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五月的晴朗的星期天”在一定程度上与那天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有着意想不到的联系。
1979年，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五四”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当年的“五四青年”杨东莼说，“社会科学院写一本历史书，给青年人看看，但不要写八股文。现在有人还写八股文，写来写去还是那么几句，历史书要有事实，有形象，感染、教育青年人。”1
三十年又过去了，关于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不是“还是那么几句”呢？比如，五月四日那天，京城十三所高校，三千余学生，愤慨于巴黎和会中中国外交的受挫，焦灼于日本将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于是集聚天安门，游行使馆区，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九十年来，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对于九十年前的那天发生的事情，虽然不同人的回忆、叙述有着一定会存在着的“小出入”，但在“大关节”上看还是八九不离十的，脉络也大致清晰。也就是说，关于五月四日的学生运动，我们向来就有，或只有大框架，粗线条，远看宏伟壮观，然而“遥看草色近却无”，待要接近它时，却模糊不堪。因此，要做到杨东莼老人所说的“有事实”，进而要做到“有形象”，估计还得努力呢。
怎么办呢？于是，我们需要细节。寻找、回味、甚至思考那一星半点、生动可感的细节，也许能使得那模糊的五四清晰起来，抽象的五四可触起来。然而，细节的意义也许还不局限于此，它看似与历史的宏大叙述无关，其实却左右着历史的宏大叙述，那么，通过对细节的把握，甚至可以纠正我们关于五四的一些“定论”，形成一点新认识。
那么，在九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体味一下当年的几个细节吧。
天气晴朗
关于九十年前5月4日那天的天气情况，1954年，当年的三十二名被捕者之一，杨振声这样回忆道：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2
“头上是一天风云”很大程度可能是此后的“五四意义”叠加到那天“五四事件”中的一种事后感觉。这也正是看几十年后的回忆值得小心之处，不过，那是一个“无风的晴天”（按：事实上那天刮过风的），还是大致准确的。
我们且看当年的记载。当时的报纸不像今天的报纸，报上没有天气预报，但在在1919年5月5日《晨报》的记者报道中，记者这样说“昨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朗。”3这样的记载应当是准确的。
再查鲁迅日记，这天的天气状况是：“昙”，记载略有不同，看来，5月4日这天是个好天气，天上理当还飘有些白云。
这么一个良好的天气状况是不可轻视，这样的天气与学生那天的一系列行动其实都有着重要的关联。
于是，天安门广场呈现了这么样的一幅景象。
天安门的杰阁巍阙、朱垣飞甍代表着祖国的庄严气象，在春光明丽的广场前，聚集着这个祖国的大群蕴怒的儿女。4
可以拟想，如果学生游行不是“五四”，而是“五一”那天呢，这天天下着雨，“午后大风”，5如果在一个既刮风又下雨的天气状态下，三千名京城学子还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空门广场吗？他们是穿雨衣，还是打伞，拟或是承受着风吹雨淋？在这种情况下，云集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还能激昂地打举着标语，散发着传单，发表演讲，呼喊口号吗？旁观的市民还能“环集如堵”吗？
然而，那天天气晴朗，一切就可以如历史上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了。人们常常感觉不到晴天会为我们省却掉的多大的麻烦，学生其实不经意地躲过了糟糕的天气可能会给行动造成的袭扰，而这种天气带来的不便只有在下雨的时候人们才能感觉到，比如，我们一到下雨的天气，就会尽可能削减一些不必要做的事情，还没起床就为上下班交通的拥堵、车厢的拥挤而烦恼。
晴天雨天的区别也不光在于行动的便利与否，更事关人们的心情和感受。也许除了少数诗人为了感受诗意，大多农夫为了确保丰收外，雨天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是让人觉得郁闷、潮湿，而晴天则显得爽朗、明快。想必，那个晴天带给游行的学生的心理感受也相同，他们的激动、激昂和激烈或许也与此相关。
星期天
除过晴朗的气象条件之外，还要注意，那天又是一个“星期天”。
对所有学生来说，包括对后来围观的市民来说，星期天又是一个众人“共此时”的空闲时间，在这个休息日中，所有的人们都拥有一个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共同行动才得以可能。
试想，如果北京各个学校各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功课安排，在没有罢课的前提下，各学校学生的集体行动又如何可能？正是这个星期日，课堂对学生集体性行动的最大障碍无意中便去除了。
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三年级的周予同这样说：
五月三日是星期六，那天晚上这个组织在学校饭厅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开会，一致主张用游行示威的方式来表示抗议，起初本想定五月七日或九日“国耻纪念日”举行，以便于宣传和组织；后来大家讨论，恐怕时间拖迟，消息泄露，会引起反动政府事前的阻止或镇压，而且第二天五月四日是星期天，不要同学罢课参加，也容易得到一般同学的同情而可以扩大人数。6
可见，学生们对于星期天这一有利时机的选择也不是没有考虑的。由于星期天的因素，来自老师一面的阻碍力量也被削弱。的确，作为老师来说，无论从安全上，还是从学业上考虑，他们都不主张学生去走出校门游行示威的，谁主张学生上街，至少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
因此，对当年的老师们来说，他们几乎都反对学生示威游行的，当年蔡元培因学生运动而去职后，再次复出时，他便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7后来代理蔡元培掌校的蒋梦麟在对学生的演说中也说，“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81920年“五四”纪念一周年时，胡适便说，“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9
作为老师，反对学生罢课游行，并不是说我们所认为的保守、冥顽、反动、不爱国，而是一份责任、一种理性使然。然而，星期日是个休息日，对学生运动来说，来自老师的阻力自然也减弱了一层。
“星期天”不光使全体学生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时间来保障行动，还在一定程度为学生到曹公馆示威的行动铺垫了愤激的情绪。
这天，当学生队伍来到东交民巷各国领馆区，要求见美英法意等国公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今天是星期天，公使们居然都不在！
美国公使芮恩施后来回忆说：
5月5日（按，当为4日）一群学生在使馆门口内出现，宣称要见我，那天我不在，正好去门头沟（在北京城西四十七里宛平县内）处的寺庙旅行，所以没有见到他们。”10
而英法意公使同样都不在，5月5日的《益世报》上说，“时美使芮恩施赴西山，到法使署时，法使已往三贝子花园，意英两使亦复以星期故皆已出游”。11扫兴的学生只得留下了说帖。后来的回忆也说，“因为是星期日，公使不在”，12“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13事实上，只有美使馆人员接受了说帖，并答应转呈公使，而其他领馆不敢做主接收。试想，凭借着“星期天”的有利因素，学生们集合起来要向公使们表明他们的态度，却不料也正是这个“星期天”的倒霉因素，公使们都外出游玩去了，学生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落得个无功而返。
在东交民巷，大队人马折腾了大约二个多小时，又不被允准通过这块在中国领地上却拥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达不到去东边的日本使馆示威的目的。二个多小时的等待、折腾酝酿出的烦恼、扫兴、失望、沮丧、焦躁、愤怒众味杂陈，涌上心头。
