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 者：金一南
内容简介 ……
从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那是一个热血澎湃、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年轻人浴血奋斗，国民党的一批年轻人也在拼命奋斗，共产国际的一批年轻人也在奋斗。这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列宁去世的时候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大钊就义时还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朱德31岁参加护法战争。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聂耳不到23岁谱写《义勇军进行曲》。寻淮洲21岁担任红军军团长。邹容18岁写《革命军》…… 没有一个人老态龙钟，没有一个人德高望重，而且没有一个人研究长寿，切磋保养，都是主义、奋斗、牺牲、救亡。这样的现象应那个时代而生，也应那个时代而完成。
第1节：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何遭到各界质疑(1)
1、【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何遭到各界质疑】
当初社会主义理念传到中国的时候，各方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思想界的泰斗级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发表了一篇《论社会主义运动》，里面就讲，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却？他的意思是说，你搞社会主义，没有社会化的生产，谈不上社会化的管理，搞什么社会主义？搞不成。梁启超的态度很明确，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多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①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①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那么共产国际代表越飞持什么态度呢？在这篇《孙文越飞宣言》里，越飞完全同意孙中山的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个人都不认为中国存在适合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
孙中山的"不认为"，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则是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越飞的观点，其实是一个矛盾，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妥协，支持孙中山，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
那还会不会有更深入一些的原因？
有。
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给予了帮助，越飞实际上就是在完成一种交换。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主要的想法是在中国培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牵制力量，让北洋军阀不能毫无顾忌地反苏。不管支持中共成立，还是支持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在共产国际来看，在苏联来看，都是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就是让中国革命具有这样的牵制力量。
第2节：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何遭到各界质疑(2)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面临的最大难处，除了自身的困境，就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个最有力的指导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国革命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国能存在社会主义。1940年，斯大林就曾讲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直到1944年，他还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是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正牌的黄油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黄油，是人造黄油。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有规律地发展，无规律地跳动。
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最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结果是俄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
在亚洲，列宁、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结果中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获得巨大成功。
那么列宁、斯大林当时为什么看好日本革命？因为日本工业最发达，日本工人阶级最成熟，而且日本当时已经传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论，怎么看日本都比中国强。所以斯大林将日本看做是远东革命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小杯子里的小风暴；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瞎闹，中国革命就没有大希望。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革命导师、革命理论泰斗，包括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普遍的一个判断。
但是，日本没有发生革命，中国发生了革命，中国搞成了社会主义，这也是世界所预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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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折射党的艰难
2、【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折射党的艰难】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1921年建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后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923年，陈公博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4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
周佛海、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①
① 1946年10月，周佛海被国民党判处死刑，次年被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卒于南京狱中。
张国焘叛党，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想办法怎么搞垮共产党。
我们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可是还有，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13名党代表中，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加起来是11人，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从13位党代表的命运中，你就能看到这个党何其艰难，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描述--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剩下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南湖的会议一开完，一轮红日从南湖的红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后一条红飘带，直接从南湖飘到井冈山，飘到延安，飘到天安门，我们就胜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学式的表达，党的这种艰难，这种艰辛，这种奋斗，没有一条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过来、走过来、爬过来的，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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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毛泽东的艰难选择
3【毛泽东的艰难选择】
陈独秀、李立三的选择，都想使这个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的道路，都没有搞成，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搞成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陈独秀和李立三在指导方针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尤其是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而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最擅长的。
毛泽东在选择方针路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牢牢根植于脚下的土地。他没有到莫斯科去学习。他是从井冈山和江西苏区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组织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原定的方向是打长沙。毛泽东一看这个队伍的实力，根本打不了长沙，就放弃了打长沙计划，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为此，毛泽东受到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
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中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刚刚开始进入中央的核心层就被撤职，撤职原因是：让你组织秋收起义主要是攻长沙，把长沙打下来。你没有打长沙，却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属于右倾逃跑。
现在我们看上井冈山这件事。就当时中国革命的现状，毛泽东上井冈山恰恰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极其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开端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这也再次说明了我们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之艰难和中国领袖成长之艰难。
那么，毛泽东在这块红色土地搞了什么呢？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论概括中，红色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而且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讲得是不够的，正因为在广大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泛的农村根据地，我们党才在经济上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曾经一直束缚着陈独秀、李立三的经济绳索，让中国革命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真正独立，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中央苏区也好，地方苏区也好，都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政策，既是红色政权政治运动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经费、送黄金，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人以为上海中央经费主要来源于苏联。当然，共产国际是提供了一些经费，但是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苏区等各个苏区建立之后，苏区的财政全部自给自足，苏区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苏区有独立的工商税收，有独立的田税。
苏区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完全拥有了政权独立运作的模式。
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产国际、苏俄的帮助下建立。红色政权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这可以看做是中国革命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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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蒋介石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1)
如果当年红色首脑不集中在现代化的大城市，我们党不可能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最先进的思想体系，而且也不会收获后来众多的精英的领导；如果红色武装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顽强的战士。
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讲到毛泽东道路的珍贵。毛泽东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完全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呢？其实今天来看也是我们必须珍视的：中国革命不但要独立于敌人，而且要独立于友人。
4【蒋介石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
为什么说真正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
有这样几个关键的事件：
一个是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
