜夔夸他的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说他的词像“诗鬼”李贺，并不是指史达祖的词句奇特诡异，有惊心动魄的力量，而是善于利用色彩的搭配、细节的刻画，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动态的画面。比如咏燕词里：“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春雨词中：“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都是为人传诵的既形象又细腻的描写。梅溪词的佳处，就在于将寻常的事物，以细致的笔触描绘出来，给人以一种异常的惊奇感，于清秀中出瑰奇，遣辞造句，俊语联翩，其谋篇构思，都显得极为精巧用心。

要在史达祖这些精美雅致的词作里找出托寓之意，无疑是太过穿凿傅会，他不是对国事一无关心，但在一些留心国家大事的词作里，他并不借此说彼，弄什么隐约寄托的笔法，而是直抒胸臆般的有话便说，在艺术上不及这些咏物词的精致，却可以从中窥见史达祖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派遣李壁使金。史达祖随从使节北行，一路上也做有爱国思想的词篇，如《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

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

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

韩侂胄次年便大举北伐，这一年出使其实是在为刺探情报做准备，史达祖作为他的亲信属吏，自必预知其谋，这首词中也透露出对伐金战役的支持和信心，“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故国宫殿眼下的残败凄凉之景，激起词人“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的恢复之志，在同时的词作里，他也写道：“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栏杆静、慵登眺。”（《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但如果根据这些就认为史达祖是像辛弃疾、陆游、陈亮，又或刘过、刘克庄等人一样慷慨激昂的主战派，愿意为抗金大业奔走呼吁、费心耗力，那就未免大错特错了。就是这首抒发“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示出自己尚有高远志向的词作里，他也并没有什么激切的雄心，只是充满乐观的等着“风月看升平”，全没考虑升平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当然，要求一个并不谙熟战事的文吏对这场即将发动的战争提出高瞻远瞩的看法，无疑也是过于苛责的，史达祖本人，只是一个对国事有所关注而了解不够的书生，而这一片爱国心，无论是出于真诚抑或随大流的故作高调，毕竟也是《梅溪词》中的一个亮点。

史达祖的词风以及对国事关注不够密切的程度，都略近似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同时期的姜夔。所以当时就有人拿他与这两位出名的醇雅词人相比较，认为史完全可以与二人并驾齐驱。但周、姜虽然疏远政治，却亦洁身自好，周邦彦立朝无所附丽，姜夔寄食于富贵人家却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清高独立，比较起来，史达祖就未免要有所愧颜。如果要究其依附权贵的思想动机，并不能简单以“趋炎附势”、“贪恋权势”来批评斥骂之，史达祖当然不是如后世拥趸想的那样因胸怀大志才为韩侂胄工作，但投身权贵深得信用之时，他也并非全是掌握权力的惬意，而是怀有一份深切复杂的牢骚怨愤，这种情绪直白的流露于《满江红书怀》词中：

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还也费、区区造物，许多心力。未暇买田清颍尾，尚须索米长安陌。有当时、黄卷满前头，多惭德。

思往事，嗟儿剧。怜牛后，怀鸡肋。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对黄花、常待不吟诗，诗成癖。

后人的评价说道：“史达祖，南渡名士，不得进士出身。以彼文采，岂无论荐，乃甘作权相堂吏，至被弹章，不亦屈志辱身之至耶？读其‘书怀’《满江红》词，‘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亦自怨自艾者矣。”史达祖是读书人，其唯一的“正途”出身就是通过科举中进士而得官，走上仕途，他却说：“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可以看出他象姜夔、刘过一样，也是蹭蹬科场而始终不得中举者，但他却不甘如别人一样以布衣终老，作江湖游士过活，由此选择了另一条路：以自己的文采，去给权贵充当机要秘书。这在本质上，其实并不能说是“屈志辱身”的行为，同时代的词人吴文英也一样做了幕僚，在科场没有出路，就拿自己唯一的谋生技能到官宦门下换口饭吃，何错之有？何况史达祖自己也说道：“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虽然高蹈隐居不涉权门的行径是最自由无拘的，可是真实的生活，不是光维持着清高的风度就能过下去，总还得“索米长安”，养活自己和一家人，人不但要糊口，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也应该努力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吧？

据同时人笔记记载，韩侂胄对史达祖还是极为赏识倚重的，“随即用事，言无不从”、“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但史达祖自己，却似乎对这一种受重用的生活并不是完全的满意，也许毕竟这不是正途出身，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排遣不去的自卑感，他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儿戏”行为，似乎颇有后悔之意，“怜牛后，怀鸡肋。”更深刻的说出了他心中隐藏的不甘：都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如果通过科举入仕，可能到老也不过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无论如何爬不到权势的中心，“权炙缙绅”，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炙手可热的韩丞相的亲信，想必风头要盖过很多朝中大臣；但另一方面，不管这种生活如何风光，却总不脱“奉行文字”的侍从身份，再受宠信，也是奉主行事，哪里谈得上什么独立、自由、人格！这种风光的地位，对他来说实在是一块鸡肋，却又无法遽然抛弃，“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权贵之门，机要秘书，哪能想来便来，想走便走？在投身相府的那一刹那，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外戚出身、口碑不好的权相紧紧绑在了一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史达祖在屈身权门的同时，并不是一味的死心塌地，而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或许，他竟是隐约预测到自己的将来的，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而已。

史达祖后来搞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止是他侍奉权相，而且在得到权相宠信的同时，也似乎很有点得意忘形的味道。当时人弹劾他得到韩侂胄的重用后，在言听计从、权炙缙绅的同时，也“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当时韩侂胄手下侍从向他进呈书札，都要毕恭毕敬的用上“申”、“呈”的字样，可见史达祖仗着相国威风，也曾横行一时。他有个姓李的朋友，看见这种情景，想要告诫他，于是在他的几案上写了几行大字：“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意思是说：你不过小小属吏身份，一时竟气焰嚣张到这种地步，可见你侍奉的府主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自来位高者必危，万一所倚仗的冰山倒台，那么史邦卿你可是太危险了！这个朋友中肯的劝告，史达祖本人未必不清楚，但既然已经把命运绑到了韩侂胄这辆战车上，哪是想抽身退步便能成功？其实，史达祖在权炙缙绅的同时，未必没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想法，也许正是知道自己所倚仗的靠山终有一日不可靠，正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使内心深处隐约懊恼悔恨，他才会这样肆意的挥霍着能用一日是一日的权力，有如小人得志一般的带着发泄的恶意？这个本来蹭蹬科场将要以白衣终老于牖下的落魄书生，在一生当中，竟能够凭着自己的一枝笔跻身政坛漩涡的最中心，凭着自己对权相的影响，举手投足都可以让许多高层官员战栗，一句话足以定人生死前程，这种快意的感觉，大约也像鸩酒一般，让人明知有毒也中辍不得。

若从词中看史达祖的性格，应当是一个细腻敏感的书生，他有张狂轻浮的一面，却亦有深情婉转的一面。我个人认为他不懂得及时退步抽身，导致最后受到韩侂胄的牵连而黥刑流放，死于困苦，一方面是已经不能轻易抽身，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他心中其实有感恩念旧的因素，韩侂胄的赏识信任，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知遇之恩。权势的诱惑、府主的恩情、个人的意气，种种般般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他虽然见到了朋友的告诫，也只能置之不理。

史达祖是个念旧情的人，这一点从他对亡妻的恩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个人爱情与婚姻无考，但从词中知道他曾丧偶，其所作《忆瑶姬骑省之悼也》，下半阕说道：“十年未始轻分。念此飞花，可怜柔脆销春。空余双泪眼，到旧家时郎谩染愁巾。袖止说道凌虚，一夜相思玉样人。但起来、梅发窗前，哽咽疑是君。”词题中的“骑省”指魏晋时著名美男子潘安，名岳字安仁，他当时的官职是“以太尉掾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简称为“骑省”，潘岳曾为亡妻写过《悼亡诗》，为千古名篇，所以后世一般以他作为悼亡的代表人物。史达祖这首词中，说出自己与妻子生前恩爱异常，“十年未始轻分”，然而伊人不幸早逝，只余他在孤独中以泪洗面，思念不已，唐代卢仝的诗《有所思》道：“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史达祖在极度的悲伤思念之中，也恍惚觉得窗外袭来的那一阵清香，仿佛是妻子悄然来到，一旦幻想破灭，登时泣不成声，“但起来、梅发窗前，哽咽疑是君。”让读者都不禁替他生出哀痛之情。

史达祖的悼亡名作还有《寿楼春寻春服感念》，值得一读：

裁春衫寻芳。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谁念我，今无裳？自少年、消磨疏狂。但听雨挑灯，欹枕病酒，多梦睡时妆。

飞花去，良宵长。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身是客，愁为乡。算玉箫、犹逢韦郎。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

《寿楼春》这个词牌是史达祖自创，因为这首词以缠绵哀怨出名，竟使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祝寿的词牌名，成为悼亡的常用调。《宋词选》称：“此词因寻春服悼逝而作，情与文一气旋转，忘其为声调所拘，转觉助其凄韵，自是名手。”写这首词的时候，可能已是在史妻去世之后的隔年春天，词人锥心泣血的深痛已渐渐平复，却始终忘不了昔年曾有的欢欣温暖，“谁念我，今无裳？”可见妻子去世之后，他便一直处于孤独当中。从词中描写的情景来看，那时还是他在韩侂胄手下受重用的时期，在外面呼喝侍从、睥睨缙绅，回到家中也是金樽玉馔，供给无乏，却再也寻不到那真诚的关心，再也不会有人带着深厚的爱意为自己缝制春衫。传奇故事里的玉箫早死，还能转世投胎与爱人再度相聚，自己却只能悲叹：“终将怨魂，何年化、连理芳枝？”（《于飞乐鸳鸯怨曲》）史达祖大约不是一个信命的人，不然也不会在权贵门下肆意弄权而全无忌惮，到了这种死别之后，他也无法像普通那样，以命运或缘份来安慰自己。说不定，这也是他下意识的享受着“权炙缙绅”、“侍从申呈”的放肆快感的缘故之一？反正这世上已经没有自己牵挂的人，也不怕什么阴司报应、来生积福，我只要这一刻权力的麻痹，来充实自己的空虚无助？

在李姓朋友告诫过后，史达祖便“未几致黥焉”，流放到江汉一带，并在贫困之中死去。他这一生，失意过，也得志过，曾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场中风光，更多的时候，却总是一个人的怨愤与寂寞。到了半百之年，到底是“盛席华筵终散场”，带着耻辱的印记，走向最后的孤独。作于流放途中的《临江仙》词中说道：“倦客如今老矣，旧时不奈春何。”其实，昔年荣华富贵之际，他就已经是一个倦客，富贵还是贫贱，都无法改变他心底深深的疲累与空虚感。

吴文英（约1212-约1272），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本姓翁氏，入继外家吴氏，四明（今浙江鄞县）人。终身布衣，只做过幕僚、门客，善于填词，风格绵丽深密，有《梦窗甲乙丙丁稿》传世。　　【八声甘州】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天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　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吴文英在宋词史上的地位，后人比之李商隐在唐诗史：“词家之有吴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说得到词评家的普遍赞同，不为无因：两人都生于王朝运衰、日薄西山的时代，一生落魄的遭遇相似，抑郁凄伤的气质也相似，他们的诗词作品，都以秾丽晦涩的修辞掩饰感伤的情绪，当得起“千回百转、深心密意”八个字评语。有趣的是，李商隐在晚唐诗人中，被许为学诗圣杜甫“最得藩篱”的人物，而吴文英的词作，也被推许为南宋词人中堪能步武“结北开南”的周邦彦：“梦窗词得清真之妙。”（沈义父《乐府指迷》），而周邦彦正被后人评为“词中老杜”。杜甫—李商隐/周邦彦—吴文英，构成十分奇妙的对应关系。

