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其实你不懂广东人》
作者：叶曙明
是谁在唱衰广东人？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或贬损她。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你随便问一个人：“你觉得宁夏人怎么样？”或者“你觉得贵州人怎么样？”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回答：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无可奉告。但如果你问“你觉得广东人怎么样？”几乎所有人都能口若悬河，说出一套一套的看法，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管他是否在广东生活过，是否认识广东人，都无碍他深信自己是一
个客观公正、铁面无私的批评家。
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
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
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
南北之间的种种隔阂，有人认为，缘于历史上交通与资讯的落后。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连一个小小知县的任免，都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的交通通讯又十分落后，在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
不仅如此，广东背枕五岭，面朝大海，是一个对于内陆相对封闭，而对于海洋则完全敞开的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本身，就足以引起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猜疑和忧虑了。“那些狡黠的南蛮子，在五岭之外的海边捣鼓些什么？”皇帝们不安地猜测着。对自己鞭长莫及的东西，他们总会疑心生暗鬼。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都是化外之民，介乎人与禽兽之间。《山海经》里描述南方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这种说法，不仅盛传于坊间，甚至见之于官史。《魏书》就形容广东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在我记忆中，直到1960年代初，还有不少北方人以为海南岛的广东人长有尾巴，千方百计想掀开他们的衣服瞧瞧呢。
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而且还有所谓“七科谪”，凡是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都要充军到南方。
南方成了贱民、罪民的渊薮。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不外乎是断发文身、住在树上的草屋、出门就坐独木舟、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便如五雷轰顶，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人们对岭南的恐惧与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消息不通，而是“自古圣贤，不臣异俗”的王道正统心理在作祟，惟我独尊，不肯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互补的，不肯放弃“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此辈人物，香灯不绝，至今还大有人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兀自做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春秋大梦，天下皆醒我独醉，整天拿“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梦话来自我膨胀，岂不可笑？
无论是赞是弹，都不乏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情绪化的判断充斥其中。中国人喜欢攀比。人与人攀比，村与村攀比，镇与镇攀比，县与县攀比，然后是城市与城市攀比。如果赢不了对手，就唱衰对手，是常用的一种招数。人们在谈论中国的龙头城市时，喜欢把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相提并论，互相比较。这三个城市也俨然把其他两个城市视为对手。然而，在这三个城市中，广州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做过燕都，做过元都，做过明都、清都。自1421年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巍峨雄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坛，已足以使北京人把天下看得轻如鸿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褒贬；而上海在近代的西方殖民史上，已经奠定了作为中国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近年凭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发展更加神速。
因此，当别人批评北京、上海时，他们可以拿文化古都来说事，拿GDP来说事，北京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国宝，有多少文化大师，上海有多少跨国公司总部，有多少外资银行，你不服气也没用，他照样雄视天下，气逾霄汉。
而广州则一向被人挖苦像个大集市。珠三角的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啦；靠剥削廉价劳工发家啦；广东没文化啦；广东人是暴发户，没有高学历人才，没有高素质人才啦
。各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嘲笑与谩骂，此起彼伏，从1980年代到今天，就一直没平息过。
现在，资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通讯卫星有了，电视卫星有了，互联网也有了。但这种文化心理的痼疾，并未完全根除，一有风吹草动，还会旧疾复发。甚至可以说，恰恰是资讯的发达，有时反成了这种痼疾的发酵剂。真理传播得快，谬误也传播得快。
2003年初爆发的一场SARS，广东人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备受责难，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血统、历史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南蛮”一词，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21世纪，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广东人忏悔吧”、“广东人，你到底要把中国折腾到什么时候”、“杀尽广东人”一类的口号。
我觉得很奇怪，英国出现疯牛症，没听见欧洲人说要杀尽英国人；香港出现禽流感，也没听见人们说要杀尽香港人；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比SARS不知要大多少倍，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
广东人的典型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
互相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把臭氧层骂出一个大洞来，还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
然而，尽管如此，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反而惹来更多气势汹汹的质问：这条立法为什么不是“禁吃野生动物”，而只是“不滥吃”？“不滥吃”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广东人在SARS之后，仍然死不悔改，还要继续吃野生动物？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愤怒地叫嚷：“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滥吃才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泼天大祸，他们现在还不思悔改。自己找死死了活该，不要连累全国人民呀。”一时巨炮冷枪，弹如雨下，广东人满身都是窟窿矣。
广东人以“不滥吃”代替“不吃”，恰恰是务实态度的体现。说从此不吃野生动物，纯属自欺欺人，海洋鱼类也是野生动物，你能说从此不吃吗？从立法的角度看，如果“不准吃”与“不滥吃”都是难以操作的话，那么，宁愿采用防御性的“不滥吃”，好过采用进攻性的“不准吃”。这样更符合立法的精神，也更能维护人们既有的权益和秩序。
2003年的SARS事件，不仅在医学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研究社会文化时，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种种差异，看到广东人特殊的族群性格，看到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客家人有一警句：“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在广东出生，吃广东米，饮广东水长大，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但有一天，冷不防有人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因为我在广东出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结果，在被访对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其次是血缘关系，第三才是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乡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同乡的。就算你生活在梅州，但不会说客家话，你也不算客家人；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但你不会说潮州话，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在广东人心目中，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方言的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
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哋、佢哋”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
五岭之外，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
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揾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
“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攞条锁匙，开个夹万，攞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揾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南腔北调，乃地理自然形成，本无所谓优劣，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鸟语”不可呢。
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凝聚力。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一种方言的消失，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
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各种方言错综复杂，四乡八镇，各有不同，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没有哪一种方言，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有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同时也有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好听度”，评分却很低。由此可见，在广东地区，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
广东人的兼容并蓄，同样反映在语言上。近20年，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其结果，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炒更”、“揾食”、“搞掂”、“无厘头”、“士多”、“T恤”、“的士”、“擦鞋”、“人气”、“案底”、“做骚”、“草根阶层”、“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以及“他很阳光的样子”、“她苍白着脸”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复畅行内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949~1952年间，解放大军南下，土改大军南下，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广东改革开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激励下，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奔赴广东这片热土，形成风起云从，百川赴海之势。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报学者十分踊跃。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亦不禁瞠目结舌，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
移民潮对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互动互补的。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还在持续高涨。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民风民俗的丕革，已深入到每条街巷、每家店铺、每个公司、每户家庭、每个人的起居、饮食、衣着、娱乐、求职、婚姻等等庸常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
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1982~1990年间，就有164.25万人口，从外地迁入，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62%，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未免有牵强之感。
有人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显示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才显示了保护粤语的刻不容缓。我在报纸上看到，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提案中大声疾呼：“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当你在对外电视节目上，再也听不到闽南话；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英语），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所以，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
我不禁为这位委员拍案叫好。什么时候，我们广东也有人能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保护广东方言而奋臂大呼，我一定为他呐喊助威。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广东人排外。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觉得广东人都是些“有待解放”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南下行军途中，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广东麻风病人很多，一旦染上，无法医治，全身霉烂而死”；有人说“广东天气炎热，煎饼不用火烤，放在太阳下一晒就熟”；也有人说“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工作难做”。飞短流长，谈虎色变，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
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他们当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方方是广东普宁人，他在会上说：
“关于民情民风俗，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为了消除北方人的误解，方方把广东人的衣着、礼节、饮食习惯，也一一加以解释。“
广东人好吃，那也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那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各色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敢吃，外省人会觉得惊异。”
在风俗方面，“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特别是受了年来战争的影响，封建礼节已大受破坏。如潮汕妇女过去喜欢搽粉的，后来在战争中生活艰苦，要外出挑担糊口，就再也不讲究天天搽粉了。”
甚至连他们的洗澡方法，方方也作了详细讲解。“民众一般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南北的生活习俗、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叶剑英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
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捞松”，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问路先买报”呢；在河南、安徽农村，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可以肯定，绝对只是少数，如果据此便引出“上海人如何……河南人如何……安徽人如何”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
今天，到广州天河北路、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便会发现，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白领、灰领、金领，北方人成群结队，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从事保险业、饮食业、服务业、广告业、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从祈福新村、碧桂园、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到石牌村、冼村、杨箕村、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不会广州话，不熟悉广州道路，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试问，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如果这样还叫排外，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
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他们微笑着回答，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不想离开了。
我这么说，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亲不亲，故乡人。这是中国人的通性。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这些都是实情，但决不能以偏概全。我认为，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有孙志刚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说它是排外问题，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
广东人有“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特点，早已是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你和广东人谈论做生意的心得，他是满腹经纶，但如果你和他讲什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讲什么“政府财政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说不定他们会呵欠连天，并不耐烦地讽刺所有的理论之争都是“三斤猪头得把嘴”。
在广东的书店里，传授延年益寿、防病治病、营销技巧、职场竞争、升学指南一类实用
型图书，比其他图书要畅销得多。重实际，轻理论；重行动，轻议论；信奉“千虚不如一实”的哲学。最看不起那些“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的人。这是广东人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
北京八旗子弟遗风盛行，人人都有代圣人立言的本事，满口春秋大义。但说得多，做得少，典型的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而广东人则做得多，说得少，还没等大家争出个高低来，他已经把做好的东西端到桌面上了。人们常说“做学问上北京，做事业下广州”。广东人会生小孩，但不会起名字；瞧人家北方的小孩，还没生下来，已经敲锣打鼓，天下闻名了。
2003年春，SARS在各地大规模爆发，在广东人看来，这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死了那么多人，对人命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悲剧。广东人最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如何减低死亡率，但北方学者却浮想连翩，把它与反通胀扯上关系，大谈消费与投资的反向变动，大谈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大谈如何“把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还发明了“SARS宏观调控”、“良性危机”之类的概念，视其为经济软着陆的天赐减速器。说得头头是道，你还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头脑这么灵光。
高谈阔论，建构学说，从来不是广东人的专长。他们的性格是务实、不张扬，喜欢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在坊间，“讲多无谓，食多会滞”是一句使用率很高的俗语，反映了一种实干精神。
在研究广东人的性格特征时，我常常会想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我相信广东人会很认同故事所包含的哲理。
在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和儿子伊卡罗斯被国王囚禁在一个海岛上。为了逃跑，他们用蜡制成翅膀，黏在身上，打算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不料，伊卡罗斯对第一次飞行兴奋过度，不理会父亲的再三警告，飞得太高，蜡制的双翼被太阳融化，最后一头栽到海里淹死了。而父亲代达罗斯因为飞得低，所以成功地逃出了生天。
