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梁鸿 著
内容简介
2010年的《中国在梁庄》，写的是留守在梁庄的人的故事。《出梁庄记》则将目光聚焦在走出梁庄的进城农民身上。他们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
与村庄的隔膜
夏天的村庄中午，总是有着地老天荒的安静。热气蒸腾之中，所有的生物都收声噤口，疲乏愚钝。
村东坑塘中间的那条大路地基已经塌陷，一边低一边高。坑塘旁边丰定家门口停着一辆拖拉机，一个轮子几乎悬在了坑塘的边沿上。如果单看路的现状，你无法明白他是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开进来的。
丰定和老婆去年从中山市回来，买了拖拉机和旋耕耙，挣钱养家，打算不再出门。我好奇地问他的拖拉机是怎么开进来的，他即刻骂起来，说有钱的在公路边盖房子，车想咋放咋放，村里的路越来越没人管。这段路是他和哥哥、父亲自己拉石子垫的，勉强把车开了进来。几场暴雨之后，路又塌了，他还得再垫路。丰定一直想在公路旁找新的宅基地，想盖新房。但是，村委会怎么也不给他批地。
找丰定，除了想听听他的打工史，想了解他为什么要回来之外，主要还是想通过他找一找在广州一带打工的梁庄人。梁庄在南方打工的人几乎都是他们兄弟两人带出去的。他知道好几个人的电话，当即打了过去，只联系到其中三个，另外两个手机已经停掉。
在随后的十来天里，我一家家地走访，打听电话，进行联系，始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我没有想到，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和家人、村庄的联系如此之少，彼此之间竟然如此隔膜。
有些家庭整体离开村庄，多年不回村庄，至多春节到坟园上坟烧纸，根本不作停留，只能猜测谁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些电话非常难找。有些家庭在村庄的人缘不好，出去打工几乎不与村庄联系，村里出去打工的人也不会找他们帮忙，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遗忘了他们。那些有孩子留在村庄上学的青年夫妻，原来会在春节回来，现在，则在暑假托人把孩子送到打工地点（每到暑假，都有专门做这样生意的长途汽车，车费要高于正常车费一倍），孩子在那儿玩一个暑假，再托运回来，自己也不耽误打工时间。
有的在外打工多年，会忽然回来，起一座“豪宅”，迎娶儿媳进门，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又继续出外打工。但这样的中年打工者，不久就会回到村庄，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开始下一个任务：照顾孙子或孙女。万青和巧玉就是这样的情况。2008年我回来的时候，万青的儿子结婚。2009年，万青有了第一个孙女，在汕头拉三轮车的万青和在电子厂打工的巧玉只得回来。巧玉照顾孩子，万青在梁庄砖厂干活，儿子和儿媳继续在外打工。
难以联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打工者工作调换太快，尤其是年轻人，常常在不同城市干不同的活儿。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废除之前的手机号，换当地的手机号。每换一次号码，就会与一批人失去联系，慢慢地，也就越来越少人知道他们的电话。福伯家，梁庄的大家庭，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孙子分布在新疆、西安、郑州、北京、深圳等各地打工，福伯把儿子孙子们的电话都记在墙上。我按照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结果，有一半都打不通，福伯搞不清楚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都在哪里。我问福伯到没到西安或北京去看过儿子孙子，知不知道他们在那儿生活得怎么样。他诧异地反问我：“谁去那儿干啥？打个工，还能住啥样吃啥样？”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亲人、族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认定在外打工的人整个心还在梁庄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会饶有兴致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特别陌生、惊讶的口吻谈谁谁校油泵发财了，谁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也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亲人在外打工的状况，即使谈起来，也是一种非常模糊的、完全逆来顺受的态度。
进城要碗饭吃
关于村庄里出去的一些女孩子，我听到了很多闲话。一贯高声大调的梁庄人在谈起她们时连说话的声音都会放低许多，暧昧而不屑。在红伟家里，我碰到万生，他先是在吴镇开饭馆，生意非常好，却因政府欠账太多，就关了饭馆到西安，在那里的城中村卖河南烩面，结果还是开不下去。据说是他老婆太不会来事儿，得罪了去吃饭的老乡。我向万生要他两个妹妹玉英和玉花的电话，他却支支吾吾，周围的人也满含暧昧之色。在经过一段铺垫之后，这些女孩子的故事才慢慢地在闲话中、在破碎的证据和相互的争执中浮现出来。
回乡的梁庄打工者并非因为本地经济吸纳力转好。他们几乎都是受伤者或病患者，或因为孩子、家庭的问题不得不回乡。丰定、永树兄弟先在广州郊区打工，后来在中山的鞋厂和高温塑胶厂一干好多年，都是严重的胃溃疡患者；丰定的老婆是从15岁起在鞋厂干活，2005年左右，她的头开始有轻微的颤抖，应该是轻度中毒或中风的标志。在云南校油泵的书明被摩托车撞飞，伤了左腿，引起肌肉萎缩，不能再从事任何劳动，回到梁庄吃老本儿，天天以打牌为乐。而万青，我在梁庄砖厂看他干活时，才发现他的左胳膊已经残疾，严重萎缩。他一直隐瞒得很好，那是1994年他在山西一个煤厂干活时，煤窑倒塌伤了小脑留下的后遗症。
万青媳妇巧玉和丰定老婆对城市的打工生活非常怀念。巧玉给我算了一笔她和万青在家生活的成本账，他们两口子回来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花出去了将近两万元。而在打工的地方，人情很少，“每个月到时间就有十几张红红的票子发下来，心里可美了”。丰定老婆已经成为鞋厂鞋样室的员工，比在大车间干活要干净很多。更重要的是，厂里对她非常重视，工资涨到了两千五百元一个月。但是她们对于打工的乡镇却异常陌生，在说起打工的镇子时，丰定老婆竟然想不起来小镇的名字，而她在那儿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巧玉在说起汕头的那个小镇时，也着急地求助于丈夫万青，她想不起来。
实际上，留在梁庄的人一部分也成了打工者。南水北调把梁庄的一部分土地占用，坟园前后、河坡上那千余亩地也已经被吴镇的两个种烟大户给租去种了烟叶。梁庄的妇女打工队队长喜娟组织了梁庄的十几个妇女和老弱男人，以一天三十元算。因为干活快，人又热心，打工队慢慢吸引了周边村庄的一些人，男女都有，三十几个人，每天在不同的地方干不同的活儿。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劳动”，他们直接说自己是“打工”。还有就是在砖厂干活的，道义砖厂和韩家红贵砖厂吸纳了三十几个梁庄的劳力。其他家庭有如丰定那样买了旋耕耙、挖掘机、拉沙车就在附近找活儿干。
梁庄内部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改变。有一定规模的资本经营者正在进入梁庄，土地被集中起来，被那些有金钱能力和销售渠道的人所控制。相关政策部门、金融机构也因利益关系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这样的集中化和集约化过程之中，这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在分田到户四十几年后，梁庄人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给别人打工。
在村庄的十几天里，我一家家走访，一个个打电话，联系、寒暄，牵出另外一个些人，再打电话，这样才逐渐理出一些头绪，并开始确定所要采访的基本路线。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梁庄人也依据官方的说法，认为自己是“盲流”、“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农民” 。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自嘲“就是进城要碗饭吃，啥好不好的”。
隔离墙
2011年7月10日，晨，阴雨。我们一行四人，从吴镇出发，目的地为西安市灞桥区。福伯家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王家二年在那里蹬三轮车；梁家正容在那儿开店铺做小生意；韩虎子姐弟四个在那里卖菜。梁庄人来来去去，前后不下几十人在灞桥打过工。
托高速公路的福，一路顺畅，不到下午两点，我们就到了沪陕公路在西安的收费口。依据万立二哥所提示的路线，下高速，走纺北路，到幸福路，沿着幸福路，就可以看到华清立交桥。他在华清立交桥下等我们。
说得非常清楚，表哥一路开车，结果却在纺北路上偏离方向，待觉得路不对，已经过了官厅立交桥。给二哥打电话汇报，他在电话里大叫：“错了，错了！”二哥在电话里以极高分贝讲着路，还是“幸福路”、“纺织路”、“华清路”，可我们就是不明白。他说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城市里的每一座立交桥都一模一样，即使是同一座桥，在不同的方向，也同样可能碰不到面。又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决定，二哥站着不动，我们这边坐上出租车去接他，让二哥在电话里给出租车师傅说路。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到了我们的车前。二哥从车上下来，紫棠色的大脸，肚子挺得很高，腰带在肚子下面虚挂着，裤子几乎要坠下去。我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二哥了。他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梁庄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候，二哥还不过三十岁，是梁庄小学的教学骨干。他对学生非常严厉，说话尖刻，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犯错，一律痛骂。还记得一次上课，我和同学说小话，被他发现，“哗啦”一声，那个裹着铁皮的黑板擦直冲我飞过来，重重击中我的额角。我抬眼看他，正碰到他如牛一样的圆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怒气冲天。接着，一堆唾沫夹杂着急速运转的话朝我铺天盖地而来。
看见我们，二哥大声嚷着：“变化太大了。前些年在这儿还拉过三轮，这几年都没来，到哪儿都不认识了，路硬是说不清。”然后，上前一把抱住父亲，“二大（专指父亲的堂兄弟，有些地方也指父亲的亲兄弟），你可来了，说多少次叫你来你不来。”看着我，咧开大嘴，也开心地笑着，“听二大说你来，我都不相信，多少年没见你了？”
父亲笑着骂道：“万立啊万立，你在西安几十年了，连路都认不得了，挣钱挣迷糊了？”
我们开着车，沿着二哥指的方向，从华清桥下来，转一个弯，是一段有围墙的长长的路。围墙刷的是劣质白粉，比临时工地围起来的高度要高一些、结实一点，但又比作为固定建筑的墙差很多，上面加一个青瓦的顶，歪歪扭扭，围墙的高度、长度和那粗鄙厚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很微妙的压抑感。再向左转一个弯，是一条小道，路的左边是一个个独门小院，右边是各种零散的垃圾堆。再往里走，右边出现了一堆堆巨大的垃圾，有生活垃圾，也有回收的废品，废铁、废铜、玻璃瓶、废纸，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随意堆放、蔓延在空地上和路上。在这一堆堆垃圾之间，有一条歪斜的小道通向里面，几条狗在刨食，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正骑着三轮车出来。异味在刚下过雨的空气中凝结、发酵，非常刺鼻。直行再往里面走，经过一条铁路，空间豁然开朗，一个村庄形状的聚集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德仁寨，二哥二嫂还有其他几位乡亲现在的居住点。他们搬到这里有一年多了。这几年西安城中村改造的力度越来越大，有相当一些村子完全被买断、开发，二哥他们只好频繁搬移，寻找新的城中村、新的居住地。看着这个破旧的地方，突然想起进村时那围墙给我的奇怪的不舒服感，我想到了一个词：隔离墙。我们在电影上见到的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隔离墙、美国黑人白人的隔离墙，都与那道墙有相似的气质。
蹬三轮车的老乡
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闹铃准时响起。我匆忙穿上衣服，从旅社往二嫂那儿赶。刚到楼下，就听二嫂在楼上窗户边说：“不用上来了，我这就下去。”
二嫂从客厅里推出她的三轮车。这辆三轮车的确服役很久了，车把、铁的车身都磨得光溜溜的，电镀完全没有了，轮子、轮条都裹着厚厚的铁锈。发动机的声音格外大，“突突突”，在寂静的清晨猛然响起，非常刺耳。过了那条长长的围墙路，往右转，穿过华清立交桥，过一个斜坡通道，再拐到地下通道，就到了路的另一边。过斜坡的时候，二嫂告诉我，前几天万国大哥的车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抓的。
