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布日期：2009/07/10提供单位：学报编辑部
张树俊
[摘要]王襞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泰州学派重要的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泰州学派思想的重要发展人和传播人之一。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不少人对王襞的学术贡献缺乏应有的认识，从而淡化了王襞的历史形象。其实王襞思想是泰州学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襞在泰州学派的创立、发展和传播等方面发挥了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对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有一个新的界定。
关键词：学术贡献 历史地位 王襞
王襞（1515-1587）乃王艮的次子，字宗顺（一作顺宗），号东厓，晚年自号天南逸叟，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在一般的研究中，人们通常认为，王襞的思想与王艮大致相同，其学术著作也只不过是对王艮的思想作了一般性的阐述和宣传而已。其实，王襞之于王艮在学术上并不平淡。他既是泰州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泰州学派思想的重要发展人和传播人之一，其在继承和宣传王艮思想的同时，熔浙江王门、泰州王门学说于一炉，并着力对王艮的学说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改造和充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念，在泰州学派创立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一、王襞是泰州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在研究泰州学派的过程中，不少学者把王艮的学术思想与泰州学派的思想等同起来，似乎研究了王艮也就研究了泰州学派，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笔者认为，既然是一个“学派”的思想，他就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思想，而应是一种群体思想，同时，这个“派”会有中心思想，也会有领衔人物，但在学派的创办过程中绝不会仅靠一个人的思想和一个人的力量而形成一个学派。从王襞当时所外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王襞绝对是泰州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从学派思想成分来看，泰州学派思想是以王艮思想为核心而形成的群体思想。这一群体思想有三大内核，即以王艮为代表的“日用”思想，以王栋为代表的“主意”思想，以王襞为代表的“主心”思想。“日用”思想是王艮思想的主要特色。王艮认为，“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所以“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由此他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语录》）[1]“主意”思想是王栋思想的主要特色。王栋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是由“意”来决定的，他提出来了三个重要观点，即意为主宰，意有定向，专主忠恕。而王襞是讲心之主宰的，所以在泰州学派中他是“主心派”的代表。王襞认为，良知体用乃“心之官”也。他把世界上一切事件的发生机制归结为“心之妙用”。所谓“心之用”，是指思维器官的功能，也就是指“良知”，它具有“通变神应”，即感应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发自“心之体”的自然而然的作用，犹如“梧桐月照，杨柳风来，万紫千红，鱼跃鸢飞，庭草也，驴鸣也，鸡雏也，谷种也”。（《题鹤州卷》）[2]由于“心之用”是自然而然的作用，因而它接收感应（“献纳”）和发送感应（“呈输”）的能力是“无穷”、“无限”的，这一切都是人的天赋灵机（“天机”）的运作，是物的自然之理（“义理”）的“充融”，所以“心之用”是无法用彼此、远近、大小、精粗来度量的，大到“六合”（即天地四方），小到细密，都是“心”的感应范围。如果要对“心”的作用作一总结，那它可以成为人的统帅（“吾人之极”），联系天、地、人的凭借（“三才之根”）、万事万物的发现、发明者（“造化万有”）。王襞讲“心之用”，讲“良知”是以“心之体”为基础的，最终是把“心之用”，把“良知”看作是“本然之体”（《语录遗略》）[2]，或者叫做“乾（阳气）之体”的“自有本分天然之用”（《寄庐山胡侍御书》）[2]。王襞的这一思想既吸收了浙江王门思想，也吸收了王艮的思想，具有自己的特色并成为泰州学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王襞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并不为过。
