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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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0日的汪精卫
如果生命可以省却最后五年，汪精卫的一生该是一部怎样的正剧，让我们荡气回肠，让我们高山仰止。遗憾的是，1940年3月30日清晨的那个历史片段，将他扮成了永远的小丑。
那是一个早春的清晨，玄武湖上的云雾还没有散尽，仪表堂堂的汪精卫，在南京鸡鸣寺附近，在距离总统府不远处的一个礼堂里，领衔主演了“伪国民政府成立”的闹剧。龙套和台词早就准备好了：奏国歌；宣读《还都宣言》；发表演讲，回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鼓吹史上没有百年不和之战，鼓励大家担起拯救苍生的历史使命。
礼毕，汪精卫率领追随者，在礼堂门外拍了一张合影。我查过很多资料，这张合影始终未曾见到。很容易就能看到的，是一张将他钉上耻辱柱的老照片。照片上的汪精卫，一身晨礼服，领着一群身穿长衫胸佩红花的幕僚，左手拿着誓词，右手升向天空，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那一刻，伪国民政府的旗帜在南京上空高高飘扬。本来，汪精卫希望沿用青天白日旗，但是，日本人讨厌蒋介石坚持抗战的旗帜在沦陷区的刺刀下呼啦啦地飘，他们逼迫汪精卫在青天白日旗上，添加了一条写着“和平、反共、建国”的三角形黄飘带，南京城的百姓说，那飘带就像日本人的小裤衩。
如此戏谑的话语，汪精卫可能听不到，听到了也可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他的老冤家蒋介石的反应。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口呼“逆贼”，向他下发了通缉令。和他一起被通缉的，还有那张合影中的部长、副部长，大大小小70多号人。蒋介石的反应，汪精卫应该不会觉得意外。何况，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蒋介石通缉。
1938年底，汪精卫溜出重庆国民政府的官邸，躲至越南河内法租界的一栋小别墅，发表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的“共荣”大计，散布对日本妥协、与日本和谈的言论。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会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会上，投鼠忌器的蒋介石摁住了心头怒火，力排众议，扣压了通缉令，希望给他留条后路。
然而，汪精卫没有回头。他一头扑进日本人的怀抱，与日本内阁商定：联合各路伪政权，组建新中央政府，使用“国民政府”的名称，“还都”南京，承认伪满洲国独立。
蒋介石被激怒了。他让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宣称汪精卫通敌祸国的行为，触犯了惩治汉奸条例。他放出狠话：海可枯，石可烂，汪精卫永远不能被赦免。汪精卫也不需要他的赦免。当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依照往日的通缉令一一捉拿那张合影中的汉奸，汪精卫早已病死于秋叶零落的东京。
汪精卫死后大半年，蒋介石还都南京，葬于南京梅花山的汪精卫，受到了炸墓掘棺的报复。
又过了大半年，那张合影中的通缉犯们，被声讨汉奸的滔天巨浪卷到刑事法庭的被告席，而后，像蝼蚁一样，被枪决，被监禁。和他们相比，享年61岁的汪精卫不是死早了，而是死巧了。
夜读历史的时候，我在想，1940年3月30日黎明之前，汪精卫是睡着的，还是醒着的？这个当年刺杀摄政王的战士躺在床上，究竟想了些什么？他还记得“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狱中旧作吗？天亮之后的汪精卫，并没有领衔主演的派头，苍老，憔悴，没有一丝笑容，当他严肃地走向主席台，一个历史现场的目击者说，他听到了微弱的叹息。
对汪精卫，熟读民国史的人，或多或少都对他抱有好感，他的一生，除了刺杀摄政王、投敌做汉奸，还有很多不为不知的细节，令我们感慨万千。他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在《红楼梦》研究史上留下一家之言的人，他一生不近女色，不抽，不赌，不嫖，和他的老冤家蒋介石比，他的文采流韵，他的器宇见识，他的气质修养，无不让后者相形见绌。
令人扼腕的是，他在民族危难之际，走上“汉奸”这条不归路。很多年过去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像他的遗孀那样，不承认他是汉奸，或者将他做汉奸的行径，解释成“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菩萨精神，说他是为中华民族忍辱负重。
汉奸，是一个穿越中国历史的词汇，最初指汉族的叛徒，后来泛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投敌卖国者。这个词，进入法律条文，与汪精卫个人不无关联。还没逃离重庆的时候，一名参政员致电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呈送提案“敌未退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任参议长的汪精卫率众通过了这一提案，《惩治汉奸条例》也随之出台。依据这个条例，国民政府通缉汪精卫，蒋介石骂他汉奸，还真不是随意扣他屎盆子。
