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 白鹿原小说完整版下载

【导语】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这是问世于1993年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开篇语，这句话包含的雄心类似于《百年孤独》和《双城记》等经典名著的开头，在很长的时间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以此为肇端的洋洋几十万字在茅盾文学奖的推动下被确立为“中国当代六十年巅峰之作”，在付梓出版的20年里风行不衰，盗版不断。然而，对内容无休止的争议在其诞生之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究其原因，大概也只能用个人的兴味所好来解释，但作品被赋予的“经典”地位已然成为事实。
　　既然是“经典”，便会有人想用荧幕再造的冲动，这一次冲动的是一个叫王全安的人，他执导的《白鹿原》于9月13日在内地上影。

《白鹿原》缘起：长达20年的约稿邀请

陈忠实当代作家。1942年生，陕西西安人。历任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散文集《告别白鸽》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在论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多位评论家一致公认，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座不朽的文学丰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一手促成该书面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当代》前主编何启治认为，《白鹿原》是“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作为一时风行全国，至今仍畅销的著作，《白鹿原》的各种版本销售达150万册，盗版也有不亚于正版的销量。可以说，在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中，《白鹿原》具有不可磨灭的印迹。近日，记者采访了陈忠实、何启治、洪清波等当事人，让他们一起追忆了这本书从约稿到创作、出版、反响的历程。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时为某公社副书记的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会议结束散场时，刚刚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拦住了他，此时的何启治已经读过陈忠实在《陕西文艺》发表的首部作品———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他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可以再加工成一部长篇小说。

推着破自行车站在小寨的街道旁，陈忠实思绪一片茫然。他觉得，自己刚刚发表了第一个短篇，马上写长篇小说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说按照他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

陈忠实很感动，从何启治说话的内容、口吻和神色，都让他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由此，两人开始了数十年的君子之交。何启治对陈忠实说，你一定要写长篇，而且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两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次约稿足足跨越了20年时间。而这期间，何启治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工厂、到西藏做过援藏教师，但无论何启治走到哪里，他与陈忠实的联系从没有中断过。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忠实已经从业余作者成为陕西作协的专业作家。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何启治又问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此时的陈忠实已经开始做《白鹿原》的先期准备了。他觉得，如果对何启治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尽管按照自己的性情是很为难的事情。于是，他告诉何启治，自己现在仅仅只是有一个想法，离实际操作尚远。他还叮嘱何启治：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

后来的几年里，何启治守约如禁。有几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先后几次到西安组稿，何启治都委托他们去看望陈忠实，但不催稿。1991年的初春，何启治领着一班人马到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这个时候，陈忠实的《白鹿原》书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他计划年底写完。见面时，何启治仍然恪守纪律，淡淡地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我让人来取稿。陈忠实也仍然紧关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计划，只允诺着写完就报告。

1992年春节过后，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终于收到了陈忠实的来信。在信里，陈忠实谈到了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经过近4年的写作和修改，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

陈忠实50岁写出长篇处女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忠实就已经开始为《白鹿原》做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对于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陈忠实非常重视。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搜集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同时酝酿、构思。其次，他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大量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此外，他还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外国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做完这些准备之后，陈忠实于1988年早春回到了老家———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在老家大门前不过10米的街路边，陈忠实亲手栽下一棵食指粗的法国梧桐。他在祖居的宅基上盖起了三间新房，请乡村木匠割制了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桌子,一把有靠背的椅子，还做了两个书架。陈忠实坐在家里,写下了第一行字：“锅锅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个女人。”写正式稿时，他把绰号“锅锅”改成了他的姓“白”。

对陈忠实来说，这是连他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的一次顺畅的写作。他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结果只用了8个月——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的元月就完成了。大约40多万字——这也是他写作量最大的一年。其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陈忠实对稿件进行了反复的润色、丰富和删改。

到1991年，《白鹿原》即将写完。妻子随口问道，你写了几年如果发表不了怎么办？陈忠实其实也有这种担心，说了一句，如果这个作品发表不了，我就去喂鸡，办一个养鸡场，把创作重新放到业余的位置上。

“这句话不是随口开玩笑的，因为我当时已经50岁了，如果写的长篇小说还够不上发表水平，那么这个专业作家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很紧张。加上这几年就顾着写这部长篇，仅有每月150元的工资，没有任何稿费收入，孩子上学的学费也开始猛涨，弄得生活很狼狈。所以有这个想法。”陈忠实说。

1992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将完成《白鹿原》的消息写信告诉何启治，此时，他栽下的那棵法国梧桐，已经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

何启治收到陈忠实的来信后，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朱盛昌等人传阅，有鉴于此前年轻编辑在没看完全部稿子就退掉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前车之鉴，大家商量后决定派《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和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一起去看稿。并提醒他们不能轻易表态，不能轻易否定这部长篇小说。

洪清波记得，两人这次主要是去成都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顺便在西安把稿子拿回。1992年3月25日，陈忠实到车站接到了高贤均和洪清波，并把他们带到了陕西作协招待所。洪清波看到，原来很红火的陕西作协大院一片萧条。“年轻一点的都到海南去了，大家更多的都去关注商业了，谁都不管文学。”洪清波说。

高贤均和洪清波在西安待了三天，走之前，陈忠实把一大包沉甸甸的稿子交到他们手里，陈忠实说，“这时，我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在西安开往成都的火车上，高贤均和洪清波开始阅读这部长篇小说。他们一看就放不下了，禁不住拍案叫好，彼此轮换着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全都看完了。而陈忠实在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20天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陈忠实说。

随后，陈忠实又收到了何启治的来信，信中充满了兴奋和喜悦，为此，何启治等待了20年。对于陈忠实来说，他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何启治尤其强调，作品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由此，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给它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

1992年8月上旬，在删去其中两章后，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1993年1月18日，何启治作为书稿的终审人签署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1993年初版，就是这个版本当年风行全国，读者对封面上那个老农印象深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该版在原版的基础上对性描写方面做了删节。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该版由评论家雷达点评。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该版系未删节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新版，该版作为该社“矛盾文学奖”系列之一。

如果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长篇小说中选一部作品作为标志和高峰之作，陈忠实的《白鹿原》当之无愧。这部小说不仅把陈忠实推到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也让他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近日，他将走进央视《艺术人生》栏目，与观众分享他的文学人生。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1955年，靠卖树为生的父亲实在无力承担两个儿子的学费，只得让当弟弟的陈忠实先休学一年，供大儿子考上师范学校后再做打算。可是大家都没想到，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

1962年，陈忠实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成绩在班上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这次打击粉碎了陈忠实从大学中文系学生到职业作家的绚丽规划，并将他抛掷回出生和成长的黄土高原。然而，也正是这40年的农村生活，为《白鹿原》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真实素材，根植了坚实厚重的文化底蕴。

当个农民又如何？

高考结束后，陈忠实经历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少年陈忠实进入了六神无主的失重状态。沉默寡言的父亲的一句“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当个农民又如何，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惊醒梦中人，在无情的现实面前，20岁的陈忠实选择了到村小学当老师。

进不了大学，他就通过自学来完成当作家的理想，大量的阅读和造句练习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老屋颜色晦暗的墙上，陈忠实写下了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如今站在中国当前文学创作制高点上的陈忠实回眸过往岁月，他深切感受到，他在农村的岁月，其实对他以后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对中国农民、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和了解，正是那些年完成的。

淡泊名利 搬回乡下

早在《白鹿原》写成之前，陈忠实已经是陕西颇有名气的作家，1982年，陈忠实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正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当时，陈忠实又做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他搬回了乡下的老家。“我想找一个能使人静下来的地方，跟文坛能够相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要接受文坛的新的信息，而不要受到一些是是非非的影响。”身份的改变和渐渐崭露头角的声名，对陈忠实来说，只改变了一样东西———“就是捆桌子腿的绳子。我无非就是把它换成了一条更结实的绳。”陈忠实的“无非”里，有壮志满心的豪情，更有淡泊功利的平和。

白鹿原的传说

传说有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厉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康乐，那是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　

