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道，儒家认为作为君主应该推行的统治方法。其核心是以道德与仁义为基础，实现国家的治理。与同期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主张的“霸道”形成对比。
王道的代表者为孟子，实行王道的君主称王者，与霸主相对。
治世的帝王都崇尚王道，然而他们实行的是切合现实的王霸之道，即王道与霸道的混合。
出处
论儒家的“王道”思想
摘要：
中国文化自发展以来，即以王道思想为其核心内涵，王道与霸道有别，而儒家尤以“重德”为最，儒家赋予王道思想一种道德之意义为其哲学特色,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冲突与前瞻未来，经由理解文化的差异、进而对话、产生意义，或许有可能激荡出一个文化“共命慧”的产生。基於这样的观点，本文试从儒家王道思想入手，探讨王道思想的内涵与价值系统，同时论述儒家王道思想对人类文明与新秩序的可能贡献，并为文化的生命内涵赋予意义。本文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儒家的“王道思想”应可作为共命慧的建构基础，并且为东亚文明提供一个新的诠释概念，同时经由义理的诠释为传统中国文化赋予新义。
关键词：儒家、王道思想、文化共命慧
一、 前言
中国文化是从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学派中因革损益而成，外来的宗教－佛教进入中国，也渗入了儒、道的生活世界，儒、道、佛的文化彼此融渗之结果，已成为传统知识份子的理型及行事的准则。但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力的强势支配与冲击下，使得近代中国文化几乎被连根拔起，而成为“失根的兰花”。
二、重“德”文化的表现形式
西方文化构成因素之一的希腊文化，其本质即是落在“重智”。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构成的主体，儒家所揭橥的仁、义、礼三种德行价值应之并存，是人的内在与外在合一，也是文化的重要内涵。西方文化重智强调知识之证成与理性的判断，於是科学与民主遂成西方文化的宠儿，凡非属於由此重智精神所发展出来的学问概为谬说，如此一来，民主与科学成为唯一且绝对的价值追求，在“己所欲施於人”之普遍原则下，一跃而成近现代文化的主流。反观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强调学以致其用；而西方文化重思辨，追求超越，学以致其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为“协调的现实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人与他人的“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有秩序的社会。
三、王道思想的本质及其实践
(一)、殷周的王道理念及问题
王道文化之概念，应上溯到殷周之际，《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1就已蕴含王道之意，其实，所谓王道，就是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周初的统治者以分封建国把王道政治的基础建立在宗法伦理之上，还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反思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因而对统治者提出了“德”的要求，并且一以贯之。但是，如何保证统治者能遵循王道、实行德政呢？就现实层面而言，王道政治的制度设计虽然很理想，却无法保证“受命于天”的周天子始终做到“为政以德”、“明德慎罚”。
(二)、儒家王道思想的义理内涵
“王道思想”是儒家反思周文强调以德服人所建构的理想世界，可谓是道德的理想国，孔、孟二人一生中戮力於建立这个理想，故有“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6�4学而》)”之颂，如果文明是人类文化的“共命慧”，显然地，王道才是一个应然的价值选择。荀子的王霸之概念系皆以安治天下人为志业，二者差异之处在王者崇仁义，以道德之心行仁义之事，对事物的判断则是应然的价值意识，超越现实对待条件，或是仅为交易的条件。
(三)、王道之实践进路
1. 生存权
为建立王道的社会，孟子提出一个循序渐进的步骤，首先是确立“民之为道”的第一要务，儒家务实之处，即在於建立人民是王道受惠的对象，要能加惠於民，必先巩固其生存权。有恒产才会有恒心，这是生存权的保障，有恒产方有生存的基本动力，也才能养父母及其家人求得温饱，也才能避免战争凶年之伤害。继之要实践的第二步骤便是“教”，亦即是受教权的普通实施，使之能摆脱兽性，进到人性。
2. 教育权
一旦融合个人自我成就与公共社群目标之人文化过程得到肯定，自利心与公利心二者如能获得平衡，则王道之社会即可渐趋实现；假设“先公而后私”成为可能，亦成为社群互动的准则，此公正性原则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善政”与“善教”才可以相辅相成。
3. 善政
“善政”所指的是政治实然面的作为，也就是导向於仁政，而“善教”则是导入於文化的理想面，是应然的规范。而王道文化的目标即是实现中国哲学的“和谐”精神，和谐便是不失衡、具有创生性、包容性、多元性的特质，王道文化即是对人道关怀和人性尊严的双重肯定，亦即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理念的实践，由是而有王道政治的高道德标准和预设。
4.管理意涵
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对比来说，孔子强调德治而反对刑治，只是由於当时的统治者大多采用刑治而一味地使用赏罚达到统治的目的。究其实，儒家并不完全排斥赏罚。德治的成功，端赖於教育的成功。儒家的管理思想大多在谈管理者，关心“如何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亦即是”君道”的发挥。或许由此而有儒家重人治的说法；其实，这只是矫枉之说。荀子则偏重客观面之礼义法度，开出君臣对待之道与礼义之统，建立了客观面的制度架构及治国之道。
5.终极关怀
先秦儒家目睹霸道政治中的惨况，包括苛政猛於虎、路有饿莩、老弱辗转於沟壑，最后将治乱之源归於统治阶层。换言之，天下之治乱与否，取决於统治得当不得当。而统治得当不得当的关键，与其说是“法病”，不如说是“人病”。因此，他们对统治者就多所要求。儒家周旋於道势之间，目的即在劝说统治者，希望藉著导正统治者而使天下归於王道。
四、对王道思想的反思
儒家在政治现实面，以“君之师”之姿态出现，但是对於王道思想的实践，是否符合了儒家的原先预设，是吾人必当关注的议题，以反思针贬这样的“理想国”有无可能实现？
(一)、王道政治权威合法性转化成为现代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
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观念是东西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人类的政治活动产生了统治的政府和被统治的人民，而政府对人民的统治必然涉及权力的运用。如何使得统治有其合法性，受统治是出自於内心的意愿，而非慑於权力的逼迫，便是在政治权威合法性递嬗变迁的时空环境中，必予调整转化的问题。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界，醉心於玛克斯�6�4韦柏(MaxWeber1864-1920)所提出的“理性统治”观念，韦伯区别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权威)：包括理性(rational)、传统性(traditional)以及神圣性格性(charismatic)统治。而所谓理性统治是基於一项信念之上，这个信念认为某些规范性的律则具有合法性，因此根据此律则而建立的政治权威有权发号施令。
(二)、儒家重现人的内在关系性，但更应重视外在客观制度的建构
中国文化对於存在的三维关系是肯定的，亦即是肯定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天之间有内在的关系，能够彼此相互感通，因此人间才能有仁爱，社会、宇宙才不致分崩离析，而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现代化过程中，今天西方科技已经产生许多违背人性、破坏自然生态的弊端；法治制度、程序化官僚化，缺乏人性感通；宗教形式化，失去内在虔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若能发挥其内在感通之优点，辅之以外在制度面、客观性的科技与法制，必能内外相合，平衡发展，亦可赋予儒家思想义理的统整以及匡补阙遗，注入新生命。
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即在实现《易经》：“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儒家开出了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以达成和谐，这也是今日我们追求和谐社会的目标。
五、结语
