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太过喜欢的东西总是不敢轻易评价，我只说一下我在这本书中看到的自己。
如何看事情：有人和我说过换位思考，有人说穿上人家的鞋子走路，但是真正实现起来很难，因为你受过的教育，你所处的环境，你站的位置，你的性格，这些都决定了你看事情的态度，也决定了你的态度，柴静在书里写到，老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和陈虻发生了种种矛盾，就是这个原因。我以前老觉得自杀的人很愚蠢，后来看到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自杀，就如他们不知道如何活下去一样。”柴静在书里写道：“你要完全跳出这些条条款款，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去看这件事情。”虽然我没有达到这一步，但随着慢慢成长，也在时时自我提醒，比如看到再黑白分明的新闻预告，我也不会轻易评价，因为还没看到主角自己是如何说的，没有看到事件的全貌，和里面一个个具体的人。
如何说话：柴静在书里说：“我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 以前看了些书，又刚创业，自己觉得肚子里面有很多干货了，和人说话，说事情，便总要争个输赢，引经据典。平常也好为人师，以语出惊人，一棒子打死对方为乐，现在想起那时的嘴脸，是多么可憎。
如何写东西：
如何坚守：
下次补充....
【GayScript的回答(43票)】:
我在看这本书时做了很多笔记。个人觉得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
让我们看到更多真实发生的事情。没有因为某些事情不重要、不被重视就被忽略。孰是孰非，大家自己判断，柴静作为一名记者只是把所有的真相展示给我们看，比如药家鑫、虐猫女、卢安克、非典护士、奥运会运动员、两会会员、社区百姓……不因为内心的激烈情绪就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大家有理由愤怒、鄙夷、不耻、震惊、感动，但更有理由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柴静和她的成长，更多的是她身边的同事（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央视主持人）和她所采访的人。各色各样的英雄、罪犯、贩毒、拉皮条、普通百姓，作为这个社会发展的一员，展示了真实的自我，让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的内心世界。
书里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关于生活、社会以及成长的对话，比如我摘录在笔记里的这些——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如果我们对一只猫的死亡漫不经心，我们也会同样漫不经心地蔑视人的痛苦和生命。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他（崔永元）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情都特别淡。”
“人怎么才能宽容呢？”“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他（胡适）本是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者，却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证《红楼梦》、《水浒传》这类通俗小说。舆论责备他不务正业，他后来解释： “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让人牵着鼻子走。”
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子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滴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现在华南虎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已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他说两个字：“寻常。”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擦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他（钱钢老师）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我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小伙子听坦率，“当制片人。”“当了制片人呢？”“当台长。”“当了台长呢？”“影响别人。”“影响别人什么呢？”“……这个还没有想。”我说：“你还是给我一个宾语吧。”一个动词总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宾语，它不知会落脚何处。
“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改变不是目的？”“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但你不怎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那我们做什么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
他（卢安克）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看守所里，一直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冲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他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区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都是人，也只是人。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忽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曼联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三岁之前，母亲把她寄养在别处，带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觉得母亲不亲，觉得母亲更喜欢姐姐。五十年过去了，她养两条狗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因为那个不公平的感觉一直在”。原来那只养了六年的狗叫小妹，总是让她抱，趴在怀里，新来的流浪狗妞妞在旁边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小妹来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让出位置，她放不下来，也就体会了“当年一直跟着母亲长大，突然加进一个成员时，我姐姐的难受劲”，知道“在每个角色里待着的人，都会有很多不舒服”。她说，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原谅了我母亲”。
