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个提倡和谐跟团结的时代，本没有什么错，但民族团结的前提是民族平等。现在，别说大汉主义了，大多数汉族人已经不再认为汉是一个民族。我们不再记得，我们的祖先曾以多么执着和近似惨烈的方式维护它所包含的一切】
【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故称华夏。】
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荡漾着浓烈的讽刺意味!
汉族，这个又被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中国唐式服装参加国际小姐选美，并获得“最佳民族服饰奖”的殊荣(见右图)。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1964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10元券上面的汉族和1角券上面的满族，却穿着同样的服装……”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
没有民族服装，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
其实，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从上古时代开始，自成一系的汉族服饰，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世传说中，她赞颂着先祖炎黄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她记录着华夏民族的演化轨迹。礼仪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国的工艺使她华美，的雄威使他庄严，盛唐的光环使她绚丽，她丰富，她悠远，她高洁，她远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绽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却突然从神州大地上消失了，仅留下一片废墟瓦砾，长伴残阳如血。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将带您穿过时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赏汉族服饰的华美，再探华夏文明的源泉，领略中华文化的渊博，重温古国往昔的辉煌和骄傲，同时也将带您感受那曾经的耻辱与悲伤，体验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脉动，感悟汉族服饰所代表的气节和尊严、体会她的坚强和信念，以及她所属的华夏民族的历史、今天、未来的命运、抗争和希望。
我们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称为“建洲女真”，剃发是女真族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汉化” ，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这是满清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搜闻续笔》）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应该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降清的龌龊汉官起了一定的恶劣作用，最无耻是，就是上面提到的孙之獬，孙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场上声名狼藉，一度名列魏忠贤逆党。清兵入京后，他为投*新主子，极尽巴结阿谀之能。为了表示他效忠满清之诚。“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将良骐《东华录》卷五）并迅速上奏清廷，谄媚满洲统治者。据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云：“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1647年六月，山东谢迁领导的反清义军攻破淄川，擒获孙之獬，深恨其无耻，用锥子遍刺其身，插上头发，恨声不绝地骂道：“尔贪一官，编天下人之发，今我为汝种发！”孙之獬自知众怒难犯，已无活理，破口大骂。义军将其口缝上，凌迟、肢解而死，还把他在城中的孙子、曾孙杀个精光！民愤之大，于此可见！
是否由此就可以说，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是因为孙之獬而来呢？不是！“剃发易服”本来就是满清王朝既定的“国策”，有没有人出面“奏请”，头发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换的，只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而且这一切，依据满清的统治实力而变化。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当时还没有占据全中国的野心，多尔衮下令剃发，有人认为这使得“南人闻风警畏，非一统之策也”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耳。”可见，对于能否一统天下，满洲贵族这时还没有把把握，在等待局势变化。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满洲贵族才有统一天下的野心，这从“剃发、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来。“定鼎燕京”之后下达的剃发令遭到汉人的激烈反对，连吴三桂也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这个时候，清廷还担心自己立足未稳，害怕丧失人心，激成兵变、民变，所以暂时罢剃。多尔衮发一纸诏书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一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此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上同）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认为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民族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这回，多尔衮也不管汉人愿不愿意了，反正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上同）措辞非常严厉，结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谴兵四处疯狂屠杀。满清王朝的辫子、衣冠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
孙之獬的谄媚之举无疑符合满清贵族的征服、奴化策略，但它悖逆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因而招致了汉人的刻骨仇恨！而满清统治者在推行这一政策的野蛮、残暴、愚昧、荒谬、落后、反动，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至于孙之懈，不过是臣服在满洲贵族脚下之一小小降臣，*竖仆役之类，不足道耳，何谈参与军政大计？即使果真孙之懈上疏奏请剃发，也不过正中满洲贵族的下怀，他们正急切巴望着有这样的汉族降臣出面“奏请”，也好封汉人的口，让其“国策”推行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而已！道理很简单，他们本来就不愿意保留汉族的习俗，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所以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执行的是如此的残酷、血腥而又坚决、彻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当时，除了不愿意剃发被斩杀的人之外，还有许多激于义愤，悬梁、投水而死的人，明少詹事徐开投水死，（《明季南略》卷四）中书舍人文震亨绝食六日死，遗笔“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圣安本纪》卷六）有一个叫周之兰的戏子，是个唱生角的名优，对妻子说“如果一定要剃我的头发，我宁可去死！”，妻子回答说“那我也一块死！”于是，夫妻两个人一同跳井而死！“一梨园人周之兰，装扮正生角色，称名优，剃发令急，语其妻曰，‘必剃我发我宁死耳’，妻应之曰，‘是则我亦死耳’，遂同投井而死。”（《崇祯忠节录》卷四）更有甚者，举家逃入深山，俨然桃花园中人，温州雁荡山区，有一徐姓人氏，“不肯剃发，约其宗族数十人，携牛羊鸡犬，耕织之具，凡人世资生之所需者毕备，攀缘而上，剪茅架屋数十间，随塞来路，去之三十年，其亲串莫得其音尘，不知其生死如何也。”（《黄梨洲文集》传状类）
这种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汉族人民的极大愤恨。清军占领南京之后，剃发令依次达到苏州、常熟、太仓、昆山、嘉定等地，人心大哗，群起抗命，纷纷挺身进行武装斗争，清廷随之进行残酷镇压。六月十四日，清军攻破常熟，清将佟某下令屠，杀戮甚惨“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海角遗编》）十六日，佟某等满载金帛子女而归，常熟复起自卫。八月十七日，清军复来，见不剃发者即杀。八月二十五日，清兵北巡常熟以北之福山塘，迫令剃发，“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上同）。六月十三日，剃法令达到太仓，清将张某诡称召集当地缙绅举行会议，各缙绅来到之后，突然下令剃发，众人方知受骗，即皆掩面痛哭，旋被髡剃。（大概是一边哭一边被剃头吧，这种滑稽又残酷的场景，想起来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七月初六，清军攻破昆山，总兵王佐才率兵巷战，矢尽力竭，坐衙署中整齐衣冠自杀，举人周室瑜、贡生朱集璜战死，诸生顾炎武出逃得免。清军屠城三日，“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
1645年五月，李自成败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之后，其部下群龙无首、进退无据，被迫先后投效于清廷阿济格、佟养和部，但并未剃发。到十月间，清方剃发令下，农民军坚不剃头，纷纷倒戈，分别投向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足见剃发问题，对明清双方的影响之大，清廷以剃发、易服作为屈服、效忠清廷的奴隶标签，而蓄发、保衣冠则成为汉人捍卫民族文化千秋祖业和坚守民族大义的象征！不仅如此，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华夏文化体系的国家，也把汉族服饰文化的消亡当作华夏文化衰落、消亡的标志！1667（清康熙六年）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其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可见，在这位使者的眼里，汉族衣冠的消失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消亡！他并且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李朝实录》显宗八年正月），汉族人民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