儒家哲学所关切的主题思考是中华文化的共命慧，也是润泽群伦、创造和谐的价值系统，当然过往对王道思想的批评不免将之归於乌托邦(utopia)，或是仅止於理念层次，缺乏制度面的建树等论点。但王道思想来自孔孟，蕴涵孔孟学说的精髓，是出自於理性的反思，是对人性应然本质的期待。吾人亦发现儒家王道思想之实践，即成就仁政，而仁政的主体在仁者，有仁者行仁政，不仁者行暴政，“仁者人也”(《礼记�6�4表记》)、“仁者爱人”(《论语�6�4颜渊》)，仁政必当涵盖行仁的主体之仁者，即是为政者的道德实践之境界，溯源汇归於“仁”，同时在政治运作的过程及成果的展现上，亦同样实现仁政，这才是将起点、方法与目标三者合一。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固非糟粕，但亦非全无缺点，因革损益之后，从文化共命慧的观点而言，儒家的王道思想或有可能为世界性的文化变迁提供贡献。从文化层面切入，超越既存的理念、制度与意识型态的扞格，共同创造出文化的新思维，应可视为文化的再造与创新，经由对比与参照，重新审视文明的发展轨迹与动力，理念诠释与制度作为的可能性，儒家当是此波文化与文明创新再造的契机。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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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中的儒家思想于当今中国的作用
核心提示：儒家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际就是在开展现实批判，在古今差距的反衬中暴露社会弊端，希望现实政治能够作到选贤任能，回到善的轨道上来。各种各样具有实践意味的文化仪式活动都要逐步恢复。从家礼到国礼是一个完整的系列，涉及国家政治及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更要以人格化的表征来承继发扬，并植根于现代，将其作为一个广大的文化世界，而并非从祖宗心性上开出来的花。
儒家借用历史文化本身的力量批判现实
持守三代理想的政治，积极批判现实政治，这也是儒家的一种智慧——借用历史文化本身的力量来展开现实批判的智慧，以理性化的古代反观凸显当代政治弊端的智慧。儒家批评秦始皇为桀、纣，以致酿成了焚书坑儒的大祸，就是依据历史文化中的政治理想，积极展开现实批评，演出的一出悲壮之剧。所以儒家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际就是在开展现实批判，在古今差距的反衬中暴露社会弊端，希望现实政治能够作到选贤任能，回到善的轨道上来。孔子的后代可以代表历史文化，但帝王的后代代表不了历史文化。历史文化要由圣贤来代表。圣贤既代表道统，又代表政统，如同墨家有“巨子”可以为天子之说一样，孟子也有孔子可以为天子的说法。“素王”的观念来源于《公羊》，是说孔子的德行已足以安乐天下民众，既然可以代表道统，为什么就不可以成为政统中的典范？儒家要入世，要用价值之光来照亮政治的幽暗领域，除了道统的身份外，也可以进入体制，拥有政统的身份。但帝王后代不能代表政统，即便退一步，也只能说有合法性就有资格代表，丧失了合法性就没有资格代表。
在“存二王后”的制度安排问题上，需要同时体现革命式的合理更迭，以及善待前王以行仁义两种价值。这也显示了孔子复杂的政治智慧，虽然丧失了合法性，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朝，也要在其中贯彻仁义，尽量缩小暴力的范围——无论时间或空间意义上的暴力范围，尽量扩大王道仁政的天地——包括任何时间或空间意义上的王道仁政天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顺乎天而应乎人”。历史文化永远都具有民族群体活动的“共业”特征，任何人的功绩成就无论衡之以时间或空间都只是其中承前启后的一个环节，不仅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下共同时空条件下共处的今人，而且也要以宏广的胸襟包容不同时空条件下异处的古人。这是一种纵与横双向性的宽容，最大化地实现了对固有人类文明秩序的尊重，缩小了正当性秩序缺位或亏空的范围，减少了激进革命或社会巨变对人的伤害，宽容与多元的程度即使波普的“开放社会”也颇难想象。现在我们看到，稳定的典范已代替了革命的典范，和谐的典范逐渐取消了暴力的典范。稳定压倒一切，和谐符合本心本性，历史本身便具有调整的功能，总是在复杂的二律背反中吊诡式地穿行。与过去数十年相较，历史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典范也在暗中有了转移。不过，我们还应追求其他更有永恒价值与意义的典范。儒家话语系统中的王道政治，或许也应该是一个永恒的典范吧！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保持生存活力的意义
《易经》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透过历史文化也可以开辟出一条成德之路，当然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智慧必经之路了。所以消灭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就是消灭一个民族的德性生命与智慧生命，实际就是亡国亡天下，丧失了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的特殊规定性。缺少了记忆，更无所谓自我。足证历史文化持久延绵着的意义，就是
一个民族继续保持生存活力的意义
儒家要参与创制大业，制礼作乐从来都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各种各样具有实践意味的文化仪式活动都要逐步恢复。从家礼到国礼是一个完整的系列，涉及国家政治及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祭天祭地的活动都没有人来组织，成年礼（冠礼）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祭祀天地代表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天地可以为政权赋予合法性，也可以取消政权的合法性。祭祀天地表示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形上力量，象征着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权力自身，而是来源于超越的天道秩序。国家权力不能违背天道秩序而为所欲为。天道的合法性为世俗权力提供了超越的神圣性，但也有必要警惕以理杀人或假天道行私意悲剧的再度重演。
除祭祀天地外，中国人也很重视祭祀黄帝和孔夫子，主要表示血缘继承的合法性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合法性。国家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而单独产生，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便是尊重自己的国家。国家本身就联系着一个广大的文化世界。
从历史上看，制度秩序与伦理秩序往往是一体的，有时很难将二者区分清楚。伦理秩序是社会结构的根本依据，作为制度秩序最深层的基础的个人，从来都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也不是完全自我化的存在。人总是存在于群体关系中，是社会和自然关系网络中特有的个人。这种关系网络离不开伦理秩序，伦理关系是人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如何重建未来的伦理秩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除政治合法性问题外，政治伦理责任、政治秩序的建构基础、执政效果的检验等一系列问题，也需要认真讨论。但无论伦理秩序或制度秩序，我想都需要以人格化的方式来加以展现，以人格化的方式来加以表征，正如一个家庭的家长不能是抽象的符号，而只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存在一样。
国家确实需要有人格化的代表，这一代表应该具有血缘的高贵性，文化的继承性与道统的自觉性，能够凝聚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并维系国民的共同情感。
传统儒家不仅有发挥到极致的"内圣"之学，也有骨肉完具的"外王"之道，而这两者原本形神合一，是一套东西，而不是两套。无论是研究批评，还是借鉴转化，都不能避开这套既定的东西，更不能把现代的东西置换进去，硬充其本有的。现代的东西归根结底只能植根于现代生活的土壤中，不是从祖宗心性上可以开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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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政治是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所以《五经》、《四书》就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五经》、《四书》讲的都是王道，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如此才能使人真正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达到社会的长期治理而稳定和谐。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在王道政治的理念中确立了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的主张。在儒家看来，任何政治秩序，只有同时具有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三重基础才能合法，缺一则不能合法。不合法，就意味着人们对政治权力不是心悦诚服；人们对政治权力不是心悦诚服，动乱的种子就埋在人们的心中了。一旦因客观形势变化，政治控制力衰退，动乱就随之发生了。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
