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1792年9月21日到1793年1月21日
国民公会最初的措施。——国民公会的组成方式。——吉伦特党与山岳党之争。这两个党的势力和政治主张。——罗伯斯比尔；吉伦特党指控罗伯斯比尔企图实行独裁。——马拉。——卢韦对罗伯斯比尔的新控诉！罗伯斯比尔的辩护；国民公会结束这项争论转入下一议案。——在这次斗争中获胜以后，山岳党要求审判路易十六。——各党派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主张。——国民公会决定自行审判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在丹普尔监狱；他在国民公会的答辩；他的辩护；他的定罪，他在最后时刻勇敢镇静。——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六所具备的和所缺少的。
1792年9月20日，国民公会成立。21日开始讨论。大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废除王政实行共和。22日，国民公会为了适应革命的要求宣布：国民公会不是从自由四年起始，而是从法兰西共和国元年起始。国民公会通过上述各项初步措施时，欢声雷动。在立法议会末期分裂的两党，争相表现了民主作风和拥护民主的热情；但在这以后，却没有开始本身的工作，而陷入了内部纷争。吉伦特党和山岳党在组织新的革命以前，都想知道应由它们中哪一党来领导革命，尽管它们处境险恶，也未能防止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它们比任何时候更应该担心欧洲各国的压力。既然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几个德意志王侯在8月10日以前就进攻法国，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宣布废除君主制度，囚禁路易十六和发生9月屠杀事件之后，其他君王也会反对法国。在国内，革命的敌人增多了，除了拥护旧制度、拥护贵族和僧侣的人以外，又有了拥护君主立宪而特别关心路易十六的命运的人，以及认为在暴民统治下不会有自由的人。吉伦特党和山岳党就在有这么多困难、这么多敌人的情况下，在最需要团结战斗的时刻，展开了最激烈的互相攻击。当然，这两党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两党领导人是难以互相接近的，因为两党在互争领导权和确定行动目标当中，都有很多彼此对立的因素。
吉伦特党人之所以成为共和派，是由于受到事变的逼迫。对于他们，最好是永远做立宪派。他们的纯正的意图，他们的厌恶群众和反对采取暴力手段，特别是他们那种只做可能做到的事的慎重态度，都已成为他们处事的守则；但是，他们也没有可能贯彻最初采取的立场。他们顺应了共和的倾向，而且逐渐接受了这种政治制度。不过他们现在虽然竭诚拥护这种政体，却仍然觉得它是很难确立和巩固的。他们认为制度本身是好的，是伟大的，可是没有适当的人来实行它。群众缺乏管理公务的知识，也没有这种习惯。制宪议会所进行的革命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可能的，同时也因为它是正确的——这次革命有它的宪法，也有它的公民。而新的革命主张由下层阶级领导国家政权，是不能持久的。新的革命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它只能有一些临时的拥护者，下层阶级完全可以在危机时期起作用，但不能永久起作用。但是，要实现这第二次革命，必须依靠下层阶级。吉伦特党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一种十分错误的立场上，他们失去了立宪派的援助，也没得到民主派的支持。他们既没争取到社会的上层也没有争取到社会的下层。他们完全形成了一个中间党派，而且由于没有基础，很快就垮下去了。于是，正如王政派或内克尔、穆尼埃派在7月24日以后成为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党派那样，吉伦特党在8月10日以后成为中等阶级和群众之间的党派。
相反，山岳党却和人民大众共同要求共和。这个党的领导人对于吉伦特党的声望感到不快，因此力图打击吉伦特党并取而代之。他们的知识经验差一些，也不如吉伦特党人那样擅长口才，但是，他们比较机警坚决，采取手段毫无顾忌。他们认为极端的民主就是最好的政府。他们所说的人民，即下层阶级，是他们经常赞美和热情关心的对象。任何一个党派都不会比它更为险恶可怕，但是任何一个党派也都不会比它更贯彻始终。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同自己并肩战斗的人效劳。
从国民公会开幕起，吉伦特党人就坐在右边，而山岳党坐在左边最上方，因而得了山岳党这个名称。吉伦特党在议会中力量最强，在各郡的选举中一般都是他们占优势。立法议会代表有很多人重新当选；而且，由于这时候联系较多，所有同吉伦特郡代表或同8月10日以前的巴黎市政府有联系的代表，又都抱着同样的政见上台了。另外有些代表则是没有一定主张，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这些人组成的派系被称为平原派或沼泽派。这一派对吉伦特党和山岳党的斗争是不偏不倚的，只要他们有可能充当温和派，就是说，只要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危，就站在最有理的一方。