实际上，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最重要的象征！可以看成是华夏文明的外在躯体！正因为如此，汉族人民的奋起反抗，不是为一家一族的封建皇权而战，不是为一派一系的学说而战，而是为捍卫华夏文明而战，为捍卫汉民族（华夏民族）的民族尊严而战斗！为保存汉族（华夏）之所以为汉族的存在而战斗！一位西方传教士目睹了这个过程，记载说“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北，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卫匡国在《鞑靼战纪》）
嘉定，因剃发被屠杀三次，史称“嘉定三屠”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江阴人民反剃发斗争。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如愿以尝”的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为何如汉人的抵抗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明末朝廷吏治腐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明思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廷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孟子所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就是这个道理。更早的诗经则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故无论思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汉人反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帝于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如果满清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清皇帝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对此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卫昏庸腐败的明廷上阵拼杀。后“奋起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
绵绵青丝，
使君多情，
彤管在意，
念念不停。
绵绵青丝
以君多愁
汉简在握
喻我同俦
绵绵青丝
为君多求
钢刀在颈
碧血长流
――吴飞：《烦恼丝》
相应的，为了保证推行剃法令能够执行到底，满洲统治者对起义反抗的义军进行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还伴随着抢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杀人立威。
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满清正式颁布的命令)，“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这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
以嘉定三屠为例，满洲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临时组织的民众义军无法与满洲正规军和汉*军的联盟对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纪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嘉定乙酉纪事》）满载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政府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清军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侵略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第6章第2节第20章第3节）。被满清杀害的江西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满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的兽行，更是人间罕见。（顾诚《南明史》第16章第1节）。
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许多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除汉族外，满清也对其它民族进行屠杀，其中杀苗民一百万，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在漠北，把准葛尔蒙古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
剃发、屠戮总是和奴役并行。
满清入关前后除了对汉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剃发易服和血腥屠戮外，还进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狱、保甲连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另外，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多尔衮不顾人民的死活，还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在这近两代人的时间内，满洲统治者不仅对反抗者进行血腥屠杀，而且，对已经顺降者也实施严格的管控，只要对剃发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头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
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满清法度的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
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颁诏云：“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顾诚《南明史》第六章第二节）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1647年，（永历元年）清寇攻陷广州时的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金 钱 鼠 尾
注：事实上，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满清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满清的剃发易服令激起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顺治二年十月，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清世祖实录》一[过滤词]五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洲统治者所谓“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罢了。对孔闻謤，算是比较客气，“姑念圣裔免死”，把他杀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摆“崇儒”的高姿态。对另外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杀无赦”。
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无比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
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己然剃发的满洲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满洲最高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满洲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汉臣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清史列传》陈名夏）其实，苟且乞怜的陈名夏只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讳，拍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
满洲统治者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满清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满清入关之前，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族文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皇太极总结以前辽、金、元的教训认为：游牧贵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就很快淹没在汉化的潮流之中。所以，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汉化”他们的装束绝不能改变，更重要的：胡服是骑射的必要，骑射又是武力精强的必需，武力精强才是一切殖民政权进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证！
满洲统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最后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服装！
