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可可托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富蕴县城东北48公里的阿尔泰山间。额尔齐斯河刚好从镇中穿流而过，便是镇名的来历。可可托海，哈萨克语的意思为“绿色的丛林”。蒙古语，意为“蓝色的河湾”。这里是全国第二冷极，富蕴的水电部门测出了零下60℃的数据，但未被认可。而在此期间，黑龙江的漠河气象站也测出零下60℃的低温，于是漠河便被定为中国第一寒冷区，而富蕴就只有屈居第二了。
可可托海具有很多个“一”，额河源头第一镇、中国有色工业的第一摇篮、我国重要的稀有金属工业基地之一、新疆的“第一寒极”、最著名的宝石之乡、额河奇石之地、世界上最完整的地震博物馆……这些桂冠叠加在一起，成就了可可托海的独一无二。可可托海是充满灵性的。可可托海浓浓郁郁的原始森林让人肃然起敬，当地哈萨克人更是认为，可可托海的每一棵树都是有灵气的。或许，冥冥中真的有神在护佑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可可托海是世界的。“三号矿坑”被世界地质学家誉为“地质圣坑”;可可托海被苏联学者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宝地;卡拉先格尔是世界公认的保存最完整的地震遗迹，而如今，可可托海又以最美丽的风姿，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和摄影家炙热的目光……可可托海是世界的，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可可托海!
可可托海三号矿坑
可可托海三号矿坑位于距新疆阿勒泰富蕴县城北部50公里处的可可托海镇，素以“地质矿产博物馆”享誉海内外，是中外地质学者心目中的“麦加”。
“三号坑”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深100多米，长宽数百米，坑内有76种矿共生。其规模之大，矿种之多，品位之高，成带性之分明为国内独有、国外罕见，蕴藏着有锂、铍、铖、钼、铷、铯、铪、铀、钍等多种稀有及放射性元素。可可托海矿藏非常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三号矿脉。三号矿脉蕴藏着稀有金属铍、锂、钽、铌、铯等;有色金属铜、镍、铅、锌、钨、锰、铋、锡等;黑色金属铁等;非金属矿物云母、长石、石英、重晶石、兰晶石、石灰石、煤、盐、碱等;珠宝石矿海兰石、紫罗兰、石榴子石、芙蓉石等共86种矿物，占人类已知有用矿物种类的60%，而且各种矿物呈十分规则的螺旋带状分布，分布界线非常分明。最令人惊喜的是这是一个草帽型矿，在矿坑四周仍有大量未被挖掘的资源。
三号矿坑素以“地质矿产博物馆”享誉海内外，是中外地质学者心目中的“麦加”(穆斯林心中的圣地)。拥有地球上已知一百四十多种矿物中的八十六种，稀有金属占到矿山储量的九成以上。它的神秘更在于富集铍、锂、铌、钽、钛、锆等金属，从而成为一座天然的稀有金属元素储备库。研究地质学的专家以把来这里研究考察作为一项最高的成就。
许多国家对冶炼过的“废矿石”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日本。日本人曾经提出要用一公斤粮食换取这里的一公斤“废矿石”。但是这个便宜我们没有占。因为即使是冶炼过的“废矿石”里，仍然含有丰富的各种金属元素，只不过因为考虑冶炼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原因暂时封存。矿区的人们这样说“宁愿饿死，也要把日本馋死。”
此洞不仅偿还了中国政府欠前苏联40%的外债，还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和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让人大饱眼福的是这里出产的矿物珍品，人们采到过16公斤重的海蓝宝石、17公斤重的黄玉、60公斤重的钽铌单晶矿、500公斤重的水晶块、12吨重的石榴石、30吨重的绿柱石晶体等。最引人注目的是60公斤重的钽铌单晶矿，它通体黝黑，钽铌含量超过70%。钽铌被称为“宇宙天空时代的稀有金属”(俗称黑宝石)，其合金被广泛应用于火箭、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等的制造。
目前正将“地质三号坑”申办为国家级世界罕见地质博物遗产。
一、助推两弹一星腾空而起
老三号脉
可可托海，一个距富蕴县城80公里的小镇。它的名气很大：闻名世界的三号矿坑偿还了中国政府欠前苏联40%的外债，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它很神秘——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长期隐藏在深山之中;1967年之前，在共和国的地图上，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被一个保密代号“111矿”代表着。
上世纪六十年代，可可托海一方面将盛产的重要矿产作为债物偿还给前苏联长国人志气;另一方面，还为保障供应国内科研，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和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以主产锂辉石、副产钽铌铁矿为资源开发方式的可可托海矿面临资源枯竭。2003年，原可可托海稀有矿实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这也标志着可可托海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
2006年8月23日，可可托海，新疆有色集团稀有金属公司三号矿脉二期工程开工典礼隆重举行，与此同时，在举世闻名的三号脉矿坑里，四台抽水机正昼夜不停地将积水往外抽取——闭坑7年，这个“英雄矿”、“功勋矿”将梅开二度。
2006年11月，记者走进可可托海，探秘可可托海曾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神秘禁区 出入矿区须开边防证
可可托海三号矿是伟晶岩脉矿坑，盛产着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铍资源量居中国首位，铯、锂、钽资源量分别居全国第五、六、九位。其矿种之多，品位之高，储量之丰富，层次之分明，为世界罕见。但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长期隐藏在深山之中——1967年之前，在共和国的地图上，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被“111矿”代表着。1981年之前，可可托海矿区周围还设有三道关卡，任何人进出矿区都必须持有边防通行证。
“从乌鲁木齐进去的，到自治区有色局保卫处开通行证，从矿上出来则在矿区开。别看一个小小的边防证，很管用的，到口内探亲即使没有身份证，有边防证就行。”现年80岁的王兰玺说。王兰玺1952年来到可可托海，退休后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新疆有色黄金建设总公司家属院。
可可托海矿区发现于1930年，当时仅有当地少数民族对三号矿脉露头部分进行开采，产品用做珠宝装饰材料。
1935年，前苏联政府的两个地质分队来到阿勒泰。为推动找矿，他们随身带有多种有色及稀有金属矿物标本，动员广大农牧民在阿尔
泰山区采集有用矿物，交地质队按质论价收购。正是根据牧民的报矿地点，地质人员首次在阿勒泰地区五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上标出了绿柱石的矿化点八处，其中富蕴县可可托海矿床于1935年被阿牙阔孜拜(国籍、族别不详)等人发现，并列为八处绿柱石矿点之一。
这个富产绿柱石(铍)等稀有金属矿床的发现，引起了前苏联政府和科技界及地测、采矿人员的重视，他们多次来华从事地质勘探，并在可可托海矿区以三号矿脉为主进行试采，开采了绿柱石和钽铌铁矿。
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3月1日成立了“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山矿管处”。1955年元月1日，矿区全部企业移交我国独自经营，原阿山矿管处更名为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总局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管处，直属中央管理。1958年，又改名为可可托海矿务局。