山岳党的成员中有在领导8月10日事件的公社的影响下当 选的巴黎代表，以及各郡的几个非常杰出的共和派，后来，他们又吸收了一些受到事变的鼓舞和由于恐惧而参加该派的人。山岳党在国民公会中虽然人数较少，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是很有势力的。它在巴黎占统治地位，已经成为全国第一个权力机关的巴黎的公社完全效忠于它。山岳党曾经企图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之间建立一种有关计划和领导的通讯联系，以便控制法国各郡，可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成功，各郡很大部分是倾向山岳党的敌人的，后者经常利用罗兰部长发送的宣传小册子和报纸培养了这种拥护他们的倾向，因此，山岳党把罗兰的官邸称为群众思想控制所，而把他的朋友称为搞阴谋的人。但是，除了各市政机关的联合——这是他们迟早会成功的——以外，山岳党还掌握着雅各宾俱乐部的联合。雅各宾俱乐部是成立最早、发展最广、势力最大的俱乐部；它的名称没有改变，它的实质却是随着每一事变而改变的；只要排除其中的持异议者，它就是统治者能够利用的一个现成组织。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是雅各宾主义的中心，它以无上的权威支配着所有其他俱乐部。山岳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揭发和制造不快的手段把吉伦特党从其中排挤掉。用无套裤党人代替了其中的资产阶级的成员。吉伦特党在巴黎仅仅占据一个内阁，但内阁与公社是对立的，它在巴黎已经没有势力。与吉伦特党相反，山岳党却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实力；他们利用雅各宾俱乐部掌握了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掌握了各市区和郊区，又依靠市政府掌握了起义组织。
在宣布共和以后，两党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互相争斗。吉伦特党对于9月大屠杀极为愤慨，他们非常厌恶坐在国民公会议席上那些为9月大屠杀出谋划策的人。特别引起他们反感和厌恶的是罗伯斯比尔和马拉两人，他们认为罗伯斯比尔鼓吹施行暴政，而马拉从革命一开始就一贯在他的文章里宣传杀人。他们谴责罗伯斯比尔主要是出于憎恨，因而有些感情用事；罗伯斯比尔还没有可怕到实行独裁的地步。他的敌人指责他怀有各种企图，实际上并无其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证明，因此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
在法国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罗伯斯比尔，这时候开始成为头等重要人物。在这以前，尽管他作了很多努力，他的党里面总有些人超过他：在制宪议会时期，有议会中著名的首要人物；在立法议会时期，有布里索和佩蒂翁；在8月10日革命时期有丹东。在这几个不同时期，那些名望比他高的人，他都反对过。处在制宪议会的那些著名的人物中间，由于他只能以特异的见解引起注意，所以他表现为激进的改革者；而在立法议会时期，他成为立宪派，因为那时他的政敌都是革新者；他曾经在雅各宾俱乐部主张和平，因为他的政敌要求战争；从8月10日以后，他便专心致志地谋求在雅各宾俱乐部吉败吉伦特党，取丹东而代之，从而把个人的虚荣事业结合到群众的事业中去。这个资质平庸、禀性浮夸的人，其所以最后才得出头，是由于他出身低微。对于革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之所以追求头等地位并且不遗余力地要得到它，不择手段要维持它，是因为他有强烈的自尊心。罗伯斯比尔有实行暴政的一些特性：才智固然不高，但也不同于一般；他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爱国主义的表现，不为利诱的良好声望；他持身严谨，不反对流血。他证明了在乱世中的政治幸运并不是单靠才智来取得，而是有赖于行动，平庸而能坚持不懈，胜于具有天才而缺乏毅力。同时也应该指出，罗伯斯比尔还有一个很大的、狂热的学派的支持；从制宪议会时期结束以后，他就要求这个学派过问政治，支持这一学派的主张。这一学派起源于十八世纪，它也代表着十八世纪的某些见解。这一派在政治上的标志是让-雅克·卢棱的《社会契约论》的绝对主权，在信仰上的标志是萨瓦［地方］的副主教的《信仰论》的自然神教。后来，这一派把这些主张在1793年宪法和对于“最高主宰”的信仰中运用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曾出现过人们想象不到的学说和狂热信仰。
可能是由于吉伦特党早就预见到罗伯斯比尔的势力，也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猜忌，他们控诉他犯了在共和派看来是最严重的罪行。当时巴黎正因为派系纷争而陷于动乱：吉伦特党主张对那些制造混乱、煽动暴乱的人给以法律制裁，同时给国民公会以从八十三个郡调集来的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提出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山岳党抨击这一措施，认为这对巴黎是一种侮辱。吉伦特党维护这种措施，指出有一个由巴黎代表组成三头统治的方案。于是，奥塞兰说：“我出生在巴黎，我是这个城市的代表。有人要在巴黎建立一个主张实行独裁政治、三头统治和护民政治的政党。但是，我要说，设想出这种方案的人不是极端无知，就是极端邪恶。巴黎代表中如果有提出这样主张的人，就应该把他赶出去！”马赛代表雷柏基喊道：“对，对，议会中有一个要实行独裁的党，它的头目就是罗伯斯比尔！我要向大家揭发的就是他！”巴巴卢出面作证，支持这种揭发；巴巴卢是发动8月10日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马赛结盟军的领袖，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很大。他证明，在8月10日事件时期，分踞首都的两个党都想拉拢马赛结盟军，那时有人叫他到罗伯斯比尔那里去，在那里有人告诉他要和最有群众声望的公民联系，帕尼斯还指名道姓地说，罗伯斯比尔是最有资格成为法国独裁者的人。巴巴卢是一个实际行动者，在右派中有几个人和他一样，也认为必须打垮自己的政敌，否则就会被政敌击败，他们希望一方面利用国民公会反对公社，一方面利用各郡来反对巴黎，希望乘敌人羽翼未丰的时候要无情地给以打击，不然，假以时日，他们就会展翅高飞。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担心分裂，不赞成采取强硬手段。
