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刊《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摘要]伊壁鸠鲁主义是希腊化哲学中沉入心灵世界最深的一个流派。该派立足感觉、转向心灵的认识论与伦理学是时代需求与哲人抉择之间的辩证产物。伊壁鸠鲁学派的强光几乎全部集于伊壁鸠鲁一身。伊壁鸠鲁是继苏格拉底之后另一深刻改变古典哲学方向的伟大哲人，他将哲学引向民间与大众的启蒙人格与启蒙构想，不仅成就了伊壁鸠鲁主义的三种哲学面相——亲民、启蒙与实践，而且划定了该派痴迷心灵与“自我”的根源及限度。伊壁鸠鲁与现代性联为一体的天才创见更多地获得了历史认可，是西方文明思想史的重要环节，是人类启蒙与进步的智慧源泉。
伊壁鸠鲁学派是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三大家（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与怀疑派）之一，该派以世俗的、启蒙的哲学教诲，在广大的地中海地区流传达五六百年之久，在知识界与民间流泽深远。在现代研究者看来，伊壁鸠鲁主义是所有古代哲学中最能通向近代哲学与科学的一种基本哲学抉择。[1]（P7）当希腊社会陷入亚历山大的帝国统治后，新的物质根基改变了古典希腊“公民—城邦”的政治结构，自然、内在的公共生活发生异化，公民不再是先天的“政治动物”，在以“世界帝国”、世界公民为文明基础的希腊化时期，普遍的混乱与王权的盛行，使希腊人的政治理性和人文意识日趋薄弱，世界已成为一个异己的世界，人被推向自身，这决定着希腊化哲人理念的改变与新哲学的兴起。正如W·塔恩所揭示的，晚期希腊人“首先感到的是，一个人不再仅仅是他的城邦的一部分:他是一个个体的人，这样的一个人需要新的指导”。[2]（P119）正是这种时代规定性将古希腊哲学带入了“伦理学时期”，使新哲学呈现出不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成熟体系为依据，而立足前柏拉图哲学（物理学汲取自然哲学，伦理学转向苏格拉底学派）的创造路线。作为新哲学中沉入心灵世界最深的伊壁鸠鲁主义，该派立足感觉、转向心灵的认识论与伦理学，就是这种时代需求与哲人抉择之间的辩证产物，它不仅成就了伊壁鸠鲁主义的三种哲学面相——亲民、启蒙与实践，而且划定了该派痴迷心灵与“自我”的根源及限度。
一、亲民
到希腊化时代，“雅典时期”的哲学大师已经远去，从亚历山大东征建立帝国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国覆灭这300年间，独领哲坛风骚的是三大分庭抗礼的新学派。总体上看，这三派不同的哲学立场导致了它们哲学形态、关注问题、社会倾向以及文化影响的不同。伊壁鸠鲁派是希腊化哲学中的异数。它的独特性之一在于：它既非斯多亚派那种主流化的官学，也非怀疑派那种解构知识的私学，而是一种立足广大社会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哲学，传入罗马的意大利的伊壁鸠鲁主义就“最初似乎是在贫民中间流传的”。[3]（P334）这是伊壁鸠鲁学派虽无官方倡导却能突破学派圈子、影响深远的根本原因。该派一直延续到公元四世纪初，而且一度辉煌无比。西塞罗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写道:“(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以他们的著作占领了全意大利”。[4]（P127）伊壁鸠鲁派的独特性之二是：它的亲民路线不是整个学派集体追求，而是集群信守的结果。与斯多亚派、怀疑派历经长期理论发展而逐渐成熟不同，伊壁鸠鲁派一经创立就体现出伊壁鸠鲁个人哲学思考的深广与成熟，这种接近完成与自足的哲学品质与该派的“尊师”学统一道，共同限制了伊壁鸠鲁后学们的创造与发挥，使该派学说始终止步在伊壁鸠鲁的教导高度。可以说，凭借个人在数量上远超以往任何哲学家的三百多卷著述及其所承负的天才创见，伊壁鸠鲁将一个学派凌霄举起。从这一点看，该派强光几乎全部集于伊壁鸠鲁一身，而“伊壁鸠鲁和一些主要追随者的文本开始形成一种正统教义，以几近宗教经文的形式被阅读和讨论”[5]（P2）的秘密也尽显于此。