一个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共产党怎么办？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对蒋介石的忍让实际上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总书记陈独秀十分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是一场幻想，而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这个"他"指的就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自己描述自己"心境苍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无奈，是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深刻认识，没有枪杆子，在枪杆子威逼面前，除了后退，除了让步，除了缴枪，除了把性命赔上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到了党的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在发言里面讲：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就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事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怪，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需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第6节：蒋介石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2)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键来源就是他这句话：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剖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客观存在的条件后提出，我们的主观还要加上这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才是构成一个完整形态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最终找到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那么工农为什么能武装割据？因为白色政权之间的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那么怎么样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介石从反面教会了共产党人认识枪杆子，他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工农武装。
我们的政权不仅需要主义，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需要对中国社会特质的了解，我们还需要武装起来，就像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描述："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一系列历史人物对中国革命的破解，其中毛泽东同志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至关重要。
第7节：孙中山是否曾选定蒋介石作为接班人(1)
5【孙中山是否曾选定蒋介石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选定的领导人，同样，蒋介石也不是孙中山选定的领导人。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重大命题，蒋介石实际上完成了国民党对整个中国政权的控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个非同寻常的重要人物身上共同的一个特点，他们都不是被他们所谓的上级组织所认定的领导人。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是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1925年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1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令'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
孙中山对陈炯明寄予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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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孙中山是否曾选定蒋介石作为接班人(2)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职务，离不开共产国际这位重要人物鲍罗廷，他是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的人。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给中国近代革命带来很大影响，实际上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革命的总代表鲍罗廷。
前不久我们很多杂志推出了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100人，鲍罗廷名列其中。这100人包括爱因斯坦，包括白求恩，包括很多人物，很多人对鲍罗廷是完全不了解的，但这是个对中国大革命影响非常大的人物。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把鲍罗廷推荐给孙中山，孙中山接受鲍罗廷为大革命时期的顾问，孙中山那时候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委任状，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这个教练员跟我们今天的体育运动教练员完全不一样，他实际上是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者，是他一手把蒋介石推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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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如何排挤共产党人(1)
6【?"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如何排挤共产党人】
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到今天来看都没有完全清理、梳理得非常清楚的事件。非常典型的事例是蒋介石指责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人，他要劫持蒋介石，是个反革命事件。策划这个事件的是中共，是苏联顾问团，是汪精卫。
"中山舰事件"大致的脉络是这样。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是个意外事件，令蒋介石一石三鸟。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是个人为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事件，又是一石三鸟。
只不过，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后了7个月。
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他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时间，来消化这些力量。
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讲话中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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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如何排挤共产党人(2)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国民党"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来了，鲍罗廷恰巧不在。
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什么叫做"整理党务案"？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全部清除。"整理党务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在第一军内，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
架空鲍罗廷，清除共产党，两个任务完成。
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
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手里没兵，也没有办法。
4月初，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由广州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马赛，躲了起来。
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自此，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
"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成了一个摆设。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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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如何排挤共产党人(3)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鲍罗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把黄埔系，就是年轻的、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结果哪个派系也抑制不住蒋介石。保定系不行，湖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更不行。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术大师了。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运动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1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加伦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第12节：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1)
7【?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
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第13节：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2)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第14节：对朱德同志的一些认识，包括一些非议(1)
8【?对朱德同志的一些认识，包括一些非议】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
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陈毅、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余人的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击战法。
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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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对朱德同志的一些认识，包括一些非议(2)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朱德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
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领导层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作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给朱德同志扣的帽子是"大党阀"、"大军阀"、"黑司令"。朱德同志上天安门进到休息室，休息室内的军队高级将领，各大军区的领导纷纷起立，因为军队同志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总司令来了全部站起来，是对总司令的崇敬。
当时，朱德同志上天安门，北京一位著名的造反派端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说："朱德算什么总司令，你们给他站起来？"我觉得那个造反派在当年造反的时候，以为真理尽在他手，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以为世界都是他的了。经过历史的淘汰，经过历史的筛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那造反算什么？与朱德的地位比较起来，你算什么？历史承认朱德同志是一座巍峨的泰山，你只不过是山脚下一抔黄土而已。什么叫历史？这就是历史。什么叫历史检验？这就是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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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对朱德同志的一些认识，包括一些非议(3)
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造反派提出要改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说不是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是秋收起义建军，是三湾改编建军，所以要求把八一南昌起义的八一建军节定为九三○建军节，就是9月30日，三湾改编那天。
最后还是毛泽东同志一锤定音。毛泽东说建军节依然是八一，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一点不能改。毛泽东同志通过肯定八一南昌起义，对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绝对的肯定。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个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得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
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西方的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什么叫恐惧？你不好好干我撤了你，这是恐惧。二曰利益。利益就是你好好干我提拔你，这就是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的产生是发自内心的。
朱老总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形成了领导的核心，树立了领导的权威。他就是通过自己坚定的信仰驱散了人们内心的失望和恐惧，从而成为这个队伍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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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周恩来与毛泽东改变中国命运的谈话(1)
9【周恩来与毛泽东改变中国命运的谈话】
我们上节讲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写了封信，他要留下来坚持在苏区斗争，欢迎中央再回来。当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非常年轻，大约28岁，看见这封信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便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周恩来，他说："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么办？"周恩来迅速看完这封信，跟博古讲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
周恩来同志当天骑着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住地找他谈话，核心就是劝毛泽东同志跟着走。那个谈话进行了一晚上，那天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谈了些什么，谁都不知道。
当天警卫回忆当夜雨下得很大，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流到斗笠上，斗笠湿了，从斗笠流到蓑衣上，蓑衣湿了，蓑衣的雨水流到绑腿上，绑腿湿了，鞋子湿了。