然而细究起来，吴文英与李商隐在后代读者的接受方面，却又并不相同。李商隐固然被讥为“獭祭鱼”般的罗列典故，使读者难以索解，但玉溪诗却实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宝相庄严之美，纵使读者不能解其意，也会恋其美，爱而不明何以起，不知所以然；吴文英则比李商隐要稍逊一筹，他的词丽则丽矣，却被同时人嘲作：“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词源》）绚丽的词句，却不能给读者以直观的冲击力，没有玉溪诗那种惘然中令人留恋、给人回味、使人痛楚的强烈感染力。即使是初学诗的人，也会心动于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低徊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初学词者，有多少人能为“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这一句震撼？张炎认为吴词病在不能象姜夔一样“清空”，而是太过“质实”，使得词句板滞缺乏生趣。“质实”的弊端，也许就是意象过于密集，含义需要仔细咀嚼，在读者与词人的心灵沟通方面无形中加了一把锁。以这篇以吴宫怀古为主题的《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词中警句：“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为例，将凉风拂过眼窝引起的酸涩感（化用李贺诗句：“东关酸风射眸子”）比拟成风的味道，因水沟中曾经流着宫女们盥洗水而想象其犹如洗落的脂粉一般滑腻（语出杜牧《阿房宫赋》：“渭流涨腻，弃脂水也。”），又由水的滑腻联想到花草的香气也带有浓烈的腥味。一句词中，有味觉，有触觉，有嗅觉，将眼下的秋景、历史的陈迹，以及游览者一霎时的感喟，转化成一种质的感觉，词人的心思百转，需要读者也跟着转几转才能寻绎得知。要之，梦窗词值得细按，却很难惊艳，对于词这种本以性灵见长的文学载体来说，他不是“第一眼美人”。

不过，梦窗词中也不是绝无清疏明快的作品，并不是一味的质实，以至被人批评：“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试读他这首《唐多令》小词：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这一首词一般被认为是吴文英为他的“去姬”所作，词人一生布衣，傍依为客，“才秀人微，取湮当代”（夏承焘语），平生事迹已难详细考证。直到清代乾隆年间，他故乡的县志对这位在南宋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词人，也不过仅在别人的传记中附带提了一句，篇幅浩渺的宋人野史笔记，关于吴文英的记录也少得可怜，连生卒年月都不能确定，那么属于个人隐私的情爱之事则更难追根究底了。但考之吴词，从这一类缠绵情语之中，却仿佛可以推出一二事迹来，象这首末句“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明显是送别之作，而且所送的是一个女子，晏几道拟女性口吻的送行词中说：“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清平乐》）对于留不住的情人，表现出一种怨恨，索性割舍决绝；而吴词之中却显得恋恋不舍，竟想以纤弱的柳丝，萦系住去意已决的人心，谈何容易？比较这两首小词，男女的心境处境似乎都颠倒了个儿，词人多情软弱的性格，也隐隐透露出来。

吴文英长期在苏杭各地做幕僚，过着展转不定的生活，文人的清寒之外，却也少不了花月流连的点缀，这首词中离他而去的女子，近代学者杨铁夫从《梦窗词》中考证认为是他在苏州当幕客时所娶的姬妾，暂称为苏姬，两人“同居于阊门西之西园”，夫妇相得，一共度过约十二年的岁月，亦可谓是情深意厚。然而到了他卸幕离职、迁居杭州之后，这个苏姬却不知何故离开了他，复归苏州。杨铁夫说：“自此以后，每逢清明寒食，必有忆姬之作，知姬以必以三月中行，触景伤情故也。”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牵强傅会，但吴文英写在清明寒食之际的伤情之作的确比较多，可以举下面这首《风入松》为例：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这首词异常轻柔婉转，掩抑低徊，怀念的是往昔所爱之人一起生活的光景，哪怕是她触碰过的秋千，也想象那儿留有她纤纤素手抚摩过的痕迹，相信黄蜂也与自己一样留恋那若有若无的香氛，后人评曰：“是痴语，是深语。结笔温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绪，正是梦窗所独擅。从别的词中考证，他和这位苏姬有过子女，在夫妻情爱之上，又加以骨肉羁绊，可是苏姬离开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连子女也舍弃了（吴文英另一首《风入松》词中云：“最怜无侣伴雏莺。”可见其母离开时子女尚且幼小）。他们之间的变故已经无法知道真相，或许出于家贫无奈，或许出于各方面阻力，造成了人事错迕的局面。吴文英对这个离自己而去的苏姬一直怀念追寻，他曾经带着孩子追到苏州，却并没有打动对方得以重圆，只得郁郁返杭。此后数年，词中都不绝思念之情：“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去年折柳赠人远，今年恨，依旧纤手。”直到晚年，他尚恋恋于苏州居住时曾拥有过的欢娱温馨：“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心期误，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点绛唇有怀苏州》）对于决然而去的爱人，他终身都未曾有过怨恨，只余怅然，大概这家庭分散，实出无奈，也是他自己无力担负的阴错阳差之误，怪不得别人。

除了苏姬之外，吴文英在杭州还另有一段凄伤的情事，写在他的长调《莺啼序》里：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渐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词中的这个女子与苏姬一样不知姓名，后人便以“杭妾”称之，但细品词意，她的身份却不太象“妾”而更似青楼女子，大约是纳妓成为外室，甚至只是一段遇合而无名分上的瓜葛。《莺啼序》是最长的词牌，宋人中惟有吴文英所作最多，一共作了4首，这一首又在4首中最为突出，堪称梦窗词中代表作。这阕240字的长调，以细腻的笔法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从相遇、相识、相爱一直写到生离死别，天人永隔，他笔端的感情始终低徊掩抑，悲伤而不激越，是哀感缠绵，而不是锥心泣血。他也叹惋：“欢盟误……最伤心，一片孤山细雨。”（《西子妆慢》）多年之后在京口见到一个与他称之为“燕”的故人容貌相似的女子，他都禁不住心悸的感觉：“……便只作、梅花频看，更愁花变梨霙，又随梦散。”（《绛都春燕亡久矣，京口适见似人，怅怨有感》）西子湖畔娇小如燕、幽芳如梅的丽人，是他人生中偶遇的美丽风景，是午夜梦回不绝如缕的哀歌，他以密丽的词句来悼念她于死后，却不可能以厚重羽翼庇护她于生前，原因无他，只缘他自己亦不过是飘零江湖、衣食仰给于人的布衣词客，如何负担得许多呢！

南宋时有不少奔波江湖的词客，他们都为生计曳裾侯门，充当权贵的门客或幕僚，行迹虽然相似，却各有各的性情，有豪迈卓异的刘过，有清高耿介的姜夔，亦有趋炎附势导致身败名裂的史达祖，比较起来，吴文英似乎缺乏特色，平生非官非隐，只是专注于词艺的精研。他的眼光偶尔也会投向文艺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比如有一回为去往前线军幕的朋友送别，他赋了一首《沁园春》词，其中写道：“平生秀句清尊，到帐动风开目有神。听夜鸣黄鹤，梯高百尺；朝驰白马，笔扫千军。贾傅才高，岳家军壮，好勒燕然石上文。”可见他也不是不关注国难，只是词末笔锋一转，又归之于：“松江上，念故人老矣，甘卧闲云。”吴文英最本质的属性，还是“闲云野鹤”，到底做不成热血的豪客。

《沁园春》词中所说“贾傅才高”，指的是当时的权臣贾似道，他所送的朋友翁宾旸与他身份相同，也是江湖游士，贾似道镇守两淮的时候，翁宾旸曾往谒门下，以词得到贾似道的欢心，受其馈赠数十万。贾似道在南宋是名声狼藉的误国奸臣，而吴文英也同翁宾旸一样与贾似道有过交往，这不免成为他生平的一个污点。但是，后人由词评人，总想为自己所喜欢的词人身上多镀一层金，史达祖在韩侂胄门下为亲信，还有人曲为之辩，认为他是为了北伐事业而不惜屈身，同样也有人为吴文英辩解，说他“与贾似道往还酬答之作，皆在似道未握重权之前，至似道声势重灼之时，则并无一阕投赠。”（刘毓崧《梦窗词叙》），甚至说：因为对吴文英有过恩情的府主吴潜受到了贾似道的迫害，所以吴文英特地为吴潜赋词以“显绝似道”，公然表明自己维护正义的立场。但这种说法毕竟只是美化之词，据词学大师夏承焘的考证，吴文英晚年与贾似道绝交的说法，实在查无实据。

吴潜是理宗朝的左丞相，一生忠正睿智，政绩卓然，为贾似道等奸臣所忌恨，最终借吴潜在立太子问题上与宋理宗的矛盾，诬告进谗，将吴潜贬到循州（在今广东河源市郊佗城），后来又将他毒死在贬所。十五年后贾似道势败，亦被贬到循州，押解途中为仇家所杀，当时人作词讽刺说：“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足见人心所向，是同情吴而唾弃贾，并认为贾似道的下场正是谋害吴潜的报应。吴潜得罪理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理宗立其弟荣王之子为太子，所以才被贾似道等人的谗言所中，而就在同时，吴文英离开了吴潜幕下，到了荣王府邸中充当门客。要是吴文英为了吴潜的知遇之恩感激在心，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会被人视为“背叛”的行为？当然，吴文英的投身荣邸，也仅仅是为生计而做门客，谈不上什么政治立场，更无所谓什么忠诚背叛，与贾似道的交往也是同理，夏承焘评论：“总之，梦窗以词章曳裾侯门，本当时江湖游士风气，固不必诮为无行，亦不能以独行责之。其人品或贤于孙惟信、宋谦父，然亦不能拟为陈师道。此平情之论也。”孙、宋二人是与吴文英同时的江湖诗人，都曾谒见贾似道讨取欢心而获重酬，吴文英虽然也为权贵门客，却没有做过特别谄媚的事；陈师道则是北宋末年的著名诗人，为人耿介，因为姻亲赵挺之迫害元祐党人，对他深恶痛绝，宁可冻死也不穿妻子从赵家借来的衣服，吴文英也没有这样的风骨。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游士，心中未必无是非，却也不曾执是非，他不会向权贵出卖自己的人格，却也不可能为正义断绝自己的生路。就象在感情历程上，他有绵绵深情，却无力维护，不能争取，只能沉湎于往昔遗憾的回忆。除了文字上的才华，他一无足恃，所以毕生致深心于词章中，也由此成为“殿天水一朝”的词坛后劲，“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在这世上，各样人有各样性情，走各样道路，最终，都各有自己最应该的所在。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以荫入仕，淳祐六年（1246）赐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尚书兼侍读。诗词均擅，风格豪迈激越，是南宋江湖诗人、辛派词人的重要作家。词集有《后村别调》。【沁园春】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唤厨人斫就，东溟鲸鲙；圉人呈罢，西极龙媒。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车千两，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自稼轩之后，形成以豪放词风为特色的辛派词人群，其中以三刘成就为最高，是刘过、刘克庄、刘辰翁。这三人又各有特色，刘过为江湖布衣，带有落拓情怀与粗豪习气；刘辰翁亲历宋亡，集中多伤感悲咽之音。三人中只有刘克庄一生宦海浮沉，郁郁难伸，使他的词作风格“沉痛激烈”，虽不及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却也自有一股抑塞磊落之气。稍后的词评家张炎认为刘克庄的词“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举出的例子就是这首堪为后村词中压卷之作的《沁园春》。