从这个寓言中，我闻到了老庄的气息。老子教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长期以来，广东人把“少说话，多做事”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哲学，不过，其代价是广东人的许多亮点都被自己埋没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被白白浪费了。不仅广东海上丝路的品牌，在包装和宣传上，远不及北方的丝绸之路响亮，而且对粤商的研究工作，也很零散片面。广东人确实不太会宣传自己。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你不出声，别人还真当你是死的。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暴发户时，他期期艾艾，不知所对——尽管两汉时广州已十分繁荣，至唐宋时代，更成为天子南库，人们用“金山珠海”来形容。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文化沙漠时，他气噎喉堵，无话可说——尽管广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闳深，足可以在文化史上自立门户而有余。
这种现象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忧虑，甚至要在报纸上，正儿八经地讨论起广东年轻人“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原因来了。
为什么广东人都不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呢？有人归咎于传统教育，广东人从小就接受要少说话，多做事的教育；有人说是性格原因，广东人有文化的自卑感；有人担心是港台漫画“八卦”杂志种下的恶果；也有人批评另类网络语言弱化了广东人的语言能力。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在两千年历史中，谁也不愿意听广东人说话，谁也不会把广东人说的话当回事。广东人，不就是一群没文化的南蛮吗？
广东人的沉默，就是在这种漫长的歧视和压抑中，渐渐养成的。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反复告诫：“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做人做事都不可太高调，太高调容易节外生枝，招惹是非。一个人如果因为到处吹嘘自己很有钱，而招来强盗小偷，大家会嘲笑这人是“捉虫入屎忽”（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广东人的性格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对国家大事尤其如此。
广东人真的患有“政治冷感症”吗？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是”与“不是”来回答的问题。无论说“是”或“不是”，都可以立即找出一大堆相反的证据，引致无穷的质疑、设臆、反诘、论辩。争论本来就不是广东人的强项。
事实上，如果回答“是”，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都与广东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广东会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为什么广东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心会在广东？为什么会有数十万广东工人参加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历史的是非功过，固可以从长计议，慢慢评说，但总不能把广东人的政治热情与献身精神，一笔勾销吧。
但如果回答“不是”，也同样遇到麻烦。因为不仅外省人这样看广东人，就连广府人与潮汕人，也都承认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颇为疏远。这就不得不触及到问题的深层核心了：什么是政治？
广东人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政治并不仅仅是在庙堂之上参政议政，也不是非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不可，更不是在茶余饭后胡诌些所谓的政治秘闻，就叫做忧国忧民。在广东人心目中，创造利润、积累财富也是政治，计算效益成本也是政治，提高效率也是政治，公平的商业竞争也是政治，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也是政治。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的，无一不是政治。钟南山院士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广东人最典型的政治观。
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也有人端出一副“爱国”嘴脸，对广东怒目而视，严词质问“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意思是广东一搞特区，就是搞新租界，搞卖国！
在一片沸反盈天的争论声中，广东人依旧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准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完全无视争论，而是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留意聆听，“遇着红灯绕路走”、“水路不通走陆路”。就这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了。在无尽的顺流逆流中，广东人的心境，用一段粤语流行歌的歌词来形容：“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有人说广东是“穿堂风”，近代史上许多新思想是从广东兴起的，许多革命是从广东出发的，但虽然尽得风气之先，最后却都是穿堂而过。在广东播的种子，开花结果却在别处。这种情况并不是谁抛弃了广东，而是中国的地理决定的，也是广东人的性格造成的。平心而论，这也没什么不好，无论做播种的人，还是做收成的人，都不要紧，各施所长而已，最要紧是粮食收回来了，大家有饭吃。
不要小觑我们每天从事的具体事务和日常生活，虽然庸庸碌碌，琐碎无奇，但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就是一股移山填海的力量，就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就能影响制度。广东人推崇一种“认认真真做事，忙忙碌碌赚钱，潇潇洒洒享受”的生活态度，好像与政治绝缘，其实，这三条已经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都概括进去了。
从近代史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源头都在广东，难道与广东对外开放时间最长、接触西方文化最多、经济实力雄厚、绅商力量强盛毫无关系吗？从2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深圳经济特区先行一步，探索经济改革的道路、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的积累、综合实力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一切，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与刷新，对国家制定政策的影响、对法制建设的推进，一句话，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已经够彰明昭著的了。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
广东到底是不是文化沙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文化说起。
关于文化的定义，几百年来众说纷纭，各路大师的专著也汗牛充栋。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等等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也有人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并传给
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然而，无论哪个说法，都不可能导出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没有文化”这个结论。
一个庞大的人群是不可能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状态。文化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它必然存在，是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的一个属性，一个标志，是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叫法而已。盎格鲁撒克逊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新几内亚食人族也有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文化。它们不以你的赞赏而生，亦不以你的嘲笑而亡。
谁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的才是文化，别人的就不算文化。说一个族群没文化，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类属性。好比你跑到别人家里，指着人家的孩子说：我家的儿子是圣人，你家儿子是白痴。人家不一扫帚把你打到大街上去才怪呢，你还好意思哭爹喊娘地埋怨“他们排外”吗？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言下之意，似乎没有这样的大师，就可以小觑广州了；没有这样的大师，广州就有沦为文化沙漠的危险了。说到底，还是那种精英文化、偶像文化心理。
无可否认，陈寅恪是一位文化大师，而广州的文化亦因为大师的存在增辉不少。但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多种多类的体系。陈寅恪只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他是某一方面的大师。不能说他端坐在广州，广州就有了文化；他离开广州，广州就没文化了。
文化这东西，天生在那儿，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捏着鼻子厌之恶之也罢，紧闭眼睛假装看不见也罢，给别人扣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也罢，全没有用。总之你避也避不开，绕也绕不过去。日前欧洲经济咨询和研究机构RobertHuggins公布《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2003/2004》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125个领先地区中，珠江三角洲排在第85位，甚至高于香港（香港排在第102位），是除日本之外最具知识经济竞争力的亚太地区。如果这也叫文化沙漠，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北方之所以觉得广东缺乏文化底蕴，是因为南北文化的底蕴不尽相同。北方文化发祥于黄土高原，奉太昊伏羲、轩辕黄帝为人文始祖；而南方文化则受孕于浩瀚大海。广州古称番禺，番禺是一位海神的名字。广东的文化就是海洋的文化。
对中原文化，广东人一向尊重有加，因为那是祖先的文化。然而，中原文化虽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却绝不是唯一的源头，更不是用来衡量天下文化的唯一标尺。四合院可以住人，西关大屋一样可以住人；吃高粱可以饱肚，吃稻米也一样可以饱肚。大家头上都是一片天，并不是只有你一家名门正派，别人都是邪魔外道。
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梁启超也早就提出，中国文化有南北之分，有海洋与内陆之分，“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经史大师蒙文通则把中国文化细分为齐鲁、秦晋、荆楚三支。中原文化移植到海边，也要发生变种的。
不同时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天候地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条件，足以令人幡然醒悟。南方既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当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死抱着四夷宾服的心态，以北方文化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文化的唯一标准，等于抹杀了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的区别，抹杀了高原气候与海洋气候的区别，抹杀了吃大米和吃高粱的区别。可以说一开始就错，结果是一步错，步步错。
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都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夜发了大财，还是土包子。一个地方要让别人觉得你有文化，不是靠有多少茶楼食肆、多少烧腊店、多少人在炒股、多少人在买彩票，而是靠高等学府、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科学技术、卫生设施等等。
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虾饺文化、及第粥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逛街文化、彩票文化、拜神文化。因为广州没
有文化底蕴，所以什么都可以称为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莎翁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们广州人呢！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广州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千顷书院，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什么是文化？一条马路能为一间学校让路，这个城市就是有文化的。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这幢缺了一角的奇特楼房，至今还在海丰县城里呢。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我辈书生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广东人可以坦然承认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北方人却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呢？即使有影响，也是坏影响：贪婪、自私、庸俗、市侩、爱钱如命、包二奶、色情泛滥等等……
事实上，文化就像地球上的水，名义上有五湖四海之分，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一部分水沿地面流动，一部分渗入地下流动，互相融会，互相渗透，千回百转，经过江河汇集，终归大海作波涛，然后再蒸发成为水蒸气，聚而成云，一场大雨又回到地面。如此这般，运转不息。你能说只有黄河、长江流的才是哗啦啦的水，珠江流的全是泥沙石灰？
广东的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俗化倾向，经常会运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把深奥的哲学“庸俗化”。广东人不喜欢谈论过于抽象的东西，纯逻辑的、形而上的、玄虚的话题，勾不起他们的兴致。他们关心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新鲜的鸡肉，与冰鲜鸡、急冻鸡的肉，他们一吃到嘴里就能分辨出来，但他们却分辨不出什么是美学的历史主义与理智主义。因此，“宏大叙事”的学者们，对广东难免鄙夷，认为这是一个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地方。
广东是不是真的只有吃喝玩乐的文化？当然不是。
以报纸出版业为例，早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广东报业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从1884年广东创办第一份报纸《述报》开始，到今天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10多种，并承印国内200多种报刊，日均发行约700万份报纸。虽然还说不上很繁荣，但绝对不是“沙漠”。1987年，《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从原来的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这一举动，对当年的中国报界，轰动一时，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今天的《广州日报》，平均每天出报对开40大版，周末对开48版，号称有160万份的印数。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从《南方周末》出来的一位普通记者，到内地随便一家报纸，起码都是个中层的业务骨干。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地说，《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大多数是北方人。不管是不是大多数，广东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外省人对广东文化的贡献。如果真是大多数，也恰恰证明了广东人并不排外，而是乐于与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没有这些来自北方的年轻编辑记者们的努力打拼，《南方周末》固然没有今天，但如果没有广东这块平台，他们也绝对打造不出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来。这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在研究《南方周末》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广东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不会单单作为“北方人在广东”来研究的。
让我们再看看图书馆的情况。
据史书记载，广东历史上第一间图书馆是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估计有人听了心理又会不平衡了，觉得广东人不可能有这种修为。广东历史上有很多书院，并不是每间都有能力刊刻收藏书籍，即使有也往往不肯轻易示人。而涵晖书院的藏书阁是对外开放，供人阅览的，与今天的学校图书馆类似。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广东的起步与发展，与全国文教发达地区亦基本同步。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904年的湖北省图书馆；3年后，江苏省创办江南图书馆；1912年，具有国家图书馆地位的北京京师图书馆正式开放。而广东在1910年创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廉州图书馆。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到1930年代，全省已经建立了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65间。到2002年，广东全省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131所，馆舍面积44.3万平方米、藏书2300.3万册。
清末民初成立的岭南大学文物馆和1928年成立的广州市博物馆，是广东省最早的博物馆。至1993年，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已达108座。1993年后，又陆续新建了32座、扩建了19座博物馆。广东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2000处；古文化遗址2000多处；博物馆、纪念馆140座，馆藏文物54万多件。
但偏偏有些人，你要他承认广东有文化，比登天还难。你列举再多数字也没用，他撇撇嘴说：广东人除了赚钱，什么都不懂，你兴建再多博物馆，但终日门可罗雀，没人光顾，也是白搭。
这话又说错了。许多广州人都记得，2003年11月18日，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博物馆免费开放日。这天，人们空城而出，扶老携幼，争相到各大博物馆参观。仅仅一个陈家祠民间工艺博物馆，便一下涌进了4万多名游客，到处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广州刺绣展厅，竟密密麻麻挤着上百名参观者。这种蔚为壮观的盛况，在国内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是难得一见的。陈家祠工作人员说：“免费开放日，我们简直在打仗！”这里既不是购物中心，又没有游乐设施，又没有即刮即中的彩票出售，广州人争先恐后跑来干吗？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闲得发慌，把陈家祠当成欢乐嘉年华吗？
如果这样想，就太看低广州人了。2004年的博物馆日，陈家祠又涌进了两万多观众。你可以嘲笑他们过于精明，为了省十几块钱门票，非得等到免费日才来；但你不能说他们不是来参观，纯粹是为了乱挤一气。
自1996年以来，广州市先后投资约20亿元，建成了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等一批文化基础设施。2003年至2007年，广州将继续投入107亿多元，建设包括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科学中心、广州图书馆新馆和广州大剧院在内的26个文化设施项目。希望这些数字能让某些人放下偏见。
我们在谈论人类文化时，往往会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唯一终极文化和普世原则，不能奉行一元文化论。但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许多人却又情不自禁地以中原文化为正统，陷入一元文化论中。
敢为天下先，就不要怕变成刺猬
“敢为天下先”，是广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之一。
广东人胆大包天，他不但敢吃第一只螃蟹，还敢吃蛇吃猫吃龙虱，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广东人敢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所以广东华侨最多；广东人敢做改革的排头兵，敢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非他莫属。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艺等各个方面，广东人都敢于探索，敢走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历史书上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什么促使他开眼看世界的呢？是广东这片土地。广东人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铁路、电报、电灯、电话、望远镜、钟表等工艺技术，同时有一批先觉的广东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这些“淫巧奇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比中国优胜。
今天，我们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那批忧患之士的思想脉动。郑观应是中山人，曾在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任职。1878年以后，受直隶总督李鸿章重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后来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晚年退隐澳门，埋头著述。1894年，写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毫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从而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在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康有为、孙中山都深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后人甚至评价郑观应这些思想家，是第一批从树上下到地面站起来走路的猴子。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广东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当他们投身政治时，同样迸发出惊人的热情。