白鹿原因有白鹿出现而名，这不仅是出自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就连历代史籍也有记载：《后汉书郡国志》载：“新丰县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水经注》《太平寰宇记》也有“平王东迁时，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名。”由此可见，关于白鹿原名称的来历及有白鹿出现的历史，已是遥远的2700多年以前的事了。

然而，那个神奇的白鹿的故事，却是和一个神奇的巨鲸的故事相伴产生的，它们共同为神奇的白鹿原赋予了神秘、悠远、厚重的特殊色彩！

传说，西周末期，西方兴起一支凶悍的部落犬戊，对已经开始走向衰败的西周镐京都城造成严重威胁。周幽王被犬戊杀死后，新登基的周平王因镐京无险可守，岌岌可危，乃与大臣商议，决计另行择地建都。不日，平王便带领执掌星象扶乩等大臣们，在大队卫士的簇拥下，向东涉过滔滔的滋水河，登上平展展、莽苍苍的一座原上。此原三面环水，一面接南山；从原上向西北可以瞰制广阔的渭河平原，东南依靠终南山，进退可据，军事地位极为有利。平王过去曾随幽王来原上围猎，这次上原的目的是想在原上周走一遍，决定是否在此原上修建都城。周平王一干人马从原西头向东，浩浩荡荡一直走到原东头。这时天色已晚，便择一处古柏苍郁、花香朴鼻的小谷岸边一所庙宇设下行宫，结队扎营。

翌晨破晓，平王忽被外边的一片惊呼声吵醒，出寺门一看：只见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之间，一团祥光瑞气环绕着一个雪白之物冉冉而来！刹时已看清这东来紫气的中心原是一只通体雪白的神鹿，除一双眼睛象闪着亮光的红玛瑙外，全身无一根杂色。白鹿口含一枚灵芝，四蹄飘云生风，忽攸而至。这只白鹿是受天帝旨意，专来此原消灾播福的，这时白鹿突然看见了旌旗猎猎、喊声雷动的周王卫队，猛吃一惊，那口中所含的灵芝便掉落到小谷中，白鹿随机便扭头向西南方向疾驰而去。平王随父射猎多年，从未看到也未听说过有如此奇鹿，立即传旨卫队快骑，紧随白鹿去向拼命追赶。追到一个沟坡时，白鹿见再向前就要到南原坡了，便忽又折头向西北而去，那里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庙，周围没有村庄；白鹿绕庙一周，见骑队追了上来，又继续向前奔跑十多里地，来到一个稀稀落落的村庄。村边有一座女娲祠，不远有两株相依相抱的苍柏，白鹿便于双柏树下的草丛中小憩起来。刚一打盹，平王的卫队已蜂涌跟至。白鹿受惊而起，闯入村中，左冲右突迷失了方向，一直向北跑到了半原坡时，才知道走错了方向。于是又折而向南，从西原下了原坡，进入浐河谷道的苇蒿丛中，忽攸之间便无踪无影。

人们惊奇地发现：凡白鹿经过、祥光照及的地方，尽皆一片郁郁葱葱，草木茂盛，百卉竞开，毒虫殆尽，疫疠灭绝，六畜兴旺，人寿年丰。人们为了纪念这只带来吉祥康乐的白鹿，从此便把这原起名为白鹿原；又把白鹿在东南方向经过的沟称作鹿走沟，把白鹿绕行一周的“无村庙”（今吴村庙）起名鹿走村、鹿走镇，把白鹿小憩过后迷失方向的村叫迷鹿村，把白鹿迷路后跑到的原坡起名为鹿到坡，把白鹿最后从西原下坡进入浐河川经过的村叫做神鹿坊；此后白鹿原上祀奉神鹿的白鹿寺、白鹿观、白鹿庙、白鹿祠也纷纷建立起来；白鹿从南山出来最先踏上白鹿原的地方即今安村乡的韩寺村，古时在此建有白鹿寺，附近的村也有白鹿观；当年白鹿遗落灵芝的小谷，今安村乡聚仙坊村南边沟道直到现在仍生长着灵芝。白鹿原古时又称为万寿山，自从白鹿出现，原上便成为五谷的粮仓，即使遇到干旱，只要能长出幼苗，总会有一定收成。因此白鹿原从那时起，便流传下一句民谚：“白鹿原、长寿山，见苗收一半”。

且说周平王与王宫卫士及大臣们，一路追赶白鹿不及，眼睁睁见这样一只奇鹿从眼皮底下逃走，怏怏回到镐京王宫，懊恼不已。这时那些星象、易卜大臣和方士一齐上前奏道：“大王勿恼，那鹿并非凡间所有，实乃上天为大王传讯吉兆，应我王开建新基大利，百代顺昌；臣等昨观星象，推演卦形，占卜吉凶，皆已测得白鹿出现之原乃一龙脉所在，实为建立新都之风水宝地；如在此原建都，定可保王业永固，千秋万代兴盛不衰。”平王听罢大喜，当即传召建工大臣，择日兴工动土，要在这原上兴建比镐京大数倍的王宫。

再说这古老的白鹿原下，其实并非龙穴，而是潜藏着一条数千年修成的神鲸。这条神鲸得厚土津润，与白鹿原同浴天地精华，相依相安，共享福泰。不料这一曰，神鲸被强烈的震动惊醒，只见千军万马在原上开基垒石，夯土伐木，知道周王要在原上建造王宫都城。神鲸非常惊惧！如此巨城怎能负起？若不立刻逃走，必将困死原下！于是神鲸洒泪告别这个几千年的故居，连夜向西逃去。于是白鹿原便从东到西拉开了一条巨大的深沟。据说此沟形成之初，水涌数十丈，水色墨绿，巨龟蛟龙腾跃其中，轰响如雷，数月后大水方退，人们说这是神鲸悲愤之气所致。从此，平坦的白鹿原便被分成南北两半：沟南面的叫南原，沟北面的叫北原，这条沟也被人们称之为鲸鱼沟。鲸鱼沟的形成，为这单调的旱原增添了一道草木茂密、风光秀丽、溪水长流、鸟鸣鱼欢的水乡泽地景色；从此鲸鱼沟水便无私地润泽着世世代代的白鹿原人：我家就在鲸鱼的尾巴上，那条三十公里的沟就在我儿时的玩耍里。人们在沟里摸鱼捕蟹，植苇种稻，蓄水灌田。白鹿原虽未建成王宫都城，却成为后来历代帝王围猎消遣的御园行宫。神鹿和神鲸的故事共同为白鹿原增添了无尽的韵趣和神采。以此引为自豪的白鹿原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拟了一幅对联：“白鹿原上听鹿鸣，鲸鱼沟畔观鱼跃”，这幅对联直到现在仍广泛地出现在年节时鹿原人的大门两旁。

据说，白鹿原被神鲸拉出这道深沟后，平王在原上修建都城的事也自然就告吹了。此时王宫又发生了内乱，一些王戚拉拢部分大臣欲拥褒姒之子为王，勾结犬戌攻陷镐京。平王率众臣星夜逃往河南洛邑，并于洛邑另建都城，改号东周。从此，便有了传说和史载中的“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的故事。