对于罗伯斯比尔的控诉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转到马拉头上来了，因为马拉曾在《人民之友报》上提倡独裁政治，鼓吹实行大屠杀。当他登上讲坛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议会中发生了一阵可怕的骚动。会场四处响起“叫他下来！叫他下来！”的喊声。马拉泰然自若，等人们安静下来以后，他说：“这个议会中和我个人有仇的人很多。”“人人都是，人人都是！”（会上有人喊）。“我提醒这些人要知道羞耻，我劝这些人不要对于一个曾致力于自由事业并且为这些人本身做出他们想象不到的贡献的人这样狂喊，不要进行这种无礼的威胁，希望他们再好好听一听！”于是，这个人就在国民公会上谈了自己对于镇压和独裁的想法，出席国民公会的人对于他的勇敢和沉着大为震惊。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以种种隐蔽手段避开了公众的责难，逃脱了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那时，人们只能看到他写的一些杀气腾腾的文章，文章中要求人头落地，煽动群众进行9月的大屠杀。
任何狂乱的思想都可能在人的头脑中产生，尤其可怕的是这种狂想在一刹那间就能产生。马拉有几种固定的想法。革命是有它的敌人的，而在马拉看来，为使革命继续进行，不应有革命的敌人，在他看来，就应消灭这些敌人，就应任命一个独裁者，其任务只是镇压这些敌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他大肆鼓吹这两项措施，以至于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他对那些不把这两种措施看成彻底的做法，而视为残暴的人，一概加以蔑视，说他们软弱无能。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他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原已不纯正的道德更为败坏。他的两个想法，大规模杀人和独裁，后来都由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现了。
对马拉的控诉也没有什么结果，他比罗伯斯比尔更惹人讨厌，但不象罗伯斯比尔那样引起痛恨。有些人只看到他是个狂人，另一些人又把这些争论仅仅看作党派纠纷，而不是关系共和国的重大问题。况且，清除或指控国民公会的某个成员似乎是危险的事情，即使对各党派来说，这也是很难跨出的一步。丹东并没有为马拉辩护，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他的脾气我领教过了：暴躁，易怒，难以相处。但是，为什么要在他的文章里寻找煽动暴乱的论调呢？发生普遍的动乱的原因，除了革命运动本身，还有别的原因吗？”罗伯斯比尔则说，他对马拉是很不了解；在8月10日以前，他只和马拉谈过一次话，他并不赞成马拉的暴力主张，在那次谈话以后，马拉认为他的政见如此狭窄，以致于在自己的报上写道：罗伯斯比尔既没有政治家的眼光，也缺乏政治家的魄力。
但是，引起更大不满的还是罗伯斯比尔，因为人们觉得他更可怕，雷柏基和巴巴卢的第一次控诉未能奏效。不久以后，罗兰部长作了一次关于法国和巴黎状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谴责了9月大屠杀、公社的夺权、以及混乱制造者所进行的阴谋。他说：“当有人把自由事业的最忠诚、最勇敢的维护者看作可恨或可疑的人的时候，当叛乱和屠杀的主张在大会中得到有力宣扬和大受欢迎，而那些喧嚷不休的人甚至起来反对国民公会本身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怀疑，那些拥护旧制度的人，或是冒充人民之友用爱国主义来掩饰自己的过激行动或严重罪行的人，怀有颠覆的阴谋，企图踏着废墟和尸体，攀登高位，爱好人血、金钱和残忍！”罗兰引用了刑事法庭第二分庭副庭长的一封信为自己的报告提供证据，这位副庭长在信里告诉他：他和吉伦特党中的最著名人物都已受到威胁，并且说，照敌人的口气，还要有一次流血，而且这些人只希望听听罗伯斯比尔怎样说。
罗伯斯比尔听了这些话，急忙登上讲坛进行辩护，他说“谁也不敢面对面控告我。”吉伦特党中一个最坚决的人卢韦大声地说：“我就敢。”他怒目注视罗伯斯比尔，接着说：“是的，罗伯斯比尔，我就敢控告你。”一直保持沉着的罗伯斯比尔这时也激动起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同这位可怕的对手较量过一次，知道这个人是尖刻、激烈而毫不留情的。卢韦接着作了一次最为雄辩的即席发言，他原原本本毫无遗漏地控诉了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公社、在选举会议上的一言一行，他说罗伯斯比尔“诽谤最优秀的爱国者，对数百公民作出多次极卑鄙的吹捧，起初说他们是巴黎人民，随后干脆就称他们是人民，接着又称他们是最高主权者；喋喋不休地宣扬自己的功绩，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品德，而且在证明人民的力量、尊贵和最高主权之后，总是要宣称他自己也是人民。”卢韦指出：罗伯斯比尔在8月10日事件中是隐蔽的，后来就是操纵公社的阴谋分子。最后卢韦谈到9月大屠杀，他大声说：“8月10日的革命是我们大家干的。”接着转向公社中的某些山岳党人说：“可是，9月2日事件却是你们干的，那仅仅是你们干的！你们自己不是还引以为荣吗？这些人以一种无比蔑视的口吻说我们只是8月10日的爱国者，而对于自己则洋洋得意地称为9月2日的爱国 者，啊！让他们永远保持这种只配他们享有的勇敢的声誉吧！这样，就能够永远证明我们无罪，而他们则遗臭万年！这些冒充人民之友的人曾经企图把9月第一周的罪恶归诸巴黎人民。