1958年8月30日，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发布产品代号及厂矿代字命令，规定绿柱石(铍)为“1号产品”，锂辉石为“2号产品”，钽铌石为“3号产品”，可可托海矿管处为“111矿”。
关于那个年代可可托海的神秘，著名“额尔齐斯石”的发现者韩凤鸣这样说：“我在冶金部长春地质学院上学期间，只听老师讲起过新疆有个叫可可托海的地方是‘天然地质博物馆’，被尊奉为地质学家的‘耶路撒冷’、‘地质圣坑’，但一直不明白教科书中为什么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1957年，我到了可可托海后，才知道是保密的需要。”
被誉为“额尔齐斯河之父”的张学文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可可托海矿区生活。“那时我父亲是可可托海成品库房的统计，成品库房有四名军人手持七九式或三八式步枪、冲锋枪站岗看守。”
这一切，均与可可托海生产的锂、铍、钽铌、铯等稀有金属主要用于尖端军工事业有关。
辉煌一爆 为我国首枚氢弹献力
可可托海矿以矿藏丰富而享誉世界地质矿产业，尤其是三号矿脉被称为世界级超大型稀有金属矿。我国制造原子弹、氢弹、卫星所用的锂、铍、钽、铌、铯等稀有金属主要来自该矿。可可托海为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及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壮我国威、军威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称三号矿脉为“英雄矿”、“功勋矿”毫不为过。
讲到可可托海为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及国防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不能不提到新疆锂盐厂。
新疆锂盐厂始建于1958年12月，被誉为“中国锂盐工业摇篮”，和可可托海被命名为“111矿”一样，它最初被称为“115厂”,此后更名为乌鲁木齐有色金属冶炼厂、新疆有色锂盐厂，直至今天的新疆锂盐厂。而最初名为“115厂”也是国防、保密的需要。
记者在可可托海采访时，曾听到一个有关可可托海及其矿产品代号的趣闻：一司机从可可托海拉运锂矿石到新疆锂盐厂，进入乌鲁木齐市区后，因不熟悉交通而违章，被交警拦下。交警问：“你从哪里来?”司机答：“111矿。”交警又问：“车上拉的什么?”司机答：“2号产品。”交警听得一头雾水，再问：“到哪里去?”司机也不耐烦了：“115厂!”交警听罢，手一挥：“赶紧走!”
游清志退休前任新疆有色集团公司科技处副处长，曾任新疆锂盐厂总工程师。
游清志介绍说，锂能够生产出重氢氘以及超重氢氚，还能制造氢化锂、氘化锂、氚化锂。1967年6月l7日，我国成功试爆的第一颗氢弹，其中的“炸药”就是氢化锂和氘化锂。
“1公斤氘化锂的爆炸力相当于5万吨烈性TNT炸药。氢弹的‘引信’用的是原子弹，由此可见其爆炸所产生的能量有多大。”游清志说，新疆锂盐厂建厂之初，所生产的氢氧化锂只应用于蓄电池的生产，后因运输及资金困难被迫停产，1963年恢复生产，主要是为氢弹的研制提供原料。
“1963年，新疆锂盐厂生产了30吨氢氧化锂，由国家二级部派军队押送到四川，从氢氧化锂提取锂的同位素锂六，用来产生重氢氘。”游清志说。
锂盐厂生产氢氧化锂的原料锂就来源于可可托海。
此外，游清志介绍说，锂是一种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稀有金属，其化合物多达数百种，被誉为“工业味精”、“能源金属”、“最轻金属”。锂和它的某些化合物是优质高能燃料，已经用于近代尖端技术如宇宙火箭、洲际火箭、人造卫星和超声速飞机等系统方面。
当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时，一些外国人曾经断言：“中国人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然而，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破了第一枚原子弹，1966年10月又成功实现了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1967年6月成功爆破第一枚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多的时间，前苏联用了四年时间，法国用了八年多，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些成绩的取得，可可托海三号脉功不可没。
航天大国 可可托海矿区功难没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发射升空。一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彻苍穹，震动了世界。从此，不仅开创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消息传来，可可托海一片欢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着太空，那里有一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可可托海职工们的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东方红一号卫星使用了可可托海提供的铯!”原新疆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阿不都热依木·那瓦依自豪地告诉记者。
在自然界里，铯的分布相当广泛，岩石、土壤、海水以及某些植物机体，到处都有它的“住地”，可是它没有形成单独的矿场，在其它矿物中含量又少。
而在可可托海矿区，铯的储量居全国第五位。那里的人们称含铯的矿石为“铯镏石”。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根据铯原子最外层的电子绕着原子核旋转一周的时间总是精确在几十亿分之一秒的特点，制成了一种新型的钟——铯原子钟，并据此对“秒”作了最新的定义。
有了像铯原子钟这样的钟表，人类就有可能从事更为精细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比如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火箭和导弹的发射以及宇宙航行等实行高度精确的控制。
住地窝子斗严寒，饿着肚子建设我国“功勋矿”
自制砖坯建住房
站在“三号脉”上，可可托海矿区尽收眼底，其中最醒目的是几处红顶的建筑，这是可可托海最早的楼房——1954年兴建的矿区办公楼和1958年兴建的俱乐部。
张学文说：“俱乐部建起来后，工人们下班后都在这里跳舞，特别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人们精心打扮后来到俱乐部，手拉手唱歌跳舞。
“俱乐部里还引进安装了苏联弧光放映机，每到放映时间，附近矿点的工人都要骑马走5个小时的路程来看电影。”
在当年，作为新疆首府的乌鲁木齐市，楼房也是少见的，可是可可托海却耸立起了几幢苏式楼房，成为大山深处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方便矿务人员的出行，中国民航于1965年在富蕴建立了航空站，专门开辟了一条航线，截止到1994年停航，共运送人员数万人次。
如今，当年工人居住的平房早已坍塌，当年全阿勒泰最先进的放映机也多年不用，但那几座楼经过多次装修，焕然一新地耸立着，诉说着岁月留给可可托海的沧桑。
可可托海最多时有职工、家属47000多人，90%在额尔齐斯河南岸住，岸北是现在的矿区办公楼所在地。
“最早是在大河南面挖半地窝子，当时住房密度相当大，每家只有一扇小窗户，采光主要靠屋顶的一扇较大的窗户。职工集体宿舍也在那里，40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很拥挤，床铺像货架子一样。”张学文说。
冬天的夜里，室外特别冷，有的人就在房子里摸黑撒尿，“经常有人被半夜淋醒”。为了照顾已婚职工，带有家属的工人可以单独分到一个地窝子，如果分配不上，有的夫妻就在半山坡自己挖地窝子住。
为了缓解住房压力，矿管处领导指示新疆建工一师工程第五团在额尔齐斯河北岸开始修建房屋。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主任高新吉介绍，当时职工们自己打制砖坯烧砖，用拱窑烧砖，窑址在可可托海附近的铁麦克乡原气象站附近。“直接架火烧制，拱窑全部烧柴火，所以矿区周围以及附近山上的植被被砍伐。这些烧制出来的砖块兴建了可可托海10余座建筑，多数是职工住房。”张学文说。
当年，可可托海还建有全阿勒泰最好的医院——X光机是从苏联直接运来的。“医院建在现在的可可托海镇一中的位置，还残留有一间病房，那是当时的特护、高干病房。”张学文说。
身背矿石战严寒
