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篇”的《要自由》出自易中天之手 自由出自

“韩三篇”的《要自由》出自易中天之手 自由出自

我最近经过多方面的分析取证而得出结论:“韩三篇”中的《要自由》应该是出自易中天之手。具体过程可能是,初稿为韩氏其中一人起草,经过易中天的“深加工”而发布出来,其中补进不少易中天自己的思想主张。下面是我结论的主要证据。

第一、“韩三篇”不是一人所写。《谈革命》和《说民主》采用的是一问一答方式,《要自由》则是一般的议论文格式。如果同一个人写同一话题的系列文章,一般会采用同一文章格式。其他证据,我已有多篇博文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要自由》与易中天吹捧“韩三篇”的《韩寒的新衣》发表在用一日,时间相差只有6个小时。实际情况可能是,易中天先“完成”了《要自由》,紧接着的这6个小时就是写《韩寒的新衣》。《谈革命》和《说民主》是在2011年12月23、24紧挨着的两天发表出来,而《要自由》则隔了2天后才贴出来。这两天就是易中天捉刀代笔《要自由》的时间。

第三、易中天的《韩寒的新衣》只提到了“韩三篇”的前面两篇文章,请看易文的开头一段中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最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是易中天只见过“韩二篇”;二是《要自由》是易中天自己写的,下意识中不好意思再“肉麻”自己的作品,这说明易中天身上保留有学者的自尊。

第四、《谈革命》和《说民主》的作者把自己归入“文人”一类,然而到了《要自由》的作者则把自己说成是“文化人”。这里有个背景知识,易中天很反感“文人”,而贬斥“文人”,请看易中天《文化人的分野》中的有关论述:

文人的气质,则总体上是阴柔的。因为文人的前身,高级一点的,是皇帝的词臣;低级一点的,则不过弄臣。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也就多少都有点“臣妾心理”。故文人多柔媚。或者说,帮闲,则柔;帮腔,则媚;帮凶,则阴。文人为强权帮凶,从来就不会明火执仗,一般都是上眼药,传闲话,蜚短流长,添油加醋,多为后宫嫔妃争宠那一套。

因此,文人之气,是酸气。酸,是文人特有的味道,别人没有的。为什么酸?献媚邀宠,争风吃醋,患得患失。文人最想的,是名扬天下;最怕的,是失宠落单。如果垂涎三尺,那葡萄又吃不上,或别人吃得更多,必定酸溜溜。

《谈革命》和《说民主》的作者把自己称呼为“文人”的例子:

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

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要自由》的作者则改称自己为“文化人”的例子: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

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这也说明“韩三篇”不可能是用一个作者。因为一个作者不大可能前面两篇把自己叫成“文人”,后面无缘无故改成了“文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易中天特别反感“文人”这个词,所以经过他“深加工”的文章自然就把“文人”改成了“文化人”。

第五、“韩三篇”出笼以后,有两个人最为热情,他们是易中天和路金波。这两位几乎没有时间差,分别发表了大肆吹嘘的文章。原因很明确,两个人都“陷进去”太深。我已经发表多篇博文论证了《谈革命》和《说明主》是出自路金波之手,当时我就怀疑《要自由》应出自另一个作者。现在水落石出,这个“作者”就是易中天本人。现在大家可以看清楚了这台戏的每一个角色。

第六、《要自由》中的不少表述是易中天风格的。我读过易中天10本以上的书,熟知他的语言特点,喜欢用短句,善于用对比,概括性很高。请了解易中天文风的人读一下《要自由》这几句话,看是不是有易中天的“风韵”: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

第七、易中天具有写《要自由》的思想和动机。易中天不仅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作家,他深感不自由,经常发类似的言论。他自己名气很大,当然可以自己写文章发表出来,但是借用“意见领袖”的名义发表出来效果会更好,因为韩寒的人气更大,而且以韩寒的名义发表出来也可以规避风险。易中天在厦门大学还组织过这一专题的系列讲座。

第八、这就可以理解一个奇怪现象,在“韩寒代笔门”事发之后,易中天这个当今中国少有的“明白人”、“精明人”,会糊涂到这步田地,罔顾事实,发表多篇博文袒护韩寒,而且还利用自己在南方报系的影响力,让他们多次发表支持韩寒的文章。易中天这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是自己陷进去太深了。

第九、《要自由》也不大可能完全由易中天一手操办。因为该文中“的、地、得”完全混淆,而且并列项只用逗号不用顿号,易中天的语文功底非常高,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可能是韩氏中的某一个起草,易中天“深加工”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所以没有改正。

现在,萦绕在中国千百万人心目中的一个“疑团”终于揭开了:当今中国最有文化的易中天要为最没文化的韩寒竭力袒护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附韩寒的博文《要自由》和易中天的《韩寒的新衣》

要自由 韩寒

(2011-12-26 05: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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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9f.html)- 要自由_韩寒_新浪博客