1891年，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在礼山草堂读书时，已表现出“大胆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了。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有为不愿同往。有人问他原因，他慨然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日前《南方都市报》发表一位大学老教授的访谈录。在谈及近代岭南精英的思想渊源时，老教授说：“康、梁生于广东，但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而康有为是25岁时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回粤‘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思想的源头活水也是黄浦江。值得追问的倒是为什么广东的文化环境不适应维新变法？”
我非常敬重这位老教授，但对他的这种说法却不敢苟同。
首先我不认为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也许比起京津、两湖、两江这些地方是落后一点，但与中国大部分省份相比，她还是要活跃得多。其次，我不认为康有为是25岁经过上海时，才开始萌发维新变法思想。仅以这么一段文字来证明康有为的思想源于上海，未免轻率。如果要抠字眼的话，我亦可以从文中“益知”二字，断定康有为早就留意西学，有变革思想，上海之行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而已。广东没有在戊戌变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化传统与环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亦应注意，这场变法乃由朝廷官僚为主导，而广东远离京师，一向是官僚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为托古改制作好了舆论准备。1898年，鉴于外患日深，人心激昂，光绪皇帝被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所打动，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推行新政。
不出百日之内，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朝野刮起了一场改革风暴，所触及的范围包括：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
许多改革举措，已扣住了国家体制的命门，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谈。虽然他们的做法，近乎蛮干，最后的失败，乃势在必然，广东人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场维新运动，起到了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作用，“开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却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历史将永远记下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容闳这些广东人的名字。
翻开史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比比皆是。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广东人。他在学成归国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1872年，他又亲自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到美国求学；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活动，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被形容为是第一个“打开窗口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制定出第一部先进的治国纲领《资政新编》的洪仁玕是广东人。《资政新编》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精华，对中国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比起《天朝田亩制度》，脱离中国现实，空谈“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乌托邦世界，无论在思想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上，都要先进得多。
甲午战争后，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冯镜如是广东人。他在日本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积极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也是受到他的感染，第二年在他家里把辫子剪掉的。剪辫不仅意味着对大清臣民身份的否定，而且象征着精神上和意志上获得自由与解放。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反清革命时，被天下视为大逆不道，骂革命党是“反贼乱”。1900年，革命党发动三洲田暴动，民间几乎没有支持者。孙中山自己也承认，“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在滔滔者天下皆非的处境下，孙中山独能坚守其宏愿孤怀，以担当世运的精神与魄力，一往直前。就凭着他所经历的艰难、奋斗与牺牲，称他做“敢为天下先”的革命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杰出的光学专家、摄影师邹伯奇是广东人。他精于天文历算，26岁那年就写了《格术补》一书，运用数学方法解释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他的《摄影之器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专著。邹伯奇还亲自制造摄影绘图仪器。他有两项成就最为人所称道：一是他在1844年最先设计出以摄影术测绘地图的方法，与欧洲基本同步；二是他最先以玻板摄影术成功拍摄人物肖像。
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是广东人。1854年他在南洋经商时，遍历南洋各埠，考察机器生产。1873年，他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陈启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学术著作，对广东实业和对改良蚕桑贡献良多。
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是广东人。1906年，他从纽约到旧金山，倡议华侨集资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誓言“成一绝技，以归飨祖国”。1909年，他终于试制成功第一架飞机。随后他把两架自制飞机带回祖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航空之父”。
后来，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广东华侨杨仙逸从美国回来，孙中山鼓励他到漳州筹建中国第一支空军飞机队。1923年，杨仙逸又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中国第一间飞机厂。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成功生产出第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设计、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国产飞机。
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广东人。1872年他考取幼童出洋预备班，在容闳的带领下，到美国念完小学、中学，再考入耶鲁大学木土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1905年，中国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筑路工程。
中国第一个电影导演郑正秋是广东人，1913年，他和张石川合作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短故
事片《难夫难妻》，就是以潮州地区的包办婚姻习俗为题材，描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写到这里，准有人提出疑问：这些精英虽然是广东人，但像郑观应、容闳、詹天佑他们的事业，都不是建立在广东。老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提出类似的质疑：“既然谈地区文化就要严肃坚持地区原则，以便吸取地区文化发展和挫折中的经验教训；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些近代岭南精英其思想渊源和主要活动场所，都不在岭南。”他以郑观应为例，“虽然在香山出生和长大，但哺育他的是上海的西学，事业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
然而，我以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创业，哪怕已经移居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最原始的地缘、血缘、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这种建立在土地与族群之间的“原始缔结”（社会文化心理学者把它叫做“Primaryties”；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神秘的人格传递”），最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一生。
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活动场所，也不在湖南，但能够把他与湖南的文化历史割裂开来吗？陈寅恪虽然在广东生活了20年，但如果因为他的活动场所在广东就把他的思想归入“岭南文化”，就算大家都举手通过，毫无异议，我也觉得脸上有点发烧呢。
对于“先行一步”，广东人有一种天生的勇气与执着。他们不仅敢为天下先，也乐为天下先。也许在历史上广东地处蛮荒之地，受名教影响最浅，人们喜欢冒险，喜欢闯荡，喜欢我行我素，身上透着一股“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气概。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是最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广东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个在国营宾馆中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第一家商业银行向外发行股票；开办中国第一家超级商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资医院；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是在广东生产的；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是在广东开通的；在中国实行了50多年的专业作家体制首先在广东被打破……
“个体户”、“万元户”这些一度在中国人心中魅力无穷的名词，也都是从广东这个新世界的摇篮里诞生的。曾几何时，“创新”几乎成了深圳的同义词，成了特区的同义词，成了广东的同义词。市场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都在这里得到全面更新。
一位大企业的CEO在谈到美国公司与英国公司的区别时说，在美国公司，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构思，大家会很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加以补充，使它变得更加精彩。但在英国公司，人们则会首先慎重考虑它有什么潜在危险，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然后制定十几个危机处理方案，以求万无一失。
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说谁更好一点。但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公司的作风。而北方人的性格，则接近英国公司的作风。
《道德经》有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但现在观念变了，不敢为天下先者，不再被视为具有领袖风范，相反，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湖南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宁夏人也说敢为天下先是宁夏人的精神。好像“敢为天下先”成了一顶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头上戴。
然而，这顶桂冠却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实十分讨厌这种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几个嘴啃泥，碰掉几颗门牙才好，他们就有热闹可瞧了。康有为、梁启超敢为天下先，所以要逃亡海外；孙中山敢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驱逐出洋，有国归不得；冯如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基；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广东人要用他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
中国人喜欢枪打出头鸟，从来都是“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因此，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代表荣誉，而只是万谤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变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准备，才好说出“敢为天下先”这句话。
这是广东人的经验之谈。
就算你听不懂粤剧，也请鼓鼓掌
有人说粤剧是老年人的艺术，是乡下人的艺术。我认为不尽然。粤剧是广东人的艺术。正如京剧是北京的艺术，越剧是上海的艺术，川剧是四川的艺术，粤剧当然是广东的艺术了。
粤剧之所以在老年人、乡下人中更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落伍、老土、文化层次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广东人身份，具有比许多城市年轻人更强烈的认同；他们
拥有比年轻人更深厚的广东传统文化的积累。据我观察发现，对广东人身份的“认同度”，与对粤剧的“喜爱度”，往往是成正比的。
虽然我也不太会欣赏粤剧，但我从心底里尊重她。当我在西关寂静的麻石巷中行走时，蓦地听见从褪了色的满洲窗里传出一段粤曲时，我内心会涌起深深的暖流。我觉得那旋律和唱腔很亲切，亲切得就像听见母亲唱过的儿歌一样。
近年来粤剧之所以式微，有人说是因为她用粤语演唱，出了五岭之外，谁听得懂你的“鸟语”？没人听懂，自然就无法普及。这种说法有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粤剧根本不应该把五岭之外视作普及的目标，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你孜孜不倦地向陕西、山东、青海推广粤剧干吗？就算精力过剩，也没必要这样浪费。
其次，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粤剧的历史。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桂林中州话”的，即所谓北方中州口音的“戏棚官话”。真正用粤语来做舞台语言，是从清同治年间才开始，迄至1920年代，“戏棚官话”才完全被粤语取代。这一改变，对粤剧的发展来说，是上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台阶。
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是唱给广东人听的。这一点切不可忘。不要总是抱着“让全中国都来听粤剧，让全世界都来听粤剧”的空想。有些人一听洋人在晚会上用英语唱京剧，就沾沾自喜，以为连外国人都加入了保护国粹的行列了。殊不知那些只是噱头而已，对真正的京剧发展并无裨益。
无论物换星移几度秋，粤剧在广东始终有一批忠实拥趸。广东人把粤剧叫做“大戏”。推敲起来，粤剧属于皮黄系统，但并没有明显的师承，博采众家之长，血缘十分庞杂。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在粤剧里都能找到一点影子。还有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的元素。广州方言属声调性，各种道白形式都有很强的音乐性，因此，从广义来说，粤剧的道白也是一种音乐。
在有戏院之前，戏班都是坐着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在水乡渔市间漂泊，哪里乡下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演出。“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幕红船泊晚沙”。有时天气骤变，红船在茫茫江海之上，风雨交加，雷电大作，戏班便会全体动员起来，在船上大演《八仙贺寿》。我们试想当时情景：黑云压顶，洪波涌起，红船就像一根断苇，随波逐流，艰难前进。全体演员们在锣鼓锵锵声中，冒雨向天跪拜，齐声高诵：“东阁寿筵开，西方庆贺来，南山春不老，北斗上天台。”这种场面，既悲壮万分，又凄凉至极，使我们不禁为这些粤剧演员的境况怆然而涕下。
粤剧的历史，以前人们没有很好地整理保存下来，残缺散失严重。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我们除了深深地惋叹，无能为力。就像红船，虽然大部分在战争时期被毁坏，但战后仍有幸存，却因无人照料，随着光阴荏苒，已全部付之逝波，连一条也没有剩下了。一些粤剧界的泰斗，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但考其生平，竟几近空白，就像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誉銶（一名江枫）。是粤剧界著名的开戏师爷（编剧），才华横溢，为薛觉先写过不少经典剧本。抗战时期，广东韶关沦陷，南海十三郎带着救亡剧团，冒死穿越日军封锁线，逃往粤东的故事，在梨园传诵不绝。抗战胜利后，南海十三郎得了精神病，到香港定居，生活相当落魄潦倒，终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1956年薛觉先逝世，刺激他病情恶化，被送入香港青山精神病院，1980年代初辞世。
历年来，以南海十三郎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都出过不少，但其实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未经征信考核，甚至连他的笔名来由，也众说纷纭。一代天才，留落人间的形迹，皆如鸿爪，恒在依稀仿佛间，令后人低迴叹息不已。
喜爱粤剧的人，谁也不会忘记唐涤生这个名字。他所写的粤曲唱词，清隽雅丽，音韵和
谐，被粤剧爱好者形容为“字里行间有一股馥郁芬芳的余韵，袅袅无穷”。曾经有人问我，粤剧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我虽非行家，但一提起粤剧，总有一种凄凉婉转的意味，涌上心头。我觉得唐涤生写的唱词，最能代表粤剧的神韵。试举一段，以飨读者：“画栏风摆竹横斜，如此人间清月夜。愁对萧萧庭院，叠叠层台。黄昏月已上蟾宫，夜来难续桥头梦，飘泊一身，怎分派两重痴爱？不如彩笔写新篇，也胜无聊怀旧燕，谁负此相如面目、宋玉身材？”真是一唱而三叹，读唐诗宋词，亦不外如此。
已经失去的，我们无法让它再生，但还没有失去的，断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上失去。
我有时在电视上看见香港的歌星登台唱粤剧，感触很深。他们唱得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甚至连功架台步，也学得惟妙惟肖，好像他们本来就是粤剧演员。反观我们广东，有几个流行歌手肯在台上唱粤剧的？他们宁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喊什么“翠花，上酸菜”，也不愿唱一唱自己家乡的粤剧。
如果我们不加以爱护，一个剧种的失传，并不是危言耸听的事情。据统计，在中国已知的360多个地方剧种中，有半数以上目前已走向消亡。
陕西过去有地方戏30多种，现在，全省有名称和演出团体的剧种不到10种；
江西省流传的34个剧种中，大约有8种已完全消亡；
山西省在建国初期还有52个地方小剧种，现在只剩下10多个剧种有专业剧团；从1984年至今，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
这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严重。粤剧会不会有一天也面临这样的处境？这不是杞人忧天。虽说广东是经济强省，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一不缺少资金，二不缺少人才，三不缺少观众，一些资深的粤剧界人士也认为，粤剧在广东还是很有观众缘的，在许多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中，常常高踞第二、第三位，但问题是怎么把这上面所说的三者有效地串起来，使整个市场真正活起来。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件事了。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粤剧名家进校园”、“大学生粤剧生活体验”、“大学生粤剧一日游”、“粤剧与大学生零距离对话”……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一次两次的活动，能有多大成效，实在无须过分介怀。广东人的性格一向平实，只求做好自己的本份，尽了人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到了收获的季节，自然会有所收获。
希望每一位广东人，就算你不会听粤剧，就算你不爱听粤剧，也请你为粤剧鼓鼓掌。因为，这是你家乡的戏剧。
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靓少佳、新马师曾、文觉非、千里驹、白燕仔、萧丽章、罗品超、郎筠玉、罗家宝、梁醒波、芳艳芬、红线女……当我历数着这些广东人十分熟悉的粤剧名伶的名字时，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段凄怨缠绵的《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深红色的天鹅绒大幕缓缓开启，聚光灯下，他们的扮相、他们的台风、他们的唱腔，成了几代广东人的回忆，不可磨灭。舞台因他们而精彩，人们的庸常生活也因他们而有了一缕悠然的韵味。
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远？
近两年，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的呼声愈来愈高，相关的讨论也很热烈。10年前，人们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而激动，现在又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而激动。这口号确实很振奋人心，但它的潜台词似乎是：广东现在还不是文化大省。或者说，广东现在是人口大省，文化小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总和，不是论斤秤的，也不在乎先进与落后，只在乎有多少人买你的
账，有多少人愿意按你的方式去生活。
“文化沙漠”本来就是强加给广东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像《西游记》里的“唵、嘛、呢、叭、咪、吽”咒语一样，压得孙悟空翻不过身来，其实揭开一看，什么也不是，破纸一张。很多时候，癞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别人不停地说你是癞子，说啊说啊，听多了，你也开始相信自己是癞子了。