这首词作于淳祐三年（1243），题为“梦孚若”，孚若姓方，名信儒，是刘克庄的同乡好友，也是都主张抗战的志同道合者，他曾出使金国，宋史记载：“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可是回到朝廷，竟因为抗节不屈而被贬谪，此后一再黜降，屡受打击，竟致壮年早卒，刘克庄对他的死不胜伤悼，同一年还作了《梦方孚若》诗二首，都对这位亡友不得其用的遭遇，表示愤慨不平。“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这句话出自《史记李将军传》，汉文帝曾说一生命运坎坷到老不得封侯的李广：“可惜啊！他是生不逢时，如果让他生在汉高祖的时候，区区官封万户侯，何足道哉！”然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王维《老将行》）所谓“天幸”、“数奇”，也是人为环境的原因。方孚若胸怀大志却不得施展抱负，郁郁而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刘克庄自己又何能免此？他只有通过梦境，和亡友携手共游中原，挥洒豪气，“吾少多奇节。颇揶揄、玉关定远，壶头新息。一剑防身行万里，选甚南溟北极？”（《贺新郎》）他们都是志在有为的热血男儿，可是压抑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报国无门，愤懑难当。方孚若带着一腔雄心壮志归于黄土，刘克庄还在这压抑的环境中长吁：“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读这样的词句，那积郁难舒的愤怨，让人有捶碎一切的冲动。

方孚若因使金不屈而遭贬，刘克庄自己的遭遇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他一生经历五朝（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因为其父封赠少师之衔，刘克庄身为贵胄子弟，二十三岁时即以荫补官，踏上仕途之路。如果他一直按照通常人的道路走下去，纵使不能出将入相、大富大贵，也定然不失为一个安稳富足的官僚，但他志气天纵，“恃才傲物”，又抱负不凡，在死水般的官僚群里，自然会令人侧目，屡遭谗毁。他三十八岁时，因所作《落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的句子，被认为对当道权臣有所讪谤，因此被劾免官，废弃十年。后来数度起用又数度罢职，都因他直言敢谏，不合于当世而被排挤。淳祐年间，宋理宗赏识他“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因他是荫官入仕，特赐同进士出身（在古代科第至重，有进士身份才是最大荣耀。）在朝任职，可是仅做了一年朝官，他就由于“草诏忤旨”而被放外任。淳祐十一年再入朝，又弹劾主张投降的权相史嵩之，再度被免官，在家闲居八年。

他前后被罢官竟达四次之多，这种折挫的经历，虽然及不上辛弃疾，在南宋词人中却也算得上异数。第一次因《落梅》诗被罗织罪名而落职，他在词中写道：“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贺新郎宋庵访梅》）明明愤慨，却用看似揶揄的笔调轻松出之。而在第三次免官时，自称：“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更分明是愤懑不平的反语，宦场中愈挫愈勇的刘克庄，他的骨头，是硬铮铮的。

刘克庄曾经为《稼轩词》作序，称赞辛弃疾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这段话很形象的概括了辛词的特质，也可知刘克庄学习辛词，能够抓住最本质的地方。南宋之后继踵者辛弃疾的词人有不少，但辛词其实并不好学，学辛词者，必须先在胸中有一股浩然之气，学得不好，便容易流于粗豪叫嚣，“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陈亮、刘过有的词篇就有这样的瑕疵，刘克庄算是辛派词人中的佼佼者，虽然也不能免于“近俗”之讥，偶有过份直白浅露的毛病，但也有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名作。前面那首《沁园春梦孚若》是其中之一，再看这一首《贺新郎九日》：

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

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对黄花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鸿北去，日西匿。

“白发书生神州泪”，自来吟咏重阳佳节的诗词，绝少有如此豪壮悲痛者，后村词似稼轩，并不止是词风象，而是伤时忧世的气味相类。他自称“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现存后村词一共二百六十多首，多是壮怀激烈的高歌，却很少有刻红剪翠的软靡之音，正是“旨正而语有致”，他自说其词作：“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刘克庄是反对耽溺欢场消磨壮士之志的，他曾这样用一首《玉楼春》词来规劝不务正业的朋友：

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

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

这首词题为“戏林节推乡兄”，词中“水西桥”指的是当时福建的名桥，泛指妓女的住处。虽然名为“戏”，意思却很严肃，对这位姓林的朋友耽于冶游的行径提出了批评，告诫他要将目光放远放大，莫将有限的人生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男儿西北有神州”一句，开阔高远，“足以使懦夫有立志”。刘克庄这样规劝朋友，也是同样的要求自己，他自律律人，抱负极高，所以清代词评家冯熙推许他与辛弃疾、陆游鼎足三立：“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

刘克庄虽然反对朋友冶游无度，填词也“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但他在生活中，也不是完全摈弃儿女情长。他规劝这位朋友“莫滴水西桥畔泪”，就是以家中妻子的深情来打动他的心肠，“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为逢场作戏的露水姻缘浪游虚掷，却不知妻子在家中望眼欲穿，为什么要轻抛真情，甘逐浮华？联系到刘克庄自己的家庭生活，就可以知道他这些话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他真实的伤痛。

刘克庄的妻子也是姓林，福清人氏，这首《玉楼春》词中的“林乡兄”，可能就是林夫人的乡里同族。林夫人二十岁时与刘克庄结婚，共为夫妇十九年，情谊深厚，在妻子死后刘克庄亲撰墓志铭，说自己仕途不顺，“江湖岭海，行路万里，君不以远近必俱。”是真正的患难夫妻，他们曾经在贬官的途中遭遇航船失事的凶险，死里逃生之后，又陷入文书行李都随水漂失、进退无路的窘迫境地，但无论怎样，林夫人都是默默忍受，泰然自若，以自己的沉着镇定为丈夫打气。刘克庄一再黜免贫居，林夫人陪同他节衣缩食，过着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从不诉苦抱怨。也许正是长期的困苦消耗了她的健康，在刘克庄做建阳县令的任上，林夫人因病去世，亡年三十九岁。同年刘克庄罢归莆田，路过妻子的故乡福清，抚昔伤今，哀痛绵绵，作了两首悼亡的《风入松》词，其一云：

橐泉梦断夜初长，别馆凄凉。细思二十年前事，叹人琴、已矣俱亡。改尽潘郎鬓发，消残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冷如霜，到处同床。箫声一去无消息，但回首、天海茫茫。旧日风烟草树，而今总断人肠。

词开头云“橐泉梦断”，用的是唐传奇典故，沈亚之《秦梦记》小说中称自己在橐泉邸舍梦入秦国，与公主弄玉结为夫妻，后来弄玉夭亡，他营葬赋辞，十分哀痛，已而醒觉，才发现是大梦一场，这里借用这个典故代指爱妻亡故。“人琴俱亡”则出自《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听说兄弟子敬病逝，驾车奔丧，绝不哭泣，坐到灵床上取来子敬生前的琴来弹奏，调不好弦，即掷琴于地，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于是悲恸晕绝，良久方苏，一个月后也死去。刘克庄这里用兄弟来指代夫妇的悼亡，可见在词人心中，妻子不但是患难与共的伴侣，也是心灵相通的知己。近二十年相濡以沫携手同行，捱过那些艰苦的岁月，一旦其中有人先捐泉路，留下的那一个何其孤凄悲伤？

《风入松》词其二云：“多情惟是灯前影，伴此翁、同去同来。逆旅主人相问，今回老似前回。”老妻已逝，此后惟余灯前形影相吊，词人顿然老尽容颜，摧断心肝。这种巨大的哀痛，仿佛跟随了他后半生，直到十五年后，他再次路过妻子家乡，又提笔追和了十五年前的悼亡词：

残更难捱抵年长，晓月凄凉。芙蓉院落深深闭，叹芳卿、今在今亡。绝笔无求凰曲，痴心有返魂香。

起来休镊鬓边霜，半被堆床。定归兜率蓬莱去，奈人间、无路茫茫。缘断漫三弹指，忧来欲九回肠。

“绝笔无求凰曲，痴心有返魂香。”可见即使时隔十五年，他对亡妻的挚爱也未曾消逝，还在痴心希望，有一日能找到传说中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让爱侣重回人间。同年他还有两首《石塘感旧》：“鹿门陈迹有余哀，犹记庞公返自崖。行到当时相送处，不知老泪自何来。”“沈郎院闭彩云收，寂寞秋花折树头。留取断弦来世续，此生长抱百年愁。”诗中情深意挚，实堪与陆游怀念早逝的爱人唐琬：“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的伤悼之作媲美。而根据“绝笔无求凰曲”、“留取断弦来世续”的句子，都表明刘克庄丧妻后即已无续弦之念，他在宋词人中是少有的长寿者，一直活到八十三岁，林夫人死后他孤身独居四十二年，其用情之专之深，令人动容。大约就是因为经历过丧偶之痛，他才会规劝朋友珍惜家庭的幸福，而他自己的失偶余生，就把所有的心血，都投入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关注中。

从刘克庄对妻子专注的情爱，就可以推知他实是一个深笃于情的人，他爱妻子、爱家人，推而广之，对世间挣扎在苦难中的人们也不会忍心弃置不顾，冯熙赞他“宅心忠厚”，举出他这首词《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为例：

满腹诗书，余事到、穰苴兵法。新受了、乌公书币，著鞭垂发。黄纸红旗喧道路，黑风青草空巢穴。向幼安、宣子顶头行，方奇特。

溪峒事，听侬说。龚遂外，无长策。便献俘非勇，纳降非怯。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到崆峒、快寄凯歌来，宽离别。

词题中的“宋惠父”，就是有名的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字惠父，他是建阳人，刘克庄在建阳任县令时与他相识，称之为兄，引为“尤所敬爱者”。宝庆二年（1226），宋慈出任江西信丰主薄，当时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宋慈将入军幕平定叛乱，刘克庄作词送之，却说：“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嘱咐朋友不要对反叛的“乱民”不分青红皂白的进行剿灭，希望将他们看成是因为求活铤而走险的“赤子”，谅解其苦衷，保全其活路，这种思想已不仅仅是“宅心忠厚”，而是具有早期的人道主义的光芒。他也劝勉另一个从军的朋友说：“不要汉廷夸策断，要史家编入循良传。”（《贺新郎寿张史君》）希望别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循吏良官，更好的羽翼百姓。他爱国，首先爱的是民。

可是在另外的传说里，却指摘刘克庄“刻薄”，《宋人轶事汇编》中记载他居乡时“不为乡人所与”，他乡间的住宅旁有一口井，据说井水能够治病，刘克庄可能是厌烦乡人络绎不绝的来打水，竟填塞了井口不让使用，在其他的事件上也有类似的刻薄行为。按刘克庄为民请命的作风来看，似乎不应该是如此小气的一个人，胸襟也不至于偏狭至此。但刘克庄晚年有一个最大的污点，就是结交贾似道，也许就因为这一件事，使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

贾似道是南宋著名的误国奸臣，口碑极差，倒台之后，当世曾与他有过关系的人无不遭受牵连，吴文英因为集中有投赠贾似道的词篇就引起争议，而刘克庄与贾似道的交往，同时代人所作的行状、墓志铭中都有记载，词集中也有不少庆贺贾似道的作品，证据确凿，令后人很难出于爱护的心理曲为之辩；但刘克庄的生平，又是一个值得赞誉的爱国词人，绝不能与“卖国贼”、“变节者”混为一谈。所以后人对他不免产生矛盾的态度，严厉批评也不是，绝口不提也不成，只好算作“晚节有污”，为他叹一声惋惜了。