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仍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第二节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判处华夏衣冠死刑
从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至此已四十个年头，几乎两代人的时间。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满清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做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即杀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奢侈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事情仅此而已，那局面还不算严重。问题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过往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完全接受汉文化。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１７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维护民族团结”之类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仇杀过半个世纪的“鞑虏”，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尽管满洲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万人敌视、仇恨的目光，满洲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剃发易服、杀人屠城之后，还必须销赃灭迹，这就有了满清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论述：“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史学巨擘章太炎先生论述说，“隆庆（明穆宗年号）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论述说：“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原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隶！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杀；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异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对此，鲁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其实，剃发易服政策，并非女真--满洲统治者的专利，历朝历代，每逢汉族人民沦为异族统治者的奴隶时，常常伴随剃发易服的悲剧发生，满清只不过是做得最坚决、最彻底的一个。
例如第一章所述：在宋朝，金人天会年间就曾向汉人下令削发，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过要汉人薙发令，即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中国古代服饰史》周锡保1984年9月版）明初，汉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之后，又恢复汉族衣冠“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纪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强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对汉人强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体内容见下。
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强行推行蕃化政策，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学说蕃语、赭面纹身，据《张淮深碑》载，当时“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落蕃汉人从此不得不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内心衔怨含恨近百年而无路申屈。”《阴处士修功德记》中也有“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之语。由此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地区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做起。这一系列政策无非是想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消灭民族差别，希望汉人从一出生就把自己当成吐蕃人。
吐蕃的这种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个河陇地区推行。但落蕃的汉人并没因身着蕃装、口言蕃语而生出一颗吐蕃心来，他们依旧怀念着大唐，依旧记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们蕃服、蕃语、汉人心。当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时，在龙支城，数千老人向他边稽拜边哭泣着，他们向刘元鼎询问大唐天子现在还好吗，其中一位说“我们跟随军队在此没蕃，现在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还记念我们这些可怜的落蕃之臣吗？大唐的军队何时到来呀？”说到这里，已经呜咽地说不出话来。刘元鼎悄悄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原是丰州人氏。“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一吐蕃下）
沙州汉人更是没有忘记曾是大唐的子民，他们虽身着蕃装臣于蕃虏，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时候，都穿上中原汉人的服饰，号啕大哭，东向而拜，祭后再将汉服脱下秘密藏起。“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上同）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许多落入吐蕃的汉人都未能见到敦煌重归大唐的那一天，而当他们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总是嘱咐自己的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是大唐，后辈们为死去的先人穿上汉人的服色出殡入葬，使先人能够带着一点安慰在另一世界实现回归大唐的梦想。唐代元稹的《缚戎人》诗说：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孙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汉民，便恐为蕃心。
吐蕃统治下的汉人，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大唐和痛恨着吐蕃。落入蕃中的汉人，除了公开的反抗以外，还常常计划出逃，在白居易的《缚戎人》中有云：
一落蕃中四十载，身著皮裘系毛带。
唯话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
为了巩固统治，吐蕃还实行:统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实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吐蕃统治者实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占地区的人民，但实际上，吐蕃与占领区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始终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实行反而激发了落蕃人民“永抛蕃丑”的斗志与决心。
第三节 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满清的铁腕镇压，完成了剃发易服的“弘愿”。然而，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廷撤藩，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又以蓄发、复衣冠相号召，时，吴三桂召集诸将于永历帝陵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于是，“各具汉官威仪，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明季裨史初编》卷二六）表演颇富戏剧性。次年，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相继响应，蓄发、易服，一如三桂。所过洲县，具令剪辫、复衣冠，一时风靡，不半载而有半壁河山。“令下之日，速宜剪辫，留发包网，所有官员领带绶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汉人旧制，毋得混淆，共敦华夏之风，复堵文章之旧，如有顽抗，军令不赦！”（《清初莆变小乘》）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斥满清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奉天讨虏檄》）云云，不过吴三桂之流叛国弃义、为虎作伥，为异族侵略者充当鹰犬爪牙刽子手的汉*面目和卑污人品早已为世人憎厌、唾弃。拉拢不到太多支持者，终不免败亡，且殃及子孙。吴三桂为笼络人心，去祭奠永历帝，这本身就是个嘲弄：大家都知道，永历帝朱由榔父子，就是被吴三桂杀害的！等吴三桂认识到“兔死狗烹”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人见人厌的人渣！既为广大汉族人民所鄙视，又为清廷所不容。
满清王朝在全国统治刚刚确立之时，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的“衣冠文物”。这种讥讽甚至也传到了满清皇帝的耳朵里。满清最大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一案中，雍正就以吕留良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质疑满清统治合法性的种种非议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进行“严正驳斥”，其中有一段专门论述衣冠服饰的问题。