因此，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广东从虚构的“文化沙漠”中拯救出来，也不是为了洗脱“南蛮”的嫌疑，更不要为了建设文化大省，而把广东固有的文化毁坏了。一位头脑清醒的广东CI专家在《羊城晚报》上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广东没文化，或文化很少、很小，所以要建文化大省，我认为没什么意义。如果从区域竞争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文化建设来提高广东的竞争力，这我倒赞同。因为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
他说到了关键之处。早就有学者指出：国家、区域之间，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是制度，100年比的是文化。
可是有人不同意，反驳说：这是偷换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乃属于“文明”范畴。大家说广东没文化，通常是指狭义的“文化”，偏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
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查查《辞源》，或指文章博学，或指文献典籍，并非指以文字表达的某一类艺术形式。中国的传统文人，都是诗文书画，无所不通，艺术与学术融为一体。像张九龄、陈献章、湛若水这些大家，既做学问，也吟诗作赋、也挥毫写字，闲来也治印，画竹子，也弹琴，既可以教书，也可以做官。他们的学问通常是以优美的文章辞赋，流传于世，从老庄到孔孟，由唐宋至明清，这个传统乃一脉相承。很少有人会故意把学问做得晦涩难懂，以此标榜自己是职业的哲学家、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文学家。
南宋以降，广东文坛，以诗最为繁荣。广东诗风一向以沉郁雄浑为主调，大有盛唐遗风，这也与人们以为岭南文学就是市井文学的偏见，迥乎霄壤。四库全书对宋昴英有一段评语，视作对广东文学的一个概括，亦无不可：“其文质实简劲……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为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金元入主中原，停废科举达80年之久。由于宋代儒学兴盛，儒生多如牛毛。到了元代，重武轻文，儒生大量过剩，流离失所，连衣食都成了问题。强汉盛唐的遗风，在中原早已荡然无存，惟剩下散曲杂剧当令，纤巧颓靡之作，大行其道。然而，这时的岭南诗人，依然保持着一贯雄远壮烈的气度，傲然独存。
明清数百年间，广东诗林开亘古未有的盛局，有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又如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前有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的“南园五先生”，后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岭南三大家”。
在三大家中，陈恭尹与屈大均的诗，以气节自负，山川清高悠远之气，一一从胸襟中自然流出。而梁佩兰的诗文，则以酬赠咏物见长，往往情寓于物，物中见情，浑然物我，情景俱出，读来韵味无穷。郁郁乎文哉！中原虽然是诗礼传家的冠冕之乡，但面对广东一时无两的气势，亦不得不退避三舍。
这是中国古体诗最后的辉煌。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千疮百孔的病态，古体诗词被视为“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文学界主张废弃古典语文，改取白话的语体语文。文学革命的飓风，平地而起。人人争作白话诗，广东以梁宗岱、黄药眠等人为代表的新诗，恍如一夜东风吹，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称赞梁宗岱是“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
从梁启超鼓吹“新文学”、“新史学”，到黄遵宪首倡“我手写我口”的新诗革命，广东新文化异军突起，开始酝酿转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的嬗变。及至1920年代，南方弥漫着红色革命的气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成为舞台主角。大动荡的年代，广东崛起以欧阳山、草明、萧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他们的目光与笔触，开始转向普罗大众，当时以《广州文艺》周刊为旗帜，发表了一系列粤语小说，从而揭开岭南文学的新一页。
关于岭南文学的内涵，多年来迭经争论。有人说是海洋文学，有人说是市井文学，有人说是水乡文学，也有人说是都市化文学。无论如何定义，经过“左联”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洗礼之后，以南方城乡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已渐渐成为广东文学主流。岭南特有的乡土味、市井味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其重要表象。
到了1950、1960年代，随着欧阳山的《一代风流》、黄谷柳的《虾球传》、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类型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均日臻成熟，登上了一个高峰。无论将来如何评价其文学价值，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无法抹杀的。
文革以后，广东的文学创作也一度领尽风骚。《花城》作为广东最大型的文学杂志，跻身于全国“四大名旦”之列。直到今天，无数文学杂志已纷纷改换门庭，有的成了时尚杂志，有的成了生活杂志，有的索性关门大吉，但像《花城》、《广州文艺》这些广东杂志，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有一次，我陪一位北方朋友逛广州西关古玩城，然后在泮溪酒家饮茶。席间他忽然大发感慨：“字画作品还是外省精品多，像吴昌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丰子恺、启功，数得出来的都是外省的，你们广东就没几个大师呀。”我嘴里的茶差点喷了一桌。我说：“你拿全中国的大师与广东一省比，不公平。你试着一个省与一个省比，广东绝对不会比别人差。苏六朋、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黄君璧……这些可都是广东人啊！”
岭南画派兴起于20世纪初，由“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开创。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最终目的则是通过艺术的陶冶以“改造国魂”。岭南画派有四大艺术特点，一是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二是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三是博取诸家之长；四是发扬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
这些纯技术的解析，大部分门外汉听了，还是一头雾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人，是那些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水土上人。他们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头上顶着同样的天空，大家都是广东人，何以他们就能够活得比许多人都有声有色得多？何以他们就能够冲破世俗的宗尚，以一己的才情与气魄，开辟岭南文化的新生机？究竟是天赋？是学养？还是奋斗的结果？实在让我等晚辈感慨万端。
岭南画派虽然是“岭南三杰”所创，但不可不追溯到他们的师承——人称“二居”的居巢和居廉。
居廉在花卉草虫画方面的成就，与顺德黎简的山水，前后辉映，同为清代广东最重要的两位画家。黎简性格耿介，一生不仕，靠卖画、卖文及教馆为生，自称“狂简”，以诗、书、画三绝，饮誉中原，作品是当时的朝贡精品。而居廉却一生潜隐治艺，足不出五岭，与中原画坛素无交往。
居巢所绘山水、花卉清雅绝俗，草虫则活灵活现。明清绘画极重人品胸次、品德修养，认为只有人品高尚，才能画得出优秀的画作。“二居”的人品与画风，对岭南画派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高剑父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广州“三.二九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是敢死队员之一。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担任“支那暗杀团”团长，专门暗杀朝廷官员。民国成立后，他功成不居，献身艺术，创办春睡画院，主教南中美专、市立美专。
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慕名来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门限为穿。而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也不计较报酬，一生作画无数，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数目了。他甚至会把作品送给街边素不相识的卖牛杂小贩。他作画不仅技法不袭窠臼，内容、构图也往往出人意表，有一幅国画山水，竟然出现一架翱翔的飞机，恐怕连后来的所谓先锋艺术，也要自叹弗如了。
高奇峰是高剑父的五弟，后来和高剑父在上海出版《真相画报》和创办审美画馆，在广州又出版《时事画报》，鼓吹革命。他多年潜心研究传统四格六法，力倡新国画运动，其绘画艺术，自成一家。孙中山曾几次称赞他的《海鹰》大轴、《秋江白马》和《雄狮》等杰作，足以代表革命的精神。
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7岁就拜在居巢、居廉门下习画，后来更做了居巢的东床快婿。和“二高”一样，陈树人也是一位在民国年间很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晚清国家内忧外患，天下沧海横流。他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随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陈树人从日本返国，任广东优级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
陈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贡献甚大，他力主推陈出新，不规范于古人，但其作品却保有一种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卷气息。陈树人的生活相当严谨，不二色，不吸烟，不赌博，他提倡艺术家要“德成为上”，“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在他看来，诗文书画皆足以表现作者人格，可贵的艺术莫如高尚人格的表现，至于技巧熟练其次焉者耳。陈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岭南三杰”，开一代宗派，影响所及，蔚然成风。
高剑父的一脉传人，以关山月、方人定、黎雄才、李抚虹等人为代表；而高奇峰的一脉传人，则以赵少昂、周一峰、何漆园、叶少秉、张坤仪、黄幻吾等人为代表。他们始终秉承当年三杰的创新精神，入法脱法，推陈出新，使岭南画派发展成为国画中一个深具影响力的画派。
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在1959年创作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长期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我第一次记住了关山月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幅气势宏大的画作开始的。关山月笔下的山水和梅花，在海内外尤享有盛名，被誉为“当今画梅第一人”。
赵少昂擅画花鸟、走兽，以艺术负当代众望，群伦所宗。徐悲鸿盛赞他“天才豪迈，有出蓝之誉……其画可爱，尤其品可慕也。”
岭南画派以“折衷中外，融会古今”为宗旨，以广东人的人文精神为依归，其艺术成就，有如大星巨耀，光照画坛。
我不知道这一番滔滔讲述，能否打消这位北方朋友的偏见。其实，不说别的，光是这个西关古玩城，号称全国“四大古玩市场”之一，如果没有一定的份量，敢在艺术品市场中呼风唤雨吗？大量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还是通过西关古玩城这类民间力量，用重金从海外抢救回来的呢。
广东的艺术品市场一向十分活跃，与北京、上海可以比肩。1994年，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后，在第一场拍卖会上，就有数十件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徐悲鸿的作品是来自海外的，这是首次实现了中国艺术品从海外回流。拍卖会还创造了中国书画单场成交1500万元的国内纪录，当年轰动了整个艺术界和收藏界。有人也许会说，买家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又不全是你们广东人。说得没错。但广东能把卖方和买方都吸引来，并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拍卖，本身就反映了广东艺术品市场的成熟。
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收藏·拍卖》杂志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些资料：
1994年，广州嘉德赞助《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举办的小说新人奖评选活动。
1995年，广东举办希望工程筹款艺术品拍卖会，为希望工程筹得236万元。同年，广州嘉德在华南地区首创以普罗大众为主要对象的艺术品“周日拍卖会”，使寻常百姓也能参与艺术品市场。至今“周日拍卖会”已举办了59期，成交总额达3820万元。
1996年，广州嘉德在汕头举办当地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开创了省内中等城市举办拍卖会的先河。
2002年，广州举办“阳台书屋藏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以100%的成交率，再创国内书画专场拍卖的最高成交率。
有人说广东人穷得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广东人的“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达利作品互动展”、“毕加索版画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和“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一类高质量的艺术展览；可以欣赏到北京现代舞蹈团、台湾云门舞集、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青年舞团和广州实验现代舞团的精彩表演；可以看到广州芭蕾舞团的新剧《梅兰芳》；可以看到轰动一时的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可以观赏到俄罗斯国立芭蕾舞团的《天鹅湖》；还有维也纳童声合唱表演音乐会、德国汉堡蒙特威尔蒂合唱团的演出……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每天都生活在不同的艺术之中。如果用“贫”、“富”来形容，广东人可以称得上“腰缠万贯”、“坐拥金山”。只不过在一些人的眼里，只容得阳春白雪，容不得下里巴人。他们只承认意大利歌剧是艺术，不承认粤曲、潮剧、客家山歌是艺术，尽管他们自己也未必懂得欣赏意大利歌剧。
我听到有一种批评广东人的意见说：“这些年，广东的通俗文化发展迅猛，也影响了内地。但在高雅文化或纯文化方面却发展缓慢。”一堆似是而非的概念，让人头晕。且不说什么叫通俗文化，什么叫高雅文化，争一百年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光是“纯文化”这个的概念，就令人笑倒在地了。据说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不知有没有一种是对“纯文化”的解释呢？
我从历史到现状，从建筑、音乐、戏曲到文学、艺术，对广东文化作了一番简略的扫描，只为说明一点：如果把全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文化划分大、中、小的话，广东绝对可以排在“大”的前列。两千多年历史摆在这里，不是谁封的，也不是自我膨胀的虚骄之词。论虚骄，还轮不到广东。今天广东的奋斗目标，只不过为“正名”而已。
已经发了一千年，还叫暴发户？
在各种贬损广东人的言论中，除了“文化沙漠”之外，还有一个听得人耳朵起茧的，就是“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一个穷光蛋捡垃圾时捡了一块大金砖，这就是暴发户了；一个人用两块钱买彩票中了个500万头奖，这也是暴发户了。但广东怎么暴发？有人不服气地说，广东之所以富甲一方，不过是拜中央政策所赐，如果不是中央照顾你们，让你们喝到改革开放的头啖汤，广东能发起来吗？
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早在两汉时代，靠着海上丝路，广东已经走上发家致富之路了。当然，金山银山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自己从地底冒出来的，而要靠广东人风里浪里，千辛万苦，拿性命博回来的。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年的广东商人，驾驶着远洋大船，满载丝织品、陶器、青铜器，扬帆出海。而当他们返航时，船上则满载珠饰、犀角、象牙、玳瑁、璧琉璃、琉璃、水晶、香料等物品。从内地来办货的商人，云集码头，攀肩搭背，踮起脚尖，期待着大船靠岸。那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的场面啊。《汉书》上说：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就是一个内地与海外货物交易的集散地。
隋朝是历史上的一颗超新星，与秦朝相仿佛，光芒耀眼而短命。隋朝对南海贸易十分重视，广东的贸易地位迅速上升。广州与其他城市间，“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据唐相李吉甫追述：“（隋）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一派兴旺繁盛的景象。唐代广东人的远洋商船，早已乘风破浪，到达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了，天下财富滚滚而来。
李唐末年，藩镇之乱造成了天下分崩离析的局面。南汉王朝乘机割据一方，虽然天不假年，但由于它是自立为王，自己赚钱自己花，无须向长安缴纳赋税，因此，反成了广东历史上一个最奢华靡丽，最纸醉金迷的时代。据史记载，南汉皇帝“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根本不把中原放在眼里，“有欺四方，傲中国之意。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
宋、元两代都实行海禁。在高压政策之下，海外贸易急速萎缩，元气大伤。明代也屡禁海民通番，禁止使用番货，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属违法，就是一块木板也不准下海。我们在嘉靖皇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到如此命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但由官方机构市舶司垄断的所谓“四夷朝贡”贸易，不在禁例之内。嘉靖年间，朝廷取消了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只留下广东市舶司，继续运作，成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港口。而内地的货品，也只能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人们把这叫做“走广”。
虽然朝廷严禁出海，但利之所在，天下趋之，何况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广东人？“山高皇帝远，海阔疍家强”，明万历年间，广东商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广东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贸易，年利恒百余倍。”这类私人船队的规模，亦颇可观，文献记载：“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在茫茫南海，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商舶，终年搏击风涛，漂洋过海，恐怕是难以统计的了。
当时的广州城，堆金叠玉，繁华似锦，“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在十八甫一带，官府建起了精致华美的怀远驿，以招徕外商，驻泊买卖。绸缎、铁器、蔗糖、布匹、茶叶、地席、木棉和瓷器的货栏，一家连着一家，成行成市，货如轮转。
到了大清开国之初，由于郑成功在台湾反清，朝廷继续厉行海禁，但后来台湾收复，海禁也随之松弛。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在广州，指定以十三行总揽对外贸易，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广东人的黄金时代又来了。
1757年，乾隆封闭闽、浙、江3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这并不是政策优惠广州，让广州先富起来，而是皇上觉得江浙口岸离北方太近，万一被洋人入侵，难免有鱼溃之局，因此不能开放。广州离帝都十万八千里，要烂到北京，一时半刻还不必担心，就把它开放给洋人去闹吧。考究起来，有点丢卒保车的意思。不过，粤商并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心理，总之他们抓住一切商机，拼命增加自己的财富。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都流向了广州的十三行。这是十三行的全盛时期。
屈大均有竹枝词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当年的十三行，富可敌国。潘、伍、卢、叶四大富商，凭着十三行的垄断经营，跻身世界级富豪，据说其家产总和，比当时朝廷的国库收入还要多。美国《华尔街日报》把伍秉鉴（十三行首席行商）列为世界千年50富之一，其家产达2600万银两；潘仕成的家产也有2000万银两，潘家花园的房子可容纳上千人，有法国报纸形容，其房产比一个欧洲国王的领地还要大。
关于他们的逸闻轶事，坊间流传甚广。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元银票，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满不在乎地把欠条撕碎，说账已结清了，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继承父业，也是一代富商。伍崇曜做生意的手法很简单，当远洋商船靠岸时，他便到码头逛一圈，甚至连详细货单也不看，随便指着那些商船说：这条船我出价若干，那条船我出价若干。金口一开，就算成交了，从来言无二价，也没人敢和他讨价还价。
种种市井传言，经过不断地添油加醋，在广州人心目中，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道光年间，十三行失火，烧了七天七夜，最后那些熔入水沟的洋银竟然凝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锭，坚不可破！有一本叫《触藩始末》的书，描写十三行失火的情景：“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焚烧珠宝的凡夫俗子，读了这样的记述，不禁啧啧称奇。
说广东人是“暴发户”，真是天大的笑话。广东人已经发了上千年，何来“暴发”一说？那些以为广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起来的人，真该补补历史课了。尽管在粤北山区，还有不少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还很艰难。但沿海地区民熙物阜，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广东办经济特区的过程，看看广东人是如何迈出成功的第一步的。现在，有些人似乎忘了广东当年是如何走过最初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忘了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了，有意无意间，把广东搞经济特区，说成是捡了什么便宜，好像是中央故意把一块大肥肉搁到广东的碗里似的。
这些人如果不是健忘，就是故意歪曲事实。
当年中央在广东搞特区，并不是对广东的“特殊照顾”，而是要广东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开路先锋。1978年底，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的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时，并没有确定是哪些地区；中央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广东可以争取，其他省也可以争取；深圳、珠海、汕头可以争取，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温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等城市也一样可以争取。中央并没有特别垂青广东。
