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翻译：张志强 潘文年 鄯毅 郝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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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8年2月3日，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人约翰·谷腾堡逝世。五百多年后，《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出版）一书对西方印刷技术取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
这本书通过详细的文史资料，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书中明确梳理出中国人有选择地采纳西方印刷技术并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样地，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之所以能在晚清民国年间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商业制度与行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
以下内容为该书选摘。
沈知方和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21—1937）
1917 年，中华书局发现自己的危机不仅来自外部，而且还有内部的管理不善。如上文提到，副局长沈知方的扩张计划和不合时宜的纸张订购都从内部削弱了公司。沈知方是何人？这个出版界的“饭桶”引发的惨重损失，严重地危及中华书局的独立地位。根据他一位同事的说法，沈知方是上海出版界的一位怪杰。 他独特的才能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尽管那时出版商一般涉足多个机构，可沈知方远远超出了常态，一生中开办了近10 家出版公司。
沈知方开办的这些公司仅有一家——世界书局——对上海和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沈知方任职世界书局期间，他对把福州路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象征和书籍商业中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他为出版业增添了纯粹商业的投机成分。他的狡黠使福州路文化街与以前的文化氛围不同，并且将福州路置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
同很多文化街头面人物一样，沈知方也来自浙江。他出生在绍兴仓桥街。与王云五和陆费逵不同，沈知方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通过服务社会来修齐治平的想法。实际上，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把书籍看作商品。1897 年，沈知方辍学到奎照楼书坊做学徒。 一年以后，他到余姚的一家书店当徒工。 又过了一年，17 岁的沈知方来到上海会文堂书局（那时可能在河南中路）任职员 ，从而开始了他与上海出版界的联系。沈知方不时跳槽，这可能预示着他日后职业生涯的迂回曲折。他的经历不仅让我们看到他为取得成功而作的努力，也从侧面展示出当时竞争激烈的社会氛围。
沈知方商业上的机敏得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的赏识，后者素以知人善任闻名。1900 年，夏瑞芳聘用沈知方为“跑街” ，这在高度商业化和都市化的上海是一种最底层的工作。 一年之后，沈知方离开商务印书馆，改入一家广东人新开的乐群书局。在图书零售业干了四年之后，沈知方开始考虑进入上游领域，从事编辑与出版。乐群书局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机遇。作为一名编辑，他以乐群书局的名义盗版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不到一年，商务印书馆就起诉乐群书局侵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乐群书局败诉之后，夏瑞芳又将沈知方请回商务印书馆做原来的工作。
重回商务印书馆之后，沈知方不久就不再做“跑街”，而被升职为月薪200元的夏瑞芳私人顾问。任职期满后，沈知方又续约5 年。显然，合同的约定无法控制沈知方在工作时间外做别的事情。不久，沈知方开始参与建立国学扶轮社。 国学扶轮社从1910 年开始出版反清的国学书籍。
王均卿加入国学扶轮社任兼职编辑。由于公共租界对中国出版商的保护以及清廷对书刊控制力的减弱，沈知方和王均卿出版了许多禁书，特别是出版了数十种被禁的文集，涉及的作者有明末清初的钱谦益（1582—1664） 、受“哭庙”案牵连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1610—1661） 、士大夫官员方苞（1668—1749） 、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1792—1841） ，以及立宪派的康有为、梁启超。
