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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
一般来说，有些孩子会早熟。
其实，我认为早熟未必就不好，但问题是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早熟，要是能像于谦那样，在思想上、在人生观的形成上能早点成熟，那样的早熟，才有意义。
在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作用下，十七岁的于谦，就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他在这个阶段已经创作了那首名传后世的《石灰吟》。
当然有关这首诗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学术界有的认为这是于谦二十岁左右的作品，有的甚至认为这首诗根本就不是于谦创作的。不过，这些说法并不是学术界的主流，我们在存疑的情况下，按传统的认识，认为《石灰吟》当然是于谦年轻时亲自创作的作品。尤其是那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可以说完全是青年于谦真实性格的生动写照。
就在创作了著名的《石灰吟》之后不久，于谦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挫折——乡试落榜。
那么，这么优秀的于谦，为什么也会落榜呢？
原因很简单，大家都知道“范进中举”，明清的科举考试非常机械，对于于谦这样有独立思想的孩子来说，反倒不太适应。
明清的科举分为乡试、会试与殿试。乡试就相当于现在的高考，会试往上升一级，大概就相当于考研究生了，殿试是最高级别，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考博士了。
当然，我们现在各级考试选拔的是优秀的学生，而古代科举考试选拔的是官员，这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高考、考研并不是人生成功的唯一途径，但对于古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想一展鸿浩之志，那就得踏入仕途，而唯一的渠道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并脱颖而出。所谓“自古华山一条道，只从科举博功名”，这就是明清知识分子要面对的最残酷的现实。
于谦不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于仁淡泊明志，远离官场，收起兼济天下的梦想，只求独善其身。而于谦从小以一代名臣文天祥自命，要为国家、为社稷建一番千秋功业。这样一来，他就必须要走那条科举的“华山一条道”了。可没曾想，这位威龙级的人物，这位青年才俊，一开始乡试，居然落榜了。
对于于谦这样一个从小就有大志向的人来说，乡试落榜的打击可算不小。他自己说过：
“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忠肃集?忆老婢》）
这诗里明显表露出他对自己的期望来。现在乡试落榜了，他的自我期望可以说是遭受到了第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于谦的性格是遇强则强，越是打击，越是坎坷，越能让他奋发，越能让他表现出百折不挠的劲头儿来。于谦这一下沉下心来，刻苦攻读，终于在六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举人。
然后他六年不飞，一飞惊人，在接下来的会试里独占鳌头，一举考中了全国会试的第一名“会元”。按他的后人于继先编写的《先忠肃公年谱》里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主考官，明代著名的“三杨”之一的杨士奇特别欣赏和看重于谦的试卷，所以于谦最终“会试得魁”。
会试之后就是殿试，殿试的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
按理说，于谦拿了个会试的第一名，这是整个科考过程中最硬的一场考试，而殿试不过是皇帝来亲考，做做样子而已。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于谦就算是不拿个状元，拿个榜眼或者探花也是应该的，再差也应该是殿试中的前几名。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虽然在殿试中过关了，但却考了个最后几名。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性格。
《先忠肃公年谱》里记载说，于谦“以策语伤时，当轴者置之三甲第九十二名”。也就是说，于谦本来只要应景式地写篇文章，那名次就不会差。可他太认真了，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认真，但最大的问题也是认真，他居然在这场走过场的殿试上又较真儿起来了。借着写文章把国家大政方针评论了一番，还把当政者的不当之处逐条进行了批评与分析，这就叫“以策语伤时”。
当时是永乐十九年，也就是说当时的皇帝还是明成祖朱棣，在这样一个霸气十足的皇帝眼里，于谦这样的耿直的年青人他是根本看不上眼的。
所以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在当权者眼中看来，这个年青人也太没有眼力劲儿了，所以当然就从前面一下给抹到老末儿去了。
