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杨勇、陈锡联 陈伯钧爱人陈琳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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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共和国上将

陈士榘----共和国上将

陈伯钧----共和国上将

杨勇----共和国上将

陈锡联----共和国上将

张宗逊

张宗逊（1908-1998），陕西省渭南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中文名：

张宗逊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陕西渭南

出生日期：

1908年

逝世日期：

1998年

职业：

军人

信仰：

中国共产党

主要成就：

上将

张宗逊（1908-1998）陕西省渭南县人。黄埔五期，1955年上将排名第三，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人物之一。红军时期历任军长、师长、团长、所辖人数不过2000。抗战开始时转任贺龙部358旅任旅长，开始独当一面。解放战争初期指挥大同战役失败，指挥西化池战役又不成功，转任副职。1958年反教条主义事件中言行前后矛盾，造成我军一大批主张现代化作战的将帅被打倒，1973年任总后勤部长，1978年整军时退出现役。对越老山战役名将张又侠即其子。

秋收起义小连长

革命起步

张宗逊，1908年2月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出生在陕西渭南 赤水镇堰头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幼年时的张宗逊受叔父张浩如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立志拯救人民，振兴祖国。1920年，张宗逊进入赤水镇法济寺小学读书。1922年7月，转入赤水职业学校学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王尚德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 1924年5月，张宗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协助团支部兴办“平民教育服务团”等群众团体，在赤水镇一带先后办起了十多处平民夜校， 建立起几个农民协会，并联合渭南县的一些中小学教职员创办了“教育促进会”。 1925年，张宗逊根据组织决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同年秋天，前往广东，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2月，考入黄埔军校后，编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二营五连，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加入共产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策划“中山舰事件”后，张宗逊毅然决定退出国民党，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后， 随入伍生部学生调往东江，担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同年9月，入伍生团回到黄埔，升入本科，编在第四期政治科第二队学习。12月调武汉。1927年1月编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4月张宗逊毕业。1927年4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三师九团， 任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干事兼第二营政治指导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张宗逊奉命离开国民党军队，分配到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任中尉排长。二十四师新兵营被编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第三营后，任第十连副连长。所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成，转入江西修水，升任第十连连长。9月9日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29日三湾改编，张宗逊任第一团团部参谋，继续南移；10月3日进宁岗县城，调任第四连（即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副连长，24日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大井村；11月中旬攻占了茶陵县城，张宗逊因腿部负伤被送到茅坪医院。1928年1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连连长。

红军阵中历艰辛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部到达井冈山，5月4日红四军成立，朱德为军长，红军中终于有了一个会打仗的人成为军事主官。张宗逊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二连连长；5月参加草市坳战斗，改任永新县游击大队大队长；6月23日，湘赣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张宗逊率永新县游击大队连夜到龙源口配合主力作战，粉碎了“会剿”；6月25日再次任第三十一团第二连连长；8月7日湘赣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二次“会剿”，张宗逊从永新县小江区连夜回井冈山，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1929年1月第三次“会剿”开始，张宗逊任红四军三纵队九支队副支队长；2月参加大柏地战斗；3月9日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支队长，14日参加了长汀战斗；5月23日参加一打龙岩，6月3日二打龙岩。1930年6月红军再次进入长汀整编， 张宗逊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罗炳辉代军长，谭震林任政委）代参谋长；8月在吉安编成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张宗逊任师长；12月29日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张宗逊率领红三十六师支援红三军第九师作战，全歼国民党十八师。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5月16日张宗逊在白沙袭扰敌四十三师，俘获甚多；5月27日参加攻打广昌，31日参加建宁战斗；7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1932年7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10月在闽西成立新的红十二军，张宗逊任军长。1933年2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张宗逊参加了东陂、草台岗战斗；6月红一方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实行大师大团编制，张宗逊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11月中旬调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1934年4月28日进入红军大学（在瑞金）学习；6月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长征开始，张宗逊任红军中央纵队参谋长，一周后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部队损失惨重。1935年2月上旬，红三军团在云南的威信（扎西）进行了缩编，张宗逊任第十团团长；2月28日，在率红十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战斗中腿部负伤，伤口恶化送总卫生部治疗；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7月23日张宗逊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8月31日参加了包座战役；9月被张国焘胁迫南下，同分裂行动作坚决斗争，10月9日被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1936年2月13日，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北行动，6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继续北上，10月和中央红军在会宁会师；11月26日，张宗逊任红军大学第二学校上级干部队队长。1937年1月3日到保安，7日被任命为军委一局局长，13日随军委纵队进驻延安，19日兼任富县、甘泉警备司令。

抗日战场显英豪

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25日，张宗逊任八路军一二○师贺龙部358旅旅长，辖七一五、七一六团；9月进入山西前线；10月8日指挥袭击宁武县城，14日攻占大牛店，18日令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打击进攻忻口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的日军供应濒于断绝，攻势受挫。1938年2月，张宗逊部打击从太原向临汾进攻的日军，歼四百人；3月17日到达神池以南的虎北村、山口村一带，与一千多日军遭遇，歼三百人，接连收复了多座县城；10月开赴同蒲路以东地区，参加反围攻作战；10月下旬，当他得知一股日军孤军深入后，便果断地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在五台县之滑石片地区设伏，一举全歼进犯五台的日军主力蚋野大队700余人。 缴获大批武器；12月随贺龙、关向应开赴冀中，1939年5月组建八路军一二○师“张纵队”，辖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张宗逊任司令员，张平化任政委，在沧石路右侧开展游击战；6月22日向张荫梧部反击，歼二千五百人；8月18日，“张纵队”离开冀中平原，越过平汉路；9月10日“张纵队”番号撤消，张宗逊仍任三五八旅旅长，参加了陈庄战斗。1940年6月参加了晋西北夏季反“扫荡”；8月参加了百团大战；10月30日晋西北军区成立，张宗逊任第三分区司令员，辖三五八旅。1941年8月参加指挥了晋察冀边区反扫荡。1942年5月带职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2月与杜芳结婚。1943年3月返回部队；6月第三次反共高潮爆发，张宗逊在葫芦河地区布防；10月开展全旅大练兵，受到良好效果。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七大，6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7月胡宗南部进攻边区，张宗逊指挥八个团进行爷台山战斗；8月成立晋绥军区，张任副司令员；9月到晋西北创建吕梁山军区，张宗逊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辖五个军分区。

西北战线尽心力

解放战争开始后， 1946年7月，晋绥、晋察冀两大军区联合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宗逊作为前线野战总指挥，指挥17个旅51个团十几万人，既没有攻下楚溪春1.5万人防守的大同，又没有在集宁拦住傅作义3.5万人的援军，造成战略性的大溃败。11月10日任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12月奉命率部开赴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央。1947年2月14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成，张宗逊任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辖六个旅；3月4日指挥西华池战役，把一个歼灭战打成击溃战；致使全军上下对他的军事水平产生怀疑，极力提拔他的毛泽东不得已临阵换将，要陈赓带队入陕保卫延安并出任野战军司令，但是陈赓到了黄河东岸，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称张宗逊的两个旅到达延安，延安的防御力量已得到加强。目前陈赓部位于胡宗南的侧后，胡宗南担心受到侧击，已将其整编第一师从陕北调回黄河东岸。这样看来，对延安更有效的防御，是在胡宗南的侧后展开一系列战斗，迫使其回援，从而瓦解国民党军对延安的攻击。同时，毛泽东还赋予了陈赓部开辟吕梁地区的任务。3月13日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突破共军防线，张宗逊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3月16日野战集团军撤消，部队归副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指挥；7月31日西北野战军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兼一纵司令员，（不久第一纵队司令改为贺龙嫡系贺炳炎担任）。在野战军副司令任上，恰封西府陇东战役后期部队陷入重围，他在彭德怀不在的情况下，果断命令部队守住了后撤的唯一通道，保障了全军撤退。

和平年代风云乱

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10月彭德怀入朝参战，张宗逊担负起西北工作。1952年11月，张宗逊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学校管理部部长。1954年9月出席全国第一届人大，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4月成立训练总监部，叶剑英任代部长，张宗逊任副部长和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9月23日授予上将军衔，序位第三，排在萧克和李达之后，27日参加了授衔仪式，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4月随彭德怀出访七国。

动乱年代

在导致军队现代化大倒退的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张宗逊曾经提出对于苏联要“不走样的学”，“先学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忽而一下子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学的越多、中毒越深”。批判训总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张宗逊自己说：“我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李达、郭天民等一大批将帅被批判，军队现代化被中止，200米拼刺刀重新流行。 1959年后，他虽然批判了彭德怀和贺龙，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宗逊还是被冠以“反对突出政治的急先锋、罗瑞卿的同伙、彭德怀的黑干将、贺龙的心腹、三反分子”，受到残酷迫害。1971年1月，毛泽东问总参谋长黄永胜“张宗逊到那里去了”，黄永胜假说“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张宗逊被立即送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1971年2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总后勤部部长。1975年2月5日，军委决定张宗逊列席军委常委会议。1978年2月叶剑英、邓小平整军时退出现役。1983年6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9月14日，张宗逊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大事年表

张宗逊，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奔波。他经历了几大不同的时期。

深入学习，锻炼意志

1908年2月7日出生在陕西渭南赤水镇堰头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1920年，张宗逊进入赤水镇法济寺小学读书。1922年7月，转入赤水职业学校学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王尚德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

1924年5月，张宗逊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张宗逊根据组织决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同年秋天，前往广东，报考黄埔军校。

