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经济危机的缘由及根本解决之道
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也可能出现“反向尺蠖效应”：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一种危机，还是两种危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类似1929年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的现象，全世界表现得最明显的倒是在中国。中国现在没碰到大振荡，是因为“过剩产品”以巨额顺差的方式出口到美 国等发达国家了。没有这个外需，过剩危机将表现得更严重。中国的过剩危机，比次贷危机爆发要早。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我们 的危机有自身逻辑。
请看图1：一般居民的消费占总量，美国是80%左右，中国不到40%，几乎是两个极端。美国人过度消费产生了窟窿，我们消费不足，就把产品卖给(其实就是“赊给”)美国，帮他们填窟窿。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图1
世界铸币权刺激美国的“消费狂”
很多人说美国人现在有一种恶习，就是借债超前消费，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了消费狂。
恶习该骂，更重要的是：这个恶习怎么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吗？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 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陈平先生说这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表面看有点像：除了“次贷”被认为是“过分”支持穷人买房以外，美国现在实体经济领域中最严重的汽车业危 机，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归咎于工会太厉害，导致负担重，雇佣自由消失，竞争力垮台等等。这简直是工会太欺负资本，太不“资本主义”了嘛，如果它搞血汗工 厂，怎会如此窝囊？但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是否“消费文化”导致了这种恶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这种透支消费的恶习，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并不难找：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
美国由于独家拥有这种“美元霸权”，可以任意发行美元来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就像有了想啥来啥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都没有，过度消费、透支全球弄出这么大个窟窿，只有美国人能闯这样的祸！
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
问题在于，世界货币发行权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宝葫芦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能任意发行，因为它有兑金保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但世界仍然认它。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美 元仍要受到制约，制约就是美元公信力对美国的好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人们持有美元无需对美国政府有什么道义上的好感，因为不管怎样都可用它兑换黄金。 但兑金权取消以后，你凭什么还愿意持有？第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美国的行为是负责任的。当然由于惯性，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太大，弃用美元要支付成本，一般 来讲人们不愿这样做，但如果美国太不像话，各国不是不能“壮士断腕”。那美元的霸权地位就终结了，这样，不但“铸币税”巨大好处的丧失绝非一时的透支所能 弥补，更意味着美国整体地位的衰落。
如果滥发美元又不欲其大贬值，除非让境外美元购买美国资产。这就有“卖光美国”的危险。到一定程度“美元霸权”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为维持美元地位而 影响美国的经济主权。换言之，即便从美国的利益看，向全球透支的做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美国的有识之士对寅吃卯粮导致的“泡沫”忧心忡忡，至少已 经十几年，美国当局也不是不担忧，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
危机原因与政治制度
危机的原因可能在政治制度？没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不是说民主制下一定会这样。
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变成缺点。