后来，国学扶轮社被商务印书馆收购 ，沈知方又开始了新的事业，他与陈立炎联合创立了位于麦家圈的古书流通处。 陈立炎当经理，沈知方由于在做“跑街”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关系而负责采购。在此期间，沈知方设法收购了宁波藏书楼宝经楼。他从中获得了一些珍本，甚至是禁书，并以此为底本进行校对、印刷并出售，由此获得了革命者和知识界的赞许。
然后，沈知方在福州路文明书局的原址建立了进步书局。合伙人是他的侄子沈骏声。 在沈知方的领导下，进步书局印刷了一百多部明清笔记和小说，其中很多因为清朝的屡次文字狱而变得异常珍贵。部分是反清思想情绪的缘故，这些书卖得很好。沈知方总是能在不断创新中开拓市场，他又成立了中华舆地学社。由于新式中小学开设地理课程，于是沈知方和合伙人以中华舆地学社的名义出版世界以及中国各省地图，作为地理课的补充读物。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夏瑞芳已经察觉到了新的商机，他询问沈知方：“革命会成功吗？教科书是否要适应形势，改革一下？” 沈知方假装不知，认为没有必要改动教科书。他告诉夏瑞芳革命将会失败。那时沈知方本人已经开始秘密地在陆费逵家参与编写中华版教科书。
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出版商和各行各业的商人带来了新商机，沈知方和陆费逵的新公司已经作好了偷袭商务印书馆、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准备。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副局长沈知方负责销售。第一年，中华书局就买下了文明书局，将这个晚清时成立的出版公司变成了包天笑所说的“（中华书局的）附庸” 。沈知方被指派负责文明书局，也领导包天笑，那时包天笑任文明书局文学季刊《小说大观》的主编。
在沈知方和包天笑共事的三年 中，包天笑有足够的机会观察沈知方的品性。包天笑觉得沈知方最突出的特点是他具有“他们商业上所称的‘生意眼’” 。这是包天笑通过与沈知方讨论文学季刊名称时所得出的结论。包天笑觉得“小说大观”这个名称过于低俗，肯定会引起人们的讥讽 ，而沈知方却极力坚持这个名字。包天笑觉得沈知方类似于汉代的“韩信将兵”，要领导其他出版社，颇具大将风度。沈知方的理由是：“我们一出版就要造成轰动。一旦决定以后，我就要预先登广告，如果用‘小说大观’这个名字，我在推销上大有把握，若用别的名字，我就不敢说了。” 包天笑感觉自己陷入了沈知方和杂志市场的圈套。最后，在杂志的名称上，包天笑只能同意沈知方的意见 ，但在封面风格上他拒绝妥协。包天笑坚持要请书法家题写文雅的刊名，沈知方思量许久，同意不在封面上使用老套的美人图。
尽管包天笑对沈知方让《小说大观》品位降低而感到沮丧，但他承认沈知方和中华书局对出版物的营销十分成功。“沈知方已经解决了销售问题。”包天笑写道，这要归功于中华书局遍布全国的销售系统。 中华书局的地方分局保证《小说大观》每期发行至少4000—5000 本。 根据包天笑的回忆，在20 世纪10年代中期，沈知方已经展现出具有创造力的销售能力以及高超的约稿本领。尽管包天笑的温和与节制或多或少影响了沈知方，但后者仍然在销售上耍尽花招并且获得了大量利润。沈知方的这一作风也逐渐地改变了上海出版界温文尔雅的风格，使之日益世俗化。
1917 年，如上文所说，沈知方被迫离开上海以躲避一家外国公司对他的起诉。不过根据朱联保（1904—1988，1921 年进入世界书局高级管理层直到1950 年）的说法，沈知方被迫离开上海是因为轻率地参与了生产龙虎牌人丹的计划。朱联保引用了沈知方弟弟沈仲方的说法，沈知方伙同黄楚九一同创建中华制药公司。
除了获得药品专利之外，沈知方和黄楚九还准备生产火柴。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美国茂生洋行进口火药（制造火柴的必需原料）使他们卷入军火纷争，并吃了官司。因此，沈知方于1917 年离开中华书局逃往苏州。到苏州之后，沈知方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自己的讣告，宣称自己因病身亡，希望以此摆脱官司。
刚到苏州，沈知方就立即振作起来，他雇用了编辑准备稿件，不久之后潜回上海，租赁了福州路上靠近宝山路的房间以及福州路上其昌旅社作为新的办公场所 。因为没钱租店面，他把稿件卖给侄子沈骏声，那时沈骏声已经创办了大东书局，并任董事。
这一时期，沈知方以广文书局的名义出版内容文雅的图书，涉及低级趣味的图书则以中国第一书局或世界书局的名义出版。这三家公司中，读者最喜欢世界书局。随着世界书局出版物市场的增长，沈知方意识到“世界”一词比他前雇主中华书局的名称更具包容性。他梦想拥有一个在规模上和公司名称一致的市场。世界书局的商标是一个地球图案。
1917 年至1920 年间，沈知方独资的世界书局出版了200 多种图书 ，很显然，唯一的困难就是缺少资金。1921 年，如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其他上海出版商曾经做过的那样，沈知方改组世界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 沈知方认识到，他需要争取更多的资金来源，世界书局共筹资2.5 万元（银圆） ，这在那时的上海并不算多。因此，在接下来的13 年中，沈知方几乎一直不断地开拓市场，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从1921 年到1934 年，沈知方持有世界书局最多的股份。 1921 年7 月 日，世界书局位于福州路和山东路拐角处一条里弄里的门市部开业。由于这幢建筑被漆成红色，所以被称作“红房子”。 直到1925 年，世界书局的门市部一直设在这里。为了促销，世界书局向顾客分发廉价赠品。 沈知方任总经理，下设完整的部门（营业部、零售经理、门市经理、信托部、批发部和函购部 ）。世界书局在闸北区有两个印刷所。 除了销售自己的出版物之外，像大东书局过去代理发行沈知方的出版物一样，世界书局还为一些小型出版商代销图书。20 世纪20 年代，这种小型出版商遍布上海图书市场。