1926年2月，考入黄埔军校后，编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二营五连，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革命事业开始，艰辛磨砺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策划“中山舰事件”后，张宗逊毅然决定退出国民党。1926年7月9日，北

荣誉

伐战争开始后，随入伍生部学生调往东江，担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同年9月，入伍生团回到黄埔，升入本科，编在第四期政治科第二队学习。1927年4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三师九团，任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干事兼第二营政治指导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张宗逊奉命离开国民党军队。1927年9月9日，张宗逊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1930年，任红一方面军十二军三十六师师长，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2年12月，奉中央军委命令， 红十二军军部率三十六师同红二十二军合编后，在闽西组建了新的红十二军，张宗逊任军长。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实行大师大团编制后，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同年11月，又调任红五军团十四师师长，并兼任广昌警备司令。1934年4月28日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0月，开始长征。

1935年2月上旬，红三军团在云南的威信（扎西）进行了缩编。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张宗逊先后任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红军大学第二分校上级干部队队长，军委第一局局长兼甘泉警备司令，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师长等。

抗日战争，奋力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宗逊任第一二0师三五八旅旅长。1937年9月，第一二0师主力出发北上后，即率所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9月，日军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阜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攻”。10月中旬，张宗逊奉命率部参加反“围攻”作战。1959年，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由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陪同，视察首批装备59式中型坦克的部队。

1939年1月，第一二0师主力开赴冀中后，张宗逊任纵队司令员，率部全歼了向冀中军区进攻的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反共顽固分子张荫梧部。1940年夏，张宗逊率部参加的百团大战。1945年7月任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大反攻开始后，任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战功赫赫

解放战争开始后，张宗逊参与指挥了大同战役。1946年11月，任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奉命率部开赴

陕甘宁边区。1947年2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成后，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1947年7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陕甘宁野战军正式命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奉命转入外线作战后，张宗逊又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了宜川、黄龙、西府、陇东等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开国元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1952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先后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和院校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1年2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总后勤部部长。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陈士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现代国防工程的奠基人。

中文名：

陈士榘

别名：

陈有琤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湖北荆门掇刀区团林铺镇陈家新集

出生日期：

1909年

逝世日期：

1995年

职业：

军人

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士榘(1909.04.14～1995.07.22) ，湖北省荆门市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教导队区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排长、副连长、副营长、副大队长，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员作战科科长、教导营营长，第四师参谋长，红十三军参谋长、代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和南京警备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7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大事年表

1909年4月14日出生于武昌黄土陂的一个职员家庭。

1921年在钟祥县入高等小学。后当过学徒。1927年在家乡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同年到武昌参加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兵。

1927年9月，陈士榘随军参加由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团教导队任区队长，随部上井冈山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月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常委，参与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发展革命力量。

1928年春，陈士榘任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同年8月30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黄洋界保卫战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

1929年5月，陈士榘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大队长，1930年春任第三纵队司令部参谋，同年夏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1931年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曾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陈士榘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所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战役第三次“围剿”。

1936年6月，陈士榘奉命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调任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不久任三十军代理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方面军编为第一一五师。陈士榘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随后开赴到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9月为配合友军作战，参与组织指挥所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与友军一道，经过一天激战，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一举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首战告捷后，陈士榘率部连续出击进犯日军，参加了广阳伏击战。进到汾河流域后，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参与了开辟晋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击溃和围歼日军2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保卫了黄河河防和晋西抗日根据地。

1939年，陈士榘任晋西支队司令员。1940年7月率部到山东后，任第一一五师参谋长。1942年任滨海军区司令员。1943年陈士榘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攻克赣榆县城等战斗。1944年在山东攻势作战中，率部恢复和扩大了滨海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士榘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1946年12月参与组织指挥宿北战役，与华中野战军一道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2.1万余人。

1947年1月，陈士榘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参与组织和指挥了鲤同战役，与友军一起共歼国民党军5.3万余人，俘国民党军师长2人，缴获坦克24辆，火炮217门，汽车474辆。

鲁南战役结束后，陈士榘参与组织指挥了泰安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不久，与兵团政委唐亮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转战鲁西南、挺进中原，协同晋冀豫野战军主力进军大别山，参与组织指挥所部先后参加了沙士集、洛阳、开封等战役。随后，又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1949年1月任第八兵团司令员。担任过北平军事调停执行八路军代表团整军处处长兼参谋长。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留守江苏。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校长。

1950年，陈士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

1952年任教育长。同年8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导弹实验靶场。

1958年4月，负责靶场建设的领导机构——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陈士榘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把工程兵司令员的工作暂时交人代管，带着30多人奔赴祖国的大西北。其中有国内的专家，还有苏联几位负责核实验基地建设的专家。5月，导弹实验工程建设拉开帷幕，原子弹爆炸实验工程也即将进入勘察阶段，各项工作都在忙碌而紧张地进行着。一日，陈士榘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尽快解决北京到新疆的专线联络问题。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部队战士的努力下，一条金色专线连通了。这是当时全国最长的专用线路。

1959年春，中央决定要在罗布泊区域选择原子弹投弹地点。陈士榘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要架飞机，刘亚楼把性能最好的值班机交给了他。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核技术研究协定。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两弹基地，掌握核武器。

1960年8月，总参、国防科委组织质量检验，专家们的评价是：“这项工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

1960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原料发射第一枚弹道导弹获得成功。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成功。两次发射实验证明：陈士榘带领部队建设的高科技国防工程设施，经受住了实践考验，实现了周总理“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要求。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罗布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975年，陈士榘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代表，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7月22日，陈士榘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人物生平

陈士榘的祖父陈克山、二祖父陈克水，都是清军行伍中人。父亲陈午霆，青年时期曾就读清朝的武备学堂，后加入同盟会，任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营管带，参加了辛亥革命。母亲陈胡氏操持家务。辛亥革命后，陈午霆携家眷赴北京，在陆军部任职员。1917年，陈士榘过继给荆门一带有名的塾师、时任荆门县高等中心小学校长的二叔陈芷垓。1918年，陈午霆专程将陈士榘从北京送回老家陈家坪村。在武汉至沙市的轮船上，陈午霆发现一只皮箱被盗，请求日本船主帮助查处，岂料日本人不仅不予查处，反把陈午霆训斥了一通。陈士榘上前讲理，被日本人重重打了一耳光。父子双双受辱，在陈士榘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陈士榘回到家乡，入团林铺镇的一所私塾读书，两年后转到县城龙泉高等中心小学。读书期间，有两位老师给他以重要影响。一位是胡孟平，中共党员，在龙泉中学任教。因中学、小学同在一个院内，陈士榘参加了胡孟平办的夜校学习，开始听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军这些名词，虽然并不深知其内涵，却在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另一位是讲地理课的覃老师。覃老师上课时指着中国地理大挂图，讲述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路线，诉说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和一块块被帝国主义列强割占的土地、租界以及大量赔款。陈士榘听了震动心弦，萌发了要当兵报国的强烈愿望。

1925年春，陈士榘因家境贫困辍学，经人介绍到沙洋镇“万镒生”杂货店铺当徒工。店中雇员20余人、学徒五六人，主要是销售从四川购进的川盐和从山东进来的济盐，兼营烟酒糖和蜡烛之类的日用杂货。16岁的陈士榘睡在库房的木板上，天不亮就起来擦柜台、扫地、下门窗板。开始营业后，擦洗水烟袋、煤油灯罩，烧水泡茶招待客人，卸货、倒货，整天累得晕头转向，吃的是残羹剩饭。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荆门。11月，荆门地区的中共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荆门城关和沙洋等地相继成立了工会、农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接着，中共荆门县委正式成立，胡孟平任县委书记。在中共荆门县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都有了很大发展，他们号召党员到军队中去、到农村去，领导工农运动。陈士榘被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吸引，常常偷着参加集会，听演讲，并将所见所闻讲给其他徒工们听，引起店铺老板的不满，于12月被解雇。

陈士榘返回家乡后参加了农民协会，带领青年上街演讲、撒传单、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与土豪劣绅作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驻扎在鄂西的夏斗寅部直扑农村抓“暴徒”，陈士榘被列为“暴徒”之一。5月，他被迫离家前往武昌，暂居在叔叔陈雨苍家。

这时的武汉，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较量非常激烈，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以及“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的标语，工人、农民、学生上街游行。在这种浓烈的革命气氛中，陈士榘经常跟随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堂兄陈有祺参加游行和学校里的集会活动。6月1日，陈士榘在中山大学参加集会时，填写了“公开征求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登记表”。几天后，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黄瑞芝代表团组织，正式通知陈士榘，他已被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带他到武昌坛花林第一中学，即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报到学习，团校对外称湖北省学生军事训练班。

团校学习结束后，经陈雨苍介绍，陈士榘进入专门为北伐军服务的护士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在汉口举行的护士训练班毕业典礼上，他和护士训练班的成员一起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的接见与鼓励。

7月初，陈士榘和在护士训练班学习的100多名男生正式编入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接受军事训练。陈士榘被编入第二营第五连。

1927年9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达湘赣边界的安源、铜鼓地区，进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陈士榘所在的警卫团和驻修水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9月9日，长沙市郊的部分农军和铁路工人开始破除长沙至汉阳、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陈士榘随第一团由修水经龙门厂，拟取道长寿街攻击平江，而后协同起义军各部攻取长沙。

