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R女士的家。
庭院不大，灌木却修剪得齐整，在粉色的霞光里，透着一股盎然生机。
R女士是位非常有名的familylawyer，和我们的老师是好朋友。这段时间她在休假，顺便给新书写结尾。偶然和老师聊天时，R女士听说她有几个学生都在学家庭法，就邀请我们去她家喝茶，聊聊这些年她的执业经历。
我这大半年学familylaw的心得，总结有二。第一，家庭是一纸不由个人掌控的合同。第二，每场婚姻的核心都是关于财产与孩子的战争，无论这种战争是否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我承认从家庭法的角度看“家庭”，总是毫无浪漫美好可言的，就像天天用面粉鸡蛋做蛋糕的师傅闻到普通人鼻子里蛋糕的香气会觉得想吐一样。
我学得越多，就越无法想象一个理性的人会去“成家”。大家都说，想和一个人一直在一起必须是因为爱情，不能将就。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爱情可以让一个真诚的人在理性的状态下去承诺一生。或许是我不懂爱情吧，但我总觉得一个人的感情是这么漂浮不定的东西。我们或许会在一段时间很爱，或者因为方便/期待/责任而想要尘埃落定。但在“未来是未知的”这个命题下，我们总有可能遇见更喜欢更有吸引力更“爱”的人，那要怎么对另一个人承诺“一直最爱”或者“与子偕老”呢？我妈说，成家要想清楚。我却觉得，决定成家的人是不能想清楚的。最好有点愚昧。至少，要有一身孤勇。
我的同学按响了门铃。和我想象的一样，R女士非常优雅美丽。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金色的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用一枚翡翠镶金的簪子松松扣住。几缕发丝垂在耳际，眉目舒展，笑容谦和。
她让我们进屋，安排我们在客厅里坐下，给每个人盛了一盏茶，然后就开始和我们寒暄大二的生活。她的语速偏慢，说话的时候眼里都是慈爱的笑容，让人很难把这位年过半百的女士和“离婚诉讼”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政府减少家庭诉讼的法律援助聊到离婚财产分配的合理性再到妇女儿童权益，对话很愉快，但却没什么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感觉像在收听BBC的头条新闻集锦。
直到，某个时间点，我们听见从对面一间房里传来重重的咳嗽声。
R女士听见声音，表情沉了沉，低下头看了看表，然后对我们说：对不起我要离开一下。我的妻子大概醒了，我要去拿药给她喝。请你们稍等几分钟。然后，她不等我们回答，就起身离开了。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
同学A问：她刚才是不是说了“妻子”这个词？。。。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就都各怀揣测，沉默无语。
R女士回来之后，看见我们一群小孩子表情尴尬，欲言又止，自己先笑了，说道：我和我的妻子已经在一起三十多年了。好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不能算我的妻子。毕竟，Marriage(Same Sex Couples) Act 2013去年才通过。这些年，我们只能算同居而已。
同学B略带感慨的说：请原谅我们的失态。我们是真的没想到……
R女士说：没关系，我完全能理解。比你们夸张与恶毒的反应，我见多了。
我本来想打个圆场赶快跳过这个敏感话题，就说道：你的妻子生病了吗？Cambridge这个季节天气反复，容易感冒，要注意保暖啊。
R却微笑着说：倒不是因为感冒。她是肺癌晚期，所以才总是咳嗽。
她笑得高贵冷艳说得云淡风轻，却让我八脉皆断五内俱焚，一下子不知道是该道歉自己提起了她的伤心事，还是该秉持我一贯作风更加云淡风轻高贵冷艳的“哦”那么一声。
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话题却也再绕不开她和她的妻子了。
R爱上她的妻子J，是在大学。但那个时候同性恋就是自作孽，她们当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在一起，甚至彼此也都没有挑明过什么感情。她们只是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很知心，很亲近。像好朋友一样。
R说，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爱情”，是J要嫁人的时候。她那时前所未有的绝望，不能思考，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就这样放开手。于是她非常自私的跑去告诉了J自己所有的想法。
J说，我也爱你，可是我们都无法给对方什么。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爱情战胜不了。我有对我父母的责任，我也在乎社会对我的看法。我要去结婚生子，为人妻母。你也该如此。
然后J嫁了人。
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R没有再联络她，而是专心于自己的律师事业，发展女权运动，也读了很多关于性别认知与取向的书。几年后，有天她接到J的电话，J哭着说她的丈夫有了新欢，对她不好，请R帮助她离婚。
我想那个时候R大概就像“最后的朋友”里岸本瑠可接到蓝田美知留电话时那样既心碎又心疼吧。她立刻把J和她的孩子接到了自己家里，悉心照顾，同时代表J向她的丈夫提出了离婚诉讼。
她对J说，我想给你一个家。