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如古代中国帝王封禅泰山祭天、每年定时燔柴郊天、中世纪西方教会通过“君权神授”的方式确认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以及现在西方不少民主国家总统就职时象征性地向《圣经》宣示，就是表明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但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
什么叫做大一统呢？大一统被今人误解甚深，以为大是形容词，一统是版图庞大政治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其实不然，大是动词，是推崇之义；一统也是动词，是指要用最高的价值即“一”来统摄整个宇宙人生、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经》经文中。《春秋经》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家解释此段经文是“变一为元”，是“立元正始”，是“统天地万物而系之元”，元就是宇宙人生、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的最高价值本体或存在本源，是宇宙万有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正因为《春秋》是以元来统摄万有之经，所以历史上《春秋经》又称《元经》。根据《春秋经》的具体解释，大一统的意思就是指天地万物与人类世界都必须统于一，这叫做“系之元”，如此天地万物与人类世界才有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纯正的开始，这叫做“正始”，因此，政治秩序也必须系于元才有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超越神圣的源头(正始)，从而政治秩序才有超越的合法性可言。如果政治秩序无一统，即不统于元，（元就是天道，就是超越神圣的意义与价值。）政治秩序则无超越合法性可言。儒家认为宇宙秩序有一个超越神圣的纯正价值源头，政治秩序也不能例外。若政治秩序的源头不正，不源自天之?痪哂谐缴袷サ暮戏ㄐ裕纱搜苌囊磺姓位疃胫贫染徽蕹缴袷サ暮戏ㄐ浴Ｈ绱酥沃刃蛉嗣蔷换嵝脑贸戏厝贤樱恍脑贸戏厝贤诱沃刃蚓涂赡芏遥源笠煌橙妨⒌恼沃刃虺胶戏ㄐ允欠乐构疑缁岫吹闹温抑溃形榷ê托吵ぶ尉冒驳恼沃刃蚨急匦虢⒃诖笠煌乘妨⒌某胶戏ㄐ灾稀?/div>
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在近代西方，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极权政治，都是极端世俗化的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都不承认政治秩序必须具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中国人受此时代潮流影响，打倒讲神圣天道的孔家店，信奉讲现世启蒙的无神论，近百年来建立的政治秩序也同西方一样是一纯粹世俗的政治秩序。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这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秩序缺乏超越神圣的形上根基，既不能确立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又不能统于超越纯正的价值源头，最后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秩序得不到超越合法性的贞定证成与维系护持，一直都因超越合法性不能解决而存在着动乱的隐忧。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
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民意合法性，又叫法理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得到人心的广泛支持。一个政治权力获得人心民意的广泛支持就合法，否则就不合法。西方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同意的政治，人民同意通过定期的选举体现。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民意的合法性体现在人民依法选举一届政府，一届政府依人民选举同意的授权而获得定期统治人民的权利，人民因此必须服从一届政府的统治。民意合法性在儒家王道政治思想中具有突出的体现，《春秋》公羊学在解释王道时说：“王者，往也。天下归往为王。”“天下归往”就是今天民主政治讲的人心民意的同意认同，只是民主政治更强调程序性形式性的民意认同，王道政治则更强调内容性实质的民意认同。具体到政府的施政方针上，民意合法性具体表现为施仁政的思想。施仁政就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统治基础不是建立在暴力上，即不是建立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上，而是建立在人民的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上。建立在暴力上的统治得不到人心民意的支持认同，不具有民意的合法性，因而不合法，即不具有统治的正当理由。这就是孟子所批评的只能以力服人而不能以德服人，只能以恐怖驱民使民而不能仁民爱物。而施仁政就是以德服人，就是仁民爱物，就是按照人民的意愿来统治国家。因此，王道政治施仁政的治国方针确立了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人民能够自觉自愿地服从政治权力与政治秩序，国家可以因此而国泰民安，社会可以因此而稳定和谐。
然而，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处于社会失序的政治动荡中，以武力打天下并以武力治天下成了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常态。虽然《春秋》有言“治乱世用重典”，在以传统“打天下”的方式转移政权时强调以专政立国或许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至今已过半个世纪，历史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再坚持以专政立国已不合时宜。因为专政的基础是暴力，暴力统治不具有民意的合法性，故建立在暴力专政上的政治秩序不具有统治的正当性，因而不能合法。吾国二千年前的古人（汉人）就已经明白“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即明白“逆取而须顺守”的道理，这里所谓“不可马上治天下而须顺守”的道理就是指治理国家必须确立民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有改弦更张，改变立国基础，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在仁政上而非专政上，才能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从而才能消除动乱的隐忧。(因为专政的后盾是暴力，很难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与支持，故存在着动乱的隐忧。)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要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民意的合法性，只有以儒家王道政治的仁政思想作为国家的立国思想才有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以民意的合法性，从而才能使中国的政治秩序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才能得到广大国民心悦诚服的认同。现在已经到了以儒家仁政思想确立中国政治秩序民意合法性的关键历史时刻。
三、复古更化确立政治秩序的文化合法性(第三重合法性)