由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所辖的3个团过于分散和临时收编的邱国轩部突然叛变，会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17日，毛泽东果断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的文家市集中。19日，陈士榘所在团和其他各部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日晚，毛泽东决定部队放弃进攻长沙的原计划，沿罗霄山脉南下湘南，以求发展。20日，部队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9月29日，陈士榘随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这时部队官兵只剩下700余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

为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队伍，毛泽东在三湾村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2个营7个连和卫生队。实行党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制度。同时重新任命了干部，陈士榘所在的第一营一连，连长袁一民，党代表是郑毓秀。接着，陈士榘随部队继续南下，于10月中旬到达湖南酃县水口。

10月15日夜，陈士榘随着入党介绍人袁一民、郑毓秀走进酃县水口街叶家祠堂的阁楼上，房间里摆着几条长板凳，靠北墙的一张方桌上，垂挂着两张长方形的红纸，上面分别写着入党誓词和3个外文字母CCP（中国共产党），菜油灯把整个房间映成一片红色。人到齐后，毛泽东起身站在桌旁宣布：人已到齐，入党宣誓仪式开始。各入党介绍人（各连的党代表）介绍新党员的简历和政治情况后，大家郑重地举起右手，紧握拳头，毛泽东带领新党员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读誓词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天晚上入党宣誓仪式的情景，深深地印在陈士榘脑海里，使他终生难忘。随后，他和部队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11月中旬，陈士榘所在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攻占茶陵县城。继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了中共茶陵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3个常委组成：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谭震林任政府主席。县政府在短短一个月里就完成了为部队筹款、组建茶陵县游击大队等紧迫任务。12月中旬，陈士榘随部队撤回宁冈。1928年1月，陈士榘调任团教导队区队长，担任培训班长的教学任务。

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陈士榘在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任排长。7月，红四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在湘南行动受挫后转移到桂东，第三十一团三营由井冈山去桂东迎接。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一团一营留守井冈山。8月中旬，国民党湘军和赣军共5个团，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等得悉后，组织部队利用山险，挖陷阱，设竹钉，构筑工事，进行作战准备，等待主力回师，共同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30日晨，湘军第八军3个团由酃县出发，在赣军一部策应下，向井冈山黄洋界哨口发起进攻。在朱云卿、何挺颖指挥下，陈士榘带领全排坚守哨口阵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多次猛烈进攻。下午，正当湘军重新组织进攻时，红军以仅有的1门刚修复的迫击炮和3发炮弹，轰击在源头的湘军后续部队。湘军误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山，害怕被歼，当夜撤回酃县。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为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创造了条件。

1929年3月12日，红四军主力进至闽西长汀城南四都，经过两天激战，消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个团，占领长汀城。部队随即休息和整编，将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团和特务营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陈士榘在第三纵队第七支队第十九大队任副大队长。1930年初，陈士榘任第三纵队司令部参谋。6月中旬，红一军团成立，辖红四、红六、红十二军。陈士榘升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参谋处处长。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湖南省浏阳东北的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10月，红十二军所辖3个纵队依次改为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陈士榘任第三十四师参谋长。1931年2月，陈士榘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部队枪支少，子弹缺乏，陈士榘深知只有枪打得准，才能达到既消灭敌人又节约子弹的目的。于是，他连续举办了三期骨干训练班，重点进行射击训练。在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经过射击训练的这些骨干发挥了很大作用。1932年秋，陈士榘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进行整编，陈士榘改任作战科科长，参与拟定红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作战计划。2月下旬至3月初，红一军团在黄陂设伏，和友邻部队一起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接着又在东坡、草台冈附近重创国民党军陈诚部的第十一师，连战告捷，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实施全面进攻。8月底，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决心在温坊地区伏击进犯的国民党军，指示陈士榘拟制战斗计划。温坊位于连城东南，参战部队主力为红一军团，协同作战的有第二十四师和红九军团，由红一军团统一指挥。陈士榘拟制的作战计划规定：在国民党军进至红军前沿阵地20公里时，乘其立足未稳，工事尚未修好，以黑虎掏心战术，主攻部队直插国民党军指挥中心，将其消灭后，再分割围歼其余各处之敌。

军团领导批准了陈士榘拟制的作战计划。8月30日，国民党军4个师由朋口、莒溪、洋坊尾一线向汀州进犯，31日13时进抵温坊地区。这时，红一军团已按军团首长的企图部署完毕。第二十四师攻击温坊东北国民党军的侧翼；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等由东向西突击，直捣指挥中心；红九军团于曹坊一带牵制地方反动武装，并阻击增援的国民党军。战斗从是日21时开始到3日16时结束，歼国民党军1个旅又1个团。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并未挽回整个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在整个反“围剿”作战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战略指导，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直属机关撤离中央苏区。出发前，红一军团进行整编，陈士榘调任教导营营长。他率领部队随主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进至遵义地区。接着，率部参加一渡赤水、二渡赤水作战。中革军委在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二渡赤水和遵义战役后，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于3月13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在与王家烈部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并迅速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再战。陈士榘奉命率教导营协同兄部队在赤水河选择渡河点架桥。他立即组织勘察，协同兄弟部队选定在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附近架设浮桥，并开设一个徒涉场，保证了中央领导和红军部队于16日顺利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云南境内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调出增援贵阳。中革军委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向云南进军。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向云南挺进，红一军团包围龙里、佯攻贵阳，教导营奉命攻打定番（今惠水）。陈士榘率领教导营从龙里出发，一口气走了20余公里，到达赤城镇附近。突然间，国民党军的飞机隆隆地直飞过来，在头顶上盘旋一阵后匆匆向西飞去，为什么没有轰炸扫射呢？陈士榘仔细观察，当发现赤城镇区公所飘着的“青天白日”旗时，心里顿时明白。原来“青天白日”旗在起作用，便当即让传令兵也打起“青天白日”旗走在前面，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

在快到定番城时，又见城墙上人头攒动，一些人老远就争先恐后地招手，把教导营当成国民党军来欢迎。陈士榘命令部队迅速接近定番，但走到城门桥头时，还是被识破了。守城哨兵举枪开火，警察急忙关闭城门抵抗。因伪装未奏效，陈士榘决定立即强攻。教导营第一连的一个班迅速爬上城墙，当场击毙守城的两名国民党军士兵，后续部队随即攻进城内。守城的国民党军见红军来势凶猛，弃城而逃。

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作短暂休整。红一军团机关来人了解部队思想情况，发现由于长途行军和不适应当地自然条件，教导营减员20余人。陈士榘作为营长，当负首要责任。军团长林彪、聂荣臻找他谈话。林彪首先指出：部队减员太多，要执行纪律，禁闭一个月。陈士榘急忙问道：部队天天行军，怎么执行法，我还要走路啊！聂荣臻说：路，你还是要走，但不准骑马，警卫员、马夫保留。

6月8日，红一军团来到冰峰峭立、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脚下。12日，陈士榘随部队向夹金山进军。在经过雪山山岈口时，一些人因身体虚弱，过度疲劳，你靠我、我靠你地停下来休息。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的倒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陈士榘学习过一些救护知识，便主动组织所部搀扶行动困难和体弱有病的人员行军。后来每过一个岈口，大家都格外地警觉，越走越有经验，终于跨过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期待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要进行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但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蒋介石又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过国共双方反复协商，于1945年10月10日下午在曾家岩桂园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但《纪要》签订后，国民党违背协定，继续派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遭到八路军、新四军有力反击。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双方下达停战令，组成了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今北京）建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共产党方面派出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代表团。陈士榘调任军调部整军处处长，后任中共方面代表团参谋长，佩戴少将军衔。

2月25日，国、共、美三方军事三人会议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为实施整军方案，陈士榘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提出：“要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全国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表示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且表示将其所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同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军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国民党军队也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缩减。”这个整军方案，共产党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以表示争取和平的诚意。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实际上却在加紧扩军，准备全面内战，同共产党的谈判完全是为了拖延时间。

整军方案的谈判事关重大，按军调部的规定，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在延安的毛泽东。于是，陈士榘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整军问题作了指示，说：一定要坚持中央决定的方案，不能再让，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请示中央。据此，陈士榘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谈判中坚持既定的原则，与对方进行了说理斗争。就在谈判中，东北各地的苏联红军按照协议于3月初开始撤军，国民党军却乘苏军撤兵之机，进驻沈阳。随后向东北解放区分路进攻，扩展他们控制的地区，抢占抚顺、辽阳、营口等地。与此同时，美国为加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和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作掩护，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准备，大量调动军队抢占东北。陈士榘根据叶剑英指示，利用会议和外出视察的机会，对国民党政府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径作了有力的揭露。

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也引起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有识之士的不满，陈士榘在军调部整军处所结识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裴治镕上校就是其中的一员。裴治镕是黄埔军校学生，后考入陆军大学，抗战胜利前夕毕业。首任国民党军政部整编科科长，参加了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这次又参加整编军队的谈判。作为国民党整军谈判代表的裴治镕，是陈士榘谈判的对手之一。通过与陈士榘多次接触，他对共产党代表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坚持斗争，不避风险的大无畏精神由衷敬佩；对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的反人民政策有所醒悟；愿意弃暗投明，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裴治镕和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原来还是师兄弟陈毅早年在成都锦官驿私塾就读时，裴治镕之父裴野堂先生是陈毅的老师，对陈毅的才能和书法十分钦佩，知道陈士榘是陈毅的参谋长后，更积极主动地接近陈士榘，谈判对手变成了好朋友。裴治镕对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为其日后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6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全面内战。接着，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南京、武汉等地的代表团先后被迫撤回延安，北平的军调部也名存实亡。10月初，叶剑英通知陈士榘说：代表团要回延安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要你到华东工作，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山东部队作战。于是，陈士榘离开北平，前往山东临沂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报到。