从德仁寨到二嫂拉活的梦幻商场有七八里地。紧靠商场后门的地方，排着好多辆三轮车，旁边三三两两聚集着和二嫂穿着一样夹衫的人。女人们一堆儿，有的坐在车上，大口吃着包子，有的斜倚在车把上发呆，有的吐着唾沫在数零钱；男人们一堆儿，在一块儿大声地相互说笑。其中一个瘦小、戴高度近视镜、约五十岁的男人特别显眼，看起来很文弱，很有落魄书生的感觉。
二嫂为我一一介绍她的伙伴们，又用手指着男人堆，说那是谁的丈夫，那是谁家的，家在吴镇哪边。她招呼他们过来，那些男人反而走得更远了，有使坏的把其中一个白脸年轻男人推出来，往这边女人的身上推，大家哄笑起来。拉三轮车的，多是夫妻两个一起。他们还保持着农村的习惯，在公开场合里，从不在一起站着。
快九点钟的时候，二哥骑着三轮车过来找我们。他早晨的活已经拉完了，挣了三十多元钱。“生意不好，淡季，没人来。”他嚷嚷着，马上加入了那一堆聊天的男人中去。
十点多的时候，人流渐渐增多，后面广场各种进货出货的人越来越多，门前停着的三轮车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忙了起来。二哥说：“走，咱们到健康路去。”早已和万国大哥约好，下午一起到二哥家喝酒。他一个人在西安拉车，大嫂留在梁庄看孙儿孙女。
健康路是灞桥区著名的服装批发街，街长约有三里地。这是一条有些年头的街道。路面坑坑洼洼，路口是一个外观已经非常陈旧的商场，往里两边是两排年代久远的老楼房，颜色灰暗、样式落后，楼顶上竖着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各类广告牌子。它的左右不远处都是气势汹汹俯视而来的崭新的高大楼群，衬得健康路格外寒酸、狭小。
不时有三轮车“咣咣”响着飞驰过来。这些三轮车前面都绑着一根小铁棍，打在三轮车的梁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以提醒前面走的人让路。三轮车开得飞快，不时擦过行人的身边。看到我在旁边照相，骑车者就配合地朝我张大嘴巴，露出笑容，车也不减速，“哗”的一下潇洒地骑了过去。欢快而流畅，非常写意。
万国大哥拉着人朝我这边骑了过来，因为速度快，他的头发被风往后吹着，衣服也鼓了起来，腰挺得笔直，保持着昔日的军人风采。看到我，他开心地笑起来，脸一下子像被揉皱了，巨大的眼袋几乎顶住了眼睛。我喊他一声：大哥，慢一下，照张相。他的腰挺得更直了，目视前方，像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大哥很快回转过来，三里地，对于他们这样的熟手来说，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在健康路拉车的全是老乡，说话没有丝毫障碍。王二年不停地拉他的同伴过来，让我和他们聊天，“都是自己人，问啥都行”。和梦幻商场一样，他们对我的出现很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而当我要给他们照相时，又哄笑着纷纷躲开。最后，大家聚拢在一起，站在三轮车的旁边，后面的人站在车上，有几个年轻一点的还摆着姿势，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里的人个个笑容满面，意气风发。其中一个双眼含着笑意，凝视着镜头的外面，脸庞方正，轮廓清晰，儒雅而威武。
流转
下午四点钟，收工了。大哥、二哥和二嫂蹬着三轮车，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回德仁寨。大哥二哥都铆足了劲儿，晚上要和父亲喝一场。二哥更健谈些，几杯酒下来，打开了话匣子：
1991年、1992年的时候在河北、安阳都干过，咱没技术，年龄也大，只能出苦力，挣不来啥钱。小柱（大哥二哥的小弟）、咱们韩家几个人在河北邢台铁厂那儿干活，我就去了。是翻砂，环境差得很。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煳了一样，受罪得很。
1993年阴历六月，我来西安。在健康路“蹬脚”（拉人），拉货，当时是人力三轮车，六百六十块买的新车，利民牌。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替出摊的摊贩装货拉货，咱租的房子离人家出摊的地方三里地，过三府湾，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单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来，再出一家。一早晨帮人家出四五个摊，晚上再帮人家收摊，来来回回，百十里地，挣八九块钱。一车货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捡轻省的，再轻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个平方米。咱们梁家年娃儿当时还在这儿，我们在一块儿干。住的地方脏得很，都是收破烂的，烧那个电线乌烟瘴气的，难闻死了，每天早晨三四点钟都烧东西。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挣五块钱，一个月挣二百块钱都行。干了两年，慢慢一次涨到两块、三块，后来，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那时候不交税，但是没有牌照，出来得晚了，被看见了，二话不说，罚三十块。把车子收了，在煤厂里搁着，在治安办开个票，先罚二十五元，到停车场再交五块钱。经常被罚，票刚开罢，出来又罚。
1995年和1996年，还在铁路上干过活。在南窖地我们房东的女婿做私活，俺们早晨帮人家出罢摊，回来就去铁路干活，帮人家挖地下的电缆线，晚上回来再收摊。那个人不给钱，就是剩点电缆给我们，我们拿去卖，一米都几十块钱。那时候咱三十四五岁，正能干，一天干到晚，也不觉得累。那年挣得最多，往屋里捎四千二百块。那两年挣过一千多、两千多的。你二嫂说挣不来钱不让回家。
2000年，和你二嫂去新疆摘棉花，南疆阿克苏，八九月份，去一百天，摘一斤四毛钱，手快能摘五六十斤，手慢的四五十斤。挣有一千多块钱。那儿蚊子多得很，“南疆的蚊子，伊犁的蝇子”都是有名的。蚊子多得很，钻过蚊帐，爬在脸上，脸都爬满了，得不停地用手拍，早晨起来，脸都扇肿了。
后来又在阿勒泰那儿，种哈密瓜，你二嫂的姐、嫂子、妹子都在那儿，打一天药，一天十几桶，肩都磨破了，摘、种、锄，黑瘦黑瘦，干一年下来，俺俩挣一万。
第二年去克拉玛依，打井，一个月一千块。一个月后，库房里让我回来看库，觉得我人老实，倒料、装装、码码活还不算多重。但是，井喷的时候不能睡觉。你二嫂在那儿挖树窝，种草，摘花。干到十月份，活干完了。
春节买票回家难死了。白天上班干活，到黑了去火车站排队，硬排半个月，最后买的还是站票。总共挣有万把块钱。发誓再也不去新疆了，受罪得很。那两年算是把罪受完了。
为娃儿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
这儿的生意最好是正月间到“五一”、“六一”以前，“五一”中间有十来天一天能挣二百多。六月到八月十五以前生意淡。每年从八月二十日以后，生意好得很，正好学生娃儿上学，买书包、笔，衣服也该换季。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俩一个月能挣七八千，邻居这家俩人年轻，出狠力，一个月有时能拉上万块钱。在这儿拉人最认熟人，来来回回，就都认准了。现在我记不住人了，原先还行。不过，现在是电动三轮，轻松得很，车子一发动，就走了，也不出力。比种庄稼强多了。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打架
从上午回来到下午一点多，三四个小时过去，我一直忍着，没有上厕所。那个漆黑的厕所让人无法进去。
中午时分，我出来上厕所。二嫂和虎子老婆正在厕所里面靠门边的水池里洗菜，水池是脏的白色。我进去一看，一切都是黑的、暗的。厕所没有窗户和抽风机，灯泡是坏的。水泥地板上是厚厚的污垢，抽水马桶的盖子、坐板、桶体都是黑的，微透着原来的白色。靠墙的角落放着一个垃圾桶，被揉成各种形状的卫生纸团溢出来，散落在四周的地面上。马桶前放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大塑料盆，里面盛着半盆黑色的水，正上方斜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条男式裤子。满屋让人憋气的污浊气味。水池的木板上，放着几个颜色鲜艳的塑料盆，盆子里放着新鲜的豆角、芹菜、青菜、木耳等，这是一会儿我们要吃的菜。
饭桌上，我竭力避免对我们吃的菜展开联想。我吃得很起劲，以一种强迫的决心往下吞咽。
讲到黑狗子抓人，又讲到打架，气氛更加热烈。饭后，二哥主讲，大哥、二哥、二嫂、虎子，还有隔壁的老乡不时补充。
原来是市容罚款，不让人车混装。有时罚货主，有时罚三轮车夫。在健康路，吸个烟罚五百，保安也参与开罚。罚款厉害的时候，大家的日子都没法过了，罚一次抵住你干半个月，罚得太厉害，老乡们就组织起来，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在僻静处，逮住其中一个人，一群老乡围上去打他们，把他们也打怕了。
那两年没少打架，打了就打了，跑几天，再回来。跟公交车司机也打架。公交车司机牛得很，也坏得很，开腔都骂。你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他硬把你往路边挤。气急了，没人的时候，就拿着砖头、铁棍去砸公交车的玻璃，砸得稀烂。
现在有110，打个电话就来了。打群架按黑社会性质定案，咱这儿的人也不敢打了。这一来，公交车又疯了，看见骑三轮车的硬往边儿挤。出事儿跟人家也没关系，反正又没有直接证据。总的来说，你是个蹬三轮车的，人家都看不起你。
二哥讲到这里，虎子老婆插话，带着非常明显的不屑表情：“城市人说话傲慢，摆个脸子。一般都为啥打架？安康人好说‘你臭蹬三轮的’、‘你就是个卖菜的，还怎么怎么’，咱这儿人受不了。真打架了，城市人即使叫人，也最多能叫三四个人，农村人一叫一帮子。说明还是穷帮穷。”
他们的讲述很激动，但也很平常。对他们来说，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新鲜而震惊的经验。
眼前的一张张脸，我的大哥、二哥、二嫂和邻居们，哪一个不是和善、羞涩、质朴的人？多数是因为尊严，尊严的被践踏和一种不甘。也因为他们必须如此，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因为共同的命运，三轮车夫们紧紧抱团，一个有事，集体呼应。
小天使
十一点左右，我们坐上出租车，到虎子那儿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个拆迁村里。走进村子，小道中间停着一辆三轮车，一边紧靠着墙，另一边还剩下窄窄的小缝，只是一个人的宽度。这是虎子的拉菜车。走过车，路似乎越来越窄。路的中间立着一些长长的钢管，直伸到二楼，支撑着二楼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间的地板。在这些林立的钢管下面，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们。
她左边是一张简易的三合板钉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黑色小锅、作业本和文具盒，旁边散落着几张薄薄的木制简易小凳。右边，楼梯的墙体石灰完全脱落，露出一种充满油腻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尽头被一个高大的土堆严严实实地堵着，几乎和这二层的楼房一样高。阳光从一线天的上方洒下来，单薄、稀少，在小女孩儿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阴影。高大、阴沉的夹缝中，这个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个孤独的、流落人间的小天使。
“这是强的女儿，今年十岁。”强，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皮肤苍白、有着阴郁眼神的青年人从屋里走出来。他朝我们看了一眼，表情淡然。虎子进屋，先拉亮房间的灯。这是一个里外间的两间房，外面是厨房，放着简陋的做饭家什。里面那间侧墙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层，白白的，透着里面的黑色墙体，有种分外的凄凉，房间潮湿、阴暗、憋闷。唯一散发着明亮气息的是一个崭新的金属色音响。黑色的地面，低矮的凳子、桌子、纸箱子、塑料袋、随意拉的绳子，一切透露着马虎、潦草和暂时对付的气息。
虎子在这个村庄的这两间房里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岁，换句话说，他在西安和在梁庄的时间几乎是均等的。在梁庄，他花了将近三十万元，盖了一栋华美的房子，先进的抽水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调、冰箱、热水器一应俱全，去年他的儿子就是在那座房里结的婚。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在那座房子里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
虎子一定要请我们在路口一家饭店吃。出来的时候，他的姐夫哥在门口站着，和我们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绝了。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后，我的记忆马上恢复了，这就是虎子那位长辫子的姐姐，极其温柔的、腰稍微有点探的、沉静的姐姐。现在，她的大眼睛变得往外突着，腰更加弯了，还是一根长辫子，但前面的头发明显少了、稀了，穿着最劣质的涤纶衬衫，空空荡荡的，不见乳房，也不见躯体，如幽灵一样。好像有什么深深地压着她，一直压着，最后，这压力内化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摆脱不了。她手里拿着一把面条，低垂着眼睛，还是那样温顺，只是脸上多了一丝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