文化合法性，又叫历史传统的合法性，是指任何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均不能背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若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背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不具有历史文化的正当性，因而就不合法；不合法国民就不服从，不服从就隐藏着动乱的可能。英美的民主政治有其几千年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根基，故有其文化上的合法性，人们服从起来很自然，不存在历史文化上的正当性问题。而对其他非西方民族，民主政治存在着历史文化上的正当性问题，即民主政治对非西方民族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故非西方民族很难自然自愿服从。又如儒家人物在批评秦国暴政时，不仅指出其刻薄寡恩残暴无仁违背了民意合法性，还批评其“背离周孔之教”。“背离周孔之教”就是批评秦政权缺乏文化传统上的合法性，因为“周孔之教”就是中国源自伏羲尧舜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秦之前已经是中国共认的正统文化，秦统辖之地又是周代王化故地，理应以“周孔之教”立国，但秦却奉行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无根的法家思想，而成为背离中国文化传统的无仁无义的虎狼之国。所以，背离了传统的“周孔之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违背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职是之故，一种政治秩序，一个政治权力，若具备了超越的合法性、民意的合法性，而不具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仍不能合法。因为人是历史的存在，并且是特定历史的存在，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没有历史文化的根基，人们在历史文化上就不认同。在历史文化上不认同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因而就不能合法，人们对这一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服从就会打很多折扣。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效法汉代儒家的文化政策--复古更化。复古更化，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一个理念，最后成为汉王朝的文化政策，指的是恢复古代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确立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就是说将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里的“古”，指的就是源自伏羲尧舜道统的周孔之教，即儒家的政教传统；所谓“更化”，就是改变，即改变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背离周孔之教(历史文化传统)的状况。(汉承秦弊，以法家思想和黄老之术治国，但法家思想和黄老之术均非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脉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教)。所以，复古更化就是在治国理念上来一个彻底的大转变，纠正国家治国理念在文化传统上的歧出，重新回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来确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即确立源自本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在中国，只有源自儒家文化的王道政治才能为中国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确立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理念出现了文化方向的歧出，背离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使中国近代以来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缺乏源自尧舜周孔之教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这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所有影响巨大的政治潮流都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都按照西方的政治理念来治理国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自不用说要用纯粹的西方文化来治理中国，社会主义要用无产阶级的民主来治理中国，就连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新儒家也要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流行的主流思潮都没有按照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来治理国家，没有将“周孔之教”作为立国之本，使中国建立的政治秩序缺乏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对民众缺乏来自本民族传统的亲和力，因而隐含着动乱的可能。(不亲和即意味着离心，而离心即是动乱之源。)因此，当今中国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现中国政治的“复古更化”，纠正中国近百年来治国理念的岐出，重新回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即“周孔之教”中来确立中国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在政治上感到不是“以夷变夏”，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才具有来自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亲和力，从而才能使中国人自觉自愿地服从中国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
以上说明了任何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都必须具有超越的合法性、民意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才能合法，人们才会心悦诚服地认同服从。如果一个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则完全合法；具有一重或两重合法性，合法就要打许多折扣；如果三重合法性都不具有，则完全不合法。完全不合法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虽有暴力作后盾勉强支持，但已处在动乱的边缘，随时都可能瓦解崩溃。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用这三重合法性去衡量，到底合法性的程度有多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可以得出一个答案。从这个答案中可以唤起我们的危机意识，从而积极寻求解决危机之道。有人说，儒家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和惧乱情结，这大体无错，儒家确实把追求个体生命的内部秩序、家国天下的外部秩序以至天地万物的宇宙秩序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但是，儒家不是无条件地追求秩序，而是在其固有的价值理念上追求秩序，即儒家追求的是合情合理合仁合义合法合道的秩序。具体落实到政治权力领域，只有符合三重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儒家才认同才接受。我想不光儒家，老百姓才认同才接受。儒家主要不是从技术制度的层面来解决秩序与权力的问题，而是从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根本途径上来解决秩序与权力的问题，来防止社会与政治的动乱。试想，如果中国的政治秩序达到了儒家王道政治提出的三重合法性标准，哪里还有动乱的可能？哪里还需要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一个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完全代表了三重合法性，就代表了超越神圣的价值、人心民意的价值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反对这一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就意味着反对人类普遍神圣的精神道德价值，反对亿万人心民意所体现出来巨大力量，反对千百年来无数古圣先贤所创造的文化传统，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反过来看，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稳如泰山也可想而知！所以，我希望中国明智的政治家能按照儒家王道政治提出的三重合法性标准来确立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消除致乱的因素，真正实现安邦济民长治久安的治国目标。
四、王道政治是实现中国长治久安的中国式政治理想