10月中旬，陈士榘一回到山东，便抓紧时间阅读和研究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东战场的各项指示和山东、华中野战军的一些战斗文书，以及各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陈士榘对华东的局势作了分析和衡量之后，对未来战场作了预测，认为把山东作为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基地，然后再向苏皖豫发展最为有利。正如陈士榘所料，从宿北战役后，战场逐步移至山东地区。

11月初，国民党军为了配合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大”制宪活动，制定了一项“结束苏北战事”的四路进攻计划。即分别由东台、淮阴、宿迁、台儿庄地区同时进犯盐城、淮海和鲁南地区，并预定12月中旬开始。

12月12日，陈毅在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召开会议，商讨应付国民党军进攻的具体作战方案。陈士榘及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参加了会议。会上，陈毅让陈士榘先提个方案。陈士榘考虑到此次国民党军兵分四路进攻华东解放区，正面宽达300多公里，其部署与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有许多相似之处，间隙大，应援不便，难以协同，因此建议：集中3个纵队、2个或3个师共24到27个团，迎击由宿迁向新安镇和沭阳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第十一师。先集中兵力，兵分两路，东西对进，歼灭整编第六十九师，再打整编第十一师。

经过讨论，大家同意陈士榘提出的方案，并进行了分工。陈毅在指挥部总揽全局，粟裕指挥第二、第九纵队和第七师以及正自盐城北进的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由东向西打，谭震林指挥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等部监视涟水方向的国民党军，陈士榘和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八师由西向东打。宿北战役从15日开始，激战到19日结束，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3个半旅和整编第十一师一部，共计2.1万余人。这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宿北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下一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相机收复枣庄、台儿庄，并期望打一个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据此，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从苏北迅速移师鲁南。12月底，陈毅、粟裕主持作战会议，讨论实施鲁南战役计划。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各师师长都参加了会议。陈士榘根据陈毅、粟裕商定的作战方案作了具体部署：以第八、第九、第十师等部组成右纵队，以第一纵队、第一师等部组成左纵队，首先歼灭孤立突出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而后向峄县、枣庄进击；以第二、第九纵队和第六、第七师等部由谭震林指挥，在新安镇以南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北进。1947年1月1日，各参战部队按照作战方案，秘密进入集结地域。战役自2日晚开始，至20日胜利结束，历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3万人，缴获坦克24辆、各种火炮200门、汽车474辆，首创华东战场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记录。

陈伯钧

陈伯钧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人物，属于毛泽东嫡系中的嫡系。解放军中略显清高的的军事指挥员和军事教育家。《陈伯钧日记》是研究解放军军史的重要文献。

中文名：

陈伯钧

外文名：

ChenBojun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四川省达县

出生日期：

1910年11月26日

逝世日期：

1974年2月6日

职业：

上将

毕业院校：

黄埔六期

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指挥员和军事教育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今达州）河市镇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入本村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第1大队。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作战勇敢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8月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军，但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扣押。后脱逃继续赶赴南昌，途中得悉起义军已转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曾被毛泽东选派到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做该部的改造和训练工作。袁文才曾主张“宁岗不要搞土地革命”，毛泽东没有强求，陈伯钧却并没有领会到搞好同袁文才王佐关系的重要性，在独立活动时，口称“练练枪”，自做主张将与袁有关系的十个土豪杀了，与袁的手下谢角铭（也是袁的妻兄）冲突，差点将事情闹大。毛只好将他调出袁文才的队伍。到井冈山后，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1928年初，陈伯钧手枪走火，打死了自己的战友吕赤。按陈士榘的回忆，陈伯钧被判打手心一百下，打到二十下时，大家求情保下。

人物生平

红军干才铁屁股

朱德上井冈山后，成立红四军，原井岗山人马被改编为31团，陈伯钧任31团1营1连连长，在著名的永新困敌中，他腿部负重伤，住小井红军医院治疗。医院条件有限，年轻的陈连长久伤不愈，非常暴躁，有时对护士医生态度不好，曾被毛泽东批评。1929年1月，红四军下山出击赣南，伤仍未好的陈伯钧与张子清、陈毅安一起，奉命留守，协助红五军守山。分别前夜，毛泽东来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这一别，对张子清和陈毅安来说，是永别。井冈山失守后，张子清和陈毅安逃过了敌人的搜捕，但很快先后牺牲。陈伯钧不幸在搜山时被捕，5月被营救出狱，任红4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1930年秋打开吉安后，陈伯钧第三次负伤，但幸运地与毛泽东重逢。此时他已在红二十军担任参谋长，仍向毛泽东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让他暂时养伤，并在朱德任校长、自己任政委的红军学校第三分校中担任学生总队政委。他去三分校不久，就遇上了富田事变。因为李韶九在红二团时与李文林有隙，在第六军一纵队时又同柯武东不和，毛泽东接连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和陈伯钧等分别去省行委、赣西南特委和红军学校解决“AB团”问题，准备让陈伯钧接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但陈伯钧被事变中的红20 军扣押，由于他曾任20军参谋长，这些人又大多是陈伯钧任学生总队的学生，他最终被释放。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在后来处理富田事变中全部被害，。这位放他的部下，也未能幸免。后来任一军团（朱德兼任）红3军（黄公略）第7师师长、当时好友徐彦刚为3军9师师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1932年7月升任红十五军军长。而当年10月，调到红军学校学习。1933年1月起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0月任5军团第13师师长，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率领红十三师六千官兵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1934年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重视总结经验教训，曾写作《论运动防御》等文章，强调运动战的重要性。1934年10月率部从兴国出发参加长征，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后卫（五军团34师才是最后的部队），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十三师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十三师指战员前赴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十三师三个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指挥所部执行后卫任务，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作手术。会后，正值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小时阻击战，才将追敌击溃。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常常要阻击数倍于己的追敌，待掩护兄弟部队全部通过后，再急行百里追赶大部队。在长征中，五军团作出了巨大牺牲，圆满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堪称“红军铁流后卫”，陈伯钧亦在红军将领中赢得“铁屁股”之美誉。

1935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草地分裂之时，在一片对红一方面军的指责声中，在充耳的对“毛周张博”的声讨中，陈伯钧“是夜静思，痛澈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9月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主任教员。1936年2月张国焘的错误被纠正后，任红4军参谋长。期间，曾编写《步哨动作》、《侦察勤务》等教材。二四方面军将要会师时，陈伯钧就写信给刘伯承，要求调到二方面军。7月继萧克后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1936年10月18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这时陈伯钧接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1937年5月9日，陈伯钧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幸存下来的同志合影。这张照片非常著名，在无数回顾解放军历史的书籍、影片、展览、报刊中出现过。毛泽东没有站到中央，而是和陈伯钧一同站在左侧。陈伯钧军容整饬，显得自信，而又多少有点冷傲。

少将旅长名片事件

红军改编八路军后，陈伯钧担任三五九旅旅长。 这时，陈伯钧的二哥，任职川军的陈笃斋，长途跋涉，赶到延安，看望离家十多年的陈伯钧。当陈伯钧在9月份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曾陪毛泽东专门宴请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和陈笃斋。席间，毛泽东谈古论今，无比风趣。当年陈伯钧在马日事变后，坚决不离开革命队伍，他家中几个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哥哥非常着急，为了把他叫回来甚至发过“母病危”的电报。如今，陈伯钧的哥哥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看到了成长为高级将领的弟弟，感受了延安朝气蓬勃的风貌，多少理解了弟弟当初的选择。席毕，回到住处，陈笃斋兴奋地向陈伯钧诉说他对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印象，甚至打算长留延安。陈伯钧安顿好哥哥，又回到毛泽东住处谈工作直到深夜。1937年10月，陈伯钧的二哥准备返回四川。毛泽东为此给陈伯钧写来长信，赠款300元。这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延安，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了----其实当时只拿得出100元，另200元要到西安找林伯渠才能拿到。毛泽东还问和他一样嗜书如命的陈伯钧“看书没有？”陈伯钧的二哥在来延安前，曾给光宗耀祖的弟弟写信诉苦要钱，看来，老人在毛泽东面前也诉了苦。毛泽东的细心关怀使陈伯钧感动而不安，而他的二哥，也一直记得毛泽东嘱托：利用社会关系，做些可能做的工作。直到1945年，他的二哥仍“硬着头皮在与我党和青年之间拉关系”。

就在这时，发生了所谓少将旅长名片事件， 此事的大致说法是：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秋，后来传遍了边区，连漫画家华君武晚年回忆录都提到，陈伯钧本人却直到1944年，贺老总来信质问，才得知。真是饱读诗书，不谙世事。陈的井冈山战友江华在回忆录这样写到：“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是“正规国军”了，而忘了根本。从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报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里有位xxx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xxx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不能学国民党那个派头。

陈伯钧自己，在日记中，有另一个说法： “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这样做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当时毛主席并未批评过我们。

