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要告诉妈妈
医疗费的问题解决了，主要的手术也做了，我的伤情也渐渐地稳定了。但是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告诉妈妈。噢，顺便说一下，我们一共姐弟三人，我是老大，当时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妹妹行二比我小两岁，在悉尼；弟弟最小跟我相差八、九岁，在北京。我们姐弟三人的感情特别好，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到大从没红过脸。小的时候虽然处于动荡的年代，艰苦的环境，但仍然觉得那段岁月很甜蜜、很充实。
我遇车祸这年，四位老人中孩子的爷爷、奶奶、姥爷已经相继去世了，只有我妈妈居住在北京。妈妈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她从小就没有兄弟姐妹。我姥姥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上面四个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好不容易才存活了我妈妈。北平（北京）解放时，妈妈还是个大孩子，就报名上了革命大学，经过短训后又直接参加了解放军，跟着当时的第四野战军“打到南方去，活捉蒋介石”，走的时候还不满16岁。我曾多次问过妈妈当时是怎么想的，妈妈说的很简单，就是因为当解放军有饭吃，留在家里没饭吃。
几十年来，妈妈经历了人生中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她的心中名利、地位、金钱都不重要，她的三个孩子最重要。妈妈的身体从小就不太好，1980年还做过一次胸外科手术，切除了长在胸部纵膈的奇胎瘤，听医生说这个瘤子应该是她的一个兄弟姐妹。妈妈的奶奶是57岁去世的，妈妈的爸爸是58岁去世的，她说自己早已经活过了父辈的年龄够本了～～多年来，妈妈还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等症。妈妈曾多次告诉我：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命根，如有一个出问题，我就跟了去。
按照我原来的回程机票，应该是10月9日从悉尼起飞回国。日子一天天的临近，怎么办？我们姐弟三人一致意见：一方面想尽办法对妈妈封锁消息，还要编出各种理由说我暂时不能回国，另一方面抓紧办理妈妈和弟弟的签证，由弟弟陪同妈妈到澳洲医院，到时再由我面对面的跟她说。我们姐弟三家9口人，大人孩子都统一了口径。但是妈妈的签证迟迟不下来，主要是因为体检胸透肺部有阴影（纵膈手术），解释也无济于事，他们坚持要把片子寄回堪培拉作医疗鉴定。天哪，这得等多长时间啊，没办法只能等。
随着时间的延迟，妈妈开始察觉有事瞒着她，因为所有的理由都那么牵强，她的疑心越来越重，情绪也越来越不好。为了稳定妈妈的情绪，我必须定期给妈妈打电话，让她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记得2002年12月31日的晚上，我们在Adelaide医院大厅的公用电话跟妈妈通话。整个大厅空无一人，只有我们3人拿着两张电话卡（一张当地电话磁卡，一张国际长途IC卡）给北京打电话。第二天是元旦，白天医院大厅有人了，我们就到医院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继续给妈妈打电话。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我用欢快的声音先跟妈妈说话，往往几句以后就交给了妹妹，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哗哗地留下来了……
2003年春节前，弟弟一人从北京来澳洲医院看我。为了瞒住妈妈，我们姐弟三人还特地照了一些照片带给妈妈。每次拍照的时候，都把我从轮椅挪到普通的椅子上。妈妈看了这些照片，只是觉得我比过去瘦了，一点都没发觉坐轮椅。
我受伤半年后，实在瞒不住了，妹妹特地跑了一趟北京，告诉妈妈姐姐受伤的始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对妹妹断断续续几天的述说，妈妈没有流泪，反而异常镇静，她仿佛要记住妹妹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她埋怨我们不该瞒着她，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她说，本来以为孩子们都大了，“革命”到头了，这回她要认真治病把身体养好，因为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用母亲的力量让大女儿站起来。昨天跟妈妈通电话，她还说要争取活到90多岁，因为那时大女儿也该70岁了……这就是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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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女儿想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