可可托海被称为新疆的“冷极”。1965年元月，在伊雷木湖上曾测得-57℃的最低气温纪录。在这样的冬季，工人们可以听到自己呼出的气冻成冰的唰唰声。
现年78岁的孔古尔拜老人从11岁就开始在三号脉工作，退休后还住在可可托海。他告诉记者，为了完成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干15个小时到18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当时，三号脉还没有进行露天开采，孔古尔拜和队友们就在矿区附近捡来柴火点上火，先把冰雪和冻土层融化，再用铁锹将泥土挖去，然后用随身携带的钢钻和榔头挖出5米深的大坑，最后打炮眼装炸药进行爆破。由于没有山路，运输车辆也上不来，孔古尔拜和队友们就把矿石装到马拉雪橇上，或者捆到毛驴背上驮下山来。等在山下的解放车将这些矿石拉回可可托海3号脉附近的仓库，这种情况到1960年才有所改善。
孔古尔拜老人说：“条件改善后，我们在平洞里铺上铁轨，里面的工人将开采的矿石装在矿车里，顺着铁轨拉到洞外。矿石都倒在选矿场里，白天就由选矿场的工人们用手一点一点地筛选。
“工人们穿着皮大衣皮裤，脚上穿的都是毡筒，全身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和嘴，行人即使不带工具也显得十分臃肿。为了防滑，人们在毡筒底钉上轮胎片。汽车的挡风玻璃都是双层的，还要另加一个防寒保温套，否则都要冻裂。
“我们手里拿着‘蚂蝗钉’一样的工具，将矿石放在硬石上，用‘蚂蝗钉’敲去矿石周围的废料，剩下的真正的矿石就装在背在身后的牛皮袋里。”
这种牛皮袋是用生牛皮缝制的，相当结实，能抵御矿石磨损，并且捡到的矿石能随手扔到背后的口袋里，相当方便。
捡拾矿石，手套很容易磨破，干上一两个小时一双新手套的指头部分就全破了，而手早已被冻得没了任何感觉。
在可可托海矿史陈列馆，记者看到了一篇介绍获得“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称号阿不都热衣木的事迹：1959年在一矿工作期间，带领清沙组全体同志，月月完成清沙和选矿任务。他多次创造手选02号产品(锂辉石)的新纪录(当时02产品定额为300公斤，他经常超过五六倍)，被授予“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称号。
饿着肚子搞生产
72岁的江铁开老人从矿上退休后也住在可可托海，回忆起当年，老人的脸色凝重起来：“当时都在食堂吃饭，早晨工人都是喝糊糊、奶茶，中午就是馒头、黄萝卜或者白菜汤，抓饭很难吃上。晚上最多换成青萝卜。冬天吃得最多的是白菜、萝卜和土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供应给矿区的面粉里面掺杂着麦壳、沙子。这样的面粉被工人们戏称为“高标面粉”，这样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用手轻轻一捏就会散开，但即使是这样的面粉到后来也很难吃上了。
“最困难时，领导干部一天只能喝四碗糊糊，也就是早上喝一碗糊糊，中午喝两碗，晚上再喝一碗。职工一天六碗糊糊，而干重体力工作的工人待遇自然好点，后来连这样的糊糊也喝不上。”高新吉说，职工们的双腿开始浮肿，在这种情况下，可可托海矿务局决定开荒种田。
1960年12月，可可托海矿务局向阿勒泰地委申请在矿区增垦5000亩至10000亩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和蔬菜，以解决矿区副食品供应紧缺的困难。
在伊雷木湖附近，至今保留着这些开垦的土地，这些土地就在进入可可托海的路边，相当平整。
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院长的孙传尧曾任新疆可可托海矿务局选矿厂副厂长，他是1968年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选矿专业毕业后分到可可托海矿务局选矿厂工作的。他说：“那时，矿区相当艰苦，冬季-40℃的低温是家常便饭，-60℃的天气也常遇到。除了漫长的严冬令人难熬外，当年物质生活的贫乏也令人难以想像。刚去的10年内没见到商店卖过鸡蛋，也没见到葡萄干，多少年没买到过植物油，每人每年定量供应的带骨肉也就五公斤左右。仅此而已，其它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额尔齐斯河的鱼类多达35种，其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上游喀纳斯湖的大红鱼闻名遐尔，这里至今还流传着喀纳斯大红鱼“一口吞食一头牛”的传说。传说虽然无考证，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额尔齐斯河的鱼，让可可托海人度过众所周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难怪至今还有不少可可托海人说，是额尔齐斯河给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那年那月
不安期 加强警戒保生产
可可托海身处深山，在解放之初，曾经历过一段不安的历史时期。
记者在可可托海采访时，许多老职工都对记者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苏联专家素质特别高，他们住在矿区跟前，工作很严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但自流而来的一些前苏联人却经常酗酒闹事。
时任可可托海矿管处保卫科副科长的祝天学对此印象颇深：“他们住在河对岸，跟其他同志合不来，不说话。我们这边的同志到他们那边去，喝过水的碗都要被他们砸掉。
“1956年，我们抓捕了一名自流来的前苏联犯罪嫌疑人，所有自流来可可托海的前苏联人手持各种工具围攻矿务局办公大楼，惊动了自治区公安厅。后来，我们采取果断措施才阻止了事态的发展。”
除此之外，虽然1951年发生的乌斯曼武装暴乱已经平息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这里的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孙汉章对发生在1958年9月的加米西提汗叛乱记忆犹新：“叛乱发生时，我正在从乌鲁木齐回可可托海的路上。矿上打电话到我途经的奇台县政府，让他们通知我，但我已经从奇台县城出发了。路上，司机发现行人的神色言语不对劲，感觉可能是可可托海发生了大事，问我走不走。我身上带着枪，而且坐着车，考虑了一下，我决定走。”孙汉章说。
安全返回矿区后，孙汉章立刻组织力量加强警戒。后来，在新疆军区的帮助下，很快将这股叛匪击溃，矿区的秩序彻底好转起来。
二、还苏联债务当起顶梁柱
1960年7月，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对华经济援助协议，撤走专家，逼迫我国限期还债。为争一口气，尽管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还是勒紧裤腰带还清了这笔债务，这是我国的尊严和声誉之所在。
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做的《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都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折合人民币五十二亿九千余元。按照协议，这些外债应于1965年前全部还清。
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农产品来偿还。
鸡蛋、苹果要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这是前苏联当年验收中国抵债物资时的真实写照。
以农产品还债，何时才能还清?中央研究决定，以苏联急需的稀有矿产品来抵债。按当时农产品与矿产品价值的对比，一吨一般的矿砂能抵数吨农产品，而一吨稀有金属矿产品比几十吨甚至上百吨农产品价格都高。用稀有矿产品来抵债，既可以省下粮食缓解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又可以加快还清所欠债务的进度。
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提供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上世纪50年代欠前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还清了欠前苏联的全部债务。
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有资料显示，可可托海矿务局还债矿产的价值占到了总外债的40%。可可托海矿务局，尤其是三号矿是如何为我国偿还前苏联债务的呢?