参加当年运动的王统照说，“由于第一个目的地被双重阻碍没曾达到，大家激愤的心情愈发高扬。”14而另一个参与者杨晦则说，“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15于是，有人大喊，“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去”，这时，学生示威总指挥傅斯年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阻挡不了学生的行动，就有了后面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这些超乎大多数学生预料之外，但又在个别学生预谋之中的事情来。
因此，也可以说，正是星期天公使们的出游，使得学生在使馆区无功而返，群情激愤，愈积愈多，无以泄导，于是，一旦有人喊出去曹宅的号召后，学生们就一哄而去，至于到曹宅后，只要稍有一点拒绝、对抗，这股民气就汹涌而出，磅礴千里，摧枯拉朽，势不可遏。
那个燥热、而尘土飞扬的下午
这天又是五月的一天，五月的北京，正值春夏之交，但5月4日那天的天气状况绝不是想象中的冷暖适中，风和日丽。那天早晨有些凉，午后就显得燥热。“刚入5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16看来，午后的天气还是炎热的。警察厅长冯炳湘曾以“午后天气将热”为由劝大家回校休息。
不光天气燥热，而且还刮了风，当时的参与者说，“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17当年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冰心那天正请假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伴做了手术的二弟，她说，“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18这一大风，对医院里的冰心送来的是槐花的浓香，但对游行的学生来说却大吃苦头。那时北京的灰砂路居多，这么三千余人踩踏过去，顿时尘土飞扬，呛人鼻息，加之一路高喊口号，学生早己口干舌燥。在这么一个燥热、尘土飞舞的环境中，屈辱和受挫的学生们心情更是燥热无比。
那天，我预料午后的天会热，外面只穿了一件爱国布的单长袍，可还觉得格外沉重，一顶呢子礼帽不时摘下来当扇子遮着阳光，扌扇扌扇尘土。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灰砂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在焦热的空气中，大家的激情奋发，加上一路不停的高喊，口干舌燥，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便把手中的小白旗和帽子、手绢一齐挥动起来。19
于是，热情、痛切、愤激、无助等情感在这没法让人耐心的环境中尽情地爆发出来。
如此看来，就可知1919年5月4日，那个五月的燥热而“晴朗的星期天”对那天的学生运动事件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这个晴朗的星期天的气象、假日、季节的条件限制的话，五四运动将可能是另一种状态。
当然，学生选择五月四日作为集会的日子，并不是刻意地冲着这个晴朗的星期天而来的。他们本来是拟定于五月七日——也即四年前的这天，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屈辱地接受了日本人最后的通牒——举行国耻集会纪念，以发抒意气。只是“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为了声援巴黎的外交，为了给政府施压，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于5月3日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决定提前至五月四日集会，而各学生“及至得知明早往天安门广场集合的传告已快近夜十一时了。”20可以说，谁都没在意是否5月4日的天气是晴朗，还是风雨，是周一，还是周日。
但客观上说，这个“五月的晴朗的星期天”在一定程度上与那天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有着意想不到的联系。
【五四细节之二】白旗
对于五四事件，人们向来注意的是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铿锵有力的口号，简短精悍的标语，似乎没人注意到那天学生队伍中“出丧”的色调，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为“三贼送丧”的创举，此前不久，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就已上演过了。
提起五四那天的游行时，人们的头脑里马上会浮现出游行队伍中学生“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1的场景，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后来有回忆文章也说，“北大同学在上午十点钟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现在的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前面集合，按着班级排队，由班长领队；总数约一千人，各拿着一面红绿纸的小旗子。”2红绿色的小旗子其实是不准确的。
出丧
其实，更准确的情形应当是，“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3那天，在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那些与谴责性情绪有关的横幅、标语、对联、三角小旗、漫画等宣传物，很大程度上都是白色的纸或布制作的。“在昨夜与清早准备的各样白布标语，横竖都有，用竹竿挑挂起来”，而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白旗舞动”。4当然，在队伍前头，也有两个学校各举一面巨大五色国旗。
因此，从色彩的角度来看，五四那天滚滚的游行队伍，拥挤着黑色的头，点缀着白色的旗，蜿蜒而来，俨然像一支“出丧”的队伍。我们且看当年北大学生走出校门的场景：
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5
请看，学生张举的可是“挽联一样”的“白布对联”！
那天是星期天，一个《晨报》记者准备到中央公园游览，恰巧路过天安门，遇到抵达天安门的学生队伍，他目击到这样的情形：
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浏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6
注意，除过那副醒目的“白布大帜”上的著名的“挽联”外，学生们可是“个个手持白旗”，于是整个队伍形成了那种刺眼的、晦气的、诅咒的、不吉祥的白色色调。
说学生的游行像是在“出丧”，这并不是在辱骂五四青年，事实上，为卖国三贼“出丧”正是当年他们的目的和创意之所在。
且看那副“挽联”。学生以奸诈专权的曹瞒射曹汝霖，以北宋哲宗时与其党羽蔡京沆瀣一气的宰相章惇射章宗祥，今古巨奸，交相辉映，寥寥几笔，寸铁杀人，中国文字、文化的容量和力量在这样情势下，在这样的一副“挽联”中一览无余。更有意思的是，挽联的抬头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我们常见送人“流芳百世”的挽联，有谁可见过赠人“遗臭千古”的挽联呢？而挽联的落款则是“北京学界泪挽”，“泪挽”中那种嘲弄和讽刺的力量亦力透纸背。
可惜的是，对于五四事件，人们向来注意的是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铿锵有力的口号，简短精悍的标语，似乎没人注意到那天学生队伍中的“出丧”的色调，当然，这一白色色调不是对“逝者”的悲伤、哀悼和怀念，而是对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改革局总裁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的诅咒、愤恨和作践。
为“卖国贼出丧”正是那天学生的用心所在，学生手持的白旗也是预备丢到他们家里的。这个创意，其实并不是五四青年的独创，他们是参考并借鉴于前不久留日学生的做法。
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驻日公使章宗祥启程回国时，“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来他们大叫，把旗子抛掷，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的时候，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子掷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吓哭了。’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7后来杨晦也说，“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8。