雍正说，满清统治者戢定祸乱，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继承天命而抚有华夏，让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仁德义举、法令政绩哪一样比不上古代的圣贤？本朝既然受命于天，本朝的衣服就应该成为中原华夏乃至万邦各国的表率，又怎么能容忍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对本朝的衣冠服饰妄加议论诋毁？况且本朝继承祖宗的鸿业，敬奉历代圣明皇帝的成规，代代相承，已经有一百余年，又怎么能舍弃自己原有的衣冠去依从他人，屈降尊贵而去附就低*，改变衣冠的道理？“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戢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代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大义觉迷录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之十六》）胤祯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满洲衣冠和汉衣冠的根本区别在于，这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尊贵与低*的区别，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区别！这对那些抱着满清的臭脚大唱赞歌，一相情愿鼓吹“团结平等”余秋雨、二月河之流，真是耳光响亮！
乾隆中，江西抚州金谿县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抒发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打击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用他开刀，以儆其余“将其处斩，书版销毁。”（《清高宗实录》卷四五○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在满清，“汉服”是政治高压下的过滤词，同属于文字狱性质的政治问题。“功令严勅，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从符号学来看，满清统治者通过禁绝“汉服”的所指，来抹杀“汉服”的能指。形式层面的消亡最终导致意义层面的断缺。从语言学来看，“汉服”有其语形无其语义，“衣冠”、“唐装”、“华服”等词汇也失去了实质性的依托成为虚假概念。（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
另，为预防满清贵族内部也出现向往汉服的思想趋向，乾隆又把皇太极的“圣谟”抬出来当“整风”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极一样“现身说法”。一天，弘历身着汉式皇帝的冕旒兖服召见亲王大臣，问是否像汉人，众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后答“皇上于汉诚似矣，于满则非也。”这话正中弘历的心坎，弘历于是把“祖训”（指皇太极关于恪守满式衣冠的“训诫”）大大称赞一通：“朕每敬读圣谟不胜钦懔感慕……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 又继续发表了新的“祖训”“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所愿奕叶子孙，维深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清高宗实录》三十八年）可知，坚持满式衣冠，始终是清王朝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虽然如此，华贵、典雅的汉族服饰仍然以其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甚至连一向热衷于参禅悟道、附庸风雅的胤祯、弘历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满清皇帝在内的许多满汉官民，在内心里都表现出对汉族服饰的强烈渴望和欣赏，但在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说到底，保证满清王朝的长久统治，终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恢复汉服，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很可能让人数不多的满洲人淹没在全面“汉化”的潮流之中。想到这一点，弘历没理由不对皇太极的“圣谟”“不胜钦懔感慕”，赞叹祖先的“先见之明”。
从这些也可知道，汉族服饰虽然消失在汉人的生活中，但是满装发饰并没有全部被汉人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这种意识是潜在的，但始终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汉族人民隐藏的民族意识的折射。随着时光的流逝，满清标榜的“满汉一体”的衣冠发式，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这种民族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彻底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当剃头令的血迹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再派往四处为官之时，中国人的对满清的认同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形成。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
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鸦片战争之际，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满清忠臣林则徐经过澳门，见到西洋人的发式装束，竟鄙夷的说“真乃夷俗也！”这实在有点井底之蛙的可笑、滑稽，他恐怕没想到：在对方的眼里，林某人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猪尾巴的装束，其实更值得鄙夷！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军俘获的清两广总督叶铭琛因其装束特异，被英国殖民政府当作“野蛮人的标本”，放置在印度加尔戈达街头的笼子里示众，英国的TIMES报对叶铭琛装束打扮进行了详细描述，尤其对他的猪尾巴辫子进行了尽情的揶揄、嘲弄。这对一向数典忘祖、狂妄自大，野蛮落后、愚昧无知，动辄把别人蔑称为“蛮夷”的满清殖民政府，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礼拜访满清忠臣卖国贼李鸿章，双方就辫发衣冠的问题进行辩论，李鸿章对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风俗服饰全面仿效欧美表示不满，对日本人古代全面仿效中国则表示赞赏。森有礼也同样对满清的剃发垂辫发表了异议，李鸿章辩驳说“衣服旧制体现了祖宗的遗志，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李鸿章森有礼问答节略》）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数典忘祖、认贼作父。李鸿章既然知道日本的古代服饰是仿效中国的，那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祖宗的发式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竟然昧着良心、恬不知耻的把满大人剃发垂辫、窄衣紧袖的打扮说成是“祖宗的遗志”，还要“万世保存”，实在不知道李鸿章的祖宗到底是谁？！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蓄发，以此作为反对满清王朝的标志。太平天国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中列举了满清政府对汉族人民，进行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种种反动残暴罪行：“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檄文中特别指出“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华夏民族（汉族）素来对衣冠服饰极为重视，“华夏”之称，本身就源于其华美的衣服。《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千百年来，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汉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的重要象征！古典中国因之赋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正因为如此，“衣冠”之于华夏，才有着根本的意义！晋室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士大夫聚会，称为“衣冠聚谈”；反清复明，亦始终以“复衣冠”为旗帜。1648年四月，李成栋在广州举兵反正，诗人邝露记为“永历二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冠裳在这里已经成了汉族的指代，足见华夏衣冠对于汉民族的重要！三千年来，衣冠服饰对于维系华夏民族（汉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自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力不下于汉语汉字！