领导人在里面的谈话迟迟谈不完。他们开门进去给领导倒水，门一开，两位领导同志一句话都不说了，就看着他们，等他们倒完水退出去，门关好了才又开始说。所以警卫也没有听见这两位领导同志在里面谈了什么。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同志骑马返回瑞金，见到博古同志，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我觉得这句话虽然非常简单，却意义极其重大，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同志如果不跟着走，在苏区能保证他的安全吗？而如果毛泽东同志不走，那我们的长征是什么样的长征？红军能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们的结局又将如何？
恩格斯讲过一句话："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不是说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它就是必然会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会经过许多路口，需要跨过许多急流险滩。
我们从这个问题上看周恩来，他不是对党和军队的命运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吗？而且像这样的事情周恩来终生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
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元帅当时就认定：周总理肚子里要说的话很多，你们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随时准备好笔，把他说过的话一一都记录下来，哪怕在昏迷中说的话也要把它记下来。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实按着叶帅的要求准备好了纸笔，要把周恩来说的任何话都记下来。
结果一直到周恩来去世，警卫也好，护士也好，他们准备的笔都没动过，纸还是一张白纸，一个字都没有记录。周恩来同志一辈子都是这样以组织为核心，以组织的生命为核心，以组织的利益为核心。
他完全牺牲了自己。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讲周恩来同志的贡献，但一直都讲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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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周恩来与毛泽东改变中国命运的谈话(2)
周恩来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称赞他。但也不光是称赞，诋毁周恩来的话也有，像周恩来同志的"世故主义"，周恩来同志如何如何"不讲原则"，周恩来如何"和稀泥"，这方面讲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不管是称颂的或者是诋毁他的人，都没有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关头，周恩来同志作出的关键性贡献。当时的党中央不知道少了毛泽东的长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时的毛泽东同样也不知道自己留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好了的，我们走到这就是遵义会议，走到这就是延安，走到这就是天安门，没有这样的安排。全是什么？全是人的努力、奋斗、牺牲。
共产党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在这其中周恩来表现了极大的历史自觉。他通过组织，通过协调，把党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个散射的手电筒的光芒变成一束激光。
组织协调工作当然不光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是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这点，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在长征之前那个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中国革命命运。
第19节：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
10【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疙瘩都没有，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同志选下去了。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
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思想，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既为党提供思想又为党提供意志。这种结合无法取代，无人取代。这就像什么？普列汉诺夫讲过一个问题，什么叫发起人？就是成为历史上一个重大运动的发起人。
普列汉诺夫说，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
但是所有伟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会犯普通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又是不普通的，为什么他们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汉诺夫说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要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一些。
面对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挫折困境，面对中国共产党成长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还要面对内部的争论不休和复杂矛盾，不少人都退缩了。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地追求。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万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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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蒋介石的大不幸是与毛泽东同时代(1)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形成是"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11【蒋介石的大不幸是与毛泽东同时代】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成功，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蒋介石能在一个时期之内所向无敌，形式上统一全中国，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他们都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成与败，幸与不幸，都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蒋介石样样会使，而且每一样都烂熟于心，有硬的，有软的，有正面作战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如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兵力比他多的人，实力比他强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后都没有搞过他，一个一个在他面前倒下。
为什么？
1930年，蒋、冯、阎大战。阎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阎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辟、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就客观因素来讲，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
从主观因素来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
这就是原因。
阎锡山忽略了蒋介石这个人本身。
1906年，不满20岁的蒋介石进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块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也像5000万微生虫寄生在八分之一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准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唯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
第21节：蒋介石的大不幸是与毛泽东同时代(2)
1908年，刚20岁出头的蒋介石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3年前病死狱中。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寢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
1912年，已经24岁的蒋介石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古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
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相当的能量，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样一个集团和这样一支队伍，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属于蒋介石这个人了，没有人能弄过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的大不幸在于他和毛泽东处在同一个时代。
剿灭共产党，是蒋介石一生追求的目标。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只差了两个星期，不然就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了。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蒋介石说3个月就可以消灭关内关外的所有共产党部队。最后他被赶到台湾去了。就是在台湾，他还搞"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反攻大陆计划。蒋介石一辈子就想战胜共产党，一辈子没搞成，最后败了，就败在毛泽东手下。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介石也许终生不解。美国作家布莱恩·克洛泽在The Man Who Lost China中把蒋介石一生归为运气，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蒋介石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要说"运气"，那么蒋之大不幸，在于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生活在同时代。
当然，共产党人在一段时期内被他追杀、被他围剿，有很多人被他收买，叛变。好几个时期，蒋认为共产党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党的力量。到了解放战争进行到中后期的时候，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只剩下你们这些人。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好学生是什么？当年蒋介石黄埔建军的时候在军校大门上贴的对联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他的意思是说，当年那些不为升官发财、只为事业的好学生都死光了，抗战胜利之后就剩你们今天这些人，房子、票子、车子到处捞、到处贪，整个队伍腐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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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1)
12【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
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
龚楚不但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在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1929年1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是龚楚。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他在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
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随后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职位，调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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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2)
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这些游击队，最缺乏的就是胜利，到处被围剿。项英看到龚楚的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他并不了解龚楚这个人，但当时陈毅对龚楚还是非常了解的。
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他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怕时间长了狐狸尾巴露出来，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龚楚果断行动，把当时规模很大的北山游击队带到包围圈内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这些游击队员和干部觉察到不妙时，龚楚的叛徒嘴脸露出来了。
这个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后来项英、陈毅才知道龚楚是彻底叛变了，幸亏当时没有去见他，否则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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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3)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为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
为敌人作出更大"贡献"的龚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是广东国民党一个中将的随属官员。我们党从事"农运"的最早领导人，最后当国民党中将的随属官员去了，这种变化差异太大了。
但是在1949年，龚楚面对全国解放的态势，被迫请罪。向谁请罪？向他当年在红军中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林彪请罪。
龚楚当红军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林彪只是一个连长，级别相差甚远。但是龚楚请罪，想见一下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仅仅一个师长就把他解决了。
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见他？派一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像掸掉一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
所以龚楚投诚后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