看来，丢白旗来“送丧”在四月份的日本火车站就己发生过了。有了四月份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为章宗祥“丢白旗”、“送丧”的先例，就不难理解五月四日那天学生打着“挽联”，“个个手持白旗”为“三贼送丧”的创意了。
5月3日夜，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时，就认可了这样的做法。杨晦回忆说：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得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9
可见，五四学生手中的“白旗”，不光是学生为书写标语口号、表明态度而备的，更是为“三个卖国贼”“送丧”而备的。
5月5日，天津的《益世报》这样描述当时投白旗时的情形：
学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檐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上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10
曹氏的“洋元宝”，大家当然看不到，天津的报纸只能想象到，但这种想象性也许没错。曹氏虽在5月5日辞呈中说：“汝霖历来经手承借日本款项，均无丝毫回扣，无非欲矫世俗流弊，冀稍有补于国库。不特先例所无，窃恐后来借款未必有此优点。”11章说的斩钉截铁，牛皮吹得很大，但5月16日，中美通讯社（Sino-American News Agency）对曹氏的财产“起了底”，最后总结说，“总计曹氏个人产业，实超过当年和坤之数，核计之，至少有2000万元。以历任总次长之薪水，纵加以重大官利红利，为数至多不过50万元。”12孰是孰非，不得而知。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问题是，学生为什么要对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而不是其他人，丢白旗“送丧”呢？
当初中国代国在巴黎和会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的正当要求时，在我国土上曾对四面楚歌中的德帝国“落井下石”的日本却要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称胶州湾问题“中日两国间业已解决”，拒绝美国提议的将原先在德国治下的山东权益“五国共管”，虽说五国共管也是极不尊重中国利益的，但总比中日两国交涉要好，因为倘中国与日本交涉，就无异于投羊入虎口，送美女给匈奴，正如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所云，“夫日本虎狼也，即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13
日本拒绝的理由是，中国在1918年9月与日本签订济顺（从济南到顺德）高徐（从高密到徐州）两路借款换文的同时，也签署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而当时签订这一换文的人正是章宗祥，章宗祥在复日本外务大臣近藤新平的照会中说，“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14正是有了这个“欣然同意”的换文使得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有所借口，注意“欣然”二字很重要，这可以证明中国并不是在“强迫”的条件下签订的。
这也使得想为中国助一臂之力的美国无能为力，于是在巴黎和会时，美总统威尔逊就向中方代表质询，“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指山东问题换文）”。15
美总统威尔逊的质询使得人们移怒于签订这一换文的章宗祥身上，四年前签订二十一条条款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匡互生说：
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按，当为同意）四个字来作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作箝制中国专使的口的利器。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16
王芸生也说到人们痛恨这些曹、陆、章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的原由：
山东问题之败，固大势使然，而一般舆论以四月二十二日巴黎和会中威尔逊有“中国何以欣然同意”之质询，既愤民四条约之签字，尤愤民七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愤怒及于办理两次外交之当事人。17
于是，学生们要“丢白旗”给章宗祥，并准备丢白旗给曹汝霖、陆宗舆等人便成为必然的事了。
“卖国贼”的“牢骚”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卖国贼”的身份呢？客观上说，1918年9月，中日签订的关于山东的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18顾维钧对威尔逊的解释是，“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闷。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19日本在中国国土上向德国宣战后，其实正是基于取德国势力代之的非份野心，他们打了正义的旗号来，趁机盘踞山东，造成事实上的统治，并不断地扩大和深化这种统治，面对此等无赖，中国是干着急没办法，此实为中国心腹之患！
于是，当日本提出济顺高徐二路借款的换文时，中国则提议要求日方将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撤至青岛作为交换，可见，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上，是是制止日本在我国土上为所欲为，变本加厉，对中国来说，其心情当然是“欣然”的。
再退一步讲，关于山东问题，即使有了此中日换文，也并不是承认中国就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利益，“卖国贼”曹汝霖在5月5日的辞呈中“委屈”地说，“此项合同里，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显系路权之外，其他不得继承，尤可反证而明。况路线声明可以变更，确属临时假定，断非许其继承德国权利，与二十一条尤无关系。”20想来，山东问题的换文并非是中方允诺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想必这一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两国都不会混淆不清的。况且巴黎和会中国的失利，亦非只一换文的因素，也是英法等国与日达成出卖中国利益的条约在先的原故，“青岛外交，日本因有英法维持其继承德国权利之先约，始有强硬主张”。21
再延伸到四年前屈辱的二十一条签订，这虽是曹汝霖当外交次长、陆宗舆任驻日公使之时的事情，但客观地说，“处此竞争世界，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22签不签订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如果诸位不信的话，可以翻翻王芸生先生那几大卷《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看看中国历次与列强，尤其是与日本的交涉和谈判的详细纪录，如果换是我们的话，我们就能比他们强多少？也就是说，在这个弱肉强食，不讲道理，无视公理的“大势”下，你到底有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实力作后盾的话，外交谈判就不是讨价还价，而只有接受签字的份，人家谈判就明着这样说嘛。试看，日俄战争后，为什么战场上失败的一塌糊涂的俄国却能在外交上做到既不割地又不赔款呢？再看看，二战时，法国在贡比涅森林里曾带给他们荣耀的车厢里屈辱地签署投降条约时，有置喙的机会吗？实力决定命运的道理使之然。
当时，中国正是他日本厨房里案板上的鱼肉，鱼肉对菜刀来说有发言权吗？因此，无论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屈辱接受，还是巴黎和会上青岛眼看不保，都是大势所趋。再说，没有中国政府的妥协和点头，他一个曹汝霖又何德何能能卖得了这个国家？一个章宗祥又何德何能送得了山东青岛？