誓师会 饿着肚子搞会战
1961年初冬，当时的国家重工业部接受了向前苏联出口矿产品的艰巨任务。
还债任务下达后，重工业部立即向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发出全年生产抵债矿产量的指令。向前苏联出口锂、铍、钽铌等稀有金属矿产品的任务最终落到可可托海矿务局的肩上。
可可托海矿务局领取任务后，立即召开“03号百日会战誓师大会”，提出了“大干苦干四十天，提前完成保出口任务”的响亮口号。
可可托海矿务局从一矿各班组中抽出两百名思想好、有经验、能吃苦的青壮年党员和先进员工组成“采矿营”，由已故的原可可托海矿务局团委书记曹孝义任营长，孙汉章任教导员，各代班组长都是矿上优秀的值班长。采矿营直属矿务局管辖，实行军事化管理，下设连、排。
入冬后的可可托海气温降至-40℃左右，滴水成冰，更困难的是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就是有时运来一些面粉，也是“105”号黑面。何谓“105”号黑面?就是“一箩到底”的麸子面，其中还掺杂着5%的细砂石、泥土、草棒、羊毛等杂物，但就是这样的面粉也供应不足。最困难的时候，矿上临时取消了“定量供应”，实行了“配给制”——矿山工人每天每人六个馒头，车间工人每天四个馒头，机关人员只给四碗糊糊。
当时，矿务局领导考虑到工人所要付出的劳动非常繁重，决定在加班加点后发放“加班费”，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讲条件还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吗?我们不要加班费，同样也要提前完成任务。”
孙汉章1953年起任可可托海矿管处保卫科科长，离休前任新疆有色集团公司纪检委副书记。他说：“的确，当时粮食供应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食品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矿领导还是千方百计设法给‘采矿营’的工人们一些补充，从各个食堂东拼西凑一些粮食，每天给每人补贴两个黑馍馍。大家都感到这是特别的优待。”
千余人 三班倒手选矿石
每天天不亮，“采矿营”的工人们身背两三个牛皮口袋，手拿镐头和铁锨等工具，奔赴采矿点。等到爆破矿石的警报解除后，大家就涌向采矿面去抢工作面，如果抢不到好一些的工作面，意味着一天的任务不能完成。
“大家镐头挖，铁锨铲，中午也不休息，就在矿场上吃点冷馍。因为汽车不能开到山坡上，下班前还要把重达百十多公斤、装有锂矿砂的牛皮口袋从山腰沿着乱石成堆的小道上背下来，每天都要背上两三次。有的人要背上四五次甚至更多，因为他们一天能挖一吨左右。”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主任高新吉说。
选好的矿石被集中在一个库房里。高新吉说：“记得库房是土木结构的，大门朝东，南北宽约二十米，东西长约三十米。”
采矿营的干部们，白天要在工地上帮工人操作，晚上还得和技术人员协调第二天的工作，始终坚持在第一线。
高新吉说：“采矿营是一支突击队。”事实上，当时，全矿区的职工都在为“保出口”忙碌着。
一矿(三号矿坑)在鼎盛时期有三千多名职工。在两个竖井里，前面的工人手持风钻开采，后面的人用十字镐挖刨，挖出的矿石用马拉的矿车拉到选矿厂。选矿厂就有职工一千多人，实行三班倒。
“2号竖井采到了七八十米处时，地下水出来了，矿上成立了疏干队，打沉井抽水，情况才有所改善。”高新吉说。
当年，用于偿还外债的绝大部分矿石都是手选出来的。高新吉说：“当时矿上有职工几千余人，这么多人干什么用?就是手选矿。
“1961年10月以前，绿柱石的手选工作是在矿尾的帐篷内进行的，回收率仅为60%左右。1961年10月，建立了简易手选室，室内有长桌、木凳，矿工们可以坐在明亮的灯光下破碎矿石，挑选铍矿石。坑内运出的矿石，经手选室漏斗格筛除明显的废石，再经过振动筛筛选。直径小于六毫米的细砂，不进行手选，堆放在露天等待以后机选，六毫米以上的在选矿台上进行手选，回收率达78%左右。
“手选后的矿石被倒进漏斗里，漏斗下面是一条由卷扬机带动的传输带，由传输带将这些选好的矿石运往尾矿。”
采访中，很多老职工告诉记者，当时有不少透明或半透明的单晶宝石矿物(海蓝宝石)同一般绿柱石一起被采出，只要简单加工就可以成为宝石戒面，但当时大家并没有把它当成工艺品原料加以挑选利用，而是混在一般绿柱石中销到前苏联。
青少年 读书采矿两不误
为了及时还清债务，除采矿营在三号矿突击采矿外，可可托海矿务局还默许矿上的职工寻找新的矿点。
可可托海矿务局退休职工孔古尔拜老人回忆说，他是1953年参加工作的，当时在距离三号矿约三公里的二矿区工作，为了多寻找矿点进行开采，1957年他被调到四矿区找矿。
四矿区距离可可托海三号矿约五十公里，孔古尔拜和队友共十余人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目的地。
“当时雪有两米厚，风一吹，雪上都是一层冰。为了防止滑倒，我们脚上穿的毡筒底下钉了防滑的马掌，走路速度很慢。”孔古尔拜说。
那时，矿上的所有工人都佩戴工牌。工牌是金属做的，上面有五角星、齿轮，交叉的锤子图案，图案下方是持有人的工号。
马祖木汗当年在矿上的编号是“301”。工作时，因为年纪太小，他被留在了选矿场，每天跟着大人们去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现在他退休了，还住在可可托海。“任务都是定量的，锂铍矿每天是六十公斤到七十公斤，钽铌矿每天四公斤到五公斤，风石每天两百公斤到三百公斤。”摸着当年的工牌老人回忆说，“当时，大家都比着干。”
据马祖木汗老人介绍，当年，矿上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每天在可可托海技术学校里上四个小时课程，然后在选石场干四个小时选矿工作;十六岁到十八岁的孩子上两小时课，干六个小时;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就要工作八个小时了。
高新吉说，当时他只有六七岁，也跟父母一起拣矿石。和高新吉一样，当时很多职工都是全家上阵。“那时候矿上给父亲每月分配了捡拾3公斤黑宝石(钽铌矿石)的任务，于是全家老少齐上阵，高新吉也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筛选。当时拣锂辉石每公斤矿上付3毛，海蓝宝石(铍矿石)付4毛，而黑宝石付7毛。”
有资料显示，三号矿(阿斯喀尔特绿柱石矿床)于1955年开始地质勘探，1958年建矿并投入生产。此后的十年中，三矿平均年产四五百吨绿柱石，是可可托海矿务局年产绿柱石(铍)任务的一半甚至全部。其中，1958年至1960年，三矿为国家生产绿柱石三千八百七十六吨。特别是在1960年的“保出口”期，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为还清外债做出了贡献。
四十天 完成任务受赞扬
“为‘保出口’，我们不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给矿山的后续开发留下了后患。”孙汉章说到这里，脸色凝重起来，“三号脉有一段是锂辉石特富矿，爆破后可以直接装矿石，根本不需要敲打。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只有采取非正常手段去挖富矿，我和曹孝义向矿务局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采富矿。现在想，那是对三号坑的掠夺性开采，代价是惨重的。”