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我与红军》，谈起在红军中的高级人物，谈起现在新中国某某领导过去是我的同级，某某是我的下级，某某当年是如何如何……谈起自己未叛变时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飞色舞，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见诸笔端；对叛变之后，脱离红军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感大江东去之慨了。
第25节：毛泽东作好了去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的准备(1)
13【毛泽东作好了去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的准备】
1935年6月是张国焘人生的顶峰，张国焘在香港写回忆录，把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场面记得非常清楚。
当年，张国焘骑一匹白色骏马，在10余位警卫的簇拥之下，飞驰两河口。
当年，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他。
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出门欢迎过党内同志？为数甚少。毛泽东这一次之所以这么做，充分考虑到了张主席的地位。张主席在中共中央高层长期任职，能力、威望和实力都非常强。
会师的场面对张国焘没有震动吗？张国焘震动很大，当时很感动。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骑马过来，看见政治局诸位委员站在雨中恭候他。张国焘翻身下马，冲上前去和众位委员一一紧紧拥抱。当然，激动之余就发现问题了，一方面军怎么搞成了这样，人数怎么这么少？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了。
毛泽东讲张国焘是实力派。一、四方面军的分裂，表面看是因为战略方针的问题，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实际则是张国焘的作用。张国焘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都体现实力，中央红军指挥也应该体现实力。张国焘最终被他手中所掌握的实力害了。
一、四方面军分裂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最严重的事件。
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
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一路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
现在看是这样，可在当时历史场景中，这是何其艰难的一步。
张国焘率领83 000余红军南下。
毛泽东仅率领7000红军北上，这是中央红军当时最为严重的局面。
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北上，在北上途中，1935年9月，召开俄界会议，会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最严重的估计，7000人能搞多大的局面呢？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作出了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毛泽东当时甚至作了队伍一旦被打散就去做白区地下工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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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毛泽东作好了去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的准备(2)
那是中国革命最严重的危急时刻。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改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
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脱离根据地一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这个过程可以用邓小平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
10月，陕甘支队过岷山，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最黑暗的时候过去，前面是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了。
俄界会议的决议在榜罗镇会议上很快被翻了过来。它的关键点在哪里？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了陕北为我们最终的根据地，那么这又是怎么选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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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蒋介石的救命恩人陈赓为何弃蒋而去(1)
14【?蒋介石的救命恩人陈赓为何弃蒋而去】
陈赓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当时有"黄埔三杰"之说，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陈赓在黄埔毕业后一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为陈赓在东征作战中战绩卓著，担任连长的时候就攻无不克。当时蒋介石把陈赓这个连调为总司令部的警卫连，陈赓担任连长。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有一次第三师和广东军阀林虎的队伍相遇，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介石命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压迫下已处于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
兵败如山倒之时，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了河，方才脱险。
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
但陈赓从内心看不起蒋，为什么看不起蒋呢？
1949年退到台湾的一位国民党军人--一位退役后的老将领--曾经给陈赓的家里来了一封信，他说，我的老班长当年就看不起蒋，就嫌蒋介石在作战指挥间隙打开收音机听上海的股市，认为蒋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当年的陈赓是一门心思革命，进入黄埔军校。进入军校就是革命，就是解放，就是救亡。但当他看见蒋校长在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听上海的股市时，就知道蒋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他要跟的人，所以最后弃蒋而去。
陈赓离蒋而去时编了一个什么理由？就像我们惯常的理由一样，老母病重，需要照顾。蒋微微一笑，批准了陈赓离开。实际上蒋也知道陈赓要离开了，要走了，但是蒋没拦陈赓，知道拦也拦不住，陈赓就这样走了。
据陈赓后来回忆，以蒋介石那么聪明的脑瓜子，我编这个理由，他是不相信的，是骗不住他的。
1931年陈赓在鄂豫皖苏区作战，身负重伤，鄂豫皖苏区没有办法治好他的伤，只好把他秘密转移到上海，在一个跟我们党有关系的医院里治疗。
可是非常不巧，也非常倒霉，正好赶上了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把陈赓给指认了，陈赓在上海被捕。
蒋介石一听说把陈赓抓了，大喜过望，下令给陈赓好好治伤，另外把他劝过来，不要跟着共产党干了，陈赓丝毫不为所动。
一天，蒋身边的人兴奋地跟陈赓说，校长要来看你。陈赓坚持不见。来人说，委员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你不见也得见。蒋介石进来后，陈赓在病房里抓起一张报纸挡住脸。蒋介石见陈赓有意挡住脸不想见他，便走到陈赓的右面，陈赓把报纸移到右边，蒋介石又走到陈赓的左边，陈赓又转过来把报纸移到左边。
第28节：蒋介石的救命恩人陈赓为何弃蒋而去(2)
蒋明白了，陈赓不想见他。蒋只有离开，跟身边人说了一句，好好给他治伤。
陈赓最终能从上海脱逃，今天，我们比较公正地审视那段历史，可以看见，是蒋介石放了陈赓一马。如果蒋介石不放陈赓，陈赓是无法脱逃的。蒋介石杀共产党人无数，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如此腾腾杀气，对被捕的共产党人来说，他的电报就是斩立决，唯独放了陈赓，为什么？
当然，一个原因是陈赓当年救过他的命，蒋还是念这个旧情的；第二就是陈赓不仅在共产党军队中影响很大，他在黄埔一期，包括二期、三期的学员中，也具有重大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是不得不顾忌的，如果他把陈赓杀了，他在整个黄埔系中的威望都要受影响。
我们从这些历史来看，比较起徐海东与毛泽东的素未谋面，坚决服从，陈赓和蒋介石则相互熟悉，陈对蒋有救命之恩，蒋对陈又是如此欣赏，如此想提拔，如此想重用，可是陈赓因心中之共产主义信仰仍弃蒋而去。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这么多的就为胸中主义和心中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的有志之士。这批人，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便可用一生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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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首个入党的黄埔学生为何要首个退党(1)
15【?首个入党的黄埔学生为何要首个退党】
在著名的黄埔军校，有两个年轻人，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最后都脱了党。
一位是国民党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另外一位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
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眼见穷人逃荒避难、颠沛流离，国家内战外患、水深火热，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他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很大影响，使他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
李默庵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他几乎每天晚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不似李默庵自幼为柴米奔忙。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宋希濂立即在《雷声》撰文，猛烈抨击当局。
这两个人又都在"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黄埔女生队的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当时他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说："你就为了会女朋友不参加会议。"从此许继慎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了。就这样，李默庵在无形中脱离了党组织。
这很显然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便许继慎继续通知他参加活动，他对共产党所组织的活动也没有兴趣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此时李默庵已从黄埔一期毕业了，从总的趋势来看，他感觉到了一种能够当官，能够发财，能够光宗耀祖的可能。作为第一期的高才生，他对在校长蒋介石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李默庵在黄埔一期自我感觉甚好，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当然，作为黄埔一期的高才生，李默庵的学习成绩、实践考核肯定都是不错的，蒋介石很欣赏他。他觉得在蒋校长的麾下，干一番大事，这是更有价值的；跟着共产党干，共产党动辄流血牺牲，有点儿受不了。
第30节：首个入党的黄埔学生为何要首个退党(2)
1926年爆发"三二○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这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
出于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在和红军的作战中，他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
还是老同学陈赓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
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李默庵的第十师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向红军根据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红秀驿附近，突然遭到陈赓、王宏坤、倪志亮三个师夹击，其前卫三十旅陷入红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为使三十旅免遭被歼，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到李默庵师部指挥，李默庵则移至最前沿。战斗最激烈时刻红军冲到离师部仅500米处，卫立煌的特务连都投入了战斗，才保住师部。李默庵师死伤1500人以上，而且与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
从此李默庵与红军作战更加谨慎。
第五次"围剿"中，李默庵率部进至泰宁县建宁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重重包围。他将全师两个旅四个团近1万人龟缩一处，再集中数百挺轻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战斗于黄昏发起，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免了被歼厄运。
在红军长征之后，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加入了李默庵的队伍，共同占领了红色首都瑞金。这是我们讲的嬗变，红色首都瑞金，是被两位前共产党员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占领的。
一直到1949年，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他感觉到了眼前宽阔奔腾的历史洪流，却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难言之隐。他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红都瑞金，如今又要去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个中滋味，实在难平。
第31节：能守的伍中豪与能攻的林彪(1)
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
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年秋，又移居美国。
晚年时，李默庵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又回来了。
16【?能守的伍中豪与能攻的林彪】
今天很多人很难记得伍中豪了。
黄公略与彭德怀关系很深，伍中豪却与林彪很像。
两人同是黄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三连。黄埔军校从第四期开始，按成绩分别将学生编入军官团与预备军官团。伍中豪所在的第一团是军官团，林彪所在的第二团为预备军官团，可见伍中豪在黄埔的成绩优于林彪。
两人都是从叶挺的部队里走出来的。林彪一开始是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排长、连长，七十三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伍中豪则是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新兵营当连长，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叶挺。
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二十八团，林彪为该团一营营长；秋收起义部队被编为三十一团，伍中豪为该团三营营长。
两人一起当团长--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伍中豪为三十一团团长。
两人一同当纵队司令--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伍中豪为第三纵队司令。
