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西藏一年》藏地一年纪录片-爱华网

《西藏一年》这个纪录片曾被一些中国年轻的网民用“电驴”等工具下载过，就像他们下载美国很多流行的电视连续剧一样，还有志愿者主动翻译出了中文字幕。●《西藏一年》为何得到不同立场各方的认可？●《西藏一年》是怎样拍摄出来的？●《西藏一年》在国内播出被删掉了什么？7月27日晚11时多，《西藏一年》第一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结束。这个5集的电视纪录片，2008年率先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40多个国家的主要电视台播出。2006年，该片的制作人兼导演书云为拍《西藏一年》，在西藏自治区江孜县城租了居委会的房子，和10人摄制组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7月6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一次在北京听她讲到央视的播出计划。10天后，书云发来手机短信：“《西藏一年》的新闻发布会在今晚‘新闻联播’进行了播出，（纪录片）近期在央视播出，书（指同名中文版）将同（时发）行。”据书云说，中国政府高级领导、西方主流媒体以及达赖喇嘛方面，都表示过对《西藏一年》的认可。如今在央视播出后，书云说：“在当代这个社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赞同你。我了解到的藏族，是个善良谦卑的民族，他们性情温和，不愿意与别人发生冲突。我希望看到国内观众的评价。”

《西藏一年》的英文版《A Year in Tibet》“非常好，我不想动任何地方”2008年3月6日，BBC第四台播出《西藏一年》第一集，60分钟。播出前，BBC第四台台长骑着自行车赶到伦敦书云的工作室审片，看完了《西藏一年》，他说了一句：“非常好，我不想动任何地方。”书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只有BBC的法律顾问在片子播出前，就法律问题提出了小小的修改意见。BBC播出第一集没几天，西藏发生“3·14”暴力事件，之后，这个片子在西方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个片子遇到过批评，来自“自由西藏”（FreeTibet）组织。第一集播出的前一天，他们看了播出预告后公开批评说，这个片子“粉饰”了中国政府的做法，“BBC掉进了中国政府的陷阱”。但是，BBC坚持每周一集，播完了全部5集。BBC新闻发言人说，《西藏一年》作为一部观察性纪录片，其宗旨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当下真实的西藏人鲜活的日常生活，并不打算把它做成西藏历史或政治的详尽分析。BBC播出《西藏一年》后，英国主流媒体都给出了评价。“《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金融时报》都在关注，每份报纸都至少有3篇以上的介绍和报道。”书云说。其中《泰晤士报》2008年4月3日评论：“如果你没有看《西藏一年》，这个让人超越、让人享受的专题系列片，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对每一集都提前预告了，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花一个小时和小僧人次平在一起，跟他在他脾气很大的师傅顿珠的指导下学佛。或者你可以把你的念珠拿出来，祈祷英国广播公司重播《西藏一年》。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电视系列片，没有什么可以和它媲美。”“BBC播出后，《西藏一年》又被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阿根廷、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韩国，以及覆盖整个非洲的非洲电视广播联合体、覆盖整个拉美的拉美电视广播联合体、覆盖整个亚洲的发现频道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订购与播放。”这是新华网的报道。书云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西方没有一个部门可以下文件统一订购一个电视片，然后批发给各个电视台。”书云说：“他们买了并播出，就意味着对片子的认可。”在达赖喇嘛方面，书云辗转收到了一个邮件，英文发信人是《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信中转达了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的邀请，他们请书云出席一个宗教活动，并且说，达赖喇嘛也会参加。书云转述，他在邮件里说：“你的工作对于增进我们对当前西藏的了解很有价值。”“我得到信息，达赖喇嘛说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了现在普通藏族人的生活。”我所能做的，就是客观，再客观为何能得到多方面的认可？书云说：“我们没有要任何政府的一分钱；对于西藏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我所能做的，就是客观，再客观。”她解释：“这个片子从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严格用西方独立制片的操作方法。这个片子我们是和英国一家独立的纪录片公司七方石（SEVENSTONES）合作的，七方石公司用国际通行片子预售的方法融资。