从1921 年到1923 年，沈知方通过出版各类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文学作品赚了大钱。 实际上，世界书局正是因为这些出版物而出名，尤其是他们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加以编辑、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硬面洋装，廉价发售。 上海小市民喜欢的长篇小说有张恨水（生于1895 年）的作品和程小青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世界书局也出版了一些当时名人的传记和古代名人逸事，相关人物有革命家孙中山、军阀冯玉祥（1882—1948，他本人不久也成了世界书局的忠实读者）和京剧演员谭鑫培（1847—1917）。为了与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和其他出版商的期刊竞争，世界书局也出版了五种面向小市民的杂志。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1925 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根据16 世纪著名小说《西游记》而创作的“连环画书”，创立了图书出版的漫画风格。
以上海为基础，世界书局在其他城市也得到稳步发展，这提高了其在北方和内地的销量。在世界书局最初两年里，员工人数增加到100 多人。 许多雇员在闸北区虬江路和宝山路口的新编辑所和印刷所工作，那里由张云石和王春葆负责。在广州、北京、汉口、奉天，世界书局都设有分局。
如同夏瑞芳慧眼识才一样，沈知方慧眼识市场。 他知道对于出版业来说，编辑和员工是关键。当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无法忍受王云五的领导风格而离开时，世界书局向他们打开了大门，沈知方还从其他两大竞争对手中华书局和大东书局聘请了很多编辑。 总的来说，沈知方喜欢在书局里没有亲属关系的雇员，一旦雇用，他就对他们完全信任。虽然沈知方对外人十分傲慢，但据朱联保说，沈知方对世界书局的编辑和作者一直很客气。
1923 年，世界书局的杂书、杂志和实验教材销售得都十分好，沈知方大胆决定进入教科书市场。新文化运动中的国语运动激起了社会改革的巨大力量。新文学运动开始后，当时主要的出版商便开始向白话文改革的呼吁者寻求市场。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从创立之初就在教科书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了稳定的市场份额，而沈知方直到此时才想分一杯羹。1923 年已经不同于1904 年或1912 年，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控制了教科书市场。沈知方如果要出版教科书就必须应对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复杂的政治格局，以及来自两大巨头的竞争。
那时，北洋军阀控制着中央政府，所有教科书都必须经过北洋政府教育部审批。 为了加速世界书局教科书的审查，沈知方借鉴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做法，他聘请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1883—1942） 和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黎锦熙为教科书审定人，希望借此让教育部认可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同时沈知方还向教育部官员行贿。
世界书局第一套小学教科书 出版于1924 年。在沈知方的领导下，编辑范云天和张云石编纂了这些教科书。但不久世界书局就调整了教科书出版方案，他们不再出版传统意义上的教科书，而是面向特殊市场策划特定的教科书。实际上，世界书局是上海第一家为乡村学生编写教科书的出版商。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分别针对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书籍分为A（农村和小城镇）、B（中小城市）、C（大中城市）三个系列。每个系列的编排不同。世界书局聘请知名的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杜威的学生陶行知（1891—1946）为产业工人和农民编写两套实验教科书。 这些书在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和安徽销量很大。世界书局同时也为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的阶层出版了一些书籍，如为农闲时的农民编写的图书。 在河北，冯玉祥就采用了世界书局的一套实验教科书教育士兵。