不过，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出陈伯均的处事为人。陈宏谟，此人是四川人，黄埔五期，是蒋介石派到120师的联络参谋。在蒋派到八路军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中，他是对我方最友好的一位。曾对八路军有过帮助（好像送过二十挺机枪给贺龙），与郭化若一起，商议发起了延安的黄埔同学会，并成为此会中唯一的非共产党将领。解放战争末期，在四川率部起义。他出身川军，认识陈伯钧的哥哥，因而对陈伯钧非常热情，主动帮助陈同家人联系。但陈伯钧对与国民党官员进行统战工作非常不耐烦。他从冀察冀回延安后，就不想让陈宏谟知道，却在延安黄埔同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陈宏谟撞见。之后陈伯钧曾想从他嘴里套蒋军内情，自然碰了钉子。再以后，陈伯钧就对这位同姓老乡更失去了兴趣，连看文艺节目时都特意躲避。这种为人处事，对于一个高级干部来说，实在不够大方成熟。毛曾说过他“统一战线中太清高”，可谓到位。

军阀主义倾向

就在送走自己二哥的当天，生猛火爆的陈伯钧打了一个不听劝告的司机一个耳光。两天后，军委来电召陈伯钧去延安。10月22日，陈伯钧一到延安，就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主要是关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评不够，留守开支较多；对同志团结不够；统一战线中太清高，不虚心等。”毛泽东说他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陈伯钧完全承认错误，毛泽东不客气地让他回去再深刻反省几天。当时，原二方面军部队刚刚发生了反军阀主义事件，卢冬生负气离职。而此时，来自一方面军的陈伯钧的一个巴掌，可能再加一张少将旅长的名片，带来了谁都料想不到的后果。毛泽东谈话后三天，张闻天召见陈伯钧，就直接点明他有军阀主义倾向。随后，毛泽东决定陈伯钧离职去党校学习。本来，陈伯钧就在这几天要带队走上抗日前线。此时，他只能办理交接手续，含泪送别出征的战士。

白水事件初，毛泽东告诉陈伯钧是在党校学习四个月，然后上前线。实际情况呢，陈伯钧在194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有一首打油诗：三个月学习？四个月闲住，六个月抗大，年半晋察冀。。。。。。 可以说，毛泽东狠狠地磨砺了一下陈伯钧，但他终归深知陈伯钧的才华。陈伯钧在党校期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发表在《解放》杂志上。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这是个适合陈伯钧的岗位。在抗大的初期（红大），毛泽东曾亲自讲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时，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再来。接替他上这门课的就是陈伯钧。毛泽东曾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对毛深深折服的陈伯钧也一定将此铭刻在心。他在延安抗大“做工”的六个月确实是呕心沥血，学生管理，教员的调遣，教材编写，训练的组织，战略学的教学，各种种样的讲演，受到各方的欢迎。他的战略学算得上抗大的招牌课，参谋作业这种业务课也不在话下。他会写作，能演说。在抗大一次演讲两三个钟头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他一天内讲了八小时，“差不多已近声嘶力竭，仍愈讲愈有劲”。而他的演讲和教学，口碑很好。无论是在军校还是作战部队，都受到所在单位的学员和指战员的欢迎，其他单位也常请他去讲课。不过这期间他曾受到一次打击。1938年9月29日，校长林彪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通知陈伯钧取消他原有的参会资格。自尊心极强的陈伯钧如遭雷击，借酒销愁。第二天一早，他找到副校长、黄埔同学、好友罗瑞卿申诉，潸然泪下。在罗的鼓励下，陈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解释一番，但没有改变已宣布的决定。见面前字斟句酌想了一肚子话的陈伯钧，此时不知说什么好。当天晚上，他去信毛泽东，表示要求要么专门学习，要么上前线，不愿再呆在抗大。这件事的原委他在日记中没有完全写清，不过，与他同时被通知不能如愿参加会议的许光达，对此事表现得比他稳重、克制。也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江青的事在延安传得满城风雨，毛泽东的老部下议论纷纷。别人议论一下就完了，陈伯钧却拿起笔来，写信劝阻；也曾有人听说二人将要结婚而写信劝阻，他却是在二人结婚几天后去信反对，还曾把信的草稿拿给战友征求意见。1938年12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率队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临行之前，毛泽东谆谆告诫，要求他改掉暴露于外、喜形于色、不够深刻和稳重的缺点，培养全局观念、勇于牺牲自我。

1940年5月，陈伯钧被选为七大代表，与舒同率晋察冀出席七大的代表团，返回延安。途经白水村，遭到伏击，冀中区委副书记鲁贲牺牲，地委书记吴建民被俘遭杀害，袁升平等一个多月后才回来。陈到达延安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他汇报了白水遇险经过后，安慰他说“疏忽而已”但总政治部经过调查，最后给了陈伯钧一个处分。客观来说，150人的代表团中有很多是缺少作战经验的地方干部，掩护部队只有两个连，千里跋涉，风险在所难免。三年后聂荣臻从晋察冀来延安时，为安全起见毛泽东曾要求他带兵力至少四千。但陈伯钧作为代表团中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在追究责任时，首当其冲也是必然的。按孟庆山的回忆，陈伯钧在指挥上是有责任的。在白水事件后不久，代表团重新选举领导人时，他落选了。 陈伯钧承认自己工作中有失误，但认为总政的处理意见过重，并不公平。他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写信，找任弼时申诉。加上七大延期，陈被派往他不愿去的军政大学工作。心情极度压抑。他被派往军政大学任副教育长，教育长是理论家张如心。41年底，军政大学分为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张和陈各代表政治学院和军事学院负责分家事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陕甘宁边区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学员廖汉生就发现军政大学吃得比前线还不如。家贫万事哀，陈与张闹得很不愉快，41年11月18日，校务处长曾传六来找他，“谈关于军院经费问题，虽已结帐，但钱领不到，相当困难。军事队开办费只批了三千多元，还未领到钱。”十天后陈为此曾借着酒劲与张激烈争吵，在同事的劝说后，两人在“深夜谈判”了结此事。陈在1941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到：“总之，这次搬家使我相当不高兴：个别人的狭隘、小气、两面三刀、反复无常、口是心非，无一不暴露尽净。”可以看出，在心思多多的知识分子面前，陈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老粗，对于办公室政治毫无所长。本来，陈伯钧同朱老总关系是很亲密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邀老总一起游玩，散步，对老总的军事报告等也非常钦佩。杨得志曾表示他心中是将朱老总当作父亲看待的，陈伯钧在日记中流露的是同样的感情。但1942年初，陈伯钧正在朱德任院长的军事学院当副教育长，高干队编队时纠纷不断，陈受尽了夹板气，一气之下，他给毛泽东和王稼祥写信，要求去党校学习，得到批准。朱老总得知后非常生气。此举显然不妥，他应该先同朱老总好好地沟通。陈伯钧也很后悔难过，只好将写给毛和王的信交给副院长叶剑英，请参座从中斡旋。可以想像他这一冲撞只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痛苦中的陈伯钧甚至有轻生之念。他自责“缺乏修养”、“书未读通”。

1942年2月4日，毛泽东批准他到党校学习。当年5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毛泽东点名派陈伯钧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负责作战事宜。1942年10月，陈伯钧被任命为385旅副旅长，协助王维舟旅长，驻防庆阳。 1944年1月2日，在纷飞的瑞雪中憧憬着新的一年的好收成的陈伯钧，突然收到贺龙一封严辞批评的信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少将旅长名片事件，但相比这下，此事还不算严重，真正让陈伯钧恼火、委屈以至惶恐的是：有人向贺老总报告，陈伯钧以“老毛”、“毛先生”称呼毛主席，不尊重党的领袖。 在1月3日的日记中，陈伯钧以少有的篇幅进行解释（事实是：去年我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主席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间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主席为'老毛'；因为在井冈山时大家都称毛主席为'老毛'，此以为习惯，但在此时，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此事，陈伯钧专门写了检查。与当年在延安的许多将领一样，陈伯钧参加了整风学习和之后的七大。大会之后，他离开延安返回庆阳前，特地将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和一些问题的认识，告诉彭真，请他转告毛泽东。而以前，对这类问题，他或是直接面见毛泽东，或写信报告。如今，陈伯钧不再将毛泽东看成曾朝夕相处的老毛，恭敬地拉开了距离。即使是与毛泽东密切交往十多年，在军内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的陈伯钧，也开始将毛看成了不可攀登的高峰、不敢触动的神明。这是当年全党对毛泽东狂热崇拜之始的一个脚注，也是被指责对领袖不敬之后的谨慎使然。在之后的日记中，陈伯钧对毛泽东的崇敬依然，亲密难再。对一个相识十多年的领导，他不敢再亲密，也不能再亲密。