到底有没有白鹿？世人对此一直存有疑议。其实历史上真有白鹿，只不过实为罕见罢了。据史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武帝刘彻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曾设奇招、制皮币，此皮币即以白鹿皮制成。武帝要求“王候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壁，然后约行。”每块白鹿皮值四十万，相当于当时黄金一斤。中央“只需将禁苑中的白鹿杀取其皮，加以缘馈即成。”王候宗室只得向朝廷购买，这样他们手中的大量金钱便流入中央政府手中。据说豢养白鹿的禁苑就在白鹿原上。说也奇怪，此后姑且不说白鹿原是否还有白鹿出现，但白鹿原上多鹿却是事实：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几乎每年农历二月二古庙会和清明节前后，在吴村庙及周围十数里内的地方，常有群鹿汇聚于此，有许多离群的鹿还蹿入村舍，最后被人们追赶着向西逃去。人们说这是鹿来此朝拜先祖白鹿！无论这些说法可靠与否，但这些传说为白鹿原这块土地赋予了神秘、吉祥、瑞和的色彩和深化了白鹿原历史文化渊源却是毋庸置疑的。古时人们向来把鹿与福寿相连，传说中的福、禄、寿神仙总是和鹿形影不离；古人臆想中的吉祥物麒麟也是在鹿的形态上加工创造的。因此白鹿原又被人们称为“白鹿福地”。古时白鹿原的许多庙宇大殿正中都嵌挂有“白鹿福地”的牌额。白鹿原的名声与神鹿和神鲸的故事永远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也许人们不禁要问：那只神鲸后来逃到哪儿去了？传说神鲸的去向有两种：一说神鲸逃到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时，被天帝差遣神将堵截，无法脱身，化作一个村寨，故将此地称为鱼化寨。另外传说神鲸逃到今西安城下时，被天帝擒获，用铁链锁住镇压在西安钟楼下面深处的海眼上：由于神鲸的负载，后来才得以在此建了古长安城。据说民国时期，在西安钟楼原址附近的甜水井街有一口供半城人吃用的大井，此井深不可测，水丰味甘，井沿装置四具双绳辘轳绞水，水旺而不衰。一日傍晚，四具辘轳绳同时被一物缠坠于井底水中，八名绞水工奋力拉出一看，原是一条粗大的铁链！未出水的尚不知还有多长？人们拼命地把铁链拉出，拉了很大一堆仍不见头。此时忽觉西安城整个地抖动起来，东倒西歪的人们慌忙把铁链尽数投入井中，西安城才又恢复了平静。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皆曰此链乃锁神鲸之链！直到西安解放前，西安城更深夜静，街无行人时，还有些好奇的人们把耳朵贴在钟楼根下，据说还能铁锁的声音。
白鹿是不死精神的象征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它反映了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白鹿原》的故事，基本上只是围绕人物的行为去叙述，没有着意于氛围的渲染，甚至舍弃了环境的细节描写。不过，某些既像传说而实际生活中又不时可见可闻的描述，又确使故事增多，同时增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与乡土色彩。

白嘉轩的女儿白灵联系着白的仇家鹿子霖的两个儿子。白灵本与鹿家的二儿子鹿兆海相恋，但因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而分手，后来与鹿家的大儿子鹿兆鹏一起搞地下工作，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鹿兆鹏坚持在家乡一带搞革命，他带着鹿姓门族祖辈传授下来的“勾践精神”；白灵牺牲时表现出来的凛然与男儿般的血性，分明犹如挺直腰杆站在苍茫原上的父亲白嘉轩；还有战死于中条山的鹿兆海，当鹿兆海被称为抗日烈士尸体运回原上时，白鹿原的父老乡亲把他作为“白鹿精魂”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并由此激起了八君子弃文从军的壮烈举动；还有在白灵被活埋的那天晚上，白嘉轩、白母以及朱白氏，都不约而同地梦见“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而白鹿在小说中正是象征着一种不死的精神。

书中的人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甚至有时还有这自己并不清楚却异常鉴定的精神信仰，就像白鹿一样，不死般的倔强也正是这种交错纠缠，让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白鹿原”是一个文化符号

小说《白鹿原》揭示出了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这就会很自然而触及作家陈忠实自身的文化立场。作家陈忠实既在批判，又在赞赏；即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了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

其实，《白鹿原》是以一处实有的地名作为书名，关于这个白鹿原，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份陈忠实在《答李星问》中有如下一段说明：“西安东郊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这道原东西长约七八十华里，南北宽约四、五十华里，北面坡下有一道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长河叫浐河，这两条水围绕着也滋润着这道古原，所以我写的《白鹿原》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南部便是秦岭。地理上的白鹿原在辛亥革命前分属蓝田、长安和咸宁三县分割辖管，其中蓝田辖管面积最大，现在仍分属蓝田、长安和灞桥二县(区)，我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蓝田县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鹿原在县城西边，所以称西原，时间在周。取于‘竹书纪年’史料。”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上亿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之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这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陈忠实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陈忠实写作时“关自己禁闭”

小说制造悬念的信息途径粗略地说有两种：一种是在叙述过程中先写后果，后写原委；一种是紧张情节的突然中断和转换，这也就是金圣叹在《水浒》第八回批点林冲在柴进庄上与洪教头比棒时所说的“忽然一闪法”，其效果是“闪落读者眼光”，“极力摇曳，使读者心痒无挠处”。陈忠实的《白鹿原》所用的多是前一种悬念设置法。如白灵的死，作者便是先在第十三章岔出笔来作了一下交代，到二十七章又通过白嘉轩梦见流泪的白鹿忽然变成白灵的面孔，给女儿的死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悬念，然后补述了她惨死的经过。其他如小娥的死，鹿兆海的死，作家都是先写其死，然后再加渲染，故意遮掩，令读者揣测难断其真，最后才交代原委。

这样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草稿和复稿近百万都是陈忠实在祖居乡村家里完成的，只有复稿的其中一章是在陈忠实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写的。陈忠实的老家所在的那个村子相当闭塞，因为村子里的房屋紧靠着地理上的白鹿原北坡坡根，电视信号被挡住了，陈忠实买了电视机却无法收看，只能当作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有七八华里的土石公路通到汽车站，一旦下雨下雪陈忠实几乎出不了门。

陈忠实躲开了城市生活的喧嚣，一个人寂寞乃至闭塞环境写作《白鹿原》，沉心静气完成了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这种定力让人崇拜，他在写作《白鹿原》时，已经是一位领导者了，完全可以在办公室喝茶水写作，但他没有。信念和理想对与一个作家是何等的弥足珍贵，在世纪之交，陈忠实的理想、道德、人文精神和固有文化的价值，受到了严峻考验。因此，可以说，陈忠实怀着一腔责任和使命，为我们国家担负起了文化重建。

一个作家的心灵秘史

与一个作家谈他的作品，永远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尤其是，这样的作品被作家视作生命。谈到《白鹿原》，谈到陈忠实，有一句话几乎成了经典，我想，这样的想法差不多每一个作家都曾经有过，只不过被陈忠实先生先行说了出来：

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

他是在说《白鹿原》。在这儿理想和现实构成了复杂的统一。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白鹿原》已经赢得好评如潮。甚至有论者指出：“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10月18日，在云水榭宾馆，记者见到了陈忠实。就《白鹿原》以及相关的创作话题，我们进行了简洁的交流。由于时间仓促，更多的话题远未说出。第二天，下午，在山西大学科技楼，山大文学院等几家单位联合为陈忠实先生举办的报告会上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坐满了人。记者挤不进去，只听得浓重的陕西腔在大厅里回荡。陈先生仍旧在谈他的《白鹿原》，他谈得高兴，我们听得也高兴。

是一个人的心灵秘史，在某些场合被说出来。看他的沧桑的西北人的脸，他消瘦但精神矍铄，他61岁了，这样一个作家，他一生差不多只做了一件事情。他做得足够好，我想，他应该是骄傲的。但他其实不是。

一个朴实的老人。他农民式的脸庞上记录了心灵和岁月的风声。我们倾听，有一些未被说出的被看见。

作家自己最了解自己

那一天到场的记者不多。估计前一天奔波累了的缘故，陈先生比原定的时间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气氛并不热烈。我想，文学毕竟是寂寞的。

看起来，陈先生与照片上常见的样子出入不大。一件薄薄的棕色羊毛衫套在身上，他的声音里传达出对这次记者招待会的不足预计。我想，相较于作品，真实的人是另一种样子，但你不能不说他的身上笼罩了另一种文学的成分。他简单地与你交谈，像一个老农在田间地头与人拉着家常。其实作品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注解，他说或不说，都只是一种结果。我记得《白鹿原》带给我的阅读感受。只是在他面前，我同样说不出来。是特别好的而不是其他，我的措辞在这儿遇到了障碍。

我们的交流基本从这里展开。我想知道的是作家自身对作品的评价。

"《白鹿原》基本把我创作的初衷表述出来了。我在写这本书之前所拟定的理想目标，在写出来后自己感觉达到了。"

