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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个作家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思考超越了时代，关注到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对于伟大的作品，最好不要急于用好或者不好去评价，而是应该仔细品味其文字中的思想，尝试与那些文字背后的灵魂直接对话。
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 与希特勒的这种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轮回不存在智商的世界所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的许可了。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得无限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一想法是残酷的。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这就是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的缘故吧。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像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正因为这样，生命才总是像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一张草图是某件事物的雏形，比如一幅画的草稿，而我们的生命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 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人是不能和比喻闹着玩的。一个简单比喻，便可从中产生爱情。 跟一个女人做爱和跟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几乎对立的感情。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 出于同情爱一个人，并非真正爱他。 对这些随意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生活时更加美好。 但是，人只有一次生命，绝无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假设，因此他就永远不可能知道为自己情感所左右到底是对还是错。 如果一件事情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难道不正说明了它非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在我们看来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凡是必然发生的事，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复的事，都悄无声息。唯有偶然的巧合才会言说，人们试图从中读出某种含义，就像吉普赛人凭借玻璃杯底咖啡渣的形状来做出预言。 偶然性往往具有这般魔力，而必然性则不然。为了这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偶然的巧合必须在最初的一刻便一起降临，如同小鸟儿一齐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肩头。 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确切地说，是人、事之间的偶然相遇，我们称之为巧合。两件预料不到的事出现在同一时刻，就叫巧合。 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贝多芬的一首乐曲、车站的一次死亡）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延展。 人就是根据美的法则在谱写生命乐章，直至深深的绝望时刻的到来，然后自己却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不能指责小说，说被这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所迷惑，但我们有理由责备人类因为对这些偶然巧合视而不见而剥夺了生命的美丽。 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 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假若人还年轻，他们的生命乐章不过刚刚开始，那他们可以一起创作旋律，交换动机，但是，当他们在比较成熟的年纪相遇，各自的生命乐章已经差不多完成，那么，在每个人的乐曲中，每个词，每件物所指的意思便各不相同。 在一切入侵、占领之下，掩盖着另一种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恶；这种恶的表现，便是结队游行的人们挥舞手臂，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样的口号。 她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只有当迫害者误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时，我们才能与它不期而遇。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集中营，就是日日夜夜，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残酷和暴力只不过是其次要特征（而且绝非必然）。集中营，是对私生活的彻底剥夺。 什么叫做调情？可以说调情是一种暗示有进一步性接触可能的行为，但又不担保这种可能性一定能够兑现。换言之，调情是没有保证的性交承诺。 爱情诞生的时刻就像这样：女人无法抗拒呼唤她受了惊吓的灵魂的声音，男人无法抗拒灵魂专注于他声音的女人。 要逃避痛苦，最常见的，就是躲进未来。在时间的轨道上，人们想象有一条线，超脱了这条线，当前的痛苦便不复存在。 爱情就像是帝国：它们建立在信念之上，信念一旦消失，帝国也随之灭亡。 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变成杀人凶手。 托马斯常常听到人们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灵魂的纯洁性进行辩护，他心里想：由于你们的不知，这个国家丧失了自由，也许将丧失几个世纪，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觉得是无辜的吗？你们难道还能正视周围的一切？你们难道不会感到恐惧？也许你们没有长眼睛去看！要是长了眼睛，你们该（像俄狄浦斯一样）把它戳瞎，离开底比斯！ 在一个由恐怖力量统治的社会里，声明根本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因为都是在暴力威胁下做出的声明。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也完全有必要不把它放在心上，压根别去理会它们。 托马斯明白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对他微笑，所有人都希望他写反悔声明，而他一旦写了，就会让所有人都乐意！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一旦懦弱成风，他们曾经有过的行为便再也普通不过，因此也就给他们挽回了名誉。第二种人则把自己的荣耀看作是一种特权，决不愿放弃。为此，他们对懦弱者心存一份喜爱，要是没有这懦弱者，他们的勇敢将会立即变成一种徒劳之举，谁也不欣赏。 要去看一看当一个人抛弃了所有他一直都以为是使命的东西时，生命中还能剩下些什么。 发现那百万分之一，并征服它，托马斯执迷于这一欲念。在他看来，迷恋女性的意义即在如此。他迷恋的不是女人，而是每个女人身上无法想象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使一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 追逐众多女性的男人很容易被归为两类。一类人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找他们自己的梦，他们对女性的主观意念。另一类人则被欲念所驱使，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的无尽的多样性。前者的迷恋是浪漫型的迷恋：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找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总是不断地失望，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理想从来都是不可能找到的。失望把他们从一个女人推向另一个女人，赋予他们的善变一种感伤的藉口，因此，许多多愁善感的女人为他们顽强的纠缠所感动。后者的迷恋是放荡型的迷恋，女人在其中看不到丝毫感人之处：由于男人没有在女性身上寄托一个主观的理想，他们对所有女人都感兴趣，没有谁会令他们失望。的确，就是这从不失望本身带有某种可耻的成分。在世人眼中，放浪之徒的迷恋是不可宽恕的。 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印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 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 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问题。 只是，那些反对所谓的极权体制的人几乎不能用疑问与怀疑作为斗争的武器，因为他们拥有一份坚信和简单化的真理来得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并感化他们的整个集体。 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但是这种生命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人类？斗争？爱情？男人？女人？对此有形形色色的观点，于是便有形形色色的媚俗。 我想起了那位在布拉格组织签名请愿运动、要求赫免政治犯的记者。他很清楚这种请愿运动帮不了犯人，其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就能释放那些犯人，而是为了明白仍然有人无所畏惧。他所做的也近乎是在演戏，但他没有别的可能。在行动和演戏之间，他别无选择。他唯有一种选择：要么演戏，要么什么也不干。在某些情况下，人注定要演戏。他们与沉默势力的抗争，是一个剧团向一支军队发起的战斗。 惩罚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行为。 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总渴望得到别人的爱，也就是说我们总希望从别人那儿得到什么（爱），而不是无条件地投入其怀中并且只要他这个人的存在。还有一点，特蕾莎接受了卡列宁当初的样子，她从未设法以自己的形象来改变它，她预先就已认可狗也有一个世界，所以不想把它占为己有，她也不想嫉妒卡列宁的秘密癖好。她养它不是为了改变它（而男人总是想改变女人，女人亦想改变男人），而只是想教它一门基本的语言，使它得以与人类彼此接触理解，从而共同生活。另外，特蕾莎对狗的爱是自愿的爱，没有人强迫她。 人类之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我现在发现，成为一名教徒其实是很简单的。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中，一些天主教徒便去关心他，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信仰。也许他是出于感激而决定入教的。人类的决定往往草率地可怕。 某天，你作出一项决定，你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这项决定有其惯性力。随着一年年过去，要改变它有些困难了。 使命，特蕾莎，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没有使命。任何人都没有使命。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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