从学派形成过程来看，王襞在泰州学派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王艮与王襞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父子关系、师生关系，细究起来他们还是同学关系。据史料记载，王襞九岁起跟随父亲至会稽，游学于王守仁门下。在会稽学习十年后回到安丰场议婚娶妻。但结婚不足半年，王襞又到王守仁处学习八年。在浙江从学王守仁期间，王襞曾“师事绪山钱公，龙溪王公，就正所学。”（《.先生行状》）[2]王守仁去世后，王襞回到泰州从学于父亲，所以，王襞既得王守仁、王龙溪、钱绪山之学，又“独得先公之传”。（《年谱纪略》）[2]显然，在浙江学习期间，王艮、王襞共事于王守仁，他们除了父子关系、师生关系外，还有同学关系。王襞的思想虽然更多地受了王艮的影响，但浙江王门的思想在王襞中烙下的印记也是非常深刻的。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也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同时，王艮在世时，王襞是王艮有力的助手，他积极为王艮的教学活动应酬。这一方面，史料上有不少记载，如：“时四方来学云集安丰者，日不下百人，率皆先生应酬之。”（《先生行状》）[2]“先生二十八岁。（先公有疾，不出。四方来学之士，集安丰者百余人，皆先生应酬之内外。）”（《.年谱纪略》）[2]“由是从游日众，每会常数百人，不计寒暑，客至尽日，近则款留，远则设榻周旋，委曲者无所不尽其心。苟可以光显其亲，即竭力为之，是非毁誉不计也。”（《先生行状》）[2]等等。为此，泰州督学耿定向推崇王襞说：“心斋无东厓不成其圣。”（《先生行状》[2]此外，在王艮创立学派期间，王襞也在受徒，而这是“徒儿”又与王艮有着师生关系，即王艮的不少学生也是王襞的学生，如韩贞等。事实上泰州学派是王艮、王襞等共同打下的“江山”。
从学派的对外推介来看，王襞也确实功不可没。王襞对王艮的著述进行了精心的整理。王艮逝世后，其学术文章几乎湮没不传，为了继承和传播“淮南”学脉，王褆先与其兄东厓、弟东日以及王艮生前的高足弟子等辑成王艮《年谱》校雠付印。又自编有王艮《语录》。后所辑《语录》不存，仅存许孚远、聂静两篇叙文。聂静的叙文叙述了王褆所辑《语录》是根据王艮的《遗录》编定的，对王艮的“微言奥旨，研究莫遗，可以羽翼明训，祛除俗学”。[3]许孚远的叙文称赞他深得王艮“格物之学”的意蕴，说其所辑《语录》可以与王艮《遗录》“一一印证”，相互发明。此外，他还有著述多篇，并有《诗集》行世，但今存者无多，残文收入《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4]后由于流行于世的《王艮语录》“尚纷错未就裁定”（《先生行状》[2]。于是王襞搜集到王艮《语录》的记录稿，亲笔手录，特地到江西豫章（南昌）就正于宋阳山、聂泉厓、郭一厓、董蓉山，参订编集四册，梓印行世，成为定本。[5]并刻王艮《年谱》行世。这对对介王艮学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编辑过程中王襞还对王心斋集有删节改易，我们从李贽《续焚书·与焦漪园太史》可见一斑：“心斋刻本璧入，幸查收!此老气魄力量实胜过人，故他家儿孙过半如是，亦各其种也!然此老当时亦为气魄亏，故不能尽其师说，遂一概以力量担当领会。盖意见太多，窠臼遂定，虽真师真友将如之何哉!《集》中有《与薛中离》诸公辨学处，殊可笑咤（笑话，惊诧），见当时诸老亦无奈之何矣。所喜东厓定本尽行削去也，叉以见儒者之学全无头脑。龙霎夸（王畿）先生非从幼多病爱身，见得此身甚重，亦不便到此；然非多历年所，亦不到此。若近溪先生（罗汝芳），则原是生死大事在念，后来虽好接引儒生，挎着《论语》、《中庸》，亦谓伴口过日耳。故知儒者终无透彻之日，况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狗名（舍身求名）者乎!最高之儒，狗名已矣，心斋老先生是也。一为名累，自入名网，决难得脱，是以知学儒之可畏也。”[6]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王襞也是泰州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但由于王襞是王艮的次子，加之王襞也确实长期得到了王艮的指点，所以人们习惯上称王艮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襞为王艮的二传弟子。这一方面是因为王襞那时候还小，思想不如王艮成熟，无法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王襞的思想“依附”于王艮也很正常；另一方面，王襞成人后特别是王艮去世后，王襞的思想体系虽然日渐形成，且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王艮的创始人位置已然确立，所以王襞始终只能生活在王艮的光环之中，人们往往忽视王襞在泰州学派创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王襞是泰州学派思想的重要发展人之一