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事实上，不是中央逼广东“先行一步”，而是广东主动要求先行一步的。1979年1月，作为建立经济特区第一声起程炮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就是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就这样，蛇口凭着努力争取回来的审批500万美元项目自主权，和交通部招商局利润留成中5000万元投资自主权，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海滩上，开始了历史性的冒险改革。
紧接着，广东自行在深圳划出一块地区作为试点，出租给外商，投资兴建工厂、旅馆、旅游区，按国家规定进行管理和收税；采用投标方式，价高者得；在深圳开设外币商店；兴建一些宾馆，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供游客游览、游泳、度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办特区探路。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
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意味着，搞特区不是捡便宜，不是天上掉块大肥肉下来，而是要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在财政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更重要是在体制上、观念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文革刚刚结束，极左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体制严重僵化的大环境下，改革要冒极大的风险，搞不好是要人头落地的。
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会上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出格”的话，北京决不会说，上海也决不会说，别人都不会说，只有广东敢说。
广东不仅敢说，而且敢做。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有什么大动作吗？似乎没有。但广东在一个月后，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一个整整齐齐的方案，摆在面前，证明广东是做足了功课。最后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先行一步，搞经济特区。
广东的确受惠于中央政策，如果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种体制之下，广东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别忘了，这个政策既是中央定的，也是广东人自己千辛万苦争回来的。改革初期，虽然上有政策，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重重，中间隔着万壑千岩，阻力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以致一度造成“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的局面。
然而，广东人不会坐着等运到。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粤、闽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上，广东代表提出，能不能由中央定出几条大杠杠，几项大原则，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好了。直到今天，重读当年广东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勇敢和直率，仍不禁为之击节称叹。
我把广东代表的发言摘录几段在此：
“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有些部门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
“在几条大杠杠下，你们（中央）把我们忘掉好了。”
“你们（中央）不拿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中央如果放手让我们去闯，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当广东人冒着政治风险，努力争取政策时，为什么别的省市就一声不吭呢？有人还等着看广东的笑话；有人跑到深圳转一圈，就放声痛哭，认为红色江山已经变色了；有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外，什么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就像当年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江上鼓浪前进，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
可是等广东杀出一条血路了，经济上腾飞了，一些有酸葡萄心理的人又钻出来说风凉话了：“广东只不过靠了中央的优惠政策才富起来的，给我们同样的优惠政策，我们也行。”好像广东是冷手执个热煎堆似的。
从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到现在已经25年了。有关经济特区的各项成就，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小媒体都有报道。上网搜搜，有如恒河沙数，如果把所有资料都下载打印出来，顶得上一套四库全书。我随手撷取几组数据，胪列于下，作一个小小的存照：
1980年代，广东有一句口号响遏行云，“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年后，这个标语依然高高耸立在深圳蛇口。深圳建53层的国贸大厦时，三天往上盖一层楼，这个速度，在当年近乎奇迹，令全国人民惊叹不已。各行各业都急起直追，从而创造了一个“深圳速度”的神话。
从1980年至2000年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递增31.3%的速度发展，大大超过以前联邦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全盛时期的发展速度。2002年，深圳市GDP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稳居第4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人均GDP雄居中国大陆首位。
2002年的深圳，还有多项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2位。外贸出口总额达连续10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
榜首。2003年，深圳的经济增长率再创8年以来新高。
仅25年间，深圳便由一个荒凉的小渔村，迅速崛起而成一座有500多万常住人口，高楼林立，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型城市。这种惊人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作为广东人，能不自豪？
再看看珠海，25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偏僻落后的小镇，现在摇身一变，已经成了全国唯一获得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以及“国家园林绿化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殊荣的美丽海滨城市，还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称号。可以预期，港珠澳大桥一旦落成，前景将豁然开朗，必另有一番景象。
号称“粤东门户，华南要冲”的汕头，发展也十分迅速。其间虽屡屡受到走私问题的困扰，元气大伤，但从1981年至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仍以年均13.5%的速度递增；其中最低的2000年也比上一年增长7.3%。1992年和1997年，两度进入“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
作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当初把经济特区放在上海，以上海人输不起的性格，一定泡汤。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感慨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但作为上海自己，为什么要坐等中央来选择她？为什么她不能像广东一样来选择自己的位置？
北方人是“利不十，不变法”，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赢利的好事。只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广东人就会义无反顾。只有广东人才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也只有广东人才有这么厚的脸皮和坚忍不屈的毅力，能够在“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热风冷雨中，一边写检讨，一边坚持摸索前进，硬是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些海上丝路的后裔，为中国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
“我喜欢钱，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贵农贱商”。农业是立国之本。然而，受到国家重视的农业，农民偏偏一贫如洗；而被国家轻贱的商业，商贾却反而腰缠万贯，家肥屋润。这种现象，包含了某些近乎悖论的矛盾。于是，传统文化不得不灌输给人们“安贫乐道”、“穷通有命”的观念，要求人们“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鼓励人们把家中的敝帚当成珍宝。
但这套道德理论，在广东却没有什么市场。广东人并不讳言自己追逐财富，也不觉得这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人们常常称赞广东人如何勇敢地冲破儒家“重农抑商”的观念，其实，对于广东人来说，谈不上勇敢冲破，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信奉过这个观念。他们笃信的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几百年前，当北方人还在私塾里高声诵读“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广东已经是“富盛天下，负贩人多”，“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了。
自古以来，朝廷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既要依赖广东人去赚钱，又要蔑视他们赚钱，还暗暗担心他们太会赚钱。于是，一方面，广东人创造的利润源源不绝输入国库，另一方面，还要背负着“暴发户”、“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等的恶名，为圣贤所不屑。雍正皇帝就曾经怒斥：“在广东本土之人，唯知贪财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
不过，广东人对此似乎不太在意，或者说，他们很少去想，也不打算辩白。如果有时间，他们宁肯去想，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所说的小人，并非卑鄙小人，而只不过是说平民百姓而已。平民百姓谋利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晚清大思想家魏源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大意是说，做官的人、做学问的人应以“名”为人生目标，以名教陶养精神，不必言利；而老百姓则应以“利”为人生目标，不妨光明正大地逐利求财，但要保持一个合理、合法的度。魏源这样解释儒家的名利观，可以说是跨前了一大步。
对于金钱，人类一向是爱恨交集。人们既信奉“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的信条，又痛恨“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现象。萧伯纳说：“没钱乃万恶之源。”但莎士比亚却怒斥：“金子，把恶的变成善的，把丑的变成美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剖析之后也得出一个结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他们说的意思，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儒家文化教导人们“视钱财如粪土”。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说过，“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后来，毛泽东更提出要做“五种人”，即“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求按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标准去修炼自己。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中国人不断地狠批利润挂帅、狠批金钱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经过30年的磨练，广东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如果祖宗是三代贫农四代乞儿的，上街都可以横着走了。
这时如果你说广东人有发财相，将来会赚大钱，发大财，恐怕除了笑掉人的下巴外，不会有别的反应。
然而，机会终于来了。
1980年代是属于广东人的。他们是这个年代舞台上最耀眼的一群，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令世界目瞪口呆。一夜之间，计划经济的坚冰被他们打破了，金钱、财富、权力、市场这些概念都被他们重新定义了。
金钱，这个沉睡多年的怪兽，突然苏醒了。在“全民经商”之风的吹袭下，红红火火的广东的土地，仿佛弥漫着一种魔力，很多人一踏上这片土地，内心就好像有千万只虫子啃着他的心肝脾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头脑昏热，心浮气燥，情不自禁地想发点什么小财。多少人终日挟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四处奔走，逢人就打听：你要水泥吗？你要钢材吗？你要纯碱吗？我给你3%的回扣。
一说起生意经，人人眉飞色舞，谈上三天三夜也没问题，早茶午饭宵夜直落。我常常听见一些朋友口出狂言：“其实赚它一二十万并不难嘛，只要抓住机会就行。”这话听了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到大街上抓机会去，拿着通讯录一边翻一边想“我先赚谁的钱好呢？”真是豪情万丈，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积30年的能量突然爆发出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猛
然间受到巨大的冲击，摇摇欲坠了，有些顷刻瓦解，有些重新排序。这时的广州、深圳，确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希望，但也充满了危机。
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财是养命之源，只要取之有道就行了。这是古圣贤的教导。个人赚钱的动机是高尚还是龌龊，并不重要，它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重要的是赚钱的规则是否完善。规则的好坏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当社会患上种种奇难杂症时，不能怪人们“贪婪”、“自私”，怪只能怪没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
然而，许多人不在规则上做文章，却只会挥舞道德大棒乱打，拼命想关上被广东人打开的窗口。当时广东创办的《南风窗》、《黄金时代》和《南风报》，竟被批评刊名与金钱有关，与香港和资本主义沾亲带故。一时间大帽纷飞，杀气四起。人间无端之事，往往如此。这些人对金钱的恐惧，简直到患上神经官能症的程度。
但他们全都失望了，石头一经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
1987年，有3位“青年教育家”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致力于为青年“传道、授业、解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是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他们的演讲，在全国各地受到热烈欢迎。
1988年，他们来到了深圳。在与蛇口青年的座谈会上，李燕杰和曲啸畅谈了他们参观了深圳和蛇口的感想。曲啸在称赞之余，也表示出对某些现象的忧虑，他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这是极少数的淘金者。”
但“淘金者”这个词一出，马上招来蛇口青年的提问：“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曲啸说：“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了。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
蛇口青年立即反驳：“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我们蛇口青年以淘金者自居。深圳就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的。”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纳税，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不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曲啸也认为，当年美国那场西进运动，采用的互相残杀、掠夺、坑蒙拐骗手法，以及对当地印地安人的残酷掠夺，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今天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相同之处，但我们绝不允许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那些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之类的办法。
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的一位干部事后说，我们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曲啸痛心地表示：“街上跑的小车几乎都是外国的，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但青年们觉得这个说法太肤浅，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蛇口通讯报》一位记者反唇相讥，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也是落后的表现。
曲啸等人赞扬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蛇口青年则指出，这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这次争论，被当年的《蛇口通讯报》称之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用今天的眼光看，蛇口青年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但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1988年
，竟还可以轰动全国，本身就很意味深长了。有许多观念，不是盖几座摩天大楼，办几间三来一补工厂就能改变的。
有一次，一个上海参观团到了蛇口，其中有一位经理，对负责接待他们的深圳经理说，他在上海拿的工资，比他手下的职工还少。深圳经理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经理要比职工少拿工资？
这位上海经理作谦谦君子状回答：“改革有不少阻力，有人议论你搞改革无非为了多拿几张花纸头。所以，我拿得少就证明我搞改革并非拜倒在孔方兄（钱）脚下。上级给我每月的补贴，我也不拿，拿了议论更多。”
深圳经理笑曰：“你这样做，在上海会得到‘不计名利’的赞扬，可在深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一个月的工资按规定多少，照拿不误，多劳多得，这一点我不谦让。当然，如果我不称职，可以把我撤掉。”
这两个经典的故事，对广东人的事业观、金钱观，是十分生动的注脚。虽然那些深圳青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他们是自己扛着铺盖卷，不远千里到南方来创业的。不过这群新客家人，已经接受了广东人的价值观——他们当中不少人就是冲着广东人的价值观才来的。
1980年代，金钱是个令人疯狂的东西。地皮、批文、回扣、官倒、个体户、万元户、炒更、下海、跳槽、股票……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凡是1990年在深圳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用旅行袋、纤维袋、公文包、学生书包，装着大捆大捆的钞票，带着一身酸臭汗味，挤进了证券交易所。他们当中，既有个体户、工人、农民，也有机关干部、离退休干部、待业人员、教师、学生、厂长、经理。
流传最广的故事是某某人要用全副身家去炒股，妻子不同意，就把身家对半分了，后来老公成了百万富翁，目光短浅的妻子只好守着那几千元后悔莫及；另一个故事是说深圳某某人在若干年前被单位摊派买了两千元股票，压在抽屉里忘了，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两千元已经变成了几十万元，就算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也吃不完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故事渐渐失去了它诱人的光芒。
进入21世纪，是中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时期。十几年前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靠打几个电话，吃吃喝喝之间，弄几张批文，炒炒地皮就能一夜暴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粤商，也进入了成熟期。
随着1970、19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广东人慢慢长大成人，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对刚刚过去的物质匮乏年代没有深切的体会，受1980年代那股近乎疯狂的“抢钱潮”影响也比较少。那些在1980年代曾令人如痴如狂的一夜暴富的神话，他们往往一笑置之。与其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不如找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老老实实挣钱，开开心心做人。他们对实现自我，比对挣大钱、揾快钱有更高的期望。
广州人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他们习惯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既不愿意向别人借钱，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举债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无债一身轻（不借债一身轻，不放债也同样一身轻）。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成都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广州人对从“金融机构取得抵押贷款进行消费”、“有抵押的分期付款消费”等消费信贷方式的接受率最低。也就是说，广州人最不习惯于先使未来钱。
