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太宗“贞观之治”与唐僧传播佛教
有人认为，唐太宗与唐僧西天取经没有关系，属于文人编造，实际上，他们的渊源很深。正是佛教的力量，让李世民大力弘扬佛教，让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其治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本人对于佛教的态度，延续了其父唐高祖李渊的做法，儒、释、道三教并举，将儒教置于首要地位。其出于政治考虑，对佛教加以整顿和利用，借佛教而安民治天下。当然，晚年其笃信佛教亦是事实。
-------诸葛长青（海涛）
１、深刻的烙印，特殊的关系
唐太宗的少年时代，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也不例外。公元六０六年，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渊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儿时的这段经历，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
李世民在参与其父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又得到佛教的支持。在围攻据各阳的王世充这一关键战役中，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昙宗等主动协助破城。这种特殊关系，加深了他对佛教的感情。由此可见，他在登位之前就和佛教僧侣交往密切，视其为师友。
诸葛长青（海涛）：自有家庭熏陶、个人经历，使他坚信佛教缘分。
２、共法鼓而同宣，与梵音而俱远
唐太宗虽然也提倡道教，但他曾多次表白自己对佛教的信仰。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表示自己平生的终极信仰是"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策绀马以入香城，蹑金阶而宝殿。（以"策绀马"、"蹑金阶"比喻入世法，以"入香城"、"升宝殿"喻为出世间游玩法乐，逍遥净土。永荫法云，尝餐甘露。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又自称是"金轮天王"的化身，而今降生帝王之家，是要普度众生。"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希声旦发，键槌夕震，莫不倾耳以证无生，入神而登正觉"。
唐太宗不但如是说、如是写，而且如是做，可谓"信"、"愿"、"行"俱足。他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限制佛教发展的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同年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十九人助译，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累等监护勘定，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和陈亡将士孤魂，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事后都要大量布施。并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贞观六年。太宗诏请华严宗初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
３、礼敬玄奘，相见恨晚。
贞观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大师由印度求法归来，抵在长安。太宗与之"谈叙时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玄奘条陈所需优给。甚至对大功臣尉迟敬德的爱子窥基。也应玄奘的请求，特赐其出家。跟随玄奘学佛译经。窥基由被迫出家到最终成为玄奘的得意门生。并和玄奘一起创立了唯识宗。太宗还延请全国高僧数人，征集缀文、字学、证梵学者和笔受、书手以及一些大臣等。在玄奘所住弘福寺内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所译之佛经"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又亲撰佛教《大唐三藏圣教序》。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灵于三途；遗训避宣。导群生于十地"。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应玄奘之请。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请高僧五十人入住。别造译经院。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德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非常隆重。观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临终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诸葛长青（海涛）：唐玄奘对太宗影响很大，因为唐僧是如来佛祖的第二个徒弟金蝉子转世而来。具备无限的影响力。
４、佛教的兴盛，带来了国丰民安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扶持政策。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佛经翻译规模宏大。佛教宗派相继创立。佛教兴盛之因。结出了"贞观之治"之果。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于政治、廉洁奉公；对民众轻摇薄赋。休养生息。客观上安定了社会秩序。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公元六三年。全国处死刑的不过二十九人。朝野上下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八方来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正如《大乘无量寿经》所述："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无有冤枉。加不凌弱。各得其所。"这也是佛门弟子之理想也。