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不是民主，而是王道。王道不是中国专制时代的政治形式，而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王道是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之道，孔子把代表天地人的“三”以一贯之为王。“天下归往”就是民主政治中的人民同意，“参通天地人”就是要在政治活动中达到天道、自然、人类及其历史文化的总体和谐。故王道政治包含了民主政治的理念、生态政治的理念以及传统神圣政治（古代法天而治政治与圣人政治）的理念。所以，王道政治比民主政治更周全更完善更具有包容性。王道政治要求政治领导人不只对现世的人(选民)负有责任，还要对天道、自然、历史文化以及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负有责任。因为不仅人有人权，天也有天权、地也有物权，历史文化也有历史文化之权，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也有人权。只有天权、物权、人权、历史文化之权、往者之权与来者之权能够在政治中得到综合的实现，能够既各住自位又和谐共存，生民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如果天道被否定了，自然被破坏了，历史文化被抛弃了，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的权利被剥夺了，人世间只剩下当世之人的私欲泛滥横流，整个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都被打乱了，那里还有政治秩序不乱之理。因为政治秩序是从宇宙秩序中派生的，同时政治秩序又是人类心灵秩序的体现，所以政治家就必须承担维护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的责任。维护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就是维护政治秩序，西方民主政治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中国的王道政治能够做到，因为中国的王道政治参通天地人，协调欲情理，能够使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而调适上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在今后的政治发展上不应再以民主政治作为发展目标(不管是西方式的真正民主还是某某主义的民主或者儒家的民主)，而应回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以代表中国文化理想的王道政治作为发展目标，这样才能既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国情要求，又符合人类追求永恒秩序与天人和谐的心灵要求。在中国，王道政治本身就是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的体现：参通天地是超越的合法性，人心归往是民意的合法性，王道政治本身就是源自本民族的周孔之教，是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在中国实现王道政治就能使政治秩序完全合法，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动乱的根源，使中国的政治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我希望中国明智的政治家放弃对西方政治理念与政治模式的盲目追求，回到中国固有的王道政治中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模式，使中国在政治上能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用王道政治取代民主政治，这是中国人在今后政治文化重建中的唯一选择。
至于王道政治的具体内容，如德主刑辅之治，礼乐教化之治，无为无讼之治，选贤举能之制,均富之制等，都是止乱的治国之道。因时间有限，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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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家的“霸道”
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中华大地西部，一个原本为周天子养马的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秦。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秦国经历了穆公时独霸西戎、虎视中原的辉煌，也经历了接连数代，诸侯卑秦的黯淡。公元前361年，年轻的秦孝公嬴渠梁刚即位，为了摆脱落后的国运，就下了一道求贤令，求贤令中说：“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而此时，士子卫鞅从魏入秦，经过景监的引荐，走进了孝公的视野，为了坚定孝公变法图强的信心，卫鞅首先向孝公阐述尧舜的“帝道”与商汤周武的“王道”，使孝公明白，在大争之世，空行“仁政”只能使国家走向衰亡，只有切实可行的变法理论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国强兵之路。因此，卫鞅向孝公阐述了法家的“霸道”思想，最终获得了孝公的支持，从而在秦国不遗余力地推行了“霸道”思想，揭开了“商鞅变法”的历史大幕，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经过之后数代国君的不断努力，最终使虎狼之秦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大争之世，争于实力！在凡有血气，必有争心的战国时代，诸侯各国出于争霸的需要，不同程度地招徕四方贤才，进行政治改革，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由于政策的偏差或守旧势力的阻扰，最终都归于失败了。唯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没有因为商鞅的横死而夭折，其影响力植根于朝野民众的心中，得以数代推行，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应运时代而生的各家学说也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如儒家孟子的“性善论”，其政治主张为实行“仁政”的王道政治；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道家的“无为而治”；以及兵家代表庞涓的“强兵灭国论”，这些主张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各诸侯国，但这些主张在当时那种争霸图存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是治标而难以治其根本的治国小术，如果长期实行这种策略，只能有一种结局，那就是——亡国！
法家，在此时横空出世！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以人治国”的观念，主张“以法治国”，从根本上为国家指明了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
当时的法家学派，亦颇有影响力，出现了“法治派”、“势治派”、“术治派”三种学说，代表人物分别是商鞅、慎到、申不害。其中，因为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成功，使“法治派”收效最大，影响也最大。
而法家的另外两名代表人物，慎到与申不害的观点也同样是法家学派的宝贵理论遗产，三说并存，也为韩非子整合“法、术、势“三说，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
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势是前提，法是手段，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权势有两种情况，一是权力机关（私有组织，权力机关即所有者，随意性比较强）赋予，一般按组织结构层层授权；一是强势者（组织），通过强权或不法手段所获得的非法律给与的影响力。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因应阶段实际情况，有所选择（根据实际制定法规）的推行（可以理解为，法律的推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脱离现有的资源和能力，片面强调法规的先进性是不适宜的）。
申不害，战国时期郑国京县（今河南荥阳，属郑州）人，生卒年约为公元前385--公元前337年，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术”著称于世。他在韩为相15年，使韩国走向国富兵强之路。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要过于拘泥其对错，“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为原则，以“因”（因应、对策机变，“贵因”指“随事而定之”）为方法，并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
他主张君主“术治”。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提倡“正名（等级、分工）责实（职权和责任）”，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治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艺术，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类是权术，君主不动声色地以手段来考核监督臣下是否称职和忠于自己，让臣下无从猜测国君的意图，这样，君主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独断”，而操纵一切了。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照做了。