走在路上，虎子以一种轻视的口气说：“他（姐夫哥）肯定不会去吃，不跟人来往，来往了还要还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钱都看得可紧。你知道他们手里现在有多少钱？至少百十万。这我可有数，这些年他们是只进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来往，一门心思挣钱。他们现在还在老市场卖菜，比我生意还好。儿子上了大学，重点大学，还想着要在农村给儿子说个人（给儿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
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门口的面馆吃饭。突然听到外面吹吹打打的唢呐声和司仪的唱喊声，跑到门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饭店门前的路上，低着头哭泣。葬礼的执事像玩笑一样，看到我照相，对着我，摆弄着姿势，又以夸张、表演式的声调喊着各种口号。年轻一辈有低着头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处张望的，有相互交谈的，很少有人专注于葬礼本身。唯有那个中年妇女扶着桌子在认真而悲怆地流泪。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机器的嘈杂声中，葬礼变得轻浮、陈腐，毫无尊严。没有大地、原野的背景，这些仪式成为无源之水。
人家不要咱
再次回到虎子的出租屋，我很想再碰到他的姐姐，或者去和她说几句话，我一直被她沉静的温顺所吸引，但虎子和二哥却很不积极。虎子家姊妹四个，在虎子来西安站住脚之后，两三年内，他把他们都弄到了西安，也卖菜，同住在这个村子的这栋楼里。但说也奇怪，这么近，姊妹们的关系却不十分亲密，也没有吵架，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在一起吃饭、聊天。以二哥的观点，其他姊妹不满意虎子太喜欢与人交往，尤其是过往的老乡，牵扯太多，花钱手太大。虎子老婆则意味深长地说：“反正别想在她家吃个饭。”
快言快语的她先说了他们来西安的经历：
“俺们来西安都快二十年了。1992年收罢苞谷来的。女儿红红一个多月，我抱上来了。娃儿（儿子）一岁三个月，留在他外婆外爷家。我卖菜，女儿跟着我，冬天可冷，我弄个小被子一包，抱上去，立在火边烤着，冻得浑身发抖。
“那两年多可怜，下午去咸阳蹬一车菜，来回得六七十里，七八百斤，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到家。早晨五点多就得到市场。一车能赚二三十块钱。风里来雨里去。当时觉得不错。
“中间三年都没回去，三年都没见娃儿。第四年回去，把庄稼收收，地不种了，给人家，不回去了。好几年，一年都是挣个两三千块钱，就这也行。条件好一点，你虎子哥他们姊妹都来了。前几年生意好，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就不住秤，一天净利润有三百块钱。现在又不行了。弄个新市场，看着可好，市场不行，要钱的地方倒是不少，四块地板砖的地方，一个月九百六十块，卫生费垃圾费又一两百块钱。不干也得掏，就这还得开后门送礼。
“俺们娃儿老埋怨俺们俩，说从小不管他，扔到外婆家。还和他爸吵架，说俺俩对他和红红不一样。我说，房子给你盖，老婆给你娶，那还不算稀罕你？那也是形势逼哩，那时候可怜，没办法。要说现在的娃儿们真是可怜，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
“后来娃儿为啥不上学？他说，人家上学爹妈跟着，买这买那，我就一个人，我不上了。也是我们常年不在家造成的，无论如何也不上。我说，你上吧，不行我回来算了，你好好上，反正不管咋着能供你上学。他又说，好大学考不上，不好的大学上着没啥意思，还不如去学个手艺。也是，好多上大学的娃儿也没见有个啥好工作。他不上就算了。农村人就这样，你能上就上，不上就算了。不过还是有距离，俺们也有感觉。看起来父母跟孩子不能离，时间长也不行。这也是打工带来的。
“对西安也没啥感觉。反正就挣个钱，好坏跟咱也没啥关系。”
我问虎子：“虎子哥，你挣的钱也不少，咋就没想着在西安买房？现在涨了，又买不起了，有没有点后悔？”
虎子耍赖似的嚷道：“谁在背后编排我？你看我这花销多大，迎来送往，攒不住钱。不过，咱根本都没想过在这儿买房，涨多少跟咱也没关系。”
“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城市不吸纳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多少人在这儿办的户口都没用，分东西也没有你的。”
据二哥讲，虎子在七八年前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当时，西安的房子并不贵，他们完全可以拿钱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现在，那点钱什么也不是了，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轨道。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城市金融的涨落、好坏与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内心一直停留在梁庄。
羞耻
第一天和二嫂一起去市场，老乡们非常惊异，又很好奇，远远地看着我。给他们照相时，“哗”的一下全跑了，那些调皮的人把自己的伙伴使劲往前推，自己则躲到后面，于是，就有那么两三个站出来，“照就照”，像赴刑场一样，大义凛然。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相互推让着，羞怯地，但又大胆地走到我面前，摆着各种姿势，让我照相。一些见过世面的年轻车夫过来，和我聊起了政治等问题。那个戴着眼镜的老落魄书生根本没有上过学，是先天性弱视，说话粗俗直接得可爱，来西安拉车已经二十几年。我说起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家都哈哈大笑，一直取笑他。
在一片欢快的喧闹声中，他拉着装满货的三轮拖车进入了我的视线。一个年轻人，上身穿着紧身的黑色T恤，下身一件腰间有金属链的深蓝色牛仔裤，额前的头发挑染出一撮鲜亮的黄色，脚上穿着一双人字拖。铁架子上放着六个巨大的尼龙包，他像其他三轮车夫一样，一手抓着把手，弯着腰，胳膊上、脖颈上的青筋往外鼓着，依稀看到脸上白皙的皮肤和散落在其间鼓鼓的青春痘。
他突然看到我手中举着的相机正在拍摄这群他也熟悉的、没心没肺的、嬉笑的三轮车夫，他的脸“刷”的一下涨红了。几乎是一种激愤、羞耻，他迅速扭过头，速度加快，腰弯得更低，往那一排排的货车缝隙里走。正在镜头前作怪大笑摆姿势的那位中年人朝他喊：“儿子，儿子，民中，过来，咱俩照个相。”这位中年人非常活跃，每次拉着车过去，都会喊我：“妹子，来，给我照张相。”然后，摆出弯腰的、蹬腿的、拉纤的姿势，做着夸张的怪脸，招来一阵又一阵笑声。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本能地略略停顿，朝他的父亲严厉地瞥了一眼，更快地走向大货车沉重而庞大的阴影。他的父亲一再喊他，他始终没有回头，也没有看我，只是倔强地往里面走，无比坚决地避开我的镜头和我的眼睛。他不愿和我对视，那一瞥而来的眼神似乎还包含着某种敌视。
这是三轮车队伍中少见的年轻人。那位父亲，指着孩子的背影，讪笑着对我说：“不知吃啥枪药了，就不和我说话。”
二哥在旁边说：“哈，别看他不说话，可不少给咱们惹事。”在那位父亲和二哥相互补充的叙述中，我大致了解了这位年轻人的经历。年轻人今年十八岁，十五岁下学，先是到新疆跟着姨夫们学校油泵，干了一年，嫌太累太寂寞，姨夫的店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孤零零地设在路边。接着到广州、东莞打工，在电子厂和服装厂里不到一年，说啥也不干了，再加上金融危机，他在的那个厂倒闭了。今年四月来到西安，开始拉三轮。人沉默异常。要么不说话，要么就和坐车人或不相干的路人吵架。天黑收工后，和一帮小老乡——都是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走在街上，腰里各揣一把锋利的小匕首，到处找茬打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很想和他聊聊。可他根本不看我。他对他父亲在镜头面前的热情、巴结和热衷极其愤怒，总是在远处用很严厉的眼神看着他。等我想走近的时候，他就消失在货车背后，或给我一个脊梁。那倔强的脊背向我昭示着某种排斥，甚至是某种仇恨。我把相机装进包里，假装和别人说话，好让他知道我没有关注他。我没有再找他说话。
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他恨梦幻商场，恨那梦幻的又与他无关的一切。他恨我，他一瞥而来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无比宽阔的鸿沟。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他不愿意重复他们的路。“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
葬礼
2010年10月11日，梁庄的梁贤生在南阳去世。火化之后，贤生十三岁的儿子抱着骨灰盒回到梁庄。贤生的两个弟弟已经先回到梁庄，在村南头的自留地挖好墓坑，棺材就停放在墓坑旁边。没有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屋子，没有可以停放棺材的地方，贤生是孤魂野鬼了。贤生肥胖的母亲——我的二婶，趴在棺材旁哭得死去活来。
梁庄所有人都明白二婶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因此也并不去拉她。2004年的春天，二婶从南阳回来，住了十几天，办了一件事情：把老宅的房子卖了。卖完二婶就后悔。那几年，二婶提起这件事就抹眼泪，埋怨自己把房子卖了，回家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没了，将来死了棺材往哪儿放呀？当时，她还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先她而去。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够伤心了，而因为自己的愚蠢，让儿子最后连个家都不能回，停在了野地。嘴拙内向的二婶，怎能不哭呢？
贤生是梁庄最早出去打工的人，是最早娶城里媳妇的农村小子，是最早开着小汽车回来的人，也是最早把全家都带出去的人。贤生是梁庄最早出走神话的缔造者。
贤生在梁庄的家，就在我家的左边，贤生有个绰号，叫“达得洛夫”。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农村流行一部武打电影叫《武林志》。主角叫东方旭，一个中国武师，他挑战各国拳王，其中一个俄罗斯的拳王叫“达得洛夫”，长得非常雄壮、英俊。当然，最后他也被东方旭打败了。这个电影我至少看了四遍，记住了“东方旭”，但是“达得洛夫”记得更清。因为我们的邻居，二十岁的贤生，长得非常像他。
贤生1982年左右离开梁庄到南阳。那时候，我不到十岁。之后偶尔见面都感觉像见神话人物一样。贤生穿着一件军大衣回来了，贤生带着一个洋气的城市姑娘回来了，贤生一家开着汽车回来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的日子相当不错，有水井、轧面机、各种家具，有三间正房、两间偏房。然后，慢慢地，贤生的一家离开村庄，先是老二、老三，接着是老四，再接着是梅花、贤仁，最后，二叔、二婶也离开了。等觉察到他们全家都离开村庄的时候，我已经师范毕业，在异地的一个乡下小学教书。
梁庄所有人都在传说，贤生发大财了。贤生开大型批发部；贤生办出租车公司，拥有几十辆小轿车；贤生是黑社会头子，黑白两道通吃；贤生的兄弟姊妹都在南阳买了房买了车。围绕着贤生的一切无比神秘，又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在我脑海中扎下牢牢的根须。
1994年，我在南阳读书。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走，是从南阳到穰县的那条路上，我准备乘公共汽车回穰县。一辆三轮车突然迎面而来，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也许以为我要搭车。我一看，吓了一跳，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那拉车的人竟然是贤生的大弟弟贤义！他骑着一辆寒酸的、破旧的人力三轮车在拉人，这怎么可能？并且脸上还有一道黑的油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那黑色的油灰记得特别清楚——斜着从左脸下半部滑过去，前面色很重，后面很轻，是无意间扫上去的——因为它让我证实了他的确就是传说中已经全家发大财的贤生的弟弟。我们非常奇怪而陌生地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分手了。陌生而茫然，几乎可以说是冷冰冰的。要知道，我们是最近的邻居啊，整个童年少年天天都要见面。我到现在还弄不明白当时各自的心态。
这么多年过去，在准备去南阳了解贤生家的城市生活之前，我也从来没有认真回忆过那一场景。回到梁庄，我听到的传说仍然是贤生家发财的故事，我没有把我在南阳遇到的情况给大家讲，从来没有，村里去南阳找过他们兄弟的人回来也没有讲过。
也许，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神话，我担心这个神话被打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关贤生和贤生家的神话是梁庄的希望，是梁庄对外部世界想象的最远边界。
戳破“神话”
2011年7月28日，我们从穰县出发到南阳去找贤生一家。贤生在南阳的家，南阳市郊的一个城中村。贤生是这家的老大，主心骨，是把一个个姊妹们拉扯到城里的功臣，在这一过程中，秀兰嫂子也功不可没。因此，身为城里人的秀兰嫂子在言谈之中，总不忘强调自己为这个家所作出的贡献。