国内由北京地平线文化公司出资。这种做法，就像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出版社看好这个作家的一个作品，提前预付稿费，但不会把这个作家养起来。”书云说，我们在江孜拍了一年多，加上后期制作费，一共花了不到700万元。比起现在国内动辄上千万元的大制作，我们用钱很节省。书云说：“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全球时代，我们的解说词被热心的网友下载后比较不同版本的差别。你说，如果掩饰一些东西，怎么会不被观众谴责？”她举例说，在西方争议最多的第一集里，纪录片主人公——白居寺的次成法师精心准备迎接11世班禅喇嘛来视察。“关于解说词怎么表达，我们修改了无数遍。”最后确定的BBC播出版本是：“他在1995年被中国政府确定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在中国政府选择他的同时，达赖喇嘛选择了另一个转世灵童。目前十一世班禅喇嘛在北京接受佛学教育，他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书云说：“如果你不说这里存在的争论，所有的观众都会谴责你。用客观的新闻表述方法，会得到主流的认可。这就是我们处理的标准方法，客观，再客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藏学家拉巴平措，肯定片中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白居寺进行佛事活动时受到僧众敬仰和百姓爱戴的真实场面。他说：“这有力地抨击了境外分裂集团的污蔑不实之词，赢得了西方民众的理解和尊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博士表示：“书云导演的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和她的《西藏一年》这本书，都是在没有预设立场的前提下，用在西藏亲历的经验和亲身的观察，记录了一些普通藏族农民一年四季中的真实故事。但是即使是普通农民的普通生活，例如其婚姻制度、丧葬习俗、信仰与风情，在很多人眼中，依然陌生而遥远。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绝无猎奇心态，更无夸张和渲染，只是以客观与公正的学者眼光，平静而敬畏地远远审视。”到西藏考察过的英国资深评论家彼得·高登说：“《西藏一年》给我这样一种感觉：西藏似乎并不像关于西藏问题任何一方所宣称的那样黑白分明。90％的藏族人居住在乡村和牧区，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保持着千年不变的信仰，这是真实的西藏。西藏又是这样一个地方：乡村医生报酬极低，自己没钱看病，于是找法师做法；天葬——肢解死者让秃鹫吃掉——是另一个古老的传统，但天葬师却被视为肮脏的职业，没有人会请他们吃饭。”这个纪录片曾被一些中国年轻的网民用“电驴”等工具下载过，就像他们下载美国很多流行的电视连续剧一样，还有志愿者主动翻译出了中文字幕。书云说：“最初知道这个消息，我很惊讶，也很感激，虽然盗版不是好事。这说明大家渴望了解西藏，渴望听到传统宣传之外的声音。真希望这些网上志愿者能成为我的助手。”央视版比BBC版每集删了12分钟，但变化不大7月27日《西藏一年》的第一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书云说：“他们很仁慈，动的不多。”她说，国内版和国际版都是她编辑的。英国BBC整个电视台不允许做广告，所以BBC版本的长度是60分钟。国际通行版本是50分钟。中央电视台播的是48分钟。在编辑央视版之前，书云告诉一些负责的领导：“中文版应该和国际版一致，原则上不应改动。否则，我们这个片子在国际上获得的好评都将化为乌有，只能授人以柄。”书云说，央视版比BBC版每集删了12分钟。“其实，变化不大，只是根据中国观众习惯，我把一些国内观众可能熟悉的过场镜头去掉了，加快了节奏。另外，还在解说词方面做了几处微小的调整。”尽管审片过程比拍片的过程还要长，但书云把能播出看做积极的变化。其中有个小插曲，片子经领导审过后，书云请了一位懂汉藏双语的女士，看看片中藏族人说话的汉语字幕是否译得准确。这位女士边看边评论：“这些应该删掉。你们怎么拍这么多反映西藏落后的东西？那么多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拍？”书云说：“我请你来是看翻译的，不是让你来审片的。”这位女士说：“我都通不过的，领导怎么能通得过？”书云说：“看到她，我真同情中国的导演。”书云说：“央视播出的第一集里，剪了一个关于主人公建藏的故事。”剪掉的故事是说，当地政府官员验收过建藏的家庭旅馆后，要给这里挂个三星。建藏不让挂。他的理由是，到这里来住的客人多数是自助旅行的外国人，一来看到是三星，以为要几百美元一天，客人会被吓跑的。政府官员坚持：“挂个三星，对你饭店有好处。现在青藏铁路一通，内地来的游客对饭店的星级有要求。”双方僵持很久后，找到了折中的办法：三星的牌子给建藏，如果政府的客人来时，或者上边检查时，建藏要把牌子挂出来，平时自己管理。“这个故事没有敏感的内容，减掉是因为我担心分支太多，冲淡了主题。”书云说。书云介绍：“片子里面有一段是摆拍的，是唯一的一段。”她说，那是乡村法师次旦做法事“驱散冰雹”的镜头。因为县政府给当地买了驱散冰雹的高射炮，炮筒上系着哈达。“乌云一来，就驱散了。”这让世代都是“冰雹喇嘛”的次旦失业了。他很久不做这种法事了。“我们请次旦重新演示了一遍。不过，我们在解说词里做了说明。”书云说。演示究竟是在室内还是室外，书云在西藏请的助理边巴有了不同意见。这个助理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他说：“如果次旦法师的咒语真的灵验，那就会刮风下雨，电闪雷鸣，在室外拍，就拍不成了。”