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因为真实。没有人都有自我声明的权利，哪怕是罪犯，柴静给了大家一个机会。不管好的，坏的，她都写给我们看了。她没有强加评论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她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真相后，自己评论。
【陈珊的回答(9票)】:
经朋友介绍看柴静的＜＜看见＞＞，新书到手，厚厚的一本很有质感。400多页，一天半时间，我已读完一小半。
柴静写自己，我看到了自己。
柴静写别人，我看到了社会。
柴静写自己：写出初茅炉时的浅薄，写自已如何在各种人的点播下成长成现在的样子。人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不一定哪天，突然就开了窍，不经意就成长了起来。只不过有些人长着长着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柴静写别人：她自己的节目叫＂看见＂，书也叫看见。也许对她来说，做为一个新闻记者，她只能把看见的原封不动不加任何观点的传递给观众。所以她写书，把电视上不能表达的，以纸媒的方式表达出来。她让你知道，哦，原来你可以这样，原来你可以那样，原来社会上有这样一些人存在，原来事情背后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读＜＜看见＞＞，让我了解，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柴静是个好姑娘，我也是个好姑娘。
【成长的回答(3票)】:
没看。但是对那么多人喜欢柴静这个现象感兴趣。
看到一张柴静跟老罗等人的合影，碰巧前看过一张林徽音当年跟泰戈尔等人的合影。当年也是公知吧。
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个知名的沙龙夫人？
除了鱼玄机、林徽音、柴静，中国历代还有哪些知名的沙龙夫人吗？
【陈诣文的回答(4票)】:
看到一个一直在成长的柴静，不断对自己的定见，提出疑问。
在看关于非典的那一章时，险些掉泪。
尽管她的观点，对于社会和新闻的理念，我部分保留，但是谁都愿意和一个追求心中理想，并且不断践行的人好好聊聊。
尽管是以书的方式。
【Shawn的回答(2票)】:
换个角度看，个人认为这本书不只记录了柴静自身的成长历程，还记录下了当前的中国。
这种记录，不是波澜壮阔式的描绘，而是从柴静的每一次采访，做的每一个节目中反应出来。
非典，农村征地，留守儿童，家庭暴力，正龙拍虎，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药家鑫事件…
这些事件难道不就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吗？柴静从在这些事件中收获了个人的成长，她在面对这些事件时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同时通过她对这些问题的探寻，思考，也表现出她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忧虑和关切，没有豪言壮语，却又在字里行间。读的时候始终有这样一种沉重感压在心头，但柴静又会让你觉得仍有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
作为一个非媒体人，能学到的东西也是挺多的。这里只摘录几句比较触动我的句子（读的太投入了没怎么做摘录Orz。。。以后有空补充）“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惟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吴思的回答(6票)】:
看完这本书，看到了一个成长着的柴静。
她从一个同情他人的与事件无关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在矛盾与争斗中战士的角色，逐渐变成自己人生事件的主角，向自己内心探索答案，从采访中探索答案的哲人，变成一个能够准确感知，深刻理解的人。首先她是个人，不必是个记者。作为一个人她很优秀。好好做自己的工作，仿佛一场修行。
如三表兄所说，好好做自己的事，都可以这么成功。柴静的成功不在于她被我们知道，被人们追捧。在于她好好做自己的事，过自己的日子，满足了自己的追索。
她自己内心实现了战争之后的和平。让人深深感动，爱上的和平。
【魏畅然的回答(1票)】:
看见，看见什么
看见别人，还是看见自己？
我每天都在看见别人。大街上、天桥底，到处都有别人的身影。
只是在照镜子时，才能偶然瞥见自己。黑发、戴个眼镜、鼻梁有些塌、嘴唇厚却不性感。不是阿汤哥，也不像刘德华，甚至还不如院儿门口摊煎饼的小伙儿。
虽然深知“知人易，知己难”，但抛开了镜子我又究竟如何才能看见自己。我看得清前路，却看不见自己，再回头望望后路，也还是众里寻他。
于是我问朋友：“嘿，你看见我了吗？”
“当然看见了。”
“为什么我看不见？”
“因为你只能看见你能看见的东西。”
“那我到底能看见什么？”
“你能看见我呀。”朋友大笑。
恍然大悟。
虽然我看不见自己，但却能够看见你，也就是“另一个我”。只有通过看见别人，我才能看见自己。
如果我的面前只有一种人，那么我只能看见从他们身上投射出来的一个自己。但如果我的面前有一千种人，我就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一千个自己。所以我必须要走更多的地方，去见更多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最终答案。
她是记者
她完成了我的愿望。她走到了许多我走不到的地方，见到了许多我见不到的人，她用脚丈量了自己与世界间的距离，然后用她温柔的笔触告诉我：“朋友，在探寻自己的道路上，你并不孤独。”
于是我的生命被拓宽到了央视，来到了非典现场，走到了同性恋者面前，站在了大雾锁城的山西，亲历了六级余震的汶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她热爱这世界，并且为它战斗。