王艮去世后，王襞谨遵父嘱，他极其珍视家学，不仅他自己亲自阐著推广充拓家学，而且勉其后代子孙“克绍家学”。（《年谱纪略》）[2]从而使泰州学派的思想日趋成熟。由此，清末民初，东台袁承业在《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之序中明确指出：“先生（王艮）之学，自一庵翼之而始畅，至东厓继之而更纯。”（《.序》）[1]《一庵学术》称：“心斋先生弟子一庵与东厓及门最久，阐著益大。”（《心斋先生学谱》）[1].焦竑在为《王东厓先生遗集》所作的《序》中也说：“余观两湖自得之味深，东厓弘道之力大。今东南人传王氏之书，家有安丰之学，非东厓羽翼而充拓之，何以至此？故两氏之家法相为兢爽而泰州为尤著，非偶然也。”（《原序》）[1]王襞在泰州学派思想发展方面的贡献可以从其对王艮思想的研究和充拓两个方面来看。
从对王艮思想研究来看，王襞对王艮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整体的分析，全面论述了王艮学术思想三变的过程。他说：“先君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天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极峻。其中也，见阳明翁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古今于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妙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而处为天下万世师。此龙德正中而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非遗世独乐者，侔委身屈辱者伦也，皆《大学》格物修身立本之言，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是之谓大成之圣，著《大成学歌》。”（《上昭阳太师李石翁书》）[2]这里，王襞把“不由师承”、“见阳明翁”、“传道授业”作为王艮学术“三变”中每变的起点，把“以圣人自任”、著《乐学歌》、著《大成学歌》作为其学术“三变”的标志。这是说，王艮学术上的“一变”与“二变”、“三变”不同，“二变”是得益于王守仁的指点，“三变”是由于学生和学友的支持，而“一变”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他是通过自学的途径进身于学者之林的。王襞所说的王艮学说“三变”与王守仁学说“三变”不同。王学三变是指从信仰朱学到信仰佛老，再到渐入“心学”。而王艮学说的三变，是指自身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无师承，全靠自己发愤读书，“逢人质义”，“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取得成效后“以圣人自任”。第二阶段，师事王守仁，“契良知之传，工夫简易”，“当时受用”，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阶段，“明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确定“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的抱负，在“出”不可能时，则修身讲学以见于世，并“非遗世独乐者”，“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符合“大成之圣”的要求，符合“易天下之道”。王襞对王艮学说形成的“三变”分析，一方面是其对王艮学术的总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王襞哲学思想的深邃。
从王襞对王艮学说的进一步的阐释和充拓来看，王襞对王艮的自然良知观、格物修身观、乐学自学观等方面作了不少极有价值的阐述、概括和拓展，这对发展王艮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王襞的良知自然思想即是。作为王守仁和王艮共同的的弟子，王襞在人性问题上，接受了王守仁道德人性思想的影响和王艮自然人性论的影响，但更多地是接受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以及玄学家们的影响。王襞主张人性天然，本自具足，反对在人性上着力。在良知的问题上，王襞认为良知本自现成，无须去“致”，所以他倡导“无为之学”。同时，王襞把良知说成自然而完美的人性。所以反对人因为“用智”而影响其本身的纯粹完美。所以他认为良知纯粹至精，因而不能有用智之私，以免污染良知固有的纯洁品质。王襞这种坚持“良知”来自“自然”的思想，深化了王艮的“天理良知”说，而成为泰州学派论“良知”的一个特色。再如，王襞在“自然之谓道”的基础上又提出“率性之谓道”。王襞的“率性之谓道”是对其“自然之谓道”的延伸与发展。他把天命看着“性”，把“率性”看着道。他强调良知之性的活泼性，主张天性之体的流行无壅无滞；他竭力反对勉强扭捏，要求人们解除一切束缚，真正做到率性而行。即使在人的本性或良知后天受到污染、蒙蔽时，王襞也并不反对王守仁的“致”，也不反对王艮的“修”，而是强调在修养的过程中，要体现“率性”的要求。王襞的这种修养理论充分体现了一种“自由”特征。王襞的率性主张，给泰州学派的“人性自然”学说注入了新的内容。还有如王襞与王艮对待佛道的态度明显不同。王艮罕言佛，更罕言道。王栋由于过分地看重儒学的经世作用，所以他对援佛、道入儒的做法十分不满，主张排斥佛教、道教。而王襞则钟情佛道，特别是他晚年尤喜佛道。事实也正是这样，在王襞的学术思想中，有不少是借宗教的形式，宣传了“百姓日用是道”、以“欲”为“道”等思想，借以唤醒下层群众争取人权的觉悟，具有积极因素。所以,从某种意思上说，王襞爱上佛道，也是企图利用佛道来争取学者的生存和学术空间。