其实看一个词人，完全不必要求他是一个完美无暇的人。刘克庄的为人，有深于情笃于爱的一面，有忠义刚烈的一面，却也有狂狷过度、骄傲自许的一面。他词中说：“疏又何妨，狂又何妨？”由于这一种“疏狂”，使他常常处于孤立的境地。在朝中他似乎永远是一个异类，四次立朝四次罢官，都因为与人不和，遭受攻击，这一方面出于他主战的立场、激进的作风，另一方面也可能出于他恃才凌人，不易与人相处。他身后的墓志铭说他：“前后四立朝，惟景定及二年，端平一年有半，余仅数月。游相最笃旧，不能久其留；郑相最怜才，竟不合而去。退之所谓谤随名随，公殆近之。……彼才名相轧者，方揽一世虚誉，公独恃九重为知己，炫才者忌之，媒名者争之，其不理于口也固宜。”其中“郑相”指理宗时的左丞相郑清之，号安晚，他爱惜刘克庄的才华，曾在落梅诗一案中伸出援手，后来刘克庄却与他不合而反目，晚年刘克庄追思痛悼，后悔莫及，为他书写行状洋洋数千言，寄托自己对这位良友知交的忏悔和哀思。由此可见刘克庄的性格，属于那种极其刚傲倔强一型的，他得罪于世，有时是坚守立场所致，有时却是出于无心，出于意气。这样真率的人，晚年却与误国奸相贾似道交情甚笃，一再为他写词贺寿，赞词并非全然出之吹捧，而是真心的揄扬，岂非奇怪的事？

刘克庄与贾似道的交谊本来属于世交，早年刘克庄曾受知于贾父，两人旧日便有相识之情。贾似道拜相，刘克庄原本免官在家，特为贾出山回朝，一直官至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也可谓晚年显达。他在前四朝都与时相不合，惟独这一次却与贾似道相处得十分融洽，词集中为贾似道所作的贺寿词，称赞他：“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投一粒丹元气转，下三数著输棋活。把晋朝王谢传同看，谁优劣？”这样高度的赞许，若非昧心的阿谀，就是和当时皇帝一样昏庸受欺，把贾似道真的看成了护国的良相，依刘克庄一贯的个性人品，再考虑他那时已是八十岁的高龄，还是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但一个报国志士，到晚年却对奸佞权臣如此称颂，难免后世讥讪。

刘克庄之所以落到晚节不保还懵懂不知的地步，其实也是出于他自己的性格弱点：他的为人，可以轻富贵、甘贫贱，却总有那一股耿耿狂狷之气，急待人认可，喜听人许可。据说贾似道一直对他“尤相亲敬”，可以给他这种强烈的求认可欲以极大的满足，而他那时反正垂垂老矣，疾病缠身，在政坛上只能做一个点缀品，贾似道也乐得以一点小小的折节下交，博取当世亲贤爱才的好名。就这样，刘克庄堕入网中还不自知，直到病势加重辞官退休之后，还写词怀念自己这段最惬意的朝堂生涯：“也莫爱宫中请内相，也莫爱堂中呼六丈。……免飞升，长快活，戏人间。”（《最高楼》）“堂中呼六丈”指的是北宋富弼尊敬欧阳修，自认晚辈而以行第呼他为“六丈”，这里用来指代贾似道对刘克庄既亲密又尊崇的态度，可见当朝丞相的敬重，一直让他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幸亏，在致仕回乡的次年，刘克庄便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见到贾似道真实面目暴露、势败权倾的一天，对他来说，大约也是一种幸运。

文天祥（附邓剡、王清蕙）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度宗朝，累迁直学士院，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奉使元营，被拘留后逃脱，为南宋流亡政府的右丞相，兵败被执，囚禁燕京四年，不屈就义。能诗文，诗词多抒写其坚贞不屈之志，词集有《文山乐府》。

【酹江月】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　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南宋一部历史，以亡国始，又以亡国终，其间百年偏安、无所进去的状态，令人扼腕愤懑。但就在这不思振作的百年之间，一首一尾，却出过一文一武两个民族英雄，足以辉映史册，名垂不朽，他们就是南宋之初的武穆王岳飞，与南宋亡国之际的信国公文天祥。岳飞以壮志难酬、含冤而死成为历史上千秋万古的遗憾，而文天祥却在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时势下从容壮烈的就义，以生命书写了一阕浩然高亢的《正气歌》，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现代似乎有一种新的潮流，喜欢用如今业已变迁的社会价值观，去给古人制订标准，说得不中听一点，就是以成败论是非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因为如今中国的各民族融合了，就不承认历史上民族之间也曾经有过敌对的关系，有过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就要将千百年来民族的脊梁、国家的良心，一变而从教科书中取消掉英雄的称号，转而为秦桧、洪承畴（或许以后还有汪精卫）之流翻案平反，试图捧他们进入神坛？历史的车轮的确是在滚滚前进，却并不是什么都会碾碎，也许总有一天，连今日的价值观在后代看来也会无足轻重，但不管怎样的事过境迁，我们却不能也不应该，对这些曾经以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个人操守的英雄，报以漠视和不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间总有这一种勃勃英灵之气，让人肃然起敬，轻亵不得，就算有一天国家会消亡，民族会无界限，世界会大同，但只要还需要保留人类的爱与信心、勇气，我们的教育里，就不应该取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掷地有声的光辉诗篇。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是文天祥兵败被擒之后，元兵押他北上，途经零丁洋（今广东珠江口外）时所作，由宋降元的元方主将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仍然在崖山坚持战斗的张世杰，文天祥不答，只是挥笔写下这首《过零丁洋》诗给他。张弘范知其意不可转，只得一笑置之不问。文天祥被押送元大都，同他一道被俘上路的还有同乡邓剡（1232-1303），字光荐，南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被俘时任流亡政府的礼部侍郎。邓剡既是文天祥的好友，也是坚定的抗元志士，一门十二口同时死于兵火，兵败被擒押送北上时，他因病留居在建康天庆观中，后来出家为道。邓剡留在建康养病的时候，与文天祥道别，写下了这样一首《酹江月》词：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　　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这一首词也有人认为是文天祥所作的，明末与他们有同样遭遇的抗清英雄陈子龙评价道：“气冲牛斗，无一毫委靡之色。”虽然两人都到穷途末路，词中却仍存勃勃壮心，文天祥的和词，便是开头所引的那一首。“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已经坚定了殉国的志向。最后一句以杜鹃为比，古蜀王杜宇失国之后，化为杜鹃飞回，悲啼泣血，声声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文天祥写道：“从此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这也是他与邓剡分别之际写下的诗句，已明示即将一去不返，就像他的诗集以“臣心一片磁铁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而命名为《指南录》一样，人虽北去，他的心念，他的忠魂毅魄，却永远萦绕着这一片故国土地。

邓剡以遁入道山表明绝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后来竟得了此终身。他的词与文天祥的词作常常混在一起分辨不清，除《酹江月》词之外，还有这首《南楼令》：

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堪恨西风吹世换，更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

《词苑丛谈》将该词归入文天祥的名下，说这是他被执北上时，路过信安，驿馆中人敬佩他是忠臣，供奉甚是丰盛，文天祥却彻夜难眠，题了这首词在壁间。词意较为低沉伤感，与前面豪壮悲慨的作品确实大不相同。但文天祥的性格，并非仅仅是一个忠臣烈士、道德楷模，在“忠肝如铁石”之下，照样也有着普通人的留恋与哀伤。

《宋史》本传载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相貌气质均属第一等的美丈夫，他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理宗皇帝亲自拔取为第一，少年状元，鲜衣怒马，又兼家境宽裕，挥金如土，可谓人生得志之极。如果不是遇上末世，他完全可以春风得意过一生，在亡国前，他也的确一直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样锦衣玉食的人物，按照常理，恐怕连从富贵到贫贱到苦头都很难吃得消，何况是主动的毁家纡难，起兵恢复，历尽千难万艰，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为的只是“取义成仁”四个字？殉国若只是引刀成一快，尚不是最难，最难的是在慷慨捐躯之前，还要先经受被囚禁土室、受尽非人折磨的考验，文天祥在《正气歌》的诗序中记载他所受到的折磨：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

狭窄难以容身的囚室里，漏雨泥泞、烈日曝晒、暑热蒸郁，还有腐坏的食物、人体的腥臊、粪便的恶臭，以及死尸腐鼠的种种污秽难闻的气味，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曾经腰金衣紫、偎香拥艳的这位清贵文臣、状元宰相，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那一份“正气”，心如铁石，誓不转移，即使知道只要自己一点头一松口，以前的富贵荣华立即就会回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是平静的向亲自劝降的元世祖忽必烈说道：“只求一死足矣。”当时人对他的高节无不景仰，元朝的臣子都为他作诗说：“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但文天祥的信念终究无可动摇，只求一死，也只有一死，才是对他最好的成全。文天祥就义之后，为他收敛遗体的人看见他衣带中有一段赞词，是他最后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对自己的操守，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但对别人的选择，亦有一种无奈的宽容与揶揄。《宋稗类钞》上记载他在临安将被攻陷之前的一段轶事：都城即将陷落，文天祥无力回天，向幕僚们叹息说：“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幕僚说：“一团血！”文天祥问：“什么意思？”幕僚说：“丞相万一捐躯，我等皆请从死，一起为国殉难。”文天祥笑而不答，反问道：“你们听说过刘玉川的事吗？”于是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刘玉川是个穷读书人，与一个妓女相好，两人情深意重，相约白头到老，妓女为了他辞去了所有的客人，一心守着刘玉川过日子。后来刘玉川终于在妓女的资助下中举得官，妓女想和他一道赴任，名正言顺的做夫人，刘玉川却已变了心，怕她给自己丢了颜面，于是欺骗她说：“朝廷有规定，不允许携带家眷上任。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宁可和你死在一处罢！”于是准备了毒酒，以殉情为名要妓女先饮，妓女哭着喝了一半，留下另一半给他，刘玉川当然不肯跟着喝下。妓女就这么糊涂上当死去，刘玉川则心安理得的单身离开。

文天祥讲了这个负心汉的故事后，笑着环视众幕僚说：“今日大家可不要学刘玉川啊！”众人听了都大笑。文天祥的话虽是玩笑，说话的时候，却估计是带有一丝辛酸的，在南宋尚未覆灭之时，他已经明白人心难齐，时势难挽，也明白自己的选择，是一条既艰苦又孤独的、甚至全无胜算的荆棘路，但他还是义无返顾的走下去。不是为赵宋王朝，而是为自己心目中所认同的国家，为自己甘愿以性命守护捍卫的信念。

临安陷落后，后院三宫妃嫔宫女均被元兵押解北上，有一位宋度宗的昭仪王清蕙，在路过汴京夷山驿（一说燕京驿）中，题了这样一首《满江红》词：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辗关山月。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这是亡国之后，无辜女性们承受着灾难所带来的沉重耻辱，发出的血泪哀歌，在当时中原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传诵南北。文天祥见到此词末句云：“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却摇头叹息说：“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他认为王清蕙的词中流露出意欲妥协的软弱口吻，这在肝胆如铁的他不能苟同，于是他和了一首，坚定的说：“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贞之情，决无改移。和词之后，他意犹未尽，又代王清蕙作了一首《满江红》：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乱世深宫不能自主的弱女子，似乎有点苛责，文天祥自己，却是毫不含糊的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但他也并非完全的责人从严，对旁人选择的道路，只要不是昧心无良，他也予以尊重理解。像王清蕙一样被掳北上，后来自请出家以保全自己的宫廷乐师汪元量，他在监狱里与之唱和，给予赞赏；他的弟弟文璧，“已作门户谋”，投降元朝为官，他也只是叹息：“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虽然微有不满，却并不责难他没有同自己一起殉国尽节。但对于那些卖国求荣、献媚取宠的降臣，他则报以鄙夷和讽刺。临安初陷落时，他被拘元营，敌营在留远亭举行夜宴，降元的宋臣贾余庆、刘岜为了讨好元人，使尽浑身解数，甚至当众淫亵表演，不堪入目，文天祥看他们丑态百出，十分愤怒，当场口占二绝予以讽刺。后来他经过供奉唐代义守睢阳尽忠报国的张巡、许远的双忠庙，有感而发，题词《沁园春》：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後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古庙幽沈，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后人词话中评价说：这首词“盥漱读之，公之忠义刚正凛凛之气，流露于简端者，可耿日月、薄云霄，虽辞藻未免粗豪，然忠臣孝子之作，只可以气概论，未可以字句求也。”正是因为词全出于忠臣最真实的心声，不暇修饰辞句，也不屑修饰辞句。如果论艺术性文学性什么的，它不是精品，但直白的抒发，严正的要求，却足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九日，文天祥被押赴大都柴市口，临刑前他问清哪边是南方，向南礼拜，整衣正容，说道：“我的事已毕了。”从容就义。当日大风扬沙，天地为之晦暗，恍如夜晚降临。传说此后一连数日天气都阴晦不明，连白天宫内外都需要秉烛燃矩而行，忽必烈怕是文天祥的英灵作祟，后悔杀害了他，于是封赠他为太保、中书平章事、庐陵郡公，设坛祭奠。丞相孛罗刚举行初奠礼，便见狂飚陡然卷地而起，飞沙滚石，不能睁眼。俄而将元朝封赠的牌位卷上半空，隐隐雷鸣响动，仿佛愤怒之声，天色更加昏暗。元朝君臣急忙将牌位改成：“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狂风这才平息，云开雾散。文天祥就是到死，都以宋臣自居，这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也许正是民心所向，所以编撰出这样的神迹聊以安慰、寄托景仰吧。