孙汉章介绍说，这一富矿点位于海拔1204米水平的台阶中间，要挖它就得炸掉台阶。矿领导和技术人员研究决定，为尽可能多地生产稀有金属产品，保证向苏联出口还债，忍痛炸开了台阶。但这一举措，却阻断了整个矿山台阶运输的进行，给以后的开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后来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才恢复了原貌。
“保出口”用了不到四十天时间，到这年的春节前，可可托海矿务局终于提前完成了“保出口”的光荣任务，苏联派出的车队也在当年年底将矿砂运回苏联。
为此，可可托海矿务局多次受到国家重工业部的口头表扬。在《红旗》杂志的《九评》一文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回顾这段苦涩的往事，孙汉章感慨颇多：“不论生活多么困难，天气多么寒冷，我们还是战胜了饥饿，战胜了严冬，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尽到了我们应尽的力量。每当想起那段还债的日子，我们有色人，我们可可托海人总是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俱往矣 难忘记可可托海
《布尔津县志》记载：1950年至1956年，布尔津曾作为口岸与前苏联通商，额尔齐斯河为两国通商的航道。
1951年的布尔津是“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物资储存转运中心，苏方从国内调来干部四十余人，有苏军一个连巡查值班，中方人员多为搬运工。各矿区所需的设备、器材、生产物资以及部分生活物资都依靠从前苏联进口，额尔齐斯河则成为进出口的主要通道。
高新吉说，当时，可可托海矿区所用的一切设备都是从前苏联运来的。为开采这里的锂、铍等矿石，每年夏秋季，从前苏联通过额尔齐斯河运来风压机、炸药、钢钎、发电机等，“前苏联的轮船一直开到布尔津，返航时载走公司生产的稀有金属矿石”。
在布尔津县的额尔齐斯河畔，有1952年建成的前苏联领事馆，领事馆所属的一家有色金属公司常年负责从可可托海往布尔津运输矿石。
“还债的锂、铍、钽铌矿石一年四季不停地从可可托海运到布尔津县水泥大桥南岸。到每年6月，前苏联的工人将矿石从码头上一麻袋一麻袋地扛上货轮，顺额河而下，把矿石运到前苏联境内的再桑码头(现属哈萨克斯坦)。”高新吉说。
如今，这座前苏联领事馆驻布尔津办事处和原中苏有色金属公司布尔津转运站一样，早已被废弃和闲置，但它们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仍然在向后人讲述着在艰难时期，可可托海为我国偿还外债的历史。
三、鏖战20年掏出可可托海水电站
这是一座闻名中外却又鲜为人知的水电站，从开始勘探到全部机组投入使用，耗时二十年，是由数千名建设者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在坚硬的石山之下“掏出来”的一个共和国水电史上的奇迹。
因为当年可可托海开采的稀有金属主要用于国防建设，考虑到战争和保密等因素，这座水电站被隐藏在地下136米处，只有重要领导人才有机会到此视察参观，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
时至今日，可可托海地下水电站已经安全运行39年，它的神秘面纱也被逐渐撩起……
中国寒极 勘探建设水电站
出可可托海镇10公里，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到了山口，这里是伊雷木湖的出水口。当年，为了修建可可托海水电站，在额尔齐斯河与其支流卡依尔特河交汇处，人们拦河筑坝建起了这座水库，后来人们给它起名叫伊雷木湖。
这里被称为“中国的寒极”——1965年元月，这里曾测得-57℃的最低气温纪录。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主任高新吉说，正因为这里是寒极，湖东南数公里的山坳里，曾是国家武器寒极实验场。
在这里建一座水电站，这个建议最早是由中苏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管处苏方经理拉宾科(地质专家)提出来的。
高新吉说，为促进可可托海矿区的生产，保证国防建设，1955年7月，国家电力部水利发电建设总局派出勘察组到可可托海对上、下游河道和峡谷水利地址进行踏勘，并提交了《新疆可可托海水电站勘察报告》，报告提出了峡谷阶梯开发方案。
其后，可可托海矿管处成立水电站勘测队，开始做地形测量和工程地质勘探工作，国家水利电力部西北勘测设计院完成了大坝的初步设计和部分施工图设计。
宗家源1954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来到西北勘测设计院。为了工作需要，1959年9月，西北勘测设计院组织设计工作组到可可托海现场设计。当时，宗家源的妻子刚有孕，身体又不好，宗家源仍要求到现场参加设计。出发前，他还朗诵一首诗：赳赳雄师出塞关，英豪目下无艰难，现场设计为方向，不亮明珠誓不还。
1967年，可可托海地下水电站发电后，宗家源才回到兰州。那时，他的女儿已经可以到处跑了。
修建水库 千余人寒夜鏖战
1958年5月，新疆兵团工建一师五团进入工地开始进行道路和水工工程施工。
之后，水库大坝由于方案改变，水电站计划投资增加到5930万元。
1963年4月，工五团撤离工地，但却有20多人把生命永远留在这里。此时，拦河围堰已经合龙，泄洪洞已经打通，并开始做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准备工作。
1964年8月，西北勘测设计院完成了可可托海水电站大坝的设计，为突击施工创造了条件。这时，新疆有色局接受可可托海矿务局局长王从义的建议，暂停可可托海三号脉露天矿的生产，调集全部人员和设备到水电站工地，与新疆有色局工程公司一起打以大坝建设为主的“大会战”，王从义任会战指挥部总指挥。
退休前任新疆有色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的阿不都热依木·那瓦依，196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新疆有色局，为响应号召，他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大坝劳动工地锻炼，从事混凝土搅拌工作。他说：“当时，仅在大坝上干活的就有1000多人。晚上整个工地灯火辉煌，高峰时劳动力达到2200人。
“清理坡面、浮土主要靠人工。那时条件艰苦，工作繁重，还有危险。我的班长在清理坡面时，被从上面滚下的石块砸中，牺牲了。
“现在在海子边上还留有一些残垣断壁，那是我们当时住的干打垒房。40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木板在地上一铺就是我们的床。因为厕所没有灯，夜间上厕的人将尿撒到蹲坑人的头上的事经常发生。
“当时，特别难过的是冬天，吃的多是包包菜、土豆，要么就是把甜菜蒸、煮后和着面吃。”
“当年建设这个浩大的工程，最多的时候动用了2200多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都困难，最后就地开发东风农场、知青农场才保障了粮食供给。”高新吉说，到“文革”前，拦水大坝工程完工。
1988年，可可托海矿务局将坝顶高程加高至1171.15米，使水库最高储水水位由1168米提高到1170米。
凿引水洞 且把生死置身外
整个水电工程的建设顺序为：泄洪洞——拦水坝——引水洞——厂房。