1.哲人与大众
无论是希腊哲学的柏拉图主义路线，还是自然哲学路线，本质上都属于贵族主义或精英主义范畴。在这两大路径中，哲学要么作为一种“统治的艺术”而存在，要么作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学问”而存在；哲人要么是城邦国家的设计者，要么是仰望苍穹的智者。就前者看，即便是古典时代最“民主”的亚里士多德，他理想中的最佳政体也只限于“有限民主”，即“在量（人数）上实行民主制原则，质上实行贵族制原则”，[6]（P95）而对于后者，其关注世界本原、实体及变化的认识论原则，更无关国计民生与普通百姓，只是自然哲学家为知而知的一种学问满足与心灵满足。正是在哲人与大众的这一分离中，伊壁鸠鲁横空出世，平等化、对称化了二者关系，树立了希腊哲人的另一种形象——大众哲人。他的这种亲民取向一方面来自贫苦卑贱的出身，一方面表现为日后在“花园”教学与研究中对这种情感的自然延伸与贯彻。伊壁鸠鲁的“花园”不同于柏拉图的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不像后者那样是严格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它既是作为教学与研究基地的私人学校，又是一种根据共同伦理原则一起友爱生活的社团，平等地对外开放，有妇女(甚至原是妓女)和奴隶的成员”[4]（P126）。在日常生活中，伊壁鸠鲁生活简朴，为人和善、慷慨，既不带柏拉图的贵族气，也不带亚里士多德的学者气。他知行合一，用最质朴的语句讲解哲学，对父母孝敬有加，对学生有如朋友，对仆人宽厚有礼，对全人类满怀仁爱。在希腊哲学史中，这种大众哲人形象与同样出身寒微，习惯在大街、市场和运动场里与人讨论哲学的苏格拉底相仿，然而二人所担负的哲学使命却是不同的。
2.哲学与民间
伊壁鸠鲁旨在颠覆精英哲学与官方哲学，从而确立亲民哲学的文化“大任”。依克利福德·格尔茨之见，人类的文化体系是“部分整合、部分不协调、部分独立的混合物”[7]（P480）。早在伊壁鸠鲁之先，希腊哲学就呈现出了哲学面貌的非整一性，思辨王国中矗立着不入流的边缘哲人，理性文化的外围祭起了感性大旗，凡此种种无不申明着一种新哲学路线的兴起。而随着希腊化时期帝国疆域的无限拓展，以及“城邦的人”向“世界的人”的扩大与移动，这种民间化、人生化的个体感性精神愈益获得时代的滋养，成为当时进步哲人不可回避的一种根本价值抉择。然而，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与哲学路径在消化这种共同财富时却判然有别。伊壁鸠鲁主义属激进派，它断然抛弃主流哲学轨向，以非政治、重个人的普世取向，颠覆、改造既有哲学思想，顺乎时势地发动了一场哲学的大众化革命。而同期的斯多亚派与怀疑派则属改良派，无论斯多亚派基于世界理性（上帝或逻各斯）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世界大同主义等普世观念多么石破天惊，实则仍是在替为政者合理化统治秩序；同样，怀疑论派主张的“悬疑与宁静”，也只限于表达该派的探究心态，难获人们赞同。在伊壁鸠鲁那里，普世化、大众化的哲学本位不是外在限定，而是内在自觉，它是哲人从事哲学活动的基本情结。如伊壁鸠鲁否定个人曾师从柏拉图的学生庞费鲁斯、德谟克利特学派的传人瑙西芬尼，宣称自学成才；曾大加贬斥前辈哲人并冠以轻蔑的绰号；学问不正统，文章没有文献综述、没有他人引文，表述通俗，是不合学术规范的“野狐禅”；爱写哲学纲要、“基本要道”等易于记忆、背诵的文体；追求建立身体健康、保障灵魂康宁的凡人哲学……正是这种对师承与传统的拒弃、对思想独立的坚持，以及个人由内而外的亲民性格，决定了伊壁鸠鲁主义以启蒙个体灵魂为己任的大众救赎方向。
二、启蒙