文天祥的子女都在抗元战争中失踪死亡，婢妾四散，夫人欧阳氏也在他死前就自刎尽节，文天祥为她作了祭文哀悼，《宋史》则说文天祥死后由夫人殓葬，根据祭文来看，宋史记载有误，为文天祥收殓营葬的，其实是义士张毅夫。张毅夫是文天祥的旧友，当文天祥贵为南宋丞相时，曾再三请他出来作官，张毅夫都推辞不往，并不依附显贵的朋友。到了文天祥被捕北上，他却主动赶来会面，请求道：“今日丞相赴北，我当随行前往。”到了大都之后，张毅夫在文天祥的囚所附近住下，天天送饭，数年始终如一，并且偷偷做了一个木匣，文天祥就义之后，他便冒着风险私藏了他的头颅，并从宋方俘虏那里访求到欧阳夫人的遗体，与文天祥遗体一起火化殡葬。后来终于找到文家的后裔，指点他们正式安葬文天祥夫妇。《帝京景物略》则说是江南十义士将文天祥藁葬于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到元大德年间，文天祥之弟文璧出继给文天祥名下的嗣子在大都顺城门访求到文天祥失散的旧婢绿荷，告知葬所，这才将文天祥夫妇归葬故乡庐陵。文天祥生前曾写诗给弟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身后数十年，他总算完成了归正首丘的遗愿。

《癸辛杂识》记载了文天祥身后的一件事：南宋灭亡很久之后，有人过河间府（今河北沧州地方），在道旁一个烧饼店里憩息，看见主人家的阁子里贴着条幅，却是文天祥亲笔书写的四首诗。这个人随口说道：“这字写得也好，用两贯钞换两幅给我怎么样？”主人笑道：“这是我的家传至宝，就算一锭钞（元代五十贯为一锭）一幅也不可能换！咱祖上也是大宋子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得这一个官人。文丞相生前路过这里，亲手写给我的诗，真是无价宝物，岂能轻易给别人呢！”朴直的言语，却说出当时人对文天祥发自内心的敬佩崇拜，纵使是已经改朝换代也不曾消弭。文天祥中举时，宋理宗说道：“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亲自为他改字宋瑞。虽然这位“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的状元丞相并没有使宋王朝遇难成祥，但他最后的坚持却弥足宝贵，不仅在大宋遗民心里，他代表了那一个王朝官员的良心，就是千百年之下，他也永远是整个民族的珍宝。

蒋捷（生卒年不详），字胜欲，号竹山，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咸淳十年（1274）进士。宋亡不仕，以词名。有《竹山词》一卷。【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如果没有亡国的经历，蒋捷在宋词史上，也许仅是一个词风纤巧的才子。他一生未仕，连生卒年也难以详考，只知道他约生于宋理宗淳祐年间，即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中，卒于十四世纪初，生平唯一留下确凿年份记载的，就是他曾在宋度帝咸淳十年（1274）考取进士。当他中进士后仅仅两年，还未来得及授一官半职，元兵已长驱南下，攻破都城临安，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南宋小朝廷终于遭到灭顶之灾，蒋捷从前科新进士，一下子变成了旧朝亡国奴。少年时他还是倚红偎翠、流连诗酒的文人，一变而成饱尝亡国之痛、颠沛流离的遗民，到晚年飘零无偶，遁居僧舍以终。因为天崩地裂的浩劫而造成前后巨大反差的一生遭际，便浓缩在这一首题为“听雨”的《虞美人》词里。“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忧患余生，已成落幕，少年的欢畅，壮岁的漂泊，晚景的枯寂，尽皆凝结在那一窗冷雨之中。这种绵绵长恨、黯黯沧桑，不但是同时代人的共同经历，也会引起后人的强烈共鸣，所以虽然也有人嫌他词语偏于俚俗，批评《竹山词》：“薄有才情，未窥雅操。”（《介存斋论词杂著》）说他是：“词中左道。”（《白雨斋词话》），却亦有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竹山词可称：“长短句之长城。”（《艺概》）、“晚宋诸家，竹山最为沉咽。”（汪东《唐宋词选评语》）“沉咽”二字，正是蒋捷词由小才气转向大词笔的关键处。

从“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一句来看，蒋捷的少年时期过着颇为写意的生活，他的出身无考，但可以看出应当是一个宽裕的中等市民人家，达不到金钗十二、珠围翠绕的程度，也不至于为生计忧煎。他早期的词风轻快活泼，对万物都持有一种欣赏的心情，即使是生活中的小细节，也能以独特的眼光看到趣致，赋以词章。看到街头的卖花人，他描写道：“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昭君怨买花人》）邻居来院中折花，他也给予细致的叮咛：“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檐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霜天晓角》）这些小词都是极其纯净不带一分杂质的，将生活琐事写得如此诗意盎然，可见词人心细情真，有着乐观风趣的心态。

蒋捷“语语纤巧、字字妍倩”风格的代表词作，当推下面这首《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亡国之后所作，我以为非是，读“何日归家洗客袍”一句，便可知他这时尚且有家可归。这不是国破家亡漂泊异乡的悲苦之音，而是“一片春愁待酒浇”的客中愁思，虽然有时序变换的怅恨，调子却是开朗轻快的，在伤春之作中，它的色调显得格外明媚流丽，樱桃之红润可爱，芭蕉之碧绿悦目，即使提示着春去夏来的光景变迁，也是那么美好，以至于读者在“日月掷人去”的感慨中，仍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作者的愁思并非郁积苦闷，而是轻淡宛转，因为那个“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的小家庭尽管暂时不在身边，却总有一日能重新相见，写着这首思归曲的时候，词人多半是带着带着满心的温馨、期冀的笑意吧。

可是这样轻松欢快并不长久，就在词人科场得志一举及第之后，他便很快从普通士子能达到的极满足，跌进了时代所给予的最不幸。虽然蒋捷在南宋还未来得及出仕，并未加入统治者的阶层，完全不应该为上层的失政误国买单，可是就象所有无辜的百姓一样，他却不得不承受着小人物在乱世中的不幸。他因战乱丧失了原有的一切，只身漂泊东吴一带，家园多半已毁于战火，家人亲眷都在乱离中失散，甚至可能遭掳被杀，那一个“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的盼望，已经永不可得，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幸福，也被这个残酷的世界击成粉碎。这些情况，他都写在亡国后的词作里，如这首《贺新郎?兵后寓吴》：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

这首词看似平淡，并没有哭天抢地悲痛欲绝，却一字字都是血泪凝成，曾经拥有过红袖添香、笑靥软语的温馨小家，到如今却落得只影相随，奔走求活，就连乌鸦到晚尚有枝可栖，他却望断乡关不得归，纵使归去也无家可依。他本是宋末最后一科的进士，有着锦绣般的前程，这时却沦落在乡村为人抄写过活，求取冷饭残羹填饱肚皮。这样穷困潦倒的生活延续了他整个后半生，“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少年游》）他后半生似乎一直没有与家人团聚，也没有再成一个家，只是孤零零一个人辗转漂泊，最终寓居僧舍，在佛门空寂之所了此残生，所以在他亡国后的词章中，多是凄抑之音，怀旧之辞。

在北宋灭亡之后，一批南渡词人怀着对故国的无穷追忆，写下不少悼念的作品，到南宋亦轮到了亡国的命运，身为宋遗民的词人自然也同样拿起了笔，试图将自己前半生中的美好场景再现于纸上。金灭北宋，元灭南宋，都不仅仅是朝代的更替，而是一场文化的大劫难，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毁灭，尤其是那个精致风雅的宋人生活方式从此永劫不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遗民的哀辞里，写得最多的就是怀念旧朝生活场景、节日风光。而在两宋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元夕可以算是最热闹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全民娱乐日，所以在北宋亡后，李清照写元夕：“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南宋亡国后刘辰翁也写元夕：“红妆春骑，踏月影、竿旗穿市。”（《宝鼎现》）蒋捷青少年时期也曾混迹市廛，吟风弄月，他追咏元夕的代表作是长调《女冠子》：

蕙花香也，雪晴池馆如画。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而今灯谩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

江城人悄初更打，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剔残红灺，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笑绿鬟邻女，倚窗犹唱，夕阳西下。

蒋捷描写的元宵盛况，可以从笔记《武林旧事》中找到相关描绘：“元夕张灯，好事家间论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又是幽坊静巷，多设五彩琉璃泡灯，更自雅洁，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这一个梦幻般的神仙乐境，到故国沦亡之后只能存在于回忆当中，而邻家的少女，犹自唱着南宋词人范周的著名元夕词：“夕阳西下，暮霭红隘，香风罗绮……”刚从旧梦中恍惚醒来，待铺开锦笺将以往的世界留在纸上的词人，忽然听到这样怀旧的歌曲，不由百感交集，是凄楚，是安慰，是惆怅？只能泛起一个苦涩的微笑。

前面提到的《武林旧事》，是与蒋捷身份相同的宋遗民周密追忆都城临安的繁华而作，无独有偶，在一百年前北宋灭亡的时候，南渡士人孟元老也曾写过一部《东京梦华录》，追述汴京城的繁华盛事。从北宋到南宋，隔着百年的光阴，世事却如此相似，仿佛是宿命的轮回，令人不胜叹惋悲慨，蒋捷写过《齐天乐?元夜阅梦华录》词，感叹人世沧桑好景不长：“华胥仙梦未了，被天公澒洞，吹换尘世。”在另一首元夕词中，也怅然长叹：“旧说梦华犹未了，堪嗟，才百余年又梦华！”（《南乡子?塘门元宵》）追忆中多少欢娱，现实中多少凄楚，尽付一梦而已。

蒋捷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他早年的词作轻倩妍巧，可见为人也属于文弱一型，遭受战乱之苦后，他的情绪便流于消极，不象同时代刘辰翁一样悲怆激昂，而是如张炎、王沂孙等人一般沉湎于哀伤感怀之中。但他的悲伤，又不同于其他人缠绵曲折，却别具一种风味，如这首《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这当是他流浪途中抒发思乡之情的作品，但“故乡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一剪梅宿龙游朱氏楼》）已经遭到兵火破坏的家园，与其回顾，倒不如永远弃绝，这首因行程受阻而作的词，描述的是旧游不再、往梦难寻的凄凉，却以貌似轻快的笔触写出珠玉跳跃般的词句，在想象中有殷勤的白鸥相问，有同样苦受大雪摧残的梅花同病相怜，词人愁苦的心也似乎得到了一丝安慰。从这一点中，依稀又窥见了早年那个开朗欢快、视万物俱有情思的蒋捷。亡国后的竹山词，“内容与感情均极悲苦，但构思布局与遣词造语却带有看破一切的旷达和嘲讽意味。同样是遗民的血泪之作，在蒋捷写来却面带苦笑；这苦笑的泪水，似更令人心酸。”（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这段评价确是对蒋捷词作的独到之处一语中的。