两人又一同当军长--林彪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
伍中豪长林彪两岁，两人都是红军中年轻优秀的指挥员。这两个人的经历非常相像，但两个人的作战风格却是各异。林彪指挥的部队，运动速度非常快，飘忽不定。运动战和伏击战是林彪的两大特长。
据萧克将军回忆，林彪的指挥有个缺点，就是不大稳得住，利于进攻，固守就差一些。但是，伍中豪指挥的部队在固守这方面要比林彪强。两人各有优长，当时被称做红军中的两只鹰。
伍中豪能把一支部队带好，训练好。他任三十一团团长之后，该团战斗力有明显提高，能攻又能守，特别是在守的方面，比林彪的二十八团要强。
萧克将军还回忆说，伍中豪没有林彪那种架子，他是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学生，是学文学的，有较好的旧学功底。后来叛变的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也爱好文学诗歌，与伍中豪唱和。伍中豪回信说，作诗要意境好，还要音调铿锵。伍中豪讲话从容，温文尔雅。这点与林彪不太一样，林彪对文学有自己的看法，但兴趣不是很大，而且林彪平常话不多，所以萧克将军认为林彪有架子，好像不太易于交往。
第32节：能守的伍中豪与能攻的林彪(2)
伍中豪还有一个特点，非常喜欢下象棋，那个时候红军中没有一个人能下得赢他。福建长汀有位老人精于象棋，在那一带名声很大。当时，红军还没有攻占当地，相当于敌占区。伍中豪某个晚上偷偷摸进这个老人家里，专门与他下象棋。那天晚上，伍中豪在屋内与老人连走五盘棋，输了三盘，赢了两盘。伍中豪当然很不服气，最后一把推倒棋子，说3个月以后再战。
伍中豪是性情中人，非常豪爽。后来，因为下棋，伍中豪受到了严厉批评，这是伍中豪参军以来第一次被批评。
在当时，对于林彪和伍中豪的军事才能，红军中都是公认的，可惜伍中豪"出师未捷身先死"。
1930年6月，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因病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治疗。10月，出院归队，途经安福县遭地主武装袭击，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5岁。
"男儿沙场百战死，壮士马革裹尸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这首诗作于1929年5月，是红军早期将领伍中豪生前的铮铮誓言，也是伍中豪壮烈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伍中豪英勇善战，善打胜仗。毛泽东多次在根据地干部会上，表扬伍中豪能打仗，会做群众工作，是文武全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全才，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三位杰出的红军战将，皆牺牲过早。
残酷的牺牲让我们知道，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一个失败连着一个失败，摔打和筛选出一批优秀的红军战将。
第33节：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上）
17【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上）】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就写过，他说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把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抬到了陕北。一军团林彪，三军团彭德怀，一、三军团是你开路我殿后，或者你左位我右位，或者你右位我左位，担负着护卫中央纵队前进最关键的任务。
当然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要讲到这位卓越战将，不能简单地一丑遮百俊，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林彪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那些杰出的指挥作战的战例。
林彪本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他能够指挥作战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没有工农红军就没有他。他指挥作战的成功是工农红军的一部分，是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不能因为他后来出了问题了，我们就把战史全部抹杀，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以林彪当年黄埔四期的资格，如果在国民党军队中，最后当个军长都很困难。一直到解放战争，黄埔四期担任军长的人都不是很多。像张灵甫这样算黄埔四期很好的了--七十四师整编师师长，相当于军长。国民党军队中大量执掌实权的人都是黄埔一期的。所以最近台湾地区前军事大员郝伯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总结蒋介石在大陆为什么失败，军事溃败为什么这么快。
郝伯村在书中讲，一个大的弊病是蒋介石把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黄埔一期，而黄埔一期的这些人指挥训练的素质都不是很好，部队训练指挥放手交给下面人去干，下面人也不是很明白，就弄得满盘皆输。
郝伯村总结的这个理由也不是全部理由，是一些面上的理由。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出一点，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大员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的指挥官是黄埔四期的。
前面说过，如果林彪不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干，在国民党队伍里顶多干个军长就了不得了，但是军长这个职务，在共产党队伍中，林彪在24岁就达到了。那么林彪在红军作战中最后之所以这么有特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江西苏区的红土地给了他一张最新最美的白纸，他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的将领指挥作战的一些杰出战例。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给了林彪空前广阔的天地，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没有这一点他也做不到。
所以我们在讲到林彪的功绩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他是一个党的产物，一个事业的产物。林彪在红军时期指挥作战与抗日战争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指挥了两个战役，取得这么多突出的军事成就，我觉得就是因为个人融入中国革命这个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去了，使他的个人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给他个人提供的巨大空间而形成的结果。
第34节：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下）(1)
18?【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下）】
林彪因为打过很多胜仗，也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军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
直到1930年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也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的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就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我军损失很小，缴获却很大。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作战指挥能力。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王尔琢牺牲后，朱德代了几个月团长，很快就推荐林彪接替。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哪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毛泽东发现林彪，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朱、毛红军会师后，一日军长朱德与党代表毛泽东相伴而行，见路边一个年轻指挥员正给部队讲话："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毛泽东听了一怔，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回答：一营营长林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青年指挥员。
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凭借关系就能提升的年代。一切都需要经过战争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虽然没有人明确这么讲，却一切都是按照这个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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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下）(2)
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林彪非凡的野战才华。
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张辉瓒的十八师，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林彪指挥的红四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余里，红军五战五捷，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缴枪2万余。
第四次反"围剿"，首创大兵团山地伏击的范例。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央红军最大规模的伏击战斗。
从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至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到三年时间，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红一军团战功卓著，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评价说："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的声望迅速上升，达到与彭德怀并驾齐驱的程度。
前面讲过，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四分之一兵力伤亡，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说："我要骂，我知道我回去大不了杀头，我准备好了。"彭德怀非常硬气。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认为多次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丧失取胜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对时间的计算极不精确，使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
三、对任务及执行手段的规定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余地。
四、于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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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精谋善战枭将林彪经历过怎样的失败(1)
林彪以冷静的剖析对李德的批判，其力度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19【精谋善战枭将林彪经历过怎样的失败】
林彪在早年指挥作战时，吃过两次很大的亏，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战将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这时林彪刚刚担任二十八团的团长，下山初战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随后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江西大余。
但部队很快便在小胜后露出破绽。
在大余，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后，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林彪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最为致命的是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林彪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他所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
这一次他一个也没有做到。
所以出事了。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迅速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是这样成了"机会主义者"，这无疑是幽默地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与教训。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时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的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一阵，才勉强把撤退的人收拢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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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精谋善战枭将林彪经历过怎样的失败(2)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这使得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雪上加霜。
摆脱追兵，部队日夜行军，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触碰，造成损失。
最危险的是圳下之战，红四军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第二天早上林彪带领后卫率先开拔了，没有通知军部，当时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震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800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黑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儿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毛泽覃腿部中弹。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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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林彪对自己的作战特点怎样总结(1)
林彪不是命运的幸运儿。
他卓越的指挥作战能力是从一个个失败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他在黄埔军校也不是学习成绩好的，当时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二团预备军官团，都是成绩不太好的人才编为预备军官团。当然，林彪这个人是个悟性很好的人，凡作战吃过亏的，他没有忘记，一笔一笔记下来，把吃亏作为他下次指挥作战的基础，这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过人之处。
20【林彪对自己的作战特点怎样总结】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共有九条：