记者的自我修养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有什么区别么？”“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那你怎么做？”“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晚上回到家，宋发了一个短信，说他在查一些关于我的资料，看到网上讨论“双城的创伤”时，记者是否应该给小孩子擦去眼泪，有人说这样不像一个记者。他说：“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只是一个记者，我不会跟你说那么多。”
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时时处处要为我们采访的人着想、开解。而我担心这失于滥情，不够冷静，觉得工作应该有铁律，必须遵从，不惜以冷酷来捍卫。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以上11处以时间顺序排列，划横线的有6处，此6处为柴静认为记者应该理性，不应该在采访中掺杂自己的情感。剩下5处为柴静认为即使是记者也应该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报道之中，而且如果真得可以打动被采访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十年里，她一直在纠结，也一直在探索。客观与人性之间的那个点，她始终没有找到。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就在这样一次次地推翻、建立、再推翻、再建立的过程中，她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个出发时的目标：看见自己。
重庆森林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兀自想起《重庆森林》中最单纯的王靖雯。
【张允浩的回答(3票)】:
看了一半，我觉的看这个书是心灵洗礼一个过程，由于柴静给我们的感觉是冷静、睿智、正义……所以她的书犹如一部3D电影，我们就在她身边一点一滴体会，可以让我们清醒的看到自己，看到社会，看到真实，看到良知……面对环境的污染、面对儿童集体自杀、面对家暴等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让我们每个普通公民一起思考，唤醒主人翁精神，拒绝冷漠，让我们的世界变美好！
【Zen Ting的回答(2票)】:
从文字中，我看见了久违的自己。
昨天晚上开始看的，还剩50多页。
【LSin的回答(2票)】:
今天刚看完。觉得很好。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的，也不是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可以客观没有偏见，柴静安静地告诉我她采访时的故事和她的感触。我也就明白了无知与偏激是我的弱点。从中看到那个不完整的自己，是我阅读的意义。
【纥豆陵的回答(3票)】:
每天晚上回家收拾完了看一章《看见》是这段时间每天期待的事，即便昨天刚拔了牙，疼的晕晕乎乎，还是看了一张，这本书是天天惦记但不舍得看太快的那种。
评价谈不上，我可以说一下我为什么喜欢。
1，是一本很真诚的书，能感觉的到她很诚恳地记录下自己当记者成长的过程，这本书不光是写给别人，也是写给她自己，一个人很认真地总结她的过去，呈现出来的文字就是很负责的，不是应付读者的。
2，柴静的很多采访总是围绕着敏感和边缘的话题，有人也说他作秀，做的节目不关注时政，关注些“盲区”。可是盲区总要有人看见的，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主流的平台，如果她做了这样的节目，播出了，多少都会对盲区里的人有所帮助，被看到、被尊重、被在意。而从她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她的出发点不是顾意报道偏门的东西，是她从潜意识里就对弱者有种亲近，一个记者能首先承认自己内心的东西，跟随自己内心的东西，做个活生生的人，本身就挺了不起的。何况，所谓的“盲区”也并不遥远，我们正正常常的生活，但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某个方面或者某种程度上，是孤独的，或者有“难以诉说”的苦，是希望被认知被了解的，她有时候就是说出了那些我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反正，有一个章节，我读的哭了。
3.她采访的内容都是这个社会最激荡的部分，可是文字却很平静，就像她的声音和名字，安安静静的。读起来很舒服，你会跟着她投入，跟着她探内心的底，但还是冷静的，可以思考的。
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但我向大家推荐。
【徐雅可夫斯基的回答(1票)】:
看了一半，觉得真实。彻底读过后再来讲好了。
【梦水依眸的回答(1票)】:
昨天买的，今天刚刚到货，粗略的翻了一下，字很多，不是像《幸福了吗》那种水书，应该蛮有料的。
【陈波的回答(2票)】:
说实话，我、不、大、喜、欢、总觉得很别扭的感觉、
【徐鹏的回答(2票)】:
第一次写读书笔记，练手。纯属打酱油！！！
1、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微评：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我们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只是有一点我们总是恐惧，不敢去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也许正因如此，活着的我们不仅在蒙昧中挣脱，也渐渐的变成了我们曾经不喜欢的摸样。
2、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入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到了几个层面？
微评：本书中我对陈虻的印象很是深刻，他像是一个大哥哥的角色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者，他批判、犀利、成熟、理性、正直......几乎能形容一个好男人形象的词他都能搭上。我不是做新闻的，但我深信这不是一个自行决断的行当，你应该充分利用你的资源去提供有益的信息（收集筛选），从不同层次深入浅出的表达出来那些事件本来的模样（传播），让观众自己去理解去思考去判断，这点让我想起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记住，你是个传播者，而不是决断者。