妈啊，哪发财了？听谁说的？才开始认识梁贤生，那真叫穷啊！他来南阳，是因为他小叔，当兵转业回来在南阳一个厂里当个保卫科科长，就把他叫来。他小婶嫌他们家穷，就不让他去家里。这么多年，俺们就去过一次，吃过一次饭。小叔还行，小婶可势利得很，穰县来的穷亲戚，根本不让去。
贤生是在床上躺着突然就脑溢血了，不会动了。2008年10月3日，晚上，他好喝酒，好朋友，为这个家操心太多，伤着身体了。
当时贤生在工艺厂上班，一个月二十几块钱，还不够吃饭。年下到我家走亲戚，俺俩去买东西，我说我掏吧，他就让我掏了，也不让一下。原来是他口袋没一分钱。1988年4月22日，玻璃店开业，是从别人那里接手的，属于厂里的。承包这个店，连给厂长送礼的钱都没有，我记得可清，是到小卖部赊的东西。贤生去送礼，可作难了。请人家吃饭，也是赊的账。从这儿站住脚了。玻璃店主要装饰配件、板画、大匾，店面可大，几百平方米，五六个营业员，生意最好时开过两个分店。
这房子是1987年盖的，当时就挣了六千多块钱，全部花完，还借俺妈一些钱，才盖起来的。你二叔连一分钱也没有，还光向他要钱，啥事都要钱，买个化肥都得来南阳要钱。
跟着你二叔就得癌症，1991年得癌症，一检查就是晚期。就来南阳住着，住在这间房里，秀丽，就是贤义老婆，她和贤义住在左边那间，秀丽照顾他。俺们几个都在玻璃店住着。
这个店为啥赚不住钱？开始都是一无所有，后来挣点钱，家里一起起的事，一个个姊妹接着来。来了之后，吃喝不说，要说老婆、要出嫁、要盖房，都是事儿，店里挣的钱统统都是顾这些事了。只觉得姊妹们都到南阳市了，要相互照顾。为姊妹们的事儿，成天和人家喝酒，没有一天不醉的，说他他还骂我。贤义1990年在梁庄结的婚，俺们把钱给他，让他在家里操办。俺们在这儿把亲戚喊上，租个大巴车，还弄个小车，排排场场地回去了。这些年，姊妹们来来去去，就不断线。
梅香来估计都是1991年了，也在店里干。当时房子涨价，生意不是太好了，别的地方也都开类似的店。我们又开了几个小店。不管赚钱多少，不敢有事。紧接着贤义盖房。又把梅香打发（结婚）了。俺们这边开去俩车，浩浩荡荡过去了，看着也排场。你贤生哥好玩车，就又买个车，自己出去跑车。给人家当司机，还跑长途，也可累，不过，那时候干这个的少，也挣了一点钱。接着，又买了一辆好的。后来俩都卖了，一个卖一千块，一个卖两万多。
原来那家玻璃店倒闭之后，在东关又开了家玻璃店，贤仁在照顾，后来也不行，就彻底关了。后来，又去搞装修，给人家干活，和主家闹矛盾，他那脾气，说不干就不干了，又赔人家钱。这都到1997年了。店没了、车没了，挣到最后啥也没有。后来就又回到厂里干个事儿，也算是个领导。
这就是贤生哥的生活，那在梁庄流传了三十年的神话轻轻一戳，就破了。他差点就发财了，但是众多的姊妹是他不可逃避的负担，就像梁庄是他长长的阴影一样；他的小婶始终不和他来往，因为他还是梁庄的穷亲戚；他也没有办出租车公司，只是买过一辆车，自己还是司机；他更不是黑社会头子，但却依靠喝酒、仗义去开拓他在陌生城市的局面；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老婆，因为她对他的姊妹们并没有百分之百好，很多矛盾因她而起，但最终，还是他老婆不离不弃伺候他，陪他走过生命的终点。
算命者
贤义是一个算命仙儿！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他很专心地给我讲他这些年的经历：
为什么初中没上成？1982年，我爷我伯我奶在一年里死了，那时候连个棺材都买不起。用别人的棺材，一年给人家一百斤麦，作为抵偿。把那个棺材赊来之后，三年之后还不起，人家要上房溜瓦。我就辍学在家，一年之内把农活都学会了。贤生哥来南阳两年多之后，有点门路，就把我叫过来。1984年下半年我去南阳，那时候贤生哥在新华公社后街卖服装。我跟着贤生哥卖半年服装，也没赚住钱。1986年我在二胶厂上班，一天一块七，工头抽走四毛钱。干了四个月，用攒的钱买了一个飞鹰牌自行车，骑着回家过年了。
骑着自行车又回南阳以后，打工还不行。1987年下半年，开始卖卤肉。我卖东西是老老实实地卖，旁边有两个，是城里的，会坑秤，要一斤，给八两。我都给人家够，慢慢地顾客都来我这儿买。他们就生气，偷偷扎我轮胎。那几个人天天候着我，瞪着我，不知道想啥坏点子，我就不敢去了。
到春节没事干，我就在新华东路，老新华电影院对面卖对联，自己写的，卖了两天，挣了七十多块钱，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就是工整，农民能看懂。过了春节以后，一直没干成啥，又开始卖服装，因为没本钱，只好代销别人的服装，先拿货，卖完再给人家钱。
1988年4月20日，贤生哥把工艺厂青年商店承包了，我就去给贤生哥打工。生意很好做，贤生哥外向，我内向，他把工商城管照顾住，我能把商店的账管好，跑业务，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到了1990年，生意做得相当不错。那几年回家，开着三轮摩托车，坐好几个人，一路开回去，舒心得很。
我是1990年结的婚，我跟着贤生哥干到1993年。1993年开始开三轮车，开了一年多，后来叫你嫂子开。1993年以后，有了孩子，想的多了。哥对我很好，但是经济上咱掌握不了，一个月只管吃管住，自己想发财也不行。分开时，我哥给我几千块钱。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不过也没说出来。1994年，一个朋友介绍的活儿，安装铝合金窗户，包工不包料，一平方米十块钱。干有一年，这个赚住钱了，一年赚了一万块钱，加上我哥给的钱，1995年4月盖的房子。盖房子花了两万多一点。
刚好一段，1998年厄运来了。我房子被小孩的舅抵押，贷了六万块钱，把房子抵了十多万。他做生意失败，还不了款，法院来执行，把我的房子封了，要拍卖，卖六万。房子卖了，我们一家住哪儿啊？后来，法院里面有一个人认识小孩的舅，就对我说，你拿来五万块钱，我把房产证给你。我又到处借钱，借了五万块钱，把房产证又拿了回来。
我们俩出去打工。我在南阳市基建公司，一天二十块钱。从早晨七点多到晚上七点多。你嫂子出去刷油漆，啥出力活都干过。干了三年，省吃俭用，把钱还完。后来，我的身体吃不消，在工地上干不成，胃也不好，最后发现血压高，不敢上工地，就不干了。把啥罪都受了，身体也不行了，没办法了，开始正式学《易经》。
我一直对我1994年的记忆有些恍惚，我不敢确定那开三轮车的就是贤义。现在看来，那确实是他了。1994年，当梁庄在传说着贤生家神话的时候，贤生一家正处于分裂初期。姊妹们都到了南阳，最初大家一条心，能有口饭吃就可以，所以心甘情愿跟着大哥，也只能跟着大哥。随着年龄的增长，各自要成家，另立门户，这时，矛盾来了，原来忽略的金钱问题开始浮现出来。贤义、梅香、贤仁在哥哥家干活，到底应该不应该给钱？该给多少？贤义一家一直在贤生的房子里吃住，这又怎么算？没有大哥，贤仁能来南阳吗？他还能依靠谁？你不感激，反而想要些钱，是不是有点过分？这些是他们的大嫂要算的账。一笔糊涂账，谁都说不清。最终，也就以说不清的生气而分开。
小海的传说
关于韩小海的发财史，梁庄人有不同版本和不同叙述。那些讲述他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他的电话。小海不和大家来往，大家也不和他来往。小海在梁庄，既有点高高在上，也有点因其行为而被孤立的意思。我在北京和韩家建升聊天的时候，两天的时间，有很长的篇幅是聊小海。从建升既不屑又痛恨，甚至有些夸张的言谈中，可以肯定，当年同在北京的建升和小海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因此，建升的话我是打着折扣听的。
你说小海啊，那家伙是个滑头。原来在家里卖沙石，开拖拉机，媳妇是咱那儿王营的，结婚前一直在北京给韩国公司做蛋糕。结婚以后，小海把拖拉机卖了，也去了北京。
才开始他们在樱花商场旁边租一个店铺开蛋糕店，生意可好。这中间他们往樱花商场送蛋糕，认识这些经理一级的人，感觉到卖烟也可以。小海老婆会来事，在商场弄个小摊位，卖烟酒。这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有点玄。说是认识中央大领导的老表，那人有五十来岁，他不喜欢抽别的烟，就喜欢抽骆驼，天天到他们这儿，拿许多中华玉溪熊猫烟来换。每次都是提个大袋子，直接撂到柜台上，给小海说，我这个烟放这儿，换你骆驼烟给我。等于变相给他销货。
小海就给人家卖，多少条多少钱，清清楚楚，如数给人家。估计人家也是考验他。有一天晚上，那个老头弄个大帆布袋子，说明天早上来拿。小海还开玩笑说，不是钱吧？老头说，不瞒你说，还真是钱。老头走之后，他打开袋子一看，果真是钱，查查，整整一百万。小海吓得一夜都没睡觉，看着这个袋子。第二天，在搬钱过程中，老头还问，你看了没有，小海说，我还真看了，是钱。老头说，你是个实在人，你要说没看我不信。老头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他是我的老表。看你这人老实，我给你介绍一些活干。就给他介绍一些建筑的活儿。小海和他哥就在家拉了个建筑队，来北京干，他当包工头。两个月，挣了二三十万。当年，那钱可是不得了。他姐们、弟们、姨家孩子都来，一家子都来了。
我不信这故事，咋可能？人家都信任他？肯定是小海自己编出去的。他不说，谁知道？
几年之后，挣的钱差不多了，就到广西，搞传销去了。把咱梁庄的和他老婆家的亲戚全骗去了。有一天，我碰见红传，红传是小海的侄儿。说起这件事，红传说，叔啊，你可别说，我算叫他们坑了，叫他们骗到广西了。我回村里，听我大哥说，哎呀，把街坊邻居找个遍。就是个老鼠会，专在自己窝子里蹿。
我问了梁庄的好些人，关于小海，他干过什么，有什么经历，靠什么发财，每个人的叙述都不一样，彼此还经常为一些细节吵得不可开交。对小海，我却越来越不清楚，这也使我越发想了解他。
“发家史”
2012年春节的一天，下着小雨雪，非常冷。在贤义家里，我给小海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联系。一接到电话，介绍之后，小海特别热情，说我和你哥都好得很，马上就过来。十几分钟后，小海就到了，开一辆白色的宝马车。小海个子高大，略胖，眼神有一种唯利是图的敏捷，语速很快，与我们寒暄的时候，有一种夸张的热情。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农民的痕迹。
他家在离贤义家不远处的另外一个村庄，也在等着拆迁。村中道路路面很差，房子规划也很乱，有一种放任自流的感觉。小海家的房子非常宽绰，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一个大理石铺成的大院子，院子一角种着竹子、花草，另一角养着一条据说是稀有品种的狗。推门进去，家里面却是异乎寻常地乱，客厅的沙发上堆满衣服、玩具等各类物品，椅子东倒一把西竖一把，像遭了抢劫一样。小海一边把我们让进一楼左侧的卧室，一边不好意思地说，有个小家伙，乱得很，就收拾不成。小海和我同岁，我们俩在小学还同班过，但奇怪的是，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小海麻利地打开空调，把桌子上乱七八糟的物品扒到一个角落，又找出茶具、茶壶，倒上水，我们开始聊天：
我是咋去北京的？那时候，咱韩家明子在北京大学食堂做饭，他是咱梁庄比较早出去打工的。后来人家还考了个厨师资格证，在北京国宾馆当厨师。经他介绍，知道北京大学招保安，还有名额。我是1988年去北京大学当保安，十五岁，去一年，体重从九十几斤到一百五十多斤，整个人像发了一样。干了一年，我们那批保安就都清退了。
我哥在家干建筑，我买了个小四轮（手扶拖拉机），去给他拉砖。我老婆一直在北京一家韩国蛋糕厂打工，会一整套技术。结婚后，我就跟她一块儿又回到北京。先是在厂里上班，后来觉得不如自己开一个蛋糕房，就在朝阳区樱花商场那一片找地儿，开了一个小门面。那时候，蛋糕房还不多，咱的手艺不错，算是赚了人生第一桶金。后来在附近开了俩分店。那期间，我妈得了癌症，在北京动手术，花了十一万多元，全是我出的。咱好思考，看到对面樱花商场缺个卖烟酒的摊位，就给人家说说，把一个小角门封上，摆个小摊位。生意很好，在这中间，认识一个人，也是咱的贵人。是谁呢？是中央大领导×××过去的一个秘书。他们家就住那一片儿。一来二往，熟了，我认识的时候他在做生意，开一个大的公司，来往人很多，估计也是靠以前的关系。公司里面所有的烟茶消费和文具消费都是我供货的，光这一项，一年能挣个十来万元。
后来，他的公司不开了，我这一块儿的生意就不好做了。那个烟酒店就关了。蛋糕房也开够了。后来就跟着亲戚到广东一个沿海城市，开旅游商店，主要是卖服装、箱包，假名牌。谁都敢得罪，导游不敢得罪。导游拉客是一大块儿收入。赚过来的钱，导游拿大头，咱拿小头，你知道到啥程度，有的能达到七三开，你说不卖假的能行吗？
那几年是赚住钱了。后来几年，查得严得很，一查住，都是巨额罚款，还有人被抓起来。我一看，风险太大，就不干了。2004年回南阳。现在也没干啥，我老婆没事儿打个牌，我从来不打牌，你说来赌啊，吸烟喝酒啊，我都没有。后来就合伙和几个亲戚买几辆大巴，跑长途，我只是占个股份，拿个分红。
果然有“遇贵人”一事，看来，不排除是小海自己编造了一个神话，这也是为一个人发财找到的很好的解释方法。我一直在等着小海谈他传销的经历，但是坐了一下午，根本没有谈到传销这个事情。最后，我只好单刀直入，直接问了出来：“小海，人家都说你在搞传销呢？！”“谁说的？我啥时干过传销？！那他要胡糟蹋你，你拿他啥门儿？！”小海以特别坚决的眼神和话语否定了这件事，马上转移了话题。我没有再具体追问，我害怕他没法回答。
凤凰男
在西安的时候，从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那里已经听熟了梁东的名字。知道他因为没房，不能结婚，而为他买房，大哥四处借钱达八万元之多。万国大哥五十多岁的人了，不管天寒地冻，拼着老命蹬三轮车。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不太体谅他的父亲。
梁东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是那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问题有深入思考后的忧郁。目前，梁东在郑州一家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班，做房建监理。和他的聊天是在郑州和梁庄分几次完成的。第一次在郑州见他时，本来约好他的女朋友也来，但等见面之后，却是梁东一个人来，说女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看梁东的神情，我很怀疑人家姑娘根本不愿意和他一起来。果然，梁东说他们俩又吵架了，还是为房子的事情。