另据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本世纪初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有六成广州人认为幸福源于生活稳定、身体健康和有温暖的家；有三成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感到幸福是由于有知心朋友和一份不错的工作；只有12%的人认为有钱就会感到幸福。
广东人对财富一向保持低调，不喜炫耀，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富不可露眼，贵不可张扬”。广东人把个人财富视作最重要的隐私之一，向一个不太熟悉的人打听他的收
入，就像打听女子的年龄一样，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广东年轻一代在性格上、观念上——特别是对金钱的看法——与广东人的传统，有某种意义上的对接。广东人的传统性格似乎又回来了。
我在两个以广东年轻人为主的网站上，分别发了帖子，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出自己的金钱观。回帖很热闹，我发现大部分回帖，都流露出轻松、平实、豁达、幽默，又不失追求的精神，而1980年代常见的盲目和浮躁情绪，则几乎消失殆尽了。
下面是一些广东网友的回帖：
钱不可多，够用就行。
好天斩埋落雨柴……刀仔锯大树……
我自己的感觉：没钱的人是无耻的！
我本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可惜没有；我转而想要很多很多的钱，可惜也没有。我只好发扬阿Q精神：现在的生活蛮不错嘛，哈哈！
我喜欢钱，由衷地，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钱本身是一种多么纯洁的事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诋毁它？甚至根本不好意思提及它呢。
别人只认钱，我只好去赚钱。
有了强烈追求金钱欲望的人才能有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很多人说：“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其实什么都有了又何必要钱呢？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得捞就捞﹐只要无手尾。
有钱剩，心就定。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笔钱压袋，钱包里的现金最少要够我回家，银行卡里的活期存款一定要够我两个月的日常开支，定期户口里的钱够我两年基本开支。尤其最后一条一定要保证。
爱钱如命，没钱不活。
小富由勤，大富由命。
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心安赚，自在花。
辛苦揾来自在吃。还有一句：来得安心，用得放心。
居安思危，积谷防饥。
……
当我读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回帖时，甚至暗暗有点惊讶，这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春少年的回答吗？看上去怎么像极了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老成温厚、超脱老猾、知足常乐、和平主义的中国人？
有钱大家一起赚
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有人把广东人、上海人、山西人、香港人和日本人的“生意经”，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山西人是你赚了我不干；上海人是你赚得比我多不干；广东人是只要有点赚我就干；香港人是只要不亏我就干；日本人是眼前有点亏将来有赚也要干。
晋商曾经是明清时中国十大商帮中实力最雄厚的，山西人精明、能干、富有、善于理财
，天下谁不知道？谁敢不服？但为什么他们会在近百年间一落千丈，竟至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以前人们一说山西，就想起执金融业牛耳的票号、富甲一方的盐商、茶叶商，但今天一说山西，却让人想起遍地吃人不吐骨的小煤窑。这种强烈的落差，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晋商的没落，主要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死守着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既不肯向外开拓，亦不准外人染指，抱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观念不肯改变。朝廷组建国家银行时，一再邀请山西票号入股，也遭到断然拒绝。当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晋商还继续以万历年代的方式去经营，其黯然衰落的命运，当然是无可避免的。
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一个地方要保持长久的活力，就要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社会才有进步。打开大门，欢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一起赚，表面上好像损失了一些市场份额，但从长远看，只要有好的游戏规则，蛋糕是可以愈做愈大的。
在广东人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生意赚多赚少，而是公平与否。所谓“米贵大为是”（米贵对大家都一样），贵也不是贵我一个。恰恰由于他们有这种平常心，所以生意的成功率反而比别人高，赚的钱反而比别人多。
广东是公认全国最适宜经商的地区之一。做同样的生意，据说在广州可以多赚10%。难怪中外的商家都把广东视作一块大蛋糕，一个个鹰瞵虎视，都想染指，从中分一杯羹。如果没有这种优越的条件，怎么解释1978年广东的商品零售额只占全国1/17，但26年后的今天，已经雄据1/9呢？
最先攻入广东的外地商家，大多是实力雄厚的零售业巨头：北京王府井百货、华联、上海联华，还有百佳、万佳、正大万客隆、吉之岛、家乐福、好又多、国美、苏宁……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杀入的商家，更是不计其数。无论你来多少，广东一样笑口吟吟，无任欢迎，但你想安营扎寨，大展宏图，赚广东人的钱，则要费一番功夫了。广东有广东的气候，有广东自己的风土人情，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
如今这个社会，尽管世界日新月异，新兴科技不断发展，商业模式在频繁变更，客户需求也千变万化，但基本的文化传统却不会轻易改变。广东人之所以为广东人，自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他独有的，别人没有的，可以作为他的身份标签的。你愿意本土化，积极本土化，你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反之，如果拒绝本土化，你可能连粥都没喝上一口，就已经赔了夫人又折兵。
许多外地商家在广州惨淡经营一段时间之后，都深有感触地说，广州商海深不可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每天都有商场开张，每天都有商场结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太阳底下，永远是那么热热闹闹，风风光光。非亲身经历，简直难以相信，营销文化的本土化，对能否在广州立足，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文化这东西，就是神奇奥妙，不由你不信。大部分外地商家在广州落户，都要经历一段水土不服的调适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仟村百货。河南郑州的亚细亚商场于1989年5月开业，仅一年就跨入了全国50家大型商场行列，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参股公司，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仟村百货。杀入广州时，来势汹汹，连亚细亚商场总部也搬到了广州坐镇。广州市民对仟村百货那些90度鞠躬的迎宾小姐、电梯小姐，至今记忆犹新。它在全国是第一家设立琴台，第一家创立自己的仪仗队，第一家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的大型商场。当年的广州街头，到处可以看见仟村百货免费接客的汽车，穿梭往还。
然而，来时惊天动地，去时寂天寞地。仟村百货在广州昙花一现，很快就黯然谢幕了。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他们在经营上过于自信，固步自封，不肯向广州的商业传统让步，不屑于进行本土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仟村百货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几乎都是从郑州派来的嫡系，他们把原先的“亚细亚经营模式”和“亚细亚管理之道”，作为铁一般的纪律，严格遵从，绝不通融。仅此一条，他们在广州遭遇滑铁卢，也就是意料中事了。
但有些人习惯成自然了，从不在自身找原因，总之北方人在广东一吃亏，马上就说是广东人排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是广州的商家联手排斥外地商家。如果确有其事，为什么有些外地商家，又能做得风生水起呢？像王府井百货、吉之岛等等。当初以仓储式商场概念杀入广州的正大万客隆，在头一年就创下9.4亿元的全球最高销售纪录，证明广州消费者并没有故意冷落外地商家啊。
据2003年“中国统一市场建设”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全国地方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地区，北京、上海和河南竟然得票最多，名列三甲。这个结果，也许令很多人大跌眼镜，北京、上海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城市，竟然被众多的被访者选为对内最不开放的地方，确实发人深省。
虽然完全开放公平的市场，迄今仍然是一个乌托邦，但相比之下，广东的市场并不算排外。外地的商家们，应该好好学一学当年赵佗治南越国的经验。赵佗从来不端什么中原上国的臭架子，从来不会摆出一副奉天承运的死面孔，而是放下身段，虚心学习岭南风俗，和辑百越，甚至汉人从越俗，所以他能把南越国治理得有声有色。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人可以做到，现在的人反而做不到呢？
有人把开拓市场形容为“圈地运动”。实际上，商业的地盘不是死的，不是说一朝分茅列土，就是你的世袭领地。市场是活的，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变化之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才是它的常态。广东在欢迎天下商家到自己家里圈地的同时，也以一种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气势，向外拓展。
20年前，顺德一家生产风扇配件的小厂，花了140元从香港买回一台日本全塑超薄型多功能鸿运扇，拆得七零八落，彻底研究一番之后，觉得技术简单，可以仿制。于是向银行贷款，从香港订制全套工模，引进新型注塑机，开始大批生产。他们的产品因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下子风靡全国。
那时对知识产权还没有什么概念，人们只消从海外购买日本、美国、台湾，或香港的产品回来，就可以依瓢画葫芦，大量仿造。洗脚上田的顺德农民，就是从这种简单的模仿开始，很快把顺德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电风扇王国。
1985年，据说全国平均每5台电风扇中，就有一台是出自顺德。20年后，这里已成了中国的家电之都，汇集了科龙、格兰仕、美的、万家乐等国内一批知名家电品牌。曾令北方人谈虎色变的“广货北伐”，就是由顺德的家电产品揭开序幕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北上”这个词取代“北伐”。广东人什么都习惯“低调”，我也从俗。广货的北上，并不限于家用电器，而是全方位的。从夹心饼干、苏打饼干，到方便面、易拉罐饮料、瓶装矿泉水、果冻；从广式家具、灯饰、办公文具，到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从虎头牌电池、TCL，到珠江钢琴，从黑妹、美晨牙膏、蛇胆川贝枇杷露，到富安娜床上用品、阳江刀具……
商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麦当劳在推销汉堡包和炸薯条时，是在向中国传播一种美国文化；索尼、松下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时，也是在传播日本文化。而广货的北上，则是在传播广东的文化。正如丹麦一位未来学家所说，“当我们购物时，事实上我们在商品内寻找故事、友情、关怀、生活方式和品性。我们是在购买感情。”因此，广货的北上，也可以视作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北上。
1990年代初，“广东四小龙”（也有人叫“四小虎”）——顺德、东莞、南海、中山的崛起，相当引人瞩目。以前人们只知道东莞的皮鞋顶呱呱，现在知道她除了皮鞋出名外，还是全球最大的IT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有人不无夸张地说：“东莞一塞车，全球IT业都会发生振荡”。这话东莞人听了很受用，觉得东莞已经与国际接轨了，进入国际化时代了，尽管他们的IT业目前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组装多而研发少。
现在很少人再提“广东四小龙”这个概念了，经过新一轮洗牌之后，人们开始习惯于用珠三角的“东岸”与“西岸”来划分地盘。东岸以深圳、惠州、东莞为主；西岸以珠海、中山、江门为主。在1980年代，东西岸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是今天，东岸已明显超越西岸了。据专家们分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岸的经济是外向型的，扩张速度很快，而西岸则相形见绌。
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危机也如影随形。在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日益与国际接轨，特区政策的优势将渐渐消失，那么，特区的还有什么可吸引人？广东还有没有竞争力？许多人都记得，2002年底，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它的标题是《深圳，你被谁抛弃？》。文章对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投资环境变差、人才外流、资本外流的现象，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分析。
不过，冷静分析，我觉得人才流动，毕竟是一件好事。这个观念早在20多年前就由深圳人教会全国人民了。当成千上万的人才涌到深圳时，就应该意识到，这种流动决不会是单向的。有进必然有出，当初“孔雀东南飞”飞到深圳的人，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候鸟型的，他们会跟着政策走，政策倾斜深圳，他们就来深圳；政策倾斜上海，他们就会去上海。这是一种生存策略，无可厚非。
香港制造业鼎盛时有90万从业人员，现在只剩下10万，流失了80万（其中不乏工业管理人才），香港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被谁抛弃了。产业转移、资本流动也是正常的，香港直到今天还要面对经济转型问题，深圳这么年轻就想一本通书读到老了？
海潮有涨有退，这是自然现象。涨潮时不必妄自尊大，趾高气扬，退潮时也不必神丧气沮，怨天尤人。我以为，深圳要成功转型，首先必须彻底抛弃“特区思想”，不要再空谈什么特区了，摘下头顶的光环，放下高贵的身段。虽然深圳做惯了模范，但时代变了，不要整天当自己是一个另类，一个异数，不要再把什么“计划单列”视作灵丹妙药，更不要一心指望升格为直辖市，就可以飞上高枝变凤凰。所有这些想法，仍然是断不了奶的心理，完全不是广东人的性格。
不过，深圳人似乎还不太习惯把自己当广东人。明明在广东版图之内，却用铁丝网围了起来，闲人免进。在深圳的血液里究竟有多少广东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值得社会学家去探讨。有人说深圳人是无根的一代，是飘来飘去的一代。在社交场合，有人自我介绍：“我是广州人”，“我是梅州人”，“我是潮州人”，他的来路是很清楚的；但如果有人说：“我是深圳人。”你却可能依然糊涂，弄不清他是何方人氏。事实上，我很少听到深圳人会说“我是深圳人”，一般他们只说“我在深圳”。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广东网民在争论，到底广州和深圳谁是老大，双方都不服气，争得面红耳赤，青筋暴现。这个说广州才是综合性中心城市，深圳只是功能性城市而已；那个又说深圳是高新产业，朝气蓬勃，广州是传统产业，暮气沉沉；这边批评深圳精英阶层不肯认同广东，有打一枪就走的心态，衰落是必然的；那边又反驳说人均收入深圳最高、城市环境深圳比广州好，未来深港地区才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我真想跑上去对双方作揖打躬说：“都是自家人，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不过我倒是同意，深圳的出路在于彻底融入珠三角的经济文化圈中。做一个真正的广东人并不掉价，也不会辱没你的血统。把自己放在大珠三角的版图中重新定位。但不管如何定位，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源优势究竟在哪里，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广东不会抛弃深圳，深圳也不应抛弃广东。
两千多年来，谁也没给过广东人什么优惠，秦皇汉武没给过，唐宗宋祖也没给过，广东人照样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只要给广东人一个舞台，不要束缚他的手脚，那么，他就能演出一幕幕精彩好戏。
市场的不断整合是一件好事。只有锐意向外拓展，才能保持活力。这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有钱大家赚”。不论是“四小虎”，还是“东西岸”，或者是“大珠三角”、“泛珠三角
”，实质上还是一个外向性扩张的概念。从一点扩张至四邻，然后扩张至全国，然后扩张至全球，最终纳入全球的经济网络之中。这是广东人的目标。
不过，中国凡事都带有很浓的政府色彩。大凡重要的计划、重要的决策，政府都替你想好了，留给民间自由发挥的空间很有限。大家都靠政策吃饭，政策放宽了，便龙精虎猛；政策收紧了，便像七天没浇水的花草，全蔫了下来。你瞧珠海这十几年，一会儿是珠海机场，一会儿是珠海港，一会儿是广珠铁路，一会儿是伶仃洋大桥……每一个项目都寄托着珠海人的无限憧憬，可最后，却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
究竟我们有多大的人力物力，经得住如此折腾？既然对明天把握不住，有些人为了把今天的利益最大化，便剑走偏锋，大搞短期行为，过了海就是神仙。长此以往，不仅经济受损，人们的才智、心理和性格发展，包括价值观与道德观，也都会受到严重伤害。
印度有一句古谚语：“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性格即命运。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族群来说也同样如此。曾经有记者问美国的金融巨头摩根：“决定你成功的条件是什么？”摩根回答：“性格。”记者又问：“资本和资金哪个更重要？”摩根再次强调：“资本比资金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性格。”这对于我们探讨广东人的命运，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广东人的性格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没兴趣与人争一日之长短，但他们也不惧怕竞争，如果你把长三角与珠三角摆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广东人毫无惧色。他们有足够成熟的理性与智慧。很多时候，他们之所以显得略输一筹，并不是输在才智上，也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需要全程呵护，细心照料，才能健康成长；有些人则是天生命贱，风来雨去，天生天养，你越撒开手，他活得越精彩。广东人是属于后一种人。
广东真的是无商不奸吗？
粤商的名声一向毁誉参半。他们会做生意，这是天下公认的。但同时也有许多道路传闻，纷纷扰扰，甚嚣尘上，令人对广东侧目而视。我们经常听见人们互相警告：广东人无商不奸，为人最不老实，最刁滑奸诈，和广东人打交道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他们用双氧水漂白鱼翅和开心果，用有毒的瘦肉精喂猪，往煤气罐里注水，给腊味加有害的色素，用工业酒精勾兑有毒米酒，把亚硝酸盐当食盐卖……
电脑有假的，汽车配件有假的，手表、皮具、金银首饰、化妆品有假的，玩具、服装、食品有假的，药品、光碟、卫生用品、牙膏牙刷有假的，烟、酒、茶、米、油、盐、酱、醋统统都有假的；在广东的文化市场上，70%~80%的音像制品是盗版的，80%~90%的软件制品是盗版的，40%~50%的图书也是盗版的。广东好像遍地骗子，遍地假货，令人闻风丧胆，防不胜防。
这些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并不讳言，五花八门的假冒伪劣商品，确实充斥广东市场。但愧怍之余，平心而论，这并非广东特色。不少有识之士都指出，当今诚信缺失、道德危机已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
据2004年12月召开的“首届中国打假扶优论坛”透露，目前市场上假冒产品的总量，保守估计，也超过了1370亿元。而从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资信评估专家峰会上传出的信息是：从社会的总体来说，中国每年因失信行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超过1万亿元GDP。
为求先富起来，而不择手段，甚至毫无道德底线，良心也可以喂狗，固为一种有传染性的病态心理，如果到了民族的下一代，还是“大姐做鞋，二姐学样”，那么所造成的损失，就更不可估量了。
前引数字是十分骇人的，但这当中有多少是出自广东？朔州假酒、温州劣质鞋、河南毒米、南京冠生园月饼、阜阳劣质奶粉、龙口致癌粉丝，还有那些轰动全国的水利豆腐渣工程，都不是发生在广东。最赫赫有名的假冒伪劣商品重灾区，包括河南沈丘、周口，浙江温州、柳市，福建云霄和广东的潮安、汕头等地。须要面对良心拷问的，恐怕是我们这个具有礼义廉耻传统的古老民族，而非广东一地而已。
广东之所以较受人注目，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经济比较活跃，是商品的主要集散地，难免龙蛇混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这里的新闻监督又相对比较成熟，一旦出现问题，往往由广东的媒体首先揭发出来。两两相比，某些地方明知道造假泛滥，却拼命遮羞说谎，捂住盖子，非把杨梅毒疮说成一朵鲜花不可，不到人死楼塌，堤崩桥断，也不肯认错，我觉得广东今天虽然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好像名声受损，但长远来说，却是一剂最好的苦口良药。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要由一穷二白，成长至羽毛丰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广东用了25的时间，总算有毛有翼了，但还不是很丰满，因此要格外珍惜。培养一个品牌，也许要花上十几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但毁掉一个品牌，只消一天半天功夫就足够了。一个品牌是如此，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何尝不是如此。
许多人都记得，1982年，一个反走私问题，搞得广东声名狼藉。全国各地都把广东视为“疫区”，严加防范。从广东运去的物资，纷纷当作走私物品，任意扣压、冻结。有些地方的火车站设两个出口，一个供其他省份的人出入，一个供广东人专用。广东人一下火车，就被勒令走特殊通道，接受检查。有些供销人员被莫名其妙当成走私贩私分子，轻则拒之门外，或没收证件，重则公安上门，查扣送办。有些地区规定不准和广东做生意。四川有两个代表团到广东参观，临行前还专门制定纪律，到广东后，不准单独上街，外出活动至少要两个人一起，一如到国外访问一样。
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你喊冤也没用，愤怒也没用，骂街也没用，求饶也没用，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厦，一夜之间四下里溃散。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必须花多好几倍的时间与精力。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广东是最大的受害者。不仅消费者深受其害，正当企业和商人亦受荼毒。在某些地方，造假甚至成了主要的财源，受到地方政府保护。于是，贿赂公行、贪污腐败便成了造假的孪生兄弟，大肆蔓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李鬼从外地杀入，里应外合，内外夹攻。再厉害的李逵也招架不住，败下阵来。广东人每言及于此，无不心痛难忍。因此，与其说广东是奸商的乐园，倒不如说广东人因受害之深，对奸商的痛恨，亦较全国其他地方更为强烈。