3、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微评：小时候，我很内向，特怕陌生人，也不喜欢见人就问候这样，不仅算不上一个讨喜的孩子，还特别遭人嫌。所以父母时不时就说我，说我以后要学会做个讨人喜欢的孩子。那时还小，只是听听，但是做不到。现在想想如果父母从不说我，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强烈的意识到这点，我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自己。批评时常发生在你亲朋之间，亦或是工作关系中，我们怕被批评，更怕沉默。好像说的没什么太大关系哦。
4、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微评：记得2003年那次非典，我还是个农村的小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非典，只知道放了一个月的假好开心。很多外出打工的人也都回来了，但是村子里或是变了清冷了很多，人与人少了些交往。有人说，真实的数据可能会引起群众的恐慌，中国10几亿人口，乱起来可不得了；也有人说，我们连知情权都没有，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会更可怕。而我更偏向于后者，也就是说上海市的官方微博处理这次H7N9的做法我很赞同。没有为什么，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知道些什么，而政府也应该这样做。
5、（1）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书本身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微评：即将面临毕业的我看到这话甚是有感触，若真是的想念一个人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去找她，就像那些孩子们去另一个世界去找她的同伴一样。而毕业后我们若还是想念，交通如此便利，找一个人还是问题吧，只是，只是这种感觉已不是你可以道明的了。
（2）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要的是轻蔑。（双城的创伤）
微评：我不知道这句话当时那孩子能不能听懂，若是我，我肯定不懂。这话分量很重，但对于现在的我们理解上没有问题，只是懂得多了，不代表你就能做到，若是我，我做不到。
双城的创伤，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每每看到孩子，我都想到了教育。
6、第五章：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火溶于水中。
微评：关于同性恋。和朋友几次聊到这个话题，上个月去英语角碰到一个美国大汉，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问我们：“你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选择还是别无选择”我记得好几个男生说了是一种选择。曾看过一篇文章，也是说同性恋的，说道：这个问题绝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他们并不是主动选择去做一个gay，而是基因决定了他们的爱情是同性，别无选择。我们这一代也许更能去接受同性恋，去容忍，但我知道上一代的人很难做到。有些爷爷奶奶级别的甚至对此深恶痛绝，比性教育更为难以启齿，而且绝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每当我们听到安全套，我们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性而不是安全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败了，下一步还很艰难。我再次想起学校澡堂里留下的那个“帅哥搞基，详情联系......”有些东西对同性恋来说比生命还重要，那就是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不能够提供，这种痛苦、压制、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成为社会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顽疾。让人自由爱吧，越自由越纯洁。总有一天，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火溶于水中。希望这一天比共产主义来的早一些。
7、第六章：沉默在尖叫
“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
微评：这章写的是监狱的女人。看过的人都知道这里面的女人其实很多都不是“坏人”。她们有些是受丈夫虐待，有些是看到儿女被虐，而后选择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绝路。总之，都有苦衷。我说说李阳。我曾参加过疯狂英语的培训，也曾觉得李阳是个很牛逼的人，从自卑到自负，他的路也算是艰难，我喜欢他说的做事要学会厚脸皮，也就是enjoy losing face。直到家暴事件发生后，我对的他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去评论一个人，我们要评论的是这件事本身。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他不爱妻子，结婚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他说自己代表的是中国文化，Kim代表的是西方文化。而孩子只是实验品，也是牺牲品，为了“大爱”要要牺牲的“小爱”。我不会去说他的选择是对是错，本身这种做法是违背伦理的，而我再去说他家的事对与不对，似乎自己也被套进来反伦理的牢笼，但我还是反对对人性的一种不尊重，也极度反对甚至厌恶他说他代表中国文化，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践踏与强奸。
其实柴静本身想要说明的可能是关于人对人的一种尊重，去探求人的内心真实的想法。为什么这些女人会如此“出格”的去杀害别人，是什么她们可以这样做等等......
8、“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不需要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精神。”