了解和满足特殊市场需要是世界书局超越其他出版商的秘诀。这是从1904年开始的、时断时续的教科书大战的最后一章。世界书局被王云五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和陆费逵的中华书局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作为回应，他们联手对付共同敌人。
两方间的摊牌始于贿赂。沈知方之前的合伙人陆费逵，到“红房子”用10万元（银圆）引诱沈知方放弃教科书市场。 沈知方“一口回绝”。 接着，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合资创办了一个新出版社——国民书局 ，这家书局位于河南路，也就是现在的绍东路 。1925 年，两大出版商通过建立这家傀儡公司 ，希望将世界书局赶出小学教科书市场。新教科书通过“低价销售”和“免费赠送”的方式倾销。
沈知方和世界书局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他们与全国各地的书商合作，在原有地方分局签订的合同之外，又与各地书商签订了大量合同。而且，世界书局还用新的方法吸引顾客，甚至是不择手段。各地分局经理贿赂女教师的礼物有高跟鞋、丝袜、旗袍衣料和其他物品。他们还经常请男教师吃喝赌博。 不久，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就覆盖了全国。
此外，沈知方还向分局经理面授机宜，制定了三条策略： 第一，杂书仍是世界书局的主要经营范围，教科书只求打开局面，不求赚钱；第二，多与偏僻的乡镇和农村打交道，避开大城市，直接与学校接触，不降价销售教科书，以送回扣为主；第三，用力与中华书局争夺，而对商务印书馆要让三分。
为了同世界书局竞争，国民书局花费了大量金钱收买世界书局的代理商。这一策略暂时取得成功。但当那些代理商取消了与世界书局的合同之后，沈知方又以许多虚假公司的名义与他们重新订立合同。这样一来，世界书局保住了自己的发行网络，而国民书局则浪费了大量资金。
总的来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希望在纸价和工资这两项上拖垮世界书局。对于出版商而言，这两项开支最大。他们猜测到沈知方资金有限，这是对的。但他们低估了沈知方的老谋深算，到此时，沈知方至少已经东山再起过一次，他用游击战的形式对付两个强敌。
世界书局还得到了董事魏炳荣（他将自己的印刷厂与世界书局合并 ）的帮助。印刷厂的合并提升了世界书局的实力，既扩充了财力又增强了印刷能力。同时，沈知方从日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纸张，增加了周转资金。他还说服自己的印刷工人同意拖欠工资。
国民书局的二流教科书削弱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联盟。归根结底，这两家大公司都不愿投入时间和资源再去开创一个新的教科书生产线，尤其他们各自还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以求击败对方。国民书局的教科书从一开始就过时了，教育界的反应也很冷淡。最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自己的教科书都与国民书局相竞争，他们各自的代理商也不愿销售国民书局的教科书。1927 年，国民书局倒闭，教科书大战由此结束。从那时开始，世界书局正式跻身上海出版界三强。
尽管这场耗时长、规模大的教科书竞争让三家公司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对社会至少有一点好处。无论是降价、打折还是赠送，三家出版商的国语教科书都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朱联保在1931 年一篇关于国语运动的文章中说：“1925 年世界书局发行国语教科书，意外地卷起了一个推销汉语用书的大波澜，当时三家书局互相竞争，只求把国语书销出去，蚀本奉送还不算，有时奉送了还有倒贴。结果三家公司因此亏耗百余万元，而促进国语教育底力量，事实上比无论那项国语运动都浩大。”
1928 年以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通过人事安排同政府维持关系。1926 年，沈知方缺乏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声望，于是，他开始了新的投机活动，出版了那些上海主要出版商不敢出版的广东国民政府的宣传品。 世界书局广州分局负责搜集宣传小册子 ，在1926 年北伐之前寄到上海印刷出版。这些小册子后来销售到长江流域各省欢迎蒋介石北伐军的民众手中。 据朱联保的观点，沈知方之所以敢于出版革命宣传册，一是出于他的投机本性，二是他认为世界书局在公共租界相对安全。 与陆费逵在1911 年到1912 年不同，沈知方的举动背后并没有政治倾向。
沈知方的政治出版活动一直持续到1927 年4 月国民党清党运动之后。最后一批抵抗帮派分子和国民党军队的工人纠察队将商务印书馆的宝山路印刷厂作为堡垒。为此，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赔偿国民党经济损失。陆费逵出走日本，避开了战乱，回来之后就带领中华书局投入了国民政府的怀抱，并将一大批政府官员拉入了董事会。