古人不云乎：“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诚信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广东人常说“牙齿当金使”，就是一诺千金的意思。我们试一回首，广东人在生意场上扬名立万，少说也有上千年了，“粤商”这块金漆招牌，原是广东人的“本钱”，是值得他们为之骄傲的东西。靠蒙讹坑骗，能有历史上的海上丝路吗？能有“天子南库”的美誉吗？能有举世闻名的十三行吗？
广东人深知“信用”二字的千钧分量。不讲信用，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骗得了我一人，骗不了天下人，举头三尺有神明，最后摔个倒栽葱的，还是你自己。
然而，这只是一种道德的呼吁。我们其实很清楚，指望靠良心发现，靠道德自律来维持社会的公平、公正、公义，那是白日做梦。之所以出现正不能胜邪的态势，原因很简单，算一算成本效益就明白了。现在的社会现实是：违法犯罪的成本低，遵纪守法的成本高。造假即使被发现，所受的惩罚也很轻；但一个企业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却可能要付出巨大的额外成本。正邪双方的成本核算，完全不成比例。结果，愈是守法的企业愈难生存，长此下去，谁愿意遵纪守法？
一个地区的信誉一旦破产，便形成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之势——当然，死的大部分都是守法的企业。地下造假工场总是像猫一样有九条命。这时才来“穷极呼天，痛极喊娘”，已全然失效。
社会诚信的缺失，是短期行为泛滥的恶果。它大大增加了经营成本，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使投资者丧失信心，使企业难以健康成长、发展，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也会因此而沦丧，贻害千秋。
为了亡羊补牢，修复信用，重塑形象，广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整治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汕头市隆重举行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信用宣言》签字仪式、在传媒上大张旗鼓开展有关信用问题征文、信用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希望强化人们诚实守信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然而，在所有诚信中，政府的诚信才是最重要的。建立政府的信誉，是规范整个社会个人信誉的前提。
危机公关做得好，固然有修补形象，减少损失之效，但我们知道，光靠轰轰烈烈的道德宣传，要解决信用危机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最后还是要走制度化的道路，以法节之。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大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亦然。再动听的道德说教，也不如执法公正严明来得有效。只有加大违法的成本，大到违法者无力承受；同时减轻守法的成本，使人们觉得守法比违法更容易赚钱，才能扭转目前的危局。
广东人，你要特别爱惜你的羽毛啊！
“饱暖思淫欲”和低离婚率
“食色性也。”这句话，自从被收录进《孟子》这本书以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频繁引用，似乎成了人们恣情纵欲的理由。包二奶、婚外情、一夜情、繁荣娼盛……这些都是近20年来，常常与广东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广东人不自辩，传言竟成滚雪球之势，满天下乱滚，愈滚愈大，令我辈书生也忍不住要笔之于书，代为申辩了。
或者有人会说，广东人要不是色狼，怎么广东有那么多“鸡”？有那么多性病？有那么
多二奶、三奶？在许多电视剧中，广东男人不都是一副獐头鼠目，猥琐淫贱的色狼相吗？一位东北作者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质问他的老乡：“当你的亲人姐妹沦为娼妓，在南方男人的身下痛苦挣扎的时候，你，一个东北人，有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南方男人”这几个字格外刺眼。不知在这位作者的想象之中，东北女子到广东做娼妓，是不是好像高贵的公主被乞丐强奸一样？是不是如果她们在北方男人身下挣扎，就不那么痛苦，不那么屈辱呢？
以前香港人把北方娼妓叫做“北菇（姑）”，现在广东人也跟着这么叫。发廊、歌舞厅、夜总会、VIP房、桑拿浴室、酒吧……这些地方一度都沦为色情活动泛滥的场所。许多浓妆艳抹的少女，白天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里睡觉，入夜则出没于酒吧、宾馆、夜总会，游荡在闹市的霓虹灯下；在旅游区的酒店，三陪女三五成群，集体行动。一旦发现目标，衔尾追击有之，前后兜截有之，登堂入室有之，午夜电话有之，死缠烂打有之，各种手段，无所不为。你要学生妹，她们马上穿上校服，背上小书包来；要辣妹，立即歪扎上马尾，换上黑色“朋克”装；要制服诱惑的，一转身换上空姐制服。总之，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少一点定力的，都会抵御不住而失身。
我开车从107国道上经过，看见一群群女孩在路边列队，一边向过往汽车招手，一边发出尖叫，场面蔚为壮观。我到粤东一个县城，当地人盛情邀请我去泡温泉，那儿有许多女孩随便挑，陪浴、按摩、捶骨、陪玩、陪睡——只要你肯掏钱，想她陪什么都行。我婉言拒绝之后问：这些女孩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说，以前有当地人，但现在生意都被北方人抢跑了，“北方女孩长得靓嘛。”我奇怪地问：政府不管吗？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你不让他搞，旅游业萎缩了，酒店倒闭了，政府养活这些人吗？呜呼，难怪公安年年扫黄，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效果总是不如理想。
其实，在婚姻、家庭、道德方面，广东人的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大家在痛骂广东人“饱暖思淫欲”的同时，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到底是嫖客制造了娼妓，还是娼妓制造了嫖客？也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争论的意义不大，因为这一切发生在广东，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也要长久留在广东，由广东人去承受。
改革开放以后，“繁荣娼盛”现象，在1980年代已经初现端倪。开始人们还不太肯承认，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毕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把娼妓消灭得一干二净。人们不会认真研究那时的娼妓是如何消灭的，却陷在“我们也可以把旧社会污泥浊水荡涤干净”的情结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当娼妓重新出现时，大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这是随着改革开放飞进来的“几只苍蝇”。
然而，苍蝇愈来愈多，消灭苍蝇的办法却似乎愈来愈少，也愈来愈不见效。这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人们再也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头上了，有许多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自身产生出来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深受娼妓问题困扰，像广东这类富裕地区则尤为突出。
无疑，“北方姐妹在南方男人身下痛苦挣扎”的情况是存在的，北方男人深感屈辱与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妓女，有些是为生活所迫，有些是被骗来的，有些被黑社会操纵着，做娼妓并非心甘情愿，也有的女孩发现受骗后，拼死不从，于是一再发生跳楼致残的悲剧。但也有不少妓女并非因为贫穷才出卖肉体，而是把这当成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热切地盼望通过这种生活，傍上一个大款，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而跻身上流社会或富裕阶层，穿名牌衣服，用名贵的化妆品，出国旅行，拥有自己的轿车、别墅和美容院。
人们对娼妓的看法，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容。以前虽然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但社会道德观总体来说还是很排斥娼妓的，但现在这些似乎已不再是社会问题，不再是道德问题，只是个人生活方式而已。人们称她们做“性工作者”，这是一种比较尊重人格的叫法，从港台传入以后，已被普遍接受和采用。
广东虽然有大批娼妓存在，但实际上，嫖娼者多为收入微薄的社会低下阶层人士。暴发
户和有官职的人是不满足于嫖娼的，因为性交后马上付款会让他们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喜欢“包二奶”。把一个女人包起来让他们更有成就感。这些人收入丰厚，有足够的钱为二奶买住房，买轿车，买各种奢侈品，然后支配她的所有时间。包二奶较为稳定与安全，不会在扫黄中被抓，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家的感觉，甚至生儿育女。
广东人很奇怪，即使是婚外情，也要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家，有线电视啦，管道煤气啦，音响啦，漂亮的餐桌和酒柜啦，一应俱全；还有工人房、儿童房，窗明几净，墙上挂着精致的装饰画，阳台种着米兰、文竹、茉莉和万年青。不知底细的，还以为进了一个文明家庭的样板房呢。
这些人标榜“喜新不厌旧”，虽然包了二奶，但不会轻易抛弃结发妻子，“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各有各的用途。他们自有一番高妙理论：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只茶壶通常都要配几只茶杯的。谁见过商店有“一壶一杯制”的茶具出售？难怪古人要大发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花都有个包工头，从1982年至1988年，在广州先后与6名女子以夫妻名义同居，成了名符其实的“妻妾成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当年曾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据统计，广州市法院1985年收到重婚案27宗；1986年28宗；1987年15宗；1988年17宗；1989年20宗。广东省妇联1996年至1998年接受包二奶的投诉分别为219宗、235宗和348宗。呈逐年上升之势。而1996年至2000年广东省各级法院共判处重婚罪383人。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因为大量重婚案并没有闹上法庭，甚至也没有人投诉。
广东女人对家庭的忠诚度，对丈夫的容忍度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有时高到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程度。尽管包二奶在广东某些地方成了一股风气，竟出现“二奶村”之类的景观。但大部分广东女人对丈夫脚踏两条船，都采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态度，甚至愿意妻妾同处一室，仅仅是为了保住家庭，保住子女不受伤害。
官方认为：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现象愈来愈普遍，已开始威胁到法定的一夫一妻制了。包二奶的表现形式是以金钱物质利益供养婚外异性，有的提供住房、汽车、生活费用，有的养暗娼，有的以秘书、保姆形式保持性关系，有的公开妻妾同居。包二奶的人不仅有港商、台商，还有内地厂长、经理和党政干部。
以前包二奶是很隐蔽的，现在愈来愈公开化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渐渐向这种行为低头，认为有能力包二奶是有本事——有财有势的表现。不少男人对此毫不隐瞒，甚至夸口炫耀。据官方数字透露，到目前为止，广东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95%以上都有包养情妇。宝安区区一个信用社主任，大肆贪污公款，仅花在几个二奶身上的金钱，就多达2000多万元。
有能力包二奶的，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富人。然而，这个社会上，还有一大批口袋里钱不多但又充满焦虑与渴望的年轻人，自认为有知识、文化层次较高，急于要获得一张通往这个花花世界的入场券，他们牢牢记住了张爱玲说过的话：“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
他们的事业虽然还不稳定，必须努力拼搏，才能再上层楼，但对目前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通常是从事IT业、保险经纪、股票经纪、广告设计师、律师、唱片骑师、美术教师之类工作——已比较满意。他们与暴发户和贪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既不愿意嫖娼，也不会包二奶，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们不愿干，也花不起那个钱。但在妻子或丈夫之外，拥有一两个不定期幽会的情人，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给予他们某种身份的安全感。情人，这个充满文艺味的词，有时简直是一个文化的标签。
和情人一起喝喝爱尔兰咖啡。听听音乐会。讨论一下几米漫画的人生哲理。谈论云门舞集。谈论摇滚歌手的私生活。谈论村上春树和博尔赫斯。当气氛合适时，他们会交流一下对一夜情或婚外恋的看法，“要不要试试？”他们半打趣半认真地问，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小游戏。有时他们会发出“我为什么要这么活着”之类的感叹。然后相约一起去风味街试吃各种小吃。在烛光下互相凝视。在酒吧里尖叫起舞。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沏乌龙茶。幽幽的叹气。目光朦胧。浅笑。憧憬着流浪。一起去游山玩水。以及诸如此类他们认为比较高雅的、
上档次的活动——当然，无论怎么高雅，最终还是要上床的。
“没有情人的人是可耻的。”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些人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专业人士、文化精英，深信自己身上有一种令异性着迷的气质。他们的原则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当然有时也会主动的。他们还有许多类似的格言，比方说，“风流而不下流”。和异性相处时，他们便不停地琢磨如何才能把风流发挥到极致而不被人觉得下流。
有广东朋友不服气地反驳我说：这类人是有的，不过不是广东人。你留意一下，在昏暗的酒吧或咖啡室里聊天而神情暧昧的男女，有几个是讲广东话的？我留意了一下，果然讲广东话的不多。不过这能说明什么吗？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广东人，因为有太多的外省人在广东生活，对许多事情，我们根本无法明确指出：这是广东人干的，那是外省人干的。这些是广东的传统，那些不是。就好比你侄子到你家做客，把邻居的玻璃打破了，人家一样会把账算到你头上。
从1980年代开始，广东被人们视作一个性开放、性自由、性放纵的地方。大有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之势。对此，我倒认为不应沉默，而要坚决驳斥。有一本谈论广东人的书居然写道：“广东人认为‘纳妾’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那么广东人如此理解‘纳妾’，对情人就更加宽容了。”完全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我没见过哪个广东人认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除了纳妾者本人。广东人对情人的宽容，也并非完全认同这种现象，只不过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旁人不便干涉而已。所谓的宽容，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私生活的信念之上，并不等同于赞赏。
把广东描写成一个人欲横流的可怕渊薮，不过是一些三流色情写手的意淫之作。只要你稍微想一下，在广东这里常年生活着1亿人口，有多少娼妓？有多少二奶？你就会觉得情况并不像某些人惊呼的那么一团糟糕。2002年，广东省妇联作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广东省初婚者比例较高，而离婚率较低，有六成被访者对婚外恋持否定态度；城乡居民对自己婚姻满意的占80.6%。
另外一项调查是重庆市妇联所做的，结果显示，只有三成重庆人反对婚外恋；63%的重庆市民对婚姻表示满意。而上海的离婚率则达到0.49%，比中国的平均离婚率高出大约2.5倍，是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据某些社会学家预测，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将以每年200万对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广东的离婚率一直处于低水平，1996~2000年平均只有0.12%。当然，离婚率的高低，不能证明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但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广东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大淫窟。
娼妓、婚外恋、重婚纳妾这些问题，并不是广东的土特产，而是全中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这么说，并非要用别人身上的毒疮，来证明自己生疮是名正言顺。我只是想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广东一地所能独力承担的，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地区差别、贫富悬殊、价值重建以及如何立法执法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认识的广东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十分纯朴，家庭观念比许多北方地区的人还重，为了妻儿老小，他们很能吃苦耐劳，一人兼两三份职是家常便饭，为了挣外快，他们可以一连熬几个通宵，把眼睛熬成熊猫眼，嘴里还说“没事没事”。可是你让他和情人烛光晚餐，红酒牛扒，他会觉得是极大的奢侈，宁愿到茶餐厅吃碗云吞面然后回家睡觉。
他们从心底看不惯那些花天酒地的暴发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暴发户），也痛恨包二奶一类破坏家庭的行为。2000年全国妇联对广东、四川等10个省进行修改《婚姻法》的调查，在广东发放的问卷显示，近半数的广东人要求刑事处罚婚外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东人主流的价值取向。
满天神佛：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儒家文化。按《说文》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似乎与巫、史、祝、卜是同一类的职业。不过到孔子手中，已变成“畏天命”，“敬鬼神而远之”了。孟子也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由此而见，儒家似乎是信天命，而不信鬼神的。但广东人则既信天命，又信祖先，又信鬼神，且笃信程度，在全国数一数二。
广东人所拜的神，几乎无所不有，凡想得出来的都要拜上一拜，好像生怕少拜一个，就会因不敬虔而被上天怪罪一样。从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如来佛祖、弥勒佛、天后元君圣母娘娘，到关圣帝君、南海神、冼夫人、金花娘娘、康公主帅、黄大仙、三山国王、太上老君、吕祖、城隍公、天官、药王、福禄寿三星、床脚婆、招财猫、上帝、孔子、盘古、龙神伯公……直至一块石头、一堆泥土、一座桥，一只长了三条腿的猪，或者一棵老树、一朵花，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三跪九叩的对象。
从表面上看，好像一出荒唐的闹剧，其实，包含了广东人对生活无常的忧虑。以前人们多在海上谋生。大海风云万变，危机重重，生死往往悬于一线。母亲每天都要担心，儿子出海能否平安归来？妻子担心，丈夫出门谋生会遭遇什么风险？
贩夫行商的生活，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大不相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悬念。人生的虚幻感与现实相交融，又相抗争，交织成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一生穷达，既然自己无从洞悉，只好交付鬼神。
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南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有关的。广东潮湿温热，山区瘴气弥漫，容易滋生各种奇难杂症，药石不能见效，人们只好求诸鬼神。在古书上，类似的记载，屡见不鲜。《双槐岁抄》一书写道：“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而《舆地纪胜》则写道：“士人遇疾，唯祭鬼以祈福。”在《金志》中亦有记载：岭南人“疾病辄饮水，重巫轻医药。”流行疾病也是容易导致人们尊鬼拜神，相信命运的重要原因。
但广东的神为什么会如此之多？据民俗学家调查，番禺钟村镇一年之中就有100多个神诞，不仅有公共的神，各村还有自己的神。我想这可能与他们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有关。张三从河南到广东定居，带来一个神祗；李四从山东到广东定居，也带来一个神祗；王五从安徽到广东定居，又带来一个神祗。结果，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广东便成了十方神仙会师的地方。
如果你到番禺沙湾三善村转一圈，准会对广东人拜神的热情，大感惊奇。在你眼前，竟有6座祠庙——潮音阁、报恩祠、社稷神庙、先师古庙、神农古庙和鳌山古庙——在一个水月台上排列着，分别供奉观音娘娘、土地公公、三宝佛、鲁班、放牛仔、和合二仙、齐天大圣孙悟空、文昌帝君、天后妈祖、金花娘娘和十二奶娘等神祗。掌管各方面事务的神祗，几乎都到齐了。一条村居然有6庙共存，亦堪称奇景了。
很多时候，广东人拜神只为求个心安。所谓“礼多人不怪”，菩萨亦然。总之入庙烧香，见佛叩头，就不会有错。广东人常说：“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这是一种长线投资。他们没什么非份之想，所祈求的，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只是家宅平安而已。小小心愿得以实现，也要立即到寺庙装香还神，酬谢神恩。
广东人虽然热衷于拜神，但与宗教无关。他可以完全不了解佛教教义，但非常虔诚地参加每月的水陆大会；非常虔诚地在大雄宝殿上焚香跪拜祈祷。广东人把拜祖先也列入了拜神的范畴，许多家庭都有每月初一、十五烧香拜神的习惯。古书上说：“粤人佞神，妇女特甚，所有桥梁江岸、片瓦拳石，无不指为灵验而神明事之。老妪杯珓之卜，群儿扁额之奉，源源而来，几无隙地。”有一首竹枝词写道：“粤人好鬼信非常，拜庙求神日日忙。大树土堆与顽石，也教消受一枝香。”这些现象，直到今天仍时有可见。
以前人们说“顺德祠堂南海庙”，形容广东人热衷于拜祖先、拜鬼神，祠堂、寺庙遍地都是。老人们总是这样教诲后生：“宁可食少餐，拜神唔可以悭（不能省）”。潮汕、客家地区，对修祠堂，拜祖先，敬鬼神也同样重视。许多华侨在海外赚了钱，就回乡修祠堂，村与村之间、族与族之间，形成互相攀比的风气，祠堂规模愈修愈宏大。
流风所播，广东人对风水、命理、运程、意头这些东西的迷信程度，恐怕无人可及。室
内设计师要懂风水学，会看罗盘；装修、搬家、出行、开张、婚娶、破土、交易、打扫卫生都要择吉日；家里或办公室哪是吉神方位，哪该摆一只招财猫，什么位置挂一面八卦镜；养多少条金鱼，多少条红，多少条黑，鱼缸里要摆几颗鹅卵石，都有无穷的学问。
许多城镇都设有拜神用品专门市场，从香裱、香烛、元宝、冥钞、锞子，到纸仆人、纸三陪小姐、纸手机、纸麻将天九、纸别墅、纸劳斯莱斯，到《金刚经》、《大悲咒》的录音带，应有尽有。《八卦现代风水学真解》、《中华测字术》、《教你断八卦》、《周易预测学》、《卜筮正宗》、《六爻神鬼经》一类图书摆满书摊，长销不衰。
七月十五人称鬼节，家家户户在门口焚香烧纸。不仅农村乡镇如此，即大城市亦不能免俗。这天街巷民居都被烟雾笼罩，住宅大厦的走廊亦弥漫着浓烈的檀香，呛人呼吸。走进广东的茶楼、酒楼、茶餐厅，甚至西餐厅，几乎间间都设有神龛，供奉着关帝、财神等神祗，不过大都已不用明火香烛，而改用蜡烛形的电灯了。这是一项很幽默的改革，亦被庙观所采用。不知广东人根据什么认为神灵不会介意这种偷懒的做法呢？
有人打麻将、买彩票也要占上一卦，看看哪里才是“财位”；赌钱时最忌被人拍肩膀；出门办事前，必须留意挂历上的“宜”与“忌”。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归家。要是忌出行，他们会把出差的日期推迟一天；要是宜交易，他们就会选择在这天与客户见面。甚至自己这辈子会不会娶二奶、三奶，也要求神问卜。