永历十三年七月（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张张煌言大举北伐，沿长江而上，兵薄南京，沿途人民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纷来附，“父老持酒牛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全祖望《觐张公神道碑》）汉族人民在满清政府野蛮残暴的民族奴役之下，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张煌言在以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名义发布的“讨虏”檄文中，非常明确的表明了“反清复明”的主旨：“衣冠变为犬羊，江山沦于戎狄。凡有血气，未有不痛心切齿于奴酋者也。……出生民于水火，复汉官之威仪。……谁非中国绅衿？时穷势屈，委质虏廷，察其本怀，宁无隐忍？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张煌言《张苍水集》）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典籍中，关于汉服的记载，用的最多的是“衣冠”、“冠裳”，而不是汉服，其中原因大致是这样，一是历来根深蒂固的华夏（汉）文化本位主义。在古人看来，世间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最文明，夷狄次之。“衣冠”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是默认的，具有惟一性，“夷狄”是没有的，“禽兽”更不用说；因此，“衣冠”前面也不必加上“华夏”或者“汉”字进行强调。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籍为数不多的“汉服”字样来自契丹、女真等非华夏民族的史料中；在非华夏民族看来，汉人的衣服，那就应该是“汉服”。二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长期使用“华夏”“中华”指代“汉族”，因之，“汉服”的提法就不多见。这其中也折射出汉人长期以来的民族优越感和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不愿意把自己和其它族群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经过辽宋夏金元的民族大冲突、大迁徙、大融合阶段，到明清交替前后，中国境内不同种族之间的族群意识都空前增强，包括汉民族在内，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这从对“汉服”的用词也可以折射出来：
明崇祯四年（1631年），发生明后金大凌河之役，明廷的监军兵备道张春兵败被俘，坚不投降，后金仿效匈奴扣留苏武的方式，将其监禁在沈阳三官庙。当时，一位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张春的情况说，（张春）“不为剃头，着汉服居于寺中云。”[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戊）朝鲜文献对张春的衣服，没有称“明服”，而用“汉服”。一方面，是出于非华夏民族的认识角度，另一方面亦可见，汉族服饰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并被我们的邻邦承认！
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朝廷流亡缅甸，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携带永历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非常尊贵。这时却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穿少数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心中苦恼可想而知。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说完大哭起来。（顾诚《南明史》第三十章第一节）
刘寀是当时跟随永历朝廷流亡缅甸的朝臣，他后来在《狩缅纪事》中记录说“上命沐天波往，至金殿前，缅人不容以汉衣冠相见，于是，跣足夷装，以臣礼见而还。”
可见，汉衣冠在这里代表着明廷宗主国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体统：汉衣冠和“夷装”是相对的，只有沐天波以宗主国代表的身份出现，才能身穿汉衣冠。而随着明廷的衰亡和寄人篱下的悲惨遭遇，连汉衣冠也不被容许。
刘寀在行文中没有用“明服”“唐服”或者“朝服”之类的字眼，而用汉衣冠，也表明对汉服概念的全面认同，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形成了！
这个历史悲剧也深刻说明：华夏衣冠总是和汉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只有华夏强盛的时候，华夏衣冠才是受人羡慕、景仰的上邦风范，当华夏衰落的时候，连自己的一领衣冠也难以保存！
满清入关，是自历史上“五胡乱华”以来最恶劣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最大悲哀！一位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目睹了这个过程：“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尔干人，西部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不仅这样，我还看见许来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卫匡国《鞑靼战纪》）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干王洪仁玕对蓄发问题的论述：“盖发之生于首，犹草之生于山也，山无草则崩破消磨不足以悦人观，头剃发则泄气坏脑多生头晕善忘之症。……脑之为用甚大，实灵魂生命也，故剃发之人定有所损，此其一也。又发为上帝生成，发于肌肤，鞠于母胎，非比袍裳出世后才做就以披于身，今上帝欲生之，而偏削之，岂不逆天？天既定于母胎之前，尔偏去于母胎之后，岂非不肖，何以为人？乃该尔等忘其身为华夏，甘为鞑妖瞒天不肖之举，此其二也。况我中土当明末妖来之时，凡百列祖必不肯剃发从妖，惟迫于势不得已而剃之。……凡百之家亦有长发之妇媪，未闻见说天热即痒而怨天怨母之生鞠者，只闻古有孝子曾参全受全归，发肤无有毁伤者，此其三也。今众等不以亏体为辱，而以削发为荣。不以逆天不肖并迫先祖之仇为忿，尔以头皮痒而起嗔，难怪其不愿为天父上帝子女，天兄基督姊妹，甘为鞑妖狗奴所惑矣。”（洪仁玕《英杰归真》）
洪仁玕论述蓄发的理由大致有这么些：
一、蓄发美观并且有利于身体健康，剃发难看而且损害大脑。
二、蓄发顺应自然，剃发违背自然，逆天不肖。
三、头发受之父母，剃发亏体，悖逆不孝。
四、华夏子民以蓄发为传统，剃发是“鞑妖狗奴”瞒天不肖之举。
五、剃发忘祖，忘记祖先反剃发的仇恨。
六、发为上帝生成，剃发不符合拜上帝教教义。
总体看，洪仁玕的说法，可谓中西合璧，既有传统的观念，又有新的理念，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时代特点，应该给予肯定。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汉人蓄发挽髻的传统，以此作为反对清王朝的标志，洪秀全甚至还戴起汉式皇帝的弁冕。据当时（1854年）在华的英国军官伶俐(F·A·Lindley)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对此评价说："剃头和顶领衣冠，是占据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强加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隶标记。"同时，针对满清统治区和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的中国人之间的外貌差异，伶俐对比说：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员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满洲人的血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因为当时太平军距离广东很远)，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太平军的行为则与之相反，他们的纪律的严明，成功的神速，以及对于人民的爱护，约束部属不得犯甚至在文明国家中也常有的各种罪，这一切措施都深深获得广大人民的爱戴。援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切地方起义军，一切被暴虐专制所迫害的人们，一切不满异族统治的人们，一切燃烧着爱国之火的人们，都奔集到天王的旗下。”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孙中山即下“剪辫令”，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全然不似明末汉人那样，坚持“头可断，辫不可剪”，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满清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尾为弘宝”（豭，公猪，把猪尾巴当成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的不肯剪辫子！两百六十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垂辫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垂辫捶胸顿足。这货真价实的数典忘祖说明当年满清的“深谋远虑”对汉人产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比较之下，明末汉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满清政府实际上还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发布了“十从十不从的”特令，其中男从女不从一条，使得在残余的汉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女装。为易服而来的血腥屠杀，虽然在女装消失之前就已经停止，但翻阅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未经血腥洗礼”的满清汉族女子的服装，看起来却与其它朝代的服饰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条件下，汉族服饰的存在与演化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很难辨别相隔数千年的先秦女装与明代女装，却很容易区分相临明清女装。同时，我们又很难说出满清时汉女服饰与旗女的服饰有多大区别。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虽然旗女是通体一身的旗装，汉族女子依旧是上衣下裳的式样，但只要延长上衣，盖住脚面，汉女的这种装束，在表观上就几乎与满人的旗装一般无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汉服的时候和汉女穿旗装的需要。在满清汉族女装中，大量使用的立领盘扣和琵琶襟，以及紧锁的领口都是满装的主要风格。可以说，至此时，汉族的女服已经全盘满化了。
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汉民族的文化的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
