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距1983年的那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已三十年。按照官方的表述，“精神污染”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我国思想战线上某些人用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们灵魂的现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
高层起波澜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举行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竟成为有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的一个机会，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实为异数。
1983年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览》时说：“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这不是和平演变吗？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是执政党，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胡乔木、邓力群向邓小平报告了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点。邓小平问他们，什么是“异化”，他们回答说，就是反社会主义。于是邓小平表示，“文艺界、理论界不要搞精神污染”，并准备在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一问题。于是，邓小平成了“精神污染”一词的始作俑者。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此稿是胡乔木、邓力群起草的。邓小平讲了整党和“清污”两个问题。他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还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胡乔木就这样借邓小平之口讲出了胡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而所谓“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二中全会本没有作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任何决定，但胡乔木、邓力群利用邓小平的讲话大作文章，提出要“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
这是十年内乱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那一套极左的手段差不多都搬出来了。他们要反要革的东西很多，形势很乱，左的思想普遍抬头。当时，党中央担心，民主人士也担心，国内外都担心，以为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扼制下，这场“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了。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谈话。根据中宣部当时整理的谈话纪录，胡耀邦谈到：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怎样清除，讲得很清楚，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了……如果不注意，我们就可能发生偏差，或者又是扩大化，引起思想混乱，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
针对“清污运动”中有扩大化的倾向，胡耀邦提出划清八个具体的界限：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须经过批准。要鼓励创作新的歌曲，来代替格调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现在暂不提倡跳交际舞，待社会风气有好转后，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下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彩。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内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谜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侯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彩。
“清污运动”中的荒唐事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展之时，坊间流行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的是思想理论和文艺战线，而传达到下面，“不能搞”却变成了“清除”，而且还波及到社会经济和老百姓生活方式和个人爱好方面去了。
“清污运动”中，理论和文艺界首当其冲。如何分清精神污染和美化生活，在80年代初期，并非小事。一些人借题发挥，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如：《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有的地方查出一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为“淫秽照片”。
在“反异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商务印书馆在搞“精神污染”，甚至将当时青年的“思想混乱”归罪于读了西方译著。《读书》杂志也被批评宣传马列主义不足，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说法，编辑承受了莫大压力。有人甚至要《读书》改变方针，办成辅导青年读书的杂志。据说，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为合并二为交出。包括范用、陈翰伯在内的几人轮流被谈话，他们一致据理抗辩，风波终于过去。
文革后的科幻文学方兴未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结果在“精神污染”运动中直接中枪，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 “举国繁荣”，直到今天。
“清污”波及到各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揭发、批判不断升级，好象第二次“文革”开始了，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与不安。期间类似“文革”的荒唐事不断出现。例如北京市委大楼公然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扬：“共产党要‘四化’，周扬要‘一化’”。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在经济领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
“清污”奇文共赏
当时高压环境下，流行歌曲也被成为“靡靡之音”的“黄色歌曲”。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这本小书中有很多彪悍的观点。现摘录如下：
1、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2、音乐并不是和黄色的内容表现无关的东西，而是形成整首歌曲的黄色感染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3、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以其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
4、《根》（高又泰唱）“要回去，回去生长的地方，去拯救，去拯救，去拯救根的灾难”这里“要回去”是回到哪里去？“根的灾难”含义是什么？如何“拯救”？……这首歌在伴奏中还用了象征出师开阵的鼓声。所有这一切，其用心不是很清楚么？……它为什么出版发行于一九七九年？
5、“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
6、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7、摇滚乐和酗酒，吸毒，斗殴，同性恋等等相伴而行。一场摇滚乐集会实际上就是一场疯狂的骚乱，有人甚至在其中丧生。……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8、流行音乐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盛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决定的。
面对“精神污染”，各地政府文化部门也是如临大敌。1983年12月13日，时任辽宁省文化厅厅长的郝汝惠在辽宁省第六届人代会第四次常委会上作了题为《清除精神污染，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我省文化市场上制度不严，管理不善，出现了许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正式登记的民间流散艺人约六千人，还有一些未经登记的，不合法的零散艺人。他们一哄而起，既无正确的服务方向，也无相应的规章制度，以赚钱为目的，使一些有害的节目，充斥文化市场，流毒城乡，是传播精神污染的重要渠道。文化部及我省各级政府都制定了民间艺人管理办法，但由于他们数量较多，活动分散，很不便于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少艺人趁机走乡串村，随心所欲地散布封建糟粕及腐朽不堪的坏东西。他们演出的节目内容庸俗、荒诞，如《瞎子大观灯》、《寡妇难》、《五女哭坟》等。尤其是一些二人转的表演与说口，语言污秽、动作下流、不堪入目。
还有许多省外流串来的艺人，演出了许多坏节目。吉林省有个曲艺团就曾把多年不演的《马寡妇开店》改名为《状元图》，在沈阳演出。一些耍猴玩蛇的所谓杂技团，演出了许多野蛮、恐怖、残忍、丑恶的节目，如《吞宝剑》、《大卸八块》、《双蛇钻七窍》、《人蛇接吻》等等，残忍已极，惨不忍睹，与旧社会的江湖艺人如出一辙。
“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传播开来，必然会出现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中直文艺团体及省外的一些人，私自搭班组台，来我省到处乱跑乱演。他们不仅在舞台上污染群众的心灵，也在思想上腐蚀着我省文艺队伍，有些人就借口承包，赚钱私分。有的剧团为了多捞钱、多分钱，争相竞演一些赚钱戏，每天两场、三场。甚至不分昼夜地连轴转，以低劣的东西应付观众。有的剧场为了卖座，私自拉关系，以不正当的手段欺骗观众。省内有个演出队私分达两万余元，每人分得近千元。有个歌唱演员，曾以到外地讲学之便，在当地私自演出捞钱，竟让当地劳改犯人的乐队为其伴奏。
在出版发行工作中，某些应限定发行范围的书（画），由于制度不严，发行量过大、发行面过宽，如《人体素描》、《人体美术资料》等书籍中，均有裸体半裸体画面，仅《人体素描》一书就再版五次，发行五十九万多册，在青少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赵丹临终吐真言
赵丹是当时著名的电影艺术家，1980年，赵丹患上癌症，他自知不起，委托夫人黄宗英向前来看望他的胡乔木谈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三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对具体的文艺创作，党究竟怎样来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的制订，领导工业、农业制度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但党不会领导怎样种田、怎样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管得最具体，连身上一块补丁、一根腰带都要管，管得八亿人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训吗？
第二个问题，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电影和话剧的审查排演，咱们别“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该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生怕表错了态。其他领导也瞄着第一领导，简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夸成鲜花，上台来握手，只说辛苦了，不敢说好也不敢说孬。建议取消审排。领导来看戏，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无所谓，有意见，形成文字由文件表达，这样双方都解放了，都诉诸理性了。一个戏，岂止十月怀胎，有时是若干年的积累而成，一摇头就否了，岂不遗憾。
第三个问题，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北影成立了“谢铁骊创作室”、“成荫创作室”、“崔嵬创作室”。创作室配备了固定的摄影、录音、美工、剪辑、编剧，以求创作默契，是值得重视的探索。没有默契便没有艺术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