书云说：“边巴担心的事，我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担心。”“我希望在人心之间架个桥梁”《西藏一年》在西方播出，定价20英镑（当时约300元人民币）书在西方出了。书云说，在澳大利亚，一位女士听完她的演讲，看了《西藏一年》后说：“我已经为‘自由西藏’组织工作6年了，原来藏族人的生活是这么回事。”牛津的公务员、老太太简爱·默瑞斯在BBC看了《西藏一年》后，打电话找到书云，捐了10多万元手术费给片中一主人公生病的侄子欧珠，并且改了自己的遗嘱，要把一部分钱捐给这个藏族小孩做他的教育经费。“欧珠一辈子的钱都有了。现在的读书钱都是简爱出的。她说，既然他能活下来，就该好好活下去。”书云说，“简爱的电话，是我一生中接到最幸福的电话之一。”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国际上已经反响不错了，为什么你还希望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书云回答：“我们很多人一直指责西方不了解西藏，歪曲西藏，而在同一个国家里，我们对西藏和藏族人又了解多少？家里夫妻吵架，说了伤心过头的话，大家把对方过去的好，把对方做对的事，都忘了。我希望大家看了片子后，自己判断片子里的西藏和你想象中的西藏，有多大差别。”她说：“作为一个导演，我解决不了政治家该做的大问题，但是我希望在人心之间架个桥梁，让大家多些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在文化方面，泰戈尔说过，不要毫无生机的统一，而要生机勃勃的不同。如果走向现代化的路，只有一个标准，会很危险。西藏在现代化的同时，又保留了特色的传统文化，这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等政府批件等了8个月1993年，书云就做过拍摄一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的方案。2001年，她再次来到西藏时，觉得那里在现代化的路上变化很快。“我觉得在中国其他地方30年走完的路，到了西藏被浓缩成了10年。我希望记录下正在变化的西藏给后人。”她说。书云说：“西方对西藏有很多误解，即便西方记者去了西藏，通过他们的东西，你也看不到普通藏族人日常是怎么生活的。”书云的丈夫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他懂4门语言，在印度工作过20年，做国际援助，算是博学。可是他对西藏没有什么概念，更何况上街抗议西藏问题的普通西方人呢？所以我要拍真实的西藏，让更多人知道，哇，西藏原来是这样的。”2005年，英方制作公司七方石和书云达成共识。“七方石”的负责人彼得·一溪今年50多岁，曾经于上世纪90年代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对西藏有浓厚兴趣。与书云不谋而合的，还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博士。他是西藏农奴的儿子，后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藏族学者，我经常深入藏区各地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而且有机会经常出国，到世界各地讲学、考察。我也曾渴望通过我的论文、专著、演讲，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真实的藏民族。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在西方世界，一部影片的影响远远胜过一百本书、一百次演讲。于是，我的心中也早早萌发了把我们多年来在西藏各地田野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搬上荧屏的想法。”格勒出面到政府跑摄制的许可。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政府批件等了8个月。“让英方公司进来拍西藏，这是个革命性的想法。”书云说，“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的领导要比一些地方官员更开明。这是政府高层对格勒博士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信任。”选藏族摄像师，租住当地一居委会2006年春天，书云得到消息说，《西藏一年》可以拍摄了，她马上来到西藏江孜。江孜是西藏第三大城镇，人口不到1万。“让西方摄像师进入西藏，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新闻办都批准了。但我最后放弃了，主要是考虑到语言障碍。”书云说。她说：“我决定在北京寻找懂藏语的摄像师。这是个很难的选择，国际发行公司也理解，外方的摄像师懂西方观众的需求，但是片子深度可能不够；用藏族摄像师拍藏族老百姓，没有语言障碍、心理障碍。他们和被采访的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很好。”之后，10个人的摄制组成立了，7名是藏族人。在江孜，书云为了节省成本，也为了更亲密地接近普通藏族百姓，她希望租民房居住。最后，一个居委会把办公室，一个非常传统的藏族民居，租给了他们。居委会主任说：“我们可以回家办公，租金可以给我们居委会做办公经费。不过，这里没有自来水，你们洗澡要到街上的公共浴室去。”采访对象不是政府找的选择拍摄对象是个难题。曾有个国际律师问书云：“你的采访对象都是政府给你找的吗？”书云说：“完全不是。”她说，我们决定要拍8个普通藏族人，他们职业不同，能代表西藏百姓的不同生活。第一个选定的拍摄对象，是一个叫“建藏”的家庭旅馆老板。