如今的伊雷木湖夹在两座大山之间，静静地为水电站输送着水能，但在当年修建水库的时候，伊雷木湖水十分丰富。要在这里修建水电站，首先必须把水引干才能施工。
高新吉在可可托海生活了50多年，据他介绍，当时在对面的山上打了4个导流洞，用导流洞将水引流到山外。大坝修建后，伊雷木湖水位抬高，施工人员开始建设电站引水洞工程。
现年80岁的王兰玺老人1952年就来到可可托海矿区工作，谈起当年修建水库、电站，老人的眼里放出了神采：“引水洞呈拱形，高不到4米，宽不到5米，打好后先用木头加固再用水泥浇注。洞内铺上钢轨，用矿车将岩渣运出洞外。开始从大坝的一头打，后来二厂房竖井打好之后，实行两头对接。
“我们用风钻、钢钎开凿引水洞，由于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风钻扬起的粉尘呛得人呼吸困难，但大家没有怨言，戴上口罩继续干。那时只要一声令下，大家不讲条件，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
作为中国的两个寒极之一，可可托海冬季十分寒冷。“身上能穿的都穿上了，只留眼睛和鼻子露外面。眼睛冻得疼，鼻子呼出来的气都冻成霜挂在帽沿上。”从小就生活在可可托海的张学文老人回忆道。
建成后的引水洞从引水处到洞压井全长2341米，落差76米。
愚公精神 挖空石山建厂房
可可托海人现在仍习惯地称可可托海地下水电站为“二厂房”。
1956年，国家燃料工业部水电勘测设计局(后称电力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设计院，后并入国家水利电力部西北勘测设计院)开始对可可托海水电站进行设计，到1958年4月基本完成初步设计，工程编号701-1。
新疆有色集团公司生产处处长李金海是1957年到可可托海工作的，后任可可托海矿务局总工程师。水电工程开始后，他便在钻探队工作。他说：“那时，蔬菜运不进来，我们吃的最多的是海带、羊肉，没想到几个月后，我的‘少白头’竟好了。
“我们共钻探了三处地方：海子口、二厂房、三厂房，最后确定在海子口修建大坝，二厂房建发电站。”
钻探用的是32马力的柴油发电机，每转换施工地点，发电机需要16个人才能抬动。
“从海子口到二厂房有4公里，落差近80米，是建水电站最理想的地方，那里都是花岗岩质，可以承受9级地震。当时电站建在地下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战备的需要——大坝可以炸，但发电站绝对炸不了。
“二厂房采用打竖井的方式，凭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工人们靠人力一点点地把岩石挖掘出来。随着竖井的逐步变深，井口搭起了简易井架，靠卷扬机拉动吊斗将岩石运到地面，用于水库大坝的建设。
“打竖井最大的特点就是钢钎头及风钻头磨损严重，为此，工地专门建了一个铁匠铺，加工、维修钢钎头及风钻头。
“水电站建于地下136米处，又有地下3层的机房和车间，共有约200米深。我们是挖空了一座山，打穿了一条洞，建起了一座坝啊!”说起当时的劳动场面，李金海的评价是4个字：拼命，忘我。
高新吉说：“1966年冬天，可可托海水电站大坝建设工程‘大会战’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大会战’进行得艰苦而壮烈，工地上的施工人数超过2200人，7个建筑队分别担负大坝和其他水工工程的施工，安装队负责设备安装。那年的冬天真冷啊，平均气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坝址上最冷可达-50℃。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工程仍在继续进行，并于‘文革’前完成了水工工程、第一条输电线路和第一台4500千瓦发电机组的安装。”
1967年“二厂房”建成时，共使用碎石、砂石、粘土八千多万立方米，木材、水泥、钢筋、钢轨、炸药及施工机电设备等近10万吨的物资则全部从内地或新疆其它地区运至工地。
这年2月，水电站第一台机组4500千瓦发电机组安装并投入运行，开始向可可托海矿区输电。
铺设电缆 一度动用直升机
离开大坝，我们沿一条沿山边修筑的狭长小道向水电站进发。小道很窄，容不下两辆车并行。小道的一侧是石壁，另一侧是悬崖或额尔齐斯河谷。
颠簸了半个小时后，在山路右侧的一片山间平地上，出现了一排排整齐的房子。“这是当年建设电站的工作人员居住的房子，也是地下电站的后勤基地。”高新吉说。
车子停在了一座淡黄色的小楼跟前，小楼耸立在山顶上。高新吉介绍说，这就是电站的主控制室，其楼顶可以停放直升飞机。
我们进入小楼，邓学安等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群陌生人显得比较拘谨。由于电站处于大山深处，除了自己的同事，电站的工作人员很难与外人语言交流。以电站副经理陈磊为例，他今年37岁，从可可托海技校毕业后就分配到这里工作，一干就是17年。
站在主控制室门口，向远处望去，对面的山头上伫立着一座钢制电缆支架。地下发电站的电缆直接横跨整个山谷到达对面的山上，令人惊叹。
最初采用的是木头电线杆，木头电线杆底部是水泥墩子。水泥墩子一头埋在地下，一头露出来，电线杆就坐落在水泥墩子横出来的平台上面。
电线杆是砍伐的松木做成的，十几个人抬一根电线杆，吃力地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上抬，途中还不好休息，害怕电线杆滚落下山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施工难度特别大。有时前面几个人拽，后面还有十几个人在推，几天才能将一根电线杆运至山顶。
水泥墩子也是山下做好之后扛上山的，虽然好抓一点，但是特别重，扛上山也特别困难.张学文老人用两个工人抬都能“累得吐血”来形容当时的场景。
电力通过一根根电线杆传送到工厂、学校、家庭等地方，让可可托海彻底甩掉贫电的帽子，也为保障可可托海生产，及时给国家供给稀有金属原料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之后，木头电线杆换成了钢制电缆支架。
曾参加线路铺架工作的张学文老人介绍，从山脚到山顶约有一公里。最早修建钢制电缆支架的时候，工作人员从山脚下出发，将水泥、砂石等物资一点点背上去，打好基础后将钢支架修建在水泥底座上。
“背支架的时候舒服点，好抓，拆解开的钢支架也不是很重，两个人就扛上去了，但电线杆和底下的水泥墩子背上去就太难了。”张学文说。
从控制室到山头支架铺设电缆十分困难，由于跨度太大，电缆重量太重，最后动用直升飞机将电缆从山头拉到控制室上。布完线后，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在支架跟前，施工人员再采用吊葫芦收紧电缆，也就出现了现在能看见的电缆线凌空飞渡深山大壑的壮观景象。”张学文老人能为见证过去而感到自豪。
发电机组 深藏地下百米处
记者来到地下水电站时，恰逢电站更换电梯，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电梯进行调试，这台花100多万元买来的珠江富士电梯载重1000公斤，可同时乘坐13人。
乘坐新安装的电梯，用时2分14秒，我们一行到了地下136处的主厂房。
出电梯，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宽敞的厂房，人们的说话声淹没于水轮发电机巨大的轰鸣声中。
值班的工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三班倒，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回到可可托海镇休息一段时间。