如果他们不是“卖国贼”，那袁世凯就是“卖国贼”了吗？身为堂堂一国元首的袁世凯就肯屈服于日本，愿当担这“卖国贼”的千古恶名？袁大总统日本最后通牒的恫喝下被迫签订二十一条后，即于五月十四日密谕全国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钅术心神，力图振作。……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23此亦可见其发愤的心志。
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外交形势下，硬又硬不起来，又想损失得少些，怎么办呢？于是只剩下打“悲情牌”了，这是清末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讨价还价，减了赔款，少了割地与他那“面颊一弹”也不能说没有关系。而在“二十一条”时，以“亡韩视我”的第五项条件苛刻而阴毒，欲置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和保护国，然而，日方为何最后关口将此项撤消？这一方面当然与顾维钧利用西报揭发此无耻条款，“以西洋制东洋”的策略有关，但据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所云，这一招反使得日本外部“倍加激昂”，“因亦对我再接再厉”。据他云，他在其中打的一张悲情牌起了作用。“宗舆则知能顾全东亚大局之人，日本大有人在，固已早为之所。至五月初四初五极不得已时，势不能不对其有心有力之要人，力陈利害，为秦庭之哭。惟事关机密，现尚未便尽宣，顾彼实因是感动，提议撤消五号者也。”24“秦庭之哭”那可是势不可为之时，寄希望于感动鳄鱼的事情啊！他说这事情的经过是“机密”，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透露出来的信息也可以想象，陆宗舆在“苦苦哀求”日人取消第五项的时候，对同为中国人的我们来说，想来也是无比心酸和伤痛的事呢。不管怎么说，客观上，日本元老派有贺长雄等人的奔走是日本政府有所让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虽然“三贼”他们所交涉的条款虽有损于中国利益，但他们只是这其中的“办事员”而已。因此，我们似乎要将他们与汪精卫类型的诸“黄脸干儿”等卖国贼区分开来，因此，五四那天，学生们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一干人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时，他们就想不通，就要发牢骚了。
曹汝霖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时，他与总长陆徵祥，参事顾维钧，驻日公使陆宗舆等人可是“内外协力应付，千回百折，际一发千钧之时，始克取消第五项”的，所有“经过事实，我大总统（按：指徐世昌）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不敢言功，何缘见罪？”25在他看来，似乎是不光无罪，而且有功。而有过“秦庭之哭”的陆宗舆的牢骚更大，他说，“终夜彷徨，百思不得其故。”26章宗祥在辞呈中也说，“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27的确，要卖国不是这“三贼”能私下能卖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袁大总统能卖得了的事情，他们来往电文，其实都是政府同意的，都有据可查，我们只能怪日本太贪婪，太阴毒，或者说中国太落后，太孱弱，不幸的是，他们是当时的主事者。
学生不会掘袁世凯的墓，也不会造徐世昌的反，“签字者就是卖国贼”，这是当时的逻辑，于是曹陆宗就成“卖国贼”了。于是五四那天就准备好为他们“送丧”了。
【五四细节之三】老前辈
如果一个事件缺乏细节，单单去用一些抽象的，笼统的词汇去描述的话，难免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刻板印象”的陷阱，五四运动中的军警正是这一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客观地说，在5月4日这一天中，军警对学生的行动是理解的、甚至是同情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纵容的，而不像后来人们所描述或想象的那样蛮横无理、面目可憎。
1983年，年届九四高龄的当年五四干将之一许德珩先生在为《中国青年》创刊六十周年写得文章中说：
五月四日当天下午，反动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逮捕学生。为了救中国，爱国青年不怕反动派的刺刀和棍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斗争。21
反动政府、爱国青年、军警、刺刀、棍棒……这样的叙述与我们对五四的印象完全吻合，或者说，我们对于五四的印象正是来源于许先生此类的叙述中，许先生是是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又系三十二名被捕者之一，他之所说，理当权威，理当正确。
“骑着毛驴”到天安门参加游行示威的长辛店学生何长工记忆中的情形是这样的：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我们怕乘火车不能如时赶到，那时自行车是有钱人骑的，我们谁也买不起自行车，便都骑着毛驴走进北京。到了天安门，见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开完大会，一起前往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不料遭到大批反动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被刺伤、打伤，被逮捕。军阀政府这种反动行为，更加激怒了已经愤怒着的人群，大家立即采取行动，去制裁卖国贼和反动派。22
大批反动军警的镇压、学生被刺伤、打伤，被逮捕，给我们描述了一种血雨腥风的警察与学生的冲突场面。事实上，五月四日那天，学生并没到北洋政府请愿，也没有大批反动军警去镇压，不知何长工记忆是的场面从何而来？
如果一个事件缺乏细节，单单去用一些抽象的，笼统的词汇去描述的话，难免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刻板印象”的陷阱，五四运动中的军警正是这一刻板印象的“受害者”。
客观地说，在5月4日这一天中，军警对学生的行动是理解的、甚至是同情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纵容的，而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蛮横无理、面目可憎。
相反，这些带有“刺刀和棍棒”的军警，从保护曹宅之不力来看，可以说是“失职”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用“刺刀和棍棒”的武力来制止学生的纵火殴人，从这一面来看，他们又是可敬的。
老前辈
就拿当时奉大总统令，那个被孙伏园称为“杀人不眨眼的”23步兵统领李长泰，前来制止学生前往使馆区游行的场景为例，1959年我们的叙述是：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他们见势不妙，只好低头溜走。24
这是一种符合“政治正确”的现场叙述，也是仍然支配我们对五四事件认识的一种强势话语，然而，可惜的是，这样的叙述却不是公正客观的，甚至是刻意歪曲的。
所幸，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细节。那天，那位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晨报》记者将自己的现场亲见亲闻发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报道速度之迅速，现场之真切，描述之客观，都远非那些把“五四行动意义化”后的回忆文章可比，而这个现场报道似乎少为人所关注到，他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当时学生与步兵统领交涉的场景。
适天安门红墙旁又发现一个绅士，身穿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褐色呢，附带警吏多名，乘汽车而来。记者询悉为步军统领李长泰君，据系奉总统之命而来，李统领下车后，即入群众丛中，操北音曰：“汝们现在可以解散，今天公使馆是不见客的，汝们就到那里也没有益处，有话可以由我转达。”
时大多数学生还立桥外，不认来人为谁，且误会李统领之言，有人大呼卖国贼……卖国贼……因此秩序稍乱，幸代表尚能极力制止，一面向李统领婉言曰他们是误会老前辈的意思，对老前辈是丝毫没有意见的，大家都是为国，我们今天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的后盾.