工作遇到阻滞，或被上司批评，就会怀疑是“小人作祟”，要赶紧请人“打小人”。打小人就是把象征小人的小人纸、五鬼纸、男人丁、女人丁、或“小人”的相片、衣物，以各种手段毁坏，希望藉此狠狠折磨“小人”一番；或请术士画些符咒，贴在相应的位置化解；或焚烧百解灵符、解灾纸、纸船、路票、神魂执照。烧纸船的目的是把不吉利的东西载出大海，永不回来；烧路票与神魂执照是为了超渡鬼魂，希望其不再来骚扰。
如果你问他们是不是真信这些，他们会侧着脑袋微微一笑，然后像哲人似地回答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然有这样的说法，我又何必去犯它呢？”
广东人特别喜欢占卦算命，求签问卜，随手拿起什么都可以占卜。《番禺杂记》一书记载：“岭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鸡卵卜、蔑竹卜，俗鬼故也。”率凡寺庙、道观附近，总会聚集着一大群解签的、看相的、摸骨的、测字的、卖符的、看风水的、批八字的、擅长起名的“高人”，为善男信女们指点迷津。
在日常生活中，广东人很讲“意头”。所谓意头，就是利用汉语的谐音、隐喻、象征等等手法，表达一种吉祥的意义，如红枣、花生、桂元、莲子代表“早生贵子”；发菜猪蹄（手）代表“发财就手”；客家人年初七要吃七色菜，即生菜、芹菜、韭菜、芫荽、蒜苗、葱，外加鱼和肉，代表生财、勤力、长久、缘分、计算精、聪明，鱼与“余”谐音，肉与“禄”谐音，合起来就是有余有禄。广东人避免说舌头，因“舌”与“蚀”谐音，不利生意，所以舌头叫脷；猪肝的“肝”与“干”谐音，亦不利生意，所以改叫猪润；酒席上的干杯也因此要改叫“饮胜”；空屋的“空”与“凶”谐音，所以要叫吉屋；通书的“书”与“输”谐音，所以要改叫通胜。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
外国人未必能领会其精妙之处，年轻一辈的广东人，也未必尽能明白。比方说，过年摆一条鲮鱼在米缸里，许多人都知道是取“年年有余”之意，但祭祖的菜式为什么只能六样、八样，而不能五样，就不一定人人皆知了。原来“五”与“忤”谐音，在祖宗面前，当然不能“忤逆”了。
逢年过节，也是这类“意头”食品大行其道的时候。各宾馆酒家的团年饭，不是锦绣前
程宴，就是五福临门宴；菜式不是“鸿图展翅”（红烧大群翅），就是“包有盈余”（鲍汁扣鲍鱼）。过年时在客厅摆放年桔是取大吉大利之意；放置几根连头带尾的甘蔗（甘蔗是逐节长高的），祈求小孩子快高长大，大人的事业步步高升。
广东人一听见“8”就眉开眼笑，因为与“发”谐音；一听见“4”就皱眉头，因为与“死”谐音。广东很多高楼的电梯按键都没有4楼，只有3H。大致上，18（实发）、23（易生）、26（易捞）、28（易发）、98（久发）、93（久生）、168（一路发）、338（生生发），都是吉利的数字组合。反之，14、24、56（没得捞）、58（没得发）、5354（不生不死、不三不四）、9413（九死一生），就是不吉利的组合。广东人对数目字的排列，有着惊人的热情，从电话号码、车牌号码、门牌楼层号码、工号、银行密码，到商店开张日期、结婚日期，乃至医院病床的编号……广东人都在绞尽脑汁，力求趋吉避凶。
赌风炽烈：把百万富翁的美梦做到底
广东人好赌，好博彩。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铺票、白鸽票、闱姓、字花、麻雀、天九、纸牌、诗票、牛牌、彩票，乃至斗鸟、斗鸡、斗蟋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布城乡，无孔不入，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赌的。有些赌博根本无须本钱，人人可赌，《清稗类钞》描写广东人的赌博，“胜则攫赀而去，不胜则以衣履为质，再不胜则以人为质。”病态赌徒终日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有人甚至夸张地形容：广东人“由小以至大，由富以至贫，由晨以至夕，无老无幼，无贵无贱，无男无女，无智无愚，大都
以赌为生，以赌为乐。”
广东人的好赌，是出了名的。粤语中的“博命”，北方人理解为“拼命”，其实本意是用生命作赌注，尽博一铺。粤语有不少俚语，都与赌博有关：打骰（指管事的人）、好彩（幸亏、幸运的意思）、差一皮（差一截，“皮”为番摊术语）、食诈糊（一场高兴一场空之意，麻将术语）、有杀冇赔、揭盅（公开真相）等等，都是从赌桌上来的。广东人在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时，常常会拍着胸脯说：“大大都杀起。”原意是指赌钱时，即使下很多的注码，都可以受得起。
以前海外的广东华侨也喜欢赌，他们想回家乡，又没有水脚（路费），便经常做着“一铺返唐山”的白日梦——靠赌博一次赚够回乡的水脚。我不知有几人能梦想成真，但这句话，在老华侨中却流行了几十年，听得人耳朵都起了茧。
我在1923年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广州人赌博的报道，颇为触目惊心，记者写道：“东关，东门外之东皋、川龙口、东市街等处，合共开设地摊，约数十台，闹赌与博者，日夜不绝。南关，最热闹者为天字码头，该码头棚内摆设地摊牛牌等财赌博约有五十余台，任人赴博，并无人守卫。自永汉路见之，只见该码头万头攒动，伏地围博，有如趁市。”从这段文字，可以窥见当年广东的赌风是何等炽烈，省会城市犹如此，更不问乡村了。清末民初，广东被冠以“赌国”的恶号，也不完全诬罔。
赌博的祸害，在此不必多说，从古到今，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沦为盗贼的故事，洋洋盈耳。但赌博既然在广东盛行了上千年，那它就必定会在人们身上留下一些东西，在血液中沉积下来，悄悄地起着化学反应，在绵长的日子里，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性格与习惯。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但当我们描述广东人时，很容易就发现它的存在。
今天发行的各种彩票，无论我们把它们形容得如何天花乱坠，把它说成是高尚的公益事业，但它们带有鲜明的博彩性质，却是不争的事实。试问买彩票的人，有几个不是做着花两块钱博个百万富翁的美梦？舆论也是这样引导的。
“广东体彩2003年造就了147个百万富翁！”
这是某新闻网站的大字标题。害得我的头脑几乎又要发起烧来了。
广东的彩票销售量，一向名列全国三甲之内，经常是一枝独秀，占据了全国彩票收入的1/3。以2004年第4期足彩为例，全国各省市区的销量都在下降，连北京、辽宁等地都降至千万元以下，唯独广东仍保持3299万元的销售量，气势如虹，占了全国销量的27.51%。广东的福利彩票销售，也几乎年年都稳居全国第一。
这固然因为广东人有钱，但也反映了他们喜欢博彩的传统。人人都渴望成为百万富翁，但通往百万富翁的路却很窄，千千万万的人挤了一辈子也没挤上，而彩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希望。“中了，我的人生将会完全改观；不中也不要紧，做善事嘛。”他们这样说服自己走进彩票销售点。甚至在发生西安宝马案后，舆论强烈质疑彩票的公信力，对广东人买彩票的热情，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广东不仅有公开发行的彩票，还有地下发行的私彩、地下赌波（球）、非法六合彩等形式的赌博活动。人们对2002年世界杯期间的广东那股非法赌波的汹涌浪潮，记忆犹新。当时有人估计，地下赌波涉及波缆高达上百亿元。内地庄家与香港外围集团互相勾结，进行收受投注及对盘套戥。
地下六合彩是另一种大型非法赌博。我们无法统计，究竟每天有多少关于六合彩的短信，透过空气飞来飞去，传入人们的手机；社会上时而盛传某电视台的卡通片有玄机透露，于是一到动画片时间，赌徒们就如蚂蚁般围在电视机前；时而又盛传天线宝宝有透码，于是大家又一窝蜂跑去看天线宝宝。不知有多少人被骗；有多少金钱流入了非法庄家的腰包。至少我的手机三天两头就会收到“香港六合彩公司内部人员透码包中，今期先供特码玄机，三八离合出真码，一七有玄机”之类的短信息，令人不胜其烦。
据广州市公安局称，他们受理的“有害短信息报警”，其中六合彩类的短信息共占报警总数的55%，中奖类短信息占总数的35%。尽管警方不断施以打击，但地下赌博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以前人们就说，“粤人好赌，出于天性。”不过，为什么会有这种天性？莫非也是水土原因？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这种天性对人生观也有深刻影响，广东人常用“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成世裤穿窿”来激励自己。在事业上，他们也会像赌徒一样寻找机会，一旦看准了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注，甚至把身家性命押下去也在所不惜。
广东人的性格，有两个特点是与赌相关的，一个是“愿赌服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输了也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另一个是“有赌未为输”，输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这种气质与习性，并不是由赌博培养出来的，而是由生存环境天然迁化而成，属于群体的性格。广东人好赌，只是这种习性的反映而已。当这种习性反映在别的领域，比方说从政、从商，或从事其他有益社会的事业时，则使人恒若有一种超越成败的大将风范。
江湖险恶：谁把我的家园搅得乌烟瘴气
广州的治安，一向是最受人们诟病的问题之一。
在我童年时代，广州是一个很宁静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偷窃和抢劫的事情发生。夏天闷热时，很多居民都打开家门睡觉，甚至把床搬到人行道上，根本无须担心被小偷光顾。现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早已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层层防盗门、防盗网、铁闸，大门上一律装上猫眼、防盗链扣。大家出门都小心翼翼，手机不要别在腰上；女人上街最
好不要穿金戴银；挎包最好斜挎，不要单肩挎；如果你是用背囊的话，干脆把它背在身前，以免招惹盗贼。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手持棍棒的治安联防队员虎视眈眈，盯着公交车站和过往行人。
许多人一谈起广州火车站，都觉得惊心胆颤。这里是广州治安的一个缩影，广州治安好转，这里是最后一个好转的地方；广州治安恶化，这里是最先恶化的一个地方。小偷和骗子神出鬼没，长途汽车强行拉客，飞车党抢劫旅客物品、倒卖火车票、售卖假票、电话宰客、行骗、勒索、吸毒贩毒、强买强卖、卖假发票……政府每年都要对火车站进行声势浩大的“治安专项整治行动”，动用的力量包括城管、警察、武警，甚至海陆空三军联合纠察队。
“有些时候我真想去统计一下广州市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以偷抢骗为生的。”一位市民在网上说。他已经怒火熊熊了。人们有理由愤怒。这还是我们可爱的广州吗？骗人的手机中奖短信满天飞；办假证、开假发票的“牛皮癣”电话号码写满街；做生意一不小心可能就收了张伪钞；高薪招聘、丢包分财、电话促销等等骗术，也纷纷粉墨登场。小孩被告诫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更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物品。女孩子晚上不要与陌生人单独乘坐电梯，哪怕在电梯门还没关上时，有人赶来大叫“等等，等等”，你也千万不要好心按“开门”键，应死死地按住“关门”键不放手。
各种关于被骗、被抢、被奸、被绑架勒索的故事，在市井坊间广为流传。老百姓忧心忡忡。有人因为抽了陌生人的烟，变得迷迷糊糊，不仅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了，还带歹徒回家，把存折、金饰，统统交给了歹徒。有的匪徒抢劫财物时，先把事主抬起来头朝下往地上摔，直摔得头颅碎裂，半死不活。令人闻风丧胆的“仆头党”用砖头把人砸得脑门开花，然后再行抢劫。
我好几次从粤东或粤西地区乘坐长途汽车到广州，坐的都是直达快车，我的本意是为了快，但上车时听见乘务员提醒大家：“为了乘客的安全，本车沿途不停站，直达广州”，我才醒悟到原来还有这个原因。
直达快车走高速公路，还算舒适安全，但那些站站停的长途汽车，就比较危险了。你一上车，可能就会有骗子哄你玩扑克牌，哄你说易拉罐中大奖了，和你玩起掉包术。你不信也不行，他们连哄带吓，如果你还不就范，可能就要受皮肉之苦了。有人总结出从广州至深圳长途汽车上的5大陷阱：
一、不走高速公路，专走偏僻道路 ；
二、中途把人分批丢在路上；
三、中途上来一伙骗子，设局骗人，或上演闹剧，利用迷药骗乘客用人民币换假外币；
四、中途换车，然后换一伙人收钱，如果没零钱让他们找，他们就会给伪钞；
五、最后在离深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把剩下的人统统丢掉。
改革开放之初，外地劳工浩浩荡荡涌入广东，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拿着最少的工钱，享受最低的待遇。城里人对他们感激不尽，而乡下人也找到了入城工作的机会。好像是皆大欢喜。许多大型基建项目，还有绝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靠他们支撑起来的。对双方来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人们期待着城乡“双赢”的结局。
但到1990年代，玫瑰梦开始渐渐黯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陆续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外地劳工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似乎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1994年，震惊全国的湖南麻阳匪帮在广州闹市公开洗劫了一辆双层巴士，杀死1人，刺伤2人，随后又洗劫一辆新福利公共汽车，杀死一名来自新西兰的乘客。匪首张治成和他的同伙原来就是广州一个建筑工地的湖南籍劳工，他们第一次杀人犯案是在1992年。两年来，这伙匪徒持枪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杀人抢劫，共杀死了17个人，仅在广州一地，就杀死了14人，打伤30多人。人们一片惊愕。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不亚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麻阳匪帮一案开启了一个“互相猜疑的年代”。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鸿沟明显比1980年代加深了。犯罪浪潮席卷而来。贫富悬殊成了忿忿不平的根源。从这时起，涌入广东的不仅有建筑工人、流水线的装配工和搬运工，也有来打家劫舍的、绑架勒索的、拐卖妇女儿童的、贩毒卖淫的。在城市的各个阴暗角落，在城乡结合部，在拆迁待建的废墟上，在迷宫一般的农民屋村里，隐蔽着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流动人员。治安之差，开始严重损害广东的形象，破坏这里的生活和投资环境。
媒体对许多刑事案件的报道，在有意无意间，都强调罪犯是外省人，或操外省口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疏于管理的流动人口，是治安的最大威胁。一份报纸更直指广州的社会刑事案件，有80%是外省人干的。记得在1998年，广州社情民意中心做过一个调查，广州人对社会发展最不满意的是流动人口的管理（占70.5%）和治安状况（占60.5%），连续两年排在头两位。
这种状况，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然没有好转。2004年底，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以相同的问题，再次做了调查，结果，在1000多名受访者中，仅20.8%的市民对广州治安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不满意程度比20世纪末的调查还高。一位市民在网上疾呼：“你可以做鸵鸟，但我们不行！”
有朋友和我说起一件事——他一再声明，自己对外省人毫无成见，他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外省人，大家相处融洽——他说，有一天他深夜单独回家，发现有人跟在后面，他走快那人也走快，他走慢那人也走慢，足足跟了他两条街。他心里有点发毛了，不知是不是遇上“仆头党”之类的大盗。这时，后面的手机响了，那人开始用白话讲电话，我的朋友顿时大大地松了口气，有一种“安全着陆”的感觉。
类似的故事我在网上也见过。许多广东人一说起外地人在广东作奸犯科就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一位市民在网上发表文章痛心地说：“整个广州就像一个被侵略的城市，像鬼子进村烧杀抢掠完了就走一样。”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看法很片面，不负责任，带有情绪。情绪太强，则不能理智地讨论问题。但却不能否认它具有普遍性。老百姓不是社会学家，他们的判断是很直观的，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消除这种“片面的情绪”，它将留下长久的阴影。
讨论城市犯罪问题，并不是本书的主旨。我也不打算对以下的质疑作更深入的探讨：为什么北京、上海也同样有大量流动人口，但那里的治安就比广州好呢？对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说，生态城市、花园城市、穿衣戴帽工程、光亮工程、亚运会工程、观光塔、大剧院这些建设规划，固然都很动人，但没有什么比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更为重要的了。
要把犯罪浪潮打下去，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政府行政机关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作为广东人，我们与2000多万守法的外地劳工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我们不仅需要精神上的和谐包容，更需要有制度上的公平保障。让所有人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所有人都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让每一个热爱广东的人都有归属感；无论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受到伤害，我们都感同身受，有如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伤害一样，那么，我们的家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广东，日出南海，天地如花
广东有着伟大的历史。她也必将有伟大的未来。
梁启超曾经说过：“拿一个北极投影的世界地图来看，全球被清清楚楚地划分成内中外三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都集中在内圈。更值得注意的是，内圈的西北角，处于东西交接地位的是北美；内圈西南与北美对应的，正是东北到东南亚海岸线，其中心点就在珠江口。”梁启超在写下这段话时，也许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有朝一日，当中
国真正进入世界大家庭时，广东将是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你或者很讨厌广东人，恨不得把广东人骂上三天三夜，哪怕嘴角生疮，也要咒他死至十八层地狱给阎王老子挖煤；又或者你很喜欢广东人，一高兴就忍不住舌灿莲花，把广东人吹到三十三重天上陪玉皇大帝饮茶。这都无伤大雅，7000万广东人当中，没几个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也没有谁会在乎。哪怕你说得唇焦舌敝，喉咙冒烟，白菜的价格也不会因此而涨跌，股市也不会因此而波动。广东人依然从从容容过自己的日子，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看电视，逛街。太阳还是每天升起，每天落下。珠江水还照样滔滔流淌。大海还照样潮起潮落。
广东人就是这样走过了两千多年。
纵观广东历史，在明清以前，大凡北方出现动乱，就是广东大发展的时期了。原因有二，一是朝廷陷于泥淖之中，自顾不暇，对岭南更是鞭长莫及；二是由于动乱，使北方的资金与人才大量南逃。但明清以降，我们发现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广东经过上千年的积累，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迥然不同的岭南海洋文化，自成体系，不仅无须再一味仰赖北方，而且有足够的实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了。
如果说，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纯正血统的广东人，那么，今天广东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就更加模糊了。由于交通发达，高速公路不断延伸，铁路不断提速，坐飞机从北京到广州，也不用三个小时。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全然更新。以前人们习惯以多少里地来衡量两地之间的距离，现在，开始改用时间来衡量了。你对别人说从甲地到乙地几百公里，还不如说几个小时车程更清晰。珠江三角洲正致力于打造“一小时都市生活圈”，人口的流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频繁。
打开电视机，全国各省的电视台几乎一一呈现眼前，我们可以通过电视，实时收看远在万里之外举行的体育比赛、音乐会和学术报告会，还有现场直播的战争、天灾人祸，还有世界各地的民风民俗；全国的报刊杂志都可以在邮局订到，在书摊买到，在网上看到；天南地北的人随时都能坐在互联网的聊天室聊天，不受方言障碍的困扰。人们在各种网络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素不相识的人论辩。我们真正置身于一个“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资讯爆炸年代。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外省人像潮水般涌到广东打工。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广东。而广东人到外地求学、就业，与外省人结婚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洗牌效应无所不在。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在改变。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潮州这些大中城市，人们的衣着品味也在变化；阅读兴趣也在变化；婚姻观念也在变化；方言也在变化。一切都在急速的嬗变之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超级风暴，不仅悄悄改造着广东人的血统，也为广东文化注入了大量新元素。
广东人为什么充满活力？因为她是一个移民大省，历朝历代，不断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不断在种族上、文化上进行着优势杂交。从秦二世派来岭南缝补衣服的妇女，到为逃避战乱而南徙的中原望族，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屈大均说：“今粤人大抵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这种独特的优越条件，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西北高原地区，难以比拟的。
广东人充满活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生活在大海之滨。海洋永远是流动的，百川异源，归海而会，潮涨潮落，变化无穷。海洋对于经济的意义，无毋赘述，不独广东一地，即全国的沿海地区，都受着大海的恩惠。而广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北枕五岭，有如屏风，阻隔了胡地严寒的侵袭与江左习气的熏染。使广东既有五方杂处，兼容并包的特色，又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本土文化。千百年来，广东人以其沉稳务实、孜孜追求的精神，以振衣五岭，濯足南海的高旷胸襟，默默地演绎着一段大海的传奇。
记得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对“蓝色文明”歌功颂德，顶礼膜拜，仿佛找到了蓝色文明，就找到了全世界的归宿。但后来时移势易，渐渐不再谈论了。海洋似乎退潮了。风涛的巨响似乎远去了。但我坚信，到了明天，一轮红日又将在风腾波涌之间，喷薄而出，天地沐浴于万丈光华之中，熠熠生辉。
世界上谁都可以把海洋当作一种谈资，在沙龙里一边呷着清茶一边谈，也可以在课堂上谈，也可以在书斋里谈，或者把它当作一种情趣，一个梦，一种精神的调剂，或写成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博士论文。但对于广东来说，蔚蓝的大海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线，是生命活力的源泉。没有大海，广东的一切都将截然不同。历史将改写。命运将改变。广东人是大海的儿子。广东人的性格，就是大海的性格。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前有所承，后有所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广东人都可以挺胸昂首，坦然自信地说：“我是广东人，来自南海之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