微评：老实说，独立和自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字眼，但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特此百度了一下：独立是单独的站立或者指关系上不依附、不隶属，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某事；自由，有政治上自由、法律上的自由、哲学上的自由，基本解释是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约束，顺天道而行之。看完了还是不明白。从一个角度说，一个人除非是独立的人，否则不可能是自由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最终的独立，包括人格的坚挺，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充分的自由。自由使自主的选择成为可能，自由使我们能够服从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屈从于外部的压力。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句话听了多少遍，多么有力量，可是尼玛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
9、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微评：有了恐惧，有了痛苦，有了失望，才会有希望；有了缺乏，才会去弥补；有了软弱无力，才会去坚强。
10、第十七章：无能的力量
（1）曼德拉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2）从世俗的意义上说，卢安克做的事情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3）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4）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5）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6）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7）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吴洲的回答(1票)】:
很好看的一本书，如果以这本书为蓝本拍成电视剧的话就是一中国版的The Newsroom。看这本书时候代入感很强，也很让人感动。这种阅读感受，首先来源于书中描写的都是真实的新闻事件，我们对于这些新闻时间也算是见证者，比如像“非典”、“汶川地震”，但我们却未必会认真思考这些事件，看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再去重温和思考。其次，就是作者对细节的描写实在牛逼，所以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在看电视节目的感觉。
除此之外，还可有了解到一些新闻制作幕后故事和记者的日常生活状况，很有趣。
【苏克的回答(0票)】:
好看。我是先在《一个》上看到的其中一章＜山西山西＞，然后买的。慢慢看，一章一章看，快看完了。学到不少。
【陈伟彬的回答(0票)】:
刚看完这部书。我还是挺喜欢记录生活的书。每看一个人的成长和心路历程，都会有所收获。
看完柴静的书，一个记者的成长历程，也只有柴静有这些机会接触这些人，当中提及到的很多事件很多人物，背后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思考，是我看完书后最大的感悟。
不过这本书最近炒得很火，感觉也没必要说出太多太多的所谓特别和精彩，不带目的，让读完的人客观地评价。真好。
【何文思的回答(0票)】:
这本书是每天一章慢慢看完的，作为一个正在成长正在拓宽对世界的认知的高中生来说，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棒的启蒙书——暂且叫它启蒙书吧。她在书里不停地强调“真实”二字，“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真相会流失于涕泪交加之中”这两句印象很深刻。看过全书后，再看新闻，再看时事的时候，会摒弃之前所明显表露出来的愤青的言辞，开始从不理智，不求真相的幼稚中脱离出来，也开始更多的关怀别人，更主要的是，有了更多的思考，关于正能量的思考。
【Bob李的回答(0票)】:
第一遍读完恍然大悟。
强忍着没拿笔勾画。
怕勾的太多，误了分析和阅读。
第二遍，一些不熟悉的人物形象化。
像一部纪实电影，分十几个场景，尤其是汶川、双城、非典。
高考完后还会继续研究。
【叶斌的回答(0票)】:
因为真实，充满人情味，所以喜欢
【栾越的回答(0票)】:
某个片段让你的人生投射她的故事中，这样你就喜欢了。共鸣少，涤荡小
【张朝的回答(0票)】:
通过记者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被大部分人所忽略的社会现实。。。但是每个片段都会打动人心。。。读的时候，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千万别把它当成一部消遣时间的作品。。。有点像一部长篇电影，将最近十年的画轴慢慢打开，只不过呈现的大都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李帅的回答(0票)】:
说说自己的感受啊，上学的时候看到柴静一个说独立思考的视频，留下了颇好的印象。邻座的同事买了一本《看见》，借来看了前面的一点内容，没看下去，原因有二：1. 文章写的一般，有点太流水帐；2. 写的内容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收获不了什么。
【式微的回答(2票)】: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这些不多的原文节选应该足够了。
（P.S：如果你的专业有关新闻，有关媒体，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
序言节选——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正文节选——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这场官司关于五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贏，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当三K党对黑人的攻击威胁到人身安全时，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X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殴打、被捕、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不可能嬴得声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忍气吞声？或者，战斗？焚烧？抢掠？破坏？