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家主权也不是天生的。国家是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由自然村慢慢发展过来的。国家主权的最终确立，源自人和人之间无声的契约。当我们取得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就意味着我们和一个国家订立了一份彼此忠诚于对方的合同。个人危难的时候，我们有从国家获得保护的权利，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也有保护国家、国土、国人的义务。
显然，身为中国公民的汪精卫，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值合法的中国政府与日本国战事正酣，他独自一人去和日本议和，成立伪民国政府，就行为而论，怎么说都是出卖国家利益。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的选择是“曲线救国”之前，他的“汉奸”帽子，在我这里，是摘不掉的。
今天，遥想他在伪国民政府庆典上的面容，反顾他的一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几分华丽悠长，几分淡淡忧伤。
“富二代”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问题。1941年10月21日，上海滩药业大亨徐翔荪的两个儿子，同室操戈，上演了一出胞弟斧劈胞兄的人间惨案。当新闻、舆论渗入这起惨案，我们看到民意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就像过山车，一会儿民意监督司法守护公正，一会儿民意强奸司法亵渎正义。
贩毒起家的徐翔荪，是上海滩药业公会的主席，赫赫有名的华美大药房的老板。徐翔荪育有两子，老大稳重好学，随他管理家业，颇得他的赏识，老二奢侈淫逸，花钱如流水，很让他烦心。案发当晚，老二向老大要钱，老大骂他不务正业，坚决不给，旋即，老大躺在血泊之中，一把血迹斑斑的斧头撒落在地。现场没有目击者，老二究竟是失手杀人，还是蓄意杀兄，除了老二自己，没有人知道。
闻讯失色的徐翔荪，冲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可能不是老二的杀人动机，而是将老二保护起来，免于一命抵一命，失去老大，不能再失去老二。他在极短的时间里，觅得一个病亡者，替换了老大的尸体，遮蔽了法医的法眼。接着，他使出银弹攻势，一一摆平可能泄露消息的牛鬼蛇神。岂料，看似周详妥当的局面，被一封匿名信搅黄了。
信是写给《平报》的。该报新闻主管拆开一看，劈头盖脸一句话：徐家胞弟杀兄，你们怎么一字不登，是不是拿徐家封口的黑钱了？《平报》是汪精卫伪政权管辖下的报纸，别看他们在政治上缺乏民族立场，但在社会公共事务上，也是有正义感的。匿名信激发了《平报》的正义感，他们派出记者，穷追猛打，沪上各路媒体，包括起初拿了封口费的小报，也纷纷跟进，一场媒体接力赛，很快曝光了徐翔荪狸猫换太子的掉包计。
明星富豪家暴出如此惊悚人心的新闻，沪上老百姓立刻踮起脚尖，伸长颈脖，围观过来，叹息者有之，愤怒者有之，舆论的火将徐家的纸烧成了灰烬。租界警方熬不住了，地方法院顶不住了，徐翔荪的钱暂时不好使了，开棺验尸，认定斧毙之后，东躲西藏的老二只得跟随老父投案。
徐翔荪毕竟是徐翔荪，他怎肯轻易将老二送往绞刑架。他花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向律师和法官发出银弹攻势，律师投降了，教唆老二装疯，法官投降了，认定老二真的疯了，判决老二有期徒刑十年，将他投入疯人院。
在那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时代，徐翔荪这样的明星富豪，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搞定家中命案原本轻而易举。怎奈，响应民意代表舆论的新闻媒体像一群挥之不去的苍蝇，死盯腥臭嗡嗡叫，弄得伪政权下不来台。虽说是伪政权，对于社会治理，他们也希望给老百姓画一幅司法公正的清明上河图。
很快，伪政权的司法行政部派出专案组，一番刀来剑往，拿了徐翔荪黑钱的法官们被撤职法办，打击司法腐败的司法行政部部长也丢了官，双方打了个平手。不久，新任司法行政部部长上台，为了回应舆论，展示自己清正廉明的风范，他和徐翔荪的大后台，伪政权特务机关的总头目，私下协定，所有的腐败不再追查，但是，老二必须得死。
就这样，伪政权的最高法院改判老二死刑。担心徐翔荪的金钱魔杖再耍什么花招，司法行政部长不顾死刑执行的程序，将老二交给财政部门的税警执行死刑，省了司法部门法警的事。当老二被执行绞刑的照片大幅刊登于沪上媒体，“富二代”引发的丑闻才渐渐偃旗息鼓。
民意胜利了，舆论胜利了，媒体胜利了，法律却被蹂躏得遍体鳞伤。法律是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制订的，不能体现最大多数民意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然而，立法和司法是两回事，被最大多数民意所左右的司法不是好的司法，听从民意的法官也不是好的法官。好的法官是法律的臣民，良心的奴仆，不是民意的跟屁虫，掌权者的刀把子。
可怜的老二，没能遇到好的司法好的法官，他非但未能如爹所愿逃避审判，反而失去公正受审的机会。如果他过失杀兄，依法也不会误了卿卿性命，可是，被民意五花大绑的终审法官，已经懒得区别故意与过失，他们只想平民愤，给最高当局一个交待。至于税警执行死刑，是否贬损了司法的尊严，践踏了老二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老百姓不在乎，最高当局不在乎，他们一样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