可以感觉到，陈先生在审慎地用词，也许，关于《白鹿原》，他已经说得过多。我只能从他的片言只字中捕捉目前他对自己的看法。某种程度上，他比我们更加善于认同自己。应该说："作家自己最了解自己。我知道自己写了一部什么样的书。"

比之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这样的评价是最真实可感的。我想他一定庆幸自己在50岁上完成了《白鹿原》。他也是清醒而执著的，他曾经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到他50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那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像怎么过。这是在1986年，在他刚交44岁时面对的人生的重大课题。然后便有了两年的认真的思考和扎扎实实的准备，以及长达四年之久(1988年4月至1992年3月)坚韧不拔的努力。尔后才有史诗式的长篇巨制《白鹿原》的诞生，而一员功勋卓著、风采超群的大将便屹立在中国当代文坛上。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谈文学有两条途径。或者直接说作品，或者谈作家。这两条途径其实殊途同归。我印象中的陈忠实，是那样一个厚道的汉子。他用他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我提到一句话，柳青说的：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陈忠实先生一再地引证这种说法。他还说，作家是60年一个单元。在我的理解中，有关文学的话题形成了一个固执的结。陈先生这样解释：

之所以用愚人这个词，重点强调的是一个写作者对文学的忠诚度。我们是指一个写作者在用一生的时间去体悟文学。他应该是痴迷的，一生不改，兴趣不会转移。这样说，就更加容易理解作家是69年一个单元的说法。60年，恰好是一个人的有效生命。

还谈到文人下海的话题。专业作家的话题。在这里，陈先生表现出了一个大作家的执著和风度。他说：一个人最大的智慧和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可以由此看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个人拥有什么，做了什么，他是否把文学视作生命，他是否在社会风潮面前耐得寂寞，他是否见机转移精力了，我们可以借此衡量他对文学的忠诚度。

文人下海曾经是个大话题。现在尽管很少谈论了，但曾经的风波在为数不少的作家心中引起过振动。我觉得，这同一个国家的机制有关系。譬如在国外，作家一般兼职做其他社会职业，基本都是业余性质的作家。但大作家都隐藏其中。作家职业化是极少数。

《白鹿原》之后再没有了写长篇的冲动我留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多数作家在写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后会有一段长长的沉寂期。像余华，像陈忠实，尽管这两位在年龄上差不多相差了20岁，但类似的情况发生了。这么多年，我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们过去的作品。也许过去已经成了永恒。

永远的《活着》，永远的《白鹿原》。

有好事的记者曾经请陈忠实先生比较过这两部作品。在陈先生的回答中，我们没有获得答案。他说：《活着》就是《活着》，《白鹿原》就是《白鹿原》，余华是余华，我就是我。

但在今天，陈先生说了一句：余华的《活着》，是部不错的作品。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心中的疑问，譬如低龄写作，譬如一个人常规的创作黄金期等问题，在这上面，陈先生有他自己的理解：

这种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具体的人会有具体的情况。譬如巴金等人，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实际上在20多岁的时候就完成了。但对多数作家，应该说，在30多岁到50岁这个段上是最重要的创作年龄。因为这个时候人的思想最活跃，创造欲望最强烈。

我心里有个最关键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出来，因为许多事情其实已经呈现在我们的观望之中。陈先生说：写完《白鹿原》之后的这许多年，我再没有了写长篇的冲动。这种现象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

我想一定是一部小说记录了他心灵的全部，完成即结束，对一个作家来说，对未来的失去预计永远带有致命的沧桑感。

直到近几年，陈先生才陆陆续续有散文及断篇小说新作出笼，一部《白鹿原》像命运之书，她把他的灵魂都吸纳去了。

关于《白鹿原》，陈忠实先生有过比较概括的说法：我是想把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书写出来。这本书是我写完一篇中篇小书《蓝袍先生》，引发出来的构想。写《兰袍先生》是我第一次比较自觉地思考一个民族的命运，徐慎行的心灵矛盾是一个时代人的心灵痛苦。我想把我所感受到的历史的全部痛苦和欢乐和读者交流。

至于为什么把小说取名《白鹿原》，陈先生这样解释：那是承载我全部思考的一个载体。

永远的开始和结束

据有关媒体报道，截止去年年底，《白鹿原》的正版印刷已达99万，今年年初再加印1万，现在应该已经超过100万。而且已经被翻译成日、韩、越南文等多种文字。

我常常想，皇皇50万字的巨著对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是永远的开始还是结束？有一篇关于白鹿原的文章这样写道：

1992年春天，陈忠实在他家院子里的梨花绽放前大约一个礼拜，把《白鹿原》的手稿郑重地交给高贤均和洪清波，同时就有一句久蓄于心的话涌到唇边：我连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

完成了《白鹿原》这件重活，大活，绝活，陈忠实不但超越了自己，也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他的老师柳青。决不是忠实的学问比老师大，而是他有了超越老师、走自己的路的觉悟之后，作了坚韧不拔的几近十年的顽强奋斗(石家庄一位医生或护士在信中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么? ")；还因为时代不同了，忠实有了更多的参照，更少的束缚，有了更自由的创作条件。

陈忠实当之无愧地得到了许多荣誉，理所当然地享誉海内外。现在，他那颗沉重的心可以放宽松一些了，他有理由发出欣慰的笑声了，他脸上那深深的刀刻似的皱褶似乎也该舒展一些了吧?!

时间的风雨或许带走了曾经的期冀和束缚，对一个作家而言，作品的存在像一个人生的参照系。对陈忠实先生来说，《白鹿原》几乎是他的另一个名字。他用自己的努力写出了一个民族的秘史。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心灵的秘史。

给你一个重新重塑《白鹿原》的权利

西安，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的历史与厚重，它是中国古都的代名词，从一处处班驳的城墙下走过，你能看到绵延了几千年的历史面孔。这里是小说《白鹿原》诞生的地方，也是电影《白鹿原》成长的地方，这里面记录了这部风靡全中国的小说的挫折与辉煌，也洒满了王全安和剧组同行的热情与汗水，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创造白鹿原突破禁忌的文学大餐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小说

现象 一代人的必读书

说当年的《白鹿原》是一代人的必读书一点不过分。上世纪90年代初，《白鹿原》伙同《废都》从西北大地上刮起一阵旋风，这阵风直接成为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里程碑。从白话小说的技术来说，《白鹿原》除了恰当引用方言和地方特色的叙事方式外并无特殊之处，但却因为内容上充满众所周知的性描写，而成为新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分水岭，陈忠实作为当时颇有成就且有着近三十年创作经验的作家，毫不吝惜自己的名声，创作和出版这样一部小说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冒险和壮举。也就是说初版于上世界90年代（尽管随后就一度被禁止再版和加印）的《白鹿原》成为了某种意义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部作品。

文学 充满魅力的家族史诗

事实证明从文学的角度散发人性光芒的这部作品是成功的，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获奖和畅销的名利，还是文学意义上的挖掘和创新，陈忠实都成为了他那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白鹿原》是一部野心之作，从风云变幻无穷的五十年历史中，窥视一个家族的动荡往事，民族的、社会的、传统的，甚至宗教的、人伦的，它都有所涉及。陈忠实对自己民族的挖掘深度也就成为了他那一代作家的某种尺度，颠沛的历史社会背景刚好成为演绎这段家族史诗的最好载体，作为作家他的野心似乎也刚好是中国当代作家对现代题材所能把握的最广边界。

争议 禁忌的突破与分寸

与此同时，《白鹿原》中露骨的性描写也成为了非高但一样不可攀的汉语作品，它的意义既是文学上的“创新”和突破，也来源于夹缝时代游走出来的一部最大尺度之作。写民族的劣根性，写抗战时期的人性，写国共合作与分裂之时的小人物变迁……这些并非是陈忠实的独特发现，但翻翻近三十年大陆文学就可知，几乎没有能在这些容易诞生杰作的题材上成功的人。陈忠实在锋利的边缘游走出了一条既可通过出版制度，又可以打动人心的路，他的“恰好性”既保留了作品应有的冲击力，也使其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审查和禁忌制约了文学创作，但换个角度来说，这些却成全了《白鹿原》的唯一性。几乎没有人能再像陈忠实当年那么如有神助地把握分寸了。