而已李统领闻言亦即息怒低声言曰：“汝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不过总统之下还有我们各种机关，汝们如有意见，尽管由我转达，若是汝们代表要见总统，我也可以替汝们带领，反正总有办法，不能这种野蛮的。”
时旁有老叟历声曰：“我们赤手空拳，那里有野蛮的事。”又有多数学生呼曰：“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李统领迟疑半响，旋又对群众曰：“汝们就在这里解散么，不必再到公使馆了。”时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付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记者亦驱车他往，时二钟四十五分以上经过情形为记者所目击，当时学生言动确尚能严守范围，即李统领对付学生亦尚得法，以故秩序贴然。25（标点及分段系笔者加）
按一般的叙述，军警与学生是对立的。的确，在目的上看，他们是对立的，一方是竭力保障秩序，一方是可能破坏秩序。然而那天，他们都是中国人，都忍受着国将不国的痛苦，都焦灼于日本的贪婪，列强的自私，外交的困窘，主权的丧失。因此，在对国族命运的担忧上，他们又不是对立的，而是风雨同舟的，李统领低声所说，“汝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即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容。
注意，学生称步兵统领不是“长官”，不是“老爷”，而是“老前辈”，一句“老前辈”叫得那么亲切，那么贴心，试想，“小后辈”与“老前辈”之间犯得着用刺刀棍棒、石块子弹混战一场吗？
而京师警察厅长冯炳湘的表现也不算穷凶极恶。他劝学生返校理由很是可爱，冯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冯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为后援后，这些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可见，学生与警吏并不是以后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彼此势不两立的，而是通情达理、互相理解的。
为了确保“不出事”（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警察护送在游行队伍的两旁。然而，注意，这些夹护的警察虽然有着“随时拘捕”学生的权利，实际上看，他们与学生却相处十分融洽，我们还是看当时的细节。
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在路上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的高喊口号明知不能禁止也倒没怎么干涉。他们在以前没曾见过有这许多学生的列队游行，更没听见过这些口号，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印象和感觉上当然是新鲜而强烈的。虽是受了军阀们的命令与学生们取敌对态度并且可以随时拘捕，但这样热情充满，汗泪融合的共同表现使他们也有多少感染。有的并不怎么紧张，只是拖了枪支，像漫无目的的随众前行；有的却十分注意听着学生们喊叫的口号，若有所思，不顾擦抹脸上的汗滴。同时，也有些学生边走边谈，向他们宣讲爱国的道理和为甚么举行这一次的游行。26
可见，不光是步兵统领“头子”，还是普通的警吏，在整个过程中，和学生相处的是多么融洽和睦。
“巡警相顾束手”
整个过程中，最让警吏紧张的时候是三千名学生大队人马拥堵到曹宅那并不宽绰的胡同里的时候，然而，即使在四点左右，学生到曹府越窗入室，砸物殴人，放火烧房的过程中，警察与学生也没有起什么冲突。
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按，当是正门右上侧的窗口）扒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全身武装的军警，到处布置岗位，见学生人多势众，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27
其实警察是受到破窗而入的学生演说的感染，没有开枪的。在5月5日，曹汝霖在致总统的辞呈中也提到了警察的没有作为，“适与驻日公使章宗祥晤谈，忽闻喊声甚厉，由远而近，势如潮涌，渐逼巷口，巡警相顾束手。”28“巡警相顾束手”，说明了在暴力冲突中，警察与学生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发生。
在火烧赵家楼后，警察也只是“有限作为”。还是看回忆：
赵家楼外，大街上有几百个，几十个一群、一簇的学生欢声笑语，带着满脸尘土高高兴兴地向各方散走！布满胡同口与早先呆立在大街左右的军警，对这些虽已散队却依然是人多势众的青年群也没敢更向前追，他们只将首先冲进曹家住宅的几十个学生阻住捕去。29
警察在整个暴力过程中的“不作为”一方面与“法不责众”有关，但就与他们对学生的同情，对“卖国贼”的幸灾乐祸的心理无关吗？
周策纵先生说，“在骚乱过程中，警察和学生也在院子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警察在那种情况下的态度是很温和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持一种‘宽容中立’的态度，只是在接到上司几次紧急命令后才被迫进行干涉。”30而当维护秩序时却不维护，警察不去积极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这即使在当时也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有报道说：
对当地的中国在场观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讽刺。这个人（按：指曹汝霖）曾为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同伙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但自己的房子受到青年学生聚众袭击，竟没有一个人为他开一枪或尽一臂之力。3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对为军队筹措军费的曹汝霖来说，真是个绝大的讽刺。
忽见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
到六点左右，待到屋毁人散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才带大队人马赶到现场，并将没有散去观看结果的学生捕去三十二名（按，其中一人是市民）。据第二天出版的天津的《益世报》称，各生整队回校时，巡警赶至其后，“放空枪数声，遂追而抓获学生十九人，闻抓捕时，并以枪柄击之。”32在这天中，可见到的暴力就是抓捕学生时“以枪柄击之”，想想，这也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既然是抓捕，那有“甜言蜜语”，“欢天喜地”的事呢。
家住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恰好目击到抓捕学生的一个场景，那时，他午睡方醒（按，火是四时左右起的，北方天黑的晚，睡到四点钟也不是没有的），就听见失火的消息。
忽见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个“巡警格子”。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的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33
从他的观察来看，受伤的不是学生，居然是巡警！看到巡警与学生多少还是有冲突的。尤其是抓捕的过程中，那有束手就擒的道理呢，被捕者之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荩民说，“我在曹贼院里遭军警毒打时，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膊被打得鲜血直流。”34看来彼此都有受伤，不过，总体来看，警吏的表现无疑是温和的，可圈点的。
其实，只有到“六三”时，警察奉命搜捕四处演讲“煽动”的学生，才有了暴力行为，周予同回忆说，学生十人一组到处演讲，“步军统领衙门的军队和保安警察队听到这消息，蜂拥而来。军警的枪枝上上了白晃晃的刺刀，并间用马队迎头冲击，这种凶恶的手段是五四那一天还没有出现的。”35
但即使如此，警察对学生似乎还是抱绝大同情的，据匡互生的回忆，到六月四日，警察的表现和六月三日截然不同，“不过四日（按，指六月四日）军警方面所持的态度，实在也和三日两样，因为他们三日见着演讲的学生即尽数捕去，四日却只极力苦劝（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学生们不要再出外演讲，绝对地不再捕人了。”巡警“跪地哀求”学生，似乎有点夸张了。至于看守被捕学生的警察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他们除了表同情于学生以外，并且有许多明了事体的军官还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不过碍于形式的命令，不便有积极反抗的表示。”36
郑振铎还说，有次学生演讲，政府把学生圈禁在天安门广场上，晚上，作为代表的他帮朋友送衣服，但任凭你怎样交涉都不让进去，于是“我们愤激极了，几乎要破口大骂。但北京的军警似乎久已养成了一种‘好’习惯，专用软功来对付，他们不冒火，只是慢吞吞的应付着，并不是不理会，却总是个拒绝。馒头和水果却送了不少进去。”37看来，“以软对硬”是向来就是军警的“好习惯”呢。
学生放火殴人无罪，警察捕人送官可耻。今天，我们将五月四日，学生在曹府的作为视为对“卖国贼”应有的、解恨的惩罚，那些翻窗者、砸物者、纵火者、殴人者、被捕者都成了名垂千秋的英雄，而在当时，大家却并不是这么认为。
至于，学生与警察的在这天的唯一的冲突，就是警察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捕去了三十二名晚归的学生（其中一名为市民）。这又算什么冲突呢？再此后，那个“老前辈”步军统领李长泰为当局裁撤，不正反证了警察对学生镇压的不力了吗？
【五四细节之四】火柴
以往我们将五四那天学生活动的推动力和主导权归结到北大身上，准确地说，这天的学生运动应当是由北大和北高师先后主导，而且最精彩的高潮部分更是由北高师所推动的。
关于五月四日那天的细节，与几十年后的材料相比，当时各大报刊的登载（因为此一事件至五月四日晚方告结束，因此五月五日报载材料可谓是第一时间的材料了）似乎是最可依赖的。然而，千万得注意，并不是所有细节都是如此，有些细节却一定是“当时迷”“事后清”的，“起火”就是一例。
当时害怕追究放火烧宅的责任，学生说是曹家人放的火
火烧赵家楼是五月四日游行中的高潮，然而，这把“火”是怎么点起来的。五月五日的《晨报》这样说：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炎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
而五月五日的《益世报》这样说：
传闻起火原因有二：一说因电灯破电火溢出，一说系曹家人自放，各生见火起乃离曹寓。38
总之，在当时，放火烧宅似乎是与学生毫无关系。作为第一批进入曹宅的学生杨晦应当更为清楚，但他却倾向于是曹家人放的火，他说，“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39其实，至少在当时，放火、毁宅、殴人等事并不象今天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件“英雄壮举”，至少，在当时你得面临着刑事犯罪的指控和惩罚。
其实，“曹家人放火”以嫁祸学生根本就是不可能。面对数三千学生墙外的围攻及此后的破门而入，紧张惊恐、狼狈不堪的曹家人躲避都来不及，那还敢与群情激昂的学生为敌呢。