也不是吵架，就是斗几句嘴，心里都不顺。我理解她。房子已经买过了，是期房，还没有交。航海西路与秦岭路买的复式房，五十多平方米。八千多块钱一平方米。其实就是个一室一厅，上面一个小阁楼。当时我和女朋友俩人加起来就有两万多块钱。也想着不让父母操心，可是不操心咋办？问谁借？最后还是我爹给我借了七八万。去银行刷卡看钱时，真是想哭。剩下的就都是贷款，我贷了二十年，一个月还两千五百块钱。这相当于我必须还一辈子，压力很大。
俺俩是大学同学，在学校第二年就谈恋爱，这都七八年了。她家是县城里的，条件稍微好一点，父母都有工作，就她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后，我第一次去她家，人家明确表示不愿意。我也理解，要我是家长，我也不愿意。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工作又好，在大专院校教书，又有郑州户口。我啥也没有，没户口、没钱、没房，家还是农村的。指望啥让人家同意？
我俩分手过好几次。有时是她想分，觉得俩人在一起没希望，压力太大。有时是我想分，我压力也大，一个男的，老让别人觉得不如女的，心里也难受得很。有一次闹得最厉害。她家里安排她去相亲，她问我去不去，我说，那你去。我想的也比较淡。咱不能拖累人家，死皮赖脸的，没意思。她其实是试探我，看我不主动，就生气，说分手，分就分。其实都是气话。还是有感情，毕竟那么多年了。不过我知道，她的确也动摇过，一上班，见的人多了，实际的事情考虑多了，自然和只谈恋爱时的想法不一样。
我上学学的是室内设计装修与管理。专升本，人家上四年，我上五年，还多交学费，为这，我爹没少为我花钱。我现在一个月也就三千多块钱吧，没有三险。私人企业，很少有交三险的。现在都是私企，老板说了算。有多少人想来还来不了，你还在那儿挑三拣四，肯定不行。所以，虽说工作也算稳定，但焦虑很大。没有长期的保证，内心不安全。
我这是典型的农村出来的凤凰男与城市女孩的关系。在以前，人们说，山里飞出来一个金凤凰，多宝贵，姑娘家长争着把姑娘说给他，现实可不是这样。现在的凤凰男可是作难死了。我心里也难受，好赖也是大学生，家里供出来了，有工作了，不但帮不上忙，还得让家里再替我操心，真是没志气。家里没钱，就我爹一个人挣钱，拉三轮，出死气力。我爹身体不好，经常胃出血，都是累的。按说，我的工资也够生活、吃饭了，也应该能给家里一点。可是，房子压在人头上，喘不过气儿。
没房子，就低人一等。你再争气傲强，也都没用。你想靠自己争气傲强去挣钱买房，连门儿都没有。后来，人家家里就提出条件，先买房子再结婚，不管大小，得有一个。我也想买房，房价不断上涨，没个头，不敢等。另外，长期租房肯定不是个事儿。说搬就搬，说让你走你就得走，将来有了孩子，也不安定。2012年肯定要结婚，房子今年交钥匙，人家也二十七八岁了，再拖，说不过去。装修房子至少又得几万元，又是一笔钱，都是愁人的事。
尴尬“农民工”
春节在梁庄见到梁东，他正和梁平、梁磊（二哥的孩子，重点本科毕业，在深圳打工）在二哥家的院子外打羽毛球。我问梁东，女朋友来家过年了没有？梁东笑着说，人家说没名没分的，不来。我们四个人坐在万立二哥家里，门敞开着，屋里和屋外一样冷。我们就在这零下十来摄氏度的房间里，蜷曲着身体，聊着天。在谈到“农民工”及这一称谓的含义时，梁东字斟句酌，语气里却又有些激动。
为啥叫“农民工”，而不叫“工人”？它确实有一种歧视。“农民”从来不是个好词。咱们小时候，爹妈让上学，不就是想让你脱离农村，为啥，农民可怜，过不上好日子，农民被歧视。但是，农民离城市远，交集不多，人们想起来农民时，觉得农民朴实、厚道什么的。现在，农民进城的多了，农民和城市直接相遇，那差别就出来了。“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农民的一种歧视。你看，电视剧从来不说农民工不好，但是，它会说农村婆婆多不好，农村负担大，农村人不讲卫生、不讲个人权利，其实都是对应大家心里对“农民”的负面判断。
那些电视剧，像《双面胶》《新结婚时代》里面的农民和农村是什么样子：贫穷、落后、粗俗，还侵略和毁灭城市人和城市生活。这些形象从哪儿来？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事情，说一个农民工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就主动给让位。小孩要过去坐，妈妈阻拦小孩，说太脏。那个农民工用袖子把座位擦擦，那位妈妈还是不让孩子坐，给小孩说，太臭。这个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类似情况肯定是有的。你说，她还是个妈妈，她给孩子的啥教育？她这观念从哪儿来？
反过来，你说我们是啥？梁平户口在梁庄，这不用说，梁磊户口也在梁庄，他还是重点大学毕业，他到底算啥？你看我的身份证上的户籍写的是“吴镇派出所2号”，不明白吧？我2004年参加高考，考上之后，户口不是转到郑州的集体户口上，而是转到吴镇派出所，这样，在算农村户口时，就没有算上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户口，算是帮助实现政府的“农转非”目标。说是农民市民化，其实俺们这样的大学生占很大比例。都是数字游戏，自欺欺人。
“吴镇派出所2号”，多聪明的安排，既非农业户口，减少了农民户籍数字，但也不承认我们是城镇户口，又符合我们去到城市上大学的实际状况。这样，我们就被“悬”起来了。
我妈一直想把我的户口转回梁庄去，这样老悬着也不是个事儿。去派出所找，问人家，“派出所2号”到底在哪儿？既然是户籍，那肯定得有个具体地儿。派出所人都笑她，说就在派出所2号嘛。
前一段时间听说有大学生直接写信给国家领导人，说大学毕业生这么艰难，在城市没有户口，享受不到那些待遇，又把农村户口取消了，没有补助了，这岂不是太不公平？后来，才有松动。你看，我现在，不是梁庄的户口，在梁庄没有地，但与农村相关的政策补助也还有。我想把户口转回村里，派出所还不同意。我听说湖北那边，有人想把户口转回村里，掏十万元也不给转。咱这儿肯定没有那么大的资源，但是，万一将来国家政策变了，有更多优惠了，到时，还给不给我就很难说了，我又不算是梁庄人。
城市户口没有，农村户口也没有。梁东的身份界定非常模糊。从这个层面讲，他连“凤凰男”都还够不上资格。梁东又一次提到那些一时极其流行的电视剧，并对这样强调城乡对立和蔑视乡村的观点表示强烈的愤恨和担忧。
政府和一些研究人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非常模糊。如正林、梁东和梁磊这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城市漂着，身份证的户籍还是“吴镇派出所2号”和“梁庄×组×户”的年轻人，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类？难道他们不是“80后、90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的位置完全符合这一界定，但他们又不是。这一身份的迷惑似乎不重要，但在这个时代，它却又结结实实地充塞在梁东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中，无法绕过。
狐狸精
最早对兰子有真正的感知是1992年或1993年的春节。正月十六爬灵山拜神，这是穰县一直有的习俗。在一尊佛祖像面前，我突然看见兰子。她跪在那里，认真地做着动作，燃香，叩首。那天她穿着一件红色长至小腿的羽绒服，白皙的脸，漆黑漆黑的眉毛，漆黑的眼珠，在清冷的空气中，忧郁至极。熙熙攘攘的灵山，我只看见她，她的美丽、她的孤独和她的忧伤。那是兰子在我心中的定格。她之后在梁庄的出现、离开或再出现似乎都与此哀伤有关。
2012年5月8日，我们在郑州见了面。兰子留一头披肩长发，她的两条眉毛仍然是整个人的重点，清晰、突出，显示着她的性格。但是，她的皮肤竟然是典型的紫膛色，有些粗糙和干涩。我说起当年对她的印象，她的白皙和她的美丽，她大笑着说，没有啊，我一直都比较黑。难道我记错了？
意外地，兰子很乐意分享她的经历给我，她有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活观。她对自己的生活和观念很笃信，反复地强调一句话：女孩子一定要自立，不能想着依靠男人怎么样，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果然是一个豪爽、清楚的女子。兰子自己提到了北京的那场恋爱，我表现出强烈的好奇，请她详细讲一讲。有一种久远的羞涩和记忆慢慢爬进兰子的眼睛。
那应该是1992年的事吧。那时候，我跟北京那个娃儿正在谈恋爱。是咋认识的？不是当保姆那家。刚到北京，就在丰台区卢沟桥那一带，干了不到半年保姆，就不干了。干不了，你再勤快，人家还是很警惕，受不了那监视劲儿。出去买菜，刚好看到有饭馆招服务员，我就去了。我们那一片是一个军工厂，那个小伙子是军工厂的工作人员，比我大5岁，当时我18岁。他爹妈都是那个厂里的职工。他到饭馆吃饭，看到我。后来就天天来吃饭，一来二去，就谈上了。他一米八几的个子，我不到一米六，走在人家身边，心里美滋滋的。
一开始我们自己谈着，他们家里人也不知道，我根本没想着他们家里会不愿意，天天跟着他一块儿逛街、看电影、玩儿。也不知道咋回事，他妈知道了，就跑到饭馆里，给我说，不要跟他儿子好。咱当时小得很，十八九岁，不知道咋处理，还求人家，说我们俩已经好了，他妈可生气，他就把我带到他家里。你想，咱当过保姆，也在饭馆干，可有眼色，到那儿可勤快，买菜做饭洗碗洗衣服，啥都干。她妈当啥也没看见。
有一次，我俩在街上玩，他妈看见了，二话不说，上来就给我一巴掌，嘴里还不干不净骂我：“你这个土鳖，狐狸精，你勾引我儿子。”我当时就傻了，不知道咋办，心里可害怕，也不知道跑，就在那儿哭。多少人围在那儿看，他也气得不得了，还给他妈讲理，他妈连他也骂。
后来我怀孕了。我想着当时不能结婚，就做了人流。要是我稍微有点心计，生个孩子出来，那他家不愿意也不行了。咱不想那样，从来就没想过。做人流后，得休息，工作干不成了。他让我住他家。当时实在是傻，想着那个娃儿稀罕我，我住在他家，对他妈好一点儿，总会答应我。我搬过去了。他妈下班，看我在家，上去就把我的东西扔出去，说：“你这个土鳖，不要脸，有人生没人养的，别想着怀孕了就怎么着。”这话，我一辈子都记得清楚。
我站在他家院门外面，不知道往哪儿去，又怕那个娃儿回来找不着我，在那儿哭，他妈在院里骂，可难听。那个娃儿和他妈吵一架，又让我回去住。当时太小，在北京无依无靠的，不知道咋办，心里也害怕，就又哭着回去了。她妈天天给我白眼，她儿子在家还稍好一点，她儿子不在家时，简直就没法说。我是啥活都干，洗涮拖擦，想讨她欢心。你知道我有多害怕，那时候，一听见她妈的脚步声、喘气声，我就浑身发抖，想赶紧藏起来，不让她看见。
后来，等身体稍微好一些，我就在附近又找了一家饭馆当服务员，从她家搬出来，我是一天也不敢再待下去了。
无言的结局
这就到了春节，我想回家，他和我一块儿回去。我都不知道他妈后脚跟来了。她到村里，乱问，我怕她在梁庄吵起来，太丢人了，赶紧叫那个娃儿跟他妈一块儿回去。就是那年，我去了灵山拜佛，我不知道以后咋办。
她妈还有那些亲戚为啥不愿意？那还用说，肯定因为咱是农村的。要说知识，他们家也就是工人，不见得有多少知识。相貌，咱也还算行，拿得出手，配她儿子绰绰有余。
说起来太傻，那时候啥也不懂。为他，我怀孕三次，流了三次，每次都是休息两三天就出来干活，端盘子洗碗洗菜，把我身体弄垮了。现在真是后悔死了。
这前前后后拖了有两三年，他们家里一直不愿意，那个娃儿坚决愿意。就僵在那儿。他们家里，他爸不说话，都由他妈主事，他外婆、奶奶家里人也时不时来看看我，骂骂我，有时装好人还劝我，都是想让我走。
我说我要回郑州，那个娃儿说我跟你回。说走就走，他工作也不管了，跟我一块儿来郑州，我打工养活他。他有个姑夫在郑州，比较同情我们俩，算是有个照应。后来，他跟人打架，把对方打伤了。人家告他，他被抓到监狱里，判一年刑。我就拼命挣钱。那段时间，我是啥活都干过。最艰难的时候，在地下赌场发过牌。啥地下？就是流动赌场，经常是一天换一个地方，怕公安抓住。我们这些发牌员也得跟着跑，那可危险。但是，工资高，一个晚上五百块钱。挣了一些钱，全给他买东西了，每星期我都去看他。
在我们来郑州之前，他妈来找过我们可多次，每次都骂我，最后还打我，说我把他儿子带坏了。后来，听说儿子进监狱，他妈简直气疯了，见到我，上来就打我几巴掌，说我是个妓女啥的。我就受着。他从监狱出来后，他妈就在他面前哭啊，说要不行了你们就结婚，只要你回去。我不回去，我离开北京就不会再回去了。我知道他妈只是说说，她不会让我们结婚，她恨不得撕吃了我。我对那个娃儿说，不行你先回去也行，工作也不能不要。
他听我的话，就回去了。一回去，半年没有来。我心里就知道咋回事了。听他姑夫说，家里给他找了可多对象，他也见了。我就搬了家，不让他找到我。
他后来又到郑州找我好几次，他向当时的一些朋友打听。我不见他，他一离开，我感觉自己反而一下子长大了。原来受的委屈都很清楚，觉得不能再受那委屈。关键是，不能让人家老说咱贪人家是个北京人。
说起来还是有缘分。那年春节，我从郑州坐火车回家，在咱穰县火车站上，看见他也从火车上下来。他是从北京坐火车来的，我俩竟然坐一趟火车回来。
他来梁庄找我了，当时我俩抱着就哭了。那些年，不知道为他，为他妈，为他是个北京人，哭有多少眼泪。
后来还是不行。他不行，我感觉到他还是有压力。我也不行，我不想再受他妈的气。另外，我也开始和我现在这个老公接触了。
你知道吗？那个娃儿前几年死了，得肝癌死的。有一天，偶然遇到他姑夫，他姑夫给我说的。他一直好喝酒，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能管住他。他妈肯定管不住他。他媳妇也改嫁了，儿子留给他妈。我一听这个消息，跑到当时我们一起认识的一个女朋友那里，大哭。要是我俩在一起，他肯定死不了。
说到“那个娃儿”去世，兰子的眼睛又红红的，眼泪溢满了眼眶。她漆黑的眼睛眯了起来，有点忧郁，但也有说不出来的娇媚和风情。不管怎样，这是一个美丽的、有主见的女子，尽管在“那个娃儿的妈”的眼里，她只是个“土鳖”和“狐狸精”。
我不是深圳人
第一次和梁磊联系时，他刚到深圳一家认证公司上班，听我说要去看他，他很高兴。几个月后，等我真的准备好去，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辞职，准备回梁庄。春节期间，我和梁磊在梁庄见了第一面。一个白净、内向、有主见的男孩子，和他的堂弟梁东的忧郁、焦虑相反，他的神情有一丝倔强和阴郁，显示出生活挫折对他内部精神的挤压。