……他们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最无耻的诬蔑。巴黎人民善于战斗，但却不善于杀人！不错，巴黎人民在8月10日这个光辉的日子都来到杜伊勒里宫前，要说巴黎人民在9月2日那个可怕的日子来到各个监狱前，那就不对了。这些人当中有多少刽子手？二百，也许不止二百；在外面，又有多少人是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驱使而来观看的呢？至多再加一倍。可是有人说，既然人民没有参加这种屠杀，为什么不阻止它？为什么？因为佩蒂翁已无法行使他的保护权，因为罗兰说话无效，而司法部长丹东又不说话。……因为四十八个区的区长等待搜查，而总司令却稳然不动，因为巴黎市政官员佩着绶带主持那些暴行。那么，立法议会呢？立法议会！人民的代表们，你们要为它报仇！使得你们的前任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是无数严重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我所揭发的这种罪行的狂人，一定要惩罚！”然后卢韦又回过头来谈到罗伯斯比尔，特别指出了他的野心、他的阴谋和他对平民的极大影响。在结束这篇激昂慷慨的弹劾性演说时，卢韦举了一系列的事实，在每一事实前面冠以一句威胁的话：罗伯斯比尔，我控诉你！
卢韦在掌声中走下了讲坛，罗伯斯比尔走上去为自己辩护，他面色苍白，嘴里嘟嘟嚷嚷。也许是因为思绪混乱，或者为了防止偏见，他要求在一星期以后再发言。到了预定日子，他与其说是以被告身分，不如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用讽刺的辞句反驳了卢韦的指责，讲了一大篇为自己辩解的话。应当承认，由于卢韦所举事实含糊空泛，罗伯斯比尔不用费很大气力就把它缩小或者推翻。旁听席上站满了为他鼓掌助威的人。至于国民公会本身，则认为这种指控不过是关系个人自尊心的争执，对这样一个人——按巴雷尔的说法，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一个小小的捣乱分子——并不放在眼里，所以准备让这个争论就此结束。因此，在罗伯斯比尔讲完以后，大会就宣布辩论终结，转入下一个议程。罗伯斯比尔最后的几句话是：“在我这一方面，我不作任何个人的结论；我没有用更严厉的谴责来回答对方对我的诽谤，我把我的辩护词中的攻击的部分删除了。我有权利对诬告我的人进行正当的报复，但我放弃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要求恢复和平，让自由获得胜利！”他的讲话博得了人们的掌声。卢韦要求反驳，但是没有被允许；巴巴卢意欲上台控诉一番，没有办到。朗热内反对变更议程，也是徒然。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再讨论下去。吉伦特党人也支持这样做。他们发起控诉，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坚持控诉，是又一个错误。山岳党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没有被击败，罗伯斯比尔接近了他原来离得很远的地位。在革命中，一个人被认为是怎样的人，会很快就变成怎样的人，因为吉伦特党指控罗伯斯比尔是山岳党的首脑，山岳党也就把他看作自己的领袖。
但是，比这些对个人的攻击更重要的是关于行政机关和党派的建立和领导问题的公开争论。吉伦特党不仅在攻击个人方面失败了，而且在攻击公社方面也失败了。他们提出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没有成功，不是提得不合适，就是没有坚持。他们本应加强行政机构，改组公社，继续维持雅各宾俱乐部并且控制雅各宾俱乐部，争取群众，或防止群众的越轨行动；但是，所有这一切他们一件也没有做。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比佐，建议国民公会应该有一支从各郡调来的三千人的卫队。用这个办法，至少可以保持大会的独立，但因为没有坚决要求，也就未被采纳。这样，吉伦特党对山岳党的攻击并没有使山岳党削弱，对公社的攻击也没有使公社屈服，对各市区的攻击也没有使它们失去作用。他们由于向各郡求援而激怒了巴黎，而且也没有得到各郡的支援，他们这样做，就违反了最普通的谨慎持事的规则，因为，做一件事比说一套威胁人的话更为可靠。
吉伦特党的政敌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他们在暗中散布了一种只会破坏吉伦特党的言论，说他们准备把共和国移到南部而放弃帝国的其余部分。从此就开始了那种对于联邦制的致命的谴责。吉伦特党并没有重视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其中的危险；但是，随着吉伦特党力量变弱，其政敌日益放肆，这种指责也流布愈广。发生这个情况首先是因为曾经有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北方遭到侵犯，巴黎受到威胁，就退守卢瓦尔河南岸，同时把政府迁到南方；其次是因为他们偏爱外省地方，而对于首都的鼓动暴乱者则极端忿恨。他们的政敌很容易用改变这个防守计划拟定的时期的方法来歪曲这个计划，并把他们对一个城市的暴乱行动的非难认为是他们企图联合全国其他城市反对首都。因此，吉伦特党在群众面前便被说成是联邦主义者。在谴责公社，控诉罗伯斯比尔和马拉的时候，山岳党［在国民公会］宣布：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攻击吉伦特党并使他们受到人们怀疑的一种手段，虽然他们曾那么积极赞成这些建议，甚至由于自己未曾提出这些建议而感到遗憾。