剃发易服，虽然仅仅换掉了男性的衣冠，但这却是占汉族社会生活主导者的服饰。汉人认为“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国历来就有“衣冠之制”之称，所以衣冠是汉族礼法制度的根基，而汉服男装又是这一根基的主导。汉服男装的消失，使汉族社会原有的礼仪制度也随之解体，汉族服饰不再受原有汉族传统法度的约束。同时，满清剃发之时，杀人立威的做法着实吓倒了那些活下来的汉人（有“留发不留头”气节的人都杀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汉族原有的“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没。最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成功的淡化汉人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情。通过剃发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华夷类同的假象，利用科举收买拉拢部分汉族士绅，再配合文字狱、禁海令等等彻底断绝一切使汉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民族属性的途径。一步步消磨汉人的民族感情。汉人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坚持淡化了，更多的却是对统治阶级优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一样）。失去了的汉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满装变质实是早已写定的结果。
有人认为满清的“十从十不从”使汉族女装没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汉族妇女是自觉自愿的吸收了满装的特征，”进化”成了清末的样子，所以，满清的女装不是汉族的耻辱。但事实绝不是如此简单。
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来判断耻辱程度。清初的汉族男子剃发易服，多是被逼无奈，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人，这种汉人我们尚能谅解；但是，象乌三龟这类汉*，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卖国家、为讨好异族主子自动剃头，比被逼更为可耻。
其次，满清剃发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剥夺了汉族男子穿民族服装的权利，但是清初的汉族人，心里并不认同满族服装。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由此可见，虽然汉族男装从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汉服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并未立刻消亡，汉族人的“民族认同，自信、尊严、气节、廉耻等等”并未完全消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剃头令的血迹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遮盖，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在时间淹没了清初抗清义士的慷慨悲歌之时，更有一批批汉族士人赶往科举考场，丝毫不念及满清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为中国留下的灾难和当年抗清义士的廉耻节义，却争着为屠戮自己祖先的人尽忠尽效。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满清汉女服饰的满化，也如同男子们的参加科考和辫子的进化一样，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满清汉女的着装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汉族女子并非单纯是因为美丽而改变自己的服饰特征，在女装变质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统治阶级的心理屈从，更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离弃。这是比男子的被迫剃发易服更为可耻的事实。
不过有些人不但不以此为耻辱，反而将其说成是民族服饰融合，将其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论，说成是中国文化进步、飞跃的表现云云；更有甚者，把满族妇学习汉女裹小脚的陋习当成典型代表，以为是汉人同化了外来民族文化，沾沾自喜。这才混淆是非、廉耻丧尽的奴才行径，是人类有史以来比乌三龟更加乌三龟的文化汉*。
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满清汉女着装的满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破坏和对汉族精神全面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
注一:胡服骑射与剃发易服的区别
“胡服是指借鉴了胡人服饰中窄袖紧身的特点，而当时，胡汉服饰的主要区别是左、右衽，而赵武灵王所着之服仍是右衽，是典型的汉服。胡服骑射是汉族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充实、发展自己的行为，是华夏民族包容与自信的表现；然而被人胁迫而放弃本民族服饰却是奇耻大辱，一个民族，连穿什么衣服、保持什么发式都不能自主，那里还有资格奢谈什么民族尊严？！”
注二：十从十不从内容：
1。“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还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莲的陋习，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纷纷效仿，以此为美。
2。 “生从死不从”：这条即“生降死不降”。说的是人活着时穿满人服饰，死了则穿明朝服装，所以人死入殓，还是用明朝的服装。
3。“阳从阴不从”：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4。“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满清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
5。“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但一旦长成，还是要按旗人的规矩办。
6。“儒从而释道不从”：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样。在家人必须改穿旗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出家人不变，仍可穿明朝服装，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着明朝的服装。现在明朝服饰变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从而优伶不从”：**从，唱戏演员不从。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怎么演？废话一句。
8。“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男降女不降”。汉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这也是指服饰。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礼服，女子则依旧穿明朝的礼服，即所谓的“凤冠霞帔”。
9。“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满清，叫大明当然不行。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省却许多麻烦;
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满人的语言文字，跟汉语言当然不同。满清入定中原后，满语被定为国语，同时也使用了各个的民族语言文字，后来具有许多优点的汉语终于战胜了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连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汉文，说起汉语了，使得汉语反而更象国语了。
注三：汉服与满装在外观上的区别
满装的工艺，虽然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汉族文化，但是满族服饰也有着他自身的风格特征，能够明显得区别于汉族传统服饰，在此本书从五个方面来讲述汉服与满装在外观的区别。
线型第一：
汉服满装同样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汉服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在裁剪之时，看上去虽然是平面直线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会随着人体的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曲线，无论从正面、侧面、背面，都十分优美动人，和环境共同成为灵动的艺术品。有人说“中国人做衣服不看侧面。”这实际是十分不了解中国服饰片面观点的。汉服不仅重视人体的各个侧面的线型，而且还注重人与环境对服饰的影响。果说西服是三维的艺术，那么汉服至少是四维（加人体结构和动作）甚至是多维（加气流等环境因素）的艺术。而满清服装，剪裁的时候是平面直线，穿上之后还是平面直线，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线。还要强调的是，和服和满装一样，都是直线造型，与汉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
松紧第二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服饰，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这点与汉族服饰的宽怀豁达截然不同。即使在满清末年，旗人服饰大量吸收了受汉人的影响，也逐渐趋向宽大，但满清服饰的宽松程度仍远远不比了前代。例如：汉族传统服装中，贵族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也表现为袖子的长度超长。官员与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后，又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而满装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样，袖子仅仅到腕，比满装的还短)。汉服袖径宽大时可到四尺，而清装最宽时也远远小于这个尺度。这种宽大的剪裁，使得汉服在穿着起来之后，可以行成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线，随风而动，但毫不拖拉。而满装，即使是贵族服饰，即使后来袖子变宽，但是这种单纯的加宽袖径、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无现于汉服洒脱的仙道之风，而且还使衣服看起来显得松散逛荡。所以分辩”松紧”，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汉服满装的松紧之别，也是线形之别的原因之一，但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满装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体现等等。