可于谦不在乎，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只要合乎他自己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没什么他于谦不敢的，所以他才说“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就是于谦的人生本色！
气质
我们刚才说了，古代的科举与现在高考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的目的是为了招收官员。通过殿试的那都叫进士了。
但殿试的前十几名是可以进翰林院当庶吉士的，也就是国家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象后来的名相张居正这些人都是庶吉士出身。所以明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你要想进内阁当宰相，那得是庶吉士出身。
现在于谦“以策语伤时”，结果一下子在殿试中排到后面去了，这样他也就没有当庶吉士的机会了。
但这个“没机会”，在我看来，却成了于谦人生的第一个机会。
其实，就每个人的一生而言，机会在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的。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其实，决定人生的不是福与祸，而是看你面对福与祸的态度。
当庶吉士就要到翰林院去做翰林，这相当于一入官场就到国家行政学院去进修学习，并时刻准备到高层任职。这对于个人仕途来说，当然算得上是平步青云，是好事。
但于谦却觉得这并不是好事儿，他所认为的好事儿居然是——下基层。
因为他在殿试中排名靠后，所以于谦没资格进翰林院当庶吉士，他如愿以偿地被分派到基层去做了个监察员，也就相当于纪检部门的一个小公务员。
可是，虽然别人不把他当领导，可于谦自个儿却绝对把自个儿当干部。他在任职基层期间，深入基层——别以为在基层工作就一定能深入基层，能否深入基层完全看个人的工作态度——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对基层工作的工作方式非常了解，这也导致了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也像基层那样——分外扎实！
因为有扎实的工作作风，又有超人的胆识与勇气，刚进入官场的于谦就办了几件大案，查处弹劾了官场上的几股恶势力。不仅如此，他在出使湖广期间，奉命安抚瑶民。一般这种工作，御史赴任，只是徒有形式。而于谦却全力以赴，不仅跋山涉水，深入瑶区，还屡入险地，微服私访，终于以大智慧化解了当地少数民族与官府之间的矛盾，使得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对年轻的于谦都交口称赞。于谦一时间，以“廉干”之名，声闻天下。
这一下于谦立刻受到了一个人的关注，而这个关注也迅速改变了于谦的一生。
这个分外关注于谦的人就是当时监察系统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顾佐。
顾佐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据说他刚任监察系统最高长官的时候，一上任，就把他看不顺眼的几十个监察御史全都罢了职。
要知道明代每隔六年才有一个对京官的考察制度，叫京察。就算是到了京察的时候，一般也就象征性的罢免十几个官员，分到监察系统里，倒霉的也就聊聊可数的几个人。
而顾佐一上台，一下子就在自己衙门内罢免了几十个，这一下子是朝野皆惊，很多人以为顾佐是疯了。但细一看他罢免的这些人，果然个个都有严重的问题，而且皆有实据。这一下大家都服了气了，原来顾佐看不顺眼的就是老百姓看不顺眼的，他看不顺眼的官就不是好官。这一下，监察系统的官员都很害怕，都怕被顾佐看不上眼。
但问题是顾佐这个人太刚直，太孤傲，他看谁都不顺眼，所以他在当时有个外号，叫“顾独坐”，是说就算同事们坐一起聊天，他也不跟别人坐一块，只一个人独坐，特别的特立独行，所以叫“顾独坐”，所以他这种人当然看谁都不顺眼。
但事情也有例外，据说顾佐一生看得上眼的也只一位，就是于谦！
《明史》说“顾佐为都御史，待寮属甚严，独下谦，以为才胜己也”。（《明史?于谦传》）
也就是说，因为顾佐对这个年青人的器重，于谦被任命为了监察御史。而在整个监察系统里，向来孤傲的顾佐顾大人，只对于谦一个人看得上眼，不仅看得上眼，而且还认为这个年青人比自己还要行！
你别说，我甚至怀疑顾佐大概多少会看点相，要不他怎么会以堂堂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之尊，对自己的一个最普通的手下，如此器重呢？这种器重还不只是欣赏，你看他以为于谦“才胜己也”，就是认为自己也远不如他，这就不是欣赏了，这简直就是推崇了。要知道两个人之间不论是官职还是辈分，那都差着好远呢，顾佐本身是个极为求实的人，又不会作秀，他能这么说，那就是打心眼儿里佩服于谦了。
那么，于谦到底为什么让顾佐这么佩服呢？
要说他一当官就处理过几件大案，出使湖广也能顺利完成任务，这能力确实让人欣赏，但也不至于让久经宦海而且是身为监察系统最高长官的顾佐那么佩服吧！
我想来想去，答案应该是两个字：气质！
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个性，都有性格，但是不是有气质，那就不一定了。
当然，我们从纯粹的生理学角度说，每个人都分属一定的气质类型。比如最有名的一种气质分类法是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他认为气质取决于人体内的四种液体，即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混合比例，并以何种体液占优势而把人的气质分为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这种分法，尤其是这四种气质类型我们现在我经常引用。