殊不知，商鞅由此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入秦，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最终获得了孝公信任，开始了他的变法大业。
商鞅以重法著称，主张君主应该“垂（依靠、通过）法而治”，“法任（推行，公开、遵守、）而国治矣”。还提出了“法、信、权”三位一体的法治方法论。即“国家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法度制定的制定、公开与守法）；二曰信：“任（推行）法去私（个人干涉）”、“信赏必罚”（赏罚严明）；三曰权（君权为基础）。法者，君臣之所以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以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
在变法过程中，商鞅身体力行着他的变法理论，在先后两次的变法政令中，法家的“霸道”思想主导了变法走向。（一）法家的“霸道”思想在第一次变法中的体现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几点：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这一法令的颁布，是对“人治”从根本上的彻底否定，宣告了秦国法治时代的来临，彻底推翻了“仁政”治国，体现了严刑酷法的“霸道”思想。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这一法令激发了秦人战场之上杀敌获爵的斗志，使秦军成为虎狼之军，为日后统一六国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体现了“霸道”思想。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运用国家的强制手段奖励耕织，不可不谓之“霸道”也。
4、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突出了“法治”的重要性。
5、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6、轻罪重罚，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国家的暴力机关完全执行“霸道”法则。
7、鼓励告奸。可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8、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这一法令触犯了旧贵族的势力，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由此商鞅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击，这也为商鞅日后的杀身之祸种下了祸根。如太子嬴驷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
9、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君临天下”的“霸道”之治。
（二）法家的“霸道”思想在第二次变法中的体现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
1、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为“霸道”思想的付诸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
2、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加强了中央的统治，使秦国的霸权体系更为完善了。
3、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这显示出秦国欲意东并天下的意图，这也是“霸道”思想主导下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霸道”思想在“商鞅变法”中的主导作用。由于儒家的传统地位根深蒂固，法家思想长久以来受到极大的贬黜和批判，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但我却对商鞅的“霸道”思想推崇备至，身处战国乱世，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各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强大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而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那么，由此说来，这种“霸道”的治国方略，是想要图霸天下的诸侯国在当时唯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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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只能"横行霸道"
商鞅
□法家的主张，当真能“救市”吗？
■要看我们怎么理解。严格地说，想“救市”的只有儒家和墨家。法家则认为，既然没救，那就不如走向新的未来。结果，法家成功了。
□法家怎样成功？
■先是帮助某些国家称霸，比如管仲之辅佐齐桓公；后是帮助某些国家争雄，比如吴起之辅佐楚悼王。不过，法家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秦国。由于商鞅的变法，秦由公国变成了王国；运用韩非的理论，秦又由王国变成了帝国。秦的“大国崛起”，岂非法家之功？更何况，自从秦始皇“一剑定乾坤”，百家争鸣就终结了，法家思想也被钦定为大秦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法家，难道不是最成功的？
□法家的学说，为什么就最管用呢？
■务实呀！法家与儒、墨、道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三家都是“理想主义”，只有法家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者的特点，是他的主张一定要自己认为“最好”。有没有用，不管。现实主义者则相反。他的方案，是不是“最好”不敢说，但肯定管用。法家就是这样。
□法家为什么是现实主义者呢？
■与法家人物的身份有关，也与他们代表的派别和阶层有关。实际上，先秦诸子都是“士”，也都代表着“士”，但派别和阶层不同。大体上说，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道家代表隐士。所以，儒家思想，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思想，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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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法家核心思想的三大原则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似乎离我们很远，一呢，它不象儒、道、佛那么深入人心，基本每个读书人都知道;二呢，我们近代的法律基本都是从西方学习而来的，在感觉上传统中国是个不太讲“法”的国家，甚至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中国还有“法家”这么一个学派。但实际上法家太重要了，在中国近2000年的历史中，各朝统治者表面上追捧的是“儒”，但实际上用的是“法”，所谓“阳儒阴法”或者说“儒表法里”就是这个意思。法家对中国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道家。不仅仅在“封建时代”，在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法家还是重要的治国思想。
我们的长辈们经历了WG，很多那个年代的学生们对儒法等传统思想的了解过程说起来滑稽，是从批判林彪开始的。林彪摔死之后，要批判他，江青派人去搜查林彪的家，翻出不少林摘录的孔孟语录。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林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后来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算倒了霉了，死了2500年了还被拉出来跟林彪一起受批判。后来继续发动“评法批儒”运动，矛头又指向了被成为“党内大儒”的“周公”。为了准备这些批判工具，人们开始大量阅读古文，从里边寻找批判的工具。我看到一个人在他的书里说他接触《论语》就是从一本逐字逐句批判《论语》的书开始的。批判的话他没有接受，被批判的东西反而打动了他，这倒是批判者所始料不及的了。
法家思想及其渊源：