王襞新的思想对他的弟子们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王襞的理论创新包括对王艮思想的一些修正，给泰州学派增添了新的活力。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襞的思想还引导泰州学派的弟子们走向了一个新的思想发展方向。如泰州后学用自然人性论抗衡传统教化论，最典型的如罗汝芳。罗汝芳为学的主要特色在于“不思不勉”、“从容中道”、“不学不虑”的赤子之心为心；又以拆穿光景以使道体真实流行，此正是良知之学的最高境界。由此可引出了他的“当下功夫说”。指明“当下即为用功之地，直下作真切功夫”；以为“驰求闻见好为苛难者引归平实田地。”而罗汝芳的这一思想正是对王襞“自然之谓道”的继承和发展。再如，李贽的非孔与率性也直接与王襞的反对读经书，主张“率性之谓道”思想有关，而与王艮的喜读儒经，行有“中”度明显不同。王襞虽然比之于颜钧、何心隐、李贽的激进思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他对家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在继承和传播家学说、扩大泰州学派思想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思想传承方面，罗汝芳、李贽等人虽然受了王艮思想的影响，但主要是传承了王襞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在泰州学派由“叛”到“狂”的演化过程中，王襞则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不可小视。
三、王襞是泰州学派思想的重要传播人之一
王艮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和王襞的努力宣传是分不开的。王襞一生讲学、论学活动很多，主要的如：三十九岁游学于杭州府，会讲钱王祠；四十四岁，南昌罗公汝芳知宁国，聘讲水西书院；四十六岁，讲学于闽建宁府，谒紫阳公故庐；五十岁，道州周公良相贰维扬，江防厅迎先生瓜渚，剧与论学；五十五岁，会讲金陵，楚黄耿公定向督学南畿，聘请督建泰山安定书院；五十六岁，仪真主政李皋华公聘主讲席；六十二岁，春台蔡公知苏州，聘主讲席，风动三吴；六十四岁，耿公定向迁南京户部尚书，聘先生主会金陵，发明先学格物宗旨；六十八岁，会学者讲崇儒祠，每会五日。（《年谱纪略》）[2]等等。王襞的弟子们也和王襞一样，热衷于讲学活动。如韩贞在家乡一边劳动，一边“以明道化人为已任”。由于韩贞能“随机因质诱诲”，使“工贾佣隶”“愿化而善良者以千数。”被尊为“淮海高士”、“东海真儒”、“东海贤人”。[7]至今“东海贤人”的匾额仍悬挂在兴化城中的四牌楼上。尤为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由于他讲学精辟，每次讲学都有所发明，颇使“后学悦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年谱纪略》）[2]《先生行状》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反映了他讲学引起轰动的情形：“东厓过陪都，随以指授，都人士云蒸雷动，如寄得归，乃至耆老为之太息，髫齿为之忻愉，贵介为之动容，厮台为之色喜，上根为之首肯，初机为之心开，一二卓然朗悟可俟将来者，其关钥皆自东厓启也。”（《先生行状》）[2]《墓志铭》中说，王襞“至金陵，与多士讲习，连榻累旬，博问精讨，靡不其敬以去。”（《先生墓志铭》）[2]这既说明了他的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学识深邃和讲学艺术的高超。可见，王襞在通过讲学传播王艮学说，扩大泰州学派思想影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同小可。