人们需要一个政府，授予政府权力，然后政府用这个权力为我们提供安全与广义安全 (即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应该对称。这个对称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人要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相应地愿意授予政府更大权力，这就是“福利国 家”，有人担心政府权力大了会损害公民自由，要求严格限权，相应地就不指望政府承担太大责任，这就是“自由放任”。宪政民主国家一般就在两者间摆来摆去， 就像一架天平左右晃荡，在一个特定时间到底摆向哪头，由选票来决定，我谓之“天平效应”。高税收就要有高福利，低福利就要有高自由。不允许统治者权大责 小、有权无责、国民无自由也无福利。但是也不可能要政府权小责大、有责无权、国民自由、福利都最大化。(参见图2)
图2
在某种情况下，统治者可能既用“左”手膨胀自己的权力，又用“右”手推卸自己的责任。或“左”或“右”都偏向统治者，就像一伸一缩都朝着一个方向的“尺蠖”。所以我谓之尺蠖效应。理论上讲，宪政民主就是要避免这种弊病。
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出现“反向尺蠖效应”：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 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许多论者都提到从罗斯福传统到1960年代的“民权政治”，美国似乎主要是“向左”走。但由于滞胀现象打击了凯恩斯主义，此后美国似乎又“向右转”，“回归保守主义”，“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之说大为流行。
但是据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哈佛大学D.波克教授指出，事实上就在这种说法日益得势的同时，从尼克松到老布什这“向右摆的30年”中，美国国家政策的 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族裔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作用都明显加大，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都大幅增加了。因 此，所谓这三十多年的“保守主义化”，恐怕只是人们对个人自由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同时他们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要求也在提高。
但是，这不意味着右派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他们可以增加“自由”。
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已经很充分，基本财产自由也很难再扩大，于是只有信用(虚拟)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自由。因此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衍生产品花样翻新。可交易的对象从有形物发展到无形物，从信用发展到“信用的信用的信用……”
“业主社会”vs“福利社会”：次贷问题的实质
圣路易斯市Pruitt-Igoe社区的兴建
拆迁
芝加哥“罗伯特泰勒家园”的兴建及其被“混合收入社区”替代
组图：从“穷人有房住”到“穷人当房主”：美国廉租公屋社区的兴衰。
有人常说：左派偏向于照顾穷人，右派偏向于保护富人。
但简单的事实是：在民主社会，无论左右都要靠多数票。左派讨好穷人，右派难道能只讨好富人？左派提出实现“福利社会”口号时，右派会讲让穷人“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这不是找死吗？
在美国，实现“业主社会”便成了右派对付左派的主要口号。右派对穷人说：左派讲让国家照顾你们，再照顾还不是寄人篱下，我们让你们自立成为业主，不靠神仙皇帝，创造幸福全靠自己！这“右派国际歌”不是也很“理想主义”吗？
所有人都当“企业家”明摆着不可能，所谓“业主”首先是指有自有住房。穷人的住房问题历来是美国政治关心的焦点。罗斯福新政的第二年即1934年美 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住房法案》，以后国会又11次立法，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1949年美国《住房法案》：“让每一个家庭能在适宜的居住环境里拥有一个 舒适的家”，逐渐成为美国人普遍认同的国策。
美国的“低福利”，无非是覆盖率低(只覆盖最穷的人)。像我们改革前只覆盖特权者的“负福利”制度，欧美都不会有。包括廉租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 在内，美国的各种福利安排覆盖了约10%的最底层人口，尽管比欧洲国家普遍低，但由于美国经济发达，这样的安排保证穷人有房住基本上已不是问题。美国的住 房问题主要是如何让穷人成为房主——这一直是历届政府住房公共政策的重点。尤其在高叫“业主社会”的右派执政时更是如此。
福利制度可以让穷人有房住，却无法让穷人成为房主，即便是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也只能提供公屋。而美国人试图通过优惠按揭贷款来圆穷人的“业主梦”。美 国住房按揭的发展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期越来越长，以降低门槛，使穷人也能贷款。同时还对万一无法还贷的穷人出台了保护措施，如规定即使穷人因违约断 供而被银行收走抵押产权，仍然必须允许他们租住，而不能把他们赶走等。
“次贷”实际上是这种趋势的延伸，其主要的“创新”有二：一是“再按揭”，即还贷困难时可以用新增房价做抵押再贷新款。二是“按揭证券化”，即贷款 银行可以把这些高风险债权以证券形式卖给其他投资者以规避风险。这两个“创新”使贷款人资质门槛几乎完全被拆除，资质评估也因此形同虚设，同时借款人与直 接贷款行的风险也借“经济全球化”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而被有效地转嫁于全球投资者。短期看来这两招果然可以“扶贫”：据报道在“次贷”泛滥的十年间，美 国最贫穷阶层住宅自有率一度从42%增加为49%。