也许正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只有看破一切与自我宽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蒋捷也只是一个生活中的弱者。但是，虽然他是弱者，在坚守气节是非原则方面，却绝不妥协。元成宗大德年间，曾有人向元朝廷荐举他为官，蒋捷坚决拒绝，不仕新朝，联系到他晚年穷愁潦倒、衣食无着的处境，可知他坚持操守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此恨难平君知否？……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竹。”（《贺新郎》）以女子的守贞来喻自己的操守不移；又如他《尾犯寒夜》词中所说：“鸡边长剑舞，念不到、此样豪杰。瘦骨棱棱，但凄其衾铁。……浩然心在，我逢著、梅花便说。”闻鸡起舞的刘琨有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图，使得陆游感叹：“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蒋捷没有力量学习这位英雄豪杰，却也能够守住自己衾冷如铁、骨瘦如棱的穷困生涯，以高洁耐寒的梅花比拟自己的浩然之气。这是一个弱者在当时能做出的最强烈的反抗，也许单以“民族气节”什么的来说，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心志，其实，这只是小人物最坚定的爱憎——对于毁掉自己家园、剥夺自己幸福的入侵者的永久憎恨。

王沂孙（附周密）

王沂孙（？-约1289），字圣与，号碧山、中仙、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入元，任庆元路学正。词多咏物，间寓家国之恸。有《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　　　【眉妩】

渐新痕悬柳，澹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　　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　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

王沂孙在历史上“身世沦微”，生平难考，在词史上的地位却不低，《白雨斋词话》里这样评价：“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于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将他比拟成汉魏诗中的曹植、唐诗中的杜甫，现在看起来实在是过誉之词，但王沂孙在词学上的成就也的确可观，清代传承南宋“醇雅”一路的常州词派推崇宋词四家（不是文学史上公论的宋词四大家苏、周、辛、姜），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两宋词坛之冠，王沂孙在其中要坐第三把交椅。清代的周济甚至主张学词要“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也就是从碧山词入手，上溯吴、辛，最后达到周邦彦富艳精工、浑化无痕的最高境界。周济所列出的这四家，除辛弃疾是豪放派宗主之外，另三人都风格婉约雅正，是以人力雕琢与天然朴素之美争胜的典范，这种说法虽然有周济个人的偏好在内，却也是南宋以后的人学填词的一种流行方向，尤其是填慢词长调，讲求铺叙裁剪，绝大多数都绕不开“问涂碧山”的路子。

王沂孙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咏物词，自古咏物的佳作不少，借咏物以寓寄托的手法也早已有之，但将咏物与寄托的结合形成一种套路，提供给后人一个学习典范的，却当推王沂孙为榜样作者。但奇怪的是，无论在后学者、评论者那里，还是词史上，王沂孙的成就影响都不容忽视，但在普通读者那里，很欣赏他词作的却并不多。他的词既不乏精致工巧，也不缺思想内涵，却总好象少了什么东西，不能在第一时间打动人心，使人会意，令人传诵。读他的词需要思索，甚至是像猜谜一样去探究，却很难令人在思索探究之后，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与共鸣。以我的看法，碧山词适合学，却不适合爱，适合作为艺术品来把玩欣赏，却不适合成为与读者血肉交融的心灵鸡汤。

咏物而有寄托并非王沂孙开创，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只在修辞手法的精妙与作者立意的高下而已。王沂孙生当宋末元初之际，与同时代的许多遗民文人，经历过从繁华到落魄的“华屋山丘”之变，人间的沧桑在他词中一一折射，“读碧山词，不得不兼时势言之”，所以他有所寄托的咏物词，竟可以当作南宋亡国的伤心史来看。

以上面所引的这首碧山词代表作《眉妩新月》为例，这首词借描写新月来影射南宋山河破碎、回天乏术的局势。“玉斧”一词，用的是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典故，传说唐代有人在林中遇到一个穿着洁白衣服、枕着包袱酣睡的人，唤醒后问他从何处来，那人笑道：“你知道月亮是七宝合成的吗？月亮的形态有如圆丸，表面并不平整，我们看见月中的黑影，其实就是日光照耀在球体上的凹处产生的。有八万二千户的人常年奉命修整月亮。”打开包袱，给别人看修整月亮所用的斧头、凿子等物。——这个故事颇为奇异，似乎早在唐朝，古人已经了解到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并知道月面的黑斑是由于不能反射日光的缘故造成，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天文知识惊人的相合。在那个连望远镜也没有的时代，怎么能窥知宇宙真实的奥秘，是巧合还是奇迹，无从得知，只是后世文学典故之中，多了一个“玉斧修月”的神话传说。

南宋初淳熙年间的一个中秋节，皇帝孝宗与太上皇高宗设宴赏月，侍宴的词人曾觌，进上《壶中天慢》词一阕，词中说：“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自古无缺。”那时南宋朝廷建立已稳，算作是进入了“中兴盛世”，但在半个北中国都失陷在敌国之手的情况下，还说什么“何劳玉斧？金瓯自古无缺。”这颂圣不免有所昧心。到了王沂孙的时候，倒是九州大同了，可是这又复归于一统的河山，却已是异族别姓的金瓯，所以王沂孙才叹息说：“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关于这首词的写作年代有一种说法，认为本词作于临安被元兵攻陷的当年（1276），当时谢太后率众投降，宰相陈宜中出逃，拥立端宗即位于福州，后来又逃往南海。宋朝虽大势已去，毕竟还留有一丝恢复的希望，所以词人又说：“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可是这希望显然是极其渺茫，连词人自己，也不敢下一断语的。

词人的犹疑果然不无道理，南宋都城陷落之后，虽然有一批忠臣拥立小皇帝继续抗元，可是仿佛连上天也不再保佑赵宋王朝，小皇帝死了又立，抗元势力屡战屡败，最终直退到海上。蒙古铁骑挟雷霆之威长驱南下，很快就将南宋这一座锦绣江山全部括入囊中。南宋的最后一场抵抗，也是元对宋的最后一场歼灭战，史称“崖山之战”。这一战消灭了南宋流亡政府的最后有生力量，十万宋兵没于海波，左丞相陆秀夫见事已不可为，毅然对小皇帝赵昺说：“德祐皇帝（即随谢太后投降的宋恭帝赵显，被掳北上。）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背负九岁的赵昺投海而死，大将张世杰在绝望之下，向天祈祷速起飓风，覆灭坐船，让他葬身于万顷海涛之中。这一段历史，在中国五千年来朝代更迭之中，无疑是最惨烈、最悲壮，也最为沉重的一页，这是代表着古代中华文明的汉民族政权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古典意义上的中国随着赵宋王朝的终结宣告灭亡，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汉文化传承到这个时代发生了一次断层，因此史学界有一种沉痛的说法：“崖山以后，已无中国！”

崖山之战宣告了赵宋王朝的彻底覆亡，而在崖山战役之前，原南宋治下的百姓，已经遭受了所有的劫夺，尝到了亡国带来的一切痛苦。蒙古人在押解三宫后妃宫女北上的时候，同时也查抄了所有曾经参与抗元的官员人家，词人张炎的祖父张濡就是因为曾经袭杀元使，被凌迟处死，家财没收，妻子入官，张炎孤身逃亡。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西域僧人杨琏真伽被元朝廷封为江南释教总统，率众遍掘南宋帝王陵墓，在会稽地方，发掘了从高宗到理宗等帝后皇妃六座陵墓，盗取殉葬财宝，并将皇帝后妃的遗骨与牛马牲口的骨头混杂在一起，在临安故宫中筑白塔镇压，名为“镇南”，想要镇压住南朝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以践踏皇室来羞辱南朝子民的暴行，自然引起遗民无限痛心愤慨。一批著名的遗民文人唐珏、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一共十四人，在绍兴集社，以词寄托一腔悲愤哀悼之情。

由于元朝初年文网严密，刑法甚至规定，“妄撰词曲以犯上者” 处以死刑、“乱制词曲为讥议者”判处流放。身为故宋遗民的他们，更是生活在监控之下，一不小心就会被告发治罪。因此即使在感伤亡国的词作中，他们也不敢直抒怀抱，而是托以咏物。这次结社，以五个词调分咏龙涎香、莼、蟹、蝉以及白莲五物，后人编为《乐府补题》。夏承焘认为：“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唐宋词人年谱乐府补题考》）可见咏物的题目，只是为了逃避文网罗织而已。这些词现存三十七首，其中以王沂孙所作最为警策，这一首《天香龙涎香》即被《乐府补题》列为篇首压卷之作：

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

几回殢娇半醉。翦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谩余熏，空篝素被。

龙涎香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其实就是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古人不知情，以为是海中的龙所吐的涎水所化。传说大食国西海之中，有龙蟠踞大石上酣睡，海上必有云气罩护，当地人看到云气，就知道其下有龙，耐心守侯一年半载，等到云气散去，就知龙已离去，前去采集，水中必然已有龙涎香。这描绘迹近神秘，其实所谓“云气”，很有可能就是鲸鱼吐出的水柱，而王沂孙所写“骊宫夜采铅水”，表面上是在说龙涎香的采集过程，实则藏有另一层含义，指的是宋帝六陵被发的事。

据说番僧人杨琏真伽遍掘宋陵盗宝，打开宋理宗的棺椁之后，发现尸体面目如生，是以夜明珠和水银防腐的，盗墓者便将理宗的尸体倒悬在树上，沥取水银，历时三天三夜，竟连头颅也失去了。王沂孙所说的“夜采铅水”，指的就是理宗尸体遭受的如此不人道对待，而“铅水”二字，又是用李贺的诗句：“忆君清泪如铅水。”这是汉魏的故事，东汉孝武帝旧铸有“金人捧露盘”，承接天上落下的露水，以求服食长生，汉亡之后，魏明帝也想学长生，让人去将这一尊捧露盘的铜人从咸阳卸载到自己宫中，临当装车之际，铜人忽然潸潸泪下，所以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紧接着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个典故，多用以喻亡国之悲，王沂孙在词中使用，是含有深意的。

这首《天香龙涎香》词中的寄托，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寄托崖山之覆灭”而作。吟社中人周密记载大将张世杰殉国的细节，说他在海上抵抗时，曾与小皇帝赵昺及太后杨氏约定：“万一事不可为，老臣必然捐躯。我的船上有一株沉香，重逾千两，到危急关头当焚烧此香为信号，香的烟气到达御舟时，若可能就立即派遣援兵；如果已经无力施援，皇上也当速为之所，万勿落入敌人手中！”及至崖山兵败，陆秀夫先负帝蹈海而死，张世杰知道大势已去，衣冠俨然，立于船首，焚香拜天道：“臣死罪，无以报国，不能辅助皇室恢复山河，惟天鉴之！”风涛大起，覆舟而终，传说在波涛烟云之中有人看到无数神兵神将，簇拥张世杰的英灵升天而去。这个壮烈的结局，必然在当时遗民心中引起极强烈的感触，以龙涎香暗喻张世杰焚香殉国的事迹，也不无景仰之意。