陈磊介绍说，地下主厂房长36.74米，宽8.95米，高5.48米。
陈磊告诉记者，除这部电梯之外，还可以选择走电梯通道旁的安全楼梯，只是如果沿着螺旋状的楼梯走去，至少要半个小时，还要有很好的体力。据说，台阶至少有上万级。这些楼梯十分狭窄，且非常陡。记者站上去试了试，才上了几级台阶就感觉到有轻微的摇晃。
站在机房的井口望去，只能看到巨大的通风口像窨井盖大小，闪着光亮，让人感觉电站就是当年建设者们从山里掏出来的。
“最早的小型电梯周围就拉个铁丝网，直达底部需要三分种。电梯四周都能看见岩石，坐在上面摇摇晃晃。”陈磊介绍说。
由于这部电梯使用过久，为了安全，电站又重新安装了一台。不过更换的这台电梯属于自制而成，电梯两面用铁皮包裹，其它两面封闭得并不严实，上上下下时看着近在咫尺的岩石总令人眩目。
如今，那台电梯也“寿终正寝”，新电梯虽说贵点，但坐起来十分平稳，而且是“全封闭式”的，其现代化气息令电站工作人员欣喜不已。
除了上下行使用的电梯和楼梯，另外还有两条安全交通隧道，可供遇到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时使用。这是当年打竖井时所使用的通风口，开凿厂房的岩石也是从那里运送出去的。
可以说，三部电梯变迁的历史见证了电站的建设史和可可托海的经济发展史。
几句留言 激励人们四十年
我们到达主厂房时，工人们正在检修一台机组，拆开的机组被放在水泥地上，安放这个机组的位置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站在这个空洞边向下望，虽然看不见流水，但是在其它发电机组的轰鸣声中仍然可以听见水流的声音——发电用过的水通过一条341米的尾水隧洞释放出去。
高新吉告诉记者，由于可可托海开采的稀有金属当年主要用于国防建设和战备需要，为安全着想，可可托海电站建在了地下，并且长期处于一种保密的状态——以前，只有重要的领导才有机会参观。
至今当年的印记仍然留存——在水轮机旁的水泥墙面上还留有当年建设者们写下的文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及“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毛主席语录”等标语。
不过，最令可可托海水电站人难忘的是一行“热烈祝贺今日发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十七点整普通一兵贺电”的留言。1967年2月5日17时，正是这座水电站第一台机组正式发电的时间。
这是一个参与了电站建设并见证了电站发电的一名普通职工在39年前留下的，留在了水轮机房最里面的墙上。虽然已经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筑坝拦水，到打通2.3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再到这座深达136米的水电站的建成，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将青春的记忆和汗水，挥洒在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中的大部分渐渐消失在时间的隧道里。但他们把激情一直留存，激励着每天在此工作的人们。
可可托海水电站从1955年7月开始野外勘探，到1975年6月第四台500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运行，共耗时20年。时至今日，30多年的时光又一闪而过，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考验的可可托海水电站仍然年轻，令前来参观的人都禁不住发出惊叹。
四、拥有世界惟一的额尔齐斯石
在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透明玻璃状矿石。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额尔齐斯石。
1979年夏，韩凤鸣在额尔齐斯河畔发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白色半透明自然晶体。1983年，它被国际矿物协会确认为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新矿物。因发现于额尔齐斯河流域，韩凤鸣为其命名为额尔齐斯石。
韩凤鸣将这块额尔齐斯石无私地捐给了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成了馆里的“镇馆之宝”。
一次意外 发现一种新矿物
12月2日，记者来到额尔齐斯石的发现者韩凤鸣老人的家。老人家里的摆设很简单，写字台、高低柜是上世纪70年代在可可托海购置的，看起来“阔气”一些的皮沙发还是儿子“淘汰”后送来的。
老人今年67岁，但除了患有高血压之外，身体很好。这与他年轻时的野外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
韩凤鸣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北安市，1959年，他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大学里，韩凤鸣学的是稀有金属地质专业，这是国家第一次开设此专业。毕业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韩凤鸣自愿要求到新疆工作，被分配到了可可托海，从事野外地质工作。
“刚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就和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们挤在一间大房子里，把铺盖往水泥地一铺，就算是在可可托海安了家。”韩凤鸣说。
从春天雪融开始一直到整个夏天结束，韩凤鸣都在野外。每次出去不是骑马就是徒步，馒头就咸菜是家常便饭。
韩凤鸣说：“我在野外的时间比在家多，与石头在一起的时间比跟爱人孩子在一起多。三个孩子都是爱人带大的，我几乎没怎么管过家，1997年退休后才有时间补偿老伴。”
提起可可托海，话题自然转到了如何发现额尔齐斯石的问题上。
1979年夏的一天早晨，韩凤鸣和其他队员带着罗盘、放大镜、地质锤，背着够一天吃的馒头和咸菜，骑马开始对可可托海的一个矿点进行检查。
“实际上就是对矿脉进行检查，对矿石进行判断，看有无深入研究的必要。”韩凤鸣解释说。
下午，在经过一条矿脉时，矿脉中一块无色透明的石头引起了韩凤鸣的注意。这块石头有成人拳头大小，很像石英，但凭感觉，韩凤鸣又感觉不是。
“我们平时所说的水晶，其实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石英结晶体矿物，它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跟普通沙子是同一种物质。当二氧化硅结晶完美时就是水晶，二氧化硅胶化脱水后就是玛瑙。”韩凤鸣解释说。
他用地质锤敲下了这块石头，放进背包里带了回去。
工作之余，他不时拿出那块石头端详、琢磨。韩凤鸣说：“经过对它的光学、化学性质的初步测试，首先从折光率这一点排除了它是石英，再将它与《矿物手册》上记载的所有已知矿物进行对比，我初步认为它可能是一种新矿物。”
一次命名 额尔齐斯举世闻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矿物?由于当时可可托海矿务局的测试设备有限，1980年，韩凤鸣将它一分为二，并将其中的一半送往当时国内分析设备较为先进的成都地质学院进行进一步研究。