显然，这种游戏的实质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欧洲的福利房制度通过“转移支付”使穷人有房住，而美国人的按揭证券化通过“转 移风险”使穷人成为房主。如果说强制富人掏钱的“转移支付”在右派看来是可质疑的，那么诱使全球投资者落套的“转移风险”就更明显是个馊主意。如今“次贷 ”烂了包，全球受累，美国人挨骂理所当然。
“次贷”是一种“阶级”政策或“主义”政策吗？
不过骂要骂得对，过于意识形态化就骂不到点子上。关于次贷有几点是很明显的：
第一，次贷并非“阴谋”，不仅并非华尔街几个人的密谋，甚至也很难说是一党(比如共和党)一派(比如右派)的作为。它实际上是美国住房政策长期趋势 的极端化结果。在民主政治“反向尺蠖效应”下，右派可以增自由却难以减福利，正如左派可以增福利却难以减自由。因此“业主社会”与“福利社会”也是连续地 发展的，并非右派执政时搞“业主社会”，左派上台就不搞了。住房按揭的“创新”在美国有相当长的历史。低首付长期住房按揭起源于民主党执政的罗斯福时 代，“次贷”的“创新”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克林顿时期，它们都不是共和党发明的。甚至连废除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代之以全面鼓励“ 金融创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是这个法案最后拉开了次贷泛滥的闸门)也是在克林顿时期的1999年。当然确实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时代“次贷”在“ 过度自由”的环境下膨胀迅速，从2002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万亿美元，达到美国全部按揭贷款总额的近13%，年度新增次贷占当年 按揭贷款发放量的比重更从2003年的不到15%升至2006年的46%。这是小布什政府应当负责的。
第二，次贷引发大危机后，穷人也是受害者。但就次贷这一游戏的直接作用而言，它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这也很缺德，但并非为华 尔街富豪而给美国穷人下套。按“次贷”的游戏规则，在房价不断上涨时穷人基本没有无法还贷的问题。而一旦房价下跌，穷人无法还贷，银行收回的抵押房也无法 填补坏账的窟窿，否则也不会引起金融“雪崩”。有人把“次贷”游戏比作“老鼠会”或“传销”，在某种程度上倒有点像，但贷款的穷人与直接发贷的商业银行都 处于“上线”，而倒霉的“下线”，则是经过一系列中介最终购买了高风险债权的各证券投资商、对冲基金与全球投资者。
至于买房者，如本来是富人，只是为了押房价上涨的宝而投机买房，那当然栽了。但靠次贷买房的穷人很多本来享有其他住房福利，买房后依然享有 (美国的福利是只问低收入，不问是否买房的)，断供后即使失去抵押产权，“业主梦”破灭，却也不会没房住，只是回到卷入次贷前一样的租房状态了。如果他已 经退掉原租房(房租有补贴，穷人很少如此)而只能住在新买的房里，那么按美国的规定银行即便没收了抵押产权，也不能把他赶走，他也仍然是租户，假如收入 低，仍然可以要求房租补贴。除了好梦破灭的心理打击，他实际的损失就是已付的首付与利息。但因为次贷是低首付乃至近乎零首付，而且前期利息也低，这种损失 一般并不大。相反，倒是这种“上线”穷人可以低风险退出的规则使“雪崩”更易发生。而一旦发生，直接损失惨重的首先是作为“下线”的证券投资商，如贝尔斯 登、雷曼兄弟公司、美林证券、AIG等“大鳄”，以及专搞短线投资的对冲基金，大量高风险债权集中于它们之手，危机中遭到灭顶之灾。这些公司的持股人遍及 全球，其中有拿积蓄买了它们股票的各国小股民，但主要还是富豪(美国并不是个平均持股的国家)。尤其对冲基金是专为富人投资设立的，通常都要求客户必须具 有至少数百万美元的身家才能入股。因此不少美国评论人称这次金融风暴是“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资产危机”。正是由于危机首波受害者这一巨富背景，危机初起 时美国不少平民舆论反对美联储救市，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巨富们贪得无厌、无视风险遭到的报应。而这种“批判舆论”的存在也是当局犹豫不决的原因。 然而有趣的是：当政府终于干预时，这种对巨富的拯救却被说成是“向左转”，是“美国变得‘社会主义’了”！
这当然不是说美国就不该救市，且不说这些“大鳄”的持股人遍及全球，任其“雪崩”会使全球金融危机不可收拾，就是在美国国内，如果金融危机波及实体 经济，造成大量失业，那穷人的损失就不止是一些次贷购房者失去抵押产权的问题。但上述一切都说明这些现象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如果说美国政 府出手干预的直接原因是“救富”而非“济贫”，更与“社会主义”取向无关，那么先前美国“使穷人成为业主”的“过度自由”政策也很难说只是为富人来坑害穷 人的。
第三，次贷也不能说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比如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只有“降低福利、增加自由”才可以说合乎“新自由主义”理论，“反向尺蠖效 应”下福利、自由双膨胀能说是“社会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吗？如果真按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由原则，谁会把钱借给明摆着没有还贷资质的穷人？在近代 福利国家出现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谁听说过“次贷”？次贷泛滥是民主制下的美国政府为“使穷人成为业主”，支持发贷银行转移风险，对“次贷证券化”进 行担保的结果。而政府担保的两家经营这种证券化业务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上市公司，但政府却持有股份(就是有“非流通股”，这在美国是罕见的)， 这种做法的恶果今天已经暴露无遗，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它也成了在野左派抨击执政右派“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好靶子。其实“市场原教旨主义”当然要不得，但美 国这种民主社会有谁(指政治家而非书斋里的纯学者)敢只讲自由竞争不讲照顾穷人？真正按市场原则贷款又怎能不讲还贷资质？由政府担保两房这样的上市公司难 道也符合市场原则？