第一条，要勤快。他说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更不能当指挥员，凡是自己能亲手干的事，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他说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会带来失败。
第二条，要摸清上级意图。林彪说，这个摸清上级意图，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的意思是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说叫你摸清上级的意图，你就只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他说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才能有大用，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
第三条，要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部队要做到心中有数，他讲要天天琢磨不能间断。
第四条，他说要有一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熟记地图，要经常地读地图，最好的办法是把地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形全貌到某一个地段、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最后用红、蓝铅笔把主要山脉、河流、城镇、村庄全部标下来，边标边画，边画边记。他说把战场的情景、地形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第五条，要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想够想透，就是每一次战役战斗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方面来找答案。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
第六条，要及时下决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林彪讲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一旦有70%左右的把握就是很不错的机会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
第39节：林彪对自己的作战特点怎样总结(2)
第七条，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一致，行动才能协调合拍；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
第八条，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
第九条，他说要重视政治，要亲自做政治工作。他说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立好，建立好支部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会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
我觉得要研究林彪作战指挥的人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林彪讲过的这九点。这些东西是林彪作战经验的典型经验，他这个总结是对他在红土地上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过程中个人的真切体会。这些体会对于林彪指挥作战，对于提高红军作战效能具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形成了后来红一军团这种特殊的作战方略和他后来的辉煌战绩。
现在大家知道，林彪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了问题。此后有的人在文学作品中把他描绘成潜伏于革命队伍的坏人，甚至连平型关战役都加以否定。20世纪90年代初，一份重要文学刊物发表一篇关于介绍平型关战役的报告文学，作者将平型关战役描绘成是林彪个人野心的产物，在林彪与板垣征四郎之间进行反复比较，说两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个头都不高，都秃顶，指挥的部队都带"五"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日军第五师团），都心怀鬼胎，"想借内长城隘口平型关创一个惊世之举"，"一心想震惊世界"，如此等等。
这种描述竟然不顾林彪与板垣征四郎之间的本质区别：一个是侵略者，一个是反侵略者。像这种批判彭德怀就否定百团大战，批判林彪就否定平型关战役，不仅仅是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且我党我军光荣的历史也会被糟蹋得所剩无几。
20世纪80年代陈云同志讲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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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林彪对自己的作战特点怎样总结(3)
杨尚昆同志说，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我们对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
黄克诚同志说，林彪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核心一句话：要爱惜我们的历史，要爱惜我们的军队，要爱惜我们的事业。
美国最著名的西点军校有四大偶像：罗伯特·李、格兰特、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罗伯特·李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南军总司令，格兰特是北军总司令。我曾经问过许多人："罗伯特·李是分裂美国的南军总司令，他怎么也是西点军校的楷模？"
一个老西点军校校史馆的解说员解释：罗伯特·李之所以成为西点军校的楷模，是因为他在指挥南军作战中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军事造诣，我们以罗伯特·李的军事造诣为荣，无关政治上的立场。这就是美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在革命战争时期，林彪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后人不能否认。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批判了彭德怀，把百团大战否定了；批判了林彪，再把平型关战役否定了。
200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建军八十周年成就展上，林彪以"十大开国元帅"之一赫然在列，明确以"出色的作战指挥才能"描述他早年的军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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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
21【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
李德当时有一个翻译叫王智涛。王智涛讲过，李德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共产国际真正的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弗雷德，从来没有进入过苏区。而在苏区的这个顾问李德，共产国际从来不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驻江西苏区的顾问，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请的一个顾问。
如果李德是假顾问，弗雷德就是真顾问。
那么弗雷德来了，中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好一些呢？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更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到达上海，他在中国的时间虽然短，但是3个月之后就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得苏联可能的武器援助。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约尔特，还没有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弗雷德刚到中国想法太不切实际。李德到苏区之后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实际，你说连李德都认为弗雷德的想法不切实际，可见这种顾问的意见荒谬到什么地步！
弗雷德当时还给苏区中央局去电，非常严厉的电报，电报里写：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方式来浪费我们任何时间。
口气多么强硬！有一个正式顾问头衔的弗雷德，比李德不知强硬了多少倍。
但不管是弗雷德还是李德，中国革命如果不寻找自己的办法，只听别人的意见，确实搞不成。真的顾问弗雷德是这样，"假"的顾问李德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缺的不是顾问，缺的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方针路线有没有切实的把握，有没有自身能得出的东西来，否则是不行的。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靠请这样一个外国人来指导，希望从他那儿获得灵丹妙药，获得伟大的胜利，结局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这些外国顾问的指导之下，我们付出了一个比一个更惨重的代价。
当然，如果简单地把革命损失都归结于这些顾问的指导，也不尽公平。因为从这些顾问的不成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当时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成熟，比如博古同志。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对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忆。他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人本身。
伍修权同志这句话讲得很对。
当然以博古与李德的关系，军事上不懂向别人请教无可厚非，哪怕请教的是个外国人，都可以。如果仅仅局限于请教，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如果是想借着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着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把李德变成钟馗，用他来打鬼--用李德这个形象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立战法的人，那么这本身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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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唯一一个死后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1)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中国同志如果出问题，主要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是中国革命的不幸的话，李德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如果公平地认识李德的话，现在也能作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李德还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糟糕。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分裂的时候，李德在德国写了非常激烈的文章，包括他写的《中国纪事》，对中国充满了怨言，对中国同志充满了怨恨。
经过了这么一个历史时段，我们再来看，怎样公正地认识李德，是我们党能不能真正成熟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22【唯一一个死后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
张浩出发的时候，中共中央派来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陈云还没有到达莫斯科。这是个巧合，莫斯科派出了张浩代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传递密码、建立联系，而中共中央派出了陈云到莫斯科汇报情况，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是张浩与陈云两个人没有见面，两人在路上交错而过了。
阎红彦是从新疆方向进入中国的，张浩是从蒙古方向进来的，他回来也是扮作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了副货筐，风餐露宿，穿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于1935年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在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
张浩在瓦窑堡见到中共中央相关人员之后，立即传达共产国际一系列新的决定：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把中间力量看做是危险的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等，而核心就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同时，张浩也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从这一点看，也不能说王明一点儿好事都没有干。《八一宣言》是中共党内一份重要文件，这一文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有相当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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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唯一一个死后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2)
张浩虽然是共产国际派出的第二个人，但他比阎红彦到得早，阎红彦是1935年12月份到的，张浩1935年11月份就到了。但是张浩带回来的密码，也没有完成与共产国际的沟通，非常遗憾。
当然，张浩后来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因为他后来在某件事情上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处理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件事情上。
张国焘的分裂，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因内部分裂而覆辙的危险。毛泽东甚至作了被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打算。
张国焘掌控7个军，8万余人。而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7000余人。就算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有13 000余人。论实力，完全无法与张国焘相比。而且十五军团主力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原来一直由张国焘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力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以前，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
由于张国焘实力强大，当时很多情况又不清楚，连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都对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混乱，四方面军同志就更是情绪激动。态势是非常严重的。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称号，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南下作战失败。张国焘赤化川西北的方针，整个没有实现。