建藏是藏族，他的父母都是在“文革”中还俗的僧人，他的名字是促成他父母结婚的区委书记给起的，他弟弟叫建国。后来书记调走了，后边的弟弟们就用传统的藏族名字了。书云在颇受国际旅行者欢迎的英语导游书《孤独的星球》中看到，建藏饭店的老板是一个会说英语的藏族人，这家饭店被评为江孜最好的家庭旅馆。书云觉得，凭着《孤独的星球》的推荐，建藏不会缺少客人，他们的片子肯定也会不乏素材。建藏原本是江孜人民医院的医生，是县里第一个辞去公职的人。2000年，即青藏铁路开工之时，他用开诊所赚的钱盖起了江孜城第一家家庭旅馆。据说他每年纳税1万元，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之一。摄制组还找了两个白居寺的僧人，但有人不愿上电视。书云就把格勒博士从北京叫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最后他们勉强同意了。其他拍摄对象中，基层干部找了妇女主任普赤；乡村医生选了拉姆；包工头选了仁青，小学都没有上完的他据说是“江孜最好的包工头”；乡村法师选定了能做法事“驱散冰雹”的次旦法师。最困难的是，没有一个三轮车夫愿意上镜头。他们选定了一个叫拉巴的小伙子，但是拉巴说：“我们很穷，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们付我工钱吗？能帮我找份工作吗？”书云说：“我不能给任何拍摄的人钱。”最后拉巴几次同意拍摄又几次反悔。但就是这个拉巴，带来了最曲折的故事。书云说：“他的侄子欧珠病了，手术费要十几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用拉巴的话说，把他全家人都卖了，也凑不够这些钱。后来，他背着糌粑当好几个月的口粮去打工，结果被骗了；一个女孩看上他了，住到了他家里；片子结尾，他说，他要当爸爸了。他们的故事真像演电影一样，你想都想不到。”没有一个人说不能拍这个，不能拍那个《西藏一年》在BBC播出时，有评论说，这是一部没有官员陪同采访的西藏纪录片。书云说：“确实，当地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不能拍这个，不能拍那个。我觉得很幸运，在西藏拍片能有这么大的自由度。”书云说：“我们请官员吃饭，他们不吃，说很忙。我也去找他们谈过工作进展，他们很客气，还问，国内摄制组来，要用车，要吃喝，要宾馆，你们要什么？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在那里采访一年多，大家熟了一些。他们说，我们没见过什么都不要的摄制组，不要钱，也不拍领导。他们可能觉得不好意思，还问我们，你们真的不住酒店？如果你们想从居委会搬出来，我们可以跟酒店说说给你们打点折。”建藏：我不用害怕了7月27日晚11时多，《西藏一年》第一集在中央电视台刚刚放完，建藏就从西藏江孜打来电话，跟书云开玩笑：“你把金库的门给我打开了。你说，这个片子能不能在日喀则电视台播一下，让我的朋友，我的对手都看一下？”在电话里，《西藏一年》主人公之一的建藏用汉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平时不喝酒。那天晚上，我和我老婆喝了三瓶啤酒，我们看电视，碰杯。我老婆说，这是做梦吧？”建藏说：“在我们这里住店的客人也看了，他们说这个很真实，是让人相信的西藏。不像有些电视片，一看就是假的。这个片子透明度高。”《西藏一年》在国外电视播出后，建藏说，他成了大明星。有一集里，建藏在法庭上用汉语为一个汉族包工头辩护。他说：“他们说，你是西藏懂法律的人。现在很多外国人要和我照相，照完相他们要说很多谢谢。目前，国内和我照相的客人不多。前天，有个叫吴清的教授从上海来，路过江孜，专门来看我。他说在国外的电视上看到了我。现在片子在中央电视台一放，更是我们江孜的广告，对我也有好处，找我照相的国内游客会越来越多的。”有自己镜头的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一放，对建藏不仅仅是广告，更重要的，用建藏的话说：“我不用害怕了。”他解释：“BBC播了以后，国内没有播，我心里有些说不出的害怕；不过我劝我老婆，他们有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手续，我们怕啥呀？去年‘3·14’拉萨出事后，我更害怕了。现在，中央电视台一播，说明国内外都认可了这个片子。我心里压力减轻了。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书云说：“最近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我见到建藏说，你年轻了！”建藏说：“我的头发是染黑的。去年‘3·14’之后，我都愁出白头发了，因为客人的订单都取消了。”他告诉书云，去年一年旅游旺季只接待了40个客人。要知道，这家饭店有44个床位，正常年份接的游客应该有三四千人。这个藏族家庭旅馆的小老板在电话里说：“我喜欢信息透明。”

《西藏一年》的导演在拍摄布达拉宫书云简历书云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现是生活在英国的独立制片人和作家。1986年北大毕业后她曾经想去西藏工作，却因家里反对没有成功。1988年，她考上了牛津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在牛津，她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著作，并师从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开始学习藏语。书云在牛津大学的硕士论文是关于1949年~1954年间英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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