军调11处的失误

抗战胜利后，陈伯钧与朱良才带领八百名干部进军东北，离开延安之前两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解放战争期间，陈伯钧先后从事军调小组，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侵占朝阳地区的各县城，一边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军调小组”进行“军事调停”，一边组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县政府和警察部队，不断对热东、辽西各县、区民主政权进攻。同时，调集主力部队准备进攻赤峰、承德等解放区。 3月20日，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签订了(叶柏寿协定)。协定公然决定，让被群众赶走的国民党建平县长徐文亮及保安队回镇建平并负责全县县政，八路军及地方部队不得妨害。22日，又签订了《凌南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巨匪于大川部为国民党军队，驻守建昌。这两个《协定》对热东军分区和热辽军分区部队坚持自卫斗争、反击国民党军队侵犯都不利。不久，“第十一军调小组”到建平镇（即新邱）视察。国民党军代表岳昌瀛上校对共产党建平县党政机关进行刁难。 4月初，以美国海军上校汉夫，东北民主联军上校李逸民，国民党军队马上校为代表组成“第二十六军调小组”赴朝阳进行谈判。4月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召见了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全体成员，正式向美国和国民党两方代表严正声明，不承认“第十一军调小组”所签订的《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并派段苏权接替陈伯钧的工作。同时，冀热辽军区亦积极整编所属部队，做好临战准备。” 这是陈伯钧的一次走麦城。对此事件，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在回忆录中有很不客气的指责。李聚奎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们历来的原则是：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它。为了改变原来的协议，我方把陈同志调走，并成立朝阳执行小组，由李逸民同志任我方代表，负责处理赤峰问题。同时又令李逸民同志与国民党和美国脱离接触。为此，美国代表大发雷霆，拍桌子辱骂我承德中心执行小组代表段苏权同志。” 为了补救陈伯钧错签下的协定，我方人马可以说将上得了台面上不了台面的招数悉数使出。李聚奎在同美方代表交涉时，抓住对方骂段苏权一事不放，大谈礼貌问题，对对方指责我方违反协定之事避而不谈。李逸民到任后从军调部接受了三项任务，有两项就是为了推翻陈签下的协定。《陈伯钧日记 文选》一书中，收有他在签订叶柏寿协定前后的工作报告，写得详细，用心。但给我的感觉，陈太单纯了点，真不该来干这项工作。他在一份报告中写到：“我总以为既已成立了协定，还有什么可讲价钱的？”从这以后，他又被调到军事教育和地方军区等工作，直到1948年5月，才重上战场。

重上战场显雄风

不过他参与指挥的长春之战，以六十军起义和新七军投降结束；由于对60军和新7军的起义与投诚处理得当，中央军委曾予以嘉奖，陈伯钧在日记中对此非常兴奋。不过，为60军起义立下大功的刘浩，在《争取国民党六十军起义》一文中，是这样描写陈伯钧的：（刘浩携曾泽生等人的亲笔信，到兵团司令部汇报） “这时，一位兵团副司令员（注：陈伯钧）看了这封信就说：“连章都不盖，简直是骗人 ！他们是想突围嘛！拉拉屯、石碑岭、兴隆山，是我前沿坚固阵地，他们想把部队开到这些地方集结待命，实际上是企图占领我主阵地，造成突围条件。而且对新7军的态度一句都不讲，我们不能相信。”说着，就把联名信丢到地上，主张不予理睬。”这就反映了他的短视了。平津战役中，他所在的兵团执行的是包围北京的任务，敌人再次不战而降。直到后期著名的衡宝战役和带传奇色彩的湖南剿匪，他才算真正地独挡一面，一展才华，不负“红军干才”之名。

1949年7月22 日，陈伯钧在南下途中，经过铜鼓，这个二十二年前秋收起义三团驻地。他给战友们指点哪里是自己训练新兵的场地，哪里是团部，哪里是毛主席在八月中秋给排以上干部讲话的地方。往事不断地涌向眼前，记忆仍旧生动鲜明，一切就像刚刚发生。两个月前，刘白羽曾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毛主席进入北京城的盛况，而此时此地，他好像重又成了血气方刚的少年军人，当年那个衣衫褴缕、脚步艰难却意志坚定，眼光恢弘的毛委员，和无数正当青春就已牺牲了的战友，好像重又出现站在他的身边。建国后，陈伯钧在完成湖南剿匪任务后，来到南京，辅佐刘伯承建设南京军事学院。

青树枰事件证伪

有一个网络流传很广的谣言，说49年渡江后，钟伟的49军在湖南中了白崇僖的埋伏，指挥作战的兵团副司令员陈伯钧下令撤，钟伟不同意，坚持顶着等援兵，否则全玩完。陈说他是副司令，他说了算。钟伟拔出手枪顶住陈的脑门吼：“再说撤，我就先毙了你！” 其实这是一个在不少有声誉的军事论坛被军事大侠早已证伪的东西，登载过此事的三联生活周刊也为此公开向陈上将家人道过歉。陈是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及45军军长，钟是13兵团49军军长；陈指挥45军胜利进行衡宝战役受到嘉奖，钟在青树坪战斗中失利向四野总部做检讨。天底下会有一个打了败仗的军长跑到另一个打了胜仗的兵团，用枪顶着人家副司令的脑门这种事吗？这个传说时间和地点均错。始作俑者，无疑是想烘托钟伟的个性。钟伟少将有个性，但陈伯钧上将也有血性。草地分裂时，有几个人当面顶撞张国焘？那才是真有杀身危险的时刻！在反教条主义运动时，陈伯钧的保留意见曾被白纸黑字地写进报告。

军事教条大纠纷

1952年春天，毛泽东来到南京，副教育长陈伯钧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表在上海住院的刘伯承向他汇报工作。毛听完汇报，一声感叹：“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啊，延安，清凉山，抗大，陈伯钧怎么能忘记那艰苦而激情尽燃的岁月，和毛泽东当年让他们立下的誓言：“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 刘伯承听了陈、钟两人对接见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向全院传达，并号召大家树立“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的决心。

1956年1月11日，陈伯钧与刘伯承一起陪同毛泽东再次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并汇报了工作。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1957年春，国防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而陈伯钧和钟期光受刘伯承委托，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明确写明“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学院存在“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可以说，软中有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张宗逊上将，与陈同样出自31团，两人还是亲戚，很多人将他和陈一同视为毛的嫡系。草地分裂时，张和陈同样作为一方面军派到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受到张国焘打击。反教条主义时，两人的观点完全对立。现在不少人反感张在反教条主义时的表现，他和萧克的争斗也为人熟知。不过直到张宗逊晚年，中央已对反教条主义一事平反，他仍在回忆录里写明：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员和学员也认为，实际工作中照搬照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存在的。当时，刘伯承院长在外地养病，大家对刘帅是体谅和尊重的，主要意见是针对当时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显然指陈伯钧和钟期光）提的。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初期，陈伯钧作为小组长，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后期，他被点名作为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小组长也由李志民接任。扩大会议后，李志民主持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召开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继续批判教条主义，主要针对陈伯钧和宋时轮。主席团的结论是：“南京军事学院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军委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对此，陈伯钧明确表示保留意见，被视为“心怀不满，抵触严重。”陈伯钧在被批后，继续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他并没有像刘伯承那样被闲置，或像萧克、李达那样被调离部队，原因可能也在于他们的嫡系身份。钟期光上将晚年在回忆录中对他在文革中远更悲惨的遭遇不做叙述，对反教条主义运动却做了长篇论述和反驳。我想，他更多的是替已无法发言的刘伯承元帅和陈伯钧上将一抒胸中的愤懑。 1967年，5月1日，陈伯钧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关心地问他：“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并感谢主席的关心。此时，大帅的“革命”壮志不减，当年的红军干才，已身心残破，不堪追随！ 1974年2月6日在陈伯钧在北京病逝。

大事年表

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河市乡的一个小康人家。1916年高小毕业后，投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师范学习期间，先后参加了学校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和“五四”运动，后被反动当局开除。时逢黄埔军校到重庆招生，陈伯钧便报考黄埔军校。

1927年1月，陈伯钧编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大队第二队。同年5月17日，编入中央独立师，参与迎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1927年5月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

接著，陈伯钧随中央独立师回师武汉后，遇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招兵买马，重回广东，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是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团部副官、独立团新兵训练处主任。同年9月10日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9月11日随三团攻打浏阳白沙镇，首战告捷。9月19日，跟随毛泽东进军文家市，参加“三湾改编”。改编后，陈伯钧担任第三营第八连一排排长，一度代理连长。后奉毛泽东之命，随军上井冈山，参加改造袁文才部。同年底陈伯钧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并参加了攻打遂川、西门的战斗。

1928年4月，陈伯钧调到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工作。随毛泽东为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率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到酃县参加掩护战。4月下旬，朱毛两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陈伯钧任红四军一营一连连长。在此期间，陈伯钧率一连参加了黄坳、五斗江、七溪岭、永新县城等战斗。在永新北乡阻敌战中，陈伯钧英勇战斗，身负重伤，后被送回井冈山治疗。

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出击，陈伯钧留在井冈山养伤，并协助红五军工作，1月下旬被国民党军搜出，带上脚镣手铐，押往吉安监狱，关了5个多月，后被党组织周密安排，营救出狱。尔后，由赣西特委分配到北路行委担任军事工作。

1930年1月，陈伯钧任红六军第一纵队参谋长。随后，率部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取水南，攻施家边，全歼唐云山旅。在施家边战斗中，陈伯钧再次负伤。同年7月红二十军成立，陈伯钧任参谋长。吉安战役中又一次负伤。毛泽东让他暂时兼任红军学校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11月，陈伯钧被任命为红三军主力第七师师长，随即率师投入反“围剿”斗争。参与指挥龙冈战斗，俘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及官兵9000余人。接著，又指挥第七师追击国民党军谭道源师，进行了东韶之战。

1931年4月，陈伯钧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的东固战役，俘国民党军师长公秉藩（后逃跑）及其全师官兵。同年6月21日，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陈伯钧率部参加莲塘、良村、黄陂战斗。三战三捷后，陈伯钧又率部与兄弟部队一道，在老营盘全歼“"围剿”军的一旅。随后在方石岭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

1932年3月，陈伯钧率部参加漳州之战。7月初，升任红十五军军长。随即率部直取南雄，在水口与兄弟部队一道将粤军击溃。接著，在宜黄全歼国民党军高树勋师。10月，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陈伯钧因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也被免去十五军军长的职务，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1933年1月8日，陈伯钧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到职后，便投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指挥了攻克南丰、黄陂等战斗。同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10月，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改为第十三师。陈伯钧调任十三师师长。

