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纪录片《中华之光——王大珩》特别节目
探索者：李雪
“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这是王大珩为勉励科技人员说过的话。如今，这句话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2011年7月21日，96岁的王大珩安详离世。社会各界用不同的方式，送别这位在中国科技界享有崇高声誉的老人。
王大珩：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一些事情。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就在王大珩出生的八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眼见主权沦丧、国土分割，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怀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信念东渡日本求学。
王大珩出生这一年，怀揣科技救国梦想的王应伟，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回到了祖国。
这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士子，在走向世界、拥抱西学后，一边试图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一边用全新的知识培养着自己的儿女。
王大珩：从小，父亲看我大概还有点灵气，有点好像对于科学知识的这方面的培养，有点有意识的把我向这方面引导。比如我记得一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一个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见那个筷子进水的时候弯了一段，就讲这个折射效应。
这个简单的光学现象让王大珩充满好奇，只是，年幼的他并不会想到，自己今后的人生将与光学始终相伴。
1932年，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当年，与王大珩一起考入这里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的钱三强、何泽慧等人。
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清华园内的学习生活是单纯而快乐的。然而，1937年，也就是王大珩毕业后这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
战争强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许多像王大珩这样的中国青年的命运。科技救国的信念在王大珩的心中愈发清晰和坚定。
1938年，我有机会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整个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大战时期，我是在英国度过的。我留学的专业是应用光学。这决定了我终身的志趣和事业。
战争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赋予了王大珩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王大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光学玻璃在战争中被大量应用。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光学玻璃在当年是怎样的宝贵和稀有，当时世界上只有英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够制造出光学玻璃。于是，王大珩选择攻读博士来研究这项技术。就在王大珩即将博士毕业时，一个偶然的机遇出现在他面前。
王大珩妻子顾又芬：当时他的那同学，是昌司公司派他去进修的，王大珩就在那个学校。就告诉王大珩说，我们公司可以进一个人，在实验室，你是不是要去考一下。王大珩那时候学位还没拿到，马上要写博士论文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星旦：到大学当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教育者总会受到（异样的看法），也不是歧视吧，学生看到你，就说你不是博士，好像是有点抬不起头的意思。
面对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王大珩必须选择其一，更准确的说是放弃其一。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为了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要抓住二次大战的时机。我毅然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经英国同学的介绍，离开学校，到英国昌司玻璃公司工作。
在昌司玻璃公司工作的六年，王大珩积累了丰厚的经验，这段经历也为其日后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随着二战的硝烟渐渐散去，1948年6月，王大珩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而回国后的王大珩再次面临选择。
王大珩：那时候是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国外，我原来服务的那个公司，打电报让我回去，我手里拿着那个电报；还有一条路，是到解放区来，我没走那条路，我到解放区来。
就这样，王大珩留在国内，创办了大连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姚骏恩，是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的第一批学生。提起王大珩白手起家创办物理系的过程，他至今无法忘怀。
中国工程院院士姚骏恩：日本人撤走的时候，留下来的旧货摊，他（王大珩）就到旧货摊上，有秒表，还有什么玻璃、定位器，什么各种各样的材料，收集过来就是利用它作为原材料来做。
很快，这个用破烂市场武装起来的物理实验室，就达到了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而办学的实践经验也锻炼了王大珩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不久，王大珩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国家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并要求仪器馆兼有研究和制造两项功能。于是，仪器馆迫切需要一个既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具备极强实践经验的人来主持工作。
王大珩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
1951年1月24日，在大学同学、时任中科院行政秘书长钱三强的推荐下，王大珩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
接到任命后没几天，王大珩就领到了筹建仪器馆的第一笔经费，1400万斤小米。由于经费有限，王大珩权衡利弊后，决定把仪器馆设在工业基础雄厚的长春。
晚年的王大珩经常被人询问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要把仪器馆设在长春，老人总是会给出最明确的回答：
无论从过去和现在来看，我当初这样做都是没有错的。长春有工业基础，有一定的条件，有利于应用光学事业的发展。那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就是要把长春建成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建成像德国的‘蔡司厂’那样世界闻名的光学城。你看，现在长春不是真的成了我国最大的光学基地了吗？长春是个好地方，长春为我国光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对长春一直怀有一种非常深厚的特殊情感。
导言：
在长春这片土地上，王大珩和他的团队究竟创造过哪些奇迹？
北京的晚年生活，王大珩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一代科学家，会为后人留下怎样的精神之光？
2011年7月30日，王大珩的部分骨灰被家人带回长春，接受人们的吊唁和缅怀。
长春，是王大珩工作和生活31年的地方。当年的王大珩在这座城市种下了中国光学事业的“种子”。
长春铁北天光路的这片区域，曾经是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的所在地。
当时在长春，王大珩可以随意挑选馆址，但他选来选去却选中了相对偏远的铁北。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星旦：当时他挑到铁北以后，有现成的楼、有房子，还有的是工厂的，还有有些烟筒现成的，都不用重新盖楼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姚骏恩：利用了既省费用又省时间，就是用了那个高的烟囱，制炼光学玻璃。
建仪器馆是从盖房顶、填炮弹坑开始的。
从那时起，王大珩一改往日的文静内向，变得雷厉风行起来。
（长春光机所档案室）：这是王大珩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的任命状……
1953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这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中科院决定，由王大珩担任副馆长，并代理馆长职务主持仪器馆的工作。
此时在王大珩的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基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然而，奇迹还是发生了。
仪器馆正式成立的第一年就大见成效。中科院的各个研究所在科研中只要发现缺少设备，就会立刻想到仪器馆，而问题到了王大珩这都会被圆满解决。在很短的时间内，王大珩就带着仪器馆创出了牌子，闯出了名堂。
在仪器馆的诸多成绩中，最难得的还要数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的诞生。1953年12月，中国终于结束了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
此后的几年，王大珩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中国光学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第一”。
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第一台多倍投影仪，第一台大型光谱仪，第一台万能工具显微镜，第一台晶体谱仪，第一台高精度经纬仪，第一台光电测距仪。这八种高精度光学仪器和融化态光学玻璃，统称为“八大件一个汤”。
这一系列科研成果对于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王大珩领导的仪器馆已经更名为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初，该所再次更名为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和他领导的光机所。
这是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时的影像资料。这些图像来自一些特殊的摄影仪，它们被布置在离核爆炸点很近的地方，可以在强烈核辐射环境中快速拍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这些设备是无法从国外购买的。而这些仪器就出自王大珩和他的团队之手。
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原子弹、导弹技术，而其中的光学课题就交给了长春光机所。
于是，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走入了国防科技领域，为我国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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