唐太宗李世民，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其治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对于佛教，根据其对于佛教的态度前后一分为二。
第一个阶段，从武德元年（618）至贞观十九年（645）。这一期间，唐太宗对于佛教，主要是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以“道”制“佛”，对于两教严加管制，以实现政府对佛教的有效控制。
第二个阶段，从贞观二十年（646）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由于沉迷其丰功伟业，以及久攻高丽不克，加之玄装推波助澜，使太宗对佛教笃信不疑，直至终死。
一、第一阶段：利用佛教，严格控制、防范于未然
唐太宗延续了其父唐高祖李渊的做法，儒、释、道三教并举，将儒教置于首要地位。出于政治考虑，对佛教加以整顿和利用，借佛教而安民治天下。
武德三年，时秦王李世民，围攻洛阳，征讨王世充，为了取得少林僧侣的支持和帮助，曾致函少林僧人，要其“护持正谛”，“化阐淄林”。此即“少林十三棍僧救助秦王”之事。但在其攻克洛阳之后，却废除隋朝寺院，沙汰僧人。及登基，太宗为笼络这些有功僧人，召见其觐见，但众僧“固辞不往”。太宗“即赐锦千段”，并封“少林寺武僧昙宗等为大将军”。
武德年间，法师法琳著《破邪论》上秦王书中，仅“颂其文德”，“未言信佛”，“是太宗不信佛之证”。及即帝位，所修功德，俱别有用心。
贞观二年三月间，太宗念及当初平定天下时，诛戮的人数太多，内心颇为不安。遂将其御服，布施各寺诸僧，且礼忏超度。在“为战亡人设斋行道”的诏书中，曰：“朕为了禁暴用兵，……自隋末创义，……北征东伐……凡所伤殪的人，是难用胜纪的。虽然他们是逆命乱常，自殆殒绝；可是恻隐之心，还是追意怆恨，……想起释氏之教，深尚仁慈，禁杀三科，杀害为重，朕所以意念及此，就弥增悔惧了。”很显然其目的是为“阵亡将士造福也”，并非出于对佛教的崇信。
同年，太宗谓侍臣：“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同样表明，其对于佛教，只是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利用、扶持佛教。
贞观三年的十二月间，太宗皇帝又下诏，为过去行阵作战的地方，建立佛寺，在他“行阵所立七寺诏”一书中说：“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像，犹恐九泉之下，尚论鼎镬，八维之间，永缠冰炭，所以树立福田，济其魂魄。”
唐太宗对于佛教的宽容和扶植，是欲以自己为表率，来激发群臣和老百姓对于宗教的热情，从而有更多的人支持他，是更多的社会集团用户他。所以，以上种种，根本没有超出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
与此同时，唐太宗并没有放松对于佛教的控制与防范。贞观元年他刚即位，就遣治书侍郎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同年又下诏，凡民间四度僧者处以极刑。还诏令祠部掌管僧尼之事，并规定天下之寺有定数，每寺立有三纲（即僧官）。僧尼簿籍，三年一造，以防私度。
二、第二阶段：东征受阻，寻求解脱，妄图长生不老
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由推崇转至笃信佛教，和晚年“过于夸耀”，“好大喜功”三征辽东而不克有关之外，还和当时玄奘西天取经归来密切相关。
晚年的唐太宗，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成为其骄傲自满的本钱；他不但不能听取谏臣的忠言，还连年用兵，百姓深受其苦；三征辽东而不克，自觉气力大不如前。由此种种，开始留心佛法。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正月返至长安。二月初，至洛阳宫见太宗。玄奘抓住时机，以广博学识、无碍辩才及挚诚祈请，终获太宗对译经的支持。同时，玄奘在所提赴少林寺译经遭拒之后，不得不接受朝廷的监管，借以消除太宗的疑虑。从此以后，玄奘法师“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
贞观二十年，玄奘上表，请太宗为新译经作序，太宗拒。固请，太宗终允，却迟迟不见下文。此亦足征太宗之不喜佛。
至贞观二十二年夏，太宗于玉华宫诏见玄奘后，太宗对于佛教态度大变。曰：“……既欲敷扬妙道，亦不违犯志可努力。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
太宗屡下剃度僧尼的昭书。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认为自己的宿疾平复,乃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于是下《诸州寺度僧诏》,命“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其在《度僧于下天诏》中曰:“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往因减省还俗,及私度白道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
由此可见，唐太宗已经从当初一个政治家对于佛教整顿、利用的态度，转变为一个对于佛教笃信的佛教徒。此刻唐太宗更多的是，以皇权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中国古代的帝王，晚年一般都有一种幻想，即寻求长生不老之法，太宗亦不例外。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王玄策从天竺带回自言二百岁的僧人那罗迩娑婆,唐太宗命那罗迩娑婆“于金飙门造延年之药”,并发使天下,采集奇药异石。但药成之后,唐太宗不仅服之无效,反而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泻痢而死。
可以说,太宗之死,与其信奉佛教有直接关系。而其晚年对于佛教笃信之态，着实影响了唐高宗，武则天等，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