一件不愉快的事，表面上与两党的争论无关，对山岳党来说，也能加以利用。山岳党由于吉伦特党对他们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变得更大胆了，他们就只等待机会转守为攻。国民公会对这种长时间的争论已经感到厌倦，那些与争论不相干的代表乃至在两党中不占重要地位的代表，都认为需要和解，要求讨论有关共和国的事情。于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息争的局面，大会的注意力一时转移到新宪法上来，而山岳党却提出暂时放下这个问题，去解决被废黜的君主的命运问题。在这件事上，极左派的领袖们有几种动机：他们不容许领导宪法委员会的吉伦特党和平原派中的温和派来组织共和国，属于前者有佩蒂翁、孔多塞、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属于后者有巴雷尔、西哀耶斯、托马斯·潘恩。这些人可能会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权，使之比1791年的制度稍微民主一些；而极左派的希望却是建立群众的政权。但是，他们只有在自己获得统治权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要取得统治权必须使法国长期保持革命状态。山岳党需要阻止用可怕的政变手段——例如对路易十六判罪，这可能震动所有的人，可能由于指出谁是共和国的坚决保卫者而把激烈的党派争取过去——来建立法律秩序。除此以外，他们还希望让吉伦特党发泄出自己的感情——因为吉伦特党人毫不隐瞒要拯救路易十六的意图——使吉伦特党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毫无疑问，有一定数量的山岳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忠实地按共和派的作法行事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路易十六对革命是有罪的；而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对于新生的民主政体来说是危险的。不过，这个党派如果不是有必要在打倒路易十六的同时也击败吉伦特党，它是会表现得不那么严峻的。
这时，判决路易十六的精神准备工作已在外面进行。雅各宾俱乐部对他大加责骂，人们散布了关于他的性格的种种流言蜚语，人们要求将他判罪，以巩固自由。各郡的民众团体为此纷纷向国民公会写请愿书，各区也派代表到议会请愿，有人用担架抬着在8月10日受了伤、来向路易·卡佩报仇的人在大会中游行——人们只用路易十六祖先的名称来称呼路易十六，认为这是用他的族名代替了他的国王的名号。
党派的动机和群众的愤恨汇合起来向这位倒霉的国王进攻。那些在两个月以前，不同意让他遭受废黜王位以外的其他惩罚的人，现在都愕然不知所措。在危机时期，维护自己主张的权利丧失得多么快！铁柜的发现，使群众更加怒不可遏，使维护国王的人再也无能为力。8月10日以后，人们在王室经费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些罪证。证实路易十六曾经同反对派亲王、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有过秘密勾结。在立法议会所整理的一份报告中也指控路易十六有出卖国家颠覆革命的企图。报告中指责路易十六曾于1791年4月16日写信给克莱蒙的主教说，一旦他重新掌权，他就恢复旧政权并且要使僧侣恢复原有地位；报告指出，路易十六后来提出宣战，只是为了加速他的救兵的到来；他跟一些人有通信关系，这些人曾给他写过信说：“战争将迫使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打击那些在法国施行暴政的乱党和极恶分子，使对于他们的惩罚不久即成为一切企图扰乱各帝国治安者之儆戒。……你可以依靠的有十五万大军，包括普军、奥军和［德意志］帝国军队，以及一支两万逃亡者的队伍。”报告指出，他和两个王弟是一致的，但在公开场合则指责他们；报告最后还指出，他一贯反对革命。
以后，又发现了证实这种种控诉的新的罪证。在杜伊勒里宫一处护墙板后面有个洞，装有铁门，这是一个秘密保险柜。它是指定给罗兰大臣用的，人们在这里面找到了宫廷反对革命的种种阴谋诡计的证据，其中有利用群众领袖加强国王的立宪政权、勾结贵族恢复旧制度的计划；有塔隆的献策，有与米拉波的谈判；有在制宪议会时期由国王同意了的布耶的提案以及在立法议会时期的某些新阴谋计划。这个发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路易十六的愤恨。雅各宾俱乐部中米拉波的半身塑像立刻被打得粉碎，国民公会也把树立在会议厅中的米拉波半身塑像遮盖起来。
关于审讯这位不走运的国王的问题，在大会中已经酝酿了一些时期；国王既已被废黜，就无法再加追诉。没有能宣判他的法庭，没有对他适用的刑罚，因此，有人就对于路易十六的不可侵犯性作出各种错误的解释，想用合法方式来定他的罪。各党派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已经是不合法了，又要显得是合法的。立法委员会负责研究路易十六应否受审和能否由国民公会审理，并提出报告，结论是肯定的。代表马耶以立法委员会的名义表示反对不可侵犯性的条款，由于这个条款在革命前是有效的，他认为路易十六以前是不可侵犯的，那是作为国王来说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的。他主张：国民不能取消对有关权力行为所作的保证，已经用大臣负责来代替君主的不可侵犯性；而在路易十六作为一般个人行事的时候，由于任何其他人不能替他负责，他也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这样，马耶就把宪法给予路易十六的保护国王行为的范围缩小了。他的结论是：路易十六应该受审判，废黜王位不能视为刑罚，而只是政权的更变；路易十六应依刑事法中关于叛国和谋反罪的法律受审判；最后，路易十六应由国民公会加以审判，而无须遵从其他法庭的审理程序，因为国民公会代表人民，人民代表着一切利益，一切利益就是正义，国民法庭是不可能违反正义的，它也就无须拘泥于那些形式。这就是立法委员会为把国民公会变成法庭所依据的一套可怕的诡辩理论。罗伯斯比尔的党只重视国家的利益，认为那些形式都是骗人的而加以屏弃，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始终一贯。