重读 真实性和可触碰的历史感

一部作品能有多大力量，依我看它当然不具备任何颠覆或者篡夺的魔力，它只能是人们心灵上的一种抚慰。《白鹿原》是当年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这当然跟它具备的厚重、民族、创伤、深沉等诸多品质有关，但它本身的真实性和可触碰的历史感更是不可或缺的。“白鹿原”跟其他如“商州”、“高密东北乡”一样，既是现实中的某种角落，也是文学上的丰碑，陈忠实使之成为近二十年来汉语文学版图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块土地。

如果说“白鹿原”是经过陈忠实创作而成为一块有机土地的话，那么这块或贫瘠或壮美的土地既是带着民族、人性丑陋溃烂之恶臭的，同时也是在它独有的历史之痕上散发着特殊芳香的。

陈忠实说：

《白》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悬在我心里的一个愿望，就是写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从少年时期就喜欢写作，如果到死时连一本自己满意的书都没有，真不敢想那有多悲哀。这是纯粹出于对文学创作爱好的愿望，只能由自己实现。至于“史诗”是连想也不敢想。我当时最大的想法是，把自己一直到1987年，这段时间里，自己所体验到的这个民族的命运展示出来，不能因匆促留下遗憾。

重塑白鹿原这是充满荆棘的冒险之路

——重拍《白鹿原》遇到的四大困境

1. 从未平等过的王全安

一开始，《白鹿原》与王全安之间，就不是一场平等对话。即便王全安在海外拿过不少奖项，但他在业界的名气与地位并不是第六代导演中最顶尖的，他的《图雅的婚事》尽管在柏林摘得金熊，但回到内地院线上映也丝毫占不到什么便宜，和张艺谋、陈凯歌等相比，第六代导演的整体水准也没有收获民间更多的认可。与之对比的是，《白鹿原》小说的盛名已经达到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除了拿到茅盾文学奖，还有一直以来文学评论界的定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在惯常的思维定式里，这样的作品理应交到具有同样地位的大师手中方可成事，而最初，打算拍摄《白鹿原》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也的确是这么想的，即使有编剧芦苇推荐，即使张艺谋曾说，如果他不拍《白鹿原》，王就是最适合的人选。但王全安在确定成为导演之后，还是一度遭投资方否定，改由芦苇接棒。最后的最后，是王全安自筹资金，以大股东身份投资拿下了《白鹿原》这个项目，才有了今天的重塑之路。

2. 小说转换的挑战

这种预设门槛的难度，几乎昭示了拍摄的种种困境。王全安承认，《白鹿原》很难拍，“这么大的篇幅让它合理地归纳到电影里面来，让电影和它洋洋洒洒的文字所匹配，还能成为一部有特点和独立的作品，这对导演的手艺是一大考验”。小说涉及的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其厚重、其意义，都足以令改编者战战兢兢乃至望而生畏。

还不能忘了《白鹿原》自诞生之日起掀起的种种风波，1997年5月，天津评比“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就有相关人士指示，不可以再宣传《白鹿原》，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一些评委也认定书中关于政治斗争的若干描写可能引起误解，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性描写也需要加以修改。而这些部分也恰恰是如今电影化《白鹿原》不可回避的难点。这些当初的禁忌，如今在电影创作领域，依然需要相当技巧才可能突破。

3. 年轻人真的了解《白鹿原》吗？

如同王全安对比他与当日拍文艺片的张艺谋，“那时都是为电影厂拍片，影片制作、发行等方式与现在有很大不同，20多年过去了，现在制作电影时更突出个人化的视角和感受。”等到王全安版《白鹿原》正式启动投拍，市场环境与观众早已不是1993年小说诞生时的面貌。在首次发出《白鹿原》开拍的新闻后，业界就有声音在问王全安，这究竟是一部商业大片还是一部文艺电影？当这种二分法已然变成惯例，它面对的是一批更年轻的观众群，有一个颇有趣的细节，《白鹿原》在陕西白鹿村拍摄时，曾组织过一次媒体探班，记者在交谈中发现，尽管《白鹿原》小说被称为影响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但有不少年轻同行并不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更有人甚至没听过这本书，与之相对应的是发布会上主办方郑而重之地将电影拍摄赋予的深刻文化意义。不能忽视的还是制作成本的压力，电影辗转内蒙古海拉尔、陕西白鹿村，制片方在陕西还反季节种植三百亩麦田，在海拉尔买下了几百亩麦田，剧组300多号人日常消耗大约需30万。

4. 禁忌，到了电影也一样是禁忌

等到一切完成，王全安依然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阶段——电影何时公映一拖再拖，即便是《白鹿原》入围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的版本，王全安就已然作出了极大的妥协，他说，从作品上来说这是一种悲哀，但是出于对制片人的责任和对朋友的内疚，还是作出了很大让步。尽管影片被外媒批评结构不连贯，导演技巧无法支撑其完成宏大叙事，但王全安认为，《白鹿原》最终能跟观众见面就已经是进步，而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接过这个任务并完成它，已令自我满意。

话剧《白鹿原》影像化的第一步

2006年，有着中国话剧舞台上几乎最好口碑的林兆华，执导了这部号称民族史诗的作品。从小说到电影的多舛命运，在改编成话剧之时也是如此，排演历时四年之久一波三折。值得一说的濮存昕、宋丹丹、郭达全程陕西话对白，保留这原著味道也能让普通观众听懂，他们都称得上是尽责的舞台艺术家。只是稍有别扭的是，作为故事里将两大家族搅和得鸡飞狗跳的浪荡女子小娥，由当时已经45岁“高龄”的宋丹丹来扮演，可以说毫无神采且味如嚼蜡。舞台的魅力在于即时性，同时它也是无法特写的艺术，所以当宋丹丹以风骚形象出现时，台下的观众并无大碍，经过短暂的不适之后也会在剧烈的戏剧冲突下逐渐入戏，忘记这个小品喜剧演员一贯的形象。话剧中的老腔、秦腔唱段也分外迷人，夸张而又自然，血性而又厚重土气，那自然不是普通专业演员可以胜任的。
《白鹿原》进度表

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西安电影制片厂打算拍摄。

1997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传出张艺谋将执导电影版。

2002年西部电影集团与陈忠实签订买断该作品电影版权的终身协议，投资5000万准备拍摄，并确定王全安作为导演。

2003年编剧芦苇完成初稿。2004年获得准拍证，2005年剧本立项，但此时因剧本改编与资方分歧导致拍摄搁浅。

2007年片方宣布将于10月开机，但原定导演王全安与制片方意见相左辞导，后传出电影将改由姜文导演。而同年8月，《白鹿原》剧本第四稿在京举行的高层专家论证会上，又遭到诸多专家的批评，拍摄计划再度搁浅。

2010年西影撤资，王全安新组建的光影先锋公司成为《白鹿原》最大投资，9月9日，剧组在京举行开机发布会。

2011年1月30日 《白鹿原》于陕西合阳杀青。

2011年8月电影完成三个半小时初剪版，原作者陈忠实观片后表示后认为，《白鹿原》是这些年长篇小说改编电影中最成功的一部，但一些带有脏话的台词和情欲戏可适度修剪。

2012年2月《白鹿原》参加柏林电影节，删剪为160分钟。

王全安说：我尽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把这个电影在表达小说的时候尽量得体，在艺术范畴内达到最好的标准。当电影剪到三个半小时的时候，我认为已经接近比较完满的版本。但是现在这个版本是两个小时四十分钟，有很大的损失。作为导演来说，我愿意接受这个妥协，但是还有很大的损伤。然而这个电影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能够去参赛，我愿意接受付出的代价。

Station2 北京

北京四处都散露出庄严之气，或许与政治有关，电影的口径与机会总在这里产生，当王全安拿着五个小时的版本到这里时，直接被否，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三个半小时初剪版，或者可以称之为导演剪辑版。这是电影的第一次公开展示，各界名流蜂拥而至，王全安期待的结果出现了，人人兴奋不已，我们称之为：交口。