2012年5月3日，在深圳南山区下白石洲的沙河街，我见到了梁磊、他怀孕六个月的老婆小敏和他的妹妹梁静。梁磊夫妻住在沙河街头一幢典型的“握手楼” 里，他们和另外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合租一个两居室。梁磊房间的简陋、狭窄和凌乱让我有点吃惊，我感觉中的梁磊气质冷漠、时尚年轻，不应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上学没有优势可言，深圳这边的小商贩或者捡垃圾的都可能比你挣得多，只不过，他是力气活。
我2006年重点大学毕业，学机械制造专业。当时已经扩招，所以我们是“先毕业，后失业”。毕业之后换了不少单位，先在安阳一个私人企业，生产光盘的厂子，与香港合作，摇身一变，成外资了。我一个月两千五百元，拿那边的工资却被派到东莞干活。刚毕业时没考虑那么多，只想着与自己的专业相近一些，想着自己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再加上实践，会好的。但进去之后，发现与我的专业也没啥关系。干了半年，我就出来了，到另外一个厂，跑业务，给一个厂子卖机械。后来跑到上海，也是在一个机械厂，去了人家就不让沾设计的边儿，没办法，只好又跳槽。坏就坏在这里，毕业初那几年，一心想找个与自己专业一致的。现在看来，不算太正确。
2010年过完年来深圳，有同学在这儿，到一个认证公司上班，按国际标准去进行认证，认证之后才能出口，电器产品比较多一些。这业务在珠三角还挺吃香。刚开始看不懂英语简介，都比较专业。做这个行业两年之后才可能比较熟悉。这个行业只是一个挣钱的行业，也会做一些假报告。干一年多，工资一个月四千多块钱，做的也是机械这一块，也还行，其实跟专业已经没关系了。
接着深圳一个外资企业，也是一个华人从中国出去，再回来，变外资了，这种情况在企业里很普遍。换汤不换药，还是按照中国的套路来，他能有多好？在这个公司待半年。怎么说呢？工厂对工人“很扯”，公司全部由女人管理，亲戚老婆情人，各分管一块，不是小看女性，的确是非常小气。制度也非常不健全、不人性，加班三个小时以上才给加班费，一个小时才十几块钱。有人要走，不让人家走，去要工资也不给，还把人家手机收了，最后打110才解决。
整个工厂气氛很压抑。你在工厂工作一天，心情沮丧到极点，每次回家都想着第二天不来了，就是精神折磨。我就想走。我的想法是拿的钱也不多，环境又这么累，我没必要承受这样的压力。本来干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不开心，生活也不会开心，那觉得也没必要。
我爹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没有资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他们受过苦，觉得再苦也不是苦，只要能挣到钱就行。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像我爹他们那样：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我们没有受过这些苦，也有自己的打算，也不愿意别人欺负。观念不一样，活着为什么？不是只为了挣钱，还得活得像个人样。最起码，你不能过分。我们对生活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事愿意做，有些事情不愿意做。
90后可能会更冲动，忍耐力更差，但总体来说，工厂、公司还是制度不健全，欺负工人和职员。大的政策都挺好的，有劳动法什么的，但是，你一个打工者,能和公司抗衡吗？你抗衡，你就会被开除。另外有些歧视是隐形的，真要拎出来说，也模棱两可的。大点的公司有些自己的企业文化，算是比较人道，工作开心，公司也有收获。小公司的文化都是“为了企业，可以牺牲工人”。
从理想到现实
在这家公司实习六个月才能转正。我没到实习期结束就走了。因为确实挺压抑的。我现在也是在一家认证公司，是国际机构，美国的，前身是爱迪生一个实验室，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算是大公司了。
公司案子多，每天都加班。这个公司和我谈的月薪是五千。上升空间很少，我在技术部门，大家都是干技术的，领导不走，你就没机会。工资几年之内可能不会有调动。除非你换一家比较小的公司，能应聘一个领导职位，工资会稍微好点，但工作又不保险。
我现在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我的想法很简单，有一门技术在手，再攒一点钱，将来做一点生意，小生意也行。这边生活成本太高，如果能在家里做生意，即使一个月只挣几千块钱，也会好很多。这也是我最近才扭转过来的观念，原来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将来可能要做生意。我读书时的理想可从来不是这些。怎么可能？那时一心想着自己要从事一个高尚行业，要过不一样的生活，觉得自己又勤奋、又刻苦，人也不算笨，起点也不算低，肯定能混得很好。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更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想着去做个小生意。
如果房子买在这边，我肯定会留下来。我们旁边的房子是两三万元一平方米，怎么可能买得起？就是再降一半，还是买不起。即使买了房子，在这边，也够呛。咱们一个老乡，一个月九千块钱，在这儿买了房子，要还房贷，孩子还要上学，压力很大。他比我大很多，万一失业了，就麻烦大了。不过在深圳的好处是，失业之后工作一般都能很快找来，工作机会很多。
我们这批人比较尴尬。网上不是说吗？让你活不好，但也死不了。我们一个班三十几个人，百分七八十都是我这种状况；那百分之二十比我们强，不是自己强，主要是拼爹妈的背景。干农民的活，你干不了；往高的，你也干不了。我们这种人，是吊在半空上的，上不去，机会很少；下不来，不愿放下身段。
我户口还在梁庄家里。我们都是农民，只不过不种地而已。只要形势差一点，还得回去。有一块地在家，心里还踏实些。
我们这边可以办深圳户口，有啥用啊？我不可能作为深圳市民在这儿生活，我所知道的同学，没有一个能在这儿生活下去的。房子是个首要问题，孩子上学肯定也不行，上个幼儿园还得去找人。所以，还得回家，你的社会关系都在家里，最起码不受罪。
你说我将来在不在梁庄住？这个还真难说。还是不能去预判，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不会住村里，也不太方便。在外面找不到归属感的话，总是想回家。你在外面如果有归属感的话，可能这种感觉会比较淡一点。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和我这样的打工者，在哪个城市都没有归属感，家庭也分离，所以才老想着回家。不然哪有春运？
电话推销员
梁静去年刚大专毕业，计算机专业，暂时处于失业状态。梁磊特别期盼她能找到一份较为稳定一点的工作，这样，也能找到一个条件相对好点的男朋友。上三年学等于啥也没学。计算机专业，等于是没专业，现在哪个单位还要这专业的人？我嫂子也是学计算机的，毕业比我早两年，出来就到惠州那边的电子厂打工。俺们一个班的学生都七零八散，毕业之后四下里乱跑，乱找工作，找到啥干啥。有许多女孩子都结婚有孩子了。
我去年六月份开始找工作，在南阳那边找，第一份工作做销售。做保健品销售，针对中老年。你发传单，发来客户，先让人家体验，成为潜在客户。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去拜访。卖产品一般是先接受你个人，然后才接受你这个人的产品。做到十月份，我业绩还算不错。我这个人比较实心眼，人都是这样，你要是真心对他好，他也会接受你。
那时我一月底薪700元，完成基本任务，一月销售7000元产品，给200块钱奖金，再加上提成，百分之三的提成。第一个月就挣了个基本工资。第二个月挣1100元，第三个月、第四个月都是1200元。我租的房子60块钱一个月，住了5个月，电费总共花30块钱。房间只有一张床那么大，2楼，虽然房间小，还有两个窗户。有时还能冻醒。
我辞职有点冲动，主要是同时来的女孩子都走了，我一个人在那儿，再加上老板娘对人也太不实在了。过完年和我哥一起来深圳。来之后，先在淘宝一个服装店做客服，给客户介绍情况。经常加班，有时候很忙，有时候很闲，这边工资一个月两千多一点。也还行，比南阳那边好，但感觉没啥意思。不能锻炼人，面对机器冷冰冰的，不知道干啥。有时候想学个软件，又不能。店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客服，一个美工。干了两个半月，我辞职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店里不管住，我得找地方住。在我哥这儿，天天在客厅住着，不方便得很。
第二天再去上班，在宝安那边，是个房地产公司。我看中它管我住宿，但是人家不管吃。一个月1500元的底薪。俺们主要是打电话、发传单、在网上发布信息。也不好做。但是，看你图啥的？对于我来说，一是有住的地方，二是锻炼人。脸皮厚一点儿，嘴会说一点，做人做事的能力得有吧，比较锻炼人。我太内向，我得改变我自己。我去看过他们的工作情况，一般都是给人家打电话讲房子的信息。有人专门收集个人资料，不知道从啥地方买来的信息。按照那电话，一个一个打出去。被拒绝的比例非常高，十个电话有六七个都被挂断了。对方挂了，这边也挂了，继续打下一个电话。不会不高兴，人家拒绝太正常了。还有人上来就破口大骂，那也当没听见，继续打下一个。
我妈老想着我咋办。她老觉得我都23岁了，该说婆家了。我哥也是。主要是觉得我没有一个固定工作，不知道该找个啥人。找个没知识的人吧，觉得亏了。找个有固定工作的吧，人家又看不上咱。找个和我一样打工的，又觉得不甘心。我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让人疲惫而愤怒的房地产广告电话、保险推销电话或哪一个什么销售电话就是小静这样的姑娘打来的。在城市生活中，我们一天要接到多少这样的电话？恐怕数也数不清。在开车或开会时，在听到那语速迅快、没有任何停顿的套话时，再怎么说“谢谢”也挂不断时，那愤怒是油然而生的。
是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的堂妹、堂弟或哪一个远亲的孩子。但是，我会怎么做呢？在知道了自己的堂妹也加入其中的行列后，我会更耐心点吗？我想更多的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的。因为那确实是一种轰炸，确实是一种侵犯，但这是小静的正常工作。她必须一个个打出电话，这些电话就类似于魔鬼训练，我内向的小堂妹希望通过此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人。
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
我最近一次见万敏哥是1992年，他到我教书的乡下去找我。那时候，他刚结婚，在穰县卖菜，到我所在的镇子去进新鲜的蘑菇。他瘦长、黝黑，眉宇间有现实生活所带来的丝丝焦虑，但是，我们竟然还谈了一会儿文学。我刚在一个日报上发一篇小散文，他把它抄写了一遍，像宝贝一样带来让我看。他写一手好字。在高中时代，因为会写文章，会打篮球，能长跑，他赢得无数女生的青睐。他的老婆就是当年迷恋他的小女生。作为一位痴迷的文学青年，从离开学校那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就与文学无关了。之后的二十年，他一直在北京、广西、广州等城市间辗转，最后在东莞安定下来，先是做服装批发生意，这几年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加工厂。
万敏带我去快捷酒店旁边一家当地的早点店吃早餐。早点店里几乎可以说是人山人海，这些坐着、站着和大声吆喝的人以家庭为单位，老中青幼，坐满一桌。他们吃着早点，喝着茶，在巨大的嘈杂中从容地聊着天。这些人全是当地的房东。每家都至少两三套楼房，一套自住，另外两套出租，一栋四层楼房会租给四个或五个不同的厂子，每年会带给他们几十万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村庄固定的分红。他们不需要任何劳动，只有享受生活。
走出早餐店，走上马路，马路两旁是一排排四五层的长方形楼房，光秃秃的、呆板的、丑陋的，没有任何装饰。万敏指着这些楼房说：“虎门这地方，推开每一扇门后面都是工厂，每座楼的每一层都是一个小工厂，工厂多得你都想不到。就像这条街上，靠街的这几十栋楼，全是工厂，估计有几百家。都是像我这样的小老板，搞服装的。这两年金融危机，倒了很大一批，有许多人没撑过去，又变成了一个打工仔。但是，你倒归你倒，房子从来不会空着。房东的房租不会不要。人家不认你，到时候了，房租一拿，扭头就走。你要是没钱，对不起，那肯定不行。”
我们走进一栋楼，沿着那长长的铁楼梯往上爬，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口，都有一扇铁门把守，铁门紧紧地关着，铁门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制衣厂”或“××印花厂”。万敏的厂在四楼，楼梯口的墙上写着四个字：“英雅制衣。”是万敏的字，刚硬、骨感，但气有点散，收不住，显示出字的主人好大喜功的性格。
推开铁门，“嗒嗒嗒”的机器声立即传进耳朵里。万敏的服装加工厂，就是一个简陋的加工车间。大开间，水泥地，白灰墙，老式玻璃窗，天花板是一些裸露的管道，上面挂着许多吊扇。迎着门，并排三行缝纫机，二十几台，有十来个工人在操作，其余的机位都空着。万敏说：“招不来工人，那些熟练工人到处抢着要。另外，也不敢招，招来了没有活给人家干，咱还得倒贴钱。”
房间的右边分三个区间。最靠里的区间是一个拼起来的大长方桌，桌上堆着红红绿绿几个品种的儿童服装，几个妇女，包括万敏的老婆霞，站在那里，正低头检查并剪去衣服上的线头。中间一个区间是设计处，一张长桌子上摆着图纸、衣样、剪刀、电脑和一些碎的布片。一个相貌秀丽的矮个姑娘正俯着身子拿长尺子在图纸上比画着什么。靠这边的是熨烫区，一个瘦高穿红背心黑短裤的小伙子背对着我们，熨斗在衣服上飞快地来回滑动着。
车间尽头有一个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这是万敏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一个隐藏的小隔间，有三四平方米的样子，这是万敏夫妇的卧室。办公室旁边还有一个长长窄窄的通道，通道左右共四个宿舍，一个简单的卫生间。继续往里走，是楼房的顶层，一个宽宽的平台，平台靠后有一个低矮的小房间，这是英雅制衣的厨房。我似乎有些明白为什么虎门这些出租楼都盖成这么长的长方形，它适应这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一条龙服务，吃喝拉撒，在一个楼层内，一个家庭作坊所有的功能都能够完成。