可以说，张国焘为南下赤化川西北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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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唯一一个死后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3)
张国焘这一次实惠到了庸俗的地步。
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
偏巧还遇上个不惜同归于尽的刘湘。
南下失败。
如果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但他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原本明哲保身的四川军阀刘湘，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时，便不惜同归于尽；蒋介石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增兵。最后四方面军面对的敌军迅速增加至20余万人，四方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
第二个就是张浩的功劳。张浩反复以自己的身份，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做这样一个斡旋，当中共内部发生争论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作为中间人在斡旋，他的力量就很大了。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形势很严峻，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935年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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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唯一一个死后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4)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分量。赤化四川失利的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坍塌。
中共中央与红军这一次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使张国焘放弃伪中央，最后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完成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在这一点上，张浩是功不可没的。毛泽东对张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张浩去世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为他扶棺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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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为何处于生死攸关时刻
23【?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为何处于生死攸关时刻】
在毛泽东同志一生之中，有三个9月9日深深地嵌入他的生命。
一个同样的日子三次嵌入他的生命，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9月9日是1927年9月9日。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实践他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而就在这一天，他被清乡队抓住了。当时他是与一个叫潘心源的战友在返回浏阳的途中，被清乡队抓住的。
潘心源的身份不明，清乡队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身份，主要把毛泽东绑起来了，要押送到团防局去处死。
如果这时事情不出现转机，我们可以想见，最后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后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的毛泽东，当年就栽在民团的清乡队手里了。
1936年斯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这一段。
他在尚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说："押解我的士兵都是普通的募兵，枪毙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当时，毛泽东贿赂这个士兵，士兵同意释放他，可是押解队的队长却不允许。后来没有办法，只能伺机逃跑。
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机会，突然一下子挣脱出来，挣脱了绑缚，甩开士兵，往田野里跑。毛泽东身材比较高大，腿也比较长，跑得比较快。后面清乡队在追，他在前边跑，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知道光跑是跑不脱的，一下子就跳到草丛里面，躲了起来。士兵们追到水塘，觉得他有可能藏在这个地方，当时还强迫周围的一些农民过来搜寻。
毛泽东后来回忆，有好多次，搜寻的人走得很近。他说，"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碰到他们"，情况已经惊险到这种程度。有五六次他已经决定放弃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有被他们发现。
清乡队搜了几遍，没有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毛泽东这才从水塘边的草丛中钻出来，翻山越岭，彻夜赶路。当时他没有穿鞋，脚伤得很厉害。
幸亏在路上遇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给毛泽东提供了住处，又带着毛泽东到了邻近的县城。当时毛泽东身上只有7块钱，他用这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食物。最后，当毛泽东到达秋收起义的农民武装那个地方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后来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会师之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后来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领导人）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问他怎么回事。毛泽东回答，就是从路上跑回来给扎的。
这就是深深嵌入毛泽东生命的第一个9月9日。
这个9月9日是在革命最初爆发的时候，是在毛泽东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在播点革命火种的时候。星星之火，要掐灭它是比较简单的；当火已成燎原之势，再要扑灭它就几乎不可能了。当毛泽东到陕北的时候，胡宗南占领延安，在陕北到处围剿，那个时候中国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了，要抓住毛泽东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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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1)
而在这一次，在最初播点火种的这个时候是多么危险啊！毛泽东被人抓住，五花大绑，还要押到团防局去处决。抓他的人不是什么主力部队，就是一些民团、清乡队，就这些人，差点儿把毛泽东同志给解决了。
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最为险峻的时刻。当然，这个火种没有被扑灭，由此以后要势成燎原就不可阻挡了。
24【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毛泽东生命中的第二个难忘的9月9日，是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有很多的原因：
当时一、四方面军是长期分离作战的两个力量，会师之后双方互相不太了解，而且双方对各自领军作战方法都不太习惯，在处置的时候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一方面军的同志刚开始抱着很大的期望，最后看到一方面军的装备差、人数少，再加上一方面军当时也有一些人过分地追究了四方面军。比如说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放弃通南巴根据地等问题，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产生的一些矛盾。
任何长期分离作战的两支军队在会师之后产生矛盾，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矛盾达到了分裂的地步，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矛盾了，就达到了白热化。这个白热化，最初的触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最终造成这样的分裂，可能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这是造成分裂的最大的原因。
有些著作描述一、四方面军分裂，往往讲得比较轻易，比如说"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这种概括是很简单的，而且这种概括完全没有体现当时一、四方面军分裂带来的严重性。
张国焘带领83 000红军南下，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北上。看到这种严重的分裂，起码当时毛泽东不会感觉到一点儿光明。毛泽东讲，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毛泽东当时作出最严重的形势估计，7000红军要到与苏联接近的边疆地方以求生存，因为没有办法了，就7000红军，能搞一个多大的局面？搞不了多大的。毛泽东甚至作出了7000红军被打散，到白区作地下工作的准备。
第48节：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2)
这已经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了。
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在红军总部，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朱德后来也回忆说："革命生涯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自己人分裂了，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一起的时候，红军力量分裂了。"
一、四方面军会师，当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有争论，但是"共同革命，共同战胜蒋介石集团，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致的。
当时，一、四方面军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四方面军先失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又失去了通南巴根据地；一方面军失去了中央苏区。这两支部队都被蒋介石压向西北一隅，也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大家既不知道外界的变化，而又集中评判过去的谁是谁非的问题时，有些原本并不重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原本并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争论也变得非常激烈。
而在这个时候，张国焘钻了一个空子，反复强调自己的人多，有8万红军，中央红军只剩1万人。8万人和1万人，要显示比例，要显示出领导的比例，像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都要显示出比例来。而且遵义会议是在四方面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开的，那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的呢？甚至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这样的问题背后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实力。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一天成为毛泽东自己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他生命中难忘的第二个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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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东北汉奸之父"如何策动九一八事变(1)
25【?"东北汉奸之父"如何策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整个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牺牲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出现叛徒的历史。尤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叛徒比比皆是，汉奸众多。曾经看过一个抗日战争的统计，就八路军方面的统计，八路军活捉的日本鬼子有1000人左右--因为当时抓一个活的鬼子是很难的，活捉汉奸44万。汉奸是什么人？汉奸就是跟着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当然有外因，也有内因。
这里先剖析一下外因。剖析外因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两个人，两个所谓的中国汉奸之父，一个是板垣征四郎，一个是土肥原贤二。
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后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板垣身材矮小，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
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派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是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他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熟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致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他曾经在关东军的大本营对关东军演说时，分析了一遍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日本采取行动的必要。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少，关东军在整个东北地区才有一万八九千人，而东北军有19万人。这一万八九千人怎么战胜19万东北军，取得整个东北的权力，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民众与政府的联系仅仅是赋税的关系，而赋税交给谁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
第50节："东北汉奸之父"如何策动九一八事变(2)
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很强，但却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
这是板垣在1931年8月讲的。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不要看他们（中国）兵力很多，领土很广，人口很多，但能够分而制之，一个一个对付他们。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