检验白鹿原初看《白鹿原》

一场绵长的叹息

闻说在柏林放映的《白鹿原》风评不好。“应该叫《白鹿原之田小娥外传》”和“结尾草率”大抵是我所听闻到的主要两点诟病。可不是么，饰演白孝文的成泰燊在谈到删剪的时候表示自己都快疯了，因为白孝文的最后结局全被剪掉了。

且不论删剪版到底还剩几成功力，但我所看到的3小时20分钟的《白鹿原》确实是极好的。

某个傍晚我被告知，因工作之便我得到了一次提前观看《白鹿原》的机会，是获得陈忠实、铁凝、戴锦华等人盛赞的那个版本。北京的冬夜寒风冽冽，赶去观影的路上却毫无所觉，期待是显然的，却更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微妙情绪：就像去慕名拜会一位久负盛名的大师，你满腹疑惑要等他解答，却又担心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过是一介平庸的江湖术士。

如此反复脑内纠结之中，我坐到了银幕前，准确来说是一面白墙前。观影地点是王全安导演的工作室中一个宽广的客厅，据介绍，当天放映的是还未做好配乐的三个半小时版本。

拉上窗帘，隔开窗外的灯火与月光，厅中便漆黑一片，随着投影仪的运作，电影开场了。刚刚我还在和同行的女同事一起窃窃私语，忽然听到一阵阵风吹麦浪的声音便安静了下来，那就是从陕北平原上传来的声响，摩挲得人心里很熨帖，和屏幕上翻滚着的金色麦浪一起，有一种强烈的美感冲击。金色麦田在影片中还多次出现，年幼时的白孝文和黑娃在其中追逐玩耍的戏份，将逆光拍摄运用到了极致，充盈着温暖，让人感到黄土地特有的踏实。

不得不说的还有秦腔，吼天撼地，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声“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道尽“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须生的激昂悲壮”，也喊出了陕北农民的魂。

影片的后半段节奏紧凑高潮迭起，但观影过程中我整个人很压抑，因为影片中展现的残酷的历史与人性。每个人物都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走向荒谬或者是悲剧的命运，没人能改变。混乱的时代大背景里，即便只剩下一丝清明理智也是难能可贵。

片末，身旁的同事姑娘捏着我的胳膊，低声说“好压抑”。没错，压抑、沉郁、踏实，这是影片给我的感觉。银幕上的历史长卷经过多少沉浮和万千气象，都归于黄土，镜头中渐渐拉远的白鹿原，沉入一场绵长的叹息。
送审白鹿原《白鹿原》审查记

一场没硝烟的战争

电影的审查制度，对中国导演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尴尬的命题。《白鹿原》在制作完成之后，仍旧经历一个漫长的等待期，这个等待期和广电总局的审查紧密相关，这个时期，一度传出《白鹿原》无法过审的消息，导致这个曾被视作冲击今年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有力选手也没去成奥斯卡。很重要的一个疑问是，《白鹿原》究竟在等什么呢？为何审查时间这么长？这是一种对抗还是在剪与不剪之间周旋？导演心中的标准和底线是什么？也许这些都是无法言说的故事。

《白鹿原》剧组在审查阶段的敏感时期也不时地在回应外界关于“《白鹿原》为何迟迟不上映，或不能上映”的疑问和猜测，《白鹿原》的宣传周先生的澄清力度也不太给力：“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在等确切的消息，因为《白鹿原》不同于其他电影。此前一直不让拍，后面允许拍了，会有很多方面的事情需要考虑。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正在推进电影的审查进度，预计后面会比较快了。”

正当大家对《白鹿原》的搁浅呈现淡定之势，1月31日，柏林电影节主办方在官网上宣布最后一部进入主竞赛单元，竟然是《白鹿原》。该片制片人王乐第一时间出面接受采访，透露“电影终于完成了长达7个月的审查和修改”，只是导演王全安一直没有献声，一直到柏林电影节《白鹿原》首映。

在外界对删剪内容对成片效果的影响议论纷纷时，圈内却传出《白鹿原》其实并未过审就参加了柏林电影节，就此事王全安已经正式回应，《白鹿原》是通过了审查才到柏林参赛的，但是电影距离最终上映，仍旧前路漫漫。而当初透露该片已过审的《白鹿原》执行制片人王乐表示：“我原来说的话，我负责任。”

据悉，该片主演张丰毅看了参赛版“一夜无眠”并与刘威一起取消了所有媒体采访，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剪成这个样子？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盛赞白鹿原

徐克：太震撼了！

铁凝：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小说是个大作品，这部电影的艺术也是个大作品。

赵季平：我觉得这是一部无论如何都会留下去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部可以留给历史的电影。

李银河：觉得真挺震撼的。我感觉真的，能把这么长的一个长篇小说弄成这样，很不容易太了不起了。这个整个是一个史诗，我觉得史诗的味道出来的，真的是一个史诗，挺好的。

崔健：很好，非常好。比我期待的好。这个电影已经超越了很多东西，电影它自然的生命力已经很旺盛了。我觉得导演在做编剧的时候就一直在修炼，修炼让电影局能够接受，我觉得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个电影把要讲的故事都已经讲完了。

洪晃：我觉得挺好看的。反正我是在时差的状态下，所以为什么进来就要了一杯咖啡。我听说刚才导演说三个多小时的电影，我心想完了特别想崩溃，但是看完了过后觉得没事，真的。

Station 3柏林

柏林的热情似乎与德国人的刻板印象充满了强烈的反差，人们很难相信，如此一个理性的地方正在举办一次关于电影艺术的盛会。这是王全安的福地，他在此拿过金熊，也拿过银熊，然而当他踌躇满志地把他生命中最有力的作品拿出来时，他发现事实与想象的总差那么一点，他没有如愿以偿，也似乎在预料之中。
真相白鹿原 《白鹿原》的成败得失

用秦腔告诉你我们的历史若拿陈忠实获得茅盾文学大奖的《白鹿原》与王全安的这部最新作品比较，意义不大，就像合欢之下的顽童，这自然是拜其父母所赐，但无论是茁壮还是孱弱，路只能在其自己脚下。说到底，这部电影的真正作者还是那个在陕西长大，演而优则导的王全安。

对女性的兴趣与隐喻王全安与第六代一个最大不同是，他对乡村的兴趣始终不减。另一特色是，他对与之相对应的性别——女性也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

且不论陈忠实对田小娥的书写，会饱蘸怎样的中国情愫。在王全安这儿，这个能抬脚就能蹬上的破鞋，正如影片开头在风中鼓荡的麦田一样，等待被人收割。本来怀中曾有过白孝文的骨血，但临了还是母子并不平安地压在一座塔下。这让我想起周云蓬的一首歌《不会说话的爱情》，其中有一句是“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周云蓬将欢爱比作收割，也算是妙论了。而田小娥最大的喻体，还是国人数千来年，赖以存活的土地。但这已不再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喜人场面，而是逐渐的干瘪、委靡，直至荒芜。

乡村化的滚滚红尘

电影《白鹿原》以极其克制的镜语，尽力去风格化地表演，用历史告诉未来的胸襟，如凿穿石壁般的风骨，镌刻出华夏苍生近半个世纪的民族秘史。这里没有骄傲，只有日复一日的任筋骨松散。这里甚至没有眷恋，只有背井离乡时的仓惶和凄然。喜欢白孝文背靠在舞台前方，默默地抽着烟，他一身戎装，却依然颓唐。他刚刚下令枪决了他的兄弟，在这之前还推掉了老父亲白嘉轩要求其传宗接代的重任。在我看来，这个变卖前程、不计后路的白氏宗族之长孙，是真正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也正是白孝文与田小娥，坐上黄包车，貌似甜蜜的出游，为我们难能可贵，又绝无仅有地勾勒出中国乡村式的颓废感来。这是中国影坛极为罕见，必须正视又不忍正视的乡村风景。