制衣厂老板
工人似乎根本不关注我的到来，面无表情地扫视我一眼，然后继续单调而紧张的缝纫工作。年龄大点的那个男工是监工，他也操作机器，间或站起来去看其他工人的工作状况，并进行指导。一个穿粉红横格T恤的男孩看起来非常时尚。我想和他交流几句，但他只是朝我微笑一下，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其中一个圆脸的小女孩，穿一件红色圆领T恤，黄色短裤，梳一个小独辫子，眼睛黑黑大大的，看起来淳朴可爱。我在一旁观察着她，只见她一只手撑着一个小布片，另一只手迅速地在旁边的筐里拿起另一布片，两个叠在一起，放在针眼上，手往前拉，脚快速地蹬着，手再快速把布片往左拉，又是一道缝合，再从筐里拿起一块布片，拼到另外一个地方，再缝合，以另外的叠加方式放在一起，这样，一个衣服的前襟形状就出来了。
“这个姑娘和那个烫衣服的小伙子是一对儿。”万敏指着房间另一头烫衣服的小伙子，悄悄地对我说。我在虎门的那几天，一直偷偷观察这年轻的一对儿。他们在工作的时候非常严肃，一整个上午或下午，他们都能做到互相不看一眼。
霞嫂兼作厨娘。她清晨五点多就要去市场买菜，十点多开始准备午饭，活不多时，年龄大点的女工会过来帮忙；如果活多，她就只能一人做这二十几口的饭。虎门的春夏秋冬只有热或更热之别，在厨房里转圈并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霞嫂一边在厨房里忙着，一边向我抱怨：“说是老板、老板娘，其实连工人也不如。人家拿的是净钱，不管你赔赚。咱这是出苦力，担大责，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不是你敏哥坚持，我是早都不干了。干档口多舒服，雇两三个服务员看店，生意也熟，坐在那儿，不动弹就能挣钱。你敏哥非要干，说这是事业。可倒好，钱赔光了，事业还没见影。”说到“事业”时，霞嫂嘲弄地笑起来，一副夫唱妇随的样子。
中午十二点，英雅制衣开饭。两个大锅菜，土豆丝、豆角，一大锅米饭。工人们拿着自己的碗，自己盛饭，自己找地儿吃饭。大部分工人又回到车间，车间有吊扇。那一对小情侣终于走到了一起，端着饭到女生宿舍，门半掩着，其他人自然也不进去。设计处那个个头矮小、看起来伶俐聪明的女孩已是一个九岁男孩的母亲，大家叫她娟子。此时，她也带着儿子过来吃饭。她的儿子去年来到虎门镇，插班上三年级。平时，这孩子和他母亲一起在万敏这里吃饭，晚上也和母亲一起睡在厂里宿舍，这个厂就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在另一家工厂做印染技术工，住在那个厂里的集体宿舍。
下午一点钟，英雅制衣开工。机器声音响起，娟子送儿子去补习班，回来继续画图。那个烫衣服的小伙子拿出一台收音机，搁在他面前的窗台上，放起了音乐。万敏带着我，开着他已经破旧的金杯车，要到镇上的面料城、辅料城去对色找衣料，找蕾丝边。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儿童服装，至少需要一二十种不同料子的布和各种如拉链、绣花这样的配件，这都需要万敏一一采买。有时买来的布料颜色不符合最初设计的要求，还要再次返工，那就意味着这批活儿他要赔了。
八月的虎门，像下了火一样。我和万敏一起去采买原料。下午五点多钟，终于转够了圈儿，我们坐到车里，开始往回开。车内像蒸笼一样，坐进去，顷刻就大汗淋漓。
晚上七点开饭。粥，馒头，凉拌黄瓜，肥肉熬白菜。吃完饭，七点半，工人又开始干活。他们要做工到晚上九点钟。每个人都神情淡然，吃完饭，自动地坐到机位上，发一会儿呆就开始干活了。
万敏坐到电脑前，要给我看他的博客，上面记载着他的汶川之行。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开着自己的金杯车，拉一大车物资，矿泉水、手套、口罩、饼干等六七万元钱的东西，带着内弟和强哥，长途跋涉，到汶川救援。
氰化物
光亮叔还是那样一张黝黑大饼子脸,在胶州万家窝子的村口见到他，他的打扮颇为整齐。作为梁庄著名的“场面人”，他仍然不失体面。
我们走进万家窝子，村口左边就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工厂，大门口红色的大理石面上写着“××金属表面加工厂”。这是一个由多家镀金厂连在一起的大厂区，光亮叔和丽婶就在其中的一个厂上班。
丽婶的相貌变化非常大。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个俊俏的小媳妇，小个头，整头齐脸，风风火火，敢骂敢爱。她和光亮叔属于自由恋爱，没有经过媒妁之言和父母同意，私奔到梁庄，和光亮叔过起了日子。眼前的丽婶，整个人的精神气质完全变了，脸部变宽变大，有浮肿的感觉，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呼吸短促、困难。她的面部皮肤似乎有些问题，表情僵硬，不自然。后来，再回想光亮叔，还有他们邻居夫妇和其他一些乡亲的表情，都有些虚、肿，面部皮肤僵硬，有些微的病态。
几杯酒下去，光亮叔黑黑的脸开始发红发亮：“一听说你们要来，我都激动得不行。你说，这些年，谁想起来来这儿看看俺们？我给王家传有都说过好几次。可说几次，你们都没来。”传有，梁庄王家人，最早来青岛电镀厂干活的梁庄人。我没有想到光亮叔会真的期盼我们来。“现在这儿人少了，原来在青岛的梁庄人可多。那时候还在青岛郊区，梁峰、钱家万俊兄弟、王家一群，有二十多人，再加上来来去去的后来的年轻人，至少有四五十人在那一片的电镀厂待过。中间走了一些，这儿就剩下我、传有。传有离我这儿也有二三十里地。其他十几个人到这旁边另外几个县去了，在大理石加工厂干活。那大理石厂也是污染重得很。”
光亮叔对我问电镀厂的情况这一话题，表现出高度的兴趣。
你都看见了，村口那工厂名叫“金属表面加工厂”，其实就是电镀厂。只要是电镀厂，都有毒。啥企业？就是一个小的首饰加工厂。通风设备、制污设备没有一样过关的。
你知道啥叫氰化物？剧毒，一个小火柴头那样大小，就能叫人死。氰化钾、氰化钠都是剧毒，俺们就是天天跟这些氰化物打交道。
我给你讲一下干活工序。先是要用氰化铜，上第一遍铜；然后，过硫酸铜，上光、上面，镀得面平，亮得能照见人影；最后，定色，全部要用金属，银色用银，金色用金。如果加工银，用一般银的话，要加入氰化钠；还有如果加厚银，要加氰化钾，要能测出来厚度，出来比较白，有厚度，好看。
定色，要是加厚金的话，要加入柠檬酸、柠檬酸钾，主要是用真金，腐蚀性比较大，属于贵金属。你要是身上沾一点，从脚下开始烂，往上烂。尤其是最后这一道工序，全部是重金属，吸收多的话，肯定是有毒的。不是我经常说，俺们干这活，就是慢性自杀。有好几个老乡都死到这儿了。
我干的是最前面的那道工序，前处理。首饰拿来，先去掉上面的油污、杂物、蚀锈。把首饰串成串，放在水里，水里全是硫酸、盐酸。要戴两层手套，里面戴着线手套，外面戴着胶手套。就这，手套也会被扎烂，药也会浸进去。说起手套，问老板们要个手套都难死了，要一回，骂一回，说浪费。再镀上铜，镀铜里面也是氰化物。药品化在水里面，然后水里面通上电，电不打人，变过压了。之后，再根据要求洗，定色。每一道工序都有毒。只要是电镀厂的，即使排风再好，也呛人。
俺们刚来的时候，工厂都没有引风机（大型的吸力比较大的排气设备），一个大车间，前面后面各一个大排气扇，能起个啥作用？连弄硫酸铜都没有引风，那东西就是戴着口罩都呛鼻子。这些都是贵金属，剧毒性，必须得有引风，把蒸汽引出去。现在厂里倒是有引风了，但还是不合格。像我现在的厂里，碱性电机一个，酸性电机一个，按环保局规定至少得各两个大引风，冒的金属热气才能被完全抽走。它这儿就一个。
进退两难
污染太厉害了，周边简直是寸草不生。在青岛郊区时，俺们周边就五六个厂，就把周边的地给烧坏了。你要是把电镀厂的药水泼到地里，草都干了，土都给你烧坏了。
说是有治污设备，真处理过吗？谁知道？！你知道俺们原来的厂离大海多近。按俺们一天的工作量，那得处理多少氰化物，需要多少东西？它有可能一点儿都不处理，二三里地，直接进入海里了。要是在咱们那里，流到湍水，那算是不得了，直接渗到河底下，几辈子也去不掉。
俺们这个厂的老板是韩国人，每隔三年，电镀厂就改一遍名，因为外资企业新厂可以免税。我在这个厂这些年，都改了四次名了。
从1995年到现在，我和你丽婶一直干这个。刚开始来一个月三百多块钱，想着比建筑队强一点，不晒太阳，冬天也不冷，旱涝保丰收，还能过个星期天。当时谁想着污染啊、中毒啊，就想着挣个钱就行了。现在想，还不如在建筑队干呢，在外面干活，呼吸个新鲜空气。
老板只讲钱，不管人的身体。引风不管，成天在毒气里上班，还叫你加班。老板是千方百计省钱。早晨七点半上班到晚上七点下班，中间一个小时吃饭时间，也没有食堂，都得自己做饭，紧张得很。除去这一个小时，还有十个半小时，八个小时法定工作时间，另外两个半小时怎么算？说是1.5倍的加班费，啥时候也没给够过。有人去说了，老板说还有的厂连星期天都不休息，你这还有个星期天，还不满足？他的意思他还很有人情味儿。原因是啥？俺们这工资是论天的，一天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你要是休星期天了，就别想拿钱。
人家连一分钟都给你算出来，要是早走一分钟，就会骂。不过也不是没一点情，我在厂里干这么多年，请假也都可以，急事使钱也都借，阳阳还能在这儿上学。但是，对工人态度不好。见当官的也知道笑，环保局、卫生局来检查也吓得不得了，来了也是点头哈腰，递烟，笑得不得了。
我感觉我现在也有点职业病，一下班就精神得不得了。一到车间，头晕沉沉的，瞌睡，眼都不想睁。就这一个活，干了十几年，确实是个够。
工资原来一直是六七百块钱，拿了好几年，按天算，一天二十三块钱，不上班没有钱。现在的工资上全勤带加班费是两千七百元，你丽婶一千五。如果厂里管吃管住，还可以。又吃饭，又住房，阳阳上幼儿园也要花钱，一年花销也不小。
要是我一个月工资能再加个一千块钱，你丽婶再加个六七百块钱，那还有个干头。厂里也鼓励俺们老工人在这儿。他熟啊，不用操心活干得好不好、这个人好不好的事儿。这个厂里的工人，有干六七年的，也有七八年的，估计占厂里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批人都是像俺们这种年龄大的。年轻人调地方的多，年龄大的不敢调，出来挣个钱是难啊。
现在也还算行。除了上班时间太长之外，国家法定假期，都放假。八月十五还发点东西，两瓶酒，一壶油。春节一人发两百块钱，也还算不错。另外，要是还在厂里干，老板说了，以后一年一个月涨一百块钱工资。
咱为人好，在这儿几年，不管大事小事，给人家说，没有不给帮的。长年搅在一块儿，都好得很。在这一地方，不管是厂里还是村里，问名字没人知道，你要是问“老梁”，人家都知道。老板也知道，咱不偷不抢，老老实实上班。
咋不想家里？谁不知道住家里美啊。出来为俩钱，想也没办法。人打工也不是长法，终究要落屋。在这儿买房子，户口咋办？在市里面买房，能上户口，但咱这打工的也买不起那房子。俺们厂里那翻译兼车间主任，一个月八九千块钱，他买房了。咱连想都不敢想。
树叶总要落到树根儿，你们是固定工作，俺们这都不固定，今天在这儿干三个月，在那儿干几个月，或者厂都倒闭了，你上哪儿去？
2000∶1的1
那几天，每到下午五点半钟，我和光亮叔就到幼儿园去接放学的阳阳。我问光亮叔这万家窝子幼儿园有多少像阳阳这样的外地孩子，光亮叔“哈”了声，语气里有了得意：我是个特例。你肯定不相信，这恁大的厂区，估计至少有两千对夫妻吧，只有阳阳一个孩子在这儿跟着俺俩上学。2000∶1，你光亮叔也够牛的吧。这儿上班时间太长，早晨七点半上班，下午七点下班，活多了还要再往晚里加班。人家都没想到你还有这个事儿。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孩子的事儿。我就去找老板，我说我家孩子得在这儿上学，得跟着我们俩。娃儿在这上学，你丽婶不能上夜班，星期天也不能加班，娃儿放学时还得在工厂待一会儿。达到这个条件就在这儿干，达不到咱就不干。
一开始老板不同意，说，你这娃儿为啥不留屋里？人家别人都留在家里。我说，我妈年龄大了，照顾不了。老板说，人家别人妈年龄不大，就你妈年龄大，那说不过去。老板一是不敢开这个头儿，怕其他工人都来找了，那不乱套了；另外也是怕出事。娃儿接到厂里，万一出个事，是谁的事？人家也担当不起。
我说，出事儿是我的，你不用管，但是我娃儿一定得在这儿跟着我。我说我已经丢一个娃儿，我不能再看不住这个娃儿。我去说好多次，去了我就不走，坐在他办公室。后来老板同意了。同意了不是他有同情心，是想着我和你丽婶都是老工人，人又靠得住，这才同意的。阳阳去，他只让到门卫室去玩，怕有毒气，万一小孩儿出啥问题，他不想负责任。后来，也有咱们老乡来问我，你是咋弄成的，我就说这种情况。他们也去找老板，但是不行。
别人说，娃儿在这儿，多麻烦啊！我说，给谁啊？我是谁也不能再给了，不放心。就是省事娃儿，也不行。你五奶奶肯定接受不了，她压力太大啊。要是再有个闪失，那都活不成了。
我就是命啊，要是没出这个事儿，肯定不在这儿。要是宝儿还活着，今年都二十一了，他是1991年农历十月十二生的，该说儿媳妇了。我很想得开，社会走到这儿了，人家有的连个娃儿都没有，咱黄焦泥嘴的，本来啥都没有，怕啥？
说忘，那都是骗人的。咋能忘了？一百年都忘不了。那天晚上，他姑夫打电话。当时，是你哥一群人，他们把宝儿捞上来的。一打电话，我当时都难受得不行。丽一听电话，都软了，不会动了。我急忙把她抱到车上，赶紧拉回去。钱家立俊也在。最后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明天一早就坐车走。丽哭着说要见人，我说今晚上连明带夜把人处理了，别叫见。家里都说冷冻棺都拉来了。我说，不敢见，一见恐怕还要再出人命。五六月的天，一回家不让埋咋办？我都想了，别说丽不行，连我都不行了，我也要软那儿。
后来，俺们两年都没回去，不敢回，回家肯定受不了。这中间，你丽婶也不怀孕，你五奶奶在家里给俺们要个闺女，算是压一下。我说不要，你五奶奶哭着说，不管咋样，再要一个，是女是男都行。农村没娃儿不行。
你丽婶六七年都没有干活，一直在这儿住着，养身体，生孩子。得胃炎病，又得结石病，肚子疼，脸上乌青色，赶紧拉到医院，不确诊，跑到青岛市里面医院，叫你做CT、化验，要办住院手续，一说得好几千。我说，你都没说出来啥病，就得花好几千。后来，就坐火车到德州，咱们有个老乡在那里，沾个亲戚边儿，人家可好了，一套检查下来，也没有掏钱。检查出来是尿结石。不用震，米粒那样大小，就吃点药，回来就好了。
