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康熙帝临终前一反惯例,只召见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雍正七年,胤禛炮制的传位遗旨是真是假?允禩、允禟等七位皇子究竟在不在康熙临终现场?康熙传位雍正有太多疑点需要剖析:
《清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帝传位情况和雍正帝本人关于此事的叙述,都在疑点。
据《清圣祖实录》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庚寅(初九日),上因圣躬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恭代……皇四子胤禛遵旨于斋所至斋。
……
家务(十三日),丑刻,上疾大渐,命趣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著派吴尔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亲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郭郡王允礻我、皇十二子贝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
依据上说,康熙帝病危后,首先急召胤禛,“谕令速至”,随后即将传位胤禛的遗旨告知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然而,当胤禛抵达后,康熙帝只是告以“病势日臻之故”,对于传位给他这一大事却避而不谈。此后五个时辰(共十个小时)内,胤禛先后三次进见请安,康熙帝仍然只字不提传位之旨,允祉、隆科多等人也对他守口如瓶。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是因康熙帝临终前神智失常,还是《清圣祖实录》的编纂者秉承雍正帝旨意而面壁虚构?
《清圣祖实录》中关于允祉等七位皇子面聆康熙帝传位遗旨说,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伪造过程。
前述马国贤被告知康熙帝去世与传位情况是,内无允祉等人面聆遗旨说。因事发突然,紧急之中,无须详告,情有可原。然而数月后,雍正帝谈到该事,仍不及此,便是匪夷所思了。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对全体朝臣说:“我圣祖仁皇帝位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又指出:“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隆科多)方宣旨于朕。”
雍正帝继位初始,有关“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的说法广泛传播,甚至朝鲜也有所闻。这对雍正帝产生很大压力。如果允祉等七位皇子确实面聆传位遗旨,他当以此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批驳流言,澄清舆论。然而上述两次谕旨中,都只字不提此事,只是说“皇考”经过“慎选”,“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随后又称自己不愿做皇帝,传位遗旨是在“皇考”去世后才得知。这样做也不难理解:此时以允禩、允禟为代表的反对派实力犹存,所以他还不敢贸然编造七位皇子聆听遗旨之事。
雍正四年(1726年)允禩允禟集团被清除后,五年(1727年)十月雍正帝的一道上谕中,关于继位情况的描述有了明显变化,七位皇子面聆遗旨说显露雏形。他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更具体地指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礻我、公允裪、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经过七载漫长历程,七位皇子面聆遗诏说至此终于浮出水面。然而上述八人中,此时允禩、允禟、隆科多已死;允礻我被圈禁;允祉、允祹连遭打击,早已噤若寒蝉;允祐一向谨小慎微,允祥则是胤禛亲信,当然不会对他的任何说法提出异议。
《皇清通志纲要》与《永宪录》,是目前仅见两部由胤禛同时代的人撰写,载有康熙帝去世情况的编年体私家著述。
《皇清通志纲要》写到康熙帝去世情况时,一反技术清太祖、太宗、世祖去世时平铺直叙的笔法,而在前面加上一些看似与康熙帝之死无关联大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至本年外藩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旗,天下升平,惟准噶尔一事未完。
时,领侍卫内大臣六人:公鄂伦岱差、贝勒满督护署,侯巴浑岱病,公马而赛,公阿而松阿,宗室公吴而占,共振恒。
大学士五人:马齐,嵩祝,萧永藻,王掞,顼龄。
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内云……”
该书著者弘旺,允禩之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15岁。如果包括其父在内七位皇子确曾面聆传位遗诏,弘旺不会略而不书。上述不同寻常的写法,似乎在暗示人们,隆科多独受遗诏,六个领侍卫内大臣、五个大学士却未被召见,是不合常理之事。
据《永宪录》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戌刻,上崩于畅春苑”,接着写道:
“上宴驾后,内侍仍扶御銮舆人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
《永宪录》未曾透露康熙帝留有遗旨,对于隆科多独受传位遗旨一事,亦持否定态度。
如果康熙帝确曾于临终前宣布传位遗旨,岂会一反惯例,只召见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
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激烈,如果仅对隆科多一人宣布传位遗诏,必使众臣心生疑窦,置新君于不利境地,从而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凡事考虑周详,作风谨慎细致的康熙帝,岂能在事关清朝全局的问题上,采取如此令人不解的做法?
……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述及康雍两朝的皇位交接时,并未遵循其父雍正帝所修《清圣祖实录》中,关于七位皇子面聆传位遗诏的记载,只是称“圣祖大渐,授位皇考,其时系内大臣隆科多宣传顾命”。所谓七位皇子面聆遗诏说,实难令人相信,乾隆帝为免于被动,惟有避而不谈了。
总之,迟至雍正七年(1729年)胤禛才炮制出的七位皇子面聆传位遗旨说,从各个角度看均难以成立。康熙帝临终时,七位皇子并不在现场。《清圣祖实录》所载其病危之际召集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面授传位遗旨的情节,属于虚构。
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杨珍著。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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