滚镶第三：
滚边也是汉服中曾出现的元素，满装的滚边，实是参照汉服而形成的。但是汉服的滚边，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为了加固衣领、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单色或绣以简约、主题突出的纹饰。而满装却客意地强调那道边的装饰性。满装能够一件衣服上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但清式服装对细节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却在此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厉害最繁琐的地步。(这件满装的滚边占了服装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汉服中从未有过如此宽阔绚丽的滚边。)
饰物第四：
满清装的饰物，都来源于汉族艺术。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滚边一样，都是无重点的到处应用，无主题的强行拼凑。本书以妇女头饰为例，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
汉女很重视发饰，很早就创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态的发髻，华美而不失自然。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丽的。而步摇等等，也如汉服之流线一样灵动。很显然，满族妇女是很羡慕此点的。所以旗女也开始刻意装饰头部。满族最常用梳的头饰叫“两把儿头”(或者叫“燕尾”)。梳“两把儿头”很复杂繁琐，首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饰物叫扁方，它长约20厘米，宽约3厘米。梳头时要先用自己的头发将发纂的底座梳出，即头后边的“燕尾”，而且还要留下两绺头发。在头顶安好那用黑缎子和铁丝裹好的架子，再用这两绺头发往上梳，从左右两侧经过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种簪子、花穗子等装点起来。这种造型，就如同开了屏的孔雀，只能从正面观看，不能从其它角度去观察，尤其不能从后面去观察。这种浮华、表面化的装饰与滚边一样，都是极为肤浅的审美下所产生的“二维”退化品。
拓扑第五：
例一，女子头饰的拓扑图型
汉女和满女都用头发和饰物对头部的进行延展，并在延展区上进行修饰，但是，两种延展方式的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汉女头部的延展区与头部是一个整体的，而旗女则是两截分开的。
清未真实照片>
例二，襟与衽的拓扑图型
满装的大襟本是来自汉服的右衽交领，但给人的视觉效果却完全不同，他们的拓扑近似有着本质的区别，汉服的右衽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道完整一体的曲线，而满装却是线与圈的组合。见下页图。
例三：扣与边的拓扑图型
在明朝汉服中也曾用过。但并不普及。扣子虽然方便，但是安装在衣服饰上的盘扣，属于短线型，这汉服整体流畅的长线型风格不符。所以仅在必要的地方，如内衣的领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着衣服剪裁线使用，如领口等。但是满装，却在所有的衣服连接处使用盘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经十分突出的多彩条纹又加了几个突兀”横道”。这样，原来呈平行的纹路上就多了几个截断，形成了几个”*”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汉服在制作时，这种明显的“交*”线极少出现！所有的线条都是平行出现，形成如国画中铁血描一样的线条。而满装，却在自己的衣服最明显的部位“打*”！破坏了原本的线型结构。从拓朴学的角度讲，“相交”与“不相交”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图形。见图。
由上面几点可见，量变产生质变。满汉服饰，虽然同样采用汉族的丝绸印染、刺绣纹饰、平面剪裁等等工艺技术。但是汉服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与满装零零碎碎、东拼西凑的风格却是格格不入的。
服饰风格与民族个性，文化内含和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满族做为落后民族，因为汉*和中原内乱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为了显现地位的变更，所以极力追求最华贵的装饰效果。而肤浅的文化修养，却使他们只懂得去欣赏表象的华丽，而无法理解其内涵的神韵。所以形成了满风矫揉造作、浮华怯艳的特点，不伦不类，实事是审美的退化。
可悲的是，受这种“暴力地位强势、文化修养空白”的统治者风气影响，原本因”十不从”保留下来的汉服女装，也和汉族的民族气节一起，逐渐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间，就全盘满化变质，与当时满人的着装风格一般无二了。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由此可见，汉族服饰的汉文化主导性，神韵，体现汉服的内涵，失去汉文化的土壤，服饰文化也会变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服饰，虽然与汉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其内涵、神韵及灵魂深处早已脱离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范畴，所以不能称之为“汉服”。
第四节 华夏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可以想象，一旦汉人哪天忘记了那段历史，不再认同汉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饰，那么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和中国同处一个文化体系的朝鲜、日本，对满清中国的态度大为转变：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朝鲜李朝把满清视为犬羊夷狄，私下里，称清廷为“虏廷”，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朝鲜王室的“反清复明”秘密计划》原载《世界华人》2004年第1期）
满清政府自己呢？闭关锁国，闭目塞听，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俨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贵族接过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将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统统称为“夷狄”，真可谓“人不知自丑，驴不知脸长。”至于胡服辩发，“强迫既久，习与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人人都拖猪尾巴，谁不笑话谁。
19世纪，这种封闭的局面，随着半殖民地的门户打开而开始改变，到20世纪前后，外出留学的清国留学生成为第一批剪辫的中国人。断辫的直接原因，无非是满清的辫子受到外国人的极端蔑视，甚至有许多留学生因为忍受不了“猪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学。1903年，留日的湖北学生组织出版《黄帝魂》一书，在其中的《论发辨原由》一章中，痛陈发辨之罪“凡我国人所到之初，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称，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枪毙轰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可谓受尽屈辱！并且认为，发辨之俗，极其丑陋“头剃其半，拖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更是大声疾呼：“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译言拖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邹容《革命军》第2章革命之原因）
鲁迅先生回忆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壮大，现代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清排满”的呼声日益高涨，满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缓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1906年，清王朝“下诏”称，准备“仿行立宪”，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衣冠，拉那氏给“皇族内阁”又提出立宪原则，声称“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通电全国，三百年前“剃发易服”的旧事又被提起“辨发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民国肇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剪辫令”：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就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孙中山《命内务府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孙中山等人把满清的辫子视为“奴性”的象征和民族压迫的奴隶标记，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以除虏俗而壮观瞻。”辫子自然是必须剪除的，但却没有恢复汉服。大概是由于革命党人思想比较西化激进，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象征，而予以抛弃。加上当时没有能力对汉服进行系统研究，只有戏装残存，反而给人戏子形象。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众习惯性等等诸多原因，以至于没有恢复。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对恢复汉服充满期望。据鲁迅先生回忆说，南社的众多文人，“渴望着光复旧物”，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希望能够恢复“汉官威仪”。