到明年，俺们准备回家，你丽婶肯定不再出来了，阳阳该上小学了，还有那俩女子，她照顾娃们上个学，我先在家里，看能不能干个啥。地没了，只能做生意。我想着弄个蒸馍机，卖馍。看看吧，不行了我再出来。
孤单的打工子女
我们正聊着天，丽婶、新华夫妇回来了。光亮叔马上不说了，开始和丽婶一起做饭。新华夫妻两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今年13岁，在郭湾那边上寄宿初中。儿子今年4岁，跟着爷爷奶奶，在邻村的一个幼儿园上学。儿子一岁时留在家里，秀珍又出来打工，到现在，他们俩已经三年没有回家。
秀珍说：“想不想孩子？咋能不想，隔两天就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来这儿挣钱也是为他们。你光亮叔是特例，咱就没想着让娃儿来这儿上学，来也带不了。厂里基本上都是夫妻俩，很少一个人在这儿打工的。在这儿过年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厂里有一个男的，来了有十来年了，就没有回去过，有的时候老婆带孩子来，有时候不来，反正自己不回去。
“就是孩子到入学年龄了，回去的也不多，都想着工资要涨了，舍不得回去。很少有人想着小孩没人管伤心，也都习惯了。都想着，管他呢，反正有人照顾。有的大一点就放到寄宿学校。小孩在寄宿学校，一开始还行，后来上网，学习慢慢就不行了。主要还是打工打坏了，没有培养出感情，也没有教好，学也没上成。这也是一方面，不能光怨家长，家长累死累活为谁？娃儿自己没脑子也不行。
“我这女子还行，学习好，一个月回去一次，还帮着照顾她弟，就是以后不知道咋样。俺们估计暂时不会回去，这边工资肯定还要涨。你回去了，啥都没有了。”
晚饭快好了。凉菜已经拌好上桌，阳阳上桌一看，是凉拌蒜薹，就生气地对妈妈说，我不吃凉拌的，我要吃炒蒜薹。丽婶和光亮叔都没有理他。阳阳发现自己的意见没有受重视，撇着嘴，跑了出去。光亮叔站起来，转了一圈，又坐下来，说：“要是按我以前的脾气，皮带早就上去了。”
丽婶不时地到院子门口叫，“阳阳，阳阳”，又回来炒菜。过了好一段时间，在看到丽婶一闪而过的、极端焦虑的眼神之时，我突然意识到看不到阳阳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赶紧出去找阳阳。
远处隐约闪现着城市的灯光，近处黑黢黢物体的阴影非常庞大。阳阳趴在养猪场的矮墙上，一声不吭。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他的身子抖动着，委屈地啜泣着。让人沉没的寂静与黑暗，“就像那两个孩子，与世隔离，只有知更鸟听他们的哭泣”。阳阳，没有朋友的阳阳，那古老的英国童话中被坏人抛弃在森林里的两个姐弟，他们的孤单、哭泣只有森林和大地知道。阳阳也是孤单的。来这儿的两天，我发现光亮叔们在万家窝子的这一片聚集区，确实没有一个小朋友。那些幼儿园里的小伙伴都朝村庄的另一方向去了，那是万家窝子居民的新楼区，只有阳阳一人，走向这低矮的、破败的老屋区。那一天下午，我想让阳阳带我去新房区的另一边看看，阳阳扭着身子，坚决不去。我说，阳阳，那里有你的小伙伴啊，你怎么不去？阳阳摇摇头，也不说话。他不爱说话。
“吃里爬外”的自己人
我们来到离万家窝子三十多里的一个县城找王家传有，他在这里的一家电镀厂上班。这一群在青岛的梁庄人，传有混得最好。他来得最早，被工厂派到浙江一些地方学习了电镀技术，成为技术员，现在又是工厂里的车间管理，工资比光亮叔高很多。
传有身材宽广，结实粗蛮。他说话有点南腔北调，一喝酒，穰县的、安阳的和青岛的，各种声音都出来了，搅在一起，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的口音。
干得时间长了，都了解这些东西。氰化物是世界上发现的化学物质当中，不算辐射的，最毒的，小米粒似的，一分钟就能把人毒死。
厂里雾气都很大，从呼吸道进去的，相当于慢性中毒。要是按国家标准来说，根本都不该有这些厂。
每年都有很多安全考试，都是我去考的。卫生方面，安全管理证、消防证，年年考，都是照抄，抄过六十分就行，肯定过关。还有考前串讲，统一学习，专家在上面讲，下面人该干啥干啥。
我在的那个厂最坏。现在是韩国老板的中国情妇在管着这个厂，她千方百计替老板省钱。以前老板还怪好，每个礼拜六给你三百块钱，让员工出去会餐。上夜班，老板还给泡咖啡喝，说辛苦了。
后来这个情妇来了，不让老板请客了，更不说咖啡了。啥也没有了，过节费、假期都没有了。韩国人来都还行，一来二去，被这些情妇、翻译弄坏了。
我现在说起来是个车间管理，啥家儿也不当。以前情妇没来，厂里的钥匙都在我这儿。情妇来之后，想要钥匙。她也没给我说，有一次半夜需要加工原料，我去开门，开不开，一问，她说钥匙换了。她是防我，怕我偷东西。老板说几回了，人手不够了赶紧找，这情妇也不说不找，每次有人来应聘，她给人家开工资开得很低，根本都干不成，变相地不让老板招人。
她就是在老板面前献宠，让老板看，你看，我给你弄八个人，叫他们干十六个人的活。人肯定要累死。她不管，只管少进人多干活。所以，我常说，自己人坏起来，比外人要坏得多。
今年夏天，引风机坏了，那个情妇就是不修。天最热的时候，特别是氰化物那个房间，是剧毒，呛得都受不了，热气往上冒，这样的情况都有一个月。我直接给老板打电话，老板也不管，说让情妇弄。她还是不修。等到发工资时，情妇对我说，这个月电钱省了不少，以往六千多，这个月是四千多。我心里说，都是拿命玩的，你还说省钱了，你说她还是不是人？！
还出了一件事。咱一个小老乡，俺们叫他飞，才不到20岁。干活时间不长，把铜链子泡在硫酸里面，黄铜架全部坏了，那个链子值1600块钱。要说扣个三二百块钱很正常，也算是正常的次品。结果那个情妇谁也没说，到发工资时，直接扣了飞一千块钱。一个月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千块，等于是那个月的工资没有了。飞眼泪汪汪来找我，问，哥，这咋办？我说，飞啊，既然她工资已经都发了，我去也要不来了。那边的铜版是新换的，该拿拿走算了。既然她事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以前我拿住钥匙的时候，工人都不拿东西。你这么狠，我也管理松一点，也算亏处有补。一个铜版也能卖几百块钱，大家拿去卖了，钱分分，也算是发工资了。
传有的话里有几个关键词：“韩国老板”、“中国情妇”、“翻译”。青岛靠海，离韩国近，坐飞机一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所以，韩国人多来青岛开厂。韩国人需要翻译，而东北延吉一带朝鲜族很多，大多精通中文和朝鲜语，因此，这些东北人就来到青岛，做翻译，兼外事联络员、工厂监工、眼线等任务。这形成了他们的一个职业链条。而中国情妇则是普遍特色，大部分暂时充当老板娘的角色，帮老板管理工厂。工人恨老板，但更恨这些“吃里爬外”的自己人。
无名之死
你说死人的事儿，那可多，光咱们老乡就好几个。李营一个娃儿，叫国子，七窍出血死的，下午干活好好的，晚上十二点，躺在床上，说是上不来气，送到医院里就死了。鼻子、嘴巴都有血，现在想想，肯定是中毒死的。有人就去说，那你厂里得赔偿。鬼子非常硬气，说，行，解剖，解剖费我掏，与我有关，我赔，与我无关，解剖费得你掏。国子他老婆领着两个娃儿，带着他爹，从老家赶过来。鬼子说，给你三万块钱，就这么多，你愿解剖就解剖，不愿解剖就拿着钱走。后来也没解剖。听人们说，他老婆害怕万一解剖出来与人家无关，连这三万块钱也没有了，人财两空。就把钱拿住了，人火化了。
这种事多得很。小柱也算一个吧。骑自行车上班呢，走在路上就歪下去了，就再也起不来了。肯定与电镀厂有关。
关于小柱，他的打工轨迹，他的生活经历，从各人支离破碎的叙述中，我慢慢理出了一些头绪。
1989年，小柱16岁，那时他刚到北京，在北京的一个煤场上班。卸煤时因为用力过猛，从车上摔了下去，摔到下水井里，把腰给摔伤了，好多天没有起来，后来煤场不让他干了。小柱回梁庄治病。
1991年，在河北铁厂翻砂。那地方污染很重，如万立二哥的叙述，“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煳了”；在安阳的刨光厂也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声大得很”。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这中间，小柱还干过刷漆的活儿，大哥去看他，发现他也没戴口罩。按照北京梁安舅舅的话说，干刷漆和喷漆的活儿，那吐出来的唾沫都是绿颜色的。
1992年到北京。当一段保安，在一家乙炔厂干一段，然后在家具厂上班，抬各种沉重的木材原料。因为打架，被开除，又回梁庄。
1993年，又回北京，做保安。1995年人口大普查，小柱被抓到，被送到昌平遣送站，然后遣送到安阳。在安阳一家砖厂干活，有看守看着。小柱逃跑，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1995年夏天，小柱到青岛电镀厂，在那里工作将近六年时间。2001年农历二月初五，在去工厂的路上，小柱突然倒地，重病，送回南阳。据二哥的描述：“俺们到南阳车站去接他时，脸都不像样，都黄着，都没劲了，老大峰和光亮搀着他，腿都直不起来了。在医院时，大便都发腥，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了，内脏全都坏了。”这是小柱刚发病的情景。短短一个月时间，小柱已经到了后期，医生告知家属，再治下去也于事无补。小柱回到梁庄家里，在镇上开诊所的哥哥和嫂子经常去给他输液。据哥哥和嫂子的描述，“咳嗽一下，血都喷得很高”，“喷出来的血都有点发臭发腥了”。
百度百科上这样介绍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死亡迅速者，全身各脏器有明显的窒息征象。口服中毒者，消化道各段均可见充血、水肿，胃及十二指肠黏膜充血、糜烂、坏死，胃内及体腔内有苦杏仁味。吸入氰化物中毒死亡者，大脑、海马、纹状体、黑质充血水肿，神经细胞变性坏死，胶质细胞增生，心、肝、肾实质细胞浊肿。”
“消化道各段均可见充血、水肿，胃及十二指肠黏膜充血、糜烂、坏死”等，这些征兆和众人的叙述有相似的地方，即使不能完全断定小柱的病症就是氰化物中毒所致，最起码，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是，谁去认定这些呢？小柱一发病，光亮叔他们就想着要送回梁庄，因为在青岛根本无法也没钱医治。回到南阳，医生也只按照胃病来治，没有检查与氰化物中毒之间的关系。
2001年农历三月十九，小柱在梁庄去世。小柱的打工史也是他的受伤史。整整十二年，他一直在污浊的工作环境中辗转，他头顶的天空没有晴朗过。小柱之死，到最后也原因不明，一个无名农民的无名死亡。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必须承认，我一直都想逃跑。逃跑，赶紧回去，回到明亮的、干净的、温暖的和舒适的城里。在进到光亮叔那低矮阴暗的房间，霉味扑面而来的一瞬间，我就有想逃跑的冲动，这是每到一个地方的第一冲动。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就闻不到霉味了。我跟他们起床、吃饭、上班，他们进厂，我在外面晃悠，慢慢进入他们的轨道。我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日常的、每天经历的生活，所以，霉味儿、滞重的蒸汽味儿、害怕中毒和想念孩子的痛苦等等，这些情绪都并不强烈。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即使死亡，他们也淡然处之，因为一切都太过普遍。
几天时间，我把这万家窝子也转熟了。
光亮叔住的这一部分都是低矮的趴趴房。另一边是崭新的楼房，万家窝子的居民大多搬到那边居住了。村支部是一座两层的上下二十多间的崭新楼房，前面是宽敞的水泥院子，一座围墙，一扇大铁门。光亮叔说：“我们来时啥也没有，就几座烂瓦房，现在，多气派，都是电镀厂给的钱。支书家两部车。老百姓还是没得到好处，最多就是租个房子，一年一两千块钱。”
从万家窝子往南走，离村庄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方形坑。据说是要进行深水养殖，但是，现在，上面两米的泥，下面九米的沙子，全被卖光了。挖沙机挖完路这边，又开始挖路的另一边。
光亮叔告诉我，他们刚来的时候，都是鱼塘，他们闲时还在那儿逮鱼，现在啥也没有，都成干坑了，就这两三年时间。往远处看，我才注意到，那个小山形状的是一个新的垃圾场，异味在上空弥散，越呼吸，越让人窒息。碾压车在上面一次次来回压，把垃圾堆压实，下面用黑色铁网网住。那几天，我来来回回从那儿经过，碾压车一直在上面来回碾压，这样压起作用吗？垃圾就这样销毁掉吗？
再往前几十米是一条干涸的河道，河道两边是一丛丛的芦苇和灌木林，河上有一座老桥。河边的道路被完全毁掉了，坑坑洼洼，不断有深陷的大坑出现在路中间。
晚上七点半左右，万家窝子完全黑了。我们去工厂门口转悠，工人三三两两从工厂出来。有的骑着自行车、电动车一闪而过，有的借着昏暗的街灯在路边菜摊买菜。光亮叔跟大家打着招呼，然后，不时地把我拉过去，说这是李坡的谁谁谁，他姨家是咱梁庄的；这是胡寨的谁谁谁，他姑夫是咱们梁庄的；这又是谁谁的什么什么。这万家窝子已经被光亮叔们塑造为另一个梁庄。
我们又遇到厂里的翻译兼车间主管，第一天我去工厂的时候就是他把我赶出来的。光亮叔邀请他到家吃饭，没想到他真的来了。矮胖的翻译还不到30岁，据光亮叔讲，他的月工资有七八千块钱。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老婆住那儿，每天接送女儿上幼儿园。讲起工厂的污染、老板如何逃避政策的管束，这个翻译也是义愤填膺。当然，他不会讲他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他走后，光亮叔呸了一口唾沫：“说得可美，转过脸就是狗腿子。”
翻译坐到九点多，还谈兴很浓。光亮叔、新华小心陪着，防止自己打出哈欠来。阳阳已经睡熟。丽婶在一旁给我使眼色，让我到院子里去。出来后，她悄声对我说，走，咱们到你瘫子舅那儿去。她告诉我，她们几个妇女一起学唱赞美诗。
瘫子舅舅在看电视，为了配合舅母她们，他把电视调成了无声，只有颜色在他脸上闪烁着。几位中年妇女，围在小桌子旁，头挨着头，正专心地唱赞美诗。
唱完歌，已经十点多。丽婶带着我，高一脚浅一脚，顺着村庄里的小巷道，往她那村庄尽头的家里走。遥远的城市朦胧的光，把这村庄衬得更加黑暗、寂寞和安静。
村落里最后的房屋，像世上最后的房屋一样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