法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法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里最后出现的一个学派。不象儒家有唯一明确的代表人物---孔子，道家有唯一明确的代表人物---老子，法家没有明确的代表人物。一般来说，学术界认为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法家分为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他主张在政治和治国方术中用“势”，即权利与威势最为重要;第二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权术谋略;第三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法律和规章制度。韩非子认为这三者都必不可少。他认为：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他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从捉摸，这是“术”;他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跟儒家相比较，法家有一个进步的地方，前者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在过去，在尧舜时代，在文武周公时代;而法家则认为，新的情况势必产生新的问题，只能用新的方法来解决，“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毛泽东在评法批儒中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绝对不能把法家当作现代的法学或者法律，法家归根到底是“帝王之具”，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一个人如果想走集权主义道路，组织大众，充当领袖，则法家是可行的。它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MAO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一方面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家的理念跟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思想相结合。
除了学术之外，历代可以归入法家的改革者也有几个人。管仲可以被称为法家的鼻祖，商鞅变法最有名了，而李悝的变法，尤其是对税制的变法，对后世影响最深。
秦后汉朝的桑弘羊、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有时也被列入法家，但我觉得他们其实跟邓一样，是时代的改革者而已，谈不上是“法家”。
在帝王层面，秦始皇是帝王中法家的代表者，曹操也可以归为法家，朱元璋尽管大力推行宋明理学，但他是实实在在的法家皇帝。MAO曾经主张为曹操翻案，他也说过殷纣王的好话，并一再为秦始皇翻案，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写了一首着名的为秦始皇翻案实际上表明他自己的治国方式的文章：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法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原则：法、势、术。
1)所谓势，指权力与威势，一个领导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就是“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秦始皇之前秦朝有个国王叫秦襄王，有一次生病了，有些百姓向神灵祈祷他的健康;等到他病愈的时候，百姓们杀牛宰羊来感谢神灵。秦襄王听说之后，不但没有奖励这些百姓，反而责罚了他们和当地的地方官。大臣们很奇怪，他说：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是惧怕我的权势，而不是因为我爱他们。如果他们现在这样做，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了。这样很危险，他们就不怕我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立法势的权威。”“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听听，这是什么逻辑!用现代话说，势讲的是领导的职务权威。很多国家机关、公司单位的领导人一定要做出跟下边人等级分明的样子,其实本质道理来源于此。他们认为领导就是要让下属怕的。势的核心是“独断独揽”，所有现在企业领导的“一把手”思维，或者说是“天才+1000个助手”的思维，本质上是“势”的影响。
2)所谓术，指政治权术，皇帝驾驭人时,神出鬼没,这就是“术”。势是目的，术是手段，在过去来说，术就是皇帝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的权术和方法。“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用现代话说，讲的是领导如何“管理”下属。每次去机场我都要去逛逛书店，几乎每次都失望而归，书店里管理学方面大多数的书都是关于此类“术”的书，什么管理下属的36招啊什么的。现在一个流行是把所有的古代的书，都跟“管理”和“权谋”挂钩，从周易学权谋什么的，让我非常的讨厌。的确很多领导者愿意用权谋的方式来驾御下属，但这不是常道，是不正常的。曹操同学就擅长此道。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睡觉时会杀人，让人不要在他睡觉的时候接近他。他的一个侍妾看到他睡觉的时候被子掉了，就来给他盖被子，果然被他起来杀掉。曹醒来之后，还故做不知。隋文帝也乐于此道，为了考察大臣是否廉洁，他自己给他们设置了一些圈套，安排人给大臣们行贿，结果很多人中圈套，就被杀了。
3)所谓法，指法律和规章制度，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绩效评估，说话算数。商鞅同学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担心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就在南城竖起一个大木头，然后公告天下：如果有人把木头搬到北城，赏10金。开始时，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家伙要干嘛，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后来商鞅又把赏金提高到50金。人们更是疑惑而又奇怪了，更认为是个骗局。后来人们怂恿一个愚汉去搬这个木头，当他把木头搬到北城的时候，商鞅果然给了他50金。举国为之轰动，人们相信商鞅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了。借着这个信任，商鞅开始了他的变法事业。
儒法之争：
法家和儒家历来争论很大。儒家推崇“王道”，法家向往“霸道”。儒家认为法家严刑峻法，急功近利，法家认为儒家迂腐可笑，纸上谈兵。孔孟两个人周游于列国，希望国王相信并推行他们的“仁义之道”来治国，可是各国国王都觉得他们的方法好归好，就是太慢，等不及，他们更愿意用法家思想，他们认为法家思想见效快，重实际。这种争论有点类似于武侠小说中关于气宗和剑宗的争论，或者说内功和外功的争论。
秦朝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在秦始皇之前几百年他们就开始用法家思想来治国了。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买了奴隶百里羊，开始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重农重兵，很快秦国开始富强起来。秦始皇更是任用韩非子的同学李斯为相，把韩非子的思想作为治国思想,很快便实现了统一六国的伟大事业。
但是治理国家和夺取政权是两回事。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急功近利，但是治理国家的时候取需要长治久安啊。可惜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取得天下的时候，继续实施法家道路，继续严刑峻法，结果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一个一举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国家，14年之后，就被两个农民率先揭起的起义给推翻了。
刘邦取天下之后,儒生陆贾劝告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深以为然，借鉴秦灭国的教训，废弃严刑峻法，采用简单的法律;采用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形成了王霸兼用的治国方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开始了中国2000年儒法兼用、儒道兼修的治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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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家、佛家、法家的核心思想