有一种“阴谋论”认为，西方搞两手，即所谓：“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上述事实说明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新自由主义”如果就是对“ 福利国家”的否定，那可以肯定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包括通常被认为最不像福利国家的美国，都没有真正落实过这种“主义”，他们的福利从来就不比我们少 ——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不用说，“自由放任”的美国也比我们多；不仅比我们现在多，而且更比改革前中国号称最“左”的时代多(那时是“负福利”)。
要补充两点：第一，这种判断不仅适合于他们的右派，也适合于他们的左派——例如像美国的N·乔姆斯基这样的极左教授，整天鼓吹“反对自由化”，可他 自己在美国对自由(就是指个人自由，而不是什么牺牲个人的“集体自由”或“国家自由”)捍卫得比谁都厉害，9·11后美国安全部门基于反恐理由对个人自由 的一些限制就受到他的激烈谴责。第二，他们无论左右派都有些主张能说不能做，并非有意骗我们，是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都不能为所欲为——右派不能取消福利， 左派也不能取消自由(当然，左派可以扩大福利，右派可以扩大自由)。为此他们往往也很羡慕我们：左派称赞我们自由少(似乎这就意味着福利多？)，右派称赞 我们福利少(似乎这就意味着自由多？)，只是这时我们就很沾沾自喜，不认为这是“阴谋”了。
损人利己的馊主意
不用说，“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确实够损。而且一旦导致“雪崩”，美国人自己也吃苦头，实在是损人不利己的“双输”馊招。民主政治需 要讨好本国百姓，但不需要讨好外国人，所以与“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并不矛盾，而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穷人能不能成为业主怎么会成为一个国策攸关的大问题？
就像民主化以前的南非，能够设想当局会支持向黑人提供“次贷”帮他们当业主？笑话！在黑人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旧南非，当局规定城市黑人的身份是所谓 “流动工人”，他们的户口必须保留在乡下的“黑人家园”，当局规定这些“家园”实行强制性土地部落集体所有，黑人号称持有小块份地，因此不得在城里有非分 之想，当局也不给任何保障。“流动工人”必须随身携带打工证，警察满街盘查，无证马上被强制收容。按白人当局的设想，黑人“流动劳工”在城里应该单身住集 体宿舍，而把家庭留在“黑人家园”，白人需要他们卖苦力就让他们进城“流动”打工，不需要了就打发他们回“家园”，以防止城里出现有碍观瞻并影响白人安宁 的“贫民窟”，后来黑人劳工的安家要求实在无法禁止了，就在城外划一块地方让他们安家，而城里仍然以“清除贫民窟”的理由驱赶黑人。黑人精英曼德拉、图图 都曾大声疾呼捍卫黑人贫民区的存在权利，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住得好，但是连盖个窝棚都要被赶走，还能指望提供福利房？就算有钱当局也不允许他们买 房，更不用说“次贷”购房那样的“超前消费”了。
类似的情况当然不止南非,在那些国家会有种种其他问题，但像“次贷”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刚才我的同事孙立平教授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其实我这个演讲与他的演讲有很多关系，我同意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危机和美国的危机是不一样的，我强调的是（中美两国的危机）不仅不一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他着重从发展阶段的角度讲，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和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有关，我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的确是这样，这之前吴敬琏先生也谈过同样的意见，吴敬琏先生、孙立平和我大致上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认为我们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内生性的。
如果有所谓1929年的所谓生产过剩危机，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可能就是中国，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很大一块外需。如果没有外需，中国的过剩就很难过。美国发生的正好相反，就是由于过度消费造成的，过度消费引申到向全世界透支导致的。
最近北大的陈平先生曾经说，这个危机其实是福利国家的危机。所谓福利国家就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行为，或者说叫做民主社会主义的行为，陈平先生说这个危机的两个表现好象都和照顾穷人有关。