同学A是个泼辣的东欧妹子，对家庭的看法比我还悲观，而且刚刚分手情绪不佳，就直接地问R：那时你离婚的案件也办了不少，为什么还想给人一个家呢？何况，她先选择离开你，你能原谅她？这最后一句话问的特别有个人代入感，我都能看见她眼底泪光闪烁。
R回答说：小的时候爱情就好像一场战争，总有高下输赢强弱对错。年纪大了，权衡的利弊太多，人所剩的往往只是一点念想。不过是想要去尽力维护这个念想罢了。然后，又玩笑又深意地讲了这么一句：人好像总在别人最想不到的地方，最执念。
R和J住在了一起，却没有就此过上幸福的生活。R的老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听见了关于她们的闲言闲语，对R再三警告威胁。同时，R的爸妈知道R与J的事情后，大动肝火，颇为狗血的说，若是R与J不断绝关系，就不再见R。
那个时候R觉得压力很大，干脆不去上班，每天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有时候也会对J莫名的发脾气。J不反抗，只是默默的清理满地的烟灰，照常接女儿放学，更加认真地做家务，一天两班地做着她售货员的工作补贴家用。
后来，R的母亲中风，R回家探病。
探病的第三天，她打电话给J说，我受不了了。就这样吧。你走。
J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是一九九三年。我们还在摇篮里，不停不休地哭闹着。
J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R拼命地工作。
她说，一个人的意念其实很强。只要你对自己够狠，就真的不会再想起你不愿想起的事情了。只要够狠，就可以把自己的愧疚遗憾全部锁起来。可是这样的封锁，却往往很脆弱，再也经不起世界别样的折腾。
九八年的时候，R的父母出车祸，抢救无效相继去世。她说她永远记得，那天爱丁堡下着大雨。她割破了自己的手腕，看见鲜红的血流进浴缸。我不知道，那种血与水交融的感触，是不是会给人一种温柔的错觉。
她醒来的时候，J坐在她身边，给她削了一个苹果。R咬了一口，满嘴苦涩。
然后，J搬了回来，一切如常。R换了工作，开始致力于各种宣传同性恋权益的运动。她写了很多文章，参加了无数演讲与会议。被家族唾弃过也被路人咒骂过。但她说：我看见J的时候，心中总是很感激。我一直记得这种感激。我想完成对她的承诺，给她一个家。
渐渐地，J的女儿到了青春期，十分叛逆不羁。她拒绝和R说话，脾气暴躁。一次她和R吵架，很直接的说：这里从来不是我的家，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资格管我。我以你们为耻。
J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那是R第一次看见J对人动手。女儿跑出了门，两个星期没有回来。J很担心，白天四处寻找，晚上却整夜不眠。一个月后，女儿打电话回来说：我无法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你搬出来，或者我走。
J接到电话，一天没有吃饭，没有说话。第二天清晨，她对R说：对不起，我必须搬出去。
R说：我明白。
J走了，R更加投入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运动。从两千年开始，很多运动的扩展逐渐加强，规模增大，R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她说，有段时间，就好像一下子从社会敌人变成了人权斗士。而她知道，很多东西在慢慢改变。她每天都在更加接近，对J的承诺。
二零零八年，J搬了回来，在她女儿的鼓励下。那个时候，J的女儿已为人母。零八年圣诞，她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带着丈夫和儿子，到NewHampshire与R和J一起过节。圣诞大餐吃到一半，她忽然哭得很伤心，对R不停地道歉。一家人都红了眼眶，却也没有人再多说一句话。
此后的时间里，总算是快乐多过心酸。Labour和Conservative政府的幕僚来请教过R对家庭法法案的看法。LawCommission关于同性恋婚姻立法法案的Consultation Paper也几番经手了她。
2013年，就在Marriage (Same Sex Couples) Bill在House ofCommon经历终审阶段，J被查出肺癌。
她经常疼得半夜惊醒，无法呼吸。但R说，她非常坚定地要活到2014年6月3日，因为这一天，会是Marriage (Same SexCouples) Act 2013正式被brought into force的时间。
R把故事讲完，说了一句，我真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我怕我们会来不及。然后她又转向A（已哭成SB），说，其实就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还想说，爱情甚至家庭，都不是永不放弃的承诺。我们都被人放弃过，也会选择放弃别人。生活太艰难，很多事我们都只能尽力而为。只是当一个人成为“家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总是以“错误”和“原谅”这样的概念来想问题了。你会学着，去体谅与理解。
杨澜说，爱情是肝胆相照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以及铭心刻骨的恩情。而“家”，或许是无法肝胆相照时的守望，无法不离不弃时的包容，的确，还有铭心刻骨的恩情，坚持与孤勇。
我真的祝福，她们能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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