一九二九年，当马丁出生的时候，美国黑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虽然有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读到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在波士顿读博士前，已经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观点。再小一些，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从课本里读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谈不下去了。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人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她是十五年来，这个国家第四十三个被暗杀的记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为什么？”我有点意外。“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想起在“百家讲坛”采访易中天，他反客为主，问我，“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说说，什么是真相？我想了想，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在我博客里留言：“那你说说，什么是探寻？”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我对一方缺席的采访抱有疑问，哪怕技术上来讲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也必须让他们说话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会让我们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会让我被动，让我在采访中陷人尴尬，让我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已经做完的不错的采访段落，会带来节目被公关掉的风险，也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对他们负责任，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钱老师回信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二〇一二、二〇二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调查记者最容易戴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
转变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对大量反对声音时，晃动其实已经开始，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如果不是质问，只是疑问，犹豫一下，空气进去，水进去，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那位朋友看到的节目中，我采访的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他说：“准确。”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Ann说：“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the best defence。”——准确是最好的防御。无论如何自制，人的情绪是根除不了的，有时松，有时紧，永远永远。我让老范编辑时把我表情过度的镜头掐掉，她不听，有时还要强调出来，加点音乐，觉得记者有情绪才能带动观众。我拿她没办法，只能自责：“你给我做一个牌子，采访时我再不克制就举牌子，上面写两个字：‘自重’。”没办法，方丈说得对，和尚和记者这两个工种，都要求人“能持”，持不了，或者不想持，只能别干了他送我那本《金刚经》里，有一句“念起即觉，觉即不随”，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但要有个戒备，念头起来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做新闻调査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人虎照事件？”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指什么？”“现在华南虎事件巳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査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巳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美国有一个得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叫刘香成。作为曾在美联社、《时代》周刊任职的记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说：“其实我从来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我后来琢磨，这期节目中，陈锡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这样。他不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概念出发，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对立面，说出事实时无所顾忌，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具体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过什么样的路。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没有。”“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那我们做什么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先前一直想为这本书写些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写。有些东西，都是悟在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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