当时的希腊化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马其顿的崛起和亚历山大的远征给东南方各国带来了兴旺与活力，而直接哺育三大新学派的希腊本土雅典则“被剥夺了政治活动的独立性，成了外邦人角逐的对象和他们争斗的舞台”[8]（P219），国衰民苦的政治现实导致了公私生活的窳败与享乐主义的抬头，而连年的战乱又使人民灾难深重、饱经忧患，在这样的状况下，个人势必会消极避世、退居内心，各种心灵疾患乘机蔓延，成为通病。同时，亚历山大和罗马人统治的世界除却武力征服外，还是一个实行“神学政治”（希腊人原有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传统）的愚民政体。如上所述，当个人无法改变外部社会性痛苦时，哲学无疑就是最合乎理性的一种自救与解脱方式，这是伊壁鸠鲁灵魂启蒙的社会基础与大众心理基础。根据《启蒙辩证法》一书，启蒙的根本目标在于祛除神话、根除宗教，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9]（P1）从这种启蒙主旨来看，整全的启蒙哲学至少包括知识启蒙与人权启蒙两大方面，而前苏格拉底的宇宙论只体现了理性战胜神话的知识觉醒，之后的希腊主流哲学则为神学目的论所束缚。显然，这些希腊哲学都没有为希腊世界提供关于整体解放的启蒙构想。唯独在伊壁鸠鲁这里，我们发现了成熟形态的希腊启蒙哲学，它斩断德谟克利特的命运锁链，对意志自由给予了绝对设定，对宗教与神灵给予了彻底抨击，从而给人以自由，给人以获救与至福。
1.意志自由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代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他对世界、灵魂与思想给予了严格的机械决定论解释，世界一旦存在，“它的继续发展就是无可更改地被机械的原则所确定的了。”[10]（P99）在这种必然王国领域，宗教神话的命定论以自然律的新形式再次光降，个体性重新消失在“定在”之中。而伊壁鸠鲁哲学则运用明晰易用的体系，以不违背经验的理性主义，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给予了科学改造，对作为心理活动（感情、思想、意志）的知觉现象作出了新的规定，克服了德谟克利特物理学解释内在世界的苍白无力。这种启蒙内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本体论层面设定原子的不定性“偏离”，同时又在气息、热、空气等无感觉的元素之外设定第四种构成心灵（或灵魂）的原子。原子的稍微偏离可将不确定性引入宇宙，这为解释自由意志提供了依据；而添加第四种无名元素为了“保证感知、感觉或‘人在脑中盘旋的那些想法’”[5]（P26）。二是在认识论层面，廓清心灵与灵魂的功能与属性。心灵与灵魂紧密联结，心灵集中在胸膛中央，灵魂的其他部分遍布全身。伊壁鸠鲁告诫道：随身体共生的心灵与灵魂是感觉的重大原因。根据自然的机械运动规律，表象和感受状态背后必有支撑它的“实在”，因而“感觉实在永远不能被认为有错误；也不能靠推理而认为感觉有错误，因为推理本身也来自感觉；也不能以某一些感觉和另一些感觉对立起来而认为感觉有错误，因为每一感觉都是封闭在它本身范围之内的”[3]（P336-337），所以他肯定感觉是一切观念的最初源泉，是知识的基础，是快乐和痛苦的判断标准，也是肌肉运动的原因。伊壁鸠鲁派传人卢克莱修也认为我们不仅要洞悉万物本性，“而且尤其要用敏锐的理智去考察精神的构成和心灵的性质”。[11]（P65）此乃伊壁鸠鲁哲学最终在心灵（灵魂）层面谈知识、谈哲学、谈救赎的根本原因。
2.心灵祛魅
伊壁鸠鲁认为，人的心灵原本是自由的，只是在外在的宗教迷信、天体自然等非理性重压下才变得不自由，所以消除心灵奴役与迷乱就可以重获自由。正是沿着这样的启蒙道路，基于当时社会现状的历史考察，伊壁鸠鲁主义独出机杼，不是将科学真理、美好德性与上帝神灵，而是将“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11]（P33）设定为幸福生活的终极目的，从而确立了该派“启蒙内转”的具体方案。面对当时桎梏人类心灵的种种历史奴役形式——自然、宗教、诸神与死亡，伊壁鸠鲁以大勇的决绝，超越德谟克利特树立了哲学发展上“无神论”的第一个巅峰。在“论自然纲要”与“天文学纲要”中，伊壁鸠鲁指出最基础的存在是原子和虚空，原子的组成物（包括世界与神）与派生物都是可朽的，灵魂可以在原子层面得到解释和还原，天体解释只要与现象一致可以有多种解释，通过诸如此类的告诫，使人们远离神话，破除迷信。