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博、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龙江"独立"。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着日本人干的，都能看到板垣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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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中国近代史的灾难和革命几乎都与日本有关
26【中国近代史的灾难和革命几乎都与日本有关】
近代以来，中国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
比如甲午战争，那是日本对中国非常大的一次侵害。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王朝战败，割让台湾，赔偿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而日本依靠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确立了金本位制，由一个潜在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帝国主义跟西方帝国主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帝国主义掠夺资本还有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而日本主要靠发战争财，而且主要是在中国身上发战争财。
甲午战争是第一次。
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军来兵最多，所以在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日本也攫取了最大的份额；然后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
可以看得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有关。
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像1898年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主张、一些思想，有一部分来自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双双跑到日本，去政治避难。
再看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中，其实有当时日本政治人物的身影，而且很多的日本浪人也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
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取消袁世凯与日本达成的《二十一条》秘密协议，同时提出"还我青岛"，阻止"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是五四运动中两个主要的口号。
1915年，袁世凯政府跟日本人秘密签订《二十一条》，它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大连、旅顺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期权的延长。
根据中俄之间的协议，大连、旅顺的租借期是到1923年，但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大连、旅顺的全部权益。之后，日本又和袁世凯交涉，要求延长租借期，大连、旅顺的租期要延长到1997年，南满铁路的租期要延长到2002年。
这些日本侵略者做梦做得有多长！他们的胃口太大了，他们想在中国攫取的利益，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以百年为单位的。
第52节：面对侵略，中印选择抵抗革命道路为何有别
27【面对侵略，中印选择抵抗革命道路为何有别】
1840年，中国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入侵。而在将近100年前，印度在1757年，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到1858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了印度。
当时英国人曾经有过一句豪言，叫"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这句话说得非常绅士，我宁愿丢掉印度，也不愿丢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英国大文豪、世界级大文豪，给英国思想、文化、艺术带来多么辉煌的东西。但是话说得绅士，实际上英国人是绝对不能容忍印度的丢失。这种语言行动，实际上就是"宁愿失去莎士比亚，也不愿失去印度"。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巨大差异，话能说得非常漂亮，但实际上不一定能做得如此漂亮。
印度的革命跟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印度民族解放领袖甘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其中的典型，他跟中国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不一样。甘地崇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导致他反对一切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甘地劝告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不要反抗法西斯纳粹，只要不合作就行，因为他在印度推行的就是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怎么打我都行，反正我就是不合作，我也不反抗。他的这种理论在印度可能行得通，但拿去劝告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万万不行。
1936年，甘地曾经还接受过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访问。当时在中国，局部的抗日已经开始，甘地认为中国正在进行抗日作战，违背非暴力主张。甘地当时这么说："从一个非暴力者的角度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对付一个开化的日本，还不得不以与日本人同样的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他还说，"假如中国人有了我这样非暴力的概念，就不需要用日本一样的毁灭手段。"
当然，我们非常尊重甘地的伟大人格，非常尊重甘地那种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的美德，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真理往前再多迈一步，就是谬误。当甘地把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绝对化，认为是世间解决一切矛盾、纷争、战争、屠杀的灵丹妙药时，另一种谬误也就产生了。
实际上，甘地这样的人物，大英帝国的殖民者也是难以容忍的，尽管他主张"非暴力不合作"。在3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把甘地12次抓进监狱，他几乎就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后半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的整个民族解放中，实际上作用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么重大。
再回过头来看，英国哪有一点儿"宁愿丢掉印度，也不愿丢掉莎士比亚"的绅士风度？他们一点儿风度都没有。把这么一个"非暴力"分子在监狱里几乎关了后半生，这是莎士比亚的风度吗？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印度追求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中，它的选择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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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日本选择脱亚入欧，区别中国抵抗运动
28【日本选择脱亚入欧，区别中国抵抗运动】
当中国正在不停地尝试选择道路的时候，印度在民族英雄甘地的领导下，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而日本，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最初跟中国和印度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1840年中国遭鸦片战争入侵，日本晚了13年。1853年，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强行闯入日本浦贺港，要求谈判通商，否则动武，日本没有办法。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即《安政条约》。
此后，日本与中国一样，一发而不可收。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1860年以后，英国也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的命运最初与中国完全一样，从这一点看，东方的整个革命所发生的背景，印度、日本、中国这些国家民族最初遭遇的命运都一样，从当时的东方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被入侵，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走的方法、道路完全不一样。
当中国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候，印度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则选择了"脱亚入欧"。
日本在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条约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经验：绝对不能跟亚洲这些国家再混在一起，不能跟朝鲜，不能跟中国，不能跟东南亚，不能跟菲律宾，跟谁都不行，要自己走。"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国，同它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这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
日本遭到殖民抢掠，在完成自己的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完成了明治维新，然后通过战争掠夺，压榨比它更弱的国家，完成自己的发达。它走了一条战争和军阀的道路，走上一条法西斯道路。
当中国正在开展抵抗运动，印度正在开展不合作运动时，日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先顺从，再效仿，最后脱亚入欧"。强权来了，我打不过，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荷兰也好，俄国也好，反正打不过，我就顺从，然后我再效仿，学会用西方的方法来对付东方的国家。日本最直接的侵略对象是谁？第一是朝鲜，第二是中国。通过对朝鲜的占领、击败中国获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完成日本的现代化。
印度是怎么走上一条"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中国是怎么走上一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日本是怎么走上一条所谓"脱亚入欧"的法西斯道路，都是在今天观察中国革命的时候，不能不思考的。中国革命绝对不是单独在真空中发生的，是在东方这样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发生的。
20世纪，风起云涌，各个国家民族都在进行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效果完全不一样。当年选择的效果在今天都很明显，今天印度的状态是印度当年选择的结果，今天中国的状态是中国当年选择的结果，今天日本的状态也是日本当年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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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中国共产党历经严峻考验最终赢得革命胜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跟一个人一样，历史进程中大的十字路口并没有几个，一旦选择过去，影响重大。从今天来看，我们都能看清这些重大的影响。
29【中国共产党历经严峻考验最终赢得革命胜利】
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赢得政权，回顾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很多次都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中国革命的闪光之处正在于无数共产党人艰苦卓绝、不怕牺牲、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
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即使到了抗日战争形成统一战线之后，又有皖南事变使得新四军严重损失，1945年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翻脸，想在几个月内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消灭，共产党人多次濒临危急，多次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共产党不是命运的幸运儿，它是最英勇、最顽强、最能奋斗、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一支队伍，所以从1921年成立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28年以后夺取全国政权。
共产党的生命力来源值得探讨。
这支军队从1927年建军，八一南昌起义到最后仅剩800多人，但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中国革命的闪光点。
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奋斗给中华民族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们的精神面貌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讲的那句话：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就是新中国的心声。
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是多少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多少代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就像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所付出的牺牲，几百万人的牺牲，几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牺牲。这是新中国最为稳固的基础。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
中国共产党内所出的叛徒，向忠发，党中央总书记最后都叛变；张国焘，资深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长期主要领导者之一，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叛变之前身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偶然，如果这些曾经担任过党的领导人的人知道这个党1949年要夺取胜利，在未来一定要夺取胜利，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不一定会做。
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从林则徐的"禁烟"以来，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获得的胜利是把"民族救亡"的百年命题最终打了个结。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精神洗礼，这是任何说教、任何精神财富都不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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