在虚拟领域就是次贷，就是美国为了穷人成为房主向全世界的投资者设套，实体经济主要就是汽车，大家知道汽车业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美国的汽车业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工人有力量，之所以垮成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有力量，有一个强大的工会，工人把资方欺负得够呛。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陈先生的说法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讲福利国家，美国比欧洲差很多，当然欧洲典型的福利国家——冰岛也出了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讲，这个危机的深度似乎和福利国家的高福利的程度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因此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是福利国家的问题。
无论如何，这种危机不是所谓的过剩危机，以前我们从制度，孙立平教授认为危机和发展有关，以前我们叫做资本主义过剩危机，这种危机现在不是美国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看一看这个表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刚才阚凯力教授提到一个问题，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只消费不生产，另外一部分人只生产不消费，其实有一些国家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看看消费力的排名，的确有一些制度的背景。东欧也好，印度也好，既不是只消费不生产的国家，也不是只生产不消费的国家，美国危机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高消费的恶习，可是这个高消费的恶习光骂美国没有用，关键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根本说不过去，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说资本主义造成消费不足，从来没有说资本主义会造成消费过剩，如果不是经济制度，那么是什么呢？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吗？也有人说西方文化是一个消费文化，以前我们经常讲西方文化一说就是新教伦理，而这恰恰就是压抑消费的，美国人以前是新教徒，现在也是，为什么以前是积累狂，现在变成了消费狂呢？我觉得也不是文化的原因。我要讲自由竞争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都有很多毛病，但是他们都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如果福利和自由都最大化，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比较有问题。
它的第一个原因，美国之所以出现高耗费，是因为美国人有一个“宝葫芦”，爱印多少就印多少，不管是什么文化，什么制度，拿着这个“宝葫芦”不想消费都难，只要印钱就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那就可以解释这种祸只有美国人惹得了。但是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美国人这样干对自己没有危害吗？当然有的。为什么美元不是“宝葫芦”我就不讲了，美国人这样干，迟早要捅出大篓子，老实说在美国十几年前就有人做过这样的预言，美国的政论家也有很多人讲过，明明知道这样干会捅出一个大篓子，为什么克制不住呢？就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会造成老百姓既追求高福利也追求高自由的这样一种冲动，这些国家左派上台减低不了自由，但是可以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减低不了福利但是可以增加自由，西方的右派都是反对福利国家，但是西方右派上台从来没有导致过福利国家的弱化，里根时代是这样，英国的撒切尔时代也是这样，民主条件下他们弱化不了，老百姓不干，老百姓既然不愿意弱化福利国家，为什么把右派选上台呢？道理很简单，他们不愿意降低福利，但是他们愿意提高自由，选左派是不愿意减低自由，但是愿意提高福利。
增加自由在什么地方可以增加呢？政治自由基本上没有增加的余地，实体的财产自由也没有什么余地，只有向虚拟方向发展。因此所谓金融业的过度自由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必然性的。昨天有一位先生说这是一个阴谋，比如说为什么放松非银行金融体系的监管，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监管了，就不可能有次贷，也就是说穷人就不可能得到贷款，这些明明还不起钱的人，在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管体系下，他们怎么可能贷得到款呢，讲得简短一点就这么简单。放松金融监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不是在共和党右派执政的时候通过的，而是左派执政的时候通过的，从罗斯福新政来就已经延续，按揭的门槛越来越低的长期趋势，首付越来越低甚至可以零首付，按揭期越来越长。美国不是没有搞福利房，美国的福利房比欧洲要少得多，覆盖面大概只有10%，应该说是一个低福利，但是他的低福利是指最穷的人可以享受到服务。他们的福利制度是从最弱势的那里开始向上覆盖的，我们的福利是从最强的人那里开始向下覆盖的。美国的次贷基本上还是解决了美国的穷人有房住的问题。但是还不满足，他们不仅要穷人有房住还要当房主，美国有很多的廉租公寓楼，最近十几年美国的廉租公寓楼都是在炸掉，我们现在推广廉租房，他们早就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什么制度能够使穷人成为房主呢？老实说福利制度做不到这一点，你只能用一种为穷人买房向全世界投资者设套的办法，这种办法老实说是非常可恶的办法，但是这个可恶的办法在另外一些国家是根本不需要设计这种可恶的办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面临这种问题。自由福利双膨胀必然要导致高消费，我们都知道有福利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尤其是信用的自由使消费杠杆大大放大。第一回造成这个国家财政极大的负担，但是仅仅国家财政极大的负担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大量的消费债务。