而孙伏园则这样说，学生“到赵家楼曹汝霖家，先只在门口骂卖国贼。曹家人出来回骂，才闯进去打骂国贼。” 40小孙所云显然是凭空想象，在那种情况下，曹家人那有回骂的胆量啊！何况他本人只参加了前半截的游行，并没有围攻曹宅，他在游行队伍去曹宅之前，就中途溜出到鲁迅先生家里聊天去了，1919年5月4日，鲁迅日记记有，“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41当然他也向鲁迅详细说了“天空门大会场的情形”和“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42因此，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后半段的围攻，所云皆系虚构。
曹家人不敢和学生摆开擂台叫骂，显然，还受到了学生的羞辱，“等一会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的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儿子，对那位姨太太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也把它捣毁了。”43警察把他们护送出去。
至于曹本人，在学生在墙外大扔石头、白旗时，正与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兼京绥、京汉两铁路局局长丁士源、日本自由思想家中江兆民的儿子，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家交谈，此公看事发不对，就匆忙“躲进他与他妻子的卧房和两女儿的卧房中间夹着的、两面都相通的箱子间小室内，学生们没有想到这两个卧室中间还有这个箱子间，所以没有找到他。”44直到学生去后，警察来了，他还都一直藏在屋子里，而学生们却以为他早都溜了。
躲都来不及躲，又何尝敢叫骂、反抗，甚至还敢自放自家的火来给学生栽赃。
事实上，恰恰相反，说曹家人以放火来为学生嫁祸栽赃，正是学生为曹家人在“嫁祸栽赃”。因为，他们害怕承担放火烧宅的责任。果不其然，警察得查出放火的责任者。
被捕的学生，当晚即被军警机关讯问，并逐一搜查身体，意在追究放火责任，但三十二人中，并无一人身带火柴。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统治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45
“身带火柴的人”并不一定就在被抓的三十二人之中。正是所谓法不责众，警察最后似乎以“电灯破裂”而“了”了这个“不得不了”的糊涂案。
匡互生的放火行为并没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
当初，迫于责任的追究，学生不敢承认放火一事，今天，学生放火无可质疑。但这把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呢？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在曹宅，找到油料后，烧起来的。
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46
杨振声的说法与此相象，他说：
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47
另一种说法是说有学生点燃了卧室账子，火就烧了起来，这一说法似乎更合情理，因为这其中有了可燃之物。
周予同在回忆中也说，
于是带有火柴，火油的同学们便将卧室的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的文件，放起火来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火焰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旺扬。48
而这“放火者”正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从上述可知，当时的放火行为并不是所有同学所赞同的，尤其得不到懂得法律知识的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的赞同。
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议决案的精神，颇有些诽议，而不晓得在五四前夕的小组会议上放火殴人也是被允许的一条决议呢！49
当时的“学生领袖”段锡朋还试图阻止匡互生的放火行为。
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觉，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50
看来，放火者应当是匡互生无疑，据称，他后来回校后，听说三十多名学生被捕后，他曾要求去“自首”，其意是真正的放火者，不想叫别人为他代过，但为大家所阻。
当时匡互生点火的火柴也是另一个叫俞劲的同学提供的。他说：
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按，当找匡互生）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51
一包火柴点燃了学生对曹公宅的怒火，也使得这一暴力事件升级，由是也成为五四当天学生游行中的最高潮。
放火其实是预先谋定的
其实，北高师匡互生同学放火烧宅，乃至引导游行队伍到曹公馆来都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超乎预料的、偶然的行为，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预料之中的、必然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五月三日晚上，在北大三院礼堂北大学生及其他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了大会，大会决定提前至五月四日集会游行，当时，会上有同学，当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而另一个同学，还手持菜刀威胁说不通过游行的决议就当场自杀。
其实，与此同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也在召开了一个类似的“秘密”会议，无独有偶的是，其中也有一个同学写了血书，五月三日，高师在“校内风雨操场集会，同学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 52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晚上，北京高校大约就只有这两个会。我们往往只看到北大的会与第二天五四运动的关系，而忽视了北高师这个会议与第二天五四运动的关系，而正是后面的这个会议，决定了五四运动“不是以往一般的请愿示威游行”，而是“带有暴动的性质”。周予同回忆了当时他们的周详计划：
在我们这个秘密会议上，有一部分同学一开始便不愿意用和平的游行请愿方式，而激烈的主张在可能范围内进行暴动。这个提议在群情愤激下得到了能过。但怎样进行暴动，用什么武器来暴动，都没有加以细密的考虑，而只是要个人自己想办法。那时，据说有校外人士可以供给手枪，但没有结果。不过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照片却早从大栅栏一带的照相馆中设法到手，以便暴动时有所对证。其余少数同学也只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但是当时即使是化学科的同学，也没有想到用烈性的药物。……五四运动带有暴动的性质而不是以往一般的请愿示威游行，这几个五四前夕的小组会议是有密切的关系的。53
另有人类似的回忆，“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行动，并准备五月四日那天采取行动。”54而据匡互生所云，他们似乎早就踩好点，并且还立好了遗嘱，托付了后事。“各校的热烈分子——二十人以内——都有相当的准备，甚至于有连身后的事都向亲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 55并一面派会员事先将“卖国贼”的住宅的门牌号数调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动。于是五月四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张激烈的分子将这些实地联络的信息，“暗中已心心相印了”。
了解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的秘密会议的内容，就不难理解五月四日在曹府发生的一系暴力事件的必然性了，而我们往往把这忽略了。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进一步可以下这么一个判断：在五月四日这天，北大仅仅主导了五四游行的前半段“文戏”，即天安门集会，使馆区抗议，至于后半部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武戏”则是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主导的。
游行队伍缘何转向去了曹汝霖家
以往，我们则将这“文”、“武”两部分活动视为整体，又将这一天的活动的推动力和主导权归结到北大身上。当然，无论是从学校所处的地位，学生的参与数量及程度，以及此后北大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来看，北大当之无愧是五四运动的“领头羊”。但具体到五月四日这天学生活动，准确地说，应当是由北大和北高师先后主导，而且最精彩的高潮部分更是由北高师所主导的。
这一分界线正是学生队伍离开使馆区、前往赵家楼之时。我们知道，学生在使馆区无所作为，正群情激昂之际，按照早晨在法政学校的决议路线，似乎接下来要转向“哈德门（崇文门）大街商业区”56，或者有提到的“到总统府请愿”，周予同提到游行程序是“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要求政府惩办三贼，然后再到东交民巷。57但无论是到新华门，还是到哈德门，都没有到去曹汝霖家的决议啊。
看来，到曹公馆示威、甚至施暴并不是决议中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学生的游行队伍却浩荡地开往了的曹府呢？正是北高师参加秘密会议的那批学生“驾驭”了当时的形势之缘故。
队伍出了小胡同之后，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58
其实，就在队伍开拔赵家楼的这时起，五四这天，学生游行的主导权已经从北大转移到北高师手上了。
这时候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59
身为运动总指挥，北大的傅斯年已经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了，北高师的那些激进学生“走在队伍前面”，匡互生等人成为学生们的“领队”，而正是他们主导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不过，对于将要发生的“暴动”，就连甚至绝大多数当时在场的警察、学生们，包括今天的我们，都还看不出什么苗头。
当时政府派出在学生队伍前后巡逻的侦探虽然很多，却也一点摸不到头脑。不惟他们看不出学生们有痛打曹章等的决心，并且也不相信学生们会有什么暴动的——老实说，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60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预料中和计划中的事情。