同时，王襞开门授徒，为传播王艮学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弟子，这对推广王艮的思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襞在《答传石井公书》中曾说：“斯道敢望大有激扬，但得一二恳切实有力者负荷，则微言大意赖有所寄，而天地鬼神为之助祐矣。顷方窃喜无已，俟胚胎具而仗裁，成之有施也。”（《答传石井公书》）[2]王襞的意思是说，要传播光大泰州学派的思想，仅靠自己是不够的，要“激扬”家学，还必须有“实有力者共同担当，所以他竭力培养弟子。王襞培养的弟子很多。如，二十三岁时，王襞曾对林春“礼遇接引”[8]。四十岁时，闽朱卦洲、昭阳韩贞来学。王襞在南京讲学期间，时任南京刑部员外郎的李贽曾经拜其为师。五十五岁时，东淘周思兼来学。王襞与罗汝芳、管东溟（后为泰州学派传人，任广东按察司佥事，详《澹园集》）讨论扬挖，管东溟听后“意豁如也”。五十六岁时，闽漳州陈九叔、海陵陈采、东淘梅圣等来学。六十二岁时，闽莆田林讷、海陵储岐等来学。六十八岁时，两淮运判徐公莹来学。本宗弟宏道、宏器、侄佾修、年伍颁后先来学。七十二岁时，仪真县尹樊公遗庠士王兆鸶刘崇正具币聘先生于别署，率郡士执弟子礼，十日一会，尹释政便服受教。等等。（《年谱纪略》[2]据袁承业编《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初步统计，王襞弟子共一百一十六人，分布广泛，其中江苏五十六人：泰州四十四人，扬州五人，盐城三人，常州一人，镇江一人。南通如皋二人。福建四人。江西三人。湖北二人。安徽一人。四川一人。未详地域四十人。焦竑在《墓志铭》中也说，“心斋子东厓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9]在王襞的弟子中，突出的人物很多，如李贽、韩贞、林讷、焦竑、罗汝芳等等，都是王襞杰出的弟子，这为推广发展和推广泰州学派的思想发挥了极其作用。
此外，王避大胆进行社会改革实验也为推广泰州学派的社会平等等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为实现“三代之治”的王道社会理想，王襞兄弟在巡盐御史的帮助下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年）在家乡创建了宗会并颁布了《告合族祖宗文》。宗会每月全族聚会两次。宗会与讲会也不同。宗会的出席人员必须是本族人员，研究与讲解的内容也主要是族内之事。王襞建立宗会曾受到一些富户的抵制，说他们“彼会之立不重睦人而亟在敛钱”，王襞非常气愤，他说：“是吠声之谈不知其中之由者也。人其舟也，财犹夫水也，舟而无水则困矣。所恶于财者，谓其私也，积而不能散者也，积而能散则尚嫌其不多耳。”（《次日再复畴翁书》）[2]这是说，他们向富人积钱是为了周济贫者，这是一种公益事业。因为王襞创建“宗会”是建立在“万物一体之仁”这一哲学基础之上的。他说：“襞等不肖，切观天下之人，散生四海，山分水限，万里遥隔，若不相关系者，而古之人，则以天下为一家，举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俾各得所，以遂其万物一体之仁，此何也？盖人生皆本天地一元之气造化者，故同根之念自出于天理之至情。况夫一家之亲。”（《告合族祖宗文》）[2]同时，王襞创建“宗会”也考虑到了王氏家族的“气数不齐，才品稍异，富贫莫均，贤愚劣等，尊卑老少之间渐失祖宗礼义仁和之泽”（《.告合族祖宗文》）[2]的情况。王襞建立宗会的宗旨，一是通过宗会“以联一家和睦之亲。”《告合族祖宗文》中说：“散为群族，虽门分户裂，盖亦同根于祖宗一脉。而枝分者，故血气流贯痛痒相属，而君子有联宗统族之睦焉。顾我王氏之族。今不下数百门，数千食口，一皆我祖宗积德深厚，故流衍蕃庶。”（《告合族祖宗文》）[2]他在《与南梁韩西畴翁书中也说：“不孝（王襞谦词）今与族人已立宗会，将图建家庙，修族谱以明系脉。”（《与南梁韩西畴翁书》）[2]在《祭始祖文》中还说：“启孙襞等老而有觉，油然念兴，肇立宗会，以敦子孙和睦之风，追先而敬远。”（《祭始祖文》）[1]二是通过宣传宗族道德规范，“修族谱以系枝脉，建家庙以明祀享，置义田以周穷乏，立义学以广教育”，以及组织簇人之间的互助互济，减少“以强欺弱，以众暴寡，以尊凌卑，以富骄贫，以贤绝愚”（《王氏族谱总序图》[3]等得力措施，“永俾吾族为慈孝忠厚之族，而吾乡为仁善和义之乡。”（《告合族祖宗文》）[2]光辉目标。三是为了报“皇王载造之恩”，“上以敷祖宗德泽之恩，下以示子孙观望之则。”出现“有贤孝子孙代将辈出，明经宏业，识达治体”（《告合族祖宗文》）[2]的新景象。王襞所创建的宗会，虽然是一种宗族性的组织，其宗旨和范围虽然也只是解决合族内部的问题，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襞继承了王艮的王道社会理想，是企图将这一社会理想在家族内部进行实验。因为在明代社会存在的“富贫莫均，贤愚劣等”，不仅仅存在于王氏家族内部，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他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状况，首先从自己家族的范围内开始试验，逐步实行社会的改革设想，即由改造家族向改造家乡以至社会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王襞继承王艮的王道社会理想的初步试验。虽然这是不能实现的社会空想，但也反映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企图改变社会现状的一种初步尝试。[10]同时《告合族祖宗文》中也提出了不少新思想，如“置义田以调穷乏，立义学以广教育”，也就是私人出资兴办学校以补官学的不足，这不仅反映了王襞的圣贤之心，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比王艮均田建议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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