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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阶段来，我国西北边陲滋事不断。无辜者的鲜血一次次浸透了那片土地，但可以想见，恐怖活动会越来越疯狂，斗争也将更加残酷。
其实，东突行为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但经过我国政府过去屡次严打，自9.11后，其势力原基本退出了国内。但这几年，因为国际社会的错综复杂，以及国内经济开放，流通领域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为发达。加之，个别时间段上，民族政策的过度倾斜，让这股势力死灰复燃。并且已经走向了极端暴力恐怖主义阵营中。
这些年，我们对西北边陲所发生，基本依靠新闻，只有特重大事件，才会曝光多些。但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应该让民众更加关注自己的国土，关注自己的国家尊严。鉴于此，我以陋才试着写了一本以此为背景的小说《反恐精英》。
但这只是小说，事实或许更加血腥冷酷。下面，就我国八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对东突做一个粗浅的轨迹分析。
何谓东突
“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这一名词最早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西方资本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恐怖主义分子将“东突厥斯坦”作为他们分裂运动的名称，其用意昭然若揭。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双重影响。“东突”恐怖主义为“东突”分裂主义的极端形式，其思想根源为“两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者均滥觞于19世纪后半期。
“泛伊斯兰主义”源于阿富汗，首倡者为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鲁丁•阿富哈尼。他宣扬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民族应该联合起来，抵御基督教国家的进攻，建立政教合一的“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意借其恢复专制统治，扩大在穆斯林地区的影响，曾加以大力鼓吹。
“泛突厥主义”源于沙俄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半岛，创始人为鞑靼人伊斯马伊勒•伽斯普林斯基。他主张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为一体，组成一个“大突厥帝国”。20世纪初期在土耳其执政的土耳其青年党曾将其奉为圭臬，试图建立一个土耳其苏丹为首的奥斯曼大帝国。
在这个时期，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开始传入新疆，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为这两种思潮的代表。30年代初期，麦斯武德、伊敏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东突厥斯坦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简称“双泛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双泛主义”一传入新疆，就受到当时中国新疆政府的大力压制，“双泛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族人麦斯武德被驱逐出境而流亡国外。
30年代初，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此时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这就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简称“东突”）。当时中国正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时代，新疆也是一片兵荒马乱，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支持哈密农民起义的甘肃军阀马仲英激战正酣。动荡的时代背景，给“东突”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33年11月，“东突”分裂分子得到英国的支持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打败马仲英后兵进南疆，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三个月，却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运动的开始，其衣钵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被消灭后，“东突”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其主要人物之一的伊敏就是在流亡印度时撰写了宣扬新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史》，并被“东突”分裂分子视为经典。他们鼓吹“东突民族”有近万年历史，其祖国“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与德国纳粹的论调如出一辙。他们还叫嚣要联合曾生活在中国北方和西域的所有少数民族，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消灭异教徒，驱逐汉族。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筹划肢解中国，在推行大蒙满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新疆建立伊斯兰国，为此日本还收留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准备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
抗战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内地出版刊物，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
1944年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支持新疆独立，而是要以新疆问题做交换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苏联支持三区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伊宁暴动，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
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以便积极推动新疆地方自治。主要措施包括：
(一) 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
曾任盛世才顾问的满素.肉孜耶夫(苏共党员,维吾尔族) 炮制宣传品,称中国的边界是长城,新疆是清朝新夺取的疆土,鼓吹“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用维、哈文印刷,走私入境。
(二) 拉拢艾力汗.吐烈
艾力汗.吐烈,乌孜别克族,原为苏联安集延大阿訇,因鼓吹泛伊斯兰主义,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1929年定居伊宁,1937年被盛世才逮捕,1941年出狱,任伊宁白都拉清真寺大阿訇。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鼓动下,他放肆地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反汉排汉,反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歪曲新疆历史,煽动分裂、独立。
(三) 设立军事基地,培训骨干
在阿拉木图、安集延、塔什干等地设训练基地,对新疆在苏学习和逃苏人员,进行军事训练,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
(四) 建立秘密组织,准备武装暴动
在伊犁、塔城、阿山、南疆分别进行。
1944年4月,在苏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帮助下“, 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主席艾力汗.吐烈,成员大多数是宗教上层人士、富商、大地主、牧主,有个别进步青年。他们把白都拉清真寺作为活动据点,在封建上层、宗教人士中进行秘密串连。 1943年12月,在外蒙古的支持下,乌斯满在布尔根河成立“阿尔泰哈族复兴委员会”,自任“帕夏”(王) ,提出禁止汉人居住阿山,禁止汉族军队驻扎阿山等项主张。
1944 年4 月上旬,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潜入青河会见乌斯满,派来一批军事顾问,供应武器、弹药。
1944年5月,在苏驻塔城领事馆的帮助下,塔城成立了几个秘密组织(“战斗小组”) 。6 月,肉孜耶夫在苏联境内的巴克图村,建立了依密勒指挥部,负责塔城一带秘密活动。在他安排下,塔城各“战斗小组”合并组成“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组织。
1944年9月,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在苏境内筹建“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
1945年8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达到了苏联的预期目的，因此苏联要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等“东突”分裂分子也被安排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实权掌握在反对新疆独立的阿合买提江等人手中，因此最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无果而终，但事实上的独立一直维持到1949年解放新疆为止。因为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而且并没有公然提出分裂的口号，所以新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把这一事件称为“三区革命”(伊宁暴动)，并将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军。但是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尤其需要提出的是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民族军众多官兵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
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第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少将在给中央军委打完报告后也出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新疆解放后，麦斯武德被关押，伊敏、艾山等再次闻风而逃。“东突”分裂运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分裂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其影响依旧存在。只要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又会迅速死灰复燃。这些人依旧在国外纠集残余势力，拼凑分裂主义组织。其中有两个集团势力较大:艾沙集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走狗，而孜牙集团从苏联领取卢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