第五次反“围剿”后，陈伯钧指挥十三师先后进行了三都、德胜关、邱家隘、将军殿、烂泥坑、杨家渡、张坊、大除、新桥、新田等30余次战斗，与“围剿”军浴血战斗。

1934年10月18日，陈伯钧率红十三师从兴国曲利出发，参加长征。10月底指挥部队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11月1日冲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击溃沿途围追之敌，于12月初到达贵州的洪州。

1934年12月18日，陈伯钧调军团部接替刘伯承任参谋长。1935年1月，陈伯钧因腿伤在遵义打口治疗。手术3天后，随队行军到达桐梓。3月，陈伯钧抱病协助军团长率部掩护军委纵队四渡赤水，抢渡乌江、金沙江，多次打退敌人的追击。同年7月21日，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后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离开九军，后被分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张国焘被迫北上。陈伯钧带病到第四军任参谋长。随即进行部队整训和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同年7月4日调任红二方面第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到职后便率部北进与红一方面军共创西北抗日根据地。11月2日，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由陈伯钧协助刘伯承主办随营学校，训练干部。会后，陈伯钧等抽调大批干部组建了高级班、上级班和中级班3个学校。11月26日3校编成红军大学第二校。不久，陈伯钧率随校师生，赴曲子协同独立师阻击敌人。

1937年1月，陈伯钧奉命回到红六军团，贯彻前总关于整顿司令部、严肃军风纪、克服部队游击习气的指示。在此期间，陈伯钧出席了红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与王震主持召开红六军团党代表大会，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红六军团编为三五九旅，陈伯钧任旅长。9月3日部队主力开赴抗日前线。陈伯钧率七一八团暂留陕中，驻防洛川。同年10月，入中央党校学习4个月。

1938年6月，陈伯钧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训练部部长。同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抗大第一、第二分校。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1939年3月中央抗大二分校正式开学。9月29日，陈伯钧指挥分校和兄弟部队成功地阻击了日伪军的偷袭。尔后，率领干部、学员挺进敌后的河北陈庄、神南地区，在参与指挥反日伪军"扫荡"的同时，坚持办学。

1940年5月1日，陈伯钧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3日赴延安，后因“七大”推迟召开，被留总政治部。在此期间，陈伯钧撰写了《八路军简史》。同年10月11日陈伯钧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工作。次年11月7日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

1942年2月，由毛泽东亲自批准，陈伯钧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5月，党校学习尚未结束，陈伯钧奉命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1943年1月，陈伯钧离延安赴甘肃庆阳三八五旅任副旅长，协助王维舟（旅长）主持工作。1945年4月至6月参加了中共七大。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后，陈伯钧奉命调延安任联防军副参谋长。

1945年9月下旬，陈伯钧奉命率800名干部赴东北工作。11月下旬到达承德时，奉令将800名干部留在冀热辽军区。随后参加了遵化和保卫热河战役。

1946年1月19日，叶剑英电示陈伯钧到北平军调处工作。不久，陈伯钧被委派担任军调处热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同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陈伯钧奉命到东北前线。8月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

1947年5月，陈伯钧调任合江军区司令员。同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统一军队高级干部的作战指导思想，创办了上干大队，陈伯钧调任东北野战军上干大队大队长。

1948年5月，陈伯钧调到东北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工作。随后指挥所改为第一兵团司令部，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同年9月，回到长春前线，他根据中央军委发布的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一起，确定了东北战场的作战部署。参加指挥了辽沈战役。随后向关内进军，参加指挥了平津战役。接著，率部进军北平城下，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陈伯钧等负责改编了20万国民党守军。1949年2月3日，陈伯钧作为胜利者之一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目睹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仪式。

1949年初，陈伯钧奉命到天津主持警备工作。不久，奉命南下豫鄂，策应渡江战役。3月，陈伯钧率部南下至开封、许昌，并沿平汉路及其以东地区奔袭信阳、黄园、孝感、黄安等地，钳制白崇禧部，掩护刘邓大军安全渡江。

4月，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改称十二兵团，陈伯钧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5月16日，陈伯钧随兵团指挥机关从鸡公山出发到汉口。6月11日赴鄂城四十五军兼职。7月7日率部出击，一路经铁山、保安到金牛，过湘赣边境直插江西修水、铜鼓，进占萍乡，截断南（昌）、萍（乡）路之敌，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江西国民党军。9月下旬率四十五军向广西进军，一路作战歼敌，进行了解放战争史上有名的“衡宝战役”。后，又进军广西进行了广西战役。广西战役结束后，陈伯钧进驻贵县，负责在桂中及桂东南剿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伯钧调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2年2月陈伯钧受命到达长沙，指挥部队清剿湘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剿匪任务完成后，协助刘伯承组建军事学院。同年12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1953年任副教育长兼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1955年任副院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11月代理军事学院院长。

1957年10月，陈伯钧调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62年9月，叶剑英辞去院长职务后，中央军委任命陈伯钧为院长。

陈伯钧还担任过中央军委训练小组成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钧遭到林彪点名诬陷。1974年2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杨勇

中文名：

杨勇

别名：

杨世峻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

出生日期：

1912年10月28日

逝世日期：

1983年1月6日

职业：

军事家

信仰：

共产主义

党派：

中国共产党

杨勇（1913年10月28日—1983年1月6日）原名杨世峻，1912年10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小商人家庭。

编辑本段土地革命时期

杨勇从童年时代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

1926年00月，组织童子军并担任队长，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0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0万农军围击长沙的战斗。

1930年0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入伍后，在红五军随营学校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学习期间杨勇担任班长，并被选为党支部青年委员。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八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参加了攻占长沙等战斗。

1930年冬，部队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勇先后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一团一连副政委，红二师二团三连政委，红二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红二师第五团政治处主任、红二师政治部政务处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洵口作战中，获得了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杨勇率领十团与兄弟部队一道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渡过湘江后，红军部队转向贵州前进，杨勇又率部冲锋陷阵，英勇奋战，大战土城、娄山关、遵义、老鸦山，四渡赤水，不断歼灭敌人，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在红一、四方面军北上途中，杨勇坚持北上，机智勇敢地率领部队掩护中央领导机关迅速脱离险区，走出松潘草地，翻过岷山，胜利到达陕北。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组成陕甘支队，杨勇任第二纵队第十大队政委。

1935年11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6年01月，杨勇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

1936年05月，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又进行西征。

1936年10月，攻克甘肃会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随即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

1937年01月，杨勇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同年3月，率部由陕西三原开赴旬邑练兵。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0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随后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09月下旬，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在战斗中，杨勇负伤仍坚持指挥部队直至战斗取得胜利。

1937年11月，杨勇伤口尚未愈合，便带领部分干部到武乡等地扩军。

1938年01月，回到部队后任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

1938年02月，日军由太原大举南犯后，杨勇指挥部队在大宁公路一线连续进行了夜袭午城、伏击井沟、激战白儿里等战斗，粉碎了日军西渡黄河威逼西北的狂妄计划。

1938年11月，杨勇率部随第一一五师师部东进晋东南。

1939年春，杨勇率部在辽县（今左权县）抗击日军的“扫荡”，后到达山东鄄城，在樊坝战斗中，全歼伪军一个团，俘获团长刘玉胜以下官兵500余人，开辟了运河以西之郓城、鄄城地区。樊坝战斗后，杨勇率六八六团第三营和师直两个连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独立第一团，留在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07月，任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

1939年08月，日军进犯梁山，指挥部队歼灭进犯日军日军一个大队600余人，创造了在与敌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模范战例，受到八路军总部嘉奖。

1939年09月，担负统一领导鲁西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

1940年04月，杨勇兼任运西专署专员，直接领导郓城、鄄城、巨野等县的工作，使运西地区成为鲁西根据地的中心区。

1940年05月，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

1941年01月，指挥部队在郓城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再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光辉战例。

1941年春，杨勇赴延安，任军事高干队队长。

1941年后，在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期间，组织指挥军区主力和地方武装连续作战，拔除日伪据点，收复城镇，反击顽军，使运西、鲁西南、湖西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巩固、发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2年02月，高干队编入中央党校,参加延安整风，任党校一部支部书记。

1944年04月，到平原军区任副司令员。

1945年，杨勇指挥各分区部队协同作战，发起南乐、东平、阳谷等战斗，攻克了敌伪盘踞多年的县城。

1945年08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三路大军展开反攻，与宋任穷领导中路军连克延津、阳武、封邱后，与南路军形成包围开封之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杨勇提出不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城下的意见，与随后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是年8月20日，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先后从日寇手里收复了清丰、东平、阳谷、菏泽等县城。

编辑本段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公然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1945年杨勇率军区主力和第一纵队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

1945年11月，第一纵队奉命开赴东北后，冀鲁豫军区又组建第七纵队，任司令员。随即率部协同军区部队全力投入肃清根据地残余日伪据点的战斗。

1946年04月，杨勇率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等战役。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率部与兄弟部队并肩战斗，七战鲁西南，歼敌15万，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线的计划。

1947年03月16日，第七纵队与从晋察冀热辽区归建的第一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

1947年07月，参加了豫北战役后，率第一纵队强渡黄河天险并组织指挥了郓城战役，仅用一夜时间全歼守敌国民党军1万余人，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为发起鲁西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军区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在六营集作战中，采用“围三阙一”战术，歼敌两个整编师， 创造了平原运动战的范例。