王沂孙另有一首《齐天乐咏蝉》，也是这次集社分咏而作：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里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按夏承焘的说法，蝉与白莲都是托喻后妃，而王沂孙起句即用齐国王后愤恨而死，尸身变为蝉悲鸣不已的典故，一开始就点出“一襟余恨宫魂断”，宫魂者，被元人掳掠北上的南宋三宫后妃宫娥也。古代女子有一种发型妆束，称为“蝉鬓”，相传为魏文帝宫人莫琼柱所创，将鬓角处的头发，向外梳掠得极其扩张，形成薄薄一层，“望之缥缈如蝉翼然”。这个典故是影射孟后的陵墓被发掘，暴骨荒郊，有人曾拾到一个发髻，上面还插有金钗，所以王沂孙咏蝉，特地从典故牵扯到蝉鬓发式，就是指孟后发髻而言。

这孟后是南宋立国之初高宗所尊的太后，本来是宋哲宗的皇后，因失宠被废，谪居于外，侥幸没有被金人一起掳掠北去，她后来逃亡到江南，被高宗尊封为隆祐太后。当时孟后自北方南逃，金兵在后追踪，一直追到江西造口，赶不上才放弃。后数十年，辛弃疾路过造口时，写了一首《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东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末句中的“鹧鸪”，传说它的叫声是：“行不得也哥哥！”在南宋立国的早期，怀着一腔热血的辛弃疾已深深感到恢复大业“行不得”，何况到了王沂孙这个时候，南宋王朝已经落下了最后一块幕布，整个旧时代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隆祐太后孟氏当年历尽千难万险逃到江南，扶持南宋朝廷，任用主战将领，是一位有胆识的女性，身后百年，却一样保不得自己尸骨平安，难怪词人吟咏之中，带着深深的同情苦涩了。

从上面几首词作来看，王沂孙咏物词的寄托，实则就是以曲折隐约的笔调，影射亡国之后所见所闻的屈辱和苦痛，这样有一种打哑谜的味道。迫于新朝统治者文网严密而故作隐语，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这种曲折幽微的写作手法，符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个性特征，正如清代词评家周济所说：“《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与王沂孙同时结社吟咏的另一个遗民周密，其词虽然没有碧山词隐晦多喻，却也写得情思掩抑低徊，一片凄楚，如这首《献仙音吊雪香亭梅》：

松雪飘寒，岭云吹冻，红破数椒春浅。衬舞台荒，浣妆池冷，凄凉市朝轻换。　　叹花与人凋谢，依依岁华晚。共凄黯！

问东风、几番吹梦，应惯识当年，翠屏金辇。一片古今愁，但废绿平烟空远。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又西泠残笛，低送数声春怨。

周密（1232-约1289），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四水潜夫等，原籍济南，后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宋末曾任义乌令，宋亡不仕，成为著名的遗民。他能诗词、善书画，词风雅正，讲究音律，与吴文英并称“二窗”，一生著述甚丰，有笔记《武林旧事》、《齐东野语》、《浩然斋雅谈》、《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等，大多都是记载南宋亡国之前的风物人事，以一枝笔将昔日的繁华在纸上重现出来。周密另一首《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中写道：“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河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消忧。”他感伤故国，洒泪江山，却亦只能“共赋消忧”，以词笔为自己所怀念的时代低唱哀辞而已。

王沂孙等人，论坚持气节不与新朝统治者合作这一点，他们无疑要算亡宋遗民，但周密虽不仕元，却也并不拒绝与仕元的旧友交游；张炎曾被征召北上，为元朝廷写金字大藏经；王沂孙也曾被迫出任学官。比起同时期的另一些遗民的表现：蒋捷宁可贫苦潦倒也坚决不受元朝起用，谢枋得为抗拒征召绝食而死，郑思肖终身不与异族人士说话……王沂孙等人的性格要圆融得多，也软弱得多。当然，“孤介”并不是遗民唯一的生活道路，为苟存性命于乱世而采取温和一点的对抗手段，也未可厚非。毕竟，他们的对抗虽然显得孱弱无力，最终却也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张炎（1248-1314后），字叔夏，号玉田、乐笑翁，先世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寓居临安。张俊后裔，宋亡家破，失意潦倒，晚年在浙东、苏州一带漫游，与周密、王沂孙为词友。词风工巧典雅，对词学的造诣亦深，著有词集《山中白云词》（又名《玉田词》）、论词著作《词源》。　　【高阳台】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　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　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　　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　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张炎一生约活了七十二岁，在南宋度过了他近三十年的青少年时期，入元又度过了四十多年，几乎活过了元朝的一半时间。前三十年他是贵介公子，优游挥洒，在文坛虽享薄名，却算不得出类拔萃之才；后四十年国破家亡，沦落无依，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也是奠定他为词坛名家的外在基础。如果以创作高峰的时间段来划分作家的时代归属，张炎无疑要属于元代词人，然而后世却都将他归为宋词人，甚至推许为“两宋三百年词家之殿军”，原因无他，只“遗民”两个字耳。遗民这个特殊群体，乃是虽入新朝，心灵和认知，却永远生活在旧朝的那一类人，明知无力回天而不愿接受现实、弃绝过往，甘心守着自己最后的精神田园，他们就像是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于不合时宜中却一种令人钦服的孤勇，而如果这些遗民所坚守的，不仅是旧王朝，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就更不禁使人产生肃然起敬之意。

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的遗民的现象，一是宋遗民，一是明遗民，两批遗民的亡国之痛相似，坚持不与新朝异族合作的气节也相似，历史仿佛在做一次重复，使他们的遭遇两两相对起来。论身份处境，明遗民中与张炎颇为近似的可以算上著名的小品文作者张岱，两人在亡国前一样是“承平故家贵游子弟”，过的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亡国之后，一下从天上跌落人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却坚定保持气节。俗语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张炎这一类遗民，正是由奢入俭，由富贵入贫贱，能够甘心耐受，绝不出卖自己的品操重新换取昔日富贵，是最大的不容易。后人也不必以他们的作品徒有哀怨之音，却无悲慨之志，显得软弱、消沉，只局限于一己的不幸遭遇而苛责了。

张炎遗民词中的代表作，要数上面所举的这一首《高阳台》，词的标题是“西湖春感”，写出的却是“国破山河在，城深草木深”的凄凉感触。明遗民中与他相似的张岱写成《西湖梦寻》一书，怀念故国故里梦幻般的前尘往事，张炎的词，也可以说是另一种“西湖梦寻”，笔锋词心，总是离不开西子湖那万顷碧波，一川烟草。张炎的祖籍是甘肃，却已寓居临安五六代，这“万绿西泠，一抹荒烟”的人事全非之地，却是他曾经优游之所。昔日的繁华世界、富贵生涯，已随国家一起倾覆不再，何止是“无心再续笙歌梦”，即使有心，哪又有力？

张炎的家世，在南宋词人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既富且贵，他的六世祖是爵封循王的中兴名将张俊，曾祖张镃则是著名的贵族文学爱好者，门下养士无数，南宋名家姜夔就曾依附于他。张镃其人亦工填词，文学修养很高，极其讲究生活艺术，并非一般的富贵王孙之可比。《齐东野语》载“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他曾经在家中举办“牡丹会”，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张镃问左右道：“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令卷起垂帘，异香自内散发出来，郁然满坐。群妓持着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奉客。另外又有名姬十人，皆穿白衣，首饰衣领都是牡丹花样，为首者簪着名种牡丹“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张镃又命垂帘，与宾客谈论自如。良久，异香又起，再度象前一次那样卷帘作乐，另出十姬奉酒，换了服饰与花色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著紫衣，紫花则著鹅黄衣，黄花则著红衣，如是一共奉酒十杯，衣与花也换过了十次。所唱劝酒词都是前辈咏牡丹的名词。酒罢，歌者、乐者，竟达百余人之多，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欢杂作，宾客都恍然如游仙境。这样既奢华又风雅的家庭环境，自然使张炎从小就深受艺术熏陶，能诗善画，精通音律。他早年即以一首描写春水的《南浦》词驰誉词坛，被称为“张春水”：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　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渌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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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的词工于写景咏物，这首春水词，周密就赞扬“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之句，“赋春水如画”，在文字中似乎就可以看见江南水乡那一片浅碧轻红的色彩。该词在《山中白云词》里是唯一可确定为亡国之前所作的，轻灵流丽的笔调，正与他潇洒闲雅的贵公子生活相衬。而当亡国之后，他的咏物词也带入了沉咽凄婉的风格，如另一首成名作《解连环?孤雁》：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因为这首词中“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几句极为时人欣赏，张炎由此又得了一个别号：“张孤雁”。由小词而得到多个别号，似乎只有北宋张先可与之相比，然而从“张春水”到“张孤雁”，明媚鲜妍之景，一变而成失侣亡群之悲，词境和心境都是巨大的反差。北宋灭亡时逃难到江南的朱敦儒也曾赋过孤雁词，说：“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但那时毕竟是在南宋初期，东南尚有半壁江山可以供词人歇足，张炎的时代却已是赵宋王朝彻底覆灭，连逃难流亡的地方也不可得了。词人的性格是孱弱的，虽然也隐约盼望终有一日能够恢复故国、重为承平百姓，可是他并无意去追求实现，惟有幽怨的叹息而已。

其实张炎的父祖辈虽然世代为王侯贵介，生长豪门锦绣丛中，却也并非全然是文弱不堪世用的世家公子。他的祖父张濡就曾经有过抗元事迹。《宋史》载：德祐元年，张濡任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奉命镇守临安西北重镇独松关，那时南宋已到灭亡的前夜，元方派两名使节出使，路过独松关时为张濡的部下突起袭击，一死一擒，擒送临安的使者最终也重创而死。或以为这是守关士兵自发的行动，未必与张濡有关，但《元史》则直接说：“（使者）为守关者张濡袭而杀之。”可见即使是部下所为，也必然得到张濡的首肯。虽然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但当时南宋濒临灭亡还不思振作，元使来奉书，多半是执行谕宋使降的使命，张濡等人采用杀使这种决绝的方式，大约也是有逼迫南宋朝廷背水一战的意思，宁可战而灭国，不可懦弱投降，双手奉送国家与外族——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阻止元兵长驱入临安，谢太后亲签投降表，但这种孤注一掷的勇气，却也值得敬佩。后人评价：“此何时邪？子含（张濡字）以勋臣之裔，扼险以拒元兵，当风靡草偃之际，犹能戕掷行人，为赵宋吐一日之气，谓之循王不死可矣。”循王是张炎六世祖张俊的封爵，张俊为南渡功臣，“中兴四大名将”之一，也曾抗金有功，平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阴谋，被永远钉上了民族的耻辱柱，不意其孙辈尚能有拒元之举，也算为祖先赎过了。

因为张濡袭杀元使，元兵入临安之后，便用酷刑杀害张濡进行报复，抄没其家。张炎死里逃生，祖父被杀，父亲下落不明，妻子家财都已没入军中，心情的悲痛愤恨是可以想见的。他不愿意与元朝合作，甘心为遗民终老，非止国仇，更大程度是出之于家恨。

但后代论张炎的行止，却有人责备他有过北上的经历，试图出仕元朝未成而返，仿佛有“变节”的嫌疑，不是一个纯粹的遗民。按同时人所记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朝廷征召江南书画才士至大都书写金字藏经，张炎与若干朋友也在被征之列。元朝廷缮写金字藏经之举，其实有牢笼江南士人为己用的目的，张炎没有像同时的遗民谢枋得那样，因抗命征召而自杀明志，却“以艺北游”，被动北上，不能不说他是软弱的；但他也并未因此夤缘求进，争取一官半职，背叛自己的立场，说是“变节”，却也十分冤枉。