那天，冲锋陷阵的干将几乎都与高师的那批同学有关。比如，当学生在曹府受阻时，正是那个高师学生膂力过人，身怀武功的湖南人61匡互生，一拳击破曹宅大门右边房屋的窗玻璃，62一跃而入。
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随即有好几个警察死死的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有的就用尽力气去掰开警察的手，坚持不下。63
有人痛哭流涕演说，警察感动松手，匡等同学才打开曹宅大门。高师另一个同学，后来的编写了多部高等数学教材的陈荩民则说，“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里。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64杨明轩、朱究庭等学生也是一马当先。
当然，上面所说的“放火”亦是高师匡互生所为，而“放火”本系他们预先谋定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过激事件都是高师学生所为，只是说，正是以匡互生为首的一批高师学生事先预谋，积极推动下，发生了五月四日这天学生在曹府的一系列过激行为。
“倒霉”而“幸运”的章宗祥
最倒霉的莫过于驻日公使章宗祥，那天，他正与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走出时，随即被人认出，65顿时一顿暴打。
《益世报》云：“学生有识之者指曰，其中有章宗祥，欲围而殴之，有一生以砖头击章首，66血流被面，各日人卫拥章出后门，匿一小洋货店内。”67后来霍玉厚的回忆中也提及这一场景，看来拎砖击章的人系“中文系的黄显荣”。“真是冤家路窄，同学中有一个是章宗祥的同乡，认得他，就大喊：‘这不是章宗祥吗！’他这一喊，中文系的黄显荣拿起砖头就掷向这个卖国贼，别人也围了上去，一顿拳打脚踢，把个章宗祥打得半死。”68想想章当头挨这一砖，血流满面，其情景也够惨的。
所幸的是，当学生在暴打章之际，那个日本记者拼命保护了章，“忽而搜得一个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章宗祥呵！’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你打章的头，他用身体遮盖章的头；你打章的脚，他用身体遮盖章的脚，这样拼命保护章贼，却一言不发。……把章宗祥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人把他护送去了。”69
在中江丑吉护送下躲入小洋货店的章的恶梦看来并未结束，他躲在店里黑暗屋子的炕上用被子70蒙着头，那个日本人想必是站在门口把守看护。不幸的是，章还是被学生发现了，于是又一次被拖出来，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还是那个中江丑吉拼命保护，学生怕惹来外交纠纷，就没暴打，但发现很多鸡蛋，或说是皮蛋，于是，又是一阵猛砸。
但见一个做豆腐的房子，那个日本坏蛋恶狠狠地站在门首，但是并没有章宗祥的踪影，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看见屋内炕上的被子动了一下，同学们进去一挑，原来正是章宋祥躲在里边，大家把他拉了出来，拳打脚踢。那个日本坏蛋尽力掩护章贼，甚至用他的身子挡住我们的拳脚。我们恨透这个日本坏蛋，但是在当时的个体情况和认识水平之下，还不便直接狠狠地揍他，怕引起所谓外交事件，于是有些同学用在这个豆腐房找到的鸡蛋向他打去。只打得那个坏家伙满身是蛋黄，犹如刚从粪坑里爬出来一样。就是这样，他仍然不离开章贼，我实在恼恨已极，忍无可忍，就上前扯开他，并且和他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71
看来，章宗祥这天下午所受的打击应当不轻，要不是有中江丑吉的保护，他的性命能否保住，还真是一个问题呢。不过，虽然如此，报上并没有因此对学生有所谴责，对章本人有所同情，报云，“学生举动诚不免有过激之处，但此事动机出于外交问题，与寻常骚扰不同，群众集合往往有逸轨之事，此在东西各国数见不鲜，政府宜有特别眼光为平情近理之处置，一面努力外交巩固国权，谋根本上之解决，则原因即去，必不至再生问题矣。”72毕竟与“卖国贼”的皮肉之苦相比，大家所痛心的是国家外交的失败。
学生的过激行为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流行有关
问题是，缘何以匡互生为首的一批高师学生事先会有此过激行为的谋划呢？这与五四前夕，无政府主义的流行有关，无政府主义对激烈行动的鼓吹迎合了当时苦闷的中国青年的心理，当时的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巴金等人对之都曾对之有所信仰。那些与当时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相比，“刺激性更强”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录》、《进化》、《民生》等杂志对青年的影响亦不小，而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组织，如同言社、工学会、包括有该校学生参与的共学会，都“抱着激烈的主张” 的，73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师的部分学生会在五月四日采取激烈行为。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批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学生的过激行为，就不会有三十余名学生被捕的后事，也不会有后来学生的总罢课，更不会有全国性的工人和工人的支持，甚至不一定会有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胜利，“五四事件”可能仅仅只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众多的学生示威活动之一罢了，其意义和影响可能与党锢之祸、东林抗偾、公车上书、一二九请愿的意义和影响相差无几。
【注释】
1 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画册编辑小组编：《五四运动》，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2 范云：《五四那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3 尹明德：《北京五四运动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4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34页。
5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6 《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5-5，2版。
7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8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223页。
9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10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益世报》，1919-5-5，2版。
1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8页。
12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注1。
13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空门大会宣言》，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画册编辑小组编：《五四运动》，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1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8页。
15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7页。
16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页。
1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5页。
18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7页。
19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7页。
20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7-328页。
2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8页。
2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2页。
23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2页。
2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9页。
25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7页。
26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8页。
2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2页。
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2 杨振声：《回忆五四》，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页。
3 《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5-5，2版。
4 于力：《北京高师参加五四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1页。
5 《鲁迅日记》（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页。
6 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页。
7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生知·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页。
8 蒋梦麟：《民国初年》，孙中山：《我的回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9 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0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11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益世报》，1919-5-5，2版。
12 霍玉厚：《在五四的洪流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
13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页。
14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页。