在“伦理学纲要”中，伊壁鸠鲁从感觉主义出发，断言“死与我们无关。因为身体消解为原子后就不再有感觉，而不再有感觉的东西与我们毫无关系”，[11]（P38）从而给人以死并不可怕，也无需害怕的教导；对于神，伊壁鸠鲁告诫说，不要信奉大众关于神的看法，神只是绝对完满的存在，是不朽性和终极幸福的最高体现，它不干预人事，这种本质上将神还原为“无”的论证，使人类摆脱了对永恒惩罚的恐惧，消除了宗教迷信的神学基础，把人的生活、人的自由从神那里重新交还给人。写于公元前一世纪上半叶的卢克莱修长诗《万物本性论》更具体、更完整地保存了伊壁鸠鲁的上述教义。正是通过这种通俗明确的启蒙纲领，伊壁鸠鲁满足了大众与时代对一种新伦理的需求，凸现了内心生活的首要地位，提升了人的独立与自尊，指明了人们在有限生命中的人生方式，不仅受到希腊化—罗马时代普通知识圈和平民的共鸣，甚至也吸引了“罗马共和国最后时期的那些大人物和有教养的人们”。[3]（P334）
三、实践
伊壁鸠鲁是希腊化时代最为平民化的大哲，“民本”意向是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的一条思想主线。在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的意义上，伊壁鸠鲁掀开了宗教迷信遮蔽下的日常生活世界，凸现了自觉自为的主体意志，为普通大众过一种排除异化、人人幸福的现实生活扫清了障碍。这是整个希腊民族哲学所没有的全新精神，是伊壁鸠鲁作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12]（P48）的重大思想成果。不仅如此，它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它是古代世界出现的日常生活哲学的第一个历史形式，它的快乐主义是一种不空洞、不高蹈的实践哲学，是被拉至人们眼前的至善。经伊壁鸠鲁启蒙，自然天体、宗教神灵等外在权威已不复存在，个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被空前凸现出来。伊壁鸠鲁启蒙与实践的哲学本色就体现在它将内心世界作为认识与实践的丰富源泉，并以此规范知识秩序与实践理性，形成了其哲学体系的根本旨向：一是在哲学批判的过程中，确立伦理优先、拯救优先的知识关系，将个体自由与幸福融入哲学实践，它指向个人的哲学学习以及普通人可以实现的“贤人”理想，这是一条趋向自我的内线，也是伊壁鸠鲁最根本的哲学信条；二是将快乐主义的个人伦理学置于社会构架，以社会契约为媒介构造大同世界中人际自由的生成与获享，这是一条面向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外线。这两方面共同遵循快乐本位、自由至上的个体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与极权主义，以达到“在一切实践中追求幸福”[11]（P30）的至善。
1.哲学救赎
伊壁鸠鲁哲学通向个体幸福与自由的第一种实践就是哲学批判与哲学救赎。哲学批判旨在排除或削弱与快乐原则抵牾或不必要的知识形式，将人引向伦理领域，在动态快乐的不断升华中，让人类自觉寻求肉体与灵魂的福佑，最终在哲学中达到绝对自在的静态快乐，亦即“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的自由。为此，伊壁鸠鲁对旧知识秩序给予了重建。他规定伦理学最高，自然科学、天文学等学问只具有排除心灵烦忧的有限价值，从性质上看，贴近经验的伦理学、自然哲学是确定的知识，而远离人们的天文学则是不确定的知识。在为伦理学定位后，伊壁鸠鲁又批判地树立了快乐至上原则，形成与整个希腊民族的观点正相反对的哲学教诲。正如莱昂·罗斑所言：“它宣称快乐是最高的善，而又以禁欲主义来加以压抑；它以忍让安命和真正的幸福并列起来，又以忧郁和乐观主义并列起来；它那彻底的感觉主义又以对快乐的理智的计算来补充；它是唯物论的，而又从思想中去找它的支撑点；它轻视科学的真理，又使行为以对自然的认识作为基础；在机械论中它引进了自由；它打击迷信，而又宣扬一种信仰。”[3]（P352）这种全面的知识批判，意在帮助人们识别在伦理领域内追求快乐的自明性，从而确立以口腹之乐为源泉，以审慎权衡为标准，以自然而又必要的欲望为满足，集自然性与社会性为一体的快乐目的论。