11月13日，立法委员会作报告后第六天，这项讨论就开始了。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虽然认为路易十六有罪，仍主张国王不能受审判。他们中间的主要人物是莫里松，他说：国王的不可侵犯是带普遍性的；宪法所已预见的不止是路易十六的秘密的敌对活动，而且是他的公开的攻击，在他公开攻击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宣布废黜王位；他说，国民已经在这方面保证他的权力；他说，国民公会的任务是改变政府，而不是审判路易十六；国民公会是受司法条文约束的，战时也是这样，按照战争惯例，也只是在战斗过程中才能处决一个在自己获胜后落入法网的敌人；而且判处路易十六对共和国没有任何好处；共和国应当限于对他采取保障普遍安全的措施，或是把他拘留起来，或是驱逐出国。这是国民公会中右派的主张。平原派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山岳党则既不赞成国王的不可侵犯，也不赞成审判路易十六。
圣茹斯特说：“公民们，莫里松的意见是保持国王的不可侵犯，委员会则主张象审判公民那样审判路易十六，我现在要证明这两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我说国王应作为敌人来审判；我们要的不是审判他，而是打倒他；我说，审讯的程序在团结法国人的契约中没有规定，因而在民法中找不到，但是在万民法中是有的。在这里，拖延时间，搜集材料等等，实在都不是高明的办法，这样做，除了拖延给我们以法律根据的时间以外，最有害的就是使我们对国王采取姑息态度。”圣茹斯特把一切都放在如何对待敌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来考虑，他继续说：“主张审判路易的人还要建立共和国，那些过于重视要公正地惩处国王的人却永远也不会去建立共和国。公民们，如果罗马人在经过六百年反对国王的艰苦斗争之后，英国人在克伦威尔死后，尽管作了巨大努力，结果仍然出现国王，那么，我们这些善良的、爱好自由的公民，看到你们手中的斧头一直在颤动，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刚刚获得自由就要尊重过去束缚自己的铁链，岂不是要担心什么危险都可能发生吗？”
这个主张用政变来代替判决、主张不根据任何法律、不讲任何程序、主张要象对待战败的俘虏一样来对待国王、在自己获胜以后还继续保持敌对行动的过激派，在国民公会中只占极少数；但是，他们在国民公会以外有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的有力支持。尽管他们制造了恐怖气氛，他们那种屠杀性的要求仍然被国民公会拒绝了，而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又理直气壮地利用起国家利益的理由和正义、人道的原则来了。他们说，同样的一些人，不能同时兼作审判官和立法者，原告和陪审员。他们希望使新生的共和国具有仁厚和宽恕的美德。希望人们效法罗马人，在获得自由以后，保持这种自由达五百年之久，因为他们表现了宽宏大量，他们只驱逐了塔克文的人，而没有杀害他们。这一派从政治上指出了给国王判罪对无政府主义党派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会使无政府主义分子更加嚣张；以及对于欧洲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会使还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参加反法同盟来反对共和国。
但是，在这场长时间辩论中表现得勇敢顽强、证明自己很有势力的罗伯斯比尔这时登上讲坛，支持圣茹斯特的意见。他谴责国民公会使革命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又发生疑义，谴责它以怜悯和公开辩护来复活已被打倒的保王党。罗伯斯比尔说：“国民公会已经不知不觉地离开了真正问题，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审判问题，路易十六决不是一个被告，你们也决不是审判官，你们只是而且只能是一些政治家。并不需要你们作出维护或反对某一个人的判决，而是采取拯救国家的措施和保护国民的行动。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只能有两个用处，不是扰乱和动摇国家的安宁与自由，就是加强国家的安宁与自由。
“以前路易是国王，现在共和国已经建立；你们争论的那个大问题，用这几个字就解决了。路易不能受审判，他已经被审判过了。他已经被判死刑，否则共和国就是仍然有罪的。”他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卖国贼，人类的罪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
山岳党人想通过这些极端的建议和会外的愤激以及残忍的群众的支持，使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远远走在其他党派的前面，同时胁迫其他党派跟着他们走，哪怕是远远跟着。国民公会中的多数派是由吉伦特党和平原派的大部分组成的，吉伦特党不敢表示路易十六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民公会根据佩蒂翁的建议以大多数票否决了山岳党的意见，也否决了认为国王不可侵犯的主张，而决定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于是，罗贝尔·兰代代表二十一人委员会作了关于路易十六的报告，提出了控诉路易十六的罪恶事实起诉书，国民公会也就把犯人传到议会来。