15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页。
16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页。
17 范云：《五四那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18 冰心：《回忆五四》，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73页。
19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页。
20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页。
21 许德珩：《以天下为己任》，《中国青年》，1983年第10期，第9页。
22 何长工：《五四运动在长辛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288页。
23 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页。
24 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画册编辑小组编：《五四运动》，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25 《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5-5，2版。
26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页。
27 尹明德：《北京五四运动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28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6页。
29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页。
30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20页。
31 转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32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益世报》，1919-5-5，2版。
33 郑振铎：《前事不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7页。
34 陈荩民：《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3-94页。
35 周予同：《五四和六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300页。
36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4-315页。
37 郑振铎：《前事不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页。
38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益世报》，1919-5-5，2版。
39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5页。
40 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8-49页。
41 《鲁迅日记》（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页。
42 孙伏园：《回忆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1页。
43 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44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
45 尹明德：《北京五四运动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6页。
46 范云：《五四那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47 杨振声：《回忆五四》，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页。
48 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页。
49 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5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注1。
51 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52 陈荩民：《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53 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6页。
54 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55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页。
56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57 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6页。
58 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
59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7页。
60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
61 也有说是陕西口音的，如“一个陕西口音的同学上前打破了窗户”，（范云：《五四那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还有一处说是东北口音。都不确。
62 有很多地方说是翻墙而入，是不准确的，周予同回忆说，当天傍晚回学校时，“我在学生洗脸室碰到他，看见他的手上流着鲜红的血。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敲玻璃窗敲破的。”（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页。）
63 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
64 陈荩民：《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65 还有人说是章拿出名片自报家门，这种说法可能不确。“那个官员见众人进来，便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驻日本全权公使章宗祥’十个字，给大家看。有人喊一声，我们所要找的正是他，于是大家一口同音喊：‘打，打。’大家一齐动手把章宗祥打一顿，打他个半死。” （金毓黻：《五四运动琐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0页。）
66 也有说章被旗杆劈头一击，这也是有可能的。“忽然在东院房间的木桶里走出一个身着西装面象日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去，……哪里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乘机逃到外面一间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
67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益世报》，1919-5-5，2版。
68 霍玉厚：《在五四的洪流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
69 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0-91页。
70 也有说章用大衣蒙住头，应当是被子。“章宗祥逃出了大门后，躲在附近一家小杂货铺的炕上，用夹大衣蒙住头。”（范云：《五四那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71 杨明轩：《在五四的日子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6页。还有一些类似的描述。“后来却被另一批搜寻曹章的人在一间皮蛋店里面的一间黑屋的床上又把曾经被打装死的人搜寻出来，大家就拉住他两只脚从那间黑暗屋里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门口，同声地问他是什么人，他总是绝对地不作声 ，大家耐不过，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长不满尺的小旗杆向着他的面孔上乱打横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学生就只得权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头上打中了几十百把个皮蛋，于是死不作声的被打的头上只见满面的鲜血和那塞满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不过同时却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负重伤出死为替他保护，大家因此颇怀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309页。）
“在附近一个杂货铺的柜台下，发现一个西装整洁的中年人，有人拿携带去的照片去对照，说这就是章贼，于是大家一涌而前，将他拖倒，拳打脚踢一番。当时另有一个象日本人似的人掩护着章的身体，但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哼痛。/P有些同学以为被打的可能是日本人而不是章贼，恐怕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烦，要停止殴打，但带有照片的同学再取出照片对照，确认是章贼，又打踢一番。”（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268页。）
“我们又见几个警察和许多佣人围护着两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逃出去，许多学生跟着追赶，见他们逃进一个小杂货店里，就把这二人拖出来推倒在地，用手执的小旗杆子对着当头乱打，打得一个人头破血淋，另一个人宁愿自己挨打，拼命保护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注1）
“愤怒的群众又从杂货铺里找出许多鸡蛋，对准这个卖国贼打去，溅得他满脸都是鸡蛋汁。”（范云：《五四那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72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益世报》，1919-5-5，2版。
73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