鉴于心灵之于伦理的绝对中心地位，那么让心灵健康、避免迷乱，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解决个人恐惧、社会混乱的关键环节，伊壁鸠鲁认为能担此大任的就是学习哲学，因为“只有哲学能够净化人的心灵，让它摆脱那些不必要的欲望，使他能够没有恐惧地幸福生活，使他能够为了那些自然（天生）就好的东西而生活”。[1]（P106）它的终端通向“贤人”的人格理想，但贤人并不是高不可攀、不可企及的，伊壁鸠鲁在传世的33则“贤人论”[11]（P51-53）中出示给世人的贤人形象就是一位具有明智行为的凡人。由此伊壁鸠鲁再次向大众申明了他的哲学自由观，即它是属于芸芸众生的。
2.社会契约
伊壁鸠鲁哲学通向个体幸福与自由的第二种实践是它非政治的政治哲学，它的核心是社会契约思想。通过哲学的引导，人们固然会走向对个体安乐与幸福的自觉追求，但在一个以利己为目的的大众社会中，一己快乐如何与他人快乐相协调，伊壁鸠鲁对此作出了颠覆性阐释。传统政治哲学主张政治生活本身的正当性，在共同体中坚持一种自然的、内在的公民伦理，而伊壁鸠鲁的新社会学则是一种根自原子大众，否定公共生活，从外在关系建立社会关联、道德和正义的契约伦理。在伊壁鸠鲁看来，这种契约基于个体自由和相互有利的“正义”，“是人们就行为后果所作的一种相互承诺——不伤害别人，也不受别人的伤害。”[11]（P41）但这种协定的对称性不是绝对正义，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防止相互伤害的人们之中，此种正义也只对互利交往的人一视同仁，“然而就其在某地某时的具体应用而言，同一件事情是否正义，就因人而异了”。[11]（P42）可以说，这种契约论旨在使人类从他的同类中获得最大帮助和最小烦恼，客观上有助于人类根据自身的愿望与需要重建社会与政治秩序，并“为人类行为的自知和行为后果的自觉承担奠定了理论基础”[13]（P28），因而是极具现代意味的崭新理论。在正义之外，伊壁鸠鲁还强调了友谊作为增强人类安全感的内在价值，它不仅有助于快乐而且高于正义，保持友谊而享受友谊是获得心灵平静的首选形式。可见，伊壁鸠鲁固然激烈抨击政治，驳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神权统治，但他同样坚持了古代哲学家关注人类幸福的基本哲学抉择，“也在探讨同样根本的伦理和政治问题，以及对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的回答。”[1]（P5）所以，伊壁鸠鲁对大众社会中个体伦理的思考，不仅开辟了反拨古典的“新政治哲学”，而且深刻影响了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成为后世哲人建构社会理论时不可绕过的存在。
马修·阿诺德说：“伟大的文化使者怀着大的热情传播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之蔚然成风，使之传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角落。伟大的文化使者努力将一切粗糙、难懂、抽象、专业的和生僻的内容从知识中剥离出来，使知识变得富有人情，即使在受过良好文化教育、有学问的小团体之外也行之有效，却仍不失为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因此，也成为美好与光明的真正源泉。”[14]（P34-35）伊壁鸠鲁正是这样的哲学巨擘，他将哲学引向民间与大众的启蒙构想，全面撼动了古典哲学的基础与范式。他是继苏格拉底之后另一深刻改变古典哲学方向的伟大哲人，是“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刘小枫)。其与现代性联为一体的天才创见更多地获得了历史认可，是西方文明思想史的重要环节，是人类启蒙与进步的智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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