与那些衣冠楚楚的竞争对手不同，沈知方和世界书局帮助了那些在白色恐怖下的流亡者，秘密地雇用了他们。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中共党员茅盾和杨贤江流亡到日本，靠译书为生。由于无法返回上海或在上海公开工作，茅盾和杨贤江联系到世界书局，书局为他们提供稿酬，并且让朱联保负责把薪资寄往日本。
国民党人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世界书局和它的竞争者一样，不得不编辑反映新政治秩序的教科书。初期，世界书局聘请知名的国民党人于右任接替胡仁源做教科书编辑。 中小学教科书都被重新修订。世界书局继续出版受到读者欢迎的丛书、画册和司法类图书，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新的投资，购入了西伯利亚印书馆（这是世界书局第一次聘用非中国工人）和广智书局（曾出版吴沃尧小说的老出版社）。
为了扩充经营资本，从1925 年起，沈知方派出代表到南洋华人社团吸引投资，由于发行部主任刘廷枚和海外华人、厦门新民书店老板白嘉祥的帮忙，沈知方引起了著名的新加坡橡胶大王陈嘉庚（1874—1961）的注意。
陈嘉庚和沈知方看起来是一对完美的搭档。陈嘉庚需要找一个中国合伙人在国内销售自己的橡胶制品，沈知方需要一个南洋书籍代理商。陈嘉庚也认为在南洋销售沈知方的书籍可以激发海外华人的爱国心。 合同详细规定彼此成为对方的代理商。 为了加强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1928 年陈嘉庚成为世界书局的董事。然而，最后由于沈知方无力支付股息或是无法返还陈嘉庚最初的4 万元投资，两家公司最后决裂。
由于不断地扩张和添购机器，世界书局经济上很是窘迫，沈知方于是多方筹措资金。20 世纪20 年代后期，世界书局的经营资本迅速扩充，这是因为来自金融业、报业和政府的投资者开始注意到出版业的前景。与王云五、陆费逵一样，沈知方很高兴能与政府官员交往。世界书局不久便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其中有著名的实业家、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1885—1958）。
沈知方也通过非常规手段筹集资金。为了公司利益，他把雇员的内部储蓄基金改为金融证券。通过吸收读者的投资，沈知方扩展内部储蓄基金，在短期内筹集了180 万元。靠这些钱，他成立了世界商业储蓄银行 和一家教育用品制造公司。他甚至开始购买福州路怀远里的房产（也就是世界书局成立的地方），并改名为世界里。沈知方还计划将书局原有的建筑拆掉，重建大厦。
随着资金的增加，沈知方购买了更多的印刷机，更先进的影写版印刷机和照相制版设备；还新建了印刷厂，购买了更多书稿，增添了在版目录。他将“红房子”抵押，从女子商业银行贷款10 万元，扩大了福州路上的门市部。
然而，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使世界书局的扩张受挫。大萧条在20 世纪30 年代初期影响到了上海，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沈知方希望以“红房子”和他在上海其他的资产抵押更多贷款，但房地产和教科书出版业的不确定性使他压力越来越大。沈知方的一部分房产被金城银行扣押，当他无法清偿贷款时，金城银行获得了这些房屋的产权。这导致沈知方更加缺乏周转资金。面对这些困难，他只有延期偿还债务。
与此同时，世界书局新的总管理处经理陆高谊 求助于金城银行的董事吴蕴斋 。吴蕴斋与银行家钱永铭商量，钱永铭又去找张公权。他们一起到国民党元老李石曾那里，吴蕴斋、钱永铭、张公权说服李石曾给世界书局投资50 万元。 作为回报，李石曾成为世界书局董事和监察人。
1934 年以后，李石曾的资本最多，因此控制了世界书局，并任命陆高谊为总经理。 由于是他的资金救活了世界书局，李石曾和钱永铭、吴蕴斋要求沈知方让出总经理的位置。于是，陆高谊接替了沈知方。为整个公司考虑，沈知方别无选择只能屈服，改任监理。如同15 年前的陆费逵，沈知方这位出版界的“怪杰”最终向官僚资本低头。从1921 年到1937 年，世界书局大约出书3715 种。
即便不再掌管世界书局，沈知方仍然在福州路上班。他和大东书局——沈知方的侄子经营的另一家出版与零售公司——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在被迫退休之后，沈知方又开办了启明书局，他的儿子沈志明任经理，经营范围很小，出版了几百种书籍，包括通俗文学和书法字帖。
沈知方在家中收藏并整理古书、字画。 同帝制时期的藏书家一样，他为访客编纂了自己的收藏目录。与传统藏书家不同，沈知方将自己收藏的书画都一一拍照。1939 年7 月28 日，沈知方由于积年累月的胃病引发的重症去世，享年58 岁。世界书局是沈知方自20 世纪初起建立的10 多家图书公司中最成功的一个，当时已经在全国各地拥有30 多个销售分局，并在苏州和杭州设有编辑分所 ，在赣州、长沙、邵阳、重庆设有出版分所 。世界书局由于始终缺乏与竞争对手相当的技术与资金，所以一直扬长避短，专门雇用被商务印书馆抛弃的编辑，并创造性地开拓那些被大公司忽视的市场。即使是中华书局这样以“共和”为由而建立的公司，在1926 年也不敢印刷国民党宣传册，但沈知方利用公共租界的安全性，乐于冒险，这一点正是当年夏瑞芳所赏识的。沈知方展现出了19 世纪80 年代上海的中国印刷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上进和冒险精神，与其他小型出版商一起，他把文化街的冒险精神一直维持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