张炎在大都呆了一年，便“亟亟南归”，急忙逃离了那个政治中心。他后来有一首名作《甘州》，就是记这次北上经历：

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

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

张炎绝大多数词都写得纤巧轻婉，这首词却于清畅之外，别有一种苍凉激楚之气。后人评云：“能用重笔，力透纸背，为《白云词》中所罕。”他这种气质的变化，大概是由于游览了北国风光，多历河山雄壮而产生的影响，个人眼界心胸，不自觉变得开阔深远。自幼只在山温水软、花娇柳媚的西子湖畔生活的张炎，第一次感受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当他知觉江山天地，除了一贯的清婉之美外还有如斯壮丽之美时，那个世界却已经属于别人。他只有“回来又续西湖梦，绕江南、那处无愁？”（《风入松》）

张炎从这次北游之后，再也没离开过江南，他到晚年愈加穷困潦倒，昔年他父祖宾客满座，门下寄食者众多，到他自己，却落得寄食于人，流浪江南三十余年。到最后这个落魄王孙只能以占卜为生，寂寞的老死于江湖之间。这时他唯一的精神慰藉只有手中的笔，心中的歌。他的朋友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中曾描写过他的苦况：

张炎北游归来之后，愈加失意，在钱塘安家十年，久之又离开钱塘，往东流浪山阴、四明、天台等地，因为缺乏接济者，又弃之西归。戴表元正做教书先生养家糊口，与他相遇，问张炎道：“为何这样辗转来去，不怕麻烦么？”张炎叹息说：“我本想投奔贤者，可是贤者业已贫苦；想要依傍知交，知交却已下世。虽然偶尔也有人帮助接济，却不能让我有一个安定的家，我不得已只能离开。这是生活所迫，我难道乐于为此吗！”说毕，不自禁神色沮然惨伤，两人相对无言，只能同饮闷酒。喝到酒酣，张炎意气稍见振作，在席间高歌平生所作的乐府词，悠扬宛转，流丽清畅。在这个时候，不但他那种高情旷度，让人难以领略，不忍亵渎，就是听一听他的歌曲，也能令人暂时忘记了世上还有穷通得失这回事啊！

同是宋遗民的郑思肖曾经这样评价张炎词：“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自生一种欢喜痛快。”身为遗民的他们，已经失去承平人间，家园乐土，唯一能做的，只有以无尽的思忆，为自己结撰一个精神的乐园，爱赏其间，遁逃其间，也坚守其间。这一重重文字的低吟曼歌，思致缠绵，原来正是支持他们的最后力量。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年时曾跟从理学家陆九渊学习，补太学生。景定三年（1262），参加进士举时因廷试对策得罪贾似道，被置三等，自请濂溪书院山长之职。入元不仕。词学稼轩，为辛派词人“三刘”之一，风格遒劲绚烂，有《须溪词》。　【兰陵王】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 依依甚意绪? 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最谁苦? 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

春去，尚来否? 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这首《兰陵王》词，题为“丙子送春”，写的却是该年山河易主的惨变：丙子指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这一年春天，南宋的都城临安被元军所攻陷，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恭帝赵昰，都被掳掠北去，享国三百一十余年的赵宋王朝就此倾覆，只有一部分宗室、官员、军队逃往海上继续抵抗，词中说“漫忆海门飞絮”，便是指这股残余力量，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宋亡已无可逆转，所以词人在这一年赋词“送春”，所送的乃是业已沦亡的南宋朝廷，“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实是亡国子民的一曲挽歌。

因为南宋故都沦陷于那一年的春天，亲历亡国之变的词人，从此对“春”这个季节产生了复杂而又惨痛沉重的情绪。刘辰翁的《须溪词》中，但凡丙子年后有关春天的词作，都与这一股耿耿难消的亡国之痛有关。他送春、悼春、悲春，辞意悲苦，恸不自已，所以后人称他为“送春苦调刘须溪”。

刘辰翁的悲悼亡国，不是像张炎那样凄婉缠绵，也不像王沂孙那样托物寓意，而是以“辛派后劲”的笔力，发悲咽愤懑之情。他的感情不是隐晦不显的，也不是纤细柔弱的，如这首《柳梢青春感》：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云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这是临安已陷落后的又一年春天，他之前送春词中殷勤的致辞：“春去，尚来否?”如今春天真的去了又来了，进入的却已是一座“愁城”，昔日的锦绣山河，已奔驰着铁骑，曾经的轻歌曼舞，已经被“番腔戏鼓”所取代。词人忿忿的说：“不是歌声！”其实即使异族的音乐也是音乐，只是在亡国遗民的耳中，再也带不来欢娱而已。他惟有追思故国，寄希望于仍在海上坚守抗元的残存力量。但流亡的残宋朝廷仅仅坚持了一年，便于崖山全军覆灭，君臣尽节，词人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告破灭。从此刘辰翁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送春当中，度过了宋亡以后的二十余年生涯，用他沉咽的词笔，写下这一段历史的悲苦。他自己说：“暮年诗，句句皆成史。”和同时代的遗民词人比较，蒋捷的竹山词是流浪者的苦笑，张炎的白云词是亡国王孙的哀歌，王沂孙的碧山词是遗民故老曲折隐约的一腔忠爱之情，而刘辰翁以辛派词人的身份，“钟情剩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用他的血泪悲咽，为亡宋谱下一首首招魂大曲。

《蕙风词话》评刘辰翁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笔意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东坡。”将刘辰翁的风格之比辛弃疾、元好问乃至苏轼，自是很高的赞誉。刘辰翁的词作，能够“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发出苍凉沉郁之音，不仅是他有才力，也是因他这一腔爱国热忱，是从小就积累起来的。

与张炎、周密、王沂孙、蒋捷等人在亡国前安于自己的舒适生活，亡国后才感到切肤之痛不同，刘辰翁从一开始入仕，就培养起忠义报国之志。他自幼丧父，“家贫力学”，与后来千古流芳的文天祥同时同里又同门，师从于著名学者欧阳守道、江万里之门，过从甚密，交情深挚。文天祥在德祐元年毁家纡难，起兵勤王，刘辰翁曾参与其江西幕府，有过战场兵火的考验，虽然最终失意，但他的爱国情操，并不显得低沉抑郁而是激昂奋发。

刘辰翁在亡国之前仕途一直不顺，他于景定三年（1262）到临安赴进士试，廷试策对时慷慨直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怜。”这几句话相关宋末的一次朝权斗争：宋宁宗无后，要选择宗室中可立的子弟以备皇储之选，最后择定了宗子贵和进封为济国公，改名竑，立为皇子。赵竑对宰相史弥远擅权有所不满，得罪了史，到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矫诏立了另一个宗室子为皇子，宁宗死后又擅立为帝，是为理宗，进封赵竑为济王，赶出都城，未几矫旨逼他自缢，对外则宣称是病死，死后封号也一贬再贬。当时朝野对这件事都非常不平，但由于理宗自己是得益者，所以即使到史弥远下台之后，也不许人提起为济王申冤的事，谈论者都遭到残酷压制。刘辰翁敢于在廷试策对时当着皇帝的面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可见胆气过人，同样是权相的贾似道见了，十分恼恨，却因宋理宗这一回没有追究，无法公开黜落刘辰翁，只得给了他最末等的名次。刘辰翁不愿混迹官场，以寡母年老为名请求做濂溪地方书院的山长（相等于学院的院长），后来到了其师江万里幕下为僚客。

江万里是南宋末年著名的学者，亦是一名忠臣，刘辰翁最初受知于他，是在景定初年在临安做太学生时，江万里正担任国子祭酒，也就相等于最高学府的校长一职，对这个年少有才的学生青目有加，师生相得。江万里是江西都昌人，秉性刚直，敢于直言，在朝时每每不能久安于位，在度宗即位初一度入相，因与贾似道不合而罢官，其后又起用，这样的颠踬宦路，刘辰翁常常都陪在师长身侧。咸淳十年年末，七十七岁的江万里在湖南安抚大使任上，被元兵渡江攻破城池，擒获令降，江万里厉声斥骂，宁自杀也不屈服，后来乘元兵不备脱身遁归故里，次年饶州城亦陷落，其弟江万顷被元兵勒索杀害，江万里投水殉国。这时刘辰翁正在江西吉水县虎溪避难，闻讯后悲痛不已，赴门哭吊，作文祭祀，赞扬这位良师益友：“玉色金声，光风霁月，峨峨千仞，柱折维绝。”因江万里之子下落不明，无人营葬，刘辰翁挺身自任，为之奔走跋涉，办理后事，并建庵堂纪念这位忠臣良相。其时已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正处于元政府的严密统治下，刘辰翁四处奔走，收葬殉国故相，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实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这一年刘辰翁已经五十岁，办理完恩师的葬事之后，“托迹方外以归”，也就是出家为僧道，以示决不与新朝合作，也是亡国之后对无力回天的局势表示出一种心灰意冷。他晚年惟事著述，除了学术著作之外，便是将满腔亡国之恨，用一枝词笔尽情的倾诉出来。

百年之前北宋灭亡的时候，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在临安怀念故都汴梁的元夕盛况，写了一首《永遇乐》词，下半阕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刘辰翁每一次读这首充满故国之思、身世之叹的悲辞，都涕泪汍澜，哀苦不能自已，在临安沦陷后的又一年春天，他依韵和了这阕百年之前的伤亡国词：

璧月初晴，黛云远澹，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　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

他在词序中说：“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李清照生当南北宋之交，虽然半壁江山已属异族，终究还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的一方托足之地，还能在江南寻回昔年全盛的芳景，而轮到刘辰翁自己，连南宋这残山剩水都已沦亡，放眼天下无土可托，无路堪行，自然其悲苦之情，要远远超过百年之前南渡到临安的女词人。这样的轮回真为可伤可叹：一部南宋的历史，竟是以亡国始，以亡国终！

刘辰翁死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或说元贞三年，即同一年），已经跨越了元朝一半的历史，下距元亡已经不到五十年。在江西庐陵避居之地，“老来无复味，老来无复泪”的刘辰翁离开了这个已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四方学者俱至庐陵会葬，为这位享年六十六岁的老词人送行，“又何堪满目凄凉，故园梦里能归否？”他临终前的绝笔之作，是这一首《宝鼎现春月》：

红妆春骑，踏月影、竿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习习香尘莲步底。箫声断，约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辇路喧阗且止，听得念奴歌起。

父老犹记宣和事，抱铜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滉漾明光连邸第，帘影动、散红光成绮。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

肠断竹马儿童，空见说、三千乐指。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拥髻，暗滴鲛珠坠。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

这首词又题为“丁酉元夕”，丁酉即他逝世的大德元年，因为宋室已亡，他不愿用新朝年号纪年，所以只书干支，也是表示决不与新朝合作之意。刘辰翁死于这一年的正月，这首元夕词实为他的临终绝笔。刘辰翁的词集中每多节令词，每逢元宵、花朝、端午、七夕、中秋、重九、除夕等这些曾经给他带来欢乐的节日，他往往感慨万端，忆昔抚今，而各种节日之中，又尤以元宵为重中之重。两宋三百余年都极为重视元宵佳节，每逢正月十五，可以说极尽天上人间之盛，宋人词中每不惜笔墨予以描写，北宋的元宵盛况是：“千门明月，天如水。正是人间佳节，开尽小梅春气透。花烛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阗箫鼓，达旦何曾歇？”（秦观《念奴娇》）、“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语花?元宵》）而南宋的灯市则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到了刘辰翁，“年少总看灯，老来犹故情。便无灯、也自盈盈。”（《唐多令癸未上元午晴》）他惟有用追忆的笔法，从北宋写起，三叠分写三个时代的京城灯节景象，前两段的是两宋的丽景，灯月交辉，神仙境界，到如今都已烟消云散，不堪回首。在新朝统治者严格管制江南、禁灯禁乐的这个时代，儿童们只能从父辈“反反复复，字字悲咽”的回忆里，才能听说旧世界曾经有过的一切繁华盛况，赏心乐事。“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那一个梦幻般的时代，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落幕。

宋代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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