第五代的弑父情结

相信待这片公映后，有识之士会发觉身处第六代的王全安是与第五代最为接近的一位导演。电影《白鹿原》所呈现出的家族史，以及见微知著的宏大叙事，都与第五代在遥相呼应。但更深的题旨，是第五代在背负传统巨荷时，所流露出的弑父情结。电影《白鹿原》里最典型的一幕，也就是黑娃割去其父鹿三辫子的行径，并直接造成了鹿三自谥的景观。而《白鹿原》走得更远的地方，还在于影片还有着“杀子”的一幕。这种杀父杀子皆罔然不顾的作风，在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里也有所表露。

其实在电影《白鹿原》之前，王全安就不耽美于将个体记忆去标明时代焦痕的做派。他尽量去表现他并不熟悉的生活，他适可而止的想象力让他的电影，能突破一人一事的桎梏，而放手进入一个更宏阔的天地苍茫。电影《白鹿原》展现了历史和个人交缠之时，既互相捆绑，又彼此遥望的胶着状态。至此，那个掷地有声的秦腔吼出的黄沙漫天，不仅仅是陕北，也是中国。
失利白鹿原

柏林失利原因分析 为什么是银熊？

这部在国内小范围内放映，并饱受好评的时代巨制，在柏林影展场刊中的评分并不乐观。两家英国媒体《伦敦晚报》与《视与听》给出了三星的评价（满分四星）。《综艺》评价影片“188分钟的家族传奇有些沉闷，晦涩的角色塑造与不温不火的叙事难以支撑起史诗的格局”，《好莱坞报道者》则激烈批评《白鹿原》“无聊，缺乏情感力量”。

先不论柏林的《白鹿原》版本与王全安的本心愿望是否有距离。也不论意大利电影宿将保罗·塔维安尼的《恺撒必须死》是否深入到戏剧与人生的高端命题。回到《白鹿原》这儿，这样一部讲述中国人所独具的价值观和生存理念的影片，已与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狠狠地拉开了距离。浓烈的父子冲突，既张扬又不能绽放的情欲世界，以及被中国特有的历史车轮所裹挟的芸芸众生在黄沙间的浮沉跌宕。都在要求西方的电影人乃至电影学者，对这块神奇的土地，不仅要有审视的眼光，还必须有真挚的情感，方能读解“土地”对华夏民族所带来的极具涤荡感的悲欣交集。《白鹿原》所呈现的是一个独立的东方，一个不愿妥协的九州方圆。

好在，《白鹿原》拿到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摄影奖。这部纯粹中国的影片，却给予了他们德国的同乡，德籍摄影师卢茨·赖特迈尔。不免令人哑然失笑，那就一笑置之吧。

《白鹿原》影视改编的瓶颈

1992年底，《白鹿原》在《当代》第6期刊出上半部，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热切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当即表示有意将之搬上银幕，并说要拿《白鹿原》为他的人生画个圈，至今未能践行。随后，《白鹿原》陆续被改编为长篇连播、秦腔、陶塑、连环画、话剧、方言广播剧、舞剧等艺术形式，但影视剧的改编却艰难而迟缓。改编的难点在于如何解决原著中某些政治观点的艺术再现与改编者对原著文化精神的忠诚度等问题。

原著的主题与“政治问题”

《白鹿原》成为经典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白鹿原》小说发表后，赞之者誉其为“民族史诗”、“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非议者指责它有“倾向性问题”，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性描写暴露等，参与茅盾文学奖评奖也障碍重重，著名评论家陈涌研读了作品及陈忠实前期的作品，指出“作品（白鹿原）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必须修改后参评。1997年底，《白鹿原》修订本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02年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白鹿原》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关于作品存在“政治倾向问题”的争议逐渐平息。

新时期以来，还没有哪部长篇小说的改编受到过《白鹿原》这样的挫折和重视。1993年底，《白鹿原》曾被广电部列为影视禁拍作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王枫说：“《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小说获茅盾奖后，陕西剧作家丁纪龙征得陈忠实同意将《白鹿原》改编为秦腔，2000年11月，秦腔《白鹿原》在西安秦腔艺术节上演出，效果相当好。2006年5月31日，话剧《白鹿原》在北京首都剧场首演，历时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终于将长篇小说《白鹿原》搬上了话剧舞台，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7年6月7日，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创的现代交响舞剧《白鹿原》在北京保利剧院公演，效果很好。

这些艺术实践鼓舞了影视人对《白鹿原》的信心。《白鹿原》改编的消息在媒体上传播了十几年。小说出版不久，西安电影制片厂就以不到3万元的定金买下了《白鹿原》的影视拍摄版权，后因各种原因被搁置。2002年，西部电影集团正式与陈忠实签订了买断该作品电影版权的终身协议，但上报过程并不顺利，2004年获得准拍证，2005年获得剧本立项。编剧芦苇2002年着手改编，翌年拿出了第一稿，2007年7月第四稿脱稿。电影总制片人、紫金长天传媒集团总裁王庆勇表示要把《白鹿原》拍成一部“艺术史诗片”。然而，8月2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与西部电影集团主办的电影《白鹿原》“创作高层专家论证会”在京举行，对芦苇的第四稿进行论证。为电影剧本举行专家论证会的事，在国内并不多见，专家们一致认为，《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性的作品，也是一部主题思想深刻丰富、情节结构宏大复杂的现实主义优秀之作，更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挣扎、抗争、奋进命运的史诗。改编成电影是大家期待的一件大事。

芦苇的第四稿根据电影叙事的要求，对原作的故事线索、人物、情节进行了删节、集中和改造，主要人物由20多个删减至7个，朱先生和白灵被删去，结构上以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及白孝文等男人的关系为主线，剧本没能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评论家何西来认为，剧本的史诗艺术氛围和史诗的胸怀整个是缺失的。

小说中朱先生、鹿兆海、白灵被称为“白鹿精魂”，白鹿精神集中体现在这三个人物身上，而且朱先生和白灵是小说中少有的有生活原型的人物。朱先生的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白灵的原型是革命烈士张静雯，早年参加革命，在西安的学生运动中痛打戴季陶，1935年秋，在陕甘宁边区的肃反运动中被活埋。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直接关涉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党内某些历史问题的评价，删去这两个人物，《白鹿原》故事性更强，矛盾冲突更加集中，但维系关中民间精神生态系统的白鹿精神却无法得到完整的体现，原著展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影视改编的瓶颈所在。

现阶段，政治标准依然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原则。小说《白鹿原》发表之初就有人指责其有“倾向性问题”，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传说有人要“封杀”它等。有的文章从单纯社会、政治角度批评“《白鹿原》因对革命斗争中某些‘左’的弊端和错误行为的反思失衡”，“导致了对革命斗争本质的历史文化阐释的失误”。这些评估早已超出了文学批评的尺度，更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他诸如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等批评和指责也一直影响着《白鹿原》的评价和影视改编，小说因此在官方评奖中屡屡受挫。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白鹿原》在评议中出现分歧，评委会分成意见对立的两大阵营，致使本届评奖延迟两年之久。最后，陈涌反复琢磨原著，在评委会上拿出正式意见：“作品在政治上基本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评委会意见达成一致，但要求作品修改后才能参评。评委会提出的修改意见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起误会，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

《白鹿原》修订本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影视改编再次被提上日程。芦苇的剧本删去朱先生这个人物与政治敏感问题的荧幕再现有很大关系，小说有上下文，而且可以反复阅读，电影在影院放映时，画面、台词转瞬即逝，观众根本来不及回嚼，但印象和影响却深刻而久远。其次，影片走向世界是制片方的理想，而这种政治敏感甚至可能产生“歧义”的人物语言，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用“鏊子”比喻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以及朱先生关于“公”和“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讨论，他称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卖荞面”与“卖饸饹”的关系，两党的争斗是“公婆之争”，说国共两党的成员“都不是君子”等内容，在改编中也成为需要回避的政治敏感问题。朱先生是白鹿原的圣人，遗世而独立，超然地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透视白鹿原上的革命运动和党派之争。删去朱先生这个人物又不能很好地表达原著精神，这是剧本多次修改都没能通过审批的重要原因。