路易十六在四个月前就被拘禁在丹普尔监狱。他在那里毫无自由，立法议会最初打算叫他住在卢森堡宫，那也是一样。公社很不放心，对他严密监视。但他已是完全听天由命，准备接受一切，既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后悔或怨恨之意。他身边只有一个名叫克莱里的仆人，这个人同时也是他的家里的仆人。在他被拘禁的头几个月，他并没有和家属分离，因此他还能从这个聚合中得到一点慰藉，他有两个和他同遭不幸的女伴，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互相安慰支持。他充当了年幼王子的家庭教师，给他讲一个不幸的人，一个被囚禁的国王所得的教训。他看了很多的书，经常阅读休谟的英国史，看到不少被废黜的国王的事迹，其中有一个是被人民处死的。人总是爱找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的。但是，他从家庭获得安慰的时间并没有多久，到他将要被审判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就分开了。公社的意图是不许罪犯们串通一气，寻找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公社对路易十六的监视一天比一天严密。
就在这时，桑泰尔奉命把路易十六解送到国民公会。桑泰尔由市长伴同来到丹普尔监狱，并由市长向路易十六说明来意，问他是否愿意去。路易略作犹豫，随后就说：“这又是一次暴力行动，只能让步！”于是他决定到国民公会去，而并不回避，正象从前［英国的］查理一世到审判官前去一样。当有人通报路易十六到来的时候，巴雷尔说：“代表们，你们要行使国民的司法权了。希望大家拿出完成新任务的应有的态度来。”然后他转身向旁听席上的人说：“公民们，你们都记得路易从瓦伦被带回来时群众所表示的可怕的沉默吧？那种沉默就是国民审判国王的先声。”路易十六走进会议厅时态度是很沉着的，他以自信的眼光向大会扫视一周，站到会议厅的栏杆前，议长用激动的声音对他说：“路易，法国国民控诉你，你要听一听关于你的罪状的起诉书。路易，你坐下。”会场中给他准备了一个座位，他坐下来。在长时间的审讯中，路易十六表现得非常镇定，他神志清醒，适当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而且往往是以很有把握的、动人的态度作出回答。他对人们提出的关于他在7月14日以前的行动的控诉进行了辩护，他说那时他的权力还没有受到限制；至于他去瓦伦以前的行动，他说那是按制宪议会的决议行事，那时制宪议会对他的回答是满意的；最后，关于8月10日以前的行动，他把一切公开行动的责任都推给了内阁，而否认他个人有什么秘密活动。在国民公会的议员们看来，路易十六的否认并不能推翻那些事实，因为绝大部分事实都有他亲笔书写或签署的信件为证；但是，他利用了一切被告所能有的自然权利。他不承认铁柜的存在，也不承认摆在他面前的那些物证。路易十六援引了一条保护人身安全的法律，但国民公会不承认这条法律，国民公会力图证明路易十六所不愿承认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路易十六回到丹普尔监狱以后，国民公会讨论了路易要求找一个辩护人的问题。尽管山岳党人极力反对，国民公会仍然宣布路易十六可以找一个辩护人。他指定的是塔尔热和特隆歇；塔尔热拒绝了。这时，那位可尊敬的马尔泽布主动向国民公会提出，他愿为路易十六辩护。他在信中写道：“以前当人人企求这种职位的时候，我曾两次被召为我的主人作辩护人，现在当很多人认为这个差事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仍然应该同样为他效劳。”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处于被唾弃地位的路易十六，对这种忠诚表现颇为感动。当马尔泽布进入审判厅的时候，路易向他走去，紧紧地拥抱他，含泪对他说：“你的牺牲精神特别可贵。因为你自己冒生命危险，而又救不了我的生命。”马尔泽布和特隆歇并且会同德塞兹不间断地为路易辩护。他们尽最大努力使国王恢复信心，但也觉得很难奏效。路易说：“我很清楚，他们要叫我死，但这又何妨，我们应当象我要胜诉那样来进行这场诉讼。确实，我是会胜诉的，因为我要留下一个没有污点的名声。”
辩护的日子终于来到。发言的是德塞兹 ，路易也在场；大会和旁听席上一片静默，德塞兹利用了一切理由，说明被告的国王是正当的和无辜的；他援引了路易十六曾享有的国王不可侵犯的权利；他说，作为国王，他不能受审；而人民的代表们作为原告，不能担任审判官。在这方面，他并没有在一部分代表已经提过的理由以外提出任何新的内容。但是，他特别强调路易的行动是正当的，他的意图始终是纯洁的，无可指责的。最后他以这样一段庄严的话作结束语：“请大家先看看历史，历史将以［古希腊］评判女神的方式说话：路易于二十岁即王位，在位时，其品行堪称楷模，公正廉洁，没有任何缺失，没有贪污腐化；他一贯爱护百姓。百姓要取消一项重税，路易把它蠲免了；百姓要废除苦役，路易把它停止了；百姓要求改革，路易实行了改革：百姓希望修改法律，路易同意了；百姓要恢复千百万法国人的权利，路易把权利还给了他们；百姓要自由，路易给了他们自由。路易舍己为民的美名是不容争辩的。但是，现在却有人向大家提议把他……公民们，我不说了，我在历史面前没话可说了；你们不要忘记，历史将会对你们的判决作出判断，而历史的判断是历千百年而不敝的。”但是，激烈的感情是象聋子一样听而不闻的，是不可能有远见，也不可能有公正的。
吉伦特党有意拯救路易十六；但是他们害怕别人说他们是保王派——事实上山岳党已经给了他们这个称呼。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吉伦特党态度暖昧：对于被告国王既不敢表示袒护，也不敢表示反对，他们那种模棱的缓和主张，并没有给路易带来好处，却使他们自己失败了。在这个时刻，路易的问题——不是他的王位问题，而是他的生命问题——也就是吉伦特党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行为，如果要恢复合法制度的话；也可以是通过流血的政变，如果要延长革命政权的话。胜利是属于吉伦特党还是属于山岳党，取决于采用哪种解决方式。山岳党对此有强烈反应。他们认为现在人们采用的方式完全忽视了共和政府的力量，为路易十六进行辩护是出现在国民面前的一股君主政体的逆流。雅各宾派极力支持他们，派遣了几个代表团来到大会，要求将国王处死。