韩寒的新衣易中天

(2011-12-26 11: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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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没想到韩寒这么“不厚道”。大过年的,说人家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他说的还不是皇帝。这就难免让某些先生不快,也必定让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没看懂而窃喜的,就不说了。被误伤,则因为概念不明确。这怪不得韩寒,因为大家都不明确。比如把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文化人,统称为“文人”,就其实不对。这一坨人,实际差别大了去,应细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等。但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因此,文人是一定要走台的。走台,就得着装,而且得是时装。至于面料款式,则因时因人而异。想讨好卖乖,就唱“吾皇万岁”;想浑水摸鱼,就喊“造反有理”。昨天刚闹过革命,今天就可以劝进;力倡科学民主的,摇身一变就是“国学大师”。总之,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反正对于他们,“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过一种姿态,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韩寒反对的“中国式领袖”,往往就是这类人。什么“民主”,什么“革命”,只不过他们的时装。我

没想到韩寒这么“不厚道”。大过年的,说人家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他说的还不是皇帝。这就难免让某些先生不快,也必定让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没看懂而窃喜的,就不说了。被误伤,则因为概念不明确。这怪不得韩寒,因为大家都不明确。比如把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文化人,统称为“文人”,就其实不对。这一坨人,实际差别大了去,应细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等。但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带来民主,不等于说“革命一定不能带来民主”,更不等于说不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革命,就一定不会有民主。二,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不等于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打砸抢。对不起,那叫“刑事犯罪”,不叫“反革命”。我的话,说得够通俗明白了吧?最后要说的是: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因此,文人是一定要走台的。走台,就得着装,而且得是时装。至于面料款式,则因时因人而异。想讨好卖乖,就唱“吾皇万岁”;想浑水摸鱼,就喊“造反有理”。昨天刚闹过革命,今天就可以劝进;力倡科学民主的,摇身一变就是“国学大师”。总之,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反正对于他们,“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过一种姿态,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是不相信这帮家伙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是洪秀全;失败了,他们是向忠发(此人为中共叛徒,被捕后的表现,还不如做他情人的妓女杨秀贞)。只不过,向忠发多半成不了气候,成功了的必定是洪秀全。当然,他们更喜欢管自己叫“哈维尔”。这就是我要力挺韩寒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但有几句话,还得说清楚。第一,我警惕的,只是自命为“哈维尔”的“洪秀全”。如果真能出个“哈维尔”,我也不反对,只是不作指望。第二,喊着哈维尔,想着洪秀全的,必定是文人,不会是其他,请不要胡乱对号入座。第三,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还有谁被韩寒气炸了肺,我愿诚恳地表示幸灾乐祸!当然,还有几句话,也得说清楚。第一,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第二,国民素质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恰恰相反,国民素质越是低,就越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民素质更低。只不过,在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决不能依靠那些“走台的文人”。不信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才当了个山大王,就容不得林冲了。因此我赞成韩寒的话: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我还要补充一句: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另外,为了不让脑残犯糊涂,五毛钻空子,我还愿意耐心说明:一,革命不保证就韩寒反对的“中国式领袖”,往往就是这类人。什么“民主”,什么“革命”,只不过他们的时装。我是不相信这帮家伙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是洪秀全;失败了,他们是向忠发(此人为中共叛徒,被捕后的表现,还不如做他情人的妓女杨秀贞)。只不过,向忠发多半成不了气候,成功了的必定是洪秀全。当然,他们更喜欢管自己叫“哈维尔”。

这就是我要力挺韩寒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但有几句话,还得说清楚。第一,我警惕的,只是自命为“哈维尔”的“洪秀全”。如果真能出个“哈维尔”,我也不反对,只是不作指望。第二,喊着哈维尔,想着洪秀全的,必定是文人,不会是其他,请不要胡乱对号入座。第三,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还有谁被韩寒气炸了肺,我愿诚恳地表示幸灾乐祸!

当然,还有几句话,也得说清楚。第一,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第二,国民素质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恰恰相反,国民素质越是低,就越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民素质更低。只不过,在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决不能依靠那些“走台的文人”。不信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才当了个山大王,就容不得林冲了。因此我赞成韩寒的话: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我还要补充一句: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

另外,为了不让脑残犯糊涂,五毛钻空子,我还愿意耐心说明:一,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不等于说“革命一定不能带来民主”,更不等于说不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革命,就一定不会有民主。二,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不等于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打砸抢。对不起,那叫“刑事犯罪”,不叫“反革命”。

我的话,说得够通俗明白了吧?

能带来民主,不等于说“革命一定不能带来民主”,更不等于说不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革命,就一定不会有民主。二,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不等于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打砸抢。对不起,那叫“刑事犯罪”,不叫“反革命”。我的话,说得够通俗明白了吧?最后要说的是: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最后要说的是: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

没想到韩寒这么“不厚道”。大过年的,说人家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他说的还不是皇帝。这就难免让某些先生不快,也必定让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没看懂而窃喜的,就不说了。被误伤,则因为概念不明确。这怪不得韩寒,因为大家都不明确。比如把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文化人,统称为“文人”,就其实不对。这一坨人,实际差别大了去,应细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等。但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因此,文人是一定要走台的。走台,就得着装,而且得是时装。至于面料款式,则因时因人而异。想讨好卖乖,就唱“吾皇万岁”;想浑水摸鱼,就喊“造反有理”。昨天刚闹过革命,今天就可以劝进;力倡科学民主的,摇身一变就是“国学大师”。总之,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反正对于他们,“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过一种姿态,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韩寒反对的“中国式领袖”,往往就是这类人。什么“民主”,什么“革命”,只不过他们的时装。我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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