1947年08月，晋冀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杨勇指挥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 其后，转战江淮，逐鹿中原，屡建战功。

1947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一架。

1948年，杨勇率部先后参加了宛东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1949年02月，杨勇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

1949年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

1949年09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

编辑本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底到达邵阳。

1949年11月初，挥师贵州，15日五兵团攻占贵阳。

1949年12月26日，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1950年01月，杨勇就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

1950年底，杨勇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兼高级系主任。

1951年04月，调任总参谋部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

1951年10月，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3年04月，杨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职务。在金城反击战中，给予美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杨勇在朝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1959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1972年5月杨勇重新工作。

1972年05月，杨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3年06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3年0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5年08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7年0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7年09月，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常务委员。

1978年02月，被选为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杨勇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1980年01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

1980年08月，任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第二书记。

1982年09月，在中共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和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陈锡联

陈锡联，军事家。汉族。（1915年1月－1999年6月10日），原名陈锡廉，字廉甫，湖北红安人。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文名：

陈锡联

外文名：

ChenXiLian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北黄安

出生日期：

1915.1.4

逝世日期：

1999.6.10

职业：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主要成就：

1988年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锡联(1915-1999)，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四第十师三十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十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2]

人物生平

陈锡联（1915.1.4－1999.6.10），字普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5年1月4日生与湖北黄安（今红安高桥陡山彭家村。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副师长、师政治委员、师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参加了长征。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被指战员们誉为“小钢炮”，李先念同志赞誉他“打仗数第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1937年10月率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取得129师抗日的首战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八路军总部嘉奖。后率部参加神头岭、响堂铺等战役战斗。在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下颌被子弹贯穿昏迷苏醒后，仍坚持指挥，直至战斗胜利。1938年4月起任第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率部粉碎了日军晋中地区“六路围攻”，进行了邯长、白晋、武沙等战役。在百团大战中，率部扼守狮垴山，冒着敌机轰炸和毒气袭击，与敌血战数日，截断了正太铁路日军交通。后率部参加邢沙永战役和平汉路破袭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他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积极对敌作战，扩大人民武装，坚持太行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5万余名日伪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他在内外线灵活指挥作战，毙伤敌千余名，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1943年3月任太行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指挥了蟠武战役。1943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抗日战争期间，陈锡联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后为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3兵团司令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和川东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9年6月10日病逝于北京。

人物年表

土地革命时期

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30团政治处通讯班班长、团通讯连指导员。

1933年任红30军88师263团营教导员、团政委。

1934年任红4军11师副师长、师政委，并参加了长征。

1935年后，历任红4军10师政委、师长，红4军11师政委，红4军10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任八路军第129师769团长。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同年10月19日，在他的率领下，指挥769团袭击了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24架作战飞机，歼敌160余人。阳明堡机场作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忻口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后，我军取得的又一重大军事胜利。陈锡联也参加了百团大战。

1938年4月任385旅副旅长。6月任旅长。

1943年3月任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8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6月任129师太行纵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

1949年2月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副书记，兼川东军区司令员。

1949年10月兼西南局委员。

陈锡联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进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成都战役等。

新中国建立初期

1949年12月兼重庆市第一书记(至1950年9月)、市长(至1951年1月)。川东军区司令员。1950年1－9月兼重庆市政协主席。

1950年6月－1953年3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临时党委书记、党委书记。

1954年11月兼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1955年－1957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十年探索时期

1957年兼任解放军炮兵学院院长。

1959年10月－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第一书记。

1960年10月－1967年8月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8年5月－1973年12月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3月－1971年1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1年1月－1973年12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1969年4月－1975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3年12月－1980年1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5年1月－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2月－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大代表，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一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免)，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改革开放后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陈锡联是中共七大至十四大代表、十五大特邀代表，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99年6月10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历史评价

大革命时期，他是家乡“首任”儿童团长。参加了游击队，是游击队员中年龄最小的。改编为红军后，他第一个被提拔当了班长，又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他曾经说过，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担任过“排长”。因为作战勇敢、 且打仗聪明，领导很早就发现并着意培养这棵“苗子”，从班长直接提拔为连指导员，接着又升为营政委、团政委。有人认为陈锡联进步太快，找领导提意见。领导说：昨天晚上，陈锡联带着三个通讯队去攻打敌人一个前哨连。这个前哨连驻守在山上，下面是班、排，最上面才是连部。按常规的打法，应当是从下往上攻，这样 打下来算胜利，打不下来就撤回来。但陈锡联不这样干。他带着人深更半夜悄悄地攀上山顶，先干掉敌人的连部，然后从山上往下打，也就是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很快就消灭了无头的敌人的班、排。战斗结束天还没亮。陈锡联所部没有伤亡一人，却活捉了一百多个敌人。这样漂亮的打法，你能想得出来？“小钢炮”（陈锡联 的绰号）就是有一套，这样的干部就是要培养提拔。后来不久，陈锡联担任了师政委、师长，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师级指挥员。

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锡联任129师769团团长，他率部打响了129师抗战第一枪，首战即奇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开创了我军步兵打飞机的先例。一位英国记者称这是 “神奇的战斗”。这一战例已作为我军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优秀范例载入军史，至今仍为人们所研究、学习。

解放之初，陈锡联作为第三兵团司令员出任新中国第一任重庆市长，尽管只干了十个月，但他在向政务院汇报工作时，令听取汇报的民主人士惊叹不已，史良说：真没想到你这个领兵打仗的，管城市管得也这样好。他是我军第一任炮兵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年仅40岁的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构成了陈锡联的传奇人生。

1939年11月，新华日报（华北版）特派记者采访时任385旅旅长的陈锡联，面对这位仍有些稚气但已是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抗战名 将，记者由衷地感叹：“钢铁往往代表着健壮而坚定。二十五岁的陈锡联将军不只有着一付膂力过人的体格，而且有着一颗惊人的坚定果决的心。在战场上，一任战争的波涛掀天覆地地滚来，他岩石般的雄姿，屹然不动……一个钢铁的人！”

时势造英雄。陈锡联上将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和国的一代名将。

轶事典故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领3纵队(附9纵队一个旅)受领攻克宿县的任务。他亲率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作出周密部署，研究攻坚战法，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2000余人。后来一些军史专家称赞，这一仗在淮海战役中是画龙点睛之笔。陈锡联刻苦学习是有名的。他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利用一切机会向领导和同志们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他总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

1939年，《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到部队采访陈锡联，时常看到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凝神地伏在桌前，读书学习。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光荣滋发。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一个。"陈锡联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每次战役战斗前，他都尽一切可能，亲自勘察地形，了解敌情，与一级指挥员研究作战部署甚至战术动作。战斗之后，他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都要带领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打胜仗多的部队，容易产生经验主义，在新的环境、对象条件下搬用过去成功的战法，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陈锡联及时抓住类似教训组织指挥员进行分析，启发大家注意掌握不同敌人的不同特点，同一敌人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特点，从而使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得到不断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他以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为指导，创造和总结出不少成功的经验。他的作战实践，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贡献。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陈锡联胸怀宽广，不仅能打仗，还特别能团结人。作为一代功勋卓著的战将，陈锡联同志从不居功自傲，视名利如淡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刘伯承、徐向前称他为四方面军最优秀的干部。但他却从来不愿宣扬自己，前几年，不少单位请他写回忆文章，介绍个人的历史功绩，都被他婉言谢绝。

1982年4月，二儿子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当儿子生前所在部队领导来看望他时，他忍住悲痛反过来安慰部队同志说："你们不要太难过，战争年代有牺牲，和平年代也会有牺牲的。"在场的人无不为他这种革命家的风范所感动。[3]

革命生涯中的许多第一

“首任”儿童团长

大革命时期，他是家乡“首任”儿童团长。参加了游击队，是游击队员中年龄最小的。改编为红军后，他第一个被提拔当了班长，又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作战勇敢、且打仗聪明，领导很早就发现并着意培养这棵“苗子”，从班长直接提拔为连指导员，接着又升为营政委、团政委。

陈锡联带着三个通讯队去攻打敌人一个前哨连。这个前哨连驻守在山上，下面是班、排，最上面才是连部。按常规的打法，应当是从下往上攻，这样打下来算胜利，打不下来就撤回来。但陈锡联不这样干。他带着人深更半夜悄悄地攀上山顶，先干掉敌人的连部，然后从山上往下打，也就是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很快就消灭了无头的敌人的班、排。战斗结束天还没亮。陈锡联所部没有伤亡一人，却活捉了一百多个敌人。这样漂亮的打法，你能想得出来？“小钢炮”（陈锡联的绰号）就是有一套，这样的干部就是要培养提拔。后来不久，陈锡联担任了师政委、师长，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师级指挥员。

陈锡联上将把毛泽东题词送给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打响了129师抗战第一枪

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锡联任129师769团团长，他率部打响了129师抗战第一枪，首战即奇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开创了八路军步兵打飞机的先例。

解放之初，陈锡联作为第三兵团司令员出任新中国第一任重庆市长，尽管只干了十个月，但他在向政务院汇报工作时，令听取汇报的民主人士惊叹不已，史良说：真没想到你这个领兵打仗的，管城市管得也这样好。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炮兵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年仅40岁的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最年轻的上将之一,这一系列“第一”、“之最”，构成了陈锡联的传奇人生。

  
陈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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