但是，一直不敢表示支持国王不可侵犯的主张的吉伦特党这时提出了一个可以使路易十六免于一死的妙法，他们建议把国民公会的判决权交给人民群众。国民公会中的极右派始终反对把国民公会变成法庭的做法。由于国民公会的权限是以前早已确定了的，所有的努力便都集中在另一方面。萨尔主张由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有罪，而由初级议会去量刑。比佐担心这样会使人们认为国民公会软弱，认为应该由国民公会自己宣判，再由人民来评断它的宣判。这个意见受到山岳党的猛烈攻击。甚至连国民公会中很多温和派的代表也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召开初级议会有引起内战的危险。当提出由人民作最后决定的问题时，国民公会已经一致决定路易有罪。在表决是否由人民作最后决定时有二百八十四人赞成，四百二十四人反对，十人规避投票。现在要决定判什么刑的问题。巴黎已经骚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甚至到国民公会门前来威胁代表们；人们很担心群众会有新的越轨行动，雅各宾俱乐部对路易十六和右派代表加以责骂。前此一直是国民公会中人数最少的一派的山岳党，想用恐怖手段来争取大多数，决定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也要牺牲路易十六。最后，经过四小时点名表决，议长韦尼奥说：“公民们，我即将宣布投票结果。公理说话以后，人道也该说话。”投票人数是七百二十一，绝对多数是三百六十一，结果以超过绝对多数二十六票的多数赞成宣布死刑。各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吉伦特党投了宣布死刑的票，但实际上带有缓期执行的条件，右派代表大多数投票赞成监禁或驱逐；几个山岳党人投了和吉伦特党同样的票。投票结果公布后，议长以沉痛的口气说：“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卡佩死刑。”辩护人出现在栏杆前，他们十分激动。他们试图使国民公会照顾少数票的意见从宽处理。但是，这个问题是经过讨论并且决定了的。一个山岳党人说：“法律只能按大多数来决定。”另一个声音回答说：“是的，但是法令可以废除，一个人的生命不能恢复。”马尔泽布想发言，但是，他已泣不成声，只听到他断断续续说出了几个恳求的字眼。他的哀痛感动了大会中的人。缓期执行的请求受到吉伦特党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条路。但是，他们又失败了，最后的判决宣布了。
这是路易意料中的事。当马尔泽布含着眼泪来通知他判了死刑时，他正在一个阴暗角落，两手遮面，伏案沉思，听到有人来了，他就站起来，对马尔泽布说：“我已经考虑了两个多小时，考虑我在位时期，是否作过应当受到我的百姓最小的谴责的事。唉！马尔泽布先生，我本着良心向你发誓，我以一个就要去见上帝的人向你发誓，我一贯想的是人民的幸福，我从来没有起过与人民为敌的念头。”马尔泽布告诉他，缓期执行的请求也许不至于被驳回，但路易却完全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送走马尔泽布时，请求马尔泽布在他最后的时刻不要抛弃他。马尔泽布答应以后还要来，但是，他来过几次，都没见到路易。路易也曾一再要求见他，由于见不到而十分难过。路易神色自若地听取了司法部长对他宣布的判决。他要求宽限三天然后去见上帝；此外，他还要求让一个由他指定的神甫为他祈祷，要求自由地和妻子儿女接触。这最后两项要求被准许了。
对于这个不幸的家庭来说，这个晤面的时刻是叫人心伤肠断的，他们诀别的时刻更是如此。路易在离开家人时，原本答应第二天再往，可是当他回到自己住室后，觉得这种会晤太痛苦了，他在室内踱着方步，说道：“我不去了。”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内心斗争。以后，除了准备死，他再没有考虑别的。受刑的前夕，他安然睡了一觉。早晨五点，克莱里按照他的吩咐把他唤醒。他作了最后的安排。他领过临终圣餐，把自己最后的几句话和准许留下的一切都委托给克莱里：一枚指环、一块图章、几根头发。鼓声已经响起，从远处传来连续的炮声和混乱的人声。最后，桑泰尔来了。路易对他说：“你找我来啦，请等我一分钟。”于是，他把遗嘱交给一个市政官吏，让人递给他帽子，然后以镇定的口气说：“我们走吧！”
马车从丹普尔监狱到革命广场用了一小时。道路两旁共有四千多名士兵武装警戒，整个巴黎显得暗淡阴郁。参加这次令人悲痛的行刑的公民都默默无语，没有人表示赞同，也没有人表示遗憾。到达刑场后，路易下了车，以坚定的步伐走上断头台的台阶，他跪着领受了神甫的祝福，神甫向他说的、人们能听清楚的是这样一句话：“圣徒路易的儿子，升天吧！”虽然有些嫌恶，他还是让人们绑起双手，然后，他突然转向断头台的左边，说道：“我是无罪而死的，我宽恕我的仇人；你们，不幸的百姓们……”就在这个时刻，发出了击鼓的号令，鼓声压住了他的话声，三个行刑手架着他。十点十分，他的生命结束了。
就这样，一个最善良又最软弱的国王，经过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上死去了。他的祖先给他遗留下一场革命。他比他的祖先中哪一个都更适合于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因为他在革命爆发前能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或者在革命爆发后作一个立宪君主。他没有任何野心，因此他可能是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一切好国王所应有的畏上帝和爱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他的死，不是死于他本人有什么野心，而是死于他左右的人有野心，而这是与他不相干的；而是死于群众有野心，而这不是由他引起的。一个国王的殁后名声，象他这样值得推崇的，实不多见。历史将会说，他若有更坚强的性格，他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