我刚才说民主国家会有这种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多得很，闹到这种程度的就只有美国呢？很重要的还有第二个原因，要透支还要有透支的工具，其他国家像欧洲、日本没有像美国这样只要大量印钱就可以大量透支的本事，他们没有这个工具，美国却可以做到。第二个条件，大家知道透支还要有人愿意大量的借钱给你，正好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套，这些国家正好和美国处在另外一个极端，既低消费又低福利，福利低大家不敢花钱，自由低大家也不会花钱，导致这些国家低消费又过剩的国家，这些国家恰好就是美国人透支的主要对象，如果没有全球化就没有这个游戏。只有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这种极端低消费的国家产能过剩，美国这样的极端高消费，又不生产，过剩生产的卖给他，其实还不是卖给他，而是借给他，因为他（美国）只给打了一张白条，至少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这个白条是很难兑现的。从短期的观点看，美国人从中得到了高消费，其他国家从中得到了高增长。现在，美国人抱怨中国人对他们倾销，中国人抱怨美国人剥削了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抱怨都有理由，但是能怪谁呢？游戏之所以能玩下去，背后是制度背景。
我们怎么解决，一个是想办法帮美国补窟窿，美国人悟到了我们这样是他们高消费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工厂都像通用汽车那样，美国人还怎么进口中国的廉价品，还怎么能够高消费，他们也知道这个状况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中国的消费率占GDP比例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和中国某些改变有联系。从一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案例我没有时间讲了。
第一，我们可以延续这个游戏，比如说美国人用通货膨胀来增加流动性，再把他们购买力恢复起来，我们中国也可以用冻结劳工法、增加出口退税等等把卖给美国的产品卖得更便宜来适应这种情况。如果这样做的，暂时缓和一下这状态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的确会出现刚才阚凯力教授提到的搞不好下次会更严重。
现在人们认为美元的透支功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乱印钱，向全世界乱透支而且不负责任，这一点的确是要纠正的。但是第一，我们能不能在短时期纠正，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都心中有数。周小川提的建议非常对，但是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即使能实现又怎么样，我们大家要知道，如果能实现，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保住我们两万亿债务不被美国人赖掉，美国人现在想用通货膨胀赖掉这个债务，如果能管住，这两万亿的债务就可以保住，但是仍然不能变现，只能越划越大。按照原来的逻辑，顺差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的。我们真的管住美国，还会产生别的问题，美国被管住了，我们还有外需吗？昨天曹先生提到，美国人现在开始提高储蓄率了，讲得简单一点，就是美国人开始主动克制他们的恶习了，但是这样一来美国人都储蓄了我们的外需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外需就是靠美国人不守规矩乱透支来维持的，我们这个做法很难行得通，就算行得通那谁来买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还是得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制度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既然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极端，这两者要么就是中国学美国，要么就是美国学中国。如果中国人学美国又如何呢？美国人捅这么大一个篓子，全世界的人骂他还骂不够呢，你还要学他。
其实老实说这里面的把戏说穿了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最后，我们要骂美国的恶习，但是更要借鉴美国人的经验，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推进中国的改革。谢谢各位！（此文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于2009年3月28-29日在中国海口共同主办以“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为主题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改革政策对话”的整理稿，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