曹禺在谈到剧本创作时指出，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要写出生活实感。电影和小说艺术欣赏的环境不同，小说阅读是个体行为，读者可以坐在房子里慢慢读，慢慢思索回味；电影欣赏是群体或大众行为，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同一影院中欣赏，所以要注意电影的艺术效果。电影欣赏的现场感使观众情绪紧张，观众的感受和印象更加强烈深刻，来不及思索回味，因此电影要求政治立场和主题明确，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简练。

原著精神与电影的艺术规律

芦苇的剧本整个结构的组合和展开以田小娥的戏为主，而田小娥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等男人的关系在小说中写得很精彩，但不是主线。原著中体现史诗性和原著精神的人物是白嘉轩，剧本中白嘉轩的戏不是主线。影视改编的关键在于怎样坚持唯物史观去把握原著精神。论证会上，有专家指出电影与小说具有不同的审美品格和表现方式，强调尊重电影自身的艺术规律，用电影的方式展示时代风貌、民族命运、人民精神，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评论家康健民认为，要用电影特殊的语言把小说的精髓表现出来，既是再创造的过程，也是探索和创新。电影评论家李兴叶认为，电影是拍给那些没看过小说又知道这本小说的观众看的，田小娥为主线的故事要把人物性格内涵与原著精神衔接好，不能写成一个风情故事。田小娥这个人物再深度开掘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应该更丰满更有个性。评论家郭运德认为田小娥是旧中国被压迫、被欺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她身上有人性光彩、特有的地域风情和女人的魅力。评论家张陵认为剧本可以更加突出田小娥的正面色彩，充分展示这个处于动荡时代的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评论家康健民则认为，田小娥只能作为一条暗线，还应有明线，那就是描写更加波澜壮阔、色彩斑澜的历史生活。

剧本对黑娃和白孝文的处理争议也比较大。评论家雷达说，不能把他完全作为土匪、草莽来理解。黑娃的阶级意识是很强的，不过他是个自在的角色。这个人物写好了非常有光彩。专家们指出剧本对白孝文的人格缺陷和性格的复杂性、两面性表现不够，却过多渲染了他的阳痿，人物处理得很模糊甚至有些乱，这说明改编者对这个人物的思想内涵还要进一步思考。另外，小说中的性描写如何搬上荧幕、如何体现性在小说中的文化意义与生殖崇拜，也是影视改编的难点。比如田小娥拉黑娃上炕那段性描写突出表现了女性在性爱过程中的主动性，表现了田小娥大胆追求人性解放的反抗精神。这一创作意图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在荧幕上实现，对编剧、导演和演员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陈忠实曾说他希望电影含蓄表现性描写。

《文艺报》总编辑范咏戈强调要尊重改编者的自由。1940年，曹禺着手改编巴金的《家》，他说：“应该把改编看做是一种创作性的劳动，改编同样需要有生活。改编者必须尽力理解原著精神，融会贯通，通过自己亲身的体会，把它写成既能传达原著的精神，又富于戏剧性的剧本。只有把原著加以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改编的剧本才会有生命。”⑧他觉得自己对《家》的改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改编是创造性的劳动，完全背离原著精神的改编，是对原著和观众的不负责任。只是照抄原著中人物的对话、情节和结构，表面上看来很忠实于原著，但没有影视剧本的特点和魂魄，这样的改编很难创造出影视艺术精品。2010年6月，芦苇改编的《白鹿原》剧本第七稿终于通过审查论证，电影进入拍摄阶段。看来来自外界的过多干预不利于影视改编者艺术创造性的发挥，我们期冀影视改编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能够获得更大的艺术表现空间，改编者能拥有更大的艺术自由。（以上据网络文章）

芦苇揭秘《白鹿原》的坎坷路

　　王全安与娃娃演员合影。

　　片中，农民抢收小麦。

电影《白鹿原》敲定9月13日全国公映，让陕西众多影迷感慨：期待已久的《白鹿原》终于将在大银幕上见到了。对影迷来说，《白鹿原》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对编剧芦苇来说，却是有着一份厚重的感情。他曾受邀成为剧本编剧，写剧本七易其稿，还带着项目到处游说，并推荐王全安担任导演。尽管现在《白鹿原》的剧本是王全安自己后来写的本子，但芦苇确实是电影《白鹿原》背后不能被忘记的人。记者近日在西安采访了芦苇，听他揭秘电影《白鹿原》的幕后故事。

导演换了好几个

从陈凯歌到张艺谋再到王全安

1993年，长篇小说《白鹿原》问世，评论界和读者都给了热烈的反馈。早在小说风靡的上世纪90年代，当时身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就准备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请来了同在西影厂的编剧芦苇。

虽然生于北京，但芦苇一直觉得自己是陕西人，接到拍《白鹿原》的任务，他感觉意义重大：“我们都是陕西人，对乡土都有自己的情感，提到这个题材陕西人都会热血沸腾。”他接下了电影《白鹿原》的编剧任务，但确实几经坎坷。

“最早希望吴天明来拍，后来因很多原因没拍成。我带着这个题材在电影圈到处游说，希望有人能把电影拍出来。我找过陈凯歌，专门请他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来过一次。”

芦苇告诉记者：“陈凯歌当时正在做别的片子，时间协调不过来。我后来也找过张艺谋，一开始他说考虑考虑，后来他接下了2008年奥运会总导演的任务，忙得不可开交。我之前看过王全安的《惊蛰》，感觉他把农民的质感拍得很好。于是推荐了当时还算年轻导演的王全安，希望他能执导这部电影。”

在推荐了王全安后，电影依然无法顺利启动，2005年因为资金无法完全到位，《白鹿原》不能立项，组建好的《白鹿原》班底只好先做了《图雅的婚事》，芦苇是编剧和策划，王全安是导演。正是《图雅的婚事》让王全安在柏林拿下金熊奖，也为后来的电影《白鹿原》做了积累，直到2010年9月《白鹿原》终于在北京顺利开机。

剧本写了好几遍

5年时间7易其稿

芦苇的作品，被拍出来的几乎部部获奖：《活着》《霸王别姬》《黄河谣》《秦颂》《图雅的婚事》。作为电影《白鹿原》曾经的编剧，芦苇告诉记者他用5年多时间先后写了7稿。

《白鹿原》的原著小说洋洋洒洒写了50万字，从清末写到解放前，人物众多，故事情节复杂，如何用电影讲述这样一个纷繁浩大的故事是编剧的一大难题。芦苇承认，将小说《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剧本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白鹿原》出场人物上百个，情节错综复杂。要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要将50万字的小说凝结成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难度可想而知。剧本中，我将出场人物缩减至7个，主要围绕白嘉轩、田小蛾、黑娃、白孝文、鹿子霖、朱先生等主要人物展开。”他告诉记者：“我为这个剧本陆陆续续写了5年多，2008年以前一直是我在弄，剧本前后写了7稿。”

说起导演王全安，芦苇表示：“前几年是我推荐王全安做导演，因为我看过他执导的电影，很有深度。他对电影的把握有独到见解，我相信他的能力。”芦苇也看过王全安自己写过的剧本，他的感觉是“王全安有他自己的理解”。

电影有厚重一面

陕西民俗和场景很讲究

谈及现在的电影《白鹿原》，芦苇告诉记者：“现在，王全安和张小可他们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他们这个班底都是自己弄起来的，总之很不容易。他们自己找的投资方，片中的陕西民俗和场景也都很讲究。”

电影《白鹿原》在去年拍摄完成后，曾组织一批文化界人士看过最初的版本，当时芦苇也看了片子。谈及看完后的感受，芦苇坦陈：“王全安用的本子和我原来的有很大差别，他有自己的理解，电影有厚重的一面。要我来评价确实不太合适，影片对陕西的很多民俗和拍摄场景还是很讲究的。”

问及该片市场话题时，芦苇表示：“这个不好说，咱只是做编剧的工作，这个要看西安观众对影片的认可程度，要看市场的最终效果了。”（西安晚报记者 曾世湘 实习生 姜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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