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六的下午,一位好心人发现,一名年轻的“流浪汉”,已经连续三天晚上躺在西南交大九里堤校区里的长椅上过夜了。他帮忙联系到“流浪汉”的家人———第二天,刘国华(化名)从老家赶来,儿子却再次消失了……
在找过数十家网吧后,55岁的刘国华终于在通锦路一家网吧,找到了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刘宁(化名)。25岁的刘宁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正全神贯注盯着显示屏。刘国华站在他的身后,犹豫了一秒钟,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后者扭过头来,惊讶地盯着情绪略显激动的父亲。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刘宁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
据刘宁自述:当时在合肥的一家网络游戏公司,月薪2000多元,年终奖还拿了3000多元,在当地还算可以的;但这份工作也只干了9个月就辞职了。主要是要上夜班,而且跟领导关系处得不是很好,感觉他总是针对我。后来,又在合肥找了几份工作,但比起之前的那份工作总感觉不理想。到了成都之后,起初找到一个国企做客服,但他们一上来就讲了很多规矩,很多简单的事情都要一再重复,还要培训,我觉得挺烦,干了一个月时间就不干了。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做网页游戏,但要培训4个月,期间没有工资,不管吃住,能不能转正还另说,纠结半天,就没答应。
无独有偶,2012年3月下旬的一天,南京玄武公安分局中山陵派出所民警刘玉龙在紫金山上执勤时,意外发现一名在山林里流浪的男子,头发披散、破衣烂衫、满身污秽,形象堪比走红网络的“犀利哥”。在交谈中,民警得知他叫阿胜(化名),今年31岁,在外流浪已经7年了。而让民警感到吃惊的是,阿胜竟然是南京一所著名高校2004年的本科毕业生。2004年7月,阿胜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南京,并进入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不过,由于是新人,他被分派到建筑工地上负责简单的管理工作,在暴雨和烈日底下摸爬滚打,阿胜干得很不开心。“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生,竟然沦为工地上的打工仔。”阿胜越想越觉得不值。在干了两三个月后,便主动离开了,连招呼都没打。毫无疑问,他被单位开除了。
回到南通老家后,阿胜进入一家企业工作。虽然收入和在工地上差不多,但是坐办公室要清闲许多,从身份上看也能算是白领。可还没过一个月的试用期,他又不干了。“看不惯办公室的勾心斗角,不想去搞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对于这次离职,阿胜这样解释。此后,阿胜又回到南京找工作,但仍然屡屡碰壁。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他觉得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身上的盘缠用光后,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家,便断绝了和家人的联系,在南京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平时靠捡破烂为生,后来就在紫金山上搭了个窝棚住了下来。
笔者注意到,“高考状元变街头流浪汉”已有多位网友发表了评论,我之所以撰此文,是因为,当今的中国,相当多的人一遇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清华高材生当保母,尤其是刘宁、阿胜这样的名牌高校毕业生变“犀利哥”的新闻,都习惯把矛头指向应试教育。在我看来,有失偏颇。应试教育教育下固然有少数高分低能者,但毕竟是少数,如今中国各行各业的骨干大多来源于当年考上大学甚至中专的毕业生,他们是当年的高分者。更何况刘宁、阿胜也并非低能,他们成“流浪汉”多半是自身的原因。
不错,应试教育导致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已是不争事实,并对孩子没有童年的乐趣,独立思考、独立发挥的能力也相对欠缺。然而,这种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基础知识的获取和巩固有较大的作用。客观地说,应式教育与美国放纵式、全开放的教育方式相比,前者教育孩子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当然,中国式教育方式和美国式教育方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对立起来,两种方式应该取长补短,相互补充,也许这才是教育孩子的成功之道。
还应看到,由于大学生不断扩招,导致当代大学生毕业后竟发现需要和农民工兄弟抢饭碗,且工资还比农民工低。而研究生不断扩招,不过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延续,同时折射出文凭贬值的严重程度。经济增速放缓,用工需求减少,就业总量持续增加,势必对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就业形成多重压力。在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大环境下,理想和现实,就像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一样,曾经让无数大学毕业生纠结。与刘宁、阿胜不同的是,他们都做出了选择。要么选择坚守理想,要么退而面对现实。而刘宁、阿胜却用多年时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
由此可见,大学生就业自身要放平身段、摆正心态,应把需要和可能相结合起来,切忌好高骛远(刘宁、阿胜从现在做起也不晚);二、社会应公平公正给每个大学生平等就业的机会,特别是社会优质资源就业的机会,畅通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空间(这个问题也许只是说说而已);三、大学生入学之前要设置好职业规划,必须脚踏实地学到真本事或者实际操作技能,以应对社会的需要。
作者:闹市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