儒家思想主旨是仁义，舍生取义，以仁孝治国，讲的是入世，儒家指由孔子（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创立到现在大约有两千五百多年。儒家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出世，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从创立到现在大约有两千六百多年。；
佛家,唯心主义,强调自身修养,讲的是超世,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
道、儒、佛家的养生思想：儒家讲的是敬,道家讲的是静，佛家讲的是净．从修为的层次上,我认为一个比一个层次高．
哲学的核心思想表述？
首先，什么是哲学。
首先是起源，我就结合历史知识解说一下。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些人人开始怀疑宗教神话对世界和人生的解释，试图从实际出发去探究世界万物的本来面目，提出一系列普遍性问题,于是，最早的哲学诞生了。
再次，从字面上理解，哲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词语”philo"（热爱）和“sophis”（智慧）。哲学本意就是“爱智”，哲学家是“热爱智慧的人”。说白了，哲学就是一门使人聪明的智慧之学。
那么，哲学实质是什么？
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在这里，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系，我就不一一解说了，从字面上模糊了解即可）。但是，人人都有世界观，但是,一般人的世界观都是凌乱的，不规则的，自发的，所以不能称为哲学，而哲学就是哲学家根据一定得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把不自觉，不系统的世界观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注意，哲学只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不一定是正确的思想体系，哲学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
2、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知识的关系看，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反思的学问。具体科学揭示的自然、社会和思维某一具体领域的规律和奥秘，哲学则对个别的规律和特性进行新的概括和升华，从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3、哲学的作用。未学习哲学之前，我都很难理解这些抽象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学进去了才发现，生活真的是处处有哲学，哲学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可以把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的思想，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好哲学，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一定的俗气和幼稚。不难发现，学习好哲学之后，我在看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人生问题的时候，思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沉稳，更加冷静，思考问题特别的辩证，思考内容的角度也更加全面，这些在某些网络论坛进行辩论、贴吧发言和平常与人交流中都有所体现，就是在回答你这问题的时候，思绪措辞也比未学习哲学之前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符合逻辑。
对于一个思想发展不成熟，容易走歪路得高中生来说，学习好科学的哲学无疑是给思想来一次大矫正。对我们以后的人生发展，无疑是有益而有必要的。所以，上大学之后，我还会继续选修哲学的。
个人认为，学习哲学就是给自己精神思想来一次从头到脚的神圣冲刷，哲学直接改造的是伱的思想精神，根本改造的就是伱的做人处事了。
玄学的核心思想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
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佛学的核心思想
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
道家的核心思想
“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这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在讲清楚了“道”的原理，即，我们弄清楚了“天”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万物。易经和道家思想都认为在生成原理上，天和万物是一样的。只是老子说得更清楚和明白而已。这就是老子的“天下母”的思想。他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52章）归结起来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来源
从这里可以看到，“道”一是指天地‘始”，而更重要的是“天”和“人”的运动规律。以至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道”的规律的概念。比如，大道、正道、邪道、道理等等。意即，符合规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规律的就是邪道。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道”作为自己的化身。认为维护君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君王的就是邪道等等。道的这一概念，无论在中国哪一学派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所以，如果抽去了“道”的思想，中国文化就要散架。
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道教把许多古代圣人当作神崇敬，并且向往人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在人当中寻找神的思想和追求永生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只有耶稣才是神借着童女怀孕降生成为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通过受难，流血，复活，拯救人类，也证明了他的神性。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其他任何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是被造者，而不是造物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道德经》第78章指出：“是以圣人云：受国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区别，其实从大的方面看，宗教跟思想流派的区别也适合解释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比如宗教有比较严密的仪式，有自己的禁忌和制度等等，而什么家之类的思想只强调思想本身，如何去实践则要求的比较少。
儒家的核心思想
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仁义礼只是安人法，将心比心平衡的方法。还有经权之道。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法家的核心思想
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
儒家思想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儒家，释家，道家“的内容和核心思想分别是什么呀？
儒家，由孔子将道家思想拓展而形成，积极入世型
“命由我定，运由我转，无关鬼神乎”这是中国道、儒两家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都是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按人数上和老百姓的态度上来说，因为统治中国思想的都是以君臣家国、兄弟义气等方面的，神仙鬼怪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用来点缀生活。）即使是现在，真正的教徒数量我们都可忽略不计，所以，才叫道家、儒家、释家，而称为道教、儒教、佛教的较少（境外的佛教不算），国人一直是把道儒佛当思想系统看待。
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道家起源:老子.基本思想:无为,无不为.----修成真人。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个人认为核心是通过内省，提高自身境界，达到与世界万物的合谐。不论是儒家的修齐治平，还是佛家的降伏其心。是内省型的大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