但这个层面的气质，说实话，其实指的主要就是个性的心理特征。而我们说的一个人有气质没气质那还是远超过了性格与个性的层面。像《辞海》就解释说“气质是人的个性特点和风格气度”。请注意，每个人都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点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表现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气度来，这就是我们说一个人有没有气质的关键。
于谦这么引人瞩目，这么让顾佐这样的人赏识甚至推崇，他的气质一定非凡。
那么，于谦身上的气质主要应该是哪一类呢？
我想，他的气质应该就像他自己的那首《石灰吟》里所表现的那样，四个字——“浑然正气”。
因为心中有一股浑然正气，所以举手投足，自然也能表现出这股浑然正气。所以，于谦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言谈举止也十分能让人折服，再加上他个子高，长得帅，一付仪表堂堂的样子，这个长相，配上这种“浑然正气”的气质类型，那在当时当世，那简直就可以说是“绝配”。
当然，细究起来，于谦的“浑然正气”和同为大明名臣的海瑞的“浑然正气”又有所不同。
海瑞是古今清官之首。如果不从民间传说的角度看，只从历史实际来衡量，海瑞海青天的清官之名甚至更甚于包拯包青天。包拯不畏权势，秉公断案，但至若铡美案、打龙袍、陈州放粮不过只是民间戏曲的传说与演绎，并无历史的实据。而海瑞打击豪强、直面权臣，甚至捋虎须、骂皇上、抬棺斥嘉靖却是件件落实，史有其实。所以海瑞正气凛然，实为大明一代骂神，其浑然正气处，让人感觉无比强大，因而神圣不可侵犯。
但于谦的浑然正气却有更多不卑不亢的内涵。这也是于谦的气质更易让人折服的地方。
这种内涵从民间盛传的两个有关于谦的楹联故事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是于谦十岁的时候，有一次，钱塘一位姓李的知县到于家来找于谦的父亲于仁。刚好于仁不在家，李知县进得院来，只见院中数枝杏花含苞待放，就顺口说道：
“庭前花始放。”
正沉吟间，忽听一清脆童声朗朗接道：
“阁下李先生。”
李知县抬头一看，庭中站立的正是于仁十岁的儿子于谦。
李知县才学有限，就嘲笑于谦说：“小孩子乱搭什么话，我说的是诗，是一句诗里的上联，你说我什么李先生，真是荒唐！”
一个大人如此与一个孩子较劲，实在太没风度。对于这样的人于谦也不客气，立刻回道：“我这阁下乃楼阁之下，李是指杏花桃李的李树，先生是先于杏花开放而生长，又岂是指你李大人！”那意思你李知县还是不要自作多情了吧！
这一下李知县细细思量，突然明白“阁下李先生”对“庭前花始放”正是绝对，不由汗颜，只好无声离去。
怎么样，小小十岁于谦，正见不卑之势。
还有一个楹联故事是说十四岁的于谦参加童生试，而杭州知府名叫虞谦，正与于谦姓名同音。
考前点名时，虞谦作为主考官点到于谦姓名，却不见于谦作答。虞谦便问因何不答。
于谦上前躬身施礼说：“因为老师同名之音，师长有别，学生故不作答。”
虞谦一看于谦如此谦恭便甚喜欢，随口便出了个上联，说：“何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尔亦无忌！”
这可是一个绝妙的上联。何无忌是晋朝大臣，魏无忌是战国四公子中的魏国信陵君，长孙无忌是唐朝名臣。这三个人只是起兴，虞谦实为引出“无忌”一词，是说他们之间尚且同名，彼此也无忌讳，你我之间虽然同名，你也不必忌讳。
见知府如此大度，十四岁的于谦莞尔一笑，随即朗声答道：“张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如果上联绝妙，这个下联更是妙到毫巅。张相如汉初大臣，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完璧归赵的名相，司马相如则是汉代大文学家。三人同名，自然引出“相如”一词。于谦的意思是说，虽然这三人都名相如，但实际上彼此间还是高下之别的，名虽相如，成就本领却并不相如。言下自是谦恭，仿佛是说自己虽与知府同名，才学却并不相如。但话里有话，少年人的凌云之志正是隐约可见。
虞谦大为激赏，认为十四岁的于谦睿智机敏，雍容有度。
怎么样，十四岁的于谦，正见不亢之才。
所以，年少的于谦虽然有着自我的崇高期许，虽然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强大的信念，虽然有着“浑然正气”的气质，但他身上那种不卑不亢的品质让这种正气更具亲和力与征服力的色彩。所以像虞谦，像顾佐这样的人被他征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不要说是顾佐了，很快连另外一些人也开始被于谦征服了。这里头包括当时号称“三杨”的朝廷三大宰相杨士奇、杨荣和杨溥。
再后来，被于谦征服的就是皇帝本人了。
明宣宗皇帝登极之后，对于谦尤为欣赏，尤其喜欢听他说话。《明史》说于谦“风骨秀峻，音吐鸿畅，每奏对，帝必为之倾听。”（《明史?于谦传》）就是说于谦的口才和气质让宣宗皇帝极为折服，每次但凡是于谦开口讲话，宣宗都要“倾听”。
请注意，虽然听的种类有很多种，但除了不得不听和听了也当耳旁风这两大特殊情况之外，在愿听、想听的层次里，“倾听”绝对可以算是最高级别，最高境界。那境界比聆听还要高，那就是倾心的聆听啊！也就是听得非常专著与投入，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了。
所以我经常想，以于谦的气质、才学与口才，要是明代也有个百家讲坛，那于谦一定是大明百家讲坛的知名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