按照他们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满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实际情况令他们非常沮丧。其实，包括鲁迅先生自己，当时都抱有这种心态。不过仍然有人进行了实践，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在当时轰动一时。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根据《礼记》的记载，发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会推广。不过从总体来看，民国初年恢复汉服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毕竟满清对汉服的绞杀、摧残是毁灭性的，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冠传统荡然无存，不仅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出现了困难，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民族服饰的真正意义在于，她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志，没有统一的认同标志，就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民族认同心理，民国初年汉族服饰的混乱，使得孙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适当之服饰以需应之”的感叹与焦虑。
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党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装”。本来旗装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装，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装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充分显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新式旗装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装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到1930、1940年代，旗装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装。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据汉式传统服装设计了宽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凯的皇帝梦如昙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汉族传统服饰也成了“封建残余”被丢进了的角落。
革命党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装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DRESS”，旗装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INA DRESS”和“CHINABUTTON”，与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即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蕴涵。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
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自我丑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让炎黄子孙汗颜！
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落地开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实际上，自从满清占据中国，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清国的鄙夷与仇视。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大不相同，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满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满清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流球（即今之日本冲绳）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朝鲜、越南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其中，朝鲜古称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武帝元封二年，定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唐高宗总章元年，置安东都护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称交趾，秦始皇始设象郡，汉武帝元鼎五年，定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汉末改称交洲，唐初始称安南，置安南都护府，治地河内；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国直属郡县，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丁朝，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自称“大瞿越国”。）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试以朝鲜末代国王李朝高宗以及越南末代国王保大所着之弁冠、兖服来看，与明朝宗藩服饰如出一辙，不过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显得小一号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以汉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鲜、越南是六旒的。朝鲜的民族服饰至今还在延续，越南的民族服饰持续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残留。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逐渐减少，心理隔阂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鲜，表面上，迫于清廷的威势，按期前来“朝贡”；实际上，对清廷充满怨气，背地里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二百六十五年。朝鲜人认为，满清统治中国，“华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华”自居.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与中国南疆山水相连的安南（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着明式衣冠，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照片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明确的反映出这一点，（附图）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驻云南府（今昆明）的法国领事方苏雅（AugusteFrancois1857.8.20~1935.7.4）所着龙袍的照片，（附图）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古代皇帝的龙袍或者中国戏曲中的装束，实际上，方苏雅所着之服，乃是安南国王的朝服，从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无二。实际上，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汉服”就是古装或者戏服。显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满清统治者的“文治武功”。
史书上关于琉球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隋王朝曾遣大臣朱宽到达琉球。12世纪，琉球群岛出现南山、中山、北山三国，分别在琉球群岛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国开始向明政府朝贡，从此成为中国的藩属。1416年～1429年，中山国王尚巴志征服北山、南山，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并接受明廷的“册封”。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琉球由满清政府于1879年割让给日本。流球语言主体为闽南语，原居民多是由东南沿海的汉人迁徙过去的，至今，许多琉球人仍然身着明式汉服。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旗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装”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装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见到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是却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又痛心无比！
结语：
历史，是不能泯灭的记忆，华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暂时的，她的复兴也是必然的！因为，任何政治和权力都是暂时的，而美是永恒的！文化是永远的！
排版 制作：水滨少炎 万壑听松
2005 6 23
本章作者：水滨少炎 万壑听松 溟之幽思 吴楚隐侠 曲达 等
2005 6 23
2006 1 13
原贴http://www.hanminzu.com/bbs/dispbbs.asp?boardID=42&ID=59021&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