成都地质学院张如柏教授经过X射线粉晶分析，初步肯定了韩凤鸣的想法。
新矿物的发现，其新结构、新成分缺一不可。为得到更权威的结论，样品又被送往北京地质科学院做更为精确的分析，证实了此前的判断。
有了这些支撑，韩凤鸣写了发现新矿物论文的初稿，并寄给了张如柏教授。
“为给‘石头’起名，张教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自己喝着额尔齐斯河水，在额尔齐斯河边工作，它又是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发现的，就起名叫额尔齐斯石吧。”韩凤鸣说，最终，这篇论文发表在《矿物学报》上。
但新矿物的发现必须得到国际矿物协会的认可，于是张教授又将论文寄往设在美国的国际矿物协会新矿物命名委员会进行审定。
1983年3月3日，国际矿物协会新矿物命名委员会主席、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J·A·Mondarino博士向张如柏、韩凤鸣写来信函，对韩凤鸣的发现予以确认。与此同时签发了文件，确认额尔齐斯石为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新矿物。
“开始那块石头有拳头大小，做一次分析拿掉一块，到后来，我手里就剩下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了。”韩凤鸣说，他把这块珍贵的额尔齐斯石献给了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成了那里的镇馆之宝。
1984年，新疆有色局的《新疆有色报》首先刊登了韩凤鸣发现额尔齐斯石的消息，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这一消息。随后，《人民日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疆日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一次参观 亲眼目睹镇馆
可可托海三号矿脉盛产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余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尤以铍、锂、钽、铌等稀有金属矿著称，其矿种之多、品位之高、储量之丰、成带之分明、开采规模之大国内独有，世界罕见，被誉为“世界地质矿产博物馆”，是世界各国地质学家心中的圣地，在各种不同文版的地质矿床学教科书里几乎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三号矿脉自从1930年被发现后，吸引着俄、美、英、日、德、法、加拿大等各国上百名地质学家考察和参观。韩老常常想：“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一个标本陈列室，岂不愧对这一盛誉?”
找木匠打陈列柜、装玻璃、做标签、选标本等，在韩凤鸣的亲自组织参与下，可可托海历史上第一个标本室在一间苏式土块房子里建了起来，它就是现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的前身。
标本室建好后，每逢有重要人物来参观，韩凤鸣都会亲自接待、讲解。1984年8月8日，国务委员方毅到可可托海视察时，听说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标本室，非常高兴。在标本室，有人介绍讲解员就是额尔齐斯石的发现者，方毅紧紧拉住韩凤鸣的手说：“了不起啊，你为地质工作事业增了光。”
2006年11月18日，记者也有幸参观了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
陈列馆有一百平方米左右，被分成了两间房子，各种矿石被陈列在用玻璃封闭的展览区内。那都是一些外表看起来其貌不扬的“石头”，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小王的介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些矿石当成无价之宝。
那块稀有的、价值连城的额尔齐斯石也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它只有指甲盖大小，看起来晶莹剔透，像块玻璃。除了这里，当年韩凤鸣找到的那块额尔齐斯石还分割下了两块，分别存于成都地质学院和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
与额尔齐斯石同居一室的还有可可托海出产的矿物珍品：16公斤重的海蓝宝石、17公斤重的黄玉、60公斤重的钽铌单晶矿。小王说，这些矿石有的纯度很高——有些铜矿石基本上就是天然铜，而那六棱柱的铍矿石，如果透明度高就是天然的海蓝宝石。
小王说：“这些都是地质科研人员研究地质矿藏最珍贵的实物。明年，可可托海准备新建一座地质陈列馆，向游客开放。”
一个梦想 探索发现更多宝
1985年，中国有色工业总公司在新疆筹建成立新疆有色金属黄金工业学校，46岁的韩凤鸣被抽调到了乌鲁木齐参加筹建工作，结束了自己在可可托海的生活。但在可可托海22年的野外地质生活中，他踏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这也成就了他不少惊人的发现。
1978年，即发现额尔齐斯石的前一年，韩凤鸣和一位同事在可可托海发现了另一种新矿物——以阿尔泰山命名的阿山矿。1984年，他因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四等奖。除此之外，他还是国内第一个发现石川石的人。
在同韩老的谈话中，记者发现，名利离他太遥远了——他发现额尔齐斯石后，曾有人建议韩凤鸣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新矿物，但他只是一笑而过。
韩凤鸣说：“按照国际惯例，应当用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但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不讲名利，只讲奉献的时代。发现阿山矿那年，我就领回一张奖状，这是国家对我工作的认可和表彰，是荣誉。将额尔齐斯石献给国家，我从未后悔过，也从未想到自己该从中得到什么名利。”
额尔齐斯石的发现，使得世界矿物家族中新增了一名成员，但对普通人来说，它并不值钱——至今还没有找到它的工业、商业应用价值，但它的珍贵不在于这些，而在于学术和科研领域。对世界矿物研究者来说，它不像阿山矿可以在可可托海甚至阿尔泰山山脉中较容易找到，目前只有韩凤鸣发现的一块是已知的，其价值当然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在可可托海、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山脉中肯定还有，但是在哪里?目前尚不知道。发现更多的额尔齐斯石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索和